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从没见过－－”他完全没有察觉照片里有一个拾皮球的男孩。除了我和文治之外，谁又会注意到呢？“冷吗？”我问他。我听见他打了一个喷嚏。“不－－”“纽约很冷，叫人吃不消。”我说。我脚上依然穿著文治送给我的那一双羊毛袜。“这种羊毛袜，你是不是有很多双？”他问我。“为什么这样问？”“每逢冬天，我就看到你穿这双袜。”“不，我只有这一双－－”“那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只是这一双袜穿在脚上特别温暖。”我把晚餐端出来：“可以吃了。”“你在卡拉身上学到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一想，说：“她的设计，看来很简洁，但是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看着不怎么样，穿在身上却是一流的。”“你还没有学到。”他生气地说。我不太明白，我自问已经很用心向卡拉学习。“你要学的，是她的一双手。”“双手？”“她可以不画图样、不裁纸版，就凭十只指头，把一幅滑溜溜的布料铺在模特儿身上，直接裁出一件晚装。”“是吗？”我愕然，我从没见过卡拉这样做。“她出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厉害！”我不得不说。“最重要的，是你的一双手。”他捉着我双手说，“要信双手的感觉。你要亲手摸过自己做的衣服，一吋一吋的去摸，你才知道那是不是一件好衣服。你学不到这一点，跟着卡拉多少年也没有用，她没教你吗？”我摇头：“谁会像你那样，什么都教给我？”我忽尔明白，他那样无私地什么都教给我，是因为他真的爱我。“谢谢你。”我由衷地对他说。“你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作品。”我关心他。“我的灵感愈来愈枯竭－－”他用手摩挲我的脸，情深地望着我。“不要这样－－”我垂下头。他沮丧地站起来，拿起大衣离开。“谢谢你的晚饭。”“你要去哪里？”“到处逛逛。”“要不要我陪你去－－”“算是尊师重道吗？”他冷笑。我没回答他。“再见。”他说罢径自离开。他走了，我静静地看着自己双手，我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当他捉着我双手时，我没有爱的感觉，也许不是没有，而是太少，少得无法从掌心传到身体每一部分。他拥有一切应该被一个女人爱着的条件，可是，却遇上了我。是他的无奈，还是我的无奈？他走了之后，没有再回来。一天，我从工作室回到家里，发现门外放着一个精致的藤篮，篮子里有五只复活蛋，还放满了一双双羊毛袜，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格子的。篮里有一张卡，卡上写着：“篮子里的羊毛袜都很暖，别老是穿著那一双。复活节快乐。”那是杨弘念的字迹，是用他那支ＰＡＮＴＥＬ１．８ＣＭ笔写的。他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经常穿著那一双袜。我把篮子拿进屋里，他还在纽约，不是说好要走的吗？以为他会出现，他偏偏没有。到了夏天，还见不到他。他总是不辞而别。九月中，收到良湄从香港寄来的信。　　蜻蜓：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律师行让我成为合伙人，以后我可以拿到分红。熊弼在大学里教书，他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学校。虽然已经不爱他，却不知道怎样开口，所以，我还是没有开口。我跟一个律师来往。你一定会骂我的，他已经有女朋友，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也许这样最好，谁也不欠谁。他在女朋友身上找不到的东西，在我身上找到；我在熊弼身上得不到的，也在他身上得到。因为没有要求，我们很快乐。原来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要求，有要求，就有埋怨，有埋怨，就有痛苦。熊弼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因为内疚，我对他比以前好了一点。我开始发觉，我是不会离开他的。即使将来我又爱上另一个人，我仍是离不开他。他是我的枕头，是疲倦的时候的一点依靠，彼此相依太久了，早成习惯。爱情就是这一点可悲。我开始佩服他，你竟然能够一个人生活，竟然能够首先退出。以雅回来了，她说，跟哥哥分开了那么多年，现在好象重新恋爱。原来我是你们之中最不忠贞的。你记得你做了一件雨衣给我吗？跟你那件一模一样的。那天，我穿上雨衣，在中环走着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后面跑上来叫我，我回头，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是徐文治，他以为我是你。　　良湄　　收到良湄的信之后两天，杨弘念突然出现。那天晚上，他拿着一束红玫瑰来找我。“你去了哪里？”我问他。“一直在纽约。”“你在纽约干什么？”“我就住在巴士站旁边的房子。”“什么？”我吓了一跳。我每天早上在巴士站等车，从不知道他就住在旁边。“你为什么会住在这里？”“我喜欢可以每天看见你在巴士站等车。”他深情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哀哀地问他。“我也不知道。你的花瓶放在哪里？我替你把花插好。”我把一个玻璃花瓶拿给他。他在花瓶注了水，抓起一撮文治送给我的玻璃珠。“你干什么？”我问他。他把玻璃珠放在花瓶里，说：“这样比较好看，你干嘛这么紧张？”“没什么。”“有没有喝的？我很口渴。”我在冰箱里拿了一瓶“天国蜜桃”给他。“你一直为我预备这个吗？”他乍惊还喜的问我。“不，只是我也爱上了这种口味－－”我淡淡的说。他显然有点儿失望。他把那一瓶玫瑰插得很好看，放在饭桌上。“我从来不知道你会插花。”我说。“还有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也不知道－－”“是的，譬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忽然爱上红玫瑰？以你的个性，你不会喜欢红玫瑰，玫瑰毕竟是一种太普通的花，而且是红玫瑰。”“你知道玫瑰为什么是红色的吗？”“难道是用血染红的吗？”我打趣地说。“是用夜莺的血染红的。”“夜莺的血？”“波斯有一则传说，每当玫瑰花开时，夜莺就开始歌唱，对它倾诉爱意，直至力竭声嘶，痴醉于玫瑰的芳香，随即倒落于玫瑰树枝下。“当夜莺知道玫瑰被阿拉真神封为花之女王时，它非常高兴，因而向吐露芬芳的玫瑰飞了过去，就在它靠近玫瑰时，玫瑰的刺刚好刺中它的胸口，鲜红的血将花瓣染成红色。“如今波斯人仍然相信，每当夜莺彻夜啼叫，就是红玫瑰花开的时候。”他痴痴地望着我。“夜莺太笨了。”我说。“所有的爱情都是这样吧，明知会流得一身血，还是挺起胸膛拍翼飞过去。”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只是无法明白，他为什么甘心情愿化作那可怜的夜莺。他轻轻地摩挲我的脸，手停留在我的眼睛上。“别这样，有刺的。”“我也不介意流血。我喜欢这样抚摸你的眼睛，我真想知道你的瞳孔里有没有我。”我忍不住掉下眼泪。“别哭。”他抱着我。为什么会是他？为什么总是他？难道他才是我厮守终生的人？在时间的洪流里，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光阴里，浮向我生命的，就是他。在寂寞的纽约，在寂寞的日子里，我再找不到理由拒绝这多情的夜莺。杨弘念仍旧住在巴士站旁边的房子里，我们再一次相依。他在洛杉矶有一丬以自己名字为名的时装店，每星期他要飞去洛杉矶一次。每个星期，我们要分开两至三天，这样最好，他不在的时候，我会思念他。他没有再送我红玫瑰，也许他已忘了自己曾化身夜莺。男人就是这样，得到了，又忘记了如何得到。九零年十二月平安夜那天，我独个儿在屋里，有人按门铃。我以为是杨弘念过来找我，站在门外的却是文治。他拿着行李袋，站在我面前，我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年没见了，竟然好象昨天才分手。“是良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的。”他微笑说。“你刚下机吗？”他点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我让他进来。“你为什么会来纽约？”他傻呼呼的欲言又止。“你就住在这里？”他环顾我的房子。“是的，外面很冷。要不要喝杯咖啡什么？”“谢谢。你习惯纽约的生活吗？”“我很容易适应一个新地方。”“我跟曹雪莉分手了。”他突然告诉我。我愕了一下，为什么他现在才跟她分手？为什么不早一点？“是谁提出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关心这一点。“是她提出的。”我很失望，曹雪莉不要他了，他才来找我。“她爱上了别人吗？”我问他。“不。她爸爸在地震中死去，她自己也受了伤，也许这种打击令她成熟了不少吧。我到过旧金山探望她一次，我们每个星期都有通电话，大家愈来愈像朋友，也愈来愈发现我们不可能走在一起。“那天，在电话里，她告诉我，那次地震的时候，她知道我为什么去找她，她看得出我想跟她分手，但是当时她很伤心，她很自私地不想我离开她－－”“看来她还是爱你的－－”“你会和我回去香港吗？”他突然问我。“你来就是说这句话？”他茫然地望着我。“为什么你不早点来？我等了你这么久，你现在才出现，你不觉得太迟吗？”“是不是情况不一样了？”他难堪地问我。“你以为我永远在等你吗？你以为你是谁？我要用我所有的青春来等你？我在这里一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为什么要等到她不要你，才轮到我？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私歇斯底里地质问他。“对不起，我认为先把我和她之间的事解决了，对你比较公平，否则我说什么也是没用的。”我气得骂他：“你不是男人来的！所有男人都可以一脚踏两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骂他，他是一个好男人，他不想欺骗任何人，我却恨他不骗我。他早就不该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他该把我骗上床，然后才告诉我。他望着我，不知说什么好。也许，他千里而来，是希望看到我笑，希望我倒在他的怀里，跟他回去，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我的埋怨。“你说得对，我不是个男人，我也没权要求你无止境地等我。”他难过地说。我咬着唇：“是的，你没权这样浪费一个女人的青春。”“我只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去。”他以近乎哀求的语调跟我说。“如果时钟倒转来行走，我就跟你回去。”我狠心地说。他站在那里，红了眼眶，说：“对不起，我没法令时钟可以倒转来行走，是我没用。”“我也不可以。”我凄然说。“希望你幸福－－”他伤心地说。“谢谢你。”“再见－－”“珍重。”我站在窗前，看着他，拿着行李，孤单地走在街上。四处张灯结彩，他是特意来和我共度圣诞的吧？他准备了最好的圣诞礼物给我，可是这份礼物来得太迟了。为什么光阴不可以倒流？只要他早三个月出现，我就可以跟他回去。我不能这样对杨弘念，我不能那样无情地对待一个爱我的人。我害怕将来我所爱的人，也会这样对我。他走了，也许不会再回来。杨弘念抬了一株圣诞树回来。“这是你在纽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吧？”他问我。“不，是第二个。”我说，“不过却是第一个家里有圣诞树的圣诞节。”我用一块银色的布把整株圣诞树罩着。“你干什么？”他问我。“这样看来比较漂亮。”我任性地说。“你没什么吧？”杨弘念温柔地抱着我。“没什么。”“你有没有想念香港？”他问我。“为什么这样问？”“我忽然有点想念那个地方。要不要回去？”“不。”我坚决地说。远处传来圣诞的音乐。他用手揉我的眼睛，揉到了我的泪水。“你在哭吗？”“音乐很动人。”我撒了一个谎。文治不一定能够立刻买到机票回去香港，说不定他还在机场，孤单地等下一班机。两天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良湄。“不告诉你，只是想你惊喜一下，文治也是，我们希望你有一个难忘的圣诞节。”她说。我太久没写信给她了，没告诉她，杨弘念又回到我身边。“那怎么办？”良湄问我。“他有找你吗？”“他还没回来呀，在电视上看不到他。”“不可能的，他两天前已经走了。”“那么，他也许躲在家里吧。”一天之后，杨弘念要去洛杉矶，我送他到甘乃迪机场。在巴士上，他问我：“为什么突然要送机？你从来不送我机的。”“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我淡淡的说。在机场送别了杨弘念，我到处去找文治，他不可能还留在纽约的。即使他在机场，也不一定就在甘乃迪机场。虽然那样渺茫，我却努力地寻找他。告示牌上打出往香港的班机最后召集。我立刻飞奔到登机闸口，一个人在后面轻轻拍我的肩膀，我兴奋地回头，站在我跟前的，却是杨弘念。我给他吓了一跳。“你在这里找谁？”他阴沈地问我。“你不是已经登机了么？”我立刻以另一条问题堵截他的问题。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人。“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我改搭下一班机。”“哦，是吗？”我失神地说。“你在找人吗？”我再无法避开他的问题。他刚才一定看到了我回头那一刻，表情是多么的高兴，我以为轻拍我肩膀的，是文治。“不是的，我只是想在这里随便逛逛。”我说。“机场有什么好逛呢？”他微笑说。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要我陪你等下一班机吗？”我问他。“不，下一班机一小时后就出发，我要进去了。”他轻轻地吻了我一下。往香港的那班机大概已经起飞了，我只好独自回家。两天后，良湄打电话给我说：“徐文治回来了，我在新闻报告里看到他，样子很憔悴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我打电话给他，仔说这几天都在甘乃迪机场里，大概是惩罚自己吧。”他的确是坐那班机离开的。为什么生命总是阴差阳错，失之交臂？我整天望着手上的浮尘子钟，分针怎么可能倒转行走呢？晚上，杨弘念从洛杉矶打电话回来给我。他从来不会在洛杉矶打电话给我，尤其工作的时候。按时打电话给女朋友，从来不是他的习惯。“什么事？”我问他。“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家里。”“我当然在家里。”“那没事了。”“你打电话来就是问这个问题？”我奇怪。“我想听听你的声音。”他说。自从文治来过之后，他就变得很古怪。几天之后，他从洛杉矶回来，一踏进门口，就抱着我不肯放手，问我：“你有没有挂念我？”我该怎么回答他？我的确没有挂念他。我吻了他一下，用一个差劲的吻来堵塞他的问题。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1)“爱情有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原来，我们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放弃文治，本来是为了杨弘念，可是我却抗拒他，好象在埋怨他使我无法选择我真正喜欢的人。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惭愧，余下的日子，我努力对他好一点。九一年三月，他生日那天，我耗尽所有的钱，买了一辆日本房车给他。早上，我请人把车泊在他门外，然后我装着没带门匙，按门铃引他出来。“生日快乐！那是你的。”我指指那辆车。“你为什么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高兴。“想你开心一下，喜欢吗？”我把车匙放在他手上。“喜欢。”他淡淡的说。“你不过去试试看？我们现在去兜风。”“这个时候很塞车的，改天吧。”“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份礼物？”“不，我很喜欢。”他摸着我的脸说，“我明天要去洛杉矶。”“不是下星期才去吗？”“我想早一点去。”“我明天去送你机好吗？”我用双手去揉他的头发、脸、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他教我，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可是，我对他的感觉愈来愈微弱。第二天中午，我送他到机场，他比平时多带了一箱行李。“你这次为什么带那么多行李？”在机场巴士上，我问他。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我。我早已习惯他这样闹情绪。到了机场禁区，正要入闸时，他忽然跟我说：“那房子我已经退租了。这次去洛杉矶，我会逗留一段日子。”“什么意思？”我愕然。“那个报告新闻的，来找过你吧？”我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的？“平安夜那天我看着他走进你的房子，又从里面出来。我认得他，我不是说过我是他的影迷吗？”“是的，他来过，那又怎样？他已经走了。”“你时常穿著的那双羊毛袜，就是他送的，对不对？”我没回答他。“我猜中了。”他得意地说。“你想说些什么？”“自从他来过之后，你就不一样了。”“我不会回香港的。”“你的心却不在这里。买那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是因为内疚吧？”我无言以对。“你以为我需要你施舍吗？”他冷笑，“我才不稀罕你的内疚。”他把车匙塞在我手上，说：“我曾经给你机会。那辆车，我一点也不喜欢，你自己留着吧。”“我不会开车。”我倔强地说。“我也不会开车。”我愕住了。“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会开车？这么多年了，你连我会不会开车也不知道，你只是要选一份你所能负担的、最昂贵的礼物来蒙骗你自己你很爱我。你骗不到我的，你忘了我是你师父吗？”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他用手揉我的眼睛，说：“你知道吗？你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它最漂亮之处是不会说谎。世上最无法掩饰的，是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眼神。”我难过地垂下眼睑。“再见。”他撇下我，头也不回，走进禁区。是的，我忘了，他是我师父，他总能够看穿我。离开机场，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辆车，我卖了给卡拉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后，即是九一年的四月，我从纽约回到香港。良湄说好来接我机。从机场禁区走出来，两旁挤满了来接机的人，我看不到良湄。人群中，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文治。他上前，腼腆地说：“你好吗？”“我们又见面了。”我唏嘘地说。他替我拿行李，“良湄说她不能来。”“我说好了暂时住在她家里。”“我带你去－－”我们坐出租车，到了湾仔一幢大厦外面。“她搬家了吗？”我奇怪。文治笑着不说话，带我到十二楼一个单位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一进门口，我就看到两个约莫三呎多高的玻璃花瓶里装满了七彩的玻璃珠。“你走了之后，我每天都买一些玻璃珠回来，到外地工作时，又买一些，就买了这许多。”他说，“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我捡起一颗玻璃珠，放在灯光下，晶莹的玻璃珠里有一株锯齿状的小草。“这是什么草？”我问文治。“这是我在英国买回来的，里面藏着的是蓍草。”“蓍草？”“九月的欧洲，遍地野花，暮色苍茫中，人们爱在回家的路上俯身采摘几朵蓍草开出的白色小花，带回去藏在枕头底下。英国一首民谣说：再见，漂亮的蓍草，向你道三次再见，但愿明天天亮前，会跟我的恋人相见。“有一个传说，对蓍草说三次再见，就能够重遇自己喜欢的人。”他微笑说，“我试过了，是真的灵验。”“你来看看。”他带我到其中一个房间，我放在良湄家里的缝纫机和其它的东西，都在那里。“这间房子是谁的？”我禁不住问他。“是去年买的，希望你有一天能回来。”“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我哽咽着问他。“我并不知道你会回来，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你说分针倒转来行走，你才会回来。”我拿出口袋里的浮尘子钟，用手调校，使分针倒转来行走。“我是不是自欺欺人？”我问他。“不。”他紧紧地抱着我，再一次，我贴着他的肩膊，重温那久违了的温暖。他的肩膊，好象开出了一朵小白花，只要向它道三次再见，我就能够跟恋人相见。“你愿意住在这里吗？”他问我，“不要再四处飘泊。”“你不是说希望我设计的衣服在十二个国家也能买得到吗？”“在香港也可以做得到的。”我用手去揉他的脸、头发、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你干什么？”他笑着问我。杨弘念说，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我能够感觉到我爱的是这个人，我双手舍不得离开他那张脸。他捉着我的手，问我：“你没事吧？”“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我说，“你的眼袋比以前厉害了。”他苦笑。“嫁给我好吗？”他抱着我说。我摇头。“为什么？”他失望地问我。“这一切都不太真实，我需要一点时间来相信。”也许，每个女人都希望生命中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一个是无法触摸的男人，一个脚踏实地。一个被你伤害，为你受苦，另一个让你伤心。一个只适宜作情人，另一个却可以长相厮守。一个是火，燃烧生命，一个是水，滋养生命。女人可以没有火，却不能没有水。回来的第二天，我跟良湄见面。她改变了很多。一个人，首先改变的，往往是眼睛。她那双眼，从前很明澈，无忧无虑，今天，却多了一份悲伤。“因为我有一个拒绝长大的男朋友。”她说。“你跟那个律师怎么样？”“分手了。”她黯然说。“为什么？”“他根本不爱我。”“你爱他吗？”她苦笑摇头：“情欲有尽时，大家不再需要对方，就很自然地完了。只有爱，没有尽头。”“你还是爱熊弼的。”她摇头：“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我失笑。“你笑什么？”她问我。“也许每个女人身边都无可奈何地放着一个熊弼。你不是对他没有感情，你不是没想过嫁给他，偏偏他又好象不是最好的，你不甘心，寻寻觅觅，要找一个比他好的，彷佛这样才像活过一场。时日渐远，回头再看，竟然还是只有他－－”“我不是说过他是我用惯了的枕头吗？用他来垫着我，总是好的。”“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连一点蛛丝马迹也看不出来吗？”“他的实验室就是他的世界。别提他了，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开设自己的时装店。不过手上的资金不是太多，也许只能在商场找一个两、三百呎的铺位，卖自己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