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别离是为了重聚(1)“以前的人，为了一段爱情不离别，付上很多代价。现在的人，却可以为这些而放弃一段感情。离别，只为了追寻更好的东西。”一九八三年九月里的一天，大雨滂沱，还在念预科的我，下课后正赶着去替学生补习。“周蜻蜓－－”我的同学方良湄走上来叫我。“哥哥问你有没有兴趣到电视台担任天气报告女郎，一星期只需要去三次，比补习轻松得多了。”良湄问我。她哥哥方维志是电视台新闻部的监制，我们见过好几次。“为什么你不去？”我问她。“他没有问我呀！怎么样，你有兴趣吗？”“不，我怕。”“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可以对全香港的观众报告天气呢。”“像这种恼人的天气，我才不想报告。若说明天的明天还是会下雨，多么令人气馁。”“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但我可以忘记它。”我说，“我赶着去补习。”“明天见。”她说。我跟良湄在雨中道别。听说，雨是女人的眼泪。在法国西北部的迪南城，如果结婚那天下雨，新娘就会幸福，因为她本该掉的泪，都在那日由天上落了下来。然而，在法国西部，普瓦图地区的人却相信，如果结婚那天下雨，新娘将来会比新郎先死，如果太阳当空，丈夫就会比妻子早一步进入坟墓。真是这样的话，我宁愿结婚那天下雨。比爱自己的人先死，是最幸福的，虽然这种幸福很自私。回家的路上，雨依然下个不停。一间电器店外面挤满了观看电视新闻直播的路人。“因香港前途不明朗，引致港元大跌，一美元要兑九点八港元，财政司宣布实时固定美元兑港元汇率为一比七点八。”一个名叫徐文治的新闻播报员报导。我怔怔地望着屏幕上的他，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相遇、相爱而又相分，一切彷佛是明天的雨，从来不由我们控制。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念时装设计系，是最后一年了，良湄念法律系。一天，方维志再提起找我兼职报告天气的事。“出镜费每次一百五十元，每次出镜，连准备工夫在内，只需十五分钟，酬劳算是不错的了。”他说。“对呀，你还可以穿自己设计的衣服出镜。”那时候，拿助学金和政府贷款念书的我，着实需要一点钱，良湄和方维志是想帮我的，所以我答应了。反正，没人能够控制明天的雨，我不去，也有别人去。更重要的，是我想认识文治。“哥哥，你们那个报告新闻的徐文治很受欢迎呢，我们很多女同学都喜欢他。”良湄跟她哥哥说。“这个人很不错，他是新闻系的高材生。”方维志说。那一刻，文治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天气报告紧接着新闻报告之后播出，是在同一个直播室直播的。我第一天上班，正好是由文治报告新闻。从一九八三年在电视屏幕上匆匆一瞥，到一九八六年一月的这一天，经过两年，我终于见到真实的文治。在那搭了布景的狭小的直播室里，我们终于相遇，是现实而不是布景。新闻报告结束之后，文治站起来，跟我点了一下头。方维志刚好进来直播室，他拉着文治，介绍我们认识。“周蜻蜓是我妹妹的同学，她是念时装设计的。”“蜻蜓？”他对我的名字很好奇。“是的，会飞的那一种。”我说。“要去准备啦。”方维志提醒我。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的我，彻底地出丑。我把稿子上那句“一个雨带覆盖华南沿岸，预料未来数天将会有骤雨和密云”，说成了“一个乳晕覆盖华南沿岸”，我立刻发现直播室和控制室里每个男人都在笑。摄影师更笑得双手都差点拿不稳摄影机。节目结束之后，方维志上来安慰我。“第一次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勉强。我拿起皮包和雨伞，装着若无其事的离开直播室。我真害怕明天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我。电视台外面，正下着大雨，我站在行人道上等车，文治刚好也下班，他的机车就泊在路旁。“我第一次出镜报告新闻的时候，也不见得比你好。”他微笑说。他一定看到了我出丑，真是难堪。“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好。”他说。“是的，一直在下雨。”“我第一次出镜的时候，双脚不停地颤抖。”“我刚才也是。”“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我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这样做的话，起码有一只脚不会发抖。”他笑说。这个时候，一辆小巴士驶来。“我上车了。”我跟他说。“再见。”他说。“谢谢。”小巴士开走，我把文治留在风雨中。在小巴士后座回望在雨中的他，我突然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们彷佛在哪里见过，在更早之前，也许是一九八三年之前，我们是见过的。两天之后，当我再次来到直播室，每个人都好象已经怕了我。刚报告完新闻的文治跟我说：“别忘了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我坐在圆凳上，用右脚踏着左脚，整个人好象安定了下来。我把摄影机当作是文治，告诉他，这天气温介乎最低的十二点四度和最高的十五点七度之间，相对湿度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未来数日仍然有雨。文治，明天还是会下雨。“你做得很好。”方维志称赞我。我很想多谢文治，他们说，他出去采访了。文治这天出去采访，晚间新闻里，应该可以看到他的采访报导。我洗了一个澡，正想看新闻，扭开电视机，画面一片朦胧，管理员说，大厦的公共天线坏了，明天才有人来修理。我想起附近有一间凉茶店开得很晚，店里有电视，于是匆匆换了一件衣服，冒雨到凉茶店看电视。虽然两天之后就可以在电视台看到他，不知为什么，这一晚我很想见他。在电视屏幕上，文治正在报导一宗情杀案。男人用山埃（注）毒死向他提出分手的太太。他亲自做了一个蛋糕给她，她不肯吃。他说：“你吃了之后就可以走，我不会再缠着你。”她吃了，死在他怀里。他把她的尸体放在平台上淋雨，相信这样可以把她洁净，洁净她不爱他的心。（注）山埃，毒药的一种，古名“鹤顶红”。他们结婚当天，是下雨吧？所以新娘先死。从凉茶店出来，我发现文治的机车就泊在路边。车身还是烫手的，他应该是刚刚走开。我站在机构旁边，好想等他回来。我想，我可以装着刚好经过这里，而且顺道向他打听一下那宗情杀案。十五分钟过去了，仍然看不见他。三十分钟过去了，他依然没有回来。一个开私家车的男人在泊位，车向后退的时候，差点把文治的机车撞倒。“你小心一点。”我立刻提醒他。我突然觉得我像一头狗，正替主人看守着他的东西，但是主人并没有吩咐我这样做。四十五分钟过去了，文治还没有回来。他会不会就住在附近，今天晚上不会回来？街上的行人愈来愈少，店铺会关门。我为什么要等他回来？也许我太寂寞了，我不想就这样回去那个没人跟我说话的地方。车身早已经不烫手了，文治还没有回来。如果他回来时看到我在等他，他一定觉得奇怪，于是，我决定在附近徘徊，如果他回来，我就像先前想好的那像，装着刚好遇到他。我走进便利店里买了一包果汁糖，出来的时候，刚好看到文治骑上那辆机车绝尘而去。我等了四十五分钟，才不过走开五分钟，结果只能够看到他的背影。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看守着那辆机车，它竟然无情地撇下我。我一个人，孤单地回去，雨落在我的肩膀上，明天，我要缝一件雨衣，那么下次为文治看守机车时，便不会给雨淋湿。这以后我经常在直播室里碰到文治，我从来没告诉他，我曾经站在他的机车旁边等他回来。这种事，太笨了。在阳光普照的一天，我用缝纫机缝了一件雨衣，像一条裙子的雨衣，腰间可以缚一只蝴蝶结，连着一顶帽子。雨衣是柠檬黄色的，在烟雾迷雾的环境下，黄色是最显眼的颜色。我希望下一次，文治会看到在他的机车附近徘徊的我。也许，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真的奏效，那天放学的时候，忽然下雨，我拿出背包里那件黄色的雨衣穿上，在巴士站等车。文治驾着机车经过，看到了我。“你要去哪里？”他问我。“去湾仔。”“我送你一程好吗？我也是过海。这里雨很大。”我求之不得，立刻跳上他的车。“你是怎么看到我的？”我问他。“你的雨衣很抢眼，像个大柠檬。”“我自己做的。”我说。我没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做这件雨衣。“很漂亮。”他说。“谢谢。”“你住在湾仔的吗？”“嗯。你呢？”“我也是，而且从出生那天到现在都没离开过。”“你住在哪一条街？”“谢斐道。”“我以前也住在谢斐道，说不定我们小时候见过。”“你现在住哪里？”“骆克道。”“跟家人一起搬过去的吗？”“不，爸爸妈妈过世了，我自己只能搬到一个小单位。”“哦。这几天都在下雨，这种雨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你为什么会开机车？很危险的呀，尤其下雨的时候，地湿路滑。”我说。“是念大学的时候学的，那时想，如果将来到报馆工作，会开机车比较好，有些报馆要求突发新闻组的记者要有机车的驾驶执照。”“我在一九八三年就见过你。”“在哪里？”“在电视上，那天你报导财政司宣布一美元固定兑七点八港元。”“那是我头一天负责新闻报告，那宗新闻也是我采访的。联系汇率是不合理的，相信很快就会取消。”文治和我也许都想不到，不合理的联系汇率一直维持下去，竟然比我们的爱情更长久。如果爱情也像港元与美元，永远挂钩，永远是一比七点八，是否更好一些？那天，跟良湄吃饭，我向好打听：“徐文治有没有女朋友？”“好象没听说过。”“我喜欢了一个男孩子。”良湄接着说。“谁？”我心里很害怕那个人是文治。“是念化学系的，叫熊弼。”我松了一口气。“他的样子很有趣，个子高高，长得很瘦，有一双很厉害的近视眼，傻呼呼的，满有趣。”“你喜欢这种男孩子吗？”我奇怪。“这种男孩子会对女孩子死心塌地的。而且他在实验室做实验时那份专注的神情很有魅力呢。”“你想追求他？”“他这种人不会追求女孩子的，他没胆量。”“我真佩服你的勇气，万一被拒绝不是很尴尬吗？”“如果他拒绝，就是他的损失，这样想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是的，良湄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勇敢，一个人，只要不害怕失去，譬如不害怕失去尊严，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哥哥的女朋友在南丫岛租了一间屋，地方很大的，我们约好去那里度周末，我叫了熊弼一起来，你能不能来？”为了挣点钱，我每个周末在一间儿童画室突小孩子画画。如果去旅行的话，就由其它人替工。“不可以呀。”我说。“徐文治也来。”“我晚一点来行不行？”我立刻改口风。“可以呀，我给你地址，我告诉我你坐哪一班船来。”周末黄昏，我离开画室后，匆匆赶到南丫岛。文治在码头等我。“他们派我来接你，怕你找不到那间屋。”他微笑说，“你教小孩子画画的吗？”“嗯。”“什么年纪的？”“从四岁到八岁都有。”“平常画些什么呢？”“我让他们胡乱画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家长们很奇怪，如果他们的小孩子来了三个月还不会画苹果、橙、香蕉，他们就觉得老师没尽责。谁说一定要画苹果呢？即使画苹果，我也会让他们画自己心目中的苹果，如果只有一个方法画苹果，那太可悲了。“人是长大了才有各种规范，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将来的设计一定与别人不同。”他笑说。后来，我就知道，我们努力追求不平凡，到头来，却会失去了许多平凡女人的幸福。“你为什么会当记者？”我问他。“也许是一份使命感驱使吧。”“使命感？”“我喜欢当记者，揭露真相，报导事实。是不是很老套？”“不。比起你，我一点使命感也没有。我只希望付得起钱的人，都买我的衣服。”“这也是一种理想。”他宽容地说。方维志的女朋友高以雅是写曲的，他们一起许多年了。良湄带了那个念化学的熊弼来，他的样子果然古古怪怪的。晚上，良湄嚷着要在天台上一起等日出。“在这里，五点钟就可以看到日出。”她说。结果，首先睡着的是她，而且是故意依偎着熊弼睡着的。熊弼支持到一点钟也睡着了。方维志喝了酒，早就累得睡在天台的长凳上。高以雅捱到凌晨三点钟也支持不住了，只剩下我和文治。第一章：别离是为了重聚(2)“不如睡吧，反正每天的日出都是一样。”文治说。“你忍耐一下吧，我忽然很想看日出。”“不行了，我昨天工作到很晚才睡。”“求求你，不要睡，陪我看日出。”“好的。”他苦笑。我把皮包里的钟盒拿出来，放在身边。“这是什么东西？”我把钟盒放在他身边，让他听听那滴答滴答的钟声。“是个钟吗？”我掀开盒子，盒子跟一个有分针的钟连在一起，盒盖打开了，便可以看到里面的钟。一只浮尘子伏在钟面上十二点至三点之间的空位。“这是虫吗？”文治问我。“这种虫名叫浮尘子，别看它身躯那么小，这种虫每年能够从中国飞到日本。”“为什么会在钟里面放一只已死去的虫？”“这个钟是爸爸留给我的。做裁缝的爸爸最爱搜集昆虫的标本。”“所以你的名字也叫蜻蜓？”“对呀，他希望我长大了会飞，但是蜻蜓却不能飞得太高。”“这只浮尘子也是你爸爸制的标本吗？”“嗯。爸爸有一位朋友是钟表匠，这个旅行钟是他从旧摊子买回来的。他把爸爸这只浮尘子镶在钟面上，送给我爸爸。所以这个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既然有那么多昆虫标本，为什么要用浮尘子？”“妈妈喜欢浮尘子，她说时光就像浮尘，总是来去匆匆。”“你经常把这个钟带在身边的吗？”“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带在身边，来南丫岛也算是旅行呀。”我把闹铃时间调校到清晨五点钟：“万一睡着了，它也可以把我们叫醒。还有二十分钟就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他苦撑着说：“是的。”我的眼睑快要不听话地垂下来了。“别睡着。”我听到他在我耳边叫我。“跟我说些话。”我痛苦地挣扎。渐渐，我连他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刺眼的阳光把我弄醒，我睁开眼，太阳已经在天边。我望望身旁的文治，他双手托着头，眼睁睁地望着前方。脸上挂着两个大眼袋，欲哭无泪。“对不起，我睡着了。”我惭愧地说。“不－－要－－紧。”他咬着牙说。“为什么闹钟没有响？”我检查我的钟。“响过了，你没有醒来。”他连说话也慢了半拍。离开南丫岛，方维志与良湄一起回家，熊弼回去大学宿舍。“看日出的事，真的对不起。”在路上，我向他道歉。“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好多了。”他笑说。“你真的不怪我？”“在日出前就能睡着，是很幸福的。”在巴士上，文治终于睡着了，我轻轻依偎着他。我望着我的浮尘子钟，到站的时候，文治刚好睡了二十分钟。我们失去的二十分钟，竟然可以再来一次。“我到了。”我叫醒他。他醒来，疲倦的双眼布满红筋。“我们会不会见过？在很久以前？”我问他。“是吗？”他茫然。“我好象有这种感觉。别忘了下车。”我起来说。“再见。”他跟我说。“谢谢。”我说，“我两天后去成都。”“是吗？是去工作，还是什么的？”“去旅行，一个人去。”“回来再见。”“谢谢。”我走下车，跟车厢里的他挥手道别。在日出之前，我早就爱上了他。为什么？在出发到成都的那天早上，我在火车站打了一通电话给文治。“我出发啦，有没有东西要我带回来？”“不用了，你玩得开心点吧。”“我上车了。”“路上小心，再见。”“谢谢。”我挂上电话，站在月台上等车。那一剎，我突然很挂念他。他总能够给我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在从广州开往成都的火车上，我把浮尘子钟拿出来，放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多少年来，在旅途上，我都是孤单一个人，唯独这一次，却不再孤单。从成都回来，我带了一瓶辣椒酱给文治。原本那个瓶子很丑陋，我买了一个玻璃瓶，把辣椒酱倒进去，在瓶子上绑上一只蝴蝶结。那天在电视台见到他，我小心翼翼把辣椒酱送给他。“成都没什么可以买的礼物，这种辣椒酱很美味。”“瓶子很漂亮。”他赞叹。“是我换上去的。”“怪不得，谢谢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辣椒酱－－”“我喜欢，尤其喜欢吃印度咖喱。”“你那个特辑顺利吗？”“这几天从早到晚都在剪片，现在也是去剪片室。”“我可以看吗？”“你有兴趣？”“嗯。”“好吧！”“是关于什么的？”“是关于移民的。”在剪片室里，我坐在文治告剪接师后面，观看文治的采访片段。特辑探讨的是当前香港人的移民问题，为了逃避九七，很多家庭选择夫妻两地分隔。特辑里主要采访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都是丈夫留在香港，太太和孩子在多伦多等候入籍。其中一个个案，那个孤身在香港的男人，从前每天下班后都跟朋友去饮酒，很晚才回家，太太带着独子移民多伦多之后，男人反而每天下班后都回到家里等太太的长途电话。女人在冰天雪地的异国里，变得坚强而独立，反而男人，在圣诞节晚上，跟彼邦的太太通电话时泣不成声，还要太太安慰他。他太太在电话里说：“别这样，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为了将来，大家忍受分开三年的吗？”男人饮泣：“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坚强的太太说：“别离是为了重聚。”离开电视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送你回去吧。”文治说。“谢谢你。”“你觉得怎么样？”文治问我。“我在想那位太太说的话，她说‘别离是为了重聚’，别离真的是为了重聚吗？”“以前的人，为了一段感情不离别，付上很多代价，譬如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机会。现在的人，却可以为这些而放弃一段感情。离别，只是为了追寻更好的东西。”“我觉得那个男人很可怜－－”“是的，他太太走了后，他才发现他不能没有她。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陪他一起等他太太的长途电话，没想到他会哭成那样。他一直以为是他太太不能没有他。下星期是农历年假期，我们采访队会跟他一起到多伦多，拍摄他过去探望家人的情形。”没想到我刚回来，他又要走了。“到了。”他放下我，“有什么要我带回来？”“不麻烦吗？”他摇头。“我要一双羊毛袜。”“为什么是羊毛袜？”“只是忽然想到。”“好的。再见。”“谢谢，一路顺风。”他开车离开，转瞬又回来。“我刚才跟你说再见－－”他说。“是的。谢谢。”“为什么每次我跟你说再见，你都说‘谢谢’，而不是说‘再见’？”“我不说再见的。无论你跟我说‘再见’、‘拜拜’或者‘明天再见’，我都只会说谢谢。”我说。星期天，在画室教小孩子画画的时候，我吩咐他们画一双羊毛袜。“为什么要画一双袜？”班上一个男孩举手问我。“只是忽然想到。”我说。真正的理由十分自私，我挂念在冰天雪地里的他。农历年三十晚，我在良湄家里吃团圆饭。良湄问我：“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当然是找工作，也许会到制衣厂当设计师。”“我哥哥要结婚了。”“是吗？”我问方维志，“哥哥，恭喜你，是不是跟高以雅？”“除了她还有谁？”良湄说。“以雅要到德国进修，一去就是三年，她想先结婚，然后才去那边。”“你会不会跟她一起去？”“我会留在香港，我的事业在香港。”方维志无奈地说。“你的意思是以雅向你求婚的吗？”良湄问她哥哥。“我不介意等她，但是她觉得既然她要离开三年，大家应该有个名分。”“哥哥，以雅对你真好。”我说。高以雅才二十七岁，她才华横溢，条件也很好，三年后的事没人知道，她根本没需要在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份牵制。“我认为她有点自私。”良湄替她哥哥抱不平，“她要离开三年，却要你在这里等她。你成为了她丈夫，就有义务等她，你若变心，就是千夫所指。但是她忘了是她撇下你的。”“爱一个人，应该包括让他追寻自己的理想。”方维志说。“如果我很爱一个男人，我才舍不得离开他。蜻蜓，你说她是不是自私？”良湄逼我表明立场。“德国，是很遥远的地方啊！”我说。“是的。”方维志说。“相隔那么远，不怕会失去吗？爱情应该是拥有的。”“爱情，就是美在无法拥有。”方维志说。我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文治从多伦多回来，带了一双灰色的羊毛袜给我。“谢谢你，很暖啊！”我把羊毛袜穿在手上，“你不是说喜欢吃印度菜的吗？我知道中环有一间，不错的。我请你好吗？”我说。他笑着说：“好呀，那边的印度菜难吃死了。”“那个男人的太太怎么样？”在餐厅里，我问他。“她比她丈夫坚强得多，临行前，她吩咐她丈夫不要常常去探她，要省点钱，还叫他没必要也不要打长途电话给她，电话费很贵。”“女人往往比男人容易适应环境。”“因为男人往往放不下尊严。”文治说。吃过甜品之后，女侍应送来一盘曲奇蛋饼。“这是什么？”我们问她。“这是占卜饼。”她说。“占卜饼？”我奇怪。“每块饼里都藏着一张签语纸，可以占卜你的运程。我们叫这种饼做幸福饼，随便抽一块吧。”她微笑说。我在盘里选了一块。“不知道准不准－－”我说。“你还没有看里面的签语纸。”文治说。我将蛋饼分成两瓣，抽出里面的签语纸，签语是：祝你永远不要悲伤。“真的可以永远不悲伤吗？”我问文治，“不可能的。”“签语是这样写的。”“轮到你了，快选一块。”文治在盘中选了一块，拿出里面的签语纸来。“上面写些什么？”我问他。他把签语纸给我看，签语是：珍惜眼前人。谁是眼前人？他望着我，有点儿尴尬。“走吧。”他说。回家的路上，寒风刺骨，微雨纷飞。“已经是春天了。”我说。他没有回答我，他的眼前人是我吗？“我到了。”我说。他停车，跟我道别。“为什么你不说再见？”他问我。“你要知道吗？”“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爸爸最后一次进医院的那个早上，我离家上学，临行前，我跟他说：‘爸爸，再见。’结果我放学之后，他已经不在了。妈妈临终前躺在医院，她对我说：‘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来，跟我说再见。’我对她说了一声再见，结果我永远再也见不到她。我讨厌别离，‘再见’对我来说，就是永远不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