大，你的脾性可大改了，有人背地里问我，你大是不是信佛了?头我过门儿的时候，娘家人还怕我受气哩，说摊上个脾性犟的公公，难伺候。这阵儿我回去常对他们说，放心，我公公待人处世可好呢，八成是听电匣子学的，能上戏啦!唉，我这也算熬出来了。自打跟他过光景，生生当了几十年出气篓子!不怕你们小辈人听了笑话，这二年他没信佛，我倒想念佛啦。这死老汉老了老了变了个人儿，不残啦!他不残了。不能再残了!他一手一个，慢慢地把挡在头前的两个人分开，走到大贵儿跟前。他也蹴下了。当中摊着那张上等的狐子皮。大贵儿!啊?卖狐子皮哪?啊，啊……大贵儿惊得像见了鬼。嘿嘿，做了亏心事嘛。人一亏心，光景好也不安生。这张皮子不错嘛，咋卖不出去呀?啊，不晓得咋……价定得太高了?噢，兴许……嘿嘿，偷人的滋味不美气吧?一句囫囵话都说不成了。何苦找这份罪受?这张皮子，我买了!啊?来，咱们爷儿俩讲讲价!他把手褪回皮袄袖子里，递过去。大贵儿把手从皮筒子里抽出来，却一股劲地往后缩。两只眼睛眨巴眨巴的，嘿嘿，想嚎是咋的?他硬把大贵儿的手抓住了，拉进自己的袖筒。那手抖得厉害!你是卖家，先看看你的心思。唉唉，不能……能咧。你要个价儿嘛!好你啦，你老这是拿我耍……大贵儿强笑了。怪模怪样的。嘿嘿，狐子的笑。老汉我到底把狐子打着了。俩儿。咋是拿你耍呢?我真格要买嘛!早就寻思做张狐皮褥子了。安安生生地活它几年。咋?本庄人，抹不开面子?怕要价太贪了，亏心?这么着，我出个价儿吧!这个整儿，这个零儿!咋?他在袖筒里先攥住了大贵儿的大拇指头，又把两个正在哆嗦的指头捏在一块儿。十二块。不能出高了。高了，大贵儿说不定以为他真成了憨憨，愣是没认出来。十二块，也吉利，整一轮，猪年正好是最末一个。不怕大贵儿不答应。不少了吧?人可得学会个知足。可不敢太心黑了！咋?能……能咧，您老，咋都能咧……那就这么讲定了。我买下了。身边的人都在往前挤，一个个瞪着眼窝愣看。嘿嘿，看吧，看看老汉给他掏多大价。咱不是买狐子皮，是买个乐呵哩!他抓起那张狐子皮，站起来，只一抡，蹭着脖梗子，暖洋洋的。他的心窝里更暖。他真想一个大子儿都不掏，弯转身就走，看你大贵儿敢咋?当然，那就不美气了。就又残了。凭心说，用这个方子治治大贵儿，多少也有点儿残……也好，让他灵醒灵醒，往后别再闹那些歪的邪的了!他解开红裤带，从内衫插插里摸出两张票子，塞在大贵儿手里。一张十块，一张两块。咱们爷俩儿这就算两清了!大贵儿还蹴着不动，脑壳直往裤裆里扎。他弯转身子，又一次分开众人，走了。他听见后面一哇声地吵叫起来。咋?十二块?十二块钱倒卖了?啊呀，你倒球是精精还是憨憨?十二块!又不是银洋!这不是胡日鬼嘛!三十二块不卖，十二块倒宽宽地送了，你这是耍我们哪?没差儿，他就是耍咱们!他跟那老汉不晓得有什么关系!准有个说道!天底下还有这号人，安的叫什么心!也太残了!嘿嘿，残。这可不是说他。什么关系?什么说道?你们咂摸咂摸吧。我说大贵儿，你也得好好咂摸咂摸呢!他走了，像个打了胜仗的大将军。他真想随口唱两句。走出集市，上了来路，他真格哼起歌来了。信天游。词儿是信口瞎编的。信天游原本就是信口瞎编的嘛!说起这个事事儿真格奇怪，自个儿打了狐子自个儿掏钱买。说起这个事事儿真格稀罕，老汉我今天情愿当憨憨……他这是咋了?他这么做，图个什么?嘿嘿，解不开!真格解不开!注：①残，陕北方言，用以形容人的品性，含意较广，除“残忍”等一般解释外，有时还表示狠、厉害等意思。原载1983年第4期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李杭育一褚县的西北角，葛川江入海口喇叭湾南岸，有一处稀奇古怪的地名：沙灶。两百年前这儿还是一片汪洋。县志上说，大约嘉庆年间，海水日渐退落，留下这片龟背似的海滩。“庚子”事变后，为防范洋人自海口侵犯，道光皇帝派来镇守使，下令沿海岸筑起长堤，垒了炮台，驻了官军。从此，生荒地上有了人迹；十万民工在沙滩上垒灶搭锅，地方也由此得名。那年头人死便当。海堤筑起了，蚁群般的十万民工却所剩无几。幸存下来的后来大都做了私盐贩子。沙灶没别的出产，只好有啥卖啥。然而，即使这样一片荒芜、贫瘠的沙丘，也成了那些为生计所迫的灾民千里寻觅的宝地。每年都有大批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沿葛川江漂流而下，来这儿碰碰运气。移民们在海潮和瘟疫的袭扰下蚕食般地开垦土地，在这片只长着茅草的盐花花的沙滩上，开辟出几百里大小河道，修复了海水冲毁的大堤，年复一年地耕耘、种植、收获，靠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本领生存下来，繁衍下去。一百年惨淡经营，几代人含辛茹苦，血做了肥，沙成了土，如今的沙灶倒是块绿洲了。沙灶方圆百余里，从地图上看，恰似一把折扇，海堤上任何一处河口相距乡中心的沙灶镇都在五十里上下，而那十几条由沙灶镇直通各处堤闸的运河则像一根根扇骨子。沙灶镇像是那扇轴，抵着航埠山。那是褚县仅有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山，从前曾是喇叭湾南岸的渡口，如今海湾向北推移了几十里，它失去了早先作为船埠码头的身份，而它脚下的沙灶镇因此而繁华起来。小镇北门外的港湾里每天都有几百条拖轮和水泥驳船停泊、出入，码头上传呼的哨子和船工们沙嘎的叫骂震天价响。沙灶有多少吃弄船饭的谁也估不了数，只晓得乡里的交通运输差不多全靠星罗棋布的河湾港汊和这帮常年在船篷下开锅的汉子。他们拉走了乡里的谷物、棉麻、蚕茧、甘蔗、瓜果，再从城里捎回农具、化肥、砖瓦和各类日用百货。这些年搞了责任制，乡里人家普遍进账不少，城里货越来越多，乃至电扇、电视机、照相机这类“花钱不长肉”的货色，也开始踏进乡下人门槛了。当然，全乡各社队的贫富还很不平衡。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只需坐船从沙灶镇往海堤走一趟，就很容易看出，越往北去，离海湾越近，土地的盐渍越重，庄稼长相越差，沿河岸所能见到的瓦房越少，草舍也越见寒伧。乡里人管瓦房叫屋，草房叫舍。沙灶本是海滩，土质松散，不像褚县别的地方可以用黏土夯墙造屋，所以，此地要么造货真价实的“屋”，要么就只有像一堆牛粪似的草舍。这些草舍苫得很马虎，因为缺木材，连顶梁都是用毛竹代替的，天长日久，多半草舍的顶棚都凹陷下来，远看像条搁浅的破船。但那些屋却考究得像是新嫁娘子的梳妆匣，特别是它们的外部装饰，叫外乡人看了好不新奇———屋的外墙一律用墨汁或者锅底的烟炱涂得上下漆黑。屋檐下和山墙上，又在这片漆黑的底子上，用五色油彩画满了仙鹤、鹦哥、白梅、红莲、龙凤、云彩、蟠桃、浮屠、“年年有余”、“喜上眉梢”等等，全是乡里乡气的花鸟漆画和掺杂着佛、道及神话题材的吉祥图景，画得桃红柳绿，龙飞凤舞。本来，画钟馗是为了避邪，画寿星是想多活些寿，无非是讨吉利，祝平安。但乡里人迷信，对此就格外讲究。沙灶的风俗，谁家造了屋，都要摆八桌大菜，请来画匠尊为上首，吃喝停当便当众动手描画，主人在一旁吹吹打打，一口一个“画屋师爹”，叫得战战兢兢，险些没把他当成招财纳福的神仙，摆上供桌烧一炷香了。眼下，全沙灶正经算得上画屋师爹的只有一个，就是六里桥的耀鑫老爹。二六里桥头有爿酱油店。老板娘桂凤嫁过三个男人。第三个也死得有年头了。腊月十八这天傍黑，耀鑫老爹肩头背着纤板，一步一歪地拖着一条空船从东乡回来，一进村便歇在桂凤屋里了。耀鑫本该坐这条船回来的，他儿子庆海吃过中饭就摇船接他去了。在回村的路上，爷儿俩为造屋的事吵得脖颈通红，因为老爹朝思暮想的是一幢画得漂漂亮亮的正正经经的屋，儿子却一定要造那种时髦的平顶二层洋楼，还说他已经把地基都铺好了。耀鑫又气又急，把儿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庆海也不示弱，骂不得他爹，倒把他爹心上的“屋”骂得好像连狗屎都不值。最后，耀鑫打了庆海一巴掌，庆海便赌气地扔下橹把，跳上岸自管自走了。这可苦了耀鑫，他不会摇橹，一摇就脱臼，没办法，只好背纤拖船。这一路真要了命。耀鑫六十出头了，比一般乡里人长得嫩相些，脸孔老长，眼睛老是眯着看人，鼻子挺刮，显得人很振作，下巴刮得清清爽爽，不像别的老头子蓬乱，上面还沾着鼻涕。这会儿，他靠在桂凤屋里一张竹躺椅上，耐着性子等桂凤给他烫酒。桌上几盘刚炒的菜冒着热气，两双筷子已经面对面摆好。桂凤走路一步一扭，说话嗲声嗲气，好像还以为耀鑫不晓得她已经五十朝外，还把她当做早先那个腰身苗条、脸孔搽得喷香的小寡妇。看她今日的气色，还有桌上那双筷子的摆法，这屋里俨然是老夫妻对酌的光景了。桂凤的铺子有三间屋，堂屋做柜台，东屋睡觉，西头是灶间。灶间又用麻杆隔成两间，外间吃饭，里间烧火。桂凤是个勤快人，虽说是灶间，也拾掇得井井有条，叫人看着顺眼、惬意。但从外面看，她这幢屋却像一堆破烂了。墙头褪了色，漆画的油彩剥落了，花花搭搭的，就像十几只漆罐一同倒翻，泼在那墙上；屋顶上多半是碎瓦，为了遮漏，主人又在上边盖了一大块油毛毡，四边拿砖头压住，看上去很像补着块补丁，这就跟叫花子的屁股一个样了。可话说回来，它到底还是六里桥下头一幢屋呢!在它之前，这儿的人家清一色全是舍，连几户土改时划了富农的都没能掀掉头上的茅草。耀鑫还记得，他替跷脚百根画屋那年，桂凤还只有十六七岁，刚从航埠山南边嫁过来。成亲那天，村里乡亲都来看新娘子，都说是“癞痢讨娇娇”，跷脚佬配了个七仙女一般的小娘子。当然，她爹娘之所以肯把女儿嫁给这么个跷脚佬，是因为百根尽管脚跷，贩盐的生意却赚头不小。凭他钱褡里当当作响的洋钱，乡长的女儿他也讨得来的。镇反那年他和乡长一起被枪毙了。乡长是出了名的恶霸，百根则因为窝藏土匪。和平佬①黑皮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一天夜里找上百根，求他安排个窝。那时候政府有禁令，私盐贩不得了，而百根又是个赚大钱赚出了瘾头的家伙，嗜钱如命，收了金条，把黑皮藏到他的一爿货栈里。他当然没想到这会崩脑袋的。百根死后，村里人倒没有难为桂凤，一来因为她相貌讨人喜欢，嘴巴又甜，男人们对她发不起狠；二来她拖着个吃奶的娃儿，女人们更觉着她可怜。当然，要是想到这可怜的小寡妇后来会害得她们心神不安，六里桥的娘儿们当初一定不肯饶放她的。“来，大哥，别呆坐。”桂凤翘着兰花指头给耀鑫斟酒，说话的声调像是戏文里的道白，“大哥这阵子在东乡过神仙日子，怕是每天好酒好肉，吃得乐而忘蜀，今日回来，该嫌我这儿寒酸了呢。”耀鑫咪着酒，没去睬她。刚才跟儿子吵架，他心里窝着火，这会儿还在暗自骂娘呢。“或许大哥在东乡有了新户头。谁家的娘子呀?”“你少造点口孽!”桂凤觉出耀鑫有些懊恼，便搬出了她的拿手戏，唱起一段葛川腔的小调给他解闷：……三月阳春百花开，百花丛中妹子来，红颜娇娇舞翩翩，郎哥哟，你勿要性急把花儿采。……桂凤嗓音细润，唱得又有味儿，老耀鑫听来比酒还醉人。……腊月大雪飞天外，昔日娇花已衰败，枝头落下黄金果，郎哥哟，那是你存心把妹子害!……这一手果真灵验，耀鑫听着听着，不由得摇头晃脑也哼了起来。他是个爽快人，一开心，气也消了，火也冒出去了，仿佛竖起一支老大的烟囱。他咪着老酒，听着小曲，心想，桂凤倒真能治他呢，一扭身，一开口，娇模娇样，真叫他惬意得骨头都痒痒了。桂凤唱完了，又给他斟满了酒：“这趟回来，大哥总该多歇些日子。”“过了年就走。南湾还有好些人家等着我去，都早就来过帖子的。”耀鑫说得轻描淡写，桂凤却听得出其中的十二分得意。他这人爱听恭维，人家拿来一张红纸，写着几个歪歪斜斜的黑字，喊他一声师爹，他就乐颠颠地去了，就像皇帝老儿有请似的，收不收工钱都无所谓了。人家倒不会不给钱的，而且给得还不少。画一幢屋工钱少说一百块。有些人家更考究，连灶台也请他画了，钱就给得更多。乡里话说“做人两桩事，造屋讨娘子”。娘子保不定死了还好再讨，而造屋一生世一回足够了。一生世一回的好事，索性多花点钱，多画些景儿，里里外外一股脑儿吉利吉利。这半年，耀鑫足有千把块钱赚着了。三杯酒落肚，耀鑫的话比平常多了。他告诉桂凤，这趟回来他主要有两桩事要做：一是正式收下耀德家的庆元当徒弟，把他这门手艺传给后人，二是……是他想……耀鑫忽然支支吾吾起来，好像嘴里有一块嚼不烂的老牛肉。这第二桩大事是他想给自己画屋，了却他一生中最大的夙愿。差不多全沙灶的人都知道耀鑫还从来没给自家画过屋，因为他家从来没造得起屋。早些年，他家是队里最穷的一户，别说造屋，就连往舍上换换新草，他也不是年年都换得起的。本来，他嘴上挂了几十年的要给自家画屋的话倒不难兑现了，可他万没想到庆海和阿苗一点都不体谅他的心情，执意要赶时髦，要造那种眼下乡里的年轻人已经造起了几幢的洋楼。他当然明白，他这支笔是画不到那些洋楼上去的。不过，他还没死，这个家还没轮到儿子来当，何况造屋的钱有他一半，他不松口，看小辈们敢把他撇在一边不成。屋外忽然热闹起来，好像出了什么事，人声嘈杂，沸沸扬扬。“做啥?”耀鑫问，“耐不得了，要提前过年?”桂凤往窗外探了探头，喜滋滋地说：“今日是腊月十八，大哥，你回来得正好。”“腊月十八怎么的?”“甩火把嘛。”“甩火把?”“瞧你这记性!……啊，倒也难怪。二十年没甩了。今年不知是谁记起这老套头的……”这当儿，外头闹得更欢了。三昨晚那场雪还没化掉。田野上刮着温和的海风，像是从一个熟睡着的娘们嘴里呼出来似的。在一片草籽地里，全村的男女老少差不多都来凑热闹了。天黑了下来。孩子们怀里抱着一个个用茅草或者茭白草扎成的火把，急不可耐地等着点火。照老规矩，那个插在地上的大火把得由村里最体面的长者，或者大家公认的财运亨通的阔佬来点，称作点“万福火”。这是一项荣誉。老辈子的人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相传隋炀帝篡位后要娶他老子的两个妃子，她俩很不情愿，却又奈何他不得，只好推托说，在腊月十八夜里天地不分的时辰，若是天上飞过流星，方可从命。二妃虽有通观天象、善辨凶吉的功夫，却斗不过炀帝天生一个狡诈的脑瓜。炀帝降下圣旨，下令腊月十八夜里城里闹花灯，乡下甩火把。于是，这天夜里城乡一片热闹，“流星”飞得满天皆是，两个妃子不得不依从了炀帝。第二年，农家发现但凡甩过火把的田地，收成都比往年好，所以就年年甩了。解放后，政府号召破除迷信，加上平原地区柴草金贵，断断续续又甩了几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断了根。;今年不知是哪个老哥心血来潮，想起了这套歇了二十年的古老的把戏。偏偏队长又爱凑热闹，经他一张罗，村里的男男女女，特别是上了年岁总爱思古怀旧的老人、想借此机会跟姑娘们风流风流的小伙和只知道图个新鲜的孩子们，都一个不落地欢欢喜喜地来了。这么好的年景，解放三十年沙灶农家从没过过这么顺心的日子，家业兴旺得叫他们自己觉得像是做着一场美梦，不趁兴找些名堂乐乐，他们怕会憋出病来的。粗嘎的笑声在黑蒙蒙的田野上沸沸扬扬。乡巴佬的骂娘话说得有滋有味，逗人发笑。小伙们瞪大眼睛，黑暗中追逐着姑娘的身影。这类场合总是年轻人的机会。过去每逢开社员大会他们总会有所作为。眼下田地都承包到户，会不大开了，所以今天的机会他们哪肯放过?乡下小伙虽说不大懂得谈恋爱的窍门，但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哪位“妹子”讨人喜欢，他们还是弄得清楚的。不过，他们此刻有点不耐烦了，因为队长还没把够资格点“万福火”的老寿星祥龙阿爷接了来。小伙们骂骂咧咧地发着牢骚，骂队长“产妇娘放屁一本正经”，骂老寿星走路比老乌龟爬得还慢，活活叫他们大冷天站在野地里吹风。兴高采烈的人群站满了田畔地头，一个个穿得老厚，像一棵棵从地里长出来的卷心菜，粗壮，旺盛，兴奋得红光满面。“老乌龟”终于爬到了。队长搀着祥龙阿爷挤进人群的时候，乡亲们闹得更欢了。祥龙阿爷活得太执着了，今年整整一百岁，看样子还能活下去。有这样一位老寿星在，点“万福火”的荣誉自然非他莫属了。这当儿，祥龙阿爷神情庄严，颤巍巍地走到那支大火把跟前。他往衣兜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总算摸出了一盒火柴。老人手颤得厉害，哆哆嗦嗦地划了一根火柴，可没等他点上那个在火油罐里浸了半天的大火把，就被风吹灭了。第二根没划着。第三根又灭了。老人动作像木偶似的笨拙，老半天没把那火把点着。这可真急煞了众人。这时，人堆里走出一个穿米黄色滑雪衫的农家小伙，手里握着他新买的气体打火机，对老寿星行了个吊儿郎当的军礼，“阿爷，瞧我的!”只听得卡嚓一声，打火机蹿起一股火苗，大火把呼地着了。老人们没来得及呵骂那小伙明目张胆的僭越行为，急不可耐的孩子们便欢呼雀跃着奔向大火把了，霎时间田野上火光耀眼，千百个火把接二连三被抛向天空，恍如一束束焰火腾空而起，漫天火星飞溅……一个沙嘎的嗓门喊道：“火把甩得高，三石六斗稳稳牢!”“火把甩得高，妖魔鬼怪没处逃!”这像是对神灵的祈祷。老人们喊得格外起劲———“火把甩得高，九十九岁好活到!”“火把甩得高，子孙满堂有香烧!”小伙们喊得不大正经———“火把甩得高，郎哥妹子两相好!”“火把甩得高，明年快把娘子讨!”孩子们学着大人的腔调，也喊起了《火把谣》。不过他们最关心的是吃的———“火把甩得高，外婆家里有年糕！”……喊《火把谣》自古没女人的份儿，不然村里那几个长得太丑嫁不出去，并且还常常被一帮不大正经的小伙当做笑料的老姑娘，大概会喊“火把甩得高，老天给我好相貌!”或者“火把甩得高，叫那伙恶言恶语的小畜生舌头全烂掉!”四耀鑫和桂凤站在六里桥上，远远观望西边田野上飞腾的火光。耀鑫向来不爱凑热闹，何况他觉得这种乡巴佬的游戏不大文明。甩几个火把，扯着嗓门大喊大叫，实在又野又蠢。他是个画匠，跟种田郎不大一样，他的嗜好也理应文雅一些，譬如听桂凤唱唱戏文，或者对她讲讲这阵子在东乡为几户冒富人家画屋时见着的排场。不过他这会儿记挂着自家造屋的大事还没跟儿子摆平，实在没兴致跟她谈天说地。他觉着时光不早，该回家了。“看哪，大哥，大半爿天烧红了！”他没理会桂凤嚷嚷个啥，说了声“明日会”，撇下她自顾自走了。他两手背在腰后，步子不大，却走得风快。村里静悄悄的，连狗都跟去凑热闹了，只有几头不安分的公猪在圈栏里拱着、叫着。走过耀德家，庆元娘追出门来：“大哥，屋里坐坐。”“改天吧。我还没回家过。”“回家做啥?早着呢。庆海和阿苗都甩火把去了。”耀鑫拗不过她，只得跟她进屋了。再说庆元正式拜师的事也得跟他爹娘商定个日子。庆元娘像变戏法似的，眨眼工夫便给耀鑫端上了酒菜。她早在守候他了。傍黑那会儿听说耀鑫回来了，她就备好了酒菜，只是他在桂凤那里乐着，她不便打搅，只好守在门口候他，因为耀鑫回家得经过她家门口。“二嫂酒吃不得了。再吃怕要醉了。”“没的事!我有数，大哥海量。”“真的吃不得了。”“桂凤的酒吃得，我的就吃不得了?”耀鑫窘住了，只得硬着头皮抓起了筷子，不知怎么的，他最怕人家跟他提起桂凤，好像他真的跟桂凤干过什么偷偷摸摸的名堂，唯恐人家话中有话，拿他当老色鬼取笑。“二哥哪儿去了?”他没话找话地问。“陪老寿星甩火把去了。”庆元娘坐到一旁勾织花边，笑眯眯地看耀鑫喝酒。老寿星正是这娘们的公爷，也是耀鑫父亲的三叔。耀鑫、耀德本是同宗，是堂了再堂的兄弟。“耀”字辈里耀鑫排行老大。但尽管沾亲，庆元娘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她晓得沙灶的画屋师爹收徒的规矩很多，也很严格。她定了定神，试探地说：“这一年，大哥多关照庆元了，一定费心不少。”耀鑫客套了几句，接着便跟她谈起庆元正式拜师的事来。他的意思是，老规矩不能破，该做的仪式马虎不得，但也不必太铺张，送礼可以免了。如今这种事比不得早先他拜师学艺时那样大肆破费的排场了。他十三岁就跟着师爹走村串乡了。一年“试徒”到期，师爹见他聪明好学，人又本分，就正式收下他学艺了。“试徒”是条规矩，是沙灶的画屋师爹比之其他工匠们更神气的一条特权，因为“试徒”期内徒弟若是笨手笨脚，或者有手脚不干净的毛病，师爹便可随时叫他滚蛋，以免日后被这号徒弟坏了名声。在沙灶人眼里，画屋师爹是高尚的职业，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都不敢怠慢，所以，当爹娘的若是一心指望儿子能有这份出息，都情愿花双份钱让儿子拜两回师。前一回叫“认师”，一桌大菜三斗谷；后一回“拜师”就更讲究了，酒席上没有两头大猪是下不来的，因为这一回师爹的所有师兄、师弟全得请到，好像非得连这帮“师伯”、“师叔”们也一并认可了，小徒弟才可以到他们这个大家族来入籍，才算是这个家族的一员。眼前，耀德家的老三庆元便是刚满了“试徒”期，只等他爹娘跟耀鑫说好日子就好拜师了。日子说定正月初七，一来因为年前耀鑫要忙自家造屋的事，二来新年之初万事吉利。五一阵凉风吹来，耀鑫觉着脑袋清醒了一些。他这时才发现自己醉翻在路边，此刻正仰在一堆干硬的豆秸上。他记起刚才从耀德家出来是往回家的道上走的，可谁知他怎么会走到村外来的。夜深了，眼前一片漆黑，看不清附近有谁家的屋舍。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坐倒了，浑身软绵绵的，像是被抽掉了几根筋。今夜莫非野地里过了?……悔不该贪杯……为啥人家一说到桂凤你就沉不住气呢?难道你跟这娘们睡过觉?……庆海娘死后他就没沾过女人。他跟桂凤相好，常到她那儿坐坐，听她唱点什么。有时也呆得很晚。但这跟“叼野鸡”是两码事。他向来顾惜名声，何况这把年纪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也实在不成名堂。早些年，他也想过续娶。桂凤倒是处处叫他称心。想必她也愿意。那会儿村里也确实有人撺掇他明媒正娶，做桂凤的第四个丈夫。媒人张罗得差不多了，可事到临头他又忽然变卦，叫桂凤空欢喜一场。这桩事实在叫他顾虑重重。沙灶有句老话：“一夜恩爱十月胎，郎讨娘子为传代。”换句话说，要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讨娘子就不大正经，而在他这把年岁就愈发荒唐了。更叫他为难的是，儿子庆海，特别是媳妇阿苗，对这事高低不依，总以桂凤名声不好来阻挠老爹给他们讨这个后娘。阿苗甚至扬言要分家，如果公公执意要娶桂凤的话……其实桂凤也没做过什么丢脸的事，这一点耀鑫心里有数，不过是寡妇门前多是非。只因她嫁过三个男人，平常说话、打扮又妖冶了一些，人家就捕风捉影地拿她当破鞋了。“爹，您觉得孤单，要图个方便，我们也体谅……可桂凤是个什么东西?……有这么个后娘，您叫我们脸往哪搁?”阿苗越说越觉着委屈，索性哭号起来，“您别忘了，当初我嫁得施家来，没要你们一分钱彩礼，也没要……呜呜……我不图别的，图的只是您这份人家名声好哇!……”这些全是实情。他没忘了，阿苗过门那年，他家穷得债台高筑，连套像样的衣服也没给她做。那些年，沙灶镇上的砖瓦、水泥全是黑价，特别是木材，一块钱一斤，比肉价还大，一根椽子要卖七八块钱。乡里人算过账，造一幢屋，花的钱换做手表(那时候他们眼里没有比手表更值钱的东西)，恐怕能从胳膊一只挨一只地套到脚踝。这满胳膊满腿的手表，除了几户有靠头的，譬如有个儿子在城里或者部队上当个什么长的，乡里一般人家只在梦里套上过。这光景，画屋师爹自然成了摆设。别人都改行务农了，只剩下耀鑫独自一个还舍不得丢了他那个“师爹”的身份，仿佛是留着做种似的。他从小学这手艺，压根儿不会种田，如今也不肯屈尊俯就。不下地就没工分，口粮还打折扣。三年自然灾害后，乡里人家每况愈下，他只靠每年春节替人家写写春联赚几个酒钱，吃穿大半得靠儿子，过日子像是在挺死，挺过一天算一天。只是在阿苗过门后，家境才稍稍好了些。那些年，这个家实在是阿苗当着的。庆海是娘们手里的面团，由她捏着，而耀鑫自己则实在当之有愧。没有女人比阿苗更精明能干了。可阿苗是他的克星。不让娶桂凤不说，抽烟她管着，喝酒她限着，眼前，要造洋楼，又是她的章程，又捅着了老爹的心窝!阿苗要真是打定了主意，怕是什么也拽不转她了。耀鑫此刻坐在凉冰冰的地头，醉眼迷糊地望着空旷、昏黑的田野上一个晃动着的黑影，头一回省悟到自己也快成了阿苗手里的一团面了。地里那个黑影越晃越大，好像正朝他走来。是谁家的猪拱出圈了?还是他真的见着鬼了?“谁?”耀鑫终于确信那是个人影，“谁在那儿?”“爹?……是您?”阿苗挑着一担东西走近公爹跟前。“哟!您怎么了，爹?”“没事儿。快扶我起来。”阿苗闻到了酒味儿。“爹，您怎么越老越胡闹了?”出这样的洋相，偏偏又叫她撞着了!不过耀鑫还算嘴硬：“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女人家跑到野地里来浪什么景儿?”“我有您那浪福么?”阿苗挖苦地笑着，“我拾的这担柴草刚够您换瓶酒喝的。”“拾柴?”“大伙甩完火把走了，我把烧剩的都拾来……这一担够咱家烧三五天的。”天老爷还有打盹的时候，阿苗却没有沾不着便宜的地方。一路回家，耀鑫啥也没说，因为他明知没本事说通这个精明到家的娘们。六第二天耀鑫就病在床上了。他说是昨晚着凉了。阿苗硬说是喝酒喝的。他哼哼呀呀，好像病得不轻，却又不让庆海叫医生。医生还是叫来了，可是他那只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却听不出老爹有啥毛病。“他算什么狗屁医生?”耀鑫骂道，“我身上难受，自己还觉不出来?”一病病到年三十。这些天，阿苗虽说嘴碎，埋怨个不停，却把公爹伺候得挺周到。不过公爹一睡下，她就急忙出门了，去帮庆海招呼那班泥水师傅，递茶送水。老爹病得正是时候。阿苗和庆海都这么想。;乡下泥水师傅干活手脚快，只几天工夫，一幢四四方方的小楼就立起来了。小楼上下六间屋子，楼梯走外，一上楼便是阳台式的走廊。阳台的扶栏上半截是铁条子，漆成奶色，下半截是水泥板，朝外那一面甩着绿莹莹的啤酒瓶的碎片，正中间还用玻璃镜的边角料拼成一个个交叉的双菱。门窗也都安好了，只是要等天暖和些才能漆。到腊月二十六这天，整幢小楼只剩下楼顶还没盖好，就像刚还俗的和尚还没来得及长出头发盖住他的秃脑瓜。这阵子家家户户忙着操办年货，舂年糕，腌猪头，杀牛宰羊，村子里整天鸡飞狗跳，闹哄哄的。这光景谁也不会有闲工夫串门了。只有桂凤来看过耀鑫两回，并且都是借口来他家借车还车的。不过她一进门，耀鑫就不哼不呀了。第二回来，正巧庆海和阿苗都不在。她给耀鑫唱了《打金枝》，又唱了《珍珠塔》，唱何文秀微服私访那一段，她还满屋子做起戏来。谁也没把造洋楼的事告诉老爹，可他们也没想到他一开头就没病装病。庆海成天在外头忙乎，晚上回家，衣服上尽是泥灰，问他话都支支吾吾。其实，他们明说了他又能怎么样?他能把那盖了半截的洋楼放把火烧了?他管不了，却又不肯让阿苗觉得她又占了上风。喝醉酒那天夜里回到家，耀鑫左思右想，还是装病为妙，而且还得装糊涂，装作没觉出他们在外头忙乎些什么。大年三十可不好再赖在床上了。这天他起得比阿苗还早，一个人悄悄地走到猪舍跟前，把那包阿苗替他配来的药丸扔下了粪坑。虽说这实在可惜，可既是装病，就得装得不露马脚。院子里挤满了鸡笼狗窝，耀鑫走近跟前，栏板空里顿时探出一个个毛烘烘的脑袋。几摞大大小小的花盆堆在墙篱下。自留地上种着越冬的花木，上面盖着老厚一层稻草。阿苗靠这门生意赚了大钱。五针松、海棠、石榴、金橘和南天竹，这些在县城褚镇都很卖得出价钱。眼下连乡下人家都摆弄起花花草草来了。耀鑫出了院门，晃晃悠悠地走在村子东头的鱼塘边上。昨夜里下霜了，地上像是长出一层白毛。这几年政府鼓励致富，村里人家八仙过海，拳打脚踢地经营着五花八门的买卖，鱼虾、蚕桑、奶牛、蜜蜂、胡羊、蘑菇、菱角、乌桕、豆腐、面条、花边、竹器、草纸、麻绳……甚至开山卖石头也好赚钱。如今乡下人的脑袋一点都不比城里人笨，但凡他们力所能及的营生，他们不仅都想出来了，而且也都干得相当漂亮。当然，养得最多的总是鸡鸭。这会儿天还没大亮，整个村子就已经鸡声轰鸣了。耀鑫存心绕开他家那幢新楼，可不知怎的，兜了一个大圈子，他究竟还是走到了它面前。刚才那一路，他留心到村里至少有四五幢这种款式、这副派头的洋楼，夹在那片比它们矮一大截的草舍中间，招摇得很。难怪年轻人执着地赶这时髦，实在招摇得很哪!站在那楼上，宽宽地比人家高出一头，想必能望得老远。再说，造楼也实惠，占地少，腾出的一半屋基可以做自留地，而那平溜溜的楼顶又可以用来晒谷。眼下什么都承包到户，队里的场院也让耀贵家包了去做预制件工场了。总而言之，造洋楼既时髦又实惠，造价也比老式的屋便宜。比鬼还精明的阿苗不图这个便宜才怪呢。眼前，生米已经煮成饭了，耀鑫心想，即便儿子、媳妇守他的规矩，造洋楼这个风也已经在六里桥乃至全沙灶开了头。赶时髦的总是年轻人，谁也拦不住他们，就像足了月的胎儿总要呱呱坠地。不过这桩事情还没完。至少在他心里还没完。他那个心愿还悬在半空呢。天大亮了。可别让人家看到他耀鑫老爹居然也在观赏这幢新楼。他没忘了临走前朝它啐一口唾沫。七新年人人过得快活，只是耀鑫除外。“年夜饭”他闷吃闷喝，初一、初二客人来拜年他没说没笑，初三庆海他两口子往新楼搬家，老爹还是不哼不哈。搬完他俩的家当，阿苗请公爹也搬进新楼，住楼上朝阳的那间。耀鑫支吾了半天，最后只是摇了摇头。头一回睡新屋，就像新婚之夜似的快活，庆海撒欢似的乐过一阵，精疲力竭地睡去了。阿苗却直到后半夜还在琢磨，这回公爹怎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愿叫她给吹成了泡泡，连个屁也没放?早些天她还想好了该怎么对付老头儿的牛脾气。她躺在床上想了好多好多，甚至忍不住对这时候正呼呼睡着的丈夫说：“这阵子，爹像是丢了魂儿。”替耀鑫把魂灵捡回来的是桥对过大章村的媒婆姚三嫂。初五一大早，姚三嫂探头探脑地来到耀鑫家的草舍。“哎哟，瞧你这舍里穷模烂样的，比我家的猪舍还糟。”她踏在门槛上，好像很不情愿进去，“耀鑫师爹，这，这叫我如何跨得进脚去!”“你来做啥?”耀鑫冷冷地问。“做啥?哈!除了做成全鸳鸯的好事，我还会做啥?”她说着便大大方方地走到堂前的太师椅旁，款款落座。见鬼，耀鑫想，他的儿女都已成家，而孙子辈的则还拖着鼻涕。这婆娘来给谁做媒?“你在说昏话吧，三嫂?”“是不是昏话我也拿不准。”姚三嫂跷起二郎腿，满脸喜色地盯着他，“我不过是听阿苗说，六里桥有两只老鸳鸯要请我帮忙配配对。”耀鑫更糊涂了———倒不是听不懂姚三嫂的俏皮话。他糊涂的是，阿苗怎么变了个人似的，竟会请来媒婆撮合他和桂凤?这不是日头从西边出了嘛!姚三嫂接着夸奖起桂凤来，夸得简直叫人以为她这是在给某个妙龄十八的大姑娘说媒。她说的尽是废话，桂凤是好是坏耀鑫心里顶清楚。当然，媒婆总要两头夸的。这也是娶亲的一道手续，“明媒正娶”嘛。有桂凤这号有的是雅趣的娘们做伴实在也称他心意。耀鑫想，他好歹不会住那洋楼了。往后就得跟儿子分开过。那会更孤单的。他倒是得找个人做伴呢。只等他点了头，媒婆才又乐颠颠地找桂凤去了。阿苗究竟搞什么鬼，老爹稀里糊涂。不过这事情倒叫他从前一阵子昏昏沉沉的懊恼中醒过神来。他应该想想往后的事了。这天下午，庆海要到镇上去，耀鑫托他从信用社取回两百块钱来。他说话的当儿，瞅见阿苗在庆海身后哧哧地笑着。她一定是以为老爹取钱是想给桂凤做几件衣服或者送点别的什么，反正算是点“意思”。她可万没想到，老爹把这点“意思”送进了耀德家。“兄弟，明日的酒菜不要办了。”他对精瘦干巴的耀德说，“庆元也不要再拜我做师爹了。”“这，这……”庆元娘急了，“大哥，我家庆元有啥地方对不住你?”“不是这个意思。庆元，你过来。”耀鑫扶起给他磕了一记响头的小家伙，拉到他身边坐下，“这两百块钱你收下，权当是笔学费，拿去学别的行当，譬如绷沙发，这时新手艺眼下在乡里挺吃香。”庆元娘讨好地说：“我们庆元不会赶时髦的，还是跟大哥学画屋好。听说乡下人坐沙发会坐出软骨病来的。画屋可是讨吉利的好行当。”“有啥吉利好讨!”说不清是伤心还是懊恼，耀鑫的口气变得火爆起来，“你们没长眼睛么?眼前这许多洋楼造起来了，往后会越造越多，将来庆元讨了娘子，一准也要造洋楼的。到那时候，谁也不会请你去画屋了。连你自己都不想给自家画了。学这门手艺，岂不冤枉！”这些都是他的真心话，并且是在他心里憋了好些天的。走出耀德家的院子，他又对送他出门的庆元说：“你年轻，脑袋灵光，学新花样学得快……要紧的倒还是看清前途，趁早改换门庭。”照他想来，三五年里，乡里还会有些人家仍旧要造老式屋的，他的手艺暂时还有用处。三五年后就不好说了。不过那时候他也该歇手享清福了。要紧的是，三五年里他得赚出一笔养老钱。他的时间不多了。耀鑫走着走着，忽然有了一种紧迫感。八乡下人过年要过到十五，吃过元宵才好出外做活。如今耀鑫也不守这规矩了。初七这天清早，年只过了一半，他便急着去南湾为早就请了他的几户人家画屋去了。南湾在六里桥西南边二十里的航埠山下，离沙灶镇不远。正巧这天桂凤要到镇上去办货，耀鑫便搭了她的小船。桂凤吱吱嘎嘎地摇着橹板，像拨弄一根烧火棍似的，轻快地把船兜过长满枯败的芦苇的小河湾，摇进了直通乡镇的大河。刚才阿苗在河埠头送他，又问了一遍：“爹，您何苦这么急着出去干活呢?您又不缺钱花。”实话说，他是缺钱，缺千把块。自从媒婆姚三嫂来过，耀鑫就打定了主意，上半年赚足钱，下半年娶过桂凤来，造一幢屋。他要造的当然是他心目中的那种老派的屋。他一定要亲手给自己画屋，画得比以往他给别人画的都要漂亮、考究，把他所有的本事全部用到他自己的屋上。看清前途是一回事，实现自己一辈子的最大心愿，则又是另一回事。不管时尚如何，他施耀鑫总归是画屋师爹，他这把年纪要改行也晚了。老爹爱他这行手艺，就像人人都看重自己那条命一样。去年省城滨洲来过一个画家，从老爹画的桃红柳绿的屋墙上临摹去好些图样。那画家走的时候对他说，这些都称得上民间艺术，而他耀鑫也称得上民间艺人。艺术是怎么回事他不大吃得准，他想大概跟桂凤唱的葛川腔的小调差不多，都是些背时的老套套。如今沙灶很少有人会唱葛川腔了。时风如此，艺术又能帮得了他什么忙呢?难道他能指望死后睡水晶棺材，叫人家抬到博物馆去展览展览么?……桂凤见耀鑫紧绷着脸，一副垂头丧气的神色，便哼起她那似乎永远哼不完的小调：正月守孝正对正，守守郎哥一盏灯，别家门前烛光亮，郎哥哟，可怜你床头油灯暗昏昏。……她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唱起《守孝歌》来的。七月守孝七夕会，七月十五月如水，别家老小吃糕饼，郎哥哟，你坟头只有那纸钱灰……这回她的好戏不灵了。兴许是因为她唱得凄凉，耀鑫愈发一脸哭相了。正经地说，一个不曾带出徒弟的画屋师爹实在算不上师爹，就像没生过娃儿的女人做不得娘一样。画屋这行当到他这儿就算到头了，命里注定得由他来给它送终。这是个有愧于师祖的叫人丧气的角色……注：①即“和平军”，抗战时期江浙一带的一支汪伪武装。日寇投降后其一部分当了土匪。原载1983年第5期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洁吸———，呼、呼。湖面上罩着一层灰白色，又掺着极浅淡的绿色的雾。空气新鲜得很，跟在能放出臭氧的海边一样，让人提神。吸———，呼、呼。岳拓夫眼前一亮，好家伙，荷花开了那么许多，什么时候开的?他怎么不知道?难道是一夜之间突然开的?每天早上他都沿着这个湖边跑步，怎么就没看见呢?吸———，呼、呼。今天可能要下雨，一大早起来，便有点闷热。一群群蜻蜓，紧贴着水面低飞，还在他的头顶上绕来绕去。吸———，呼、呼。已经沿着湖边跑了半个圈，岳拓夫的脚步和呼吸仍旧有拍有节。他非常轻松地、不慌不忙地跑着，一个又一个地越过了那些端着跑的架式，实际上比走快不了许多的老年人。这两年来，眼瞅着早上到公园里来锻炼身体的队伍不断地扩大。有些，一眼就看得出是从“岗位”上下来的人物。言行举止仍旧带着往昔的气派，神态自若地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即使在这湖边上的柳树下跑步，每迈出一个步子，也好像要传达一个什么指示那么郑重其事，或是对一件棘手的事准备拍板定案那么深思熟虑。有几位是天天要打照面的，每每超过他们，岳拓夫总还是恭敬地点点头，并且微微一笑。对方也会报之一笑，那笑容有点像十字路口的绿灯，让人感到顺畅地亮着。拐过六角亭子，岳拓夫看见小段一颠一摇地在前面跑着。蓝色的旧网球鞋，啪、啪地在水泥小径上拍出杂乱而拖沓的声响。小细腿上不多的肌肉，在大裤衩子的宽大裤筒里，拘谨地抖动着。紫红色的运动衣虽然褪不成色，但后背上却正儿八经地印着号码7，至于胸前，不用看也知道，印着他们母校那四个名扬四海的大字。哦，光荣的母校，桃李满天下的母校。他们那个小班，不过才二十一个人，可是走到哪儿好像都能碰上。光他们这个局就有仨，小段、蔡德培，还有他。想一想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工作大多分配在同一个系统里，又都是那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从六○年毕业到现在，实践经验总有一些，工作上大致也能独当一面，加上中央现在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真是水涨船高，正是身价看涨的好时候。到底下出差，总能碰上一两个成了头面人物的老同学。可是，地方上一个处长，比起他这中央一个部里的处长，成色就差多了。岳拓夫打听过，二十一个同学里，数他混得最好。最近中央又有新精神，在干部培养上，要有长远目标，提出了一个第三梯队的储备干部问题。年龄的幅度控制在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岳拓夫刚巧在四十五岁这个杠上。他们这一代人，真是走运。受完了正规的高等教育，“文化大革命”当中虽说也下了干校，除了苦力的干活之外，政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所以未伤元气。前十几年工资虽然没提，可1978年以后连升四级。盛年之时中央又提出重视中年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干部青黄不接之迫急。这两方面的问题如果中央早几年或是晚几年提出，他们还有什么戏?两方面的政策缺了哪一方面他们又能成什么气候?真是风调雨顺啊!有人透露，岳拓夫很有可能被局党委提名为副局长。还有些迹象，似乎也证实了这种传说的可能性。比方，局里让他负责抓总×项目的主机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涉及到的科研单位、生产厂、使用单位，总有一百多个，虽说上面还有柴局长牵头，那不过是挂名而已，实权都在岳拓夫手上。柴局长六十八了，再过几个月，恐怕也要参加湖边上那些从“岗位”上下来的行列了。比方，最近几次局党委扩大会议，都请了岳拓夫列席参加。…………想到这些，岳拓夫的眼睛显出一种更为成熟、更为持重的样子，下巴也不由得往回收了收。像演员一样，他进入了角色。岳拓夫几步就撵上了小段。在学校的时候，同学们就这样叫他，因为班上数小段年龄最小。现在，小段已经开始谢顶，岳拓夫还改不了这个口。他当了处长之后，更不知不觉地在有些同志的姓前，加上了一个“小”字。这样称呼下面的同志比较合适，既显出领导的亲切，资格不够老的么，这么一来，也就显得老起来一些。小段朝岳拓夫咧了咧嘴。岳拓夫不过分热情，也不过分冷淡地说了一句：“跑呐?”不等小段回答，便继续向前跑去。岳拓夫有意如此，从现在起，他就应该和“老关系”保持一定的距离。将来如果真是到了“岗位”上，再和他们疏远，便显得太突兀了。人家会说你架子大、忘旧。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必须和“老关系”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他们要是到他这里打听个“精神”，让他透透风可怎么好?告诉他们，违反组织原则。不告诉他们，又伤了彼此间的感情。小段脑子里却没这根弦，就算岳拓夫有朝一日升到副总理那个爵位，有事没事，他也会拖住岳拓夫聊上一阵。他可没注意岳拓夫那不咸不淡、不冷不热的态度，紧巴巴地跑了几步，跟上了岳拓夫。“嗨，昨天晚上你干吗去了？找你你不在。”“有点事情。”岳拓夫没问小段找他有什么事，反正不会是什么正经事。小段并不介意岳拓夫含混的回答，他原就没想知道岳拓夫干什么去了，他只是觉得白跑一趟，又没办成事情可惜了那时间。“惠芬没告诉你吗?”“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睡了。”“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净给你误事。”岳拓夫斜睨了小段一眼。小段跑步的姿势不对，两只手臂不是前后摆动，而是像绕线拐子那样在胸前画着圈。“你听说了没有?干部司前几天来了两个人，说是来考查蔡德培的，局里准备提拔他当副局长。”一霎间，岳拓夫竟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小段这个消息，和他目前的感觉相距太远了。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信息，不是用听觉，而是用全身心的细胞。这消息太突然了，也太让岳拓夫难以接受了。他已经那么习惯于即将到“岗位”上去的感觉。这不啻于令一个直立行走了一辈子的人，突然用四肢在地上爬。岳拓夫顿觉一阵疲乏从脚后跟开始，往他的小腿肚子，以及大腿的两个内侧上爬。有好一阵子他不能回答小段的话，他全身心都浸透在一种绝望的破灭感里。他不在乎第一梯队的那些人，别看他们还在“岗位”上，用不了五年，全得换下来。然而这第三梯队一上———就是二十年呐，等到他们下来，他自己也就该完了。他能不为失去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而失魂落魄么?等到这一阵冲动，像一枚卡在嗓子眼儿里的硬核，经过食道一番痛苦的蠕动，终于慢慢地进入胃里，整个食道只留下被狠狠磨擦过的残痛以后，他才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来分析这个消息的准确程度。他不能相信。原因很简单，这消息出自像小段这样一个头脑里毫无形势、大局的书呆子。这种人完全可能把假象当真实，把真实当假象，对真真假假的世事，缺乏一种洞幽察微的本事。比起小段，他虽也不尽高明，但到底有过二十几年党内生活的经验。但他又不能不动心，干部司确实来过两个人，如果真是为了考查蔡德培———这样的大事，他岳拓夫不可能不知道，至少比小段这种人先知道。他心里上上下下地翻腾着，嘴里还得像没事人一样答对小段的话。他好像丝毫不感兴趣地说：“没听说。”就算他听说了，这种消息，能这么随随便便地扩散么?瓦灰色的天空，像被包裹在里面的那个又红又烫的太阳球烤裂了，突然绽开了一条条的缝隙。暗红色的阳光，从云缝里投射出来。天气变得又潮又热，岳拓夫的头皮，像要出痱子似的一乍一乍地刺痛起来。然而一个强有力的念头使他冷静下来：烦躁能阻止他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么?果然，这念头有如十滴水对于一个中了暑的病人。他按捺下自己的烦躁，冷静地分析着形势。“第三梯队”的说法提出来以后，岳拓夫很快地就把局里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的人滤了一遍。对他们的政治面貌、资历、业务水平、领导能力、上级印象，甚至像受过什么奖励或处分，亲属中有无“杀、关、管”这样的情况，都作了全面的了解和比较。在做这些调查以及掌握这些情况的迅速、准确方面，岳拓夫这个技术处长，一点也不比人事处长逊色，也许还要略高一筹。高就高在这工作完全是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是在他妻子闵惠芬的面前，他也没有露出过半点蛛丝马迹。纵观历次政治运动，许多人败就败在自己的嘴上。古人有训，祸从口出啊!滤来滤去，有的业务水平、领导能力还算可以，可惜不是党员，有的是党员，能力又不行，还是他的条件比较居中。业务上可能比不上那些尖子，可也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比起第一梯队的同志，党龄不算长，但也有二十六年零七个月的历史；政治上也算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总算闯过来了，档案里还查不出他的“黑材料”；他领导的技术处从没出过大娄子……“老岳，对蔡德培的提拔，群众的呼声还挺高呢，我看他这次有希望。你说呢?要是上不去，可能就卡在一个问题上，他的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着哇!连小段也看透了这一点。吸———，呼、呼。岳拓夫刚才有些乱套的脚步和呼吸又都恢复了正常的节奏。吸———，呼、呼。这才是要害。“入党做官论”翻过来、覆过去地批臭了，除非对那些特殊人物，做为体现政策的表现，谁习惯于任命一个非党群众担任领导职务呢?那些“传达到党内十七级以上”的文件怎么办?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规。幸亏有这一套框框，不然真是乱了套。想到这里，岳拓夫觉得心里有了谱。“小段，这样的事情，由组织上去考虑吧。”这会儿，轮到岳拓夫来看别人的“干岸”了。小段打量了岳拓夫一眼，好像在掂量他说的是官话，还是实话。那劲头跟在自由市场上买小菜差不多，别看他跟真的似的盯着小贩手里那杆秤，其实呢，没有一回不让人家给蒙了。他断定这是岳拓夫不够经心而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因此，仍然怀有很大信心地对岳拓夫说：“我说你是不是帮他一把?他是你们那个支部的嘛，给他抓紧解决一下，再有三个月他就满四十六岁啦，一过四十六，可就过了第三梯队的杠杠了。咱们都是老同学了，你是了解他的情况的，你在大学里就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嘛!他提申请，总有二十四五年了吧?在大学的时候就提了嘛。”岳拓夫心里一惊，连小段也看到了这步棋。小段巴巴地望着岳拓夫，为要跟上他较快的步伐，两只像绕线拐子的胳膊肘，在胸前更快地晃动着。啪、啪的脚步声，显得更加杂乱和拖沓，汗水从鬓角、额头上淌下，淌过他那总是呈菜色的脸颊。哦，真是奇怪，有他什么事?他来什么劲?不过他倒是说到点子上了，成败的关键也许就在这三个月的期限上。“正因为是老同学，我更不好说话了。小段呀，容我说句直话：你的老毛病还是没改呀!办事要讲原则，说话要注意政治，凭感情用事怎么行呢?党章上怎么说的?我们参加党，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是谋求个人的私利和特权嘛。”;这番话，岳拓夫说得很恳切。一双眼睛，深沉地甚至有点忧虑地望着前方那弯弯曲曲的尚未跑完的沿湖小径，只是当一滴汗水从眉梢掠过眼皮滴下来的时候，才眨了眨眼睛。小段无话可说了，只是怔怔地盯着眼皮底下，被双脚丈量过去的水泥小径，听着自己杂乱而拖沓的脚步声。和岳拓夫那有板有眼的脚步声一比，连自己的脚步声似乎都透着一种自由主义，毫无原则的劲头。而身旁的岳拓夫，不慌不忙地跑着，他是那样的自信，好像他知道终点准有个大白馒头在等着他。“你应该了解我，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我什么时候徇过私情?”岳拓夫很知己地又加了一句，好像在请求小段的谅解。实话。小段记起大学五年期间，岳拓夫苦口婆心地轮番找班上的同学谈话，对他们进行帮助的情景。那是五年，不是五天、五个月，岳拓夫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进步，无私地贡献了自己在学业上的前程。岳拓夫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挚友、诤友，就连给哪个女同学写了一封情书这样的事，他们都向岳拓夫作如实的汇报。可是临到毕业，他们班没有发展一个党员，为这，他们全都觉得对不起岳拓夫为他们付出的心血。重提这些旧话，小段更加感到气馁和惭愧。是啊，岳拓夫说得对，他还是老样子，岳拓夫呢，也还是老样子。大家都没怎么变。岳拓夫只好从沙发上站起来。闵惠芬已经用眼梢瞥过他四次。如果他再坐下去，她准会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都七点十分了，你还不赶快洗脸、刷牙、吃早饭？”在岳拓夫看来，家和机关没什么两样，凡有第二个人在场的地方，便有一种让他不能松弛的感觉。哼，她穿着那条姜黄色的尼龙百褶裙，腰部和下摆收进去，腹部和臀部高高地隆起，活像一个两头打了箍的大木桶。她是心宽体胖啊!终日大事不想，全身心地投入了居家过日子的平庸生活之中。岳拓夫走进了洗脸间，不由得对墙上那面窄长的镜子瞄了一眼。不知怎么，觉得自己突然间像是老了许多。他又往镜子前凑了凑，更加仔细地打量着额头上、眼角上的皱纹，果真像是加深了许多。他差不多是带着惶然的心情，伸出手掌去摩挲那些皱纹，好像这就可以把那皱褶起来的皮肤抹平。腮帮上的胡茬有些刺他的掌心，也许这不过都是因为胡子太长，使人显得憔悴了。岳拓夫倒了一些热水在脸盆里，蘸了把毛巾润湿了面颊，挤了一些剃须膏在须刷上，转着圈地刷满了面颊和下巴，一直刷到喉结那里。他开始刮脸。三个月……年龄是黄金呐，差一岁就可能上去，或是下来，他吁了一口长气，想。糟糕，他的手腕抖了一下，刀片立刻在脸上划了一个口子。殷红的血，在泛着泡沫的剃须膏里浸润开来。他用毛巾抹去了脸上的泡沫，看清了那个不到一寸长的、渗着血丝的刀口，伏身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洗干净，然后绕过那个刀口，很快地把胡须剃完，接着洗净了脸，刷完了牙。只要把这三个月拖过去，他想。他的思绪像一滴沉甸甸的，放在小钵里的，不大好分割的水银。即使分开了，又会聚拢在一起。岳拓夫拿起梳子，梳理着他那浓密的黑发。突然，他拿梳子的手在半空里停住了。鬓角那里，有一根白发，夹在他那又粗又黑的头发里，非常醒目。今天怎么了?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现过白头发，但全不及今天这样让岳拓夫感到年龄、岁月的紧迫。他并不怕老，但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他决不能给人一种老之将至的印象。岳拓夫放下梳子，伸出食指和拇指去捏那根白头发，由于前天洗头抹了一点发蜡，头发很滑。那根白头发像有意和他捉迷藏，怎么也捏不住。拔了几次，拔下来的全是黑头发，这倒无所谓，反正他的头发很多，不像有些人，未老先衰地早早地谢了顶。他的胳膊举得有些发酸了，但他不愿让闵惠芬来帮忙。这种事情和这种心情，怎么好让第二个人知道呢?再说妻子对他，不过是到了一定年龄就该长的那颗智齿。哦，终于拔下来了，他嫌恶地把那根白头发扔在地板上，无知无觉地，像被他击毙的一具虫尸。他走出了洗脸间。孩子们和闵惠芬已经吃过，他那份早餐，仍然摆在门厅里的餐桌上。岳拓夫在餐桌前坐下，顿了顿没有摆整齐的筷子，然后闷声不响地、很快地吃完了早餐。抹了抹嘴，便从门后的衣架上拿下黑色人造革的手提包，并不对任何人地说了一声：“我走了啊。”闵惠芬从厨房里走出来，叫住他：“别着急走，把这十几个咸鸭蛋给蔡德培带去。”说着便把手里的一网兜咸鸭蛋递了过来。那十几个蛋皮怯青的咸鸭蛋，安然地躺在那个让人一览无遗的网兜里。“唉，真嗦，带这东西干什么，他想吃自己买去嘛!”岳拓夫皱着眉头往后躲闪着。他，一个处长，提溜着一网咸鸭蛋到机关去算怎么回事?这个形象也太不佳了。“买?他有那个耐心吗?一个独身的男人，还不是胡乱填饱肚子就算拉倒。”说着，又把网兜塞了过来。岳拓夫知道躲不过去，只好说：“你是不是找个塑料口袋装上，这样我也好放在手提包里，不然提溜一网兜咸鸭蛋多难看。”“这有什么，谁还不过日子?”闵惠芬睁圆了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不过她生性随和，并不固执己见，还是去找塑料口袋了。那大概是个装过奶粉的口袋，一抖落净往下落白色的粉末。闵惠芬一面抖落那个塑料袋，一面说：“那件事，你跟二妹谈过没有？”那塑料口袋不会弄脏他的手提包么?“算了，算了。”岳拓夫从手提包里找出一个装文件的封筒，把那一网兜咸鸭蛋塞了进去，然后又塞进手提包。他没有回答闵惠芬提出的问题，他不愿参与这件事，因此他没有和二妹谈过。一种奇怪而复杂的心理影响着他。撮合二妹和蔡德培?二妹跟着他能幸福吗?他是个离过婚的人。假如二妹同意———他看出二妹对蔡德培的印象不错，只是这层窗户纸还没捅破———他该怎么对待蔡德培呢?前一段评职称，蔡德培评了一个七级工程师。七级工程师管什么事?在他们这种单位里，工程技术人员多得可以论簸箕撮，可是七级工程师再加上一张党票，就是如虎添翼了。“小段昨天晚上来说……”“知道了，刚才早跑步的时候碰到了他。”“你是支部书记，蔡德培的组织问题，你不能帮个忙么?”“他自己条件还不成熟嘛，我个人有什么办法。要是支部大会上党员们不举手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命令人家举手吧?”闵惠芬一听，以为困难不小，关注地问：“群众到底对他有什么意见?”“这个……”岳拓夫一时语塞。“条件尚未成熟”，不过是一句无懈可击的托辞，不论什么时候，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可以的。谁身上找不出几条缺点?谁敢断言自己已经是改造好了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事实恰恰相反，党内外群众对蔡德培入党没有什么意见，支部的党员发展计划里，蔡德培也是头一名。只不过是他这个支部书记在拖，没有抓紧讨论就是了。“……比方，嗯———骄傲啦，联系群众不普遍啦，头脑里没有政治啦……还有，他为什么要离婚呢?不声不响地突然把婚就离了，离婚的理由也不向支部汇报……反正，群众反映不少。”这些个话，只要一开了头，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嘴里流出来。用过多年了嘛!就跟拉碾子的小毛驴一样，往上一套，甭吆喝，自己就会一圈一圈地转下去。闵惠芬松了一口气：“我还当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你找找有意见的个别党员做做工作嘛!”笑话，如果人人都入了党，还显得出党员的金贵么?竞争的对手，不是更多了么?“你是想让我把他拉进党呀?这种没原则的事，我不能做。”岳拓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闵惠芬的游说。“哟，你毕业论文的提纲还是他帮你拟的呢，没有他，你当时非砸锅不成。”这真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揭老底”战斗队。这就是凡事都向老婆说的好处。岳拓夫回避了这带有挑衅性的对话，两分钟里第三次看了看手表，说：“时间不早，我该走了。”闵惠芬一点不明白，岳拓夫怎么这样不近人情，居然对她、对老同学也端起官架子来。连她自己也没想到，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话：“我看，你们班上的同学其实现在都比你有出息。”这话真是戳到岳拓夫的心尖上了。人能两全吗?早先，谁知道日后有一天就会凭业务吃饭?说这些都晚了。他能回大学去重新补课么?他能拉回这二十多年的时光么?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只有顺着这条路走到底了。蔡德培前头，已有一条阳关大道，再往六级、五级、四级工程师上升就是了，干吗非挤他这条道呢?他的心没那么黑，绝不想卡住蔡德培一辈子，等这次干部调整之后嘛!“话不能这么说，那时要不是我给他们把住方向，今天他们能出这样的成果么?唉，我也算对得起党了，培养了这么一拨有作为的人才。”说完，岳拓夫忿忿地把手提包往膈肢窝里一夹，带着一副殉道者的模样快步地走出了家门。岳拓夫心事重重。但进得办公室来，目光依旧习惯地扫过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或物件。恰恰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办公室，所以更加显得一丝不苟，他好像随时都在准备着迎候一个什么检查团的莅临指导。还好，一切都井然有序、安分守己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年历上那个女娃儿，像电影明星一样歪着脑袋，斜睨着眼睛在笑，下面却用童体字写着：“妈妈只生我一个”。另一面墙上贴着“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标语。在“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标语四周，那一圈一寸宽窄的墙壁颜色稍白，显得不那么顺眼。因为从前这一块地方，张贴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那条标语，比现在这张稍大一些。不过问题不大，也许过不了多久，又得换上一张和原来那张大小差不多的标语。岳拓夫喜欢标语，可以使人一目了然、提纲挈领地了解当前的中心任务。这比去细细地领会那些决议啊、文件啊、通知啊、纪要啊、报告啊收效更及时一些。岳拓夫把手提包放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里面那十几个咸鸭蛋辘辘作响。他对着手提包胸有成竹地一笑，好像那是蔡德培的后脑勺。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搓了搓手掌，拿起电话，果决而迅速地拨通电话，请大刘到处长办公室来一下。放下电话之后，岳拓夫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精装的《三中全会以来》放在写字台上一个醒目的地方，又拿出一大摞文件，一分为二。一摞放在自己的右首，一摞放在自己的面前，随手翻开几页，从笔筒里抽出一管粗大的红蓝铅笔，点上一支香烟，真像回事似的读了起来。“笃、笃。”响起了敲门声。“请进。”岳拓夫头也不抬地回答。大刘推门进来，岳拓夫点头示意“马上就完”，然后用红笔在文件上的不知哪个地方画了一道红杠，这才放下手里的笔，转过身来招呼大刘：“坐，请坐。”并且顺手把烟盒递给大刘，“抽一支，云烟。”大刘也不客气，抽出一支点上了。“最近烟又降价了，不降行吗?也不知这些人怎么想的，以为只要涨价就能赚钱，结果呢，人家都不买了，你还怎么赚?”要是往常，听了这段话，岳拓夫也许会缄默不语，这回呢，却宽容地笑笑，并且说：“慢慢来嘛，我们搞了多年的计划经济，搞市场调节，经验还不多嘛。”大刘把烟气深深地往肺里吸进去，没错，这是好烟。;“你看我忙的，”岳拓夫用一个含混的手势，往写字台上摊着的文件啦、笔记本啦比了一比，“总也顾不上问问，你父亲的病，好些了么?”大刘不喷烟了，从椅子靠背上挺直了身子，忧心地说：“恐怕够呛，去年刚做完手术的时候，有几个月情况还不错，最近我母亲来信说又不大好，我怀疑他是不是扩散了。医院呢，又不大容易住进去……”岳拓夫深表同情地点着头，还把电扇打开，调整了一下方位，好让风力往大刘那边吹送过去。“别着急。”岳拓夫好像考虑尚未成熟地征询着大刘的意见，“你看这样好不好?××项目的主机研制工作，需要了解一下进度。前些日子，他们打来一个报告。”岳拓夫说着从抽屉里找出那份报告，递给了大刘，“好像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局里帮助解决一下。你是不是可以跑一趟?争取这次把情况摸得透一些，问题解决得扎实一些，连同那些有关的协作单位，必要时也一并跑一跑。这些问题和单位跑下来———时间嘛，我大约估计了一下，怎么也得三个多月。同时可以就便在那里帮助你母亲照顾一下你父亲。我爱人有个同学，在你们老家那里当医生，是一个很不错的主任医师，我可以写封信给他，让他帮帮忙。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困难?家里是不是离得开?”岳拓夫的话，像垂钓者手里往回收的鱼线，越收越紧。听到最后，大刘巴不得地说：“那太好了，正是求之不得的差事呢。还是你考虑得周到，公私兼顾了嘛。”“不然怎么办?你父亲这个病一时半时也好不了，你母亲又需要帮助。请长假不太好办，反正那边的事情，也需要有人去解决，你不去，别人也得去嘛，只是———”岳拓夫沉吟了一下，面有难色，“只是这个任务来得比较急。重点工程嘛，上头抓得也比较紧，三天一个电话，五天一个汇报，但愿不要在我们这个环节上卡壳就好。你是不是这两天就能动身呢?”大刘忙说：“你放心，没问题。”“那好，你今天就把工作交代一下，回家准备准备吧。”岳拓夫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这个谈话，“我一会儿还得开分房子的会去。唉，又得争个面红耳赤。上上下下地平衡好几次了，有些同志真成问题，已经在为自己的儿子、孙子张罗了。咱们处里的老温呢，五口人，三代，大儿大女地挤在两间屋子里，怎么成呢?这回不知方案定下来没有，要是再没老温的房子，我非把这个问题提到局党委去不可。”确实，处里的同志有目共睹，岳拓夫为老温的房子，腿都快跑细了，嘴唇都快磨薄了。而他自己，一个处级干部，也不过住着两间房子。幸亏他养了两个儿子，要是一儿一女如何是好?送走了大刘，岳拓夫拿了个笔记本，安心地去参加分房子的会议。他甚至觉得，连脚步都迈得更加稳当了。开完分房子的会，岳拓夫向全处同志传达了新房子的分配结果。房子，终于为老温争到手了，三间一套的。老温感激得差点没给岳拓夫磕个响头，好像那房子是岳拓夫盖的，又是岳拓夫给他的。看着老温因分得了房子而欢喜若狂，而对他感恩戴德，岳拓夫的自信又恢复了一些。最后，他真是动了感情地说：“这是落实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今后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观，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岳拓夫回到了处长办公室。像胜利地跑完了一场马拉松赛，疲倦而又惬意。他泡了一杯上好的茉莉花茶，怡然地拿过当天的《参考消息》《人民日报》，从头版头条开始往下浏览。学习张海迪精神；即将召开的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党员教育……这些似乎很远而又贴近的消息……电话铃响了，他伸手去拿话筒，眼睛仍未离开报纸。读报纸是岳拓夫每日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要是他有一天没读报纸，心里就会觉得不那么踏实，就连“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对报纸上“四人帮”的那些谎言，都嗤之以鼻的时候，他也还是那么认真地、逐字逐句地读下去。“喂，哪里?”“我是陈锦辉。”“哦，陈局长，您有什么事吗?”岳拓夫立刻丢下手中的报纸，谦恭地问道。“我想了解一下，蔡德培的组织问题，进展到什么程度了。”陈局长的嗓音里，有一种唱彩票的味道，也许就跟刚才他通知老温终于弄到了一套房子差不多吧。岳拓夫觉得自己的头皮，猛地缩紧了。原来小段的消息有来头!否则，好端端地怎么会想起蔡德培的组织问题呢?又为什么不问技术处整个的党员发展计划，而单单问蔡德培的情况呢?陈局长是负责人事的局长，亲自过问这件事，想必此事已在局党委内酝酿过了。这个局面如何应付呢?他必须谨慎从事。“这个嘛，我们是准备发展的……”陈局长打断他：“是喽，据了解这个同志的表现不错嘛!”这回，岳拓夫连心脏都缩紧了。“是，是。我们已经让他填表了。”“填表有多长时间了？”陈局长似乎有些不满地追问。“呃———六七个月吧。”这种事情含糊不得，岳拓夫说的句句都是找不到任何差池的真话。“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讨论呢?”陈局长是行家，一把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岳拓夫苦笑了一下。“总是开不成支部大会。工作忙，人手少，不是这个出差就是那个蹲点，还有工作组什么的，总也凑不齐人。这不，他的入党介绍人，组织委员又出差了。”岳拓夫暗自庆幸自己一上班就快速地把大刘派遣走了。“去多久?”“三个多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