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那双耳朵，都冻得透亮了！”　　我不讲话，只用力甩开他的手，又狠狠将皮帽子塞到他怀里。　　“哎哟哟！都来看看这位的坏脾气！”　　他笑道：“究竟怎么了？……”　　“人家头发梳得好好的，你来碰什么？”　　“这么晚又这么冷，谁看你……”　　“有人看！反正有人看！”我几乎叫起来。　　他不说什么了，想再次跟我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这时大喇叭再次广播，说火车继续误点，车站无法预计时间。月台上的人很快回到气味极窝囊的候车厅里去了。郑炼上来拉我，说我已冻傻了，他故意不问我干嘛哭。　　过了好大一阵，他说：“……他电报上讲了一定乘这班车来吗？”　　我不言声，仍然横一把竖一把地抹眼泪。　　“大画家来看你，你不高兴？换了我，准乐疯了！”他声音听上去神采飞扬。“不过你实在穿得太少，画家看见你冻成这副样子，会心疼！你为什么不穿那件你妈做的红格子大棉袄呢？还有你爸给你的那条草绿大围脖，又好看又暖和……”　　我没理他。草绿围巾红袄子，我可好看死了。他不是你，不是你郑炼这种对色彩迟钝到半木地步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色彩，任何胡乱搭配的色彩都会折磨他。我爱他，想成为他眼前第一块和谐的色彩，至少至少，也不是一团糟七糟八的色彩。　　十一点钟了，仍是没有消息。郑炼买了滚烫的汤馄饨，我俩蹲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吃。碗太大，郑炼帮我捧着让我吃，见我饿成那样，烫得稀稀呼呼仍住嘴里舀，他也跟着龇牙咧嘴直嘘气。刚吃几口，喇叭通知火车进站了。我忙扔下汤勺，拾起扔在一边的网线兜。郑炼说，不必慌，火车进站少说要二十分钟，足够把馄饨吃完，我哪里还顾得上听他的，已开始手忙脚乱地扯下脚上一对蠢大的棉鞋，然后一只脚颠着跳着，把崭新的小皮靴套上去。站了一天，冻了一天，脚塞进窄窄的皮靴里疼得如过刑。　　郑炼一声不响，勺子停在嘴边，看着我。　　我有些难为情了。退后几步，笑笑：“看我这样行吗？”　　他怔着用力点头。　　我开始往前面车厢跑，软席在前面。我挨着车窗看，想呼喊，可喊他什么合适呢？直呼其名是否太老三老四？他毕竟年长我那么多。更不能如我爸怂恿的，喊他叔叔，那实在是乱套。我这时有一点意识到，年龄的悬殊造成我们关系上的一种尴尬，一种不伦不类。我从头跑到尾，再从尾跑到头，渐渐地，水泥地上仅听我的新皮靴响得越来越清晰、清脆和单调。　　有人叫我，是郑炼。这时我才想起世上有这么个郑炼。　　“你再看看电报，是不是你看错了日子？……”　　哪里有什么电报，他只是在信上淡淡提了一句。他的信即使长，也是谈他的过去，谈那些我从来没听过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的悲惨故事。有时也偶尔谈到感情和爱，谈到他的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还说，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爱他是不公道的，他是被社会造成的一副残局，怎么能让一个无辜单纯的小姑娘替社会来收拾残局呢？　　“还傻站着等什么，你一定看错了电报！……”郑炼说。　　我在想，我每封信都表白着自己的一往情深，每封信都寄去我的吻。似乎他从未对此作答过，想到此我一阵燥热和隐痛。　　“他肯定不是乘这班车来，走吧！”郑炼推椎我。　　走，走吧。可我的脚痛极了。我在刚才的兴奋和忙乱中早已把那双丑陋的大棉鞋扔得不知去向，因为无论穿上它们还是提着它们都很不体面。我的画家是那么爱美。　　郑炼从我的步态中悟到什么，他蹲下，轻轻一捏那靴子，发现它们轻得如同舞靴，仅一层皮革，他抬头看着我。　　“穗子……”他像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你知道吗？你很漂亮——绝对够漂亮了。”　　初夏，我忙着准备期末考试的舞蹈小品，头发也来不及梳，早晨一起床就胡乱在头顶上抓一个髻。下午，我们已累得气息奄奄，录音机旁，等人一站起来，地板浸了汗会又粘又腻没法走人。这时有人叫我，我一出教室就看见了他。　　画家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背在身后。　　一年了。我轻轻地“呀”了一声。这一年中，我不知多少次地想象我们的重逢：人会向他疯跑过去；我会流泪；我会感到轻微的晕眩；我会干脆冲过去，搂紧他的脖子，让那恐吓着他也恐吓着我的年龄差异刹那间消失。我会这样静倒是出我所料。　　他说：“他们不让我进呢。”同时，他打量我。　　这是我最狼狈的时候，他却半真半假地说一年不见我倒真长大不少。他拉起我的手，我们一块往楼梯口走，途中他告诉我，他要带我到渤海湾一座小岛去，那里清静凉爽，他可以集中精力把出国画展所需的画创作出来，至于我，可以度一个舒服的暑假。我惊喜地哑着。　　“你看，我自作主张，”他停下脚步，“也没事先问问你，是不是变卦了，不想要我等了……”　　我委屈地抢白：“是我吗？我一直在等你的信，一直在等你来，几个月时间，我守着邮箱吃饭，因为邮递员每天午饭时间来，我怕谁错拿了信，害得我这么傻等？害得我胡思乱想……你说你在等我，我觉得明明是我在等你啊……”几个月里什么也等不来地等，你会懂得，那才叫等！最后这句话我没说，他却从我眼里问到了。　　不知怎么了，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叹我这一身太年轻的血。　　我央求他和我一块吃晚饭，不会难为他的，我会把饭菜从食堂买出来，到树下的石桌石凳上吃。他倒很高兴地答应了。下课的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谁脸上都不异样，平常见陌生男性和某女同学讲话，大家走来走去从来不饶地要起一声哄。　　等我买了饭出来，见他被舞台美术系两位教师和一帮学生围住了。他们认出了他。他们一口一个“韩老师”地叫。他往人圈外顾盼，看见了被两大盆莱烫得跌足的我。人们拥着他往小饭厅走时，他回头朝我疲惫地笑笑。他仍是那副温和而被动的样子：接受人们的崇拜，却毫不拿它当真。小饭厅平常不开，有著名舞蹈家来授课或表演时，校方拿它撑撑门面。我跟随人群走了几步，想想不妥，站住了。小饭厅我去过两次，是看美术系学生的作品展览，里面布置得蛮精致，据说饭菜也还精致，尽管厨子们烧给我们吃的菜像牲口料。　　我最好还是别跟了去。他坐在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前，我这两盆色彩含混的菜往桌上一摆可太煞风景。我刚把最后一口馒头塞到嘴里，一个美术系女生跑到我面前。　　“喂，韩老师叫你进去！”　　我嘴让馒头填着，摇摇头。　　“不是我叫你，是韩老师叫你进去吃饭！”她表情那么强调。　　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这里等。　　十天之后，我在天津的码头上等。我在等他把我带上船，带到渤海上的小岛去。他先我两天到天津，见几位画界朋友。我看见一对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走过来，一人拿了一支冰糖葫芦在嚼。　　（4）　　我无聊地在一根放倒的水泥电线杆上走，它一滚动我就掉下来，然后我再上去。我忽然好馋冰糖葫芦。引颈望了一会，断定那糖葫芦贩子一定离得不远。不过我很快打消了念头。若看见一个手执冰糖葫芦，摇摇摆摆走电线杆解闷的小姑娘，他即便怀有一肚子感情又打哪儿谈起？！　　我盼他早些换一副眼神看我，不再是充满长者的爱怜，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成熟女子的，充满尊重和渴望的。当我走进海水，再走出海水时，他诧住了。他发现这个蓦然向他转身的小姑娘长大了，他觉得他不该再等下去。　　然而他在渤海小岛的日子，很少和我一起去海边。有时傍晚，我独自从海边回来，推开他的门，他却拿陌生的眼光瞅着我，地上扔着好些揉成团的宣纸。渐渐我懂得，这是他顶苦的时候：心里有，笔下却无。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海产市场，到处是粗糙但不无野趣的贝壳工艺品，我花了一块钱就买了半挎包。随着我又买了一大串烤的小鱿鱼，最有趣的是一只大海螺壳里，盛了一对带红辣椒丝的小麻雀，汤卤还滚热。我端着一大堆吃食，兴匆匆赶路，想让他趁热尝个稀罕。他在准备出国画展的画，画得极苦，一闭门一整天，却常听他对我说：没一笔出神。我劝他别逼自己太狠，他说他在监狱里不止损失一根手指，还有人生最好的几年。我又劝他：人们已经这样崇拜你了；他立刻说：他们什么也不懂。　　我像以往那样推推门，却发现门从里面别住了。很明显，他不希望任何人烦他，包括我。他知道我每天会在这个时间推开他的门，拎着鞋，带着一脚粉细的沙和一头蓬乱的头发，走近他。开始，我大着嗓门向他讲海边所有的奇遇和所有的感觉，后来仅仅是提醒他去吃晚饭。我没有叩门，在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我逐渐习惯了我自己这副形象：对着落日的海，靠着闭着的门，等着心静如水。　　八月，我决定离开小岛回学校了。这天夜里起了台风。我明知门窗不过是被风弄得咯吱直响，我却总疑惑有人在撬门。虽然门窗紧闭，灯却摇曳不止。　　我怕得受不住了，爬起来去敲他的门。　　他一脸倦容，穿了件毛巾浴衣将我放进门。“怎么了？……”听完我形容的恐惧，他面孔松弛下来。在长沙发上，他把我抱住，仔细地打量我。　　我也打量他。他比我头次见时胖了些，尤其在这个深夜，他眼睑已有些老态的下垂了。当他吻我时，我发现这个中年男性的脸上布满并非生发于笑的皱纹。　　“你不是怕，是大孤单了。”他在一个长吻之后说，“你这个年龄最怕的就是孤单，对吧？小家伙！”　　他说他年轻些的时候也怕孤单。那时他在监狱采石场做炮手，每天独自守在山上点炮，那山上没人甚至连只鸟都看不见。他终于受不了这分孤独，有天把电管插到身上，而恰巧那天他被调到山外了。　　我想请求他：不要向我讲这种故事，尤其不要在这样的夜晚。我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一步也不让他离开。　　他意识到什么，人变得很僵。一会他俯在我耳边说：在我身边你不再怕了，睡吧。我闭上眼，感觉自己被轻轻摇晃着。他又说：我早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多缠绵的感情了，不过你看，我和你个小家伙已陷得这么深。你长大吧……　　春天他从巴黎给我写信来，说他在继续为我采集花，他在苦等能把所有的花献给我的那天。那天我该长大了。我仍是不懂。他还在信上写道：“……我侥幸自己那晚上没有损害你的纯洁。我要的就是这片纯洁，所以我不能以自己的手毁了它。女人们追逐着我。追逐着我身外的一切：功名、财富……惟有你是不同的。我早死了这条心——爱谁或被谁爱，说得再明白些：我看透了也恨透了人。我开始爱你，因为我不相信你是个人，你是个精灵。”　　接下去，又是一个长极的等待，等他来信，等他回来。他不再有信来，只是偶尔能收到他寄的一些异国情调的小礼物。有时等待是甜的，有时则很苦。　　一年不见的郑炼突然出现了。暑假我回到南京的第三天，他到我家来了，还带了个姑娘，高高大大，头发黄黄的。郑炼这一年在东北实习，姑娘显然是从那里觅来的。　　我什么也没问。　　他什么也不解释。　　记得进门时，他告诉我，她叫王晓雪。我们浅浅谈了一会儿，我说我去买些咸水鸭和冷馄饨来三个人作晚饭吃，我妈去上海出差，家里没人烧菜。我开始给自行车打气，郑炼跑出来。他见我愣站着，说笑着走向我。　　“我知你一向打不动气的！”他挤开我。一年不见，他长武气了些。我得承认，郑炼是个很漂亮的男孩。他卸下气筒，胸脯一鼓一鼓地喘息，汗衫在肩处绽线了，露出一块金属般光洁的皮肤。除了他牙齿洁白整齐，他身上再没洁白整齐的地方。“王晓雪是我的远房表妹，在东北实习头次到她家续家谱！”他笑着说。　　“然后呢？”我笑着问。　　“然后我们双方父母就开始拉扯亲家。”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处呗，要处得不坏，就结婚。”他仍笑着，眼却看着别处：“怎么办呢？穗子，我总得忘了你啊。”　　我吃了一惊，瞪着他。一时间，我想起天下所有少男少女的追逐嬉闹、拌嘴、娇嗔、无目的地在路上逛、啃冰糖葫芦。这一切他们有，我没有。我嫉妒王晓雪，我是嫉妒这些。我嫉妒这些我没真正尝过就要永远失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里包括这个普普通通的男孩：郑炼。饭桌上郑炼心事重重的，我拿出韩凌寄给我的礼物给他们看，表现着我的满足。　　新年之前，郑炼告诉我，他被学校分配到内蒙，他拒绝接受这个分配，从秋天闹到年底，最后他还是屈服了，所以这是他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新年一过，他就要去内蒙钢铁联合企业报到。到现在我们才彼此问清：他是学钢铁冶炼的，我是学舞蹈编剧的。他在电话上问我，想不想见他？当然，我说。　　晚上天黑得很早，他用自行车驮着我，说沿着环城马路找家好而便宜的饭馆，一块吃顿饭。他在刺骨的寒风里奋力蹬车，很少说话。我说韩凌已经回来了，他叫我等他的信，他将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参加一次同学会。天冷极了，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无一搭地谈着，慢慢忘掉吃饭的事。　　“你以后还来看我吗？郑炼……”　　没声。　　“你和王晓雪结婚后，她让我去看你吗？……”　　还没声。　　前面立交桥一个大上坡，我跳下车。但冻木的脚使我一着地就摔倒了。他一下扔掉自行车，把我抱起。借着橙色路灯，我突然看见他满脸都是泪。　　“郑炼，郑炼！……”我一头扎到他胸口，触到一大片冰，那是他一路掉的泪凝成的。他一路在掉泪，一路。　　“郑炼，我们还会见的啊……”我们都穿得极臃肿，我正穿着他顶欣赏的红格子大袄，却仍冷得哆嗦。　　他不讲话，只掉泪。我头回知道，男孩子的泪是这样迅猛。　　稍平静些，他发现此地离他学校已不远了，便带我走进去。学校很静，人们都回家过新年了。楼道里非常暖和，我和他面对面靠墙站着；似乎谈任何话题都嫌太晚，不等开头，就得结束，并且任何话题都不相宜了。　　他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项链，用雨花石车的。他说他从不敢送我礼物，因为我爱的人是那么个伟大的艺术家，送得不对，他难堪不说，我会失面子。“这个，”他将项链很郑重地递给我，“是天然加手工，总是不俗气的，总不会被你扔到抽屉角落，寒碜得拿不出手吧？”　　这么粗陋的首饰我当然只有将它放到抽屉里，难道我会戴上它出现在他面前吗？我嘴上却说：“不会的，我喜欢它。”　　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他将我抱紧、吻我，我也吻他，我什么也不去想。　　由于不清楚韩凌的确切地址，我将信寄给了我爸，让老萧蛮子将信转给他。老萧蛮子收到信立刻打电话给我，问我和韩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我爱他，现在发现我也爱自己，而已。　　“你打算不和他继续了？”　　“别问我了，爸。如果您想知道得更详细些，您可以看我给他的那封信，我把整个变化过程都告诉他了。假如人们愿意把那叫做背叛，就叫去吧。”人们还会说什么？说我在他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又重重划了一刀。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阵？”　　“这事没有余地了。爸，就像你一定要走出家庭。你和妈的事，我全懂了，我不再干预。”我挂上电话。　　一年后，我在书店发现一本书，里面是三千种花卉图案，全是变形夸张了的，夸张得那样浪漫、大胆，真是美极了。　　这就是他曾经一再提到的：他在为我采集花朵。扉面上印有一行他的手书：献给我生命中一个瞬息即逝的精灵。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37.无非男女　　　　　（1）　　雨川是外省人，所以到这儿只有住到蔡家去。住了三天，雨川就断定蔡家绝不是婆婆嘀咕媳妇、小姑打跑嫂子、妯娌争丽斗艳那种正常家庭。蔡曜虽然很宠雨川，但父亲在饭桌上讲演时，他用轻轻一个“喷”，打断了雨川的插嘴。直到第四天，雨川还没见到蔡曜的弟弟。从早晨七点到十一点，每人在上班、出门、坐下来写作或织毛线之前，都会跑到紧挨厕所的一扇门前，叫两声：“老五！老五！”叫的情绪仿佛是紧张的，像叫叫看，那人是不是还活着。星期六上午，雨川决定不出门了，该逛的地方蔡曜全陪她逛了，她自己也想收收心，春节一过就到医院人事处报到去。还不知会不会分配她去门诊呢。护校的毕业生一般都被先分配到门诊去褪褪脾气。　　“那好，我今天就上班去了。”蔡曜一边说，一边满身摸自行车钥匙。他在出版社当编辑，似乎实在没别的事可忙才去上班。他的优越处是稿源可靠：他所住的这座笼格似的楼里圈了一个省的文豪。　　蔡曜穿戴好，想起什么，走回去，嘴里喊：“老五！老五！”那屋看上去不像睡人的，门特窄。雨川有回惊叫：“哎呀，那屋真像个储藏室！”　　“什么‘那屋’，那就是个储藏室！”妹妹小品说。小品在大学当助教，一般上午十点才到学校去。她准时在九点五十分去叫“老五！”　　雨川头几天逛得人很乏，晚饭后不久就睡了。一觉醒来听小品在和谁低声嚷：“让我先用厕所！你要先进去，我还不等死！”过一会儿小品踮足尖走到雨川床边，从头上往下拔发卡。雨川问她刚才在喝谁，小品爬进旁边的被窝，说道：“还能谁，老五呗！”　　父亲完成了早晨的四小时写作，最后一个去叫“老五”时，母亲已在厨房弄午餐了。　　雨川有点莫名其妙地慌着，等这个连晚饭桌上都未见过的老五被唤出来。一点回应也没有。父亲进厨房监督午餐质量去了。雨川坐在地毯上翻杂志，某种信号使她眼睛从杂志上升起来。她看见个细瘦的青年男子站在门口。她知道他是谁，却不能从容大方地叫一声“老五！”他头发很长，曲卷的，百分之二十是白的；额宽大，顺双颊很陡地尖削下来，加上一张很小的、略向里撮的嘴，他看上去有些女相。在雨川想象中，他与那个被全家吼来吼去的“老五”没一点相一致的。　　他走进来，对雨川笑一下。很快地，他弯腰查看一番被雨川摊在一边的杂志，微微蹙了眉，怔着两眼心算一瞬，把雨川手里那本扯住看着说：“唉，秩序搞乱了。”　　雨川马上搁下手里那本，说：“我没拿到别处去过。”　　他手指飞快地把杂志理齐，没说话。他整个人除了牙膏气味，还有股不很寻常的味。据雨川判断，是种药味。他穿一件深蓝棉毛衫，肩不像蔡曜那样宽，脖子也不那样粗，头稍微扭转，脖子上几根筋络便发生猛烈的变形。蔡曜过去总谈起妹妹小品，说她智慧、博学、难嫁。至于弟弟，他只有一句：“他是个麻烦！”　　“你出去不出去？”母亲罩了个大围裙，站在客厅门口问。　　“不出去。”雨川发现自己和老五异口同声这样说。她看他一眼，他也看她一眼。　　“那你和我们一块吃午饭吗？”　　这回雨川明白母亲问的不是自己，便站起身，准备帮着摆碗筷。这个家也不是“不用你动，你是客人”，或“吃啊吃啊，菜这么多摆着供呀？”那种正常家庭，对于许多事都不像别家那样认真。　　“不。我有牛奶。”　　三人围餐桌坐下时，雨川见老五捧着那些杂志进了他的斗室。然后里面响起急促的。雨川问过蔡曜：老五在里面怎么透气？蔡曜说：你没看见门上那个自制小百叶窗吗？他把自己养得像只蟋蟀。　　“是小品把他的东西拿到客厅的？”母亲窃声问。　　“我哪知道。”父亲答，音量正常。　　“不是小品就是大毛。”母亲说。大毛是蔡曜的乳名。　　雨川不自在起来，说那些杂志刚才她顺手翻了翻。　　母亲忙说：“没事。老五在写本书，关于岩画的。那些杂志他搜集了好久，大毛和小品讨厌——一到老五的屋，就把他东西搞乱！”　　“噢，老五的屋还能让人搞得更乱些？”父亲使劲绷住不笑，最后还是笑了。　　雨川把脸一会儿转向父亲，一会儿转向母亲，没把握自己是否懂了他们。这时门一响，老五走出来。他看看吃饭的一桌人，转身从冰箱拿出一瓶牛奶和一只鸡蛋，进了厨房。母亲把筷子停在碗沿上，听厨房的动静。过一会儿，里面“嗤”的一声。母亲叫起来。　　“老五，你看着锅还把牛奶煮扑了？”　　没人应声。等老五端着碗出来，母亲探脖子看看：“扑得只剩半碗啦？你够吃吗？”　　“你怎么这么多话？”父亲对母亲说，脸仍带着笑。　　老五很慢地往自己屋走，腰部略微向后让。雨川突然发现高高的老五腰部完全是软塌塌的，塌矮了他一截。　　晚上，雨川到楼下去迎候蔡曜，迎了两条马路。见了他，她一脸激动地说：“我今天见到老五了！”　　“是见到老五还是见到老虎？”他逗她。蔡曜不高，半截柱子似的。雨川小他九岁，蔡曜常顽笑说他在等她的“二十三，蹿一蹿”，蹿足了，看他俩谁穿高跟鞋。　　一进院子，见熟人蔡曜便介绍雨川：“我女朋友。”雨川问过他最喜欢她什么，他半秒也不犹豫地答：“漂亮啊！”楼梯上，他们迎头碰见下楼的老五，老五戴顶紫红的羊毛帽，帽子将一些额发压在眉梢，弄得他更像女孩。看见他俩，他眼睛稍微抬一抬，眼皮上抬出两道深折，像疲惫或过分瘦削。　　“去哪儿，老五？”蔡曜问。　　“出去一趟。”老五答。　　“还在画你的画？”　　“就出去一趟。”　　“你身上有钱吗？”　　“我吃过了。”　　雨川想，这对兄弟的问答多么不对茬。　　老五把眼睛往雨川脸上一抬，雨川想回个笑，但已来不及了，他已挪开了眼睛。　　听老五远去，雨川问：“你是大毛，小品老二，他怎么成了老五了？”　　“这故事长了。”蔡曜掏钥匙开门，同时小声道：“回头再告诉你，不然我妈听见又麻烦。”进房就看见父母留在冰箱上的字条，说是俩人让人请出去吃饭了。小品也不在，雨川马上央着要听完老五的谜。　　蔡曜没理她，脱了棉袄抱在手上，各屋巡视一遍，核实了的确没人在家，扑上来便抱紧她。雨川知道他熬得不行了，脸躲着他带烟臭的吻。蔡曜把雨川推进老五的屋，按在一张不足三尺宽的床上。天花板上挂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葫芦，上面雕了些晦涩的图案，用烟熏出了凹凸的效果。雨川被平放在床上，眼睛瞄到旁边一根胶皮管。她忽然对这床上的和老五身上的药味有了多半解释。　　“……这是老五的屋！”雨川要挣扎起身。　　“别动！”蔡曜说：“这里最安全，就是有人来也不会先进这里！”　　“要是老五回来呢？”　　“他？他没关系！他反正没这想头。”　　“为什么？”　　“别分神好不好？”　　等雨川歇下来，蔡曜拉过被子掩上雨川。被子也有药味，还有种不干爽不清洁的感觉。　　“现在讲吧。”她捣捣他。　　蔡曜明白好奇心快把雨川折磨死了。　　“老五很小的时候，就得了这种肾病，两个肾都衰竭。医生说他活不到三十岁，也不能结婚。我妈从不迷信，就迷信了那一回。她听了老人家的话，到老家坟场做了两座假坟，说那是糊弄阎王爷的，好比说：你阎王爷已讨走了我们的小三和小四，就把小五剩给我们吧。我弟弟这么着就变成了老五。”　　“他从小就知道他活不长？”　　“弄不清他什么时候知道的。插队落户，他赶了个尾声，他的病本该把他留在城里，可我爸当时几乎包圆了所有的坏头衔：反动作家、暗藏特务……所以他还是去了农场。那算是比插队高一等的待遇了。我弟弟恨透人说他没用，废人一个，就撑着干，他的病就在那时恶化了。我妈到处给人作揖，才给他办了‘病退’。我连夜骑车到他们农场，又骑八十里把他驮回来。他弱得坐不住，我用绳子把他捆在我身上。从那以后，他住医院时间比住家时间还长，还挂过病危牌子。就那次，我守他夜，看了他的日记。从小到大，全家人都得猜他心思，大概体弱的人都内向。我当时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他的日记本，想反正它不久就不再是秘密，早些知道他的想法，说不定还能补救他的某些缺憾。完全没料到他对自己那样明白、客观，理智之极。有一页，他写着在三十岁前，他要完成多少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要旅行一万里、写一本书、种活一百棵树、办一个个人画展、乘一次飞机、谈一次恋爱。”　　“所以，”雨川轻按住蔡曜在她腰部抚上抚下的手，“他心里对什么都有数？”　　“不然他怎么会越来越孤僻。我爸在出版社给他找了个校对工作。一个月之后，见他不再去上班，我爸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已把那工作辞了，说那工作是坐吃等死。我爸急了，说不工作才是坐吃等死。他回嘴说，他既不会坐吃爹妈的，也不会死在这个家里。那以后他只要在家吃饭，就往桌上搁五角钱。谁也不知他从哪儿挣的钱。”　　“他有女朋友吗？”　　“女朋友？哪个女人愿意跟他有头没尾地来一场？要瞒人家吧，也缺德。老实说，老五是很吸引女人的，但他总是一开头就讲实情，女人都实际得很，谁不怕弄个半条命伺候着，死倒也罢了，不死谁禁得住病床边绕一辈子？他吃、睡、进厕所，全家都忧心。”　　雨川偏过脸，看一眼那根导尿管，心里诧异，世上竟有人如此平静地痛苦着，如此麻烦地活着。当蔡曜再来情绪时，她只呆呆看着天花板上的葫芦。无意中，她发现它们是二十八个。　　“老五二十八岁。”　　狂热中的蔡曜稍停一下问：“你怎么知道？”雨川听出他的烦躁和扫兴。　　这时有人回家来了，不是小品，小品回来头件事是开音乐。　　“是老五，没关系。”蔡曜喘着说。　　从里头拴上的门被人从外面拉得闪了几闪。　　“对不起，老五，你先在别屋待一会儿！……”　　“你干嘛不在自己屋……”老五闷气地问。　　“你废话，”蔡曜跳起来着衣，弄得裤带上的金属环躁人地响。他一边将雨川贴身的小零碎向她抛，一边脸横着朝外喊：“我屋能待吗？！”蔡曜卧室与客厅相通，之间的门是玻璃的。雨川听他父母小声商量过：若大毛结婚还弄不到自己的房，就把那扇门封起来，至少也得换一扇隔音的木板门。　　雨川跟在蔡曜后面出来，直想躲没了自己。她知道自己大红脸，头蓬乱。第二天老五把一只蝶蝴结发夹搁在雨川正读着的报纸上。　　雨川抬起头。　　“你的。在我床上。”老五说。　　雨川想，只要说声“谢谢”就会释然的。但同时又觉得说出什么都太厚颜。她感到自己的浓睫毛沉重起来，重得她眼睛撑不住要抖。她盼着老五快走开，他却不，两根手指在她坐的写字台上敲。　　“这个不好看。”老五说。　　“什么？”雨川吓一跳。　　老五指指那发夹。“这个。”他像刻薄又像难为情地笑一下：“多俗。”雨川不知说什么好。　　她感到老五在看她。许多人说她有副完美的侧面线条。她转过脸，他眼睛已移到电视上去了，但雨川觉得他那眼神仍留在原处，留在她左半侧脸上。　　这时母亲来叫：“老五！叫你买南豆腐，你怎么买成豆腐干了？买豆腐干你何苦排大半天队？”　　父亲插嘴：“你自己干什么啦？”　　“我干什么啦？我要一个个队排下来，谁做饭呐？拿豆腐干我可没法给你们做麻婆豆腐！”　　“那就做麻婆豆腐干！”父亲说：“老五能指望吗？他就会煮他自己的牛奶！”　　老五没听见一样。晚饭他头一个吃完，以一个极强烈显眼的动作，把五角钱往桌上一按。父亲看看那钱，伸筷子到半途，突然停住，吼道：“滚！你给我滚！”　　老五转身慢慢往门口走，仍塌着腰，从挂衣架上取下他的外套和绒帽。小品半哄半唬地低声叫：“老五……”她转向父亲：“爸，你再这么说老五，我和他一块滚！……少吃一顿麻婆豆腐，你就拿话损他？！他会煮牛奶，你连牛奶也没煮过，妈伺候了你一辈子！”　　母亲眼泪流下来，吸吸鼻子，“你们谁也不饶谁就是了，雨川没过门，就得被吓跑！”　　蔡曜不出声，龇牙咧嘴逗雨川，两手在两耳边比画，意思让她左耳进、右耳出。　　“爸总提煮牛奶，”小品声软下来，有点娇嗔了：“爸又不是不知道，老五一天到晚喝牛奶，是没办法嘛！”　　雨川发现小品虽然现在护老五，但每星期日她烧菜，总要叫：“老五，就煮你那一口牛奶一个鸡蛋也占着个灶头，真是添忙添乱！……你就不能等我把菜都端上桌再煮吗？”　　一天雨川找出个上学时用的小保温瓶，她替老五煮了牛奶灌进去。老五眨巴眨巴眼看着她的一举一动。雨川抬头对他嬉一下脸：“我聪明吧？”厨房只有她和他。　　整个家也只有他和她。父母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小品和父亲怄气，住同事家去了，这是她逐渐失效的撒手锏。蔡曜去抢一位作者的稿，赶下午的火车去了几百里以外的一座小城，把原定的与雨川看电影的计划也取消了。他说好几家杂志都在争这个作者，他得下手早、下手辣。　　（2）　　“你去看电影吗？我有两张票，你哥有急事出差，票多出一张来，新片子。”　　“不去。那些电影俗得死人。”　　“反正你又没事。”　　“我有事，都忙不过来。”　　“我帮得上吗？”她问完忙抿嘴一笑，意思是他不必当真。　　他摇摇头。　　“什么事？说不定哪件事我内行呢。”　　老五慎重地说：“我得伪造两张结婚证。有两个熟人要做人工流产，没结婚证医院会盘问没完的。”　　“那也能造？”她存心不说那个“伪”字。　　“我常造。他们给钱的。”　　雨川想，她成了这个家里惟一知道老五经济来源的人。开春时她和女同事们逛自由贸易市场，见几个外国人围了半个圈在看什么？移来移去的人缝中，只见被围的是细细一条人形，背佝得如一张弓。女同事们想往里挤，她却走开了，因为她看清那人形是老五。　　她还看清了他佝在一张矮矮的折叠小桌上，在表演刻图章、在献艺。雨川从来不忍看人献艺，更别说献艺的是发已苍苍、已知天命的老五。雨川见老五喝牛奶被烫得伸舌头佝颈，忽然抚抚他的背。她不懂自己怎么会这样，对老五的勾当竟没有反感和嫌恶，反而生出一种同情的冲动。其实老五并不需要同情。接下去他坦坦然而不无正色地讲起整个伪造文件的过程：如何到印刷厂去找铅字头；如何把它们砸到相片上，一个钢印就造出来了。雨川以两只拳头托着下巴，看着老五说着比画着的手。头一次他在她面前翻弄那些杂志时，她就为这手的纤长、柔软，以及那纤长柔软不该有的侵略性暗暗惊讶过。那手呈出不太新鲜，甚至陈旧的白色，似乎常在暗地里做暧昧事情的手，就该是这形这色。　　雨川并没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劲头，她开着电视机在长沙发上读小说却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满脖子是汗。老五还没有回来。随后马上想，老五回不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这样熬着困倦是在等他？她似乎觉得自己是在等老五，是寂寞还是担忧使她这样心浮浮地等，她不清楚。其实她知道，老五的存在只使这个家生出一种莫名的寂寞，再热闹，只要老五出现，那寂寞就出现了。老五就是寂寞本身，感染着环绕他的气氛。他的寂寞有极大的感染力。所以说，她不可能等老五回来解脱她的寂寞，假如她真的是因为耐不住寂寞而等他，更不可能是担忧。老五几乎天天半夜三更归家，据说他借朋友的画室工作，画室只能在晚上空出来。家里没一个人担忧过他，他再弱也是五尺男儿。十二点过了，雨川淋了个凉水浴。刚出浴室，听钥匙钻进匙孔的声音，她几乎是欢叫了。“老五，你回来啦！”那么快乐，那么热切。这种感觉只发生在童年，父母到肝炎隔离病房来探望她。　　“你还没睡？”老五问。　　“天太热！你热吗？”雨川从老五略略放大的眼珠里认识了自己的某种不正常。　　“还好。”老五的T恤捋到胸部，胸以下袒露着，这时他很快将它拉下来。有回雨川下班，老五赤着上身在帮小品钉蚊帐，见了雨川他忙跑回自己屋，再出来，身上有了件腌菜一样皱的汗衫。　　“还好呐，我一天洗了五遍澡了！”雨川说。她身上一件粉红兮兮的绸睡裙被电风扇吹得鼓一阵扁一阵，从各个角度显出她的身体轮廓。　　老五走过去打开电视，调了许多频道也没调出名堂。雨川笑起来。　　“老五，十二点过了哪儿还有节目。你不想和我讲话，我可以走开呀！”她知道这句带揭露性的话使他紧张了。其实是整个家仅把他俩剩在一块的现实使他紧张。老五有点烦恼又有点羞怯地笑笑，眉却轻蹩着。这样子使他非常好看，非常不通俗。雨川想。老五搭讪地问起电影。雨川说她把票送给了邻居，她可不愿被他看得这儿俗那儿俗。老五想起什么，从口袋拿出个小东西。是条硬木雕刻的鱼，有点半坡村风格，是失了些古朴，添了些刁钻。是个极别致的玩艺儿。老五将它一翻面，雨川发现那是个发夹。　　“你要吗？”老五问。　　雨川惊喜得“呀”了一声。　　“我做了让朋友帮我卖。难卖掉。”　　“为什么？这么漂亮！”　　“我要的价太高。”　　“那你干嘛不便宜点？”　　“便宜何必买我的？”　　雨川拿了发夹到门厅的穿衣镜前去试。她头发太多，卡不住。老五说他可以调整它。雨川仍继续摆弄。这时收紧下额，双臂举向脑后的雨川看见自己的两个腋窝，很轻淡地毛茸茸的。她还看见镜子里的老五，他嘴抿得颇吃力、敏感，或说有些伤感的眉弓投了片暗影在他眼睛上。她突然意识到两个腋窝暴露的东西还超过了它们本身。她一下子坠下臂膀，托辞说：“胳膊酸死了！”　　老五说他得看看究竟该把这东西调整到多松多紧。他捏起她的长发，胆怯地一把一把从上往下理着。她微微侧过身，斜着的眼仍盯着镜子。老五白得失真的手与她黑得恐怖的头发对比得那样疾人。老五也看懂了这对比的奇妙，他放慢手的动作，最终静止了。雨川看他两眼抬出两道更深的折，像在用着力，想看透什么。　　雨川说了声“我去睡了”，便进了屋。她把门关得很慢。然后她为难起来：是插门栓还是不插？门栓是防人贸进的，用得着防老五吗？不插呢，是否会显得她不够正经？不够正经和过分防范都不是她想要的。夜这时突然出奇地静，静得有所居心，似乎她插或不插那门栓都会被这个静听了去，被老五听了去。门栓会被插得“咔嗒”一声，那一声将刺耳而生硬，将是对那不可逾越的伦理天条无必要的重申和强调。她手在门栓上尴尬住了。“哗”地一下，直觉先于她，将门拉开了。　　老五不知什么缘故正站在门厅里，距她只有两三步。他害怕一样看着她，牛奶在他手里的玻璃杯中大幅度地倾斜一下。　　“唉，老五，天这么热，开着门睡觉可以让空气对流，有点风。”雨川觉得自己声音很磊落。“你呢？那么多屋空着，你何苦睡你那小闷罐？……”　　“我不怕热。习惯了。我有个小电扇。”　　雨川见那杯牛奶被端起、倾倒，最后剩了只空了的但已浑沌了的杯子。她那一夜感觉很碎，不知是没关门，还是因为最终还是睡进了他那活棺材似的屋，并“咔嗒”一声拴上了门。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一早接到蔡曜的长途电话，说他必须守着作者把稿写完，确保这东西不被别人半道截获。　　“你还得在那儿待多久？”　　“一个星期，顶多十天！”蔡曜那边听出了她的不悦。　　“不，我要你现在就回来！马上！”　　“懂点事好不好？这是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关系到提升，能升到编辑室副主任，今年年底咱们就有房子结婚啦！”　　“你马上回来，现在就上火车！”　　蔡曜看不见她，不知道她怎样跺着脚、噙着泪、被什么恐吓着。他不明白她的失常，仍用惯常的伎俩哄她，说回来陪她去买那件她看了十几次也没舍得买的连衣裙。　　一连几天，她没怎么见到老五，不知是自己有意无意回避他，还是被他回避了。她仍是在上班前把牛奶煮好，灌进小保温瓶。一天下班回来，见老五在认真地切生姜。问切这么多生姜做什么，他说他想煎鸡蛋。她使劲笑：“煎鸡蛋要生姜干嘛！”　　“不要吗？”他问，看她笑。　　天暗时小品回来了，带了些菜和雨川一块且聊且烧。三人很开心很安宁地吃完饭，小品忽然说：“老五，你要再往外掏那五角钱，我可从此不认识你！要给多给点，现在东西都涨价，五毛钱想买顿饭呀！”　　雨川不敢去看老五，料他一定窘极了。却不，老五淡然坦然地笑。等小品的话都倒尽了，他慢吞吞说：“好像你认识过我。”　　“哦哟，别把自己搞得跟个谜似的，有多么难认识！”小品抱起膀子，向椅子背上一仰。　　雨川急着转气氛，插话进来，劝小品搬回来住。小品说她同事家离学校近，每天免了挤人臭味的公共汽车。再说她怕看父母愁嫁不掉她的面孔。在家住，就得听他们关于婚姻的开导，由他们逼着去跟一个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会面。不去，就得忍受他们的哲理性牢骚。　　“好像这世界非得是一男一女在一块才正常。我自己跟自己都难相处，不能想象去和一个男人相处一辈子。爱是什么呀？爱就是在一块吃、喝、拉、撒、睡？我也急，但我是急着去爱，不是急着嫁谁去。别看我都三十岁了。”小品看着雨川收拾碗筷，目光像个色大胆也大的男人一样从她脸逛荡到她胸，再到她腰。“雨川，真羡慕你——这么漂亮，心也简单。”　　雨川笑着说：“听不出你是夸我还是骂我。”她目光的梢头扫过老五的脸，发现他似乎也在从头到脚看她，但羞怯得近乎痛苦了。　　“过去我一个男朋友对我谈起他的恋爱导论：早谈恋爱晚结婚；多谈恋爱少结婚；只谈恋爱不结婚。当时想，我怎么见鬼碰上了个活流氓。现在想想，他并不完全混账。如果一个人一生能惊心动魄爱几次，哪怕一次，可比结婚值多了。”　　小品当晚与雨川聊到很晚，说她种种不顺心都是因为她不能像雨川那样把爱情、婚姻、过日子，搞个“三合一”。话题渐渐转向老五。　　“老五到现在还没接触过女人。谁知道他心里有没有暗暗恋过谁。真希望他连那种悄悄的恋爱也没有过，因为那种暗地里的单恋，一定是顶绝望的，只能痛死他。他不会表达出来的。他知道自己没能力对一场恋爱负责到底。所以他即使爱上谁，只能是他忍住，不表达，不去发展任何可能性。他什么都没说过。这个人如果他自己不说，你什么迹象也别想观察到。”小品声音已渐渐发涩。　　小品睡着许久，雨川还听得见老五静悄悄的忙碌。雨川侧脸凝视小品。橙色路灯从窗外投进来，暗中，小品的脸部线条那样娟秀，雨川竭力以这线条勾勒一个仰卧的老五。全家五口人身上最精致细腻的部分中，都有一个老五的存活。　　蔡曜再次打电话说他要推迟归期，这回雨川没有怎么怨。她与老五每天晚上一同坐在阳台上乘凉，几乎没话可说，但在那气氛中，她心里渐渐有了一种感动。那感动使她盼望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扰他们。　　“老五，你喜欢游泳吗？”　　“不太喜欢。”　　“我喜欢。”　　“噢。”　　老五有那个不让你展开任何话题的本事。从来不给你“真的？”“为什么？”“怎么会呢？”之类的投机的、承上启下的字眼。有时她感觉他在看她，突袭似地扭过脸，发现他果然在看她，她也就看他，带点期待：这回你该说点什么了吧。但他就那样静着。他想，若他一讲话，像所有人那样正常地东拉西扯，那种不可言传的感动还会在那儿吗？雨川不再期待他开口了。她感到他看她，她也不以同样的看回敬，因为她知道他吃不消她看回去，他怯生生的享受仅蕴含在他对她的不被惊动不被打扰的观察和欣赏中，在他自认为安全的隐蔽处。　　蔡曜回来的前一天傍晚，雨川去附近的公共游泳池游泳。水面拥挤得像插了满地人秧子，游不远就撞人或被人撞。人人都在嬉水，谈笑，泡凉快。夏天的晚上这里是最便宜的凉快地方了。忽听有人哄哄地吼“流氓！”雨川看过去，见男人女人挤成肉色的一团，在揪打谁。一个年轻女人的尖嗓门浮在“嗡嗡”声之上：“流氓！天天跟着我！从马路跟上电车，又跟到这儿来了！就你这身鸡骨头也想占便宜？！……”人群兴高采烈喊叫，够不着打两下仿佛吃了亏一样。跟抢购什么便宜货一样，要出手快，不然这个“打”也会被一抢而空。雨川感叹着上了岸，却突然发现被扭住的是老五，她脑子胀了一下。　　“干什么你们！放开他！”雨川发觉自己插在了老五和乱拳之间。她怎样跳进池子，梭鱼似地穿人缝，她一点也记不起了。　　老五无表情地站着，任鼻孔的血淌进他嘴，任她护着他抱着他。水珠从他发尖流进眼里时，他便挤一下眼。　　“他耍流氓！跟了我好几天了！”嚷嚷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子，还算俊的脸蛋显然是因愤怒而发横的。　　“他？他跟你耍流氓？跟踪你？别发梦癫好不好——我天天跟他在一块！”雨川知道自己一张脸也够横的，完全走了样。“我是他女朋友！大家看看，我是疤还是麻，有我，他凭什么跟你耍流氓？值不值跟你要流氓？！”　　（3）　　人们静了一刹那，又“嗡”起来。这回多半是懊恼自己上了当，白替那自作多情的小女人出了力，费了些拳脚。也有人开始同情老五，胡乱出主意让他止血。　　上了岸，雨川用手指捏住老五鼻梁上端，又让他半仰在她怀里。她轻声对他说：没事，这样一会就能止住血，相信她这个护校毕业生。她眼睛将所有好奇的目光都逼退了。她头次知道自己的眼睛可以这样厉害、泼辣而凶悍。一旦血止住，老五在雨川怀里不安起来。她用哄一样地对他耳语：别动，乖乖地待着，舒舒服服歇一会儿。他闭上眼，雨川看见他的眼珠在薄薄的眼皮下迟疑地移着闪着。她一个字也未问。你真的对那女孩子做了什么，真的这里那里地跟她，像个无赖？你真的像她讲得那样痞、下流？她什么都未提。仅仅问：你冷吗？太阳下去了，风一吹你大概觉得冷吧？来，我暖你。他没回答。整个体形变得畏缩，甚至猥琐。他的畏缩似乎是想使自己清晰尖锐的骨节隐约些，至少不那么显著。也许他为自己对那女子存有的歹念、那无指望、不够正派的追求而畏缩。她想对他说，大胆些、蛮横些，发号施令一样对她说：“我爱你！你听着，我他妈的爱上你了！”然后再土匪一样朝她一扑，就像蔡曜曾对她说的干的一样。她还想说：你对自己的别致、吸引人之处竟这样麻木！　　她却什么也没说。触着他女性一样细致的皮肤，她佝下身，臂膀用力将他的身体往她身上合，直到她的胸满满挤住他的下颏。他睁开眼，仿佛想弄清这是哪里，自己身置何处。　　雨川避开他的眼睛。在他的纤弱面前，她的健康、饱满，以及她的长于他许多的生命都使她惭愧。　　“你冷，对吧，失了血容易冷的。你嘴唇都白了。我这样暖你，你觉得好些吗？”　　他“嗯”了一声。雨川听出他的自卑和难堪。她用毛巾擦拭他身上残余的水珠，心载着那样多、那样多的遗憾：他本该是个多美丽多骄傲的男孩。他本该骄傲得不把她放在眼里。她本该有权利追求他、爱他，哪怕爱得无结果，爱得像他一样短命，若即她不是他血缘兄弟的未婚妻。他本该在女性身上享乐一回，无论它多么“譬如朝露”地短，这享乐她情愿给他，假如他们之间没有个蔡曜。蔡曜一冲进门当着老五面就搂住她，搂住两分钟才道个问候。　　老五走开了。雨川感觉到他有点歉意和愧作地走开了。　　蔡曜哼着千差万错的流行歌进了浴室。淋浴哗哗响。一会他叫：“唉，雨川，递条毛巾给我！”一会儿又叫：“劳驾，把我短裤拿来！”她尽量不去看他匀称的，充满血性、刚阳的裸体，她不忍拿它与老五的去比。　　蔡曜一闪身挂上浴室的门，那声“咔嗒”大约在老五耳鼓上狠狠扎了一下。　　“我不要！老五在家！……”她低声反抗着，但她被抵在了门上。　　“老五没关系……”　　她想说：老五不是人吗？像家畜或一件家具搁在那儿不碍事，你想做什么不必顾及他？不必顾及他的感觉、他会受刺激，是吧？……雨川突然像一个陌生人：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壮实，似乎不知羞耻地霸占了一份本不属于他的壮实。老五的那份。　　门被弄得狂颤。雨川挣不脱他，生怕太猛烈的挣扎会闹出更大响动。她只求他轻点、轻点。这时她听见大门“砰”地一响，那是老五离去了。那是老五表示自己不妨碍他们幸福的声明。一阵不适和反感逐渐扩散到她全身心。　　年底蔡曜没分到房子。父母开始打算找人来改造蔡曜现在卧室的门。父亲在饭桌上和雨川开玩笑：“看看多近，大毛花三步路工夫就把你娶进洞房了。”母亲说五月举行婚礼，第二年三月生孩子，两头赶好季节。不知为什么，雨川这时去看老五。更不知为什么，老五也恰恰在看她。　　新年前，雨川读晚报时发现一则很小的消息：“蔡悟个人画展于×月×日在×画廊开幕”。雨川跳起去敲老五的门：“老五、老五！”敲开门后，她指着报间他：“是你吗？”　　“嗯。”　　“你这么伟大——个人画展！”　　老五似乎不懂她干嘛这样大声大叫地兴奋。　　“你这人！怎么一个字也没提过？家里人都不知道！”　　“你不是知道了？”他略向里撮的撮出一个笑。雨川头次看见老五也会笑得露齿，俏皮还带点赖，一下子让他与蔡曜相像起来。　　画展开幕那天，雨川下午才请出假来。好不容易打听到那个画廊的地址，那是个音乐厅的地下室。收门票的老头在打盹，被雨川的高跟鞋敲醒后说：“哟，您是今天的第十位。”　　“人不多？”　　“比没人强些。我也懂点画，各派画家画匠我也见不少。像这位的画，我懂不了。”老头自负地笑，把个头晃得抑扬顿挫：“白石先生说过，画大似是媚俗，不似是欺世。”不等他卖弄完，雨川已走进展厅。　　展厅是狭长的，两侧墙上挂着的画框里似乎是人、兽、植物，但雨川拿不准她猜得对或不对。一路看过去，最后看见了孤零零坐在尽头的老五。他站起身，他知道她不是为看画来的。　　“这时来倒赶个清静。”　　“一直很清静。”　　“你大概不像其他画家那样，四面八方寄请柬，是吧？”　　“我寄了一些。”　　“他们明天会来！明天星期日！”　　老五笑了，像笑一个小孩子似的、自欺欺人的许愿。雨川沿着狭长的展厅再一幅一幅画地看回去。每幅画前，她都迫使自己站够一定的时间。一路她说了画的别具一格、不落俗套之类的话。但她知道老五根本不拿她的话当真，根本没兴趣她的大而化之的评语，这类评语可以用到任何东西上：一碟菜、一个发式、一套时装。告辞时她在长廊这头，他在那头。　　当晚，雨川冒着小雪跑了好几位同事家，央求他们去看画展。有位同事认识几个来帮医院安装设备和培训人才的美国人，雨川几乎逼她打电话邀他们去。星期日上午，悄悄停停坐着的老五见一大群五颜六色的人涌进展厅，受惊吓似地将半只屁股从椅子上欠起。雨川在门口等两位约好的报社记者，见老五的手被一只只手抓起、握住、摇几摇，虽笑着答礼，却一脸稀里糊涂。雨川还看出他隐得很深的厌烦：好好个清静地方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庙会？　　两个记者背着各式照相器材来了。雨川迎上去先拿她最妩媚的笑款待了他们一番，同时左一声“辛苦”又一声“多谢”。两个记者在社会上早混得油透油透，哈哈哈地说：“不用谢，完了事画家请一顿排场的！这年头，不都是这回事吗？什么人物都是三分场，七分捧！能找个场合让大家高高兴兴热热闹闹，最后吃一顿，也算功德无量！”　　雨川冷丁声说：“他是不同的。”　　对雨川突发的感伤，两位记者不解甚至有些失望起来。“那你要我们做什么？”其中一个以降了八度的嗓门问。　　雨川又给了个笑脸。　　“你们不必做什么。嗯……就走过去，告诉他，你们是记者，说他的画正在引起重视。”雨川边想边说，“还告诉他，他画得很好；他的画展很成功，他很有潜力。就告诉他这些。然后我请你们吃一顿，随你们挑哪家饭店。”　　记者还想搞清整场把戏，但雨川没有讲穿它的意思。　　“算我求你们的，好吧？以后到医院看牙科我给你们挂号。”（注：大陆看牙科总是要提前许多天挂号。）　　记者们收起一副油子相，仿佛不敢再惹已由伤感变得悲壮的雨川。他们走进去，像演员走进角色，走上舞台。雨川见他俩装腔作势地在一幅幅画前蹙眉、低吟，面色弄得很肃穆。最后，他俩先后走向老五。先是出示记者证，然后是职业化的握手寒暄。她见老五脸色淡淡的，听着他俩背诵她刚教授的那番话。他俩出来时，见到在外面闲荡的雨川，挤着脸说：“打哪儿钻出这么个人物头儿？每幅画上他都贴了标签：展品不出售。好像谁会掏钱买他那些四不像似的！只有他自己管那叫画！”　　人散尽了，老五才看见人幕后的雨川。那时他已准备离开展厅，关门时间到了。她什么也没问：今天人多吗？有记者和外宾来吗？她怕他看出破绽，看穿这虚弱的轰动，看穿是她伪造了这隆重的一天。　　“出去走走吧？”雨川提议。　　老五在迟疑和惊讶中点点头。　　路是老五领的，雨川对这个城市不熟。老五领着她走，人越来越稀，脚下的雪越来越干净。眼前是护城河，河边是一些幼树。　　“看，我栽的树！”　　雨川随他走进那片小林子。她回头看看嘈杂和灯光，觉出一种挺甜的寂寞。她的鞋下坡不太方便，老五给了她一只手，让她扶。他们手拉手站在河的石堤上。　　“敢跳吗？”雨川顽笑地问。其实她明白自己不纯粹在玩笑。　　“跳河？干嘛？”　　“比方说，河那边是个荒岛，没人，或者有人也不认识我们。什么都能在那儿重新来，你跳不跳？”　　老五没说话。雨川感到他握住她手的手渐渐变僵，变得机械。　　“老五，假如我不是……哦，我就是我自己，只是个叫雨川的女孩，事情会不一样的，对吧？雨川会爱你的。假如能有个地方可逃，那地方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不论我们之间有什么事都不被叫做丑闻，你愿意逃到那儿去吗？”　　老五的手松开了她的手。当晚雨川在厨房独自洗碗，蔡曜从背后伸手搂她。她看见有着方指甲方关节的强劲的一只手挪向她的前胸，突然喊：“放开我！”　　雨川被调到住院部就开始上夜班了。下了夜班，家里人都睡了，只有老五的斗室里还有些轻微响动。有次她轻掸两下门。门开得比她想象得快多了。　　“想看看你在干什么。”雨川倚在门上，近乎无声地说：“可以进来吗？”　　“我在写东西……”　　“不画了？”　　“不常画了。画展办过了。”　　“想看看你的画室。”　　老五突然下决心一样问：“你有空吗？”　　（4）　　雨川稍微向上翻一下眼睛，似乎在心算时间，实际在犹豫，在顾盼撤退的路。她明白什么将要发生。从老五的眼睛里，她看出他和自己一样明白。　　“那地方远吗？”　　“不远，就是不好找。你说个时间，我可以在汽车站等你。”老五说得很快，迅速堵死彼此撤退的路。　　下午两点，雨川准时到达那个车站。远近都没有老五。雨川站在那儿，任杨花落在她头上身上。一朵杨花迷了她眼，怎样也揉不舒服。她掏出小镜子，仔细将它摘出来。镜子里她看见自己的唇膏被抹缺掉一点，一道红痕顺嘴角划向面颊，整张面孔就因了它变得乱七八糟。也许是刚在她揉眼睛时，动作太慌，手蹭到了嘴唇。也或许公共汽车上人推人挤，某个企图拓开稍大空间的脊梁或臂或肘揩走了那块红。扑过粉的脸若染上什么是不易被拭掉的。她用手帕蘸点唾沫去拭，等拭净那道红，脸色已不匀净。她还没那分勇气和从容劲在大马路上抹口红、施粉，毕竟她极少化妆。干嘛涂这么重的口红，施这么厚的粉？是要从此抹煞掉一个清白无辜的雨川吗？厚的粉脂是为了将那个纯净的雨川从此封死在一段无暧昧无瑕疵的历史中吗？她看着镜子照出这张色泽不一的面孔深处，那正在恶化的激情。昨夜，在商定见面地点和时间的那一刻，他们彼此都以激动而恐惧的眼睛警告了对方：要发生什么了；那发生的将使他们的生命变质。　　雨川合上镜子，收起它。将败坏前的自己合进去、收起来。满天杨花活物一样活泼忙乱地飞、嬉戏、追着人。它们像雪，但雪决不像它们这样骚动，撩拨人。　　老五没有来。等了半小时的雨川抹掉口红和粉，到马路对面等候回程的车。心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空得清爽的心会让她在值夜班时专注安详。车离站时，她看见一个细长身影出现在她刚立过的位置上，并不像刚刚赶到，却像等了许久，等得生了根。　　一天雨川下班后，见蔡曜在楼下等她。　　“告诉你，不要多心，家里丢了两百元钱。爸的小笔稿费我妈从来不存，就那么放在抽屉里，花得根本没数。但那两百元是小品的，暂时让妈替她收着，她要买新自行车。我妈对平常过日子的钱没数，但这笔钱是小品的，她记得清清楚楚从未动过。”　　“家里出这种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不是要窝囊死吗？”雨川脾气甩了出来：“早就说不住你家，早就让你搬，找间瓜棚我都跟你过，偏偏没皮没脸地白吃白住，害得我也跟着没皮没脸！……”　　“叫你别多心别多心！妈把这事只告诉我，当然就没有把你我怀疑进去。”　　“那怀疑谁？”　　“妈谁都不肯怀疑。”“说不定你爸花了钱，不记数，事后忘了。”雨川住到这个家不久，就断定这不是个妻子过问丈夫所有户外活动的正常家庭。常有女人打电话来，父亲简短两句就出门，母亲没有对此动过声色。“说不定你爸爸需要钱，又有说不出来的苦衷……”　　“不要胡猜，对我们家的事，你还搞不清楚……进了家什么也别说，装不知道！”　　晚饭时，老五头一个离座，照例撇下五角钱。雨川发现首先是小品停了咀嚼，再是蔡曜停下筷子，然后是母亲搁碗。三人全看着他穿衣、戴帽，三人全是害怕和痛心的样子。父亲没反应，但筷子仅在同一只盘子与嘴之间机械往返。等到老五出门，小品自语般说，他办那个画展大概用掉一大笔钱。蔡曜插嘴，也像自语：拿拿自己家的还不大要紧，要是在外面也干这事就严重了。母亲木讷地检讨：钱不锁是我的过。接下去是种沉闷和痛苦，似乎这日子一下败了人的兴；似乎谁也不知怎样去和这家庭中不体面的秘密相处下去，共存下去。当晚各自灰溜溜地早睡下了。雨川推说有些信要写，一人待在客厅里。　　门响她回过头。老五走过来，拿出几枚新刻的图章给她看，说蔡曜央了他多次，要他为他的藏书刻几枚闲章。她紧盯着他细长柔软的手指，认定它们白得晦暗。做许多不明朗的事才会使人这样晦暗的白手。　　“我怎么了？”老五问，意思说：我怎么会惹你这样研究地瞅。　　“你需要钱吗？”雨川问他的两只眼睛。　　老五不懂她话似的，向里撮的嘴启开并微向外撅了。　　“我自己有点钱，可以给你。”雨川告诉他的一只白手。那手渐渐退缩出她的视野。她觉得他整个人都在退缩。　　“老五，除了你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了：家里丢了钱！”雨川短促地呼吸着，用压没了的声音说。　　“我知道。”他说。还想说什么，但仅是喉节升降了几回。　　雨川想问：“你知道自己有过失还是知道自己被冤枉？你究竟干没干那事？”他却匆匆走开了。腰仍塌着，但走得很快。第二天雨川换夜班，白天闲在家。又是全家轮番去敲那扇门，叫“老五！”雨川听出这惯例的呼唤走了一点调。腻烦和鄙夷成了这调的主趋势。　　直到母亲摆开午餐，他仍未露面。母亲想想不对了，贴在他门上连着叫。听得父亲也慢慢从餐椅上站起。偶然地，母亲发觉门并没从里面拴住，便一推。屋空着，屋里除了老五的气味，什么都没了。父亲一下跌回椅子。　　老五走了，没留一个字，几日后那笔钱被找到了，装钱的信封卡在了两层抽屉的隔板上，似乎是因为抽屉被塞得过满的缘故。小品看看两张一百元钞票，说它们好像是原来的两张。雨川觉得人人都在玩味那个“好像”。　　老五没有回来过，尽管他回家也不必住进那间储藏室了。小品搬进了学校的宿舍，蔡曜分到了房子。父母为平息一点疚痛，把小品和雨川曾住的屋布置起来，一厢情愿地称它为“老五的屋”。　　但全部关于老五的信息就是书店一只角落里摆着的几册有关岩画的书。雨川隔不久去看看，有没有人买它们。从来没人碰过它们，它们新新地旧了。　　父亲动了灵机，给出版老五书的那家小出版社打了个电话，问作者的地址。　　“他没有住址。”答话的是责任编辑。　　父亲有些恼地捶捶桌子，似乎他的威风能从电话线传过去。“请你一定设法找到他的住址。”雨川的心动了动，想，父亲毕竟是父亲。她强词夺理地推延婚期，只为心里一个神秘的期待。这时仍握着电话的父亲说：“说吧，我听着——”渐渐地，他耳朵开始躲避听筒，渐渐地，两行泪从他眼角滴下来。　　老五两个星期前病故在一家地段医院里，他所有的稿酬都付了医药费。他没给这个家庭留下什么，但也没带走什么。　　婚后不久，蔡曜在一次酒醉后哭着对雨川说，他与另外两个女人开始姘居。哭后又笑，抚着雨川淡淡的、失神的眼睛，问：“你知道老五给我刻的那些闲章里，我最喜欢哪个？”没得到她的理会，他自答：“无非男女”。他说他将这枚章盖在他所有的小说上；所有的描述人间悲欢离合的小说上。祸根就是这四个字：无非男女。他瞪着一对眼，脸上的笑有些傻：“老五幸福啊，从来没走进去过，就走出来了。”慢慢他在越来越没逻辑的感慨中睡去了。他每月总这样大醉一场，讲些真话。　　雨川轻轻拿开他搭在她脖子上的手。灯朦胧得像一蓬记忆。睡熟的蔡曜也有了张撮紧的嘴，陡然削下的面颊。醉意使他整个人出现一种老五式的温柔。　　起码老五每月会活一次，活在她眼前、她怀里；活在他血缘兄弟醉时的温柔中。　　雨川眼一抖，两行泪急雨一样流下。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38.小珊阿姨　　　　　小珊阿姨一个人过。一个人去买几两肉，几十根菜，一疙瘩姜大小如足趾。一个人将向里的筋筋瓣瓣剔净，将韭菜一根根理齐，洗个十遍八遍。之后她一个人开始将肉细着均着地剁，剁得缓急有致，听上去像捶小鼓点。于是有人听听便会说：“小珊一个人还不省省心，费那么些事包饺子，不就她一个人吃嘛！”若久不听小珊阿姨的小鼓点，人也会说：“小珊一个人过得到底马虎，老长时间家里连烟都不冒。一个人，总也得吃吧？”　　远远瞧小珊阿姨走过来，林荫下歇凉的人嘀咕：“瞧她这身条，岁数怎么不往人家身上显啊？”　　“你没凑近，近了她也不经瞅啦。天天去什么芭蕾舞训练班蹬踏，身条敢不好吗？”　　“再蹬也不中用啦。小珊怕是有二十年没上过戏了吧？跟六七十的人聊，时不时他们还会聊到程小珊当年的红劲儿。那些年她一年要上四五个片子，脸蛋子都上了花露水标签儿。”这时小珊阿姨已逼近，人便来不及似地鼓动小推车里的孩子：“叫哇——叫小珊奶奶！”　　孩子们立刻一片呀呀声：“奶奶好！”　　小珊阿姨俏皮地扬扬眉。其实她很不肯做他们的“奶奶”。就像曾经我们这辈人认真拍了她好些年马屁，她才对“小珊阿姨”的称呼认了账；那时小珊阿姨刚离婚，搬到我家对过，和我们做对门邻居。一个长相很好的男人敲着小珊阿姨的门边，从一楼伸出一个女人头，对那个人说：“多敲会儿，小珊在家。刚才还听她的高跟鞋在我头顶上跺。”男人羞答答起来，反而跑开了。过几日，换了另一个长相不错的男人来敲小珊阿姨的门。小珊阿姨从未把这些“是非”们放进屋。她不傻，才不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名声白搭到这些没用的漂亮老少小白脸上。她曾经教诲我妈，那时我妈刚出高中开始在电影界忙着跑龙套。她说：“要想做女演员，首先得削发为尼。我这人只对演戏认真，其他的，我保持着自己六根清净。”她的清净终于惹得她丈夫不愿体面地嚷得满世界都听见：“你他妈的程小珊——你那百十张笑脸有一张是给我的吗？你不洗衣不做饭不生孩子，要想跟你上床，老子先得变成个导演，对吧？！……”事后小珊阿姨对人说：“他是个流氓。我真纳闷如今流氓都不叫流氓，全改叫作家啦！”　　至于小珊阿姨是否真的和导演们上床，谁也不清楚。据我看是没那个必要。曾经她手里一把剧本，打牌一样选这个挑那个。那时她何苦劳驾跟导演上床去。后来说过时什么都过时了，小珊的模样作派过了时，连跟导演上床的时候也早过了。　　有回一个年轻导演来和我爸喝酒。这个家伙莫名其妙在电影界就走起运来，栽培我爸似地让我爸做他最近一部电影的艺术顾问。听见有敲门声，他喝住我妈：“别理她！”　　“别理谁？”我妈想：这人狂得还着边际吗？上我们家布置这个调遣那个来了。　　“肯定是程小珊！刚才她在楼梯上见我进了你家们。那个老太太，我的戏让她演？我这不成心毁自己吗？”见我妈毫不理会地径自去开门，他急得直叫“慢着”。　　他拉开壁橱门。我笑起来：每回他喝了酒想进厕所就去拉壁橱门。“又错了，厕所在那边！”我提醒着。　　他人已缩进去，说：“这回要的就是壁橱。快打发老太太走路，不然我在里头憋死了你们得偿命！”　　门廊里我妈已将小珊阿姨放进来了。　　“黄骏走啦？”她朝饭桌直瞪着眼，导演杯子里的酒明明还在泛泡。没人答话，反正沉默与谎言间不可画等号。妈摆了双新筷子和一只小碟，央她坐下。她坐下，完全心不在焉。导演在壁橱里呆得十分安生。那里头堆着我小时的玩具，爸爸多年的手稿，妈妈穿剩的衣服，外婆睡坏的床垫，等等。看来他宁可蹲在里面生霉或让虫蛀，也不愿小珊阿姨缠他。据说小珊阿姨在导演们面前会像小女孩那样扭着肩笑，撇着舌头说话。黄导演把自己禁闭到壁橱里头之前，压低嗓子说：“面对一个千娇百媚的老太太，你们倒受受看！”　　见妈端了盘新炒的菜进来，小珊阿姨说妈像是又胖了不少。妈哈哈地笑，真笑出了那种胖妇人特有的回肠荡气的感觉，说自己反正是早断了上银幕的念头。　　“这可不行。”小珊阿姨扔下筷子，严峻打量着如此甘于堕落的妈。“有种很好的健美操，你可以试试！”说着她便端起架势，开始踢腿抡胳膊。妈一边紧眨眼皮往后躲，一边发出“幄！”“老天爷！”“哇！”不知是喝彩还是求救。　　“这样！要这样……踢！”小珊阿姨卖力地做着示范，弄得浑身关节都响，气也是多喘一下少喘一下。她做着许多滑稽而痛苦的动作，脸都累黄了。最后我妈答应改天一定向她讨教，她才饶了我们大家——首先饶了壁橱里的黄导演，歇住了。她刚一走，黄导演窜出来对我们喊：“你们怎么敢给她捧场？她要亮给我这一手，我非喊救命不可！”妈摘下他头发上一缕蜘蛛网，叫他厚道些。　　爸笑疯了。我被差了去送小珊阿姨的眼镜。她操练前搁在桌上，走时忘了。照例又是敲许久的门，弄清是我，门缝里伸出一张堆满白色药膏的脸。“谢谢！”小珊阿姨在厚药膏后面急促地说。那药膏据说对人的容颜大补。　　自从我家搬到新楼，我有好多年没见小珊阿姨。前年我从学校回家，在前门乘公共汽车。听见谁在大声讲话，嗓子很滋润并字正腔圆。回头一看，是小珊阿姨和另一个中年女演员。小珊阿姨仍是高高蓬着卷发，穿一件深红有小花点缀的裙子。　　“人怎么这样多？早知这样该叫辆出租汽车的。”小珊阿姨说。她没看见我。看见也会不认识，她常常把陌生人当熟人认出或把熟人当陌生人忘掉。　　“哎呀！”这是小珊阿姨的惊叫。我回过头，看见了一张由两只棕色大眼镜和一张鲜红嘴唇组合成的小珊阿姨的脸。“你怎么把太阳眼镜摘下来了？不是存心给你自个儿找麻烦吗？”她对那中年女演员轻声喝道。“我可从来不敢光着脸上街，不然马上就会被人认出来！”小珊阿姨鲜红嘴唇里启出细瓷般的牙，看去很乱真的。　　车停西单商场，小珊阿姨和她那女伴儿开始往车门口挤。一路只听小珊阿姨口齿含混地抱怨着不给她及时让道的人。　　“挤什么呀，老太太！”售票员嚷起来：“大伙都在西单下！”见小珊阿姨没反应他接着嚷：“说你呐——那戴蛤蟆镜的老太太！着急救火去呀，你那么挤！”　　小珊阿姨对他的刻薄话浑然。小珊阿姨哪里会类属“老太太”？车停下她头一个着陆。这时她摘下太阳镜四下瞅，似乎在辨识方向。　　“那老太太吃错药没有？”一个乘客大声议论。　　“哪个老太太？”另一乘客问。　　“那个。瞧她那打扮；一招一式那劲儿，看上去不太对头。”　　“你吃错药没有？一个老太太值得你这么费神去瞅？”　　最近见到小珊阿姨，突然觉出她缩了不少尺寸似的。她走在我前头，动作已开始摸摸索索。我不知她是否还戴着太阳镜，头发在额前蓬得老大。我挨着步，不太情愿凑近她。一只塑胶兜里装着一丁点东西，大概仍是几两肉，几十根韭菜，一块足趾大小的姜。　　小珊阿姨还是一个人过。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39.美国外交官的婚姻　　　　　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时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来长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何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习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种，但在爱逛商店和爱作媒这两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是我自幼儿园起的好友，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有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於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点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叩门，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立在门口，颈上的细炼吊着一块牌子，上面书着“美国国务院lawrence.a.　　　walker”。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会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样戏剧性的一笔。　　lawerence的确操着一口标准国语，不时还带北方人的卷舌音，说“一会”，他是“一会儿”；说“花”，他必说“花儿”。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面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後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座一会！”　　他笑着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条臂斜支在厨房餐卓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谈了近一小时，我发现不是我拿他练英文，而是他拿我练了中文了。晚餐备好，女友回来，看着已谈得极熟的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错闯到别人家里去了！”　　不久，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他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个馆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匆然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