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重点不在于汤米是否杀害玛莎，却指出警方发现杀人凶器来自斯凯科家后，居然没有地毯式搜查斯家大宅。 雷维特指出，“我不能说警方在掩护嫌犯，但是，他们在处理本案时确有行动迟缓之嫌。可能因为当地的警察常常为斯凯科家干私活，如开车往返飞机场，保护他们上酒吧等等。” 媒体使得玛莎悬案再度抬头，检察官唐纳德·布朗认为有必要重新展开调查。布朗是康州最资深的检察官，他对玛莎一案也略有了解，他除了从格林维奇市警察局抽调了两名曾参与玛莎案的资深刑警来专责调查之外，并请求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协助。就这样，在威廉一案结束后，我又和肯家狭路相逢，但是这次可是迎面相对。 现场勘查 我带着助手来到玛莎被害的现场。虽然山坡上的树林与草地仍和17年前同样浓郁茂盛，但是大部分与案件有关的痕迹早已不复存在。我站在玛莎曾经躺过的地方，比较着17年前的现场照片，不停地想象着玛莎被杀的情形。 那条弯曲的小路历经多年无人行走及风吹雨打后显得格外荒凉。我仔细地查看着路旁的泥土和草丛，用镊子搜集了一小缕头发和一小团纤维，期望这些饱经风霜的微物证据能够为沉冤17年的玛莎说出事实真相。 我们根据原始的警察记录，发现玛莎的尸体是从小路开始被拖曳，在草坪停留一下，因而在草坪上留下一大摊血，作案者继续将玛莎往山坡处拖，拖到树下，盖上一些树叶，然后弃尸离开现场。 当时侦查的公安刑警并不知道物证之重要，虽然高尔夫球杆上可能会留下血点，或者在作案者的衣服、鞋、身体都可能有血斑，但是当时刑警并没有向法官申请搜查斯凯科住宅，因而除草丛仍存外，微物及其它能够化验的证据并不多。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侦查这些陈年老案(coldcase)，能否有突破取决于当时案发现场的物证收集。 尽管如此，我从作案者在拖曳，又停顿，再继续拖曳的做法，从作案者犹豫不决的举动推断出嫌犯可能是未成年或有精神方面的毛病，动手杀人很可能是临时起意，发现闯了大祸后不知道如何处理，以至拖着尸体，找一个稳秘的地方以便藏尸。 据调查，当时15岁的迈克在母亲过世后受到很大的打击，从而不听从他父亲的管教，他父亲发现迈克可能精神上受到刺激而将他送到一家精神康复中心。 在我们集中精力检验证据时，玛莎案的知名度水涨船高。有两本书相继问世，其中一本是由多米尼克·杜恩的小说《炼狱时节》，第二本是杰里·奥本海默写的传记《另一位肯尼迪夫人》。 杜恩出生在康州的哈特福市，他的女儿也惨遭恶人杀害，他对莫斯雷太太的不幸遭遇颇为同情。在他撰写的这本小说中，他讲述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爱尔兰裔美国家庭利用权势来掩盖子女杀人犯罪的故事。该书出版后马上成为全国畅销书，并被拍成电视连续剧。 《另一位肯尼迪夫人》一书的女主角是艾瑟·斯凯科·肯尼迪。作者在书中介绍了斯凯科家族的兴起以及艾瑟的成长过程，书中还谈及斯家和肯家历年来的各种意外死亡事件与丑闻。该书在谈到玛莎命案时，并没有指出凶手，也没有明指斯家与肯家意图掩饰罪行，只点出艾瑟在听到消息时的反应——这位肯尼迪夫人说：“我们绝不能让这事影响到肯家的声誉。” 另外还有一名记者提姆·杜马斯也一直锲而不舍地追查玛莎命案。这位记者在案发时年仅14岁，但是，他走访了许多人，也遇到不少阻碍。他说，“本案似乎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神秘禁忌，警方绝口不谈；嫌疑人拒绝回答；邻居退避三舍。”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检验了所有的物证，写成了一本厚达6的检验报告，新证据以及新技术检验后的结果，更佐证了外界对斯凯科家的怀疑。但是在辛普森案后，检察官起诉时变得更加谨慎。 不过在检察官收到检验报告后，曾在1991年披露玛莎悬案调查情况的专栏作家雷维特又有了新素材——汤米开始改口。他说，在1975年10月30日晚上9点30分他与玛莎分手之后，她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外面等他，然后两人又见面，并且有大约20分钟的“性接触”，他没有具体描述何谓“性接触”。 检察官布朗听到这一消息就评论道：“汤米·斯凯科为何在案发20年后才首次承认与玛莎的第二次接触?因为侦查技术日新月异，他害怕李博士用微物证据及DNA检验技术确定他涉案，而不得不坦白。” 许多人认为斯凯科家里的人知道当晚真实情况。为此，检察官和莫斯雷家曾提出5万元的奖赏，在莫斯雷先生过世后，莫斯雷太太更将奖金提高到10万美元。但是，至今仍无人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莫斯雷太太伤心地表示，“我从一开始就认定斯凯科家人撒谎，我确信他们知情，我确信玛莎一定是被他们其中一个或几个人所害的，这户人家里肯定有人知道。虽然有10万元的悬赏奖金，但是我相信他们并不需要这笔钱……” 虽然凶手呼之欲出，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一切都讲求证据，如果检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人逍遥法外，这也是法治社会的悲哀。在1998年10月，新任检察官布迪决定动用大陪审团制度，通知所有人到庭说明当晚的情况。我也定于19 98年11月下旬出庭作证，提出了一些新证据，并指出迈克的涉案可能性。2000年1月 19日，大陪审团在向50多位证人取证后，认为迈克涉案可能性很大，而在案发后的25年正式起诉迈克。因为迈克在案发时仍是未成年，尽管他现在已40多岁，但依法律仍以未成年人来起诉，目前此案正在康州青少年法庭审理中。 1996年，我应联合国之邀到波斯尼亚去调查种族冲突的万人冢事件。人道救援组织“美国关怀基金会”在该国设有专门的援助小组，负责人史提芬·斯凯科，也就是鲁什顿家中年纪最小的男孩。我们素未谋面，但是在波斯尼亚，他负责安排接待调查人员，我和他搭飞机时坐在一起。 在烽火连天，枪林弹雨的异国，玛莎悬案头号嫌疑人的弟弟，竟然与我促膝而坐。史提芬心地善良，向我们介绍了波国近况，我们讨论了许多事情，谈得十分投机。我最后告诉他，我正在调查1975年万圣节晚上在他家附近发生的玛莎悬案。他心平气和地说，“李博士，请您放手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减我对您的尊敬。” 自从这次接触后，我和史提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每次到波斯尼亚，他都会抽空支援，后来到其他战火连绵的国家，都时常碰到史提芬，有几次我们也在美国见面。我不禁感觉到，人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内，正如古语所说：有缘千里来相逢，无缘对面不相识。无尽之缘 1997年1月23日下午，我接到国会的一个电话，约翰·肯尼迪谋杀案调查小组要我尽快到国会山庄去，协助揭开肯尼迪总统被杀的真相。 当时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刚传开，外界盛传莱温斯基保留了一件沾有精液的洋装，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洋装上的精液是否是克林顿总统的? 到达华府时，刚好被一些眼尖的记者认出来，他们围上来问我到底为何事赶到华府，我说是应国会邀请前来协助特别调查小组。 谁知道，第二天一些报纸大作文章，声称我应国会邀请前来检验莱女的洋装，有些报纸甚至刊出卡通漫画，将我画成拿着放大镜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内寻找微物证据。有些报纸甚至说莱温斯基的洋装已送到我的手上。 不过，我没有理会那些猜测，国会肯尼迪刺杀调查委员会的代表开门见山地向我表示：肯尼迪总统是美国的偶像人物，他的遇刺真相，一直是个谜，民间各种各样的猜测方兴未艾。调查委员会希望能借助我的刑事专长以及最先进的技术，重新检验旧有的证据，看能不能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而我的检验结果，很可能会改写美国的历史。 我接受了国会交付的任务，跟随着几位安全人员，来到了保存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所有纪录的国家资料库，资料库内警卫森严，即使有国会的特别允许，我还必须经过重重检查，照相机和文件夹也不能带入。 机密文件室里面存放着大堆肯尼迪总统被刺当天的资料，我反复审阅从未对外公开的录影带、照片、文件、验尸报告…… 看着这些资料，眼前浮现当年在马来西亚处理肯尼迪总统遇刺新闻的情形，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油然而生，我只有自问：这是命运，还是缘分?整理人后记 在美国从事记者和律师工作十多年来，我经常与司法界及警界接触，每提及Dr ·Henry Lee的名字，美国的司法界及警界人士无不赞不绝口。我们律师同行都知道，如果要替被告辩护，只要李博士肯接受邀请，肯替被告出庭作证，官司一定会赢。 李博士在美国名气如日中天，但是他平易近人，并且言而有信。记得1995年8月24日，李博士到洛杉矶来替辛普森案件作证，当时我以《世界日报》记者身份进入法庭旁听李博士作证。辛普森案件之前，我曾多次采访过李博士，在休庭时，李博士一眼就认出我，便用中文谈起他的作证感受。 在开始谈话前，我先用照相机拍了几张李博士在法庭内的照片，没想到照相机的闪光灯引起法警的注意，一名法警冲上前，将我拉住，要我交出记者证和照相机，李博士见状立即跟法警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同意让他拍的。” 但是法警回答说，在拍照时，很可能拍入了陪审员的面容，如果照片刊出去，很可能导致整个案件的流审。 辛普森的整个辩护律师团都催着李博士离开法庭，赶回事务所商讨下一步策略，李博士知道法院楼下仍有大批记者等候，律师团仍会花一些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便跟我说：“等一下你到楼下，我会等你。” 在法警坚持要没收我的记者证及相机的情况下，我只好去见法官。最后法官同意将相机和记者证还给我，但把底片曝光，等到处理好这些事后，已过了二十多分钟。 我赶紧到楼下，原来成群的记者早已散开，楼下只剩下两位警卫，我向他们询问有没有看到李博士，他们说：“有，但是他早已跟辩护律师团一起走了。” 原来以为可以拿到独家专访李博士的新闻，没想到出现这样的意外，整天工夫就这样泡汤了。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停车场途中，突然听到附近有人不断地按喇叭，我抬头一看，前面一辆白色的箱形车里面，好像有人在向我招手，再走近些，原来向我招手的是辛普森案中著名的辩护律师。 等我靠近这辆车时，这位律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终于出现了，我们等你很久啦！” 我正在纳闷时，箱形车的侧门突然间拉开，冒出了一个东方人面孔，原来是李博士。“李博士，原来你在这里！”我惊喜地叫了起来。 “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一段时间了。”他回答说。 我往车里一看，车内是每天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辛普森辩护律师团，原来李博士要求等到我时才离开法院大楼，律师团只有陪着李博士一起等候。 见到我后，李博士给了我他下榻的饭店地址，面带歉意地表示，他们必须马上赶回事务所商讨案情，已经等候多时，不方便再拖延下去，不过他晚上8点会回到饭店，可以接受我的专访。 晚上我依约赶到了他住宿的饭店，这家饭店位于好莱坞的偏远地区，鲜为人知，原来李博士为避开记者的跟踪而住到这家不起眼的饭店。虽然忙碌了一整天，坐下来谈起辛普森案时，他丝毫没有倦容。李博士谈到了后悔参与该案的心情，以及他不愿意再参与辛普森民事诉讼案的打算。第二天，这篇专访在中文报纸刊出，四处寻找李博土踪影的英文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等都纷纷将这篇专访翻译为英文刊出。 李博士精力十分充沛，智慧过人，观察细心入微，有时令人吃惊。在口述整理过程中，他清楚地记得几十年前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口述其中的一个案件，我一边用笔记录，一边用录音机录音，几个小时后，录音键跳了起来，我将录音带翻过来，准备换面继续录下去，但是李博士拦住我，他说：“那一面已经录过了，再录会将原来的内容洗掉。”我按下放音键一听，果然那一面已有录音。 李博士也很幽默，有一位听过李博士演讲的同行除敬佩他的专业学识外，还表示，李博士在退休后不需从事刑事科学，只需要担任脱口秀的谐星（Stand-up comedian)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李博士是一位全球公认的刑事科学权威，被刑事界及司法界尊称为“现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替李博士整理这本书，是我毕生难逢、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从李博士身上，我体悟到人生的哲理，希望读者也能从李博士的奋斗经历中得到一些体会，在此我想感谢我和李博士的共同好友柯约瑟夫妇、陈君仪先生、陈李琬若女士提供的协助，更感谢我的太太杨弘如医生及家人的全力支持，让我心无旁骛地专心整理此书。 邓 洪 1998年11月7日于洛杉矶从留学生到美国著名记者和律师代 跋 南国季春，一个深夜，神探李昌钰来到了深圳以西60公里的一个小镇。我应约驱车去见他。 当坐在东莞厚街镇的咖啡座里，我与他谈起将他的侦探生涯进行整理时，李博士坦然告诉我，在邓洪之前甚至当下，已有十多位台湾文坛高手透过各种关系来争取写他的传记及整理他的刑案。 在本书台湾版自序中，李博士写道，“这本书的出版得到很多人的鼓励及协助，首先要感谢邓洪律师，他是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一生与我的际遇有些相似，都是在艰困中奋斗崛起。” 每隔几年邓洪都会回中国探亲。每次回国他都感觉中国的变化是日新月异，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他谈到现在青年一代过于沉醉于物质享受，过于满足现状，而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他说，与李博士的人生经历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幸运者。但是，与李博士对社会的贡献来比，又觉得自己多么渺小。 1967年邓洪出生于广东河源一个名叫黄田的小镇。其父邓家荣在银行工作。父亲在求学时期参加了革命，后来自愿到山区工作。“文革”开始的翌年，长子出生，父亲怀着一种希望，取名“邓洪”，就如“文革”的革命洪流一样。但是没想到这股洪流竟然将自己冲了，由于祖父是地主，妈妈带着他及两位姐姐、弟弟被迫回原籍广东罗定乡下去了。 由于是“黑五类”子弟，在学校根本抬不起头来，看到别的同学脖子上挂着红领巾，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挂上。每次生产队召开批斗大会，妈妈都不让孩子去看。每次会后，奶奶都躲在屋角，暗暗地流泪。后来我们才发现，很多次被批斗的正是奶奶。慈祥善良的奶奶何错之有，只不过她嫁给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 就这样，在莫明其妙的羞辱和过早降临的贫困和压力下度过了他的童年。“文革”结束的那年，9岁的邓洪才回到父亲身边。 在河源中学这个乡下来的、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不仅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而且考上了深圳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专业。那是1984年，当时深大刚刚成立不久。 深大开放式的教育当时在全国来说很新潮，校方鼓励学生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很多同学都“半工半读”。邓洪也在学校外事办公室找到一份“半工”的工作，协助照顾外籍教授。不到两年时间，原来怕有广东口音而不敢开口的他，竟然能带着几位外教到中国各地四处旅行，俨然做起了翻译。升三年级时，幸运之神的手伸向了他，一位叫林秀文(Ｌｙｎｎ Ｍｃ Ｏｗｅｎ)的美国教师对这位黑黑瘦小的中国孩子发生了兴趣。林老师发现他的兴趣很广，邀他去美国留学。 经过一番努力，在1987年1月，20岁的邓洪终于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在这位热心的老师帮助下，就读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经济系。 学校虽然承认深大修的一些学分，但由于未拿到学士学位，因而要补修很多课。一次，在中国同学会的年会上，他遇到第一个到新华社担任外国专家的新闻系主任汤姆·莱利博士(Ｄｒ.Ｔｏｍ Ｒｅｉｌｅｙ)，于是命运又来了一次转机。他发现他对新闻有兴趣，二话没说就替邓洪办妥转系手续，进入他的门下学习新闻。 自从《华盛顿邮报》披露水门事件而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以来，美国文科最优秀的学生都纷纷投入新闻系。当初以为写文章是好玩的他，转入新闻系后才发现高手如林，这才想起有说美国大学入学容易毕业难的忠告。既然上了船，只好硬着头皮应战，别人写两篇文章，他就写三四篇。很多老美学生虽然嘴巴说得顶呱呱，但是写起来就苦巴巴。由于在深大读英文时用的是语法大师许国璋的教材，词汇量虽然不多，但语法比他们强。就这样，由于投稿量多，语法较强，这位带着广东口音的外国学生竟然被大学校报Ｓｕｎｄｉɑｌ录用为记者。 “在穷于应付学校功课的同时，我和很多留学生一样在学费上遇到后院起火的问题。我是自费留学生，担保的林老师已出了很大的力，我不能再去麻烦她；在中国的家人不需要我的照顾已经很好，更不用说寄钱来；而自己又不是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可以申请奖学金或助学金。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别人在沙滩上晒太阳时，我冒着南加州烈日去做园丁；别人在炫耀他们的新车时，我在一旁汗流满脸地为汽车打蜡；别人在星期五晚到外面喝啤酒开派对时，我正双手托着盘子在餐馆做服务员。”他娓娓而动情地说给我听。 “记得最清楚的工作是在好莱坞山上送中国外卖。当时刚从朋友手中以250美元买到一辆大众牌甲壳虫小车，在好莱坞山下的一家小型中餐馆找到一份送外卖的工作，山上住着很多电影明星及导演。车的消声器坏了，爬坡时声音十分大。马达声在山谷回响着，有些客人看到我这辆破车，会多给几元小费，并说：‘拜托，拜托，用这钱去修一下你的汽车吧。’不过也有些客人并不讨厌我这老爷车，他们说，‘一听到汽车声音，我就知道中国菜要送到了。’“钱一元一元地赚，一分一分地省，但是到学期开学时，辛辛苦苦赚来的几千美元，一下子就上交给学校。有时算一算，假如我将这些钱换成人民币，我可以在中国过很舒适的生活。但是，想起家人对我的期望，想到奶奶的眼泪，我又打起精神来继续白天上课，晚上或周末打工。” 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前半年，他有幸被学校推荐到全美电视网(ＮＢＣ)做实习记者。“我一直认为媒体应充当替弱者主持公道的角色，恰好我被安排到著名的Ｄɑｖｉ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的《讨回公道》消费权益节目制作组。我们利用媒体的力量，向一些美国主流大公司挑战，迫使这些大公司不得不屈服于平民百姓。” “有一次，一对80多岁的白人夫妇被一家投资公司骗去所有的储蓄，执法部门又推说是属于民事官司，应该自己去找律师，而他们根本无力聘请律师。在四处求助无门之际，他们找到了我们的制作小组。刚开始，这对夫妇对我这位刚过21岁，到美国不到四年，说英语有口音的中国实习记者半信半疑，但是我带他们和摄影机到警察局，直接要找拒绝接案的警察查个清楚，当警局的主管发现我们是《讨回公道》的采访记者时，他们马上指派另一名侦探来处理此案，不到两个星期，警察就将全部的钱追回来。” “虽然这份实习记者工作是不付薪的，但是半年的实习，让我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经验。等到我毕业时，由于实习表现不错，在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ｅ及我的教授的推荐下，我被全美最具影响力的《洛杉矶时报》录用，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一般都是先到小报跑几年新闻，到进《洛杉矶时报》工作已经是新闻职业的顶峰。没想到我这位到美还不到四年的中国留学生，居然一下子被《洛杉矶时报》录用，令不少同学大跌眼镜。”听到这里，我心想，这个家伙来日肯定会大获成功的。 《洛杉矶时报》能聘请他，也有它的原因。原来8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大批居民纷纷涌入南加州，聚集在圣盖博谷一带，而这里的媒体都被中文媒体所占去，为了抢回市场，《洛彬矶时报》在华人社区推出中英双语版报纸，每星期都在英文报中附送四页的中文新闻，加强对华人社区的报道，以吸引华人读者。 “由于我懂中文，又会普通话及广东话，报社对我相当器重，让我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需要和其他记者一样每天都要发稿。一些华人社区人士发现《洛杉矶时报》也有会说中文的记者，大吃一惊。不过，好景不长，8个月后，《洛杉矶时报》中止了中文版。意气风发的我，突然间尝到了在美国失业的滋味。” “更糟糕的是，我的实习期快完，而身份也因为突然失业而将泡汤。天无绝人之路，比起四年前刚到美国，我起码有了学位，我有两手准备，寻求华文媒体的出路，另外，万一找不到可以办身份的工作，就回学校继续念书，拿学位，等身份。” “幸好我在替《洛杉矶时报》跑新闻时就结识了王艾伦、陈青、应诗澄等几位热心的华文记者，我一开始在华文报社找工作时，他们替我推荐，我申请的第一间报社是《世界日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笔试，总编辑郭俊良再和我面谈两个多小时。” “因为我支持‘民运’的态度不明确，郭总也很为难，毕竟该报是台湾最大报系《联合报》在美的子报，创办人王惕吾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委员。如果聘请一位来自大陆，而反共立场不明确的记者，风险太大。上报了一个多月仍没有下文。在此同时，《国际日报》的王艾伦找上门，她知道我是美国新闻学院科班毕业的记者，二话没说就说服社长陈英聘请了我。” 上班不到一个月，美国就爆发一宗中国留学生杀害教授的大案。一名来自北大，名叫卢刚的留学生，因为没有争取到奖学金而迁怒于系主任、指导教授及另一位得到奖学金的大陆学生，他一气之下持枪杀害了这些人。 “事件刚爆发，马上引起全美中英媒体的关注。《世界日报》派出记者到学校作实地采访，而《国际日报》由于经费有限，而只能让我作电话采访。经过多番联络，我找到当地的警察局长，这位局长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马上谈起半年前他太太随参观团到中国的经历，我也没有急于追问案件的情况，反而和他谈起中国的风土人情。” “没想到第二天他主动打电话找我。卢刚在行凶前曾留下几封信，有一封是中文的，他想请我帮他们翻译一下。原来是卢刚的遗书，他陈述了他一生受重视，而来美后因为受他人排挤感到不平而持枪杀人的动机。我并没有拿去发表，局长看了译稿，赞扬我的速度及功力。我便趁机问道，既然他的杀人动机已知道了，有没有可能将此谜团公布于众，以教育社区及他人。他知道我的意思，不仅同意我发表，而且还传给我卢刚用英文写的遗书。第二天，《国际日报》头版头条揭开卢刚杀人案的真相。报纸发行一个多小时后，全部售完，马上加印。” 卢刚事件后，《世界日报》开始后悔了，不断想让邓洪回去。但是，《国际日报》给他很好的机会。一年后由于郭俊良的力邀，他转到了《世界日报》。 《世界日报》给他很大的自由空间，派他跑一些与美国主流打交道的门径。开始是警案局、法院，后来跑美国主流政治。“我先后采访过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布什、克林顿等政要。”他不无自毫地告诉我。“在一个胶卷中，前面是我摄的克林顿的照片，后一部分是中餐馆女老板尸体照片，这样的经历，只有记者才会遇到。”在记者生涯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平则鸣，他利用自己对美国政治及警察、法庭等机构熟悉的便利，以及在“讨回公道”学到的知识，于是在报纸上开起了“消费者权益”专栏，替华人消费者打抱不平。在采访过程中，他结识了许多忘年之交，包括在美国以及全球刑事科学界享有“神探”之称的李昌钰博士，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李琬若，首位华裔市长黄锦波等。 “最令我难忘的是报道民权案件。其中有一位名叫张晋蜀的律师来自北京，有一次他带家人去一个商场购物，他太太在用洗手间时，被几位墨西哥裔的女子围攻殴打，张晋蜀赶忙进去解围，警卫人员打电话报警，来到的墨西哥裔警察看到是东方人的面孔，他跟墨西哥裔的女子用西班牙语讲了几句话，就将张晋蜀夫妇当着他们小孩的面逮捕。另一宗是一位名叫林香琴的台湾女子在高速公路被拦下，警察看她是东方人而要求她提供美国护照或绿卡，她想打电话给她的美国丈夫，却被警察殴打一顿，后来她坚持要打电话请律师，却被警察脱光衣服，在又饿又冷的监牢中，林香琴度过了一天一夜，被保释出来一个星期后，她找到我时，仍是伤痕累累。我独家报道这两宗案件，引起社区的愤慨，最后在社区的压力下，这两宗案件都得到完满的结局。由此，我深深感觉得我们华人身为少数族裔，到处受到歧视，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了解美国的法律，因而萌生了念‘法律’的念头。” “当时，我刚与在餐馆打工时结识五年多、美丽而聪明的台湾女友杨弘如结婚，她正在念学费昂贵的医学院，如果我念法学院，每年要付1万多元，而我的薪水不可能同时支付两人的博士学位学费，但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得到小杨的支持。我报考了曾培养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ｗｈｉｔｔｉｅｒ法学院，就这样，我白天工作，晚上在夜间部上课。到了第三年，小杨从医学院毕业出来做实习医生，开始有一些收入，我就辞去做了七年之久的记者职位，专心读书，同时到几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兼职。” 1998年2月，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辛劳，邓洪终于获取了法学博士学位，并获取到申请律师执照的资格。同年6月，他考取了美国最难考的加州律师执照。就是在等候结果的两个多月里，他将近20万字的《神探李昌钰》一气呵成。 取得律师执照后，他本可以申请政府检查官或其他大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但他选择了自己喜爱做的事——利用法律替华人服务! 开始，许多人只知道记者“邓洪”的名字，恰好他多年的好友，Lee Baca要出来竞选洛杉矶警察局局长一职，于是邓洪主动参加他的助选团，替他在华人社区造势，经过一番奋战，Lee Baca当选了，公众也知道邓洪转行了。这又是一次机缘，在他的命运中。 大部分的华人律师都是做“移民事务”，相对来说这是既省事又有稳固收入的。但他觉得华人新移民经常会吃亏，便选择了刑事辩护这个颇费心力的行当。但这是个冷门。由于担任了Lee Baca的顾问，又熟悉警察局的事务，办起案来相当顺利。在开业不到一年时间，就打赢了一宗震惊南加州的“和尚强暴案”。“一位来自台湾的法师，被指控强暴及欺诈其信徒，所谓的受害者三番五次召开记者会，这位法师也随后被警方逮捕，法院不准保释。检察官提出四项指控，如罪名成立，他可能被判125年的牢刑。在媒体的宣传下，这位法师声誉全毁，寺庙信徒全散了。”一群尼姑找到他请求还师父的清白，他和有几十年刑事辩护经验的老美律师Montie Reynolds配合默契，顶着压力，开庭第一天，就揭破了所谓的受害人曾威胁过法师付钱，并曾用同样的手法诬告过四位医生的谎言。 开庭当天，法官就裁决，检方的指控不成立，撤销所有的罪名。随之，邓洪律师事务所的名气也在南加州越来越大了。 旷昕 2000年6月9日于深圳河畔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