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子和巧云的事，师兄们都知道，只瞒着老锡匠一个人。他们偷偷地给他留着门，在门窝子里倒了水(这样推门进来没有声音)。十一子常常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有一天，又是这时候才推开门。刚刚要钻被窝，听见老锡匠说：“你不要命啦!”这种事情怎么瞒得住人呢?终于，传到刘号长的耳朵里。其实没有人跟他嚼舌头，刘号长自己还不知道?巧云看见他都讨厌，她的全身都是冷淡的。刘号长咽不下这口气。本来，他跟巧云又没有拜过堂，完过花烛，闲花野草，断了就断了。可是一个小锡匠，夺走了他的人，这丢了当兵的脸。太岁头上动土，这还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连保安队的弟兄也都觉得面上无光，在人前矬了一截。他们只许自己在别人头上拉屎撒尿，不许别人在他脸上溅一星唾沫的。若是闭着眼过去，往后，保安队的人还混不混了?有一天，天还没亮，刘号长带了几个弟兄，踢开巧云家的门，从被窝里拉起了小锡匠，把他捆了起来。把黄海蛟、巧云的手脚也都捆了，怕他们去叫人。他们把小锡匠弄到泰山庙后面的坟地里，一人一根棍子，搂头盖脸地打他。他们要小锡匠卷铺盖走人，回他的兴化，不许再留在大淖。小锡匠不说话。他们要小锡匠答应不再走进黄家的门，不挨巧云的身子。小锡匠还是不说话。他们要小锡匠告一声饶，认一个错。小锡匠的牙咬得紧紧的。小锡匠的硬铮把这些向来是横着膀子走路的家伙惹怒了，“你这样硬!打不死你!”———“打!”七八根棍子风一样、雨一样打在小锡匠的身上。小锡匠被他们打死了。锡匠们听说十一子被保安队的人绑走了，他们四处找，找到了泰山庙。老锡匠用手一探，十一子还有一丝悠悠气。老锡匠叫人赶紧去找陈年的尿桶。他经验过这种事，打死的人，只有喝了从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才有救。十一子的牙关咬得很紧，灌不进去。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的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锡匠们摘了一块门板，把十一子放在门板上，往家里抬。他们抬着十一子，到了大淖东头，还要往西走。巧云拦住了：“不要。抬到我家里。”老锡匠点点头。巧云把屋里存着的鱼网和芦席都拿到街上卖了，买了七厘散，医治十一子身子里的瘀血。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刘号长打了人，不敢再露面。他那几个弟兄也都躲在保安队的队部里不出来。保安队的门口加了双岗。这些好汉原来都是一窝“草鸡”!锡匠们开了会。他们向县政府递了呈子，要求保安队把姓刘的交出来。县政府没有答复。锡匠们上街游行。这个游行队伍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游行继续了三天。第三天，他们举行了“顶香请愿”。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炽旺的香。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这条规矩不载于《六法全书》，现在不是大清国，县政府可以不理会这种“陋习”。但是这些锡匠是横了心的，他们当真干起来，后果是严重的。县长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一致认为这件事不能再不管。于是由商会会长出面，约请了有关的人：一个承审———作为县长代表，保安队的副官，老锡匠和另外两个年长的锡匠，还有代表挑夫的黄海龙，四邻见证———卖眼镜的宝应人，卖天竺筷的杭州人，在一家大茶馆里举行会谈，来“了”这件事。会谈的结果是：小锡匠养伤的药钱由保安队负担(实际是商会拿钱)，刘号长驱逐出境。由刘号长画押具结。老锡匠觉得这样就给锡匠和挑夫都挣了面子，可以见好就收了。只是要求在刘某人的甘结上写上一条：如果他再踏进县城一步，任凭老锡匠一个人把他收拾了!过了两天，刘号长就由两个弟兄持枪护送，悄悄地走了。他被调到三垛去当了税警。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巧云一家有了三张嘴。两个男的不能挣钱，但要吃饭。大淖东头的人家都没有积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典押。结鱼网，打芦席，都不能当时见钱。十一子的伤一时半会不会好，日子长了，怎么过呢?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姑娘媳妇都很佩服她。起初她们怕她挑不惯，后来看她脚下很快，很匀，也就放心了。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的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闪忽闪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注：①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苏东坡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见之于诗，这大概是第一次。他很能写出节令风物之美。②一半馄饨一半面下在一起，当地叫做饺面。原载1981年第4期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建功一秦江这个人很怪，虽然写了很多充满人情味儿的小说，在待人接物方面却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儿。最近，我采访过他两次，想写关于他的专访，都被拒绝了。上星期六晚上，在103路无轨电车上，临下车时我看见了他。喊他，他连理也没理，沉着脸，抓着扶手，冷冷地站在那里。是不是太狂了？不像。他那样子很憨厚，他的作品也很深沉、平易，绝非浅薄的人所为。究竟因为什么呢？说来也巧，这次采访文学丛刊《碧云》主办的“优秀小说授奖大会”，竟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他的短篇《纤夫》以深远的题旨，粗犷淳朴的人物形象，大江出峡的笔势而获奖。可是他迟迟不到，直到授奖仪式开过了，他也没来。是因为所在的S大学学习确实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刺眼的镁光和接踵的采访？晚上，他来了。瘦瘦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棱角分明，剑眉，眼窝微陷，鼻梁显得高且直，嘴唇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和我前几天见他时一样，他满脸倦容，不时眨着干涩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一笑，这时仿佛也没有离开重重的心事。他坐到沙发上。“你怎么才来？给编辑部赶稿子去了？”“没有。”“我看你很累的样子。”“是吗？”他不否认，却也无心接过我的话题。我们沉默了。我很难忍受这种难堪的局面。我说：“授奖仪式你没露面，真让大家扫兴。连马征远同志都来了，作了指示，还说想认识你。”“哦。”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说，“我来电话请假了。学校有事脱不开身。”我说：“征远同志临走嘱咐我，看见你时，领你去找他—趟。想和你谈谈。他说你很有希望。”他未置可否。熄灯以后，躺到床上，他忽然问我：“你能不能找个借口帮我推托一下？我……我最近还不想去见他。”“为什么？”又是沉默。这真有点过分了。马征远同志是文艺界的领导，七十高龄了。而他，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儿。他还是这么不近人情。我说：“我们初交。我对你的脾气还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从礼貌上来讲，总不能……”“咝啦———”他划着了火柴，点上烟，默默抽了起来。过了很久，说：“是啊，本来，我是想见他的。我也猜到他会来。可是……”“怎么，你们……”话语中，我猜出他和征远同志之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关系。“看来，我只好告诉你了。因为还得求你帮我挡挡驾。不过，你能为我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吗？……”他的话音里带着苦笑，“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儿子。”“什么!……马征远同志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干吗这么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笔名。他只知道他的儿子马明在四川，在长江航道上当水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学，还写了小说。秦江就是我。”“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抽了一口烟，看了我一眼，缓缓把烟嘘出来，“你现在一定想象不出当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吗？”‘老莫？’噢，想起来了。莫斯科餐厅，现在叫北京展览馆餐厅。‘老莫’，是高干子女们通用的称呼。”“那时‘老莫’刚刚重新开张，用的是银餐具。我们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子或一把叉子———不是为了卖钱。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标志，和军功章一样值得炫耀……我们还常去‘康乐’———过去在王府井，现在搬了———那里开菜单的一位姑娘特别漂亮。我们在那儿喝呀、闹呀，昏天黑地。我曾经拿一张拾元的票子叫她给我再上一瓶汽水。她找给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币。我醉醺醺地把它们全扫到地下，叮叮当当四外乱滚。这还在我的朋友间传为美谈，据说是‘拔了份子’……酒足饭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那会儿还不敢跳舞，也没录像看，只能聊大天，打牌，也骂‘红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你不信？其实，对我来说，势在必然。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活的浪潮来了。一会儿我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一会儿我是‘黑帮崽子’。我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点什么。爸爸也越来越啰嗦了。可能是没官当了，找不着人训了？他骂我是‘寄生蟹’。早晨拧开我的房门：‘喂，老奥，起来吧！’———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骂我，说我是奥勃洛摩夫!我反过来也讽刺他：‘老布!’———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简称。我说：‘老布，你起得早!读你那砖头厚的“马经”去吧，管蛋用!’把他气得直哆嗦……”秦江哈哈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就这样，气得把你这个不肖之子轰走了？”“不，我自己走的。”秦江止住了笑。稍顷，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缓缓地说：“你以为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碌碌无为，耗尽青春的恐怖像毒蛇一样缠着我。可是，我很快又睡着了。当太阳又晒屁股的时候，我又骑上‘凤头’车，到那些红男绿女们中间，又是狂饮、寻欢，用五颜六色的液体充塞空虚的肺腑。……天知道我怎么一跺脚就离开了北京。也许是因为我家的‘老布’没完没了的唠叨。也许是因为这么一件事：那次我忽然心血来潮，带几位朋友到胜利餐厅要了七十块钱的一桌一—我在一九六七年去插队时，妈妈已经让人整死了，爸爸还在秦城蹲大狱。我只好到胜利餐厅的厨房，筹备第二天上火车的干粮。我在这里被人抓住，受了胯下之辱。这次是旧地重游，抖抖威风。当我们喝得酒酣耳热、杯盘狼藉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位老服务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当年，在听了我这个‘小偷’的申诉之后，是她站出来主张放我走，使我免受了棍棒之苦。我举起酒杯迎过去，半醒半醉地喊她‘恩人’。招呼我的‘弟兄们’过来‘敬我的恩人一杯’。她推开了我说：根本不认识我们，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头也没回就走了。她那厌恶的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想起了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也曾站在老农民们中间，用这种眼光瞪着那些醉醺醺地从大队部里出来的新贵们。我害怕这目光！……也许，是因为那是一九七六年底了，每个人都显示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舍身求法的，锲而不舍的，浑浑噩噩的，卑躬屈膝的……我呢，一个聪明的废物———过去没用，将来也没用!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被生活淘汰的恐慌！……唉，反正一切都使我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终于，我决定离开北京了。离开那些‘小三洋’，‘大索尼’，离开那些数不清的家庭舞会———我离开北京时，这已经在我的朋友们中间流行了。探戈、伦巴、迪斯科、贴面舞，去他妈的吧！……我们家的‘老布’不相信我能去四川当工人，他以为我是在北京玩腻了，要不，就是闯了祸，颤颤巍巍地问我‘为什么’。我说：‘唉呀，你们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为什么!我什么也不为!活着没劲了，想换个活法儿!’———就这样，我走了……”夜风吹得楼外林木沙沙地响，把丝绣的窗帘也高高地膨起，给屋里送来丁香花的淡淡香气。秦江忽然变得这么健谈，绘声绘色。前几次见他时那刻板、心事重重的神态仿佛不翼而飞了。说实在的，就他给我讲的这些，也已经可以写一篇绝妙的专访了———生活改造了人。几年以后，这位因为“活着没劲，换个活法儿”而离家的秦江，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才华初露的青年作者回来了。他的爸爸却不知道自己称赞不已的有为青年，就是那个不肖的儿子……可是———“我真替你庆幸，秦江。你走了那一步，才有了今天。……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见你的爸爸呢？他会很高兴看到你的。”也许，我的问话太唐突了，又刺痛了他的哪一根神经？他又沉默了。很久，他说：“我是想看到他的。我还得意地想过。当我戴着S大学的校徽，突然出现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会是副什么样子！我知道了《纤夫》得奖的消息，又想把和爸爸的见面放到授奖仪式上，更吓他一跳。……可是，我想，我想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我没这个心境了……”“为什么？”“为了一件别的事。”他的语调里好像添加了几分凄然。虽然这时看不清他的脸，但这声音使我想起那烦恼、疲惫的面容。“到底怎么啦？”“咳，”他叹了一口气，“就是这几天发生的事，可说来又话长。算了，睡吧睡吧!”“我不困。你说说看。”他不再理我。夜色中，只看得见他的床头处，烟蒂的红光一闪一闪。二第二天，第三天。白天，是小组讨论。晚上，是采访的记者、约稿的编辑频频来访。他分不开身，熄灯以后好像也没了谈天的兴致。第四天，晚饭以后，我拉他到宾馆外面一座小小的街心花园散步。“干吗这么老实，回去等着他们纠缠？”闲扯了许多别的事。暮霭悄然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到花坛的水磨石台子上。“我看你这些日子是有心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笑了：“还说别人纠缠。你也够难缠的。”我说：“算了算了，那就不聊这些，免得你痛苦。”他没答话，过了一会儿，自语地说：“憋在心里也难受。”月亮在云片中穿行着。凉风习习。蟋蟀低唱。偶有往来汽车的前灯把一丛丛一簇簇的树影投到我们的身上。他从脚下抽起一根蟋蟀草，放到嘴里嚼着。“说实在的，我真感谢文学，它使我把生活变成了一本教科书。……要是以前，这种事也许会使我痛苦不已，甚至动摇、幻灭。可是现在，我只把它看成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使我警醒、坚定。”“你是说最近发生的那件事吗？”“是的。”“究竟是什么事？”“又要扯远了。”他把咬在嘴里的草棍儿吐出来。“我不是给你讲过了，一九七六年底的时候，我通过我的那些哥们儿的路子，到重庆当了船员。我不过是小时候玩过航模，又向往长江风光，就心血来潮，雄心勃勃地打算从这里正正经经地开始我人生的航行了。……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唉，我的身上哪儿还剩下一点点人生航行所必需的坚韧？身上的筋骨早让威士忌、白兰地泡酥了！运算、画图，对着一盏孤灯熬夜？我哪儿受得了这个！我是习惯于在白晃晃的吊灯下狂跳通宵的。抱着味同嚼蜡的书，冥思苦索？太不可思议了！我习惯于跷腿陷在沙发里，优哉游哉，听室内乐。且不说这些，连我那起码的工作都叫人烦透了：机器的运转声碾人神经，在这里熬十几天，熬到客轮从重庆到上海，再从上海返重庆。我干不了这苦差。……唉，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毁了。我不会干成任何一件事，我的日记开过好几次头，每次都下决心‘写到一生的终结’，‘记载我振奋起来奋斗的历程’。却从来也没有写下去。我下过决心学英语，买了书，也买了小半导体收音机，但只学了ABCD，我觉得这太渺茫，似乎不如日语‘实惠’，因为日语里毕竟有许多‘一看就懂’的汉字。可是，最后我还是半途而废……我开始回味我在北京时呆的那个‘小圈子’，回味‘老莫’、‘康乐’，回味‘迪斯科’和‘大三洋’，心想着不知他们现在时兴的看录像有些什么开眼的东西……我敢说：如果没有她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我会很快回到原来一起生活过的人们中间，继续那种餍足而又空虚，富足却又无聊的生活。可是，这时候，我见到了她……”“她是谁？”“她叫沈萍。我们是在船上认识的。”顿了顿，他忽然苦笑起来，“其实，算什么‘认识’呢，不过是———我记住了她……那是三年前，早春的一天，哦，是二月二十六号，没错儿，因为我坚持到今天这本日记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天早晨，我们的‘红星215号’客轮在薄雾中起锚。你到重庆坐过江轮吗？那你一定尝过这个滋味儿了：薄雾非但不散，而且越来越浓，连升起的太阳也被淹没在里面，朦朦胧胧地散着灰白色的光。能见度这样低，船是不能起航的。客轮只好停在江心，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机器停了，我走出机舱透气儿，看见四等舱外的甲板上站着一个姑娘。她不像别的旅客那样，把手掌遮在眼眉上看天呀，询问呀，咒骂呀，她不。她背靠着船舷的栏杆，娴静地看书。我真嫉妒她。她全神贯注，眼睛很亮，嘴角微微上翘，时时一颤，一颤，不知道书里有什么拨动着她的心。她很朴素，头发是并拢着梳在脑后的两根短辫，没有什么饰物。一身蓝色裤褂，只是从上衣领口里闪出了内衣的绣花领子，才可以看得出一个姑娘本能的追求。她身材修长、健美，眉清目秀，和那身朴素的装束配在一起，再加上她那读书的神态，不知为什么很吸引我……我那时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北京，在我生活的那个圈子里，也认识不少女孩子。她们也追过我。可是我却一次恋爱也没谈过……”“这次却一见钟情了？”“不，还没有。我只是觉得她挺神秘，有股子让人嫉妒的傲气———不是我过去接触过的女孩子那种做作的傲气，而是……怎么说呢，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而已，是她那捧着书本，如处无人之境的神态，使我感到她有一种凌然超人的精神优势。虽然平时我也能大谈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让那些浅薄的姑娘们投来傻子一样的目光，俨然我也成了拿破仑似的。可眼前这位姑娘却使我自惭形秽。但我又不服气。我认定她是装蒜、充大，附庸风雅……“临近中午，雾散了。客轮全速行驶在坦阔的江面。太阳很晃眼，江面也粼粼闪光。她不再看书了，拿出一块天蓝色的尼龙头巾，把两角系在船舷的立柱上。江风很猛，头巾抖开了，啪啪地甩打着，那上面印着的两只火红的凤凰在飞舞。她揪住飘闪的一角，俯在栏杆上，凝视着烟雾未尽的远方。;“我交了班，到船员餐厅去吃早饭。路过她身后的时候，发现那系着头巾的扣子已经松了。我靠在她背后的舱门上，架着胳膊有了一会儿，忍不住说：‘喂，别浪漫了，要刮到江里给龙王爷戴了!’她闻声回过头，赶忙把系围巾的扣子紧了紧，朝我投来感激的一瞥。嘿，她的眼眶里似乎还有泪花。我为这发现感到几分得意。‘这干吗？联络暗号？和谁？’我是随口说的，没有什么深意，她的脸却红了，说：‘我妈妈。’我惊讶了：‘你妈妈？在哪儿？’她伸手向前方的江岸一指，说：‘在那儿!’江岸那儿，翠竹掩映，炊烟袅袅。她的妈妈就在江边那所小学校里教书。那里也是她们的家。再过十几分钟，船就经过那里。她把花头巾系在这里，是要让妈妈看见，这旁边站的就是她。‘嗬，生离死别一样悲壮!’我笑她。她却晃着脑袋说：‘不是生离死别，可是……当然悲壮!’好家伙，真狂！“她是搭船到武汉，打算换乘火车到北京上S大学中文系的。她是很了不起。不过是初中毕业的学历，却考了个全地区第一名。她很得意。当然，换上谁能不得意？‘你没参加高考吗？’她问我。‘我？’我用棉丝擦着油污的双手，苦笑着摇头，又把那团棉丝扔到江里去了。‘男子汉大丈夫，干吗那么熊？’她盯着我，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我翻了翻眼皮，有点撒赖似的说：‘我认熊。’她咯咯笑起来：‘该死！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跳江里去算啦！……我就不认熊！不认熊，也不认命！我妈是右派———她说她不是!可爸爸把我们甩了，一个人“革命”去了!我妈从小就教我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哼，推荐上大学，哪次也没我的份儿，现在怎么样!’她张开五指，—下一下地推着在脸颊前翻卷的花头巾，像是在欣赏着一面胜利的旗帜。“我不知道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也许，和一个姑娘偶尔相遇，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使你终生难以忘怀。她就是这样忽然充满了我的心间。你别误会。她给我留下的，不光是一种单纯的温馨、美好的回忆，不，不只是这些。那次对话以后，我再也没有勇气去见她。我只能时时从机房里探出头来，远远看着她在落日的余晖里，在猿猱的悲啸声中读书的身影：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栏杆上架起双脚，仰着头枕在靠背上，举着书，一动也不动。江水在下面奔涌。青山如削，拂面而过……关于她的奋斗，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也许，在襁褓中她就开始和妈妈一起经历人生的沧桑了？可是现在，她多得意啊，多自豪啊!而我，不错，也受过四五年罪，现在还忘不了咒骂。可是除了咒骂，哦，还有除了对中西菜点的谙熟，我还能给自己留下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我从这一天开始向自己宣战了。拼命，苦读。头悬梁，锥刺股。闻鸡起舞，朝天发誓……当然，谈何容易。如果没有她，我会像以前一样，把多少次奋斗计划变成灰烬。可是这一次我成功了。因为她那身姿、神态、话语，那飘动的花头巾，一直在我眼前闪，在我耳边响。我当时的誓言你听起来一定会笑———我下决心也要考上S大学中文系，我要去见她!……我就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当然也因为过去就喜欢，但也许更因为她学的是文学。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可笑的是，我当时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呀！……后来，渐渐的，才华、毅力、激情，这些我早已陌生的东西，似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我的身上。苦读、写作，劳动；自然，社会、人……一切开始充满了魅力———我也不再需要她常常站到眼前督促我了。可是，我的眼前仍然离不开她的身影，这个向陷在生活泥潭里的我投来第一根绳子的姑娘———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我的心底确确实实萌发了一种渴望。也许这就叫爱情？反正我期待着，有一天我也能自豪地站到她面前，在她惊异的目光中告诉她：‘都是因为见到了你!……’”“嘟嘟———”一辆接一辆载重卡车轰隆隆驶过马路，打破了街心花园里的宁静。车上，钢条铁管咣当乱响，沉重的引擎声在夜空飘荡。倒霉!当一切喧嚣归于平静以后，秦江的声音也不再出现了。我瞟了他一眼。他的脸膛遮在黑黝黝的树影里，嘴唇紧闭，只有眸子里闪着冷峻的光。我似乎已经摸到他心中的伤痛了，叹了一口气，不无同情地对他说：“我明白了。你是爱上她了。是不是这次你终于考上S大学中文系以后，见到她时，她已经……”他没答腔。“唉，天涯何处无芳草。想开点，慢慢你就会好的。”我劝他。他摇摇头：“你理解错了。”“怎么？”“真像你猜的，倒也没什么了。……当然，我会痛苦，但我能想得开。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到底怎么了呢？”“在‘红星’轮上见过的那位姑娘，也许……再也见不到了。”“癌症？!”我惊叫起来。他一怔。然后，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他摇头。……三“我一到S大学，就急着找她。我不知道姓名，也不好意思打听。我常常留意眼前走过的每一个女同学。我敢说，只要她一出现，我会立即认出她来。因为这两年里，她在我的梦中，在我的心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秦江和我走出街心花园，沿一盏一盏高压水银灯照耀下的人行道，走回宾馆。我们两个的身影，一会儿长长长，一会儿短短短，一会儿又长长长。他的声调依然是沉稳的，仿佛每一句都是从心灵深处缓缓流出的。“那你到底见到她没有呢？”“我见到她时，已经是到校二十多天以后了。系里召开庆祝国庆三十一周年的联欢会，全系同学聚在一起。先是表演节目，然后随便围成一个一个圆圈，击鼓传花。咚咚的鼓声很是扣人心弦，每个人拿到那朵纸花以后，都像触了电一样扔给下一个人。礼堂里一片欢声笑语。“说实话，我哪有什么玩的兴致。我知道她就在这里，在这几百人中间。可是，她什么时候能站到我的面前啊。“我的希望没有落空。终于有一次，旁边一个圈子里又响起一片欢呼。鼓声停了，人群里推搡出—个姑娘。这就是她！我一眼认出来了，是她!她的装束有些改变，穿着灰色夹银丝的西式上衣，端庄、大方。发式也已经不是短辫，蓬松地束成一把，甩在肩后。比轮船上见的她更显得有些魅力了。难怪我难以从人群里一下子认出她来！她还是那么自信，落落大方，没有再跟旁边‘耍赖’的女同学们费口舌。绷了绷微微上翘的嘴唇，走到圈子中央抽了签。按照签子上写的，她要在两分钟以内猜出—个刁钻古怪的谜语。她没有猜出来，只好又按照签子上写的惩罚办法：到一个彩色的竹篓里去摸一个‘未来的爱人’。“同学们又欢呼起来。不知这是谁设计的恶作剧，而又偏偏让她赶上了。不管从那竹篓里摸出的字条上写的是‘中山狼’还是‘武大郎’，被罚的人都要向大家宣布这是自己‘未来的爱人’。尽管这不过是一个玩笑，她还是咬起下唇，眼睛里闪着紧张的光，把手伸向竹篓里了。唉，想来真可笑，与其说她紧张，不如说我比她更紧张———虽然她不知道。我心中好像觉得，她伸手抓出的字条，冥冥中和我有什么关联———这一切，是在我刚刚认出她来的时候发生的呀!“她摸出字条了。她打开看着。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咚咚乱跳起来。那字条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使得她的脸飞红了，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像是要跳起来似的。她双手一拍，情不自禁地喊：‘哎呀!真赚！……’同学们都笑起来。有的高喊：‘快念念!怎么这么激动？’‘一定非常非常如意！’她这才明白过来，红着脸，跺着脚喊：‘我不是那意思！我才不是那意思呢!’……大家笑得更开心了。那字条终于被别的同学抢过来读了。那上面写着：‘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年少有为，前途无量。’在同学们更猛烈的笑喊声中，那个读条的男同学还一本正经地走过去，伸手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她把右手甩到了身后，这又引起全场一片戏谑的笑……“尽管她抽到了最好的一张字条，尽管这个玩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快乐，我的心里却不知为什么有点不是滋味儿。联欢会散了，我没有像多少次梦想过的那样，突然走到她的面前。甚至当她拖着椅子，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也没动声色。她的脸颊上，仍然泛着刚才兴奋的红晕。她也没认出我来。“为这，我暗自谴责了自己多少次。我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褊狭。褊狭到因为一场游戏而耿耿于怀。是因为爱情的自私，还是因为别的？……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终于到她的宿舍去了。‘还认得我吗？’我站在她的面前。她好像正为什么伤心，眼角还有泪痕。她吃惊地打量着我，抱歉地摇头。我说：‘嗬，找到了风度翩翩，前途无量的爱人，就把什么都忘了！’她显然没心思和我开玩笑，垂下眼睑，说：‘别闹。你到底是谁？’我说：‘一个险些跳到长江里去的认“熊”的水手。’‘是你？’她盯着我，接着，是我已经见过的那样子：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像是要跳起来似的。双手一拍，笑着喊：‘哎呀，我想起来了！’……她把我让进屋，心情却很快又回到了刚才的抑郁之中，强打出微笑，可又找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题。我盯着她的眼睛，拿出船上初见时的口气，逗她说：‘干吗？又是生离死别？和谁？……这回不悲壮了？你的花头巾呢？’她没有回答我，懒洋洋地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那上面就蒙着那块印着凤凰的花头巾。她心不在焉，凝视窗外。外面，秋雨丝一样飘拂。我真希望她问我怎么也报考了这里，希望她问问我这两年来经历的一切。可是，她的心思好像根本不在这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我开口了：‘你……这两年过得还好吗？’她拿手指往床上画着。‘有什么好不好的。像我们这样的人，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学术界的关系，再混一年，回到那个江边小镇，当个教书匠，心满意足……’话，是冷冷的，最后还苦笑了一声，补充道：‘比我妈妈那个教书匠强一点。她教小学，我教中学……’我吃了一惊，忽然觉得她很陌生。问她到底有什么不顺心，她抿了抿嘴唇，没有立刻回答我。可是，她的眼睛里渐渐蒙上了一层委屈的泪水……“嗨，其实，不过是因为她们班里的几位同学结伴秋游，没有叫上她。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全班同学那么多，叫上谁或者不叫谁，都是有可能的呀。可是，谁能体会到一个边远小镇的姑娘进入堂皇学府以后的敏感和悲哀？她说她们几个人看不起她，就是!她既没听过玛祖卡和波尔卡，也不知道德拉克罗瓦，她没有一个亲朋是什么名流、学者。于是也就从来没有勇气去敲任何一位教授的家门。她说她们一定嫌她‘土’，因为她只能像傻子一样，在旁边听她们那些高雅、时髦的奇谈，即便插上两句话，也多半充当了她们的笑料……她那么认真。激愤，不平，不断从鼻腔里吐出斩钉截铁的‘哼’声，是蔑视？是不服气？还是‘走着瞧’的挑战？都有。这神态，和当年在船上向我诉说身世遭遇时一模一样。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非但不再激起当年的情感，反而升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怅惘和忧虑。好像我一直陶醉在金色的秋天里，这时才突然发观，原来也有败叶和秋光一起生长。她讲的，即使都是真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在我们的石榴湖畔，聚集了许许多多从荆天棘地里挺拔出来的云杉，自然也生长着不少从幸运的土地上萌发起的根苗。这里，有自命为‘拼命委员会’的学习小组，有熄灯以后仍然躲在盥洗间里背单词的青年，也有时髦之士、风流人物等，有谙熟‘终南捷径’，在出版部门、学术团体进行‘穿梭外交’的‘基辛格’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奇怪的倒是她，何至于对一次小小的秋游耿耿于怀，何至于因为一些浅薄的嘲笑而不安？……噢，怪不得她桌上摆满了《肖邦》、《贝多芬传》之类，刚才还以为她在攻艺术史，原来她是为了知道玛祖卡和波尔卡。原来她的心里，埋藏着一颗虚荣的种子……“应该说，我对她的过去了解得还是那样少。我不知道，她在艰难时世中奋斗时，是靠自尊还是虚荣来点燃自己的热情。不管是怎样，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永远只靠这些来挑起自己奋斗的大旗吗？“是啊，我的失望就在这里。她梦寐以求的，只是让人刮目相看。我发现，她猛背莫奈、凡·高、马蒂斯和毕加索；她学会了不知是从喉咙还是鼻腔里不时地滚出一句‘唔嗯？’截断别人的谈话。是首肯、认可？还是漫不经心、不以为然？鬼知道!反正这是现今最时髦的语气词———其实，也不知道是哪位从人家外国留学生那里批发来的。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总算打听到了她妈妈过去的一位学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她要去拜访他，请他推荐稿子，引见名流。终于有一天的中午，她又在路上遇到了我，得意扬扬地说，她把那些小看她的人给‘镇’了———那些人拿着某学者的推荐信，去拜访文学研究所的高唐教授，万没想到遇上她正在客厅里和高先生谈笑风生，把那些人看傻了!这两天还接二连三地问：‘你怎么和高先生这么熟？’……她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这次，她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她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也许，她那几位同学不敢再小看她了？她可以加入他们那一伙儿了？看着她那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冷冷地打断她，说：‘真值得祝贺。’我走了。;“那天，我在石榴湖边的长椅上呆了一下午。早春的风沙打着旋儿，在身前身后飞舞。我的眼前却总是出现她———上大学以后见到的她和‘红星215轮’上那个霞光水色中读书的身影。也许，我没有什么力量干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只能在心中最隐秘的地方熬煎着失望的痛苦。我想，难道她奋斗了半天，是要钻进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难道我奋斗了半天，也是要回到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那里，是断送一个人全部激情、毅力和才华的泥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那里挣扎出来的啊!……哦，挣扎，想起了那次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的挣扎，眼前蓦然闪亮在暮色中的路灯，又蓦地使我心头发热———你为什么不快去找她？你怎么能不去找她!……“她正准备出门，说是有事。什么事？把头发一圈一圈裹上头顶，身上飘散出淡淡的檀香。中午我那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好像并没使她心存芥蒂，她的表情比以往更温柔，闪着眸子看我———但我已经预感到，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她将赴的约会。她向我投来抱歉的笑，说她最近太忙。她说她猜到了我找她干什么。本来嘛，初入校门，她理该为‘老朋友’引见一些名人。可惜太忙了。放心，她不会忘记的，不会的，更何况大家都同是来自巴山蜀地的‘小人物’……我脸红了，一种受侮辱的感觉使我的脑血管突突跳。窗外，对面宿舍楼闪烁的灯光好像突然飞炸成无数碎片，扑头盖脸而来。我眯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过了好久，才能用稍稍冷静的声音告诉她，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她问我，那有什么别的事吗？我说：‘没有。’我告辞了。“那天正是三月二十号，那天晚上我们S大学发生的事你是知道的。咱们中国的男排在世界杯预选决赛中战胜了南朝鲜队，校园里一片欢腾。同学们欢呼着，敲盆打碗，不击烂不尽心头之快。‘砰砰’的暖瓶炸裂声此伏彼起。几千人冲出宿舍楼，点起火炬，一把小号高奏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喊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围着石榴湖游行，欢庆通宵……走在这支队伍里，我流下了眼泪。我忽然发现，那么多同学，他们过去是奋斗者，现在仍然是奋斗者，不少人过去的奋斗，也许不过是因为对不平遭遇的反抗，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找到了新的奋斗支点。多么好啊，这里，多少慷慨悲歌之士，为国为民的精英……而沈萍，她在干什么？她会为这一切激动吗？会吗？我想起‘植树节’那天，全系去京郊山区植树，她和我碰巧坐在一辆大轿车上。汽车沿着干涸的河床开进山区，间或可以看见山坡上几间石块垒成的小房，几个放羊的孩子。她忽然颇有感触地说：‘人的命运真难捉摸。你说，要是落生在这个荒山野岭，过一辈子，多惨。’我瞟了她一眼，说：‘你庆幸自己，是吗？’她微微点头，自言自语似的说：‘当然：如果没有今天，糊里糊涂，也许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可是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她说的，是真话。她不堪回首往事。她充满了摆脱命运的漩涡，进入一种新生活、新天地的庆幸。她绝不想想自己和这荒山、孤村、放羊娃之间还应该有什么关系。大概，生活中也还会有激起她不平，鼓舞她奋斗的东西，但绝不会是这些，绝不会。会是什么呢？可能只是一个白眼，可能只是一次冷遇……唉，奋斗者，不尽然那么伟大，不尽然，是吗？“我连夜给她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我问她是不是感觉到了被人生的浊流裹挟去的危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上浸漫着一股多么可悲的浊流啊。我诉说我的担心，担心她在背‘人名辞典’，广交名流的浮华中毁了自己……当然，我很动感情。我向她吐露了那年‘红星’轮相遇以后，从心底渐渐萌发的情感，我承认这是爱。我说，正是因为那难以磨灭的爱，才促使我向她倾诉我的担心和希望。“……这件事办得这样不理智。我后来才听说，这时她已经有男朋友了，清华大学的学生，某学者(恕我不讲姓名)的儿子———一切都应了‘击鼓传花’得的预言：年少有为，前途无量。而我在她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更何况，我还讲了那么多不中听的话，傻瓜也不会写这样的情书的。“以后，我们偶尔相遇时，还互相点点头，打一个简单的招呼，但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她给我下的结论是———嫉妒，假正经，还故作多情……”秦江把双手抬到胸前，交迭十指掰着、按着，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他没有说下去，脸色很难看。一盏一盏水银灯下，我们的身影还是短短短，长长长。“就完了？”“唔，应该说是完了。”顿了顿，他又说，“可又像是没完。要不，我干吗还要管闲事，给自己招来痛苦？”四前面是通向宾馆转门的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了门，宽敞的会客大厅空无一人。我们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来。“上星期六晚上，在无轨电车上，好像是你喊我。我没理你，是吗？”我点头，一笑。“就是因为那件事。我很烦躁。”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我是到首都剧场看戏去了。在那儿碰到了一位朋友。哦，也是过去在‘老莫’和‘康乐’泡过的朋友。他爸爸是搞外事工作的。”“他和沈萍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他在外地，来北京出差的。可是在闲扯中，我很意外地听说他的妹妹———一个过去我也认识的女孩子———在谈恋爱，男方的爸爸就是某学者。我吃了一惊，追问了一句，原来那个男的，就是沈萍的男朋友。”“真的？”“我当时也很惊讶，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知道那个男的和沈萍的事。他不屑一提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S大的一位四川妞儿，死缠着他。他告诉我妹妹：烦透她了！我寻思这小子也不安好心，耍耍人家呗!……嗨，他当然追我妹妹。他想出国!他有几封教授的推荐信，想在麻省理工学院混上奖学金，他让我家老头子走走门子，给催催……’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进去。我的脊梁上透过一股寒气。我只想着沈萍。又是浊流!社会的浊流！人生的浊流！而沈萍在这中间算得了什么呀!随波浮沉的一根小草。可悲的是她不知道这些。是的，她不知道。这两天，她不是得意地讲她的男朋友要出国了吗。唉，她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准备挂起她的花头巾了。可是她想到没有，那挂着花头巾的航船正冲向礁石呀……“回学校的电车上，我连买车票的话都懒得说，当然也没有兴趣回答你的招呼。我只是一遍一遍问自己：告诉她吗？告诉她吗？告诉她，她能相信吗？她不会又一次说你嫉妒、挑拨？再者，那位剧场偶遇的朋友，他说话的可信性有多少哇!缄口不言？这痛苦还不仅在良心上，而且在更隐秘的感情深处!我这时才发现，爱情，尤其是初恋的爱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我得到了那样的回报，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时时回味起那晨雾、远村，坦阔的江面，飘拂的头巾……更何况在现在！在现在!“回到宿舍，已经熄灯了。默默地躺到床上。同屋的几位正喋喋不休地品评人物。某某交了个女朋友，是个‘宝钗’式的人物啦，‘好生生一个清白女子，竟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啦，谁谁如何‘交游干谒’有道，正进行出国留学的‘秘密外交’啦……我烦透了。浊流，四处漫延的浊流。一股什么火儿升起来：我怒吼一声：‘算了！睡吧！’把他们吓哑了。我呢，却一夜也没睡着。“清晨起来，我决定把一切告诉她。猜疑、臭骂都可以，反正我尽自己的责任。“吃早饭的时候，我看见她了。她就在那张桌子旁。我端着碗走过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很惊讶，疑惑地向我点点头。我默默吃了几口面包，说：‘沈萍，你……你过得还好吗？’———天!这叫什么话，连我自己都怀疑这话里有什么‘不良居心’了。‘过得挺好。’她瞟了我一跟，目光里有猜忌，又有挑战。我说：‘听说，他……你们那位，要出国留学了？’她说：‘没有。去美国使馆通过“托福”了，还要等护照。再过个把月吧。’她老练多了。得意、自豪，全隐藏在漫不经心里。‘托福’、‘护照’……知道吗？最时髦的名词儿，说得越漫不经心，越时髦。我还能往下说什么呢？我知道，我要说的一切肯定会招来什么。我犹豫了，舌头打了卷儿。“看来，我只能采取一个最愚蠢的行动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幸亏它没能实现。那可能是我身上消失了多年的干部子弟气质的偶然再现吧。当时，我打听到了她那位男朋友的地址。我决定去找他谈一谈，问问他是不是真的在耍这个来自小乡镇的姑娘。真是那样，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教训他一番，直到他认错为止……多浪漫，骑士一般！当时不知怎么就冒出了这个念头。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去了。“他没在家。他的妈妈说他很忙。护照早就领到了，后天就要飞美洲了。这个消息更使我相信，沈萍的悲剧为期不远了———他这么快就要走了，看来沈萍并不知道哇。“我在门口勾留了片刻，只好离开了他的家。走出楼门，忽然看见沈萍和一个小伙子远远携手而来。我闪到一旁。她穿着一件时新的银灰色绸料衬衫，丝带束着腰，衬出窈窕的身姿。近胯处的腰带结子随着她的走动而跳跃，飘洒、大方，已经看不出一个外省姑娘的丝毫痕迹。她一定自认为是幸福的，幸福的今天和幸福的明天，她绝不会想到等在自己前面的是什么！而我，只能用目光尾随着，看她跟着他走进了那黑森森的楼门。“天黑了，楼房噼噼啪啪亮起一方一方灯光。几滴雨点飘下来，打到身上。我没有离开，在楼前的马路上徘徊。“三层，最东边那个窗口，乳白色的窗帘上映出两个巨大的身影。那就是他们。也许，现在就是他向她摊牌的时候。大概过不了一会儿，沈萍会流着泪冲下楼来，跌撞着走进微雨之中。天这么晚了，我留在这儿会有些用处。至少，我要远远跟在她的身后，和她一起坐上回学校的汽车，再远远跟在她的身后，目送她走进女生宿舍楼……可是，我又多么害怕看见她跑出来。哦，不，还是跑出来吧……”“十点钟了，窗帘上的身影还在动。一个身影———那是她，她在梳头。我凝神注视着。这姿态我是熟悉的。三年前，在‘红星215’轮上，曙色初开，船过神女峰。她站在船舷，仰面望峰。江风吹起她的秀发，她的右手也拿着一把梳子，顺着风势，一下，两下……那亭亭玉立的身姿，使站在机房门口的我凝视很久。可是，现在……突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一下，又咚咚急跳起来，因为我看见那个窗户里的灯一下熄了。‘啪啪啪啪’，我踏着马路上耀眼的水窝，几步冲到最东边一个门，嗵嗵地向楼上跑去……“我还是理智的。我跑到二层时收住了脚步。我问自己：‘你去干什么？’我退下楼来了，走出楼门，闭上眼睛，仰脸让雨水滴打了一会儿，然后，顺着昏黄的路灯照耀下的斑驳的路，慢慢地走了。走了几十步，我又回来，默对着那黑黝黝的窗口。我感到心酸。为沈萍，为她妈妈，也为我自己。但愿我在首都剧场听到的那一席话，全是胡扯、谎话、瞎说八道!但愿如此。可是，即便如此，沈萍就幸福了吗？一年以后呢，两年以后呢，她会感到永远幸福吗？……我又想，说不定沈萍完了，为她在人生道路上的浅薄付出了牺牲。可也许，值得庆幸的是，这又使她回到我们中间，重新思索一下生活……如果真能那样，我将把今天晚上所见到的一切永远埋在心底，永远。可能的话，我还会对她说，我仍然爱着她……”秦江不再讲了，仰头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好像在努力平息情感的波涛。他又深深吸了一口烟，向眼前缭绕的烟雾使劲儿吹去。结果呢，更多的烟雾在我们的身边飘游。“后来呢，沈萍怎么样了？”“不知道。这是前天才发生的事。”我重重叹了一口气。他瞥了我一眼，用手把面前的烟雾撩开：“你叹什么气？我不是说啦，这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只能使我们警醒、思考、坚定。”“是这样的。”我点头，“……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和你不见你的爸爸有什么关系？”“哦，”他笑了，“我险些忘了。”沉吟了—下，他说：“也许，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心情了。戴着S大学的校徽，拿着获奖证书，突然出现在我爸爸面前———得意吗？得意。可好像又觉得挺没意思。我想起了‘红星215’轮上那块花头巾。人生的道路还长，我为自己设计的这种得意场面感到羞愧。……其次呢，我不知你预感到没有，人们一旦知道秦江是谁，会给我特殊的恩宠，不少老朋友们又会拉我去作‘老莫’、‘康乐’的常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毅力经受这些了。说真的，这都要感谢沈萍。她使我想了许多问题。关于奋斗者。关于人生。”“那你就永远不去见你的父亲了？”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失去这戏剧性的场面，我毕竟有些遗憾。秦江又笑了：“你何必过于执!等心情好了，我随时都可能回家去看他。不过对你没什么意义。那只是一个儿子回家看看父亲，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我们一起等电梯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成一篇作品？……我觉得，这件事里倒有不少深意。”“怎么写？都是同学，又还都在学校。写出来不是惹麻烦吗!”他摇头。忽然看了我一眼，笑笑说：“你感兴趣，你写。”我说：“真的？”“谁写不一样？我又没登记‘专利’。”他沉思片刻，又说：“再说，我要向沈萍讲的，也许只有这一条途径才能表达了。而这只有由你来说才合适……”噢，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于是，我就按照他讲的，只是把人名、地名变了一下，写成了这篇权当小说的报告。原载1981年第6期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画家老麦的气色红润，为人圆通，又走好运。有一年出了样舒筋活血的新药叫脉通，同行拿来开老麦的玩笑，谁知老麦就棍打腿，索性拿麦通当了笔名。这天傍晚他从城堡般的人民礼堂里出来，手提包鼓鼓的，装着刚得的奖品：一张奖状，一本精装的速写本子，一个人造革的夹子，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密封的信封，里边是奖金，他当然没有打开来看过。这个奖是十年浩劫以后兴起来的，也才连续三年，老麦年年都得上了。他拎了个手提包来装这些东西，就是个行家。有人没有经验，手里捧着出来就显得不自在。老麦走到礼堂对面的存车处，取车骑上时，门口的小车大车还拥挤着慢慢挪动，警察还在又比划又喊叫。老麦为避开这些四个轮子，把自己的两个轮子随手一拐，进了一条小马路。今年的奖有点意外，行情步步看涨。刚才就有不少的闪光灯，带响和不带响的镜头对准着他来。明天电视上出现的自己，只怕还是会透着些兴奋，年过五十的人了，应当不显山露水的好……怎么拐到胡同里了，这是什么胡同？马驹。呀，梅大厦!这个十分熟悉又经常想不到的名字，跳了出来。再拐两个弯儿，不就到了梅大厦那儿了吗。这位姓梅的，是老麦学生时代的好哥们儿，学的是雕塑。大家住在一个城市里，搞的都是美术，却有三年没有见面了。老麦通是忙于三来：来信，来访，来约稿。梅大厦是到处不露面，连逢年过节串个门吃顿饭都不作兴了。他在干什么？三年来美术界不大听说他的名字……老麦通由马驹胡同拐进驹尾巴胡同，再一拐，进了尾巴后坑。下车推进一个没有门扇的门洞，里边的杂院不知大小。院子中间戳着自来水管，为了防冻，拿黄泥抹得土坟头似的。这边搭出来一间厨房，那边接出来一个棚子。北屋只见屋角，东屋能看见几扇窗户，西边是什么也看不见。梅大厦住的是南屋靠西的两间。老麦把车推到南屋门前，就叫道：“梅大厦，在吗？”一边背着身子锁车，听见背后屋里叫道：“吃饭没有？正好，给你下挂面。”三年不见，人没进屋，劈头是这么句话。老麦立刻想起来，这还是三十年前穷学生时候的口吻。土坟头似的水龙头那里，一个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一棵一棵地涮着菠菜。清清楚楚地嘟嚷道：“挂面，挂面，天天挂面。”显得挺自己的。老麦通望望老太太笑笑，高声应道：“你这儿能有别的吗？”“给你打个鸡蛋。”老麦通进屋，也只扫了梅大厦一眼。不用说握手，连一句寒暄都用不着，管自跨进里屋坐下，因为只有里屋才有凳子。外屋的窗下，有个煤气罐，一个两眼的煤气炉架子。里屋靠里角落里，有张木板单人床，白床单黄不搭拉的。只有这一床一炉，才表明还住着个人。以外全是架子：有真正的书架，有像商店里的货架，有砖头垫脚，自己拿木板木条钉起来的架子。所有的架子上，全是雕塑。有陶瓷，有玉石的、石头的，还有黄杨木、楠木、不知什么的树根树顶。梅大厦这个人呢，若在路上溜溜的靠边走着，就是一个老不顶用了的泥瓦匠。一身劳动布工作服，往哪一推，都少不了粉尘飞扬。花白的乱蓬蓬的头发，细眼睛挂红丝，小个子还驼点儿腰。只有当他伸出两只手来，那是皮肤紧绷，肌肉鼓胀，伸缩灵活的年轻的手啊。这年轻的手现在专心一意地下挂面，打鸡蛋。趁这工夫，老麦通把架子上的作品浏览一番。书架上摆的全是陶瓷，多半三年前见过。有飞禽走兽，也有散花天女，扶锄老农，白衣战士。有的古色古香，有的土里土气。造型、使釉、神态，都着力继承民族传统。货架上摆的是石雕，有汉白玉的头像，大理石的热带鱼、北极熊，最多的是绿色、紫色，杂色斑驳的玉石，有的像牛，有的像鹰，有的连行家也一下子看不出来像什么。这些东西老麦多半没有见过，是这三年来的作品吧，显然追求现代派的表现方法。那临时随手钉起来的架子上，全是木雕人物，有的还是半成品，看来都是近作了。……老麦通那只有行家才有的，安安闲闲坐在那里挑剔的眼光，渐渐地不安起来了。这些木雕是些什么东西呀？那不是从庙堂、寺院、坟墓的雕塑里来的吗？不是从民间的泥娃娃、面人儿脱胎出来的吗？可是又多么不一样，哪儿哪儿都变化了，是吸收了外国现代方法的呀！这两样东西揉在一起了，不敢立刻肯定说揉得匀净不匀净，可是在这么个杂院的破南屋里，这个老泥瓦匠般的老同学、老光棍，有所探索，有所创造……老麦通的确好运道，十年浩劫时候，也“全托”过，也下过水田叫蚂蟥咬过，但总没有伤着元气。现在这些都成了光荣历史，眼面前可是青云直上。前年画了张武斗场面，闯了“禁区”，反映强烈，热辣辣地得了奖。去年评奖的时候，说不能全是“伤痕”，要点叫人愉快开朗的。恰好他有一张五只小猫，像小孩子那样互相抓挠着。今年得奖的提名是“夜行军”，主要人物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兵，军帽下边戳着两根辫橛子，背上背的当然不是枪，得是一把二胡。起初大家觉着不新鲜。评选来到，又觉着革命传统教育现在太需要了，理当上选。最后一讨论，军事题材的就这一张，一下子名列前茅。老麦通有一位好夫人，她把稿费奖金积攒起来，使用在刀刃上。家庭里提前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两用录音机、彩色电视机，玉兰牌洗衣机和雪花牌电冰箱。一儿一女都上着大学，都是要强的好孩子。儿子快毕业了，在动脑筋出国留学，女儿有志考研究生。老麦通的眼睛还在架子上来回溜着，忽然看见书架顶板上，不像是摆，倒像是撂着一个女兵，辫撅子，身背二胡，军帽上肩膀上可落上不薄的尘土了……这个烧瓷女兵是三年前见过的，和自己的画稿有没有关系呢？倒也难说。不过平心而论，这个女兵是一般化的，自己画得有个性，有人物的心灵……这时，挂面已得，鸡蛋已熟。梅大厦仿佛大功告成，双手捧了进来。老麦通进屋的时候，一见这一床一炉，脑子里那些闪光灯就都熄灭了，那些带响和不带响的镜头也离得远远的了。把手提包随便往桌子角落里一放，没有把奖品拿出来给老同学看看的兴趣了。这时老同学捧着碗站在面前，他嗖的没有经过大脑，手脚飞快地把手提包塞到桌子下边去了。老麦通挑起一筷子面，叹道：“你我都一把年纪了。”“吃吧吃吧，放了味精的。”老麦通吃了一口。“怎么样？”“不错。”老麦通随口应酬着。梅大厦笑起来，忍不住揭穿秘密的样子：“还放了虾籽。”“嚯。”老麦竟喝声彩，其实他连大虾也不稀奇。“我还有紫菜，你要不要？”他要倾囊而出。“不要不要不要。”老麦通反倒觉得凄凉，慢慢地往下咽。梅大厦也不再让，大口大口，啜出声来，嚼出响来，是一种狼吞虎咽的吃法。味精和虾籽。在这种吃法里也是不起作用的。老麦心想：我是不是要作第三次努力呢？原来为给梅大厦找对象，老麦夫妇费过两次心。按老麦的夫人说：“还真不惜血本。”第一次是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才三十来岁，美术展览会上有梅大厦的作品，一个青石的旗座，盘着两只活泼泼的老虎。老麦夫妇先请一位女诗人看展览，听她称赞了作品，才约下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在广东饭店见面。梅大厦准时来到，老麦点了菜等着。七点一刻，女诗人姗姗来到。她身材娇小，穿一身黑色连衣裙，胸前一朵银亮的菊花，笑吟吟地穿过餐座。等到一介绍，就不作声了。坐下来动了动筷子，大约一刻钟，就说有事站起来走了。第二次是十多年前，“浩劫”前不久，老麦夫妇约下一位中学女教师，一个规规矩矩的寡妇在家里见面。炖了一只鸡，买了瓶张裕葡萄酒。那天刮风起黄土，梅大厦眯着眼睛钻上楼梯。老麦住在四楼一号，他跑到三楼，看见廊道地上扔着些石头块儿，有带紫的，有翠绿的。问在楼梯上甩牌的孩子，孩子们说是附近玉石厂往外扔的下脚料，捡来砌炉台的。梅大厦埋头跑到三楼一号去敲门，正好这一家人都上班了。他留下张条子，眯着眼戗着风沙，向玉石厂的废料堆钻去了。忽然听说梅大厦结了婚。梅大厦在特种工艺工厂工作。厂里有个白胖白胖的女工，她身上的脂肪够“塑”两个梅大厦的。她要跟梅大厦学手艺，要给师傅洗衣服，抓着衣服就掏兜。有回掏着了存折，说师傅你真逗，挣钱不花，老了白搭。梅大厦说：“我没有时间。”她说：“我来。”梅大厦看来跟变戏法一样，大立柜，沙发，碗橱———这是梅大厦想也想不到的。双人床———这叫梅大厦纳闷。一样样往家里搬，有天她操持家具累大发了，头晕，往双人床上一歪，睡到半夜才醒来，梅大厦卧在外间的沙发上。第二天这白胖女人在车间里和人骂架：“管得着吗？扒下衣裳来，老娘哪一样输给他，明儿就登记，气死不长眼的醋坛子娘们儿。”他们登了记，这个白胖女人有三多，一是吃得多，放下饭碗，转过身来就抓蜜饯往嘴里塞。上班兜里装着巧克力，下班回家一手托着熟肉，还一手嗑葵花籽儿。二是亲戚多，三姑六姨，这个大脚片的刚住两天吧嗒吧嗒走了，那位小脚的已经盘着腿坐在沙发上。第三是觉多，一到晚上九点钟，就脱得刮了毛的猪一样，仰在床上叫道：“厦厦，快来呀，明儿还上班不上。”“浩劫”开始，梅大厦的“白专道路”是跑不了的，弄去“全托”了半年。回到家里，两间屋子搬得溜光，白胖女人也不知和谁“串联”去了……老麦通吃了半碗面，放下筷子，考虑着说道：“眼见人都老了，要安排生活了，要有个人照顾了。”“不用，不用，不用。”梅大厦连说三声不用。;“我来帮帮第三次忙吧。”“不用，不用，不用。”又一连三个不用，“我又不会交际，又老，又丑……”停顿一下，正色说道；“我没有时间。”“这叫什么生活呀。”“想搞艺术，就不要想好命运。”“这又是当穷学生时候的话。”“现在更有体会了，我有过好命运，有过家庭幸福。”“幸福？”老麦通暗吃一惊，那一段经历，怎么也归不到幸福那儿去呀。可是只反问一声，就把话咽住，这是老麦的为人。“怎么不幸福？现在的家庭，不是论腿儿吗？我有过几十条腿，只有两张嘴。吃饱了睡，睡起来吃。一般说的幸福，不就是这个？那你说的安排呀照顾呀又是什么呢？”老麦通给堵住了，不得不说出那核心的话来，但措词还是婉转：“那个女人不合适。”“她后来又结了婚，闹不好，又离了婚。现在厂里谁也不理她了。”梅大厦眯细挂红丝的眼睛，轻轻加上一句：“也挺可怜的。”这一句叫老麦心里一震，脱口叫道：“她把你弄得精光。”“管它那个做什么。”梅大厦的眼睛一亮，高声说道，“要命的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是艺术上最糟糕的时候。那几年做不出什么东西来，也做了几件，你看———”梅大厦往书架顶上一指，指的就是那个一身尘土，背着二胡的女兵，“现在看都懒得看一眼，这么不经看。”老麦通心里“咕哧”往下沉了一沉，但是平和地说道：“你那个女兵是一般化了些。”“怎么不一般化呢。幸福的家庭都是一般化的，这沾着谁的名言了吧。”梅大厦走到货架前面，指点着那一排排玉石，他皮肤紧绷、肌肉鼓胀的年轻的手，落在一块黑紫黑紫的玉石上，那是一只鹰，振翅飞翔前的一刹那，合着翅膀伏着身子的鹰：“这是去年做的。多好看的颜色，多漂亮的材料，你看这一块淡紫，恰好用在后脖子上，你看这两根线条，多简单哪，写意画哪，多经看哪。”梅大厦年轻的手，不住地抚摸着他的鹰。从无数舒展的毛孔里，发射着疼爱的电子，石头的鹰暖和了，生动了……年轻的手倏地转到一块淡绿的玉石上，这块玉石的外形有点像元宝，下边绿些，往上渐渐地淡了，上边是白的。这回连老麦通也断不定是个什么。“漂亮吧？多漂亮!再也找不着这样的材料，我是从人家废料堆里捡的。就是再有这样的材料，我也做不出来第二个了。”那手灵活地迅速地摸摸侧面，摸摸正面：“这里，都是原材料原样。我只在这里打了打，这里钻了钻。”那手摸到纯白的元宝顶上，敏感的触须那样颤颤着：“这个材料硬极了，脆极了，这里，我可小心极了，耐心极了，慢慢的磨出来的。你看，春天来了，叫太阳晒化了，摊在淡绿的水面上。身底下的颜色，是水的反映……”老麦通这才领悟，这是一只白天鹅。长长的脖子弯弯地贴在背上，是刷洗羽毛？是刚从睡梦中苏醒？是尽情享受着大地春回……可是，一般人是看不懂的。不觉叹道：“可惜，这些东西眼前是无名无利。”“管它那个做什么。”梅大厦两手一拍两腿，劳动布的工作服冒烟一般飞起粉尘。他也有要飞的意思，“现在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候，工作最好的时候。因为最自由。思想上自由，生活上自由，艺术上我觉着看得见自由王国了。”梅大厦的花白头发，有的倒立，有的披散在额角，那细小挂红丝的眼睛，闪着一种不那么正常的光芒。老麦通暗想：这样的光芒自己是没有的，又更正着，是自己欠缺的。可是老麦通很快落在实际问题上，说道：“没有材料了吧？我可以跟玉石厂打打交道。”“不用了，做不好了。我一连气儿做了大大小小四十七件，想凑个整数五十件，最后三个做一个扔一个。过了劲了，没有激动了，没有兴趣了，做不好了。”“现在你做黄杨木雕？”梅大厦把手往那临时钉起来的架子上，一排排黄杨木人物那里扫过去，扫过来。好像一个将军指点他的直属部队。老麦通的眼睛也顺着他的手扫过来，扫过去，却有一个不大的头像，留在视网膜上。老麦回头找那头像，那在角落里，不过海碗大。老麦走过去，脚步要收未收就站住了。梅大厦也不作声，反倒后退一步，好一眼看见他的头像，一眼看见他的老同学观察头像的神态。这是一块黄杨树顶，上尖下圆。留着原树皮，只上尖下圆地开出一张脸来。原树皮就像头发，也可以说是头巾从额上分两边披散下来。这脸是少妇型的长脸。老麦当然立刻看出来，那比例是不写实的。头发或者头巾下边露出来的尖尖脑门，占全脸的三分之一。弯弯的眉毛，从眉毛到下边的眼睛，竟有一个鼻子的长度。我的天，这么长这么长的眼皮呀。眼睛是半闭的。这以下是写实的端正的鼻子，写实的紧闭的嘴唇。这是一个沉思的面容。没有这样的脑门和这样长长的眼皮，仿佛思索盘旋不开。森林里常有苍老的大树，重重叠叠的枝叶挂下来，伞盖一般笼罩下来，老树笼罩在沉思之中。这个少妇头像，是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老麦通回头再看看那些陶瓷，那些玉石，更加明白老同学在着力于民族传统之后，追求了现代表现之后，探索着一个新的境界。老麦通这样想着的时候，感觉到有一道目光，盯在他的脑后。那是那个头像的长长的眼皮下边，那半闭的眼睛里射出来的。但老麦的为人，不愿意随便肯定，也不作兴过于激动，只是感叹一声：“三年不见，你的进展很快呀？”梅大厦弯腰把发黄的白床单一撩：“你看。”床下堆着几十根粗细长短不一的木料。“你天天做吗？”“没有。”梅大厦低下头来，显出了老态：“从春节到现在，我动都没动。”“怎么了？”“白天上班，工厂里不断任务。不是寺庙里的菩萨全砸了吗？现在发展旅游事业，到处来定做佛像。晚上回家呢……”梅大厦压低声音，指指东墙，“隔壁老太太春节犯了心口疼。”“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在水龙头洗菠菜的老太太？”“是。这墙不是砖墙，高粱秆抹一层泥。我这里敲打一下，老太太那里心口震一下。”“那你晚上干什么呢？”“学习。和做学生时候一样，翻来覆去看资料，看图片。”“那也是准备工作。”梅大厦的细小挂红的眼睛里，射出了光亮，和头像的目光仿佛。“都构思好了，有的稿子也打出来了。现在就是要做，做，赶紧做，一口气做它二十件。现在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候，这样的好时候不知道会有几年。”梅大厦年轻的手，抓着花白衰老的头发，扯了两扯：“我怕拖呀拖过了劲儿，没有了激动，没有了兴趣，再做也做不好了。”老麦通也着急起来，说：“和老太太商量商量，你要不好说，我去。”梅大厦连忙摇手，压低嗓子说：“一商量她就忍着了。心口疼是心脏病，把人忍坏了呢？老太太对我挺好的，我不能这样做。”老麦通立刻想到另外找一处房子，啊，房子，对当前需要房子工作的人，房子是月亮里的宫殿。又想是不是找找美协，临时借一间？也没有把握，不觉心烦，坐不住，从桌子底下摸出手提包，起身告辞。“我给找找房子看，你也出来活动活动。”“好，好。”梅大厦随口应着。“星期天上我家来，说不定房子有信儿呢。”对这样具体的约会，梅大厦略一犹豫，正色回道：“我没有时间。有信儿打个电话吧。”老麦通推上车子，走过没有门扇的门洞。老太太的房门，是开在门洞里的。老麦往里边一看，老太太按在桌子上揉着一团面呢。老麦随和地点了个头，不想老太太放下面，跟了出来。老麦估着有话要说，就在门口站下来。这位老太太眼窝有点眍了，嘴有点瘪了，春寒早已过去，还穿着棉裤，扎着腿带。是杂院里常见的老人家，两只揉面的手，在围腰上搓着。嘴里流水一般说着代代相传的送客的话；“您走了，不多坐会儿，忙什么呀，不喝碗水吗……”“老太太，您心口疼好了吧？”“好了。一打春，转过地气来，早好了。”老麦通哈的一声，脚一踢，支上车。“老太太，可误了多大的事了……”一想，是不是老太太听见了刚才的谈话，打算忍着，故意这么说的。就走到老太太身边认真说道：“咱说实在的，隔壁做活，碍不碍您的心口？”“碍不着，我又不是泥胎烧活儿。”“那您怎么不告诉给他？”“可别告诉他，可别让他做木头人儿了。给他找个真人儿过日子是正经。一个月也挣百十块钱，累了一天下来，打那个夜作干吗！屋里全满了，搁没处搁，撂没地方撂的……”“老太太，晚上他不能呆着。”“我知道，坐那里一看相片儿，跟傻了眼似的。”“什么相片？”“女的呗，可寒碜了。”老麦通想着只怕是现代派的图片，说：“丑八怪似的？”“不价，一个个仙女似的。”“那怎么寒碜呢？”“瞎，连双袜子都不带穿的。”这是老太太的语言，偏挑袜子来代表一切。为人圆通的老麦，对这样的老太太，也能沉下脸来：“我告给您，您记住了，让他一连气儿再做出二十件来。”“他都过五十的人了，还家没个家，日子不像日子。我这个岁数，脱鞋上炕，不定明儿还穿不穿呢。我这眼睛能闭得上吗？”这几句话，又把老麦通说愣了，明明透着老母亲的口气。“打春节一闹心口疼，精神也差多了。那屋里冷呀热的，也惦记不周全了。跟您这么说吧，再让他敲敲打打的，非出大事不解。”“什么大事？”“有天后半夜快打鸣了，那屋里还亮着灯。我哪能躺得住，穿衣裳过去一看，他摸摸石头块儿，摸摸木头人儿，就这么摸来摸去。我说睡了吧，他说大妈，我只能跟您一人说，白天我还说不出来，只能深夜里说，不定几十年百年以后，会有人研究，中国有过这么个人，做了这么一些东西。我说人都不在了，这管什么呀……”老麦通心里发紧，不知道老同学竟藏着这样的心思，只能深夜说给这么个老太太听，这样疼爱他又这样不理解他的老太太。老麦沉着脸说；“人不在了国家在，民族在。”“这也在理。可我瞅着他那眼神不对。”“怎么不对？”“一下子贼亮贼亮，仿佛打个电闪……”这一声电闪，叫老麦猛然想起果戈里笔下的俄罗斯的“魏”。“魏”的手脚像是扎在地下的老树根，眼皮长长地拖到地上，铁皮一样沉重，跌跌扑扑地走过来，叫道：“抬起来！”精灵们过来抬起眼皮，好像打个电闪，真伪好丑立刻分明……老麦肯定了他的老同学，梅大厦创造了一个中国的“魏”。这中国的“魏”隐身在树皮里边，是一个沉静的少妇型，一个思索的亲切的“魏”。老太太还在叨叨着，给找一个安生过日子的主。老麦心思活跃，看看胡同，说：“汽车进不来，停在马路上，找个手推车给推进来。”“，哪怕黄花闺女，也起胡同口走进来。”“我请一位八十多岁的……”“哟！”“……大老头……”“哟！”“……来看一看，给他组织一个像样的展览会。”老麦通骑上车，因为自己的发观，和将要实现的计划兴奋起来，胡同里没有人也没有车，他把铃铛打得山响。扔下老太太在那里想道：这位瞅着怪体面的，怎么也有点儿毛病似的。摇着头走进没有门扇的门洞，还揉她那团面去了。原载1981年第7期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邓友梅一“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那五的祖父做过内务府堂官，所以到他爸爸福大爷卖府的时候，那房子卖的钱还足够折腾几年。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挎刀?辛亥革命成全了他,没等他到挎刀的年纪，就把大清推翻了。福大爷有产业时，门上不缺清客相公。所以他会玩鸽子，能走马。洋玩意儿能捅台球，还会糊风筝。最上心的是唱京戏，拍昆曲，给涛贝勒配过戏，跟溥侗合作过“珠帘寨”。有名的琴师胡大头是他家常客。他不光给福大爷说戏、吊嗓，还有义务给他喊好。因为吊嗓时座上无人，不喊好时透着冷清。常常是大头拉个过门，福大爷刚唱一句“太保儿推杯换大斗”，他就赶紧放下弓子，拍一下巴掌喊：“好!”喊完赶紧再拾起弓子往下拉。碰巧福大爷头一天睡得不够，嗓子发干，听他喊完好也有起疑的时候：“我怎么觉着这一句不怎么样哪?”“嗯，味儿是差点，你先饮饮场!”大头继续往下拉，毫不气馁。福大奶奶去世早，福大爷声明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不再续弦。弦是没续，但今天给京剧坤伶买行头，明天为唱大鼓的姑娘赎身。他那后花园的五间暖阁从没断过堂客。大爷事情这么忙，自然顾不上照顾孩子。那五也用不着当老子的照顾。他有自己的一群伙伴。三贝子、二额驸、索中堂的少爷、袁宫保的嫡孙，年纪相仿，门第相当。你夸我家的厨子好，我称你府上的裁缝强。斗鸡走狗，听戏看花。还有比他们老子胜一筹的，是学会些摩登派的新奇玩意儿。溜冰、跳舞、在王府井大街卖呆看女人，上“来今雨轩”坐茶座泡招待。他们从来不知道钱有什么可珍贵的；手紧了管他铜的瓷的、是书是画，从后楼上拿两锦匣悄悄交给清客相公，就又支应了十天半月，直到福大爷把房产像卖豆腐似的一块块切着卖完，五少爷把古董像猫儿叼食似的叼净。债主请京师地方法院把他从剩下的号房里掏出来，这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上当铺当不出一个大子儿，连换个硬面饽饽也换不来。福大爷一口气上不来，西方接引了，留下那五成了舍哥儿。二那五的爷爷晚年收房一个丫头，名唤紫云。比福大爷还小个八九岁。老太爷临去世，叮嘱福大爷关照她些。福大爷并不小气。把原来马号一个小院分给紫云，叫她另立门户，声明从此断绝来往。紫云是庄子上佃户出身，勤俭惯了的，把这房守住了，招了一户房客。寡妇门前是非多，不敢找没根底的户搭邻居。宁可少收房钱，租与一家老中医。这中医姓过，只有老两口，没有儿女。老太太是个痨病底儿，树叶一落就马趴在床上下不了地，紫云看着大夫又要看病，又要伺候老伴，盆朝天碗朝地，家也不像个家，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为病人煎汤熬药、洗干涮净的细活全揽了过来。过老太太开头只是说些感激话，心想等自己能下地时再慢慢补付。哪知这病却一天重似一天。老太太有天就拉着紫云的手说：“您寡妇失业的也不容易，天天伺候我我不落忍。咱们亲姐妹明算账。打下月起咱这房钱再涨几块钱吧!我不敢说是给您工钱。有钱买不来这份情意。”紫云一听眼圈红了，扶着老太太坐在床沿上说：“老嫂子，我一个人好混，不在乎几块钱上。那边老太爷从收了我，没几年就走了。除去他，我这辈子没叫人疼过。想疼疼别人，也没人叫我疼。说正格的，我给您端个汤倒个水，自己反觉着比光疼自己活得有精神。您叫我伺候着，就是疼了我了。这比给我钱强!”又过了两年，老太太觉着自己油碗要干。就把过大夫支出去，把紫云叫到床边，挣扎着依在床上要给紫云磕头。紫云吓得忙扶住她说：“您这不是净意儿的折我的寿吗?”过老太太说：“我有话对你说，先行个大礼!”紫云说：“咱姐俩谁跟谁呢?”于是过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和过大夫总角夫妻，一辈子没红过脸。现在眼看自己不行了，一想起丢下老头一个人就揪心。这人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除去会看病，连钉个纽扣也钉不上。她看了多少年，没见紫云这么心慈面软的好人，要是能把老头交给她，她在九泉之下也为紫云念佛。紫云回答说：“老姐姐，您不就是放心不下过大夫吗?您把话说到这儿就行了。以后有您在，没有您在，我都把过大夫这个差事当正事办。您要还不放心，咱挑个日子，摆上一桌酒，请来左邻右舍，再带上派出所警察，我当众给过家的祖先磕个头，认过大夫当干哥哥!”过老太太听了，对紫云又感激又有点遗憾。和过大夫一商量，过大夫却是对紫云钦敬不已。紫云借过端午的机会，挎了一篮粽子去看福大爷，委婉地说了一下认干亲的打算，探探福大爷的口气。福大爷说：“从老太爷去世，你跟那家没关系了。别说认干亲，你就嫁人我们也不过问。”紫云擦着泪说：“大爷虽然开通，我可不敢忘了太爷的恩典。”六月初一摆酒认干亲，紫云不记得自己父母姓什么，多少年来在户口上只写“那氏”二字，席间她又塞给警察一个红包。请他在“那”字之下加个“过”字。正式写成过大夫的胞妹。过老太太言而有信，这事办完不久就驾鹤西逝了。紫云正式把家管了起来。人们为此对她另眼相看，称呼她云奶奶。三听说那五落魄，云奶奶跟哥哥商量，要把他接过来同住。她说：“不看金面看佛面。不能让街坊邻居指咱脊梁骨，说咱不仗义。”过大夫对这老妹妹的主张，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就到处打听那五的行止。后来总算在打磨厂一家客店找到了他，穿得也还体面。过大夫说明来意，本以为那五会感激涕零的，谁知那五反把笑容收了，直嘬牙花子。“到您那儿住倒是行，可怎么个称呼法儿呢?我们家不兴管姨太太称呼奶奶!”过大夫气得脸色都变了，恨不能伸手抽他几个嘴巴，甩袖走了出来。回到家不好如实说，只讲那五现在混得还可以，不愿意来，不必勉强吧!云奶奶不死心，再三追问，过大夫无法，就如实告诉了她那五的原话。云奶奶叹口气说：“他们金枝玉叶的，就是臭规矩!他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吧。咱们又不冲他，不是冲他的祖宗吗?他既混得还体面，不来就罢了。”谁知过了几天，那五自己找上门来了。进门又是请安，又是问好，也随邻居称呼“云奶奶”，叫过大夫“老伯”。尽管辈分不对，云奶奶还是喜欢得坐不住站不住。云奶奶问他：“我怕你在外边没人照顾，叫你搬来你怎么不来?”那五说：“说出来臊死人，我跟人合伙做买卖，把衣裳全当了作本钱，本想货出了手，手下富裕点，买点什么拿着来看您，谁想这笔买卖赔了……”云奶奶说：“自己一家人，讲这虚礼干什么?来了就好。外边不方便，你就搬来住吧。”那五难道是个会做买卖的人么?买卖是做了一次，但没成交。天津有个德国人，在中国刮了点钱，临回国想买点瓷器带走。到北京几处古玩店看了看，没有中意的。那五到古玩店卖东西，碰上他在看货，就在门外等着。等外国人出来，就上去搭讪，说自己是内务大臣家的少爷，倒有几宗瓷器想出手，可以约个时间看看。外国人要到他府上拜访，他说这事要瞒着家里进行，只能在外边交易。约定三天后在西河沿一家客店见面。那五并没有瓷器。但他知道索家老七从家中偷出一套“古月轩”来，藏在连升客栈。索七想卖，又怕家里知道不饶他。那五就找索七说，现在有个好买主，买完就运出中国，不会暴露，又能出大价。你出面怕引起府上注意，我担这个卖主名义好了。事情成了，我按成三破四取佣金，多一个大子儿不要。可你得先借我几十块赎赎当，替我在这客栈包一间房，要不够派头，外国人就不出价儿。索七少比那五还窝囊，完全依计照办。过大夫来找那五时，那五刚搬进客店，还在做发财梦。当然毫不热心。索七嘴不严，这事叫廊房头条的博古堂古玩店知道了。博古堂掌柜马齐早知道索七偷出这套东西来，一直想弄到手，谈了几次都因为要价高没成交。可是东西看到过，真正的“古月轩”，跟他所收藏的几个小碗是一个窑。恰好德国人来他店中看货。他就悄悄吩咐大伙计，把几个“古月轩”的小碗摆到客厅茶几上。外国人看完货，他让到客厅去休息。假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提起茶壶就往那“古月轩”碗里倒茶，并捧给了德国人。德国人接过茶碗一看，连口称赞，奇怪地说：“你们柜上摆的瓷器都并不好，怎么平常用的茶具反倒十分精美?”马齐一听，哈哈大笑，说：“你要喜欢，卖给你，比你认为不好的任何一种都便宜，连那一半钱也不值!”德国人说：“你开玩笑?”马齐说：“完全实话。”德国人间：“为什么?”马齐说：“这是假的。你看的不中意的那些是古瓷，这是当今仿制品!买瓷器不能光看外表!要听声、摸底儿、看胎!”他说着从前柜拿来一件瓷器，一边比较一边讲，把个外国人说得迷迷糊糊。最后他把没倒茶的两个碗叫学徒用棉纸包了，放到德国人跟前说：“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一对不值钱的假货送你作纪念!”那德国人把这碗拿回去，反复地看。没两天就把“假瓷”的特征全记在心里了。等他去客栈拜访那五时，那五一打开箱盖他就笑了起来，这不和博古堂送他的假货一模一样吗?但他却出于礼貌并不说破。问了一下价钱，贵得出奇。再看那五住得这么寒酸，也不像个贵胄子弟，连说“No，No”，起身走了。他很感激博古堂的掌柜教给他知识，到那儿把柜台上摆的假瓷器当真货扫数买走，高高兴兴回德国了。买卖不成，索七怪那五做派不像，逼着叫他还赎当的钱，也不肯付房间费。那五把赎出来的衣服又送回当铺，这才投奔云奶奶来。过了不久，马齐终于由人说合，只花了卖假瓷器的一半钱，把索七的真货弄到了手。等索家发觉来追查时，他早以几倍的高价卖给天津出口商蔡家了。四云奶奶是自谦自卑惯了的，那五肯来同住，认为挺给自己争脸，就拿他当凤凰捧着。那五虽说在外边已混得没了体面，在这姨奶奶面前可还放不下主子身份。嘴里虽称呼“云奶奶”，那口气态度可完全是在支使老妈子。他是倒驴不倒架儿，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而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做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云奶奶用体己钱把衣裳给他赎出来之后，他又恢复了一天三换装的排场。换一回叫云奶奶洗一回，洗一回还要烫一回。稍有点不平整，就皱着眉头说：“像牛嘴里嚼过似的，叫人怎么穿哪?”云奶奶请来这位祖宗，从早到晚手脚再没有得闲的时候了。过大夫仍住在南屋。那五来后，他尽量地少见他少理他。这他还是忍不住气。有天就借着说闲话儿的空儿对那五说：“少爷，我们是土埋半截的人了，怎么凑合都行，可您还年轻哪。总得想个谋生之路。铁杆庄稼那是倒定了，扶不起来了。总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别看医者小技，总还能换口棒子面吃。您要肯放下架子，就跟我学医吧。平常过日子，也就别那么讲究了。”那五说：“我一看《汤头歌》《药性赋》脑壳仁就疼!有没有简便点儿的?比如偏方啊，念咒啊!要有这个我倒可以学学。”过先生说：“念咒我不会。偏方倒有一些，您想学治哪一类病的呢?”那五说：“我想学打胎!有的大宅门小姐，有了私情怕出丑，打一回胎就给个百儿八十的!”过先生一听，差点儿背过气去!从此不再理他———那年头不兴计划生育、人工流产，医生把打胎看作有损阴德的犯罪行为!五那五在云奶奶家住了不到一个月。虽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耐不住这寂寞，受不了这贫寒。好在衣服赎出来了，就东投亲西访友想找个事由混混。也该当走运，他随着索七去捧角儿，认识了《紫罗兰画报》的主笔马森。马森见那五对梨园界很熟，又会摆弄照相机，就请那五来当《紫罗兰画报》的记者。这《紫罗兰画报》专登坤伶动态，后台新闻，武侠言情，奇谈怪论。社址设在煤市街一家小店里。总共两个人。除去马森，还有个副主笔陶芝。这两人两个做派。马森是西装革履，陶芝是蓝布大褂。马森一天刮两次脸，三天吹一次风。陶芝头发披到耳后，满脸胡子拉碴。这办公室屋内只有两张小桌，三把椅子。报纸、杂志全堆在地下。那五上任这天，两位主笔请他到门框胡同吃了顿爆肚，同时就讲明了规矩：他这记者既不拿薪金也没有车马费。稿费也有限。可是发他一个记者证章，他可以凭这证章四出活动，自己去找饭辙。那五一听，这不是涮人吗?但已答应了，也不好拒绝，决定试试看。他干了两个月，结识了几个同行，才知道这里大有门道。写捧角儿的文章不仅角儿要给钱，捧家儿也给钱。平常多蹈蹈腿儿，发现牛角坑有空房，丰泽园卖时新菜，就可以编一篇“牛角坑空房闹鬼”的新闻，“丰泽园菜中有蛆”的来信，拿去请牛角坑的房东和丰泽园掌柜过目。说是这稿子投来几天了，我们压下没有登。都是朋友，不能不先送个信儿，看看官了好还是私了好!买卖人怕惹事，房东怕房子没人敢租，都会花钱把稿子买下来。那五很得意，觉得又交上一步好运。《紫罗兰画报》连载着言情小说《小家碧玉》，作者是正在发红的“醉寝斋主”。不知为什么，发到第十六回，斋主不送稿子来了。正好那五在报社，陶芝委托他去拜访醉寝斋主，带去稿费，索取下文；告诉那五这“醉寝斋”在莲花河后身十号。六这莲花河在石头胡同背后，一条窄巷，有三五户民宅。十号是个砖砌的古式二层楼，当中一个天井，院角有一条一踩乱晃、仅容一个人走动的楼梯。一转遭儿上下各有几间房子，家家房门口都摆着煤球炉子、水缸、土簸箕。那五正在院子观望，从楼梯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烫着发、描着眉、穿一件半短袖花丝缂旗袍、软缎绣花鞋的女人；一个是穿灰布裤褂、双脸洒鞋，戴一顶面斗帽的中年男人。这两人一见那五，交换一下眼色就站住了。男人问：“先生，您找谁?”那五说：“有个编小说的……”“嗯!”男人用嘴朝楼梯下面一努，有点扫兴地冲女人一甩头，两人走了。那五弯腰绕到楼梯下，才看见有个挂着竹帘的小房。门口用白梨木刻了个横额“醉寝斋”。这房里外两间，里间什么样，因为太黑，看不清楚。外间屋放着一张和这房子极不相称的铁梨木镶螺钿的书桌。两把第一监狱出产的白木茬椅子和一把躺椅。书桌上书报、稿纸、烟盒、烟缸、砚台、笔筒堆得严严实实。随着脚步声，从黑间屋门口钻出一个又瘦又高、灰白面孔留着八字胡的人来：“您找谁?”“醉寝斋主先生住这儿?”“就是不才，请坐，您从哪儿来?”“报社，主笔叫我取稿子来了。”“噢，坐，坐，这两天应酬太多，忙懵懂了，把您这个茬儿忘了!”“哎哟，就等您的稿子出版呐!”“甭忙，您坐一会，现写也来得及，上一段写到哪儿啦?”“啊?”那五并没看这几版小说，红了脸。斋主一笑说道：“没关系，您不记得不要紧，我这儿有账!”他坐到书桌前，从纸堆中拉出个蓝色的流水账本，翻了几页问：“在您那儿登的是燕双飞吧?”;那五说：“不，我们是《紫罗兰画报》，登的是《小家碧玉》。”“《小家碧玉》，”斋主把账本掀到底，扔到一边，又拉过一本账来，翻了翻说：“啊呀，这《小家碧玉》在哪本账上呢?噢，有了!”他又扔下这本账，从抽屉里找出本毛边纸钉的一厚册稿子，找到用金枪牌香烟盒隔着的一页，笑道：“您好运气，不用现写，抄一段就完了。”马上铺下一张格纸，拿起毛笔，刷刷刷抄了起来。那五临来受了指教，便把一张一元钱的票子捏在手中，转眼斋主把稿子抄好，叠起来放进信封，那五便把那一元票子放在了桌上。斋主看了一眼钞票，却不动它，回身冲里屋喊道：“来客人了，快沏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