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他们为中国引来变革火种 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盗火者他们为中为引来变革火种 是谁？让漫漫黑夜跳跃希望的火苗？ 是谁？让蛮荒时代沐浴文明的曙光？ 是谁？甘愿触犯天条也要救人类于水火？ 是谁？深受酷刑却无怨无悔？ 啊！巨人，是你给人类带来火种。 送来光和热，送来人类新的纪元！ 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 高山险峻，铁链加身。 烈日如火，暴雨如注—— 但沉重的铁链只能锁住你的身躯， 却怎能锁住那颗坦荡无私的心！ 难道仅仅是物质的火种吗？ 不，你给予我们的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勇敢 坚强 博爱 无私 这就是你——普罗米修斯！ 30年前，中国的改革之轮启航，既有顺水行舟的浩浩荡荡，也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冲击与洗礼。而今天，我们回望改革之旅，看到的不仅仅是这30年来的风风雨雨，也有一百多年来的迂回曲折。 三十年的改革，开端于1978，也是对百余年中国大变局的超越。而此“二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从江南制造局成立开始，从曾国藩的回天无力之叹开始，从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十来个幼童开始，从上海滩的一声声叫卖声开始…… 改革开放30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新的辉煌时代，其影响之深远，持续之长久，是此前的若干代人的变革努力所无可比拟的。而从另一个视野来看，正是那些百余年各时代的人们——从声名赫赫的领袖，到藉藉无名的青年——一次次前仆后继、挣扎向前，更加推动了1978年的蓄势而发。 回望这一百多年来，改革历程犹如大潮涌动，这期间既有弄潮儿的挥斥方遒，也有落伍者的唉声叹息，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这历史洪流的一部分。而这浪潮，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哀痛、呼号、呐喊、彷徨、振奋、坚韧……而一波一波，生生不息。在经历了无数的险滩与峡谷之后，有了今天改革大潮的浩浩荡荡。 1972年，邓小平在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做出那个改变中国的重大决定之前，早在江西新建县的那条小路上，他就在思考关于路的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徐庆全 在江西新建县的两年多中，邓小平基本上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他从未停止思索——那条“邓小平小路”，即被后人誉为思索之路。 在千万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邓小平在思考什么？后人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来演绎这一段历史。但历史本身的严肃性，是排除演绎和想象的。因此，要追寻身处闭塞流放地的邓小平思考的轨迹，还不如从他在1972年两次出行中的言行来得实在。 1972年9月，已经感受到“好运气”的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月，邓小平踏上了井冈山之行。 井冈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有详细的记载，而能够展现思考轨迹的，是他在泰和与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老战友池龙见面时的谈话。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谈话中，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邓小平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毛毛写道：“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历史昭示的事实，远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革”一直是抱着抵触的态度，只着眼于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整顿，实际上，他在千万次走在“邓小平小路”上的时候，已经对“文革”形成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中国一场灾难了。而到了1975年，毛泽东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此，他宁愿再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 由此说来，邓小平在泰和与池龙酣畅淋漓的谈话，说毛泽东、说周恩来、说林彪，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对“文革”的思考，虽然“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但远没有改变到可以公开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几个书生”的程度。但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事实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轨迹。 1972年12月5日，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邓小平此行，实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足迹而抒怀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着眼于调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头。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会昌的物资交流大会，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在瑞金，他参观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邓小平一路参观，显然比他上次井冈山之行多了一个内容，要对“文革”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亲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虽然不能从这种调查中微言大义地予以解释，但他对“文革”中经济的凋敝状况，显然早就有所了解。 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这样的言论隐含着什么？ 此时，邓小平重新复出已成定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他显然认真地思考过：在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坚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张，又能在政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1）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国家历史主笔 丁 三 国家历史记者 白伟志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2）教案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3）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4）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譞、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5）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的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血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书包网 m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6）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影孤单，“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定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让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7）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书包 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8）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他说，“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制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图说： 1985年，邓小平。 图/CFP 曾国藩像 资料图片 20世纪初，山西太谷殉教纪念碑前的基督徒。资料图片 清末，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在中外关系中，她要息事宁人，却又不愿招来骂名。资料图片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左边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宗棠、骆秉章，右边坐着彭玉麟、曾国荃等。资料图片 清末，骑驴出行外国妇女与中国仆人，外国人种种不同于中华的做派，正是引起民愤的原因之一。资料图片 曾纪泽，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能读英文小说，在贵族子弟中属新派人物。资料图片 晚清，身着清代服饰的洋人一家，在华洋杂处的年代，两种文明也在彼此渗透。资料图片 1902年，北京，法国使馆代办等与中国绅士及在华传教士合影，在不同的时代，斗争与和平共处也交替着。资料图片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等军用品。资料图片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1）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之时，这位垂暮老者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国家历史 刘永锋 1895年初夏的一天， 77岁高龄的京剧名角刘赶三在北京一家戏园登台献艺。刘赶三是有名的丑角，除插科打诨的功夫了得之外，还以敢于嘲讽权贵，抨击时弊，广为人推崇。就在刘赶三在戏台上表演时，突然想到时下的国耻，便即兴来了一句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这明显是一句嘲骂当朝重臣李鸿章的话，当时，割让台湾、辽东，赔款2万万两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的公敌，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挤满了他的照片，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则雪片般飞向光绪皇帝的案头，而更有许多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在不断地经历战败求和的屈辱之后，整个民族很容易感染上这种急切“雪耻”的情绪。 这一句即兴发挥的戏词里，“三眼花翎”成了无尽的羞辱。而在此背后，不仅仅是晚清一代重臣盛极而衰的个人命运，也是整个国家改革努力的失败。 三眼花翎 李鸿章的“三眼花翎”得来时间并不长。1894年，慈禧要过六十岁大寿，刚过正月初一，慈禧便“殊恩特配”，将一班大臣都加官进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于是，李鸿章被破格授予“三眼花翎”的荣誉。“三眼花翎”，对汉人来说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尊荣，之前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也只是获授过双眼花翎而已。这一刻，李鸿章达到了一生功业的顶峰。 而为了这一刻，李鸿章几乎付出了50年的努力。早在1843年，年仅20岁的李鸿章离开家乡奔赴京城准备参加来年顺天府乡试的路上，李鸿章写下了10首《入都》诗，后来广为传颂。他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写道：“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尽管李鸿章第一次科举并未考中，但在这些诗句里，一种气宇轩昂、纵横捭阖的气概已是喷薄而出。 曾国藩见到少年李鸿章时，这样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正如此，步入仕途后，不管是在曾国藩幕下出谋划策，还是独当一面平发平捻，李鸿章的才能、谋略都显露无疑。为官之路上，李鸿章左右伸张、如鱼得水。正如他晚年所言：“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像传统儒学所要求的官员的样子，李鸿章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同时，也常常肩负着一种以天下为任的使命感。当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已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彻的耻辱与灾难，而国内又逢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作乱、匪盗四起，一时这个危机四伏的大清朝更加岌岌可危。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当时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何以自立！”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2）所以，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李鸿章等一批官员的努力下，一场旨在自强国家的洋务运动开展起来。而从李鸿章办洋务的实践看来，无论如何他交出了一份可称得上出色的成绩单：1865年，筹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1870年，建天津机器局；1872年，挑选一批聪颖子弟派往赴美留学；同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1875年，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矿、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行业的早期发展，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他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对空谈事理的排斥，希望通过踏踏实实地做事，来一点点改变来国家的落后局面。对洋务自强，他充满着信心；对残破的国家，他也从未丧失重整乾坤的自负。 但1894年，注定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甲午战败，消息传到朝廷，翁同龢将失败归结为李鸿章消极应战以至贻误战机，于是恼羞成怒的光绪皇帝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有些负气般地颁布谕令：“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并削去了其直隶总督的头衔。 这小小的“花翎”之后，凝聚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一个国家耗费数十载，历经几代人，以洋务诉求的改革努力。而这一刻，一切都烟消云散。 破灭的外援 1895年初春，北国的天气依然有些凄寒，李鸿章踏上了赴日求和的路程。为了激励这位备受倚重“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光绪再次赏戴李鸿章“三眼花翎”，并将之前褫去的黄马褂一并赐还。 但这一切为时已晚了。“三眼花翎”可以发还，但一个国家错过的机遇则不会再来。光绪皇帝希望李鸿章能够通过外交努力来为战败的中国稍稍挽回些利益。他也明白，讲到外交，除了李鸿章也确实再找不出第二人。 正如梁启超所言：“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届外交之生涯也。”李鸿章的时代，正是这个国家从传统的纳贡体系走出，迈向到近代外交的过程，其间充满着清官员们陌生、迷茫、惊慌与不知所措的种种表情。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无疑是最大胆，也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积极地熟悉着国际惯例、学习国际公约，并以一种长期在中国官场中练就的炉火纯青的手段在各国之间周旋，使之相互制约。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尽管很多条约也给他带来不断的非议，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家，他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些“外行”的无知，就在甲午战争之前，“外交”也一直是李鸿章颇为自诩的事情。 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一味“求和”的态度，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每遇到有战争的端倪，他总是约束下属克制，强调“衅不必自我开”。对外交往，他主张遵守《万国公法》，信守条约，因为他相信，只要中国以诚对待西方国家，他们也能以诚对待中国，以此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赢得发展洋务的空间和时间。即便是偶然产生冲突，他也寄希望于各国的调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3）这番惨淡经营，自然容易引起清流派的攻击。委婉者说他“隐忍”，激愤者直接就骂其“误国”。但李鸿章依然置之不理。直到中日临战，李鸿章依然相信只要中国遵守条约，就能避免战事的发生，他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由无干涉内政之权，均难于约外另商办法。” 面对日本毫无顾忌的挑衅，他冀望俄使喀西尼能够调停。俄使开始也信誓旦旦地答应帮忙，但是经过一番利益盘算之后，又电告李鸿章，俄国只能用友谊相劝，不便武力强迫。如果说，国内的清流们的批评犹可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李鸿章赖以纵横开阖的国际条约体系的破灭则是对其致命的一击。 “以夷制夷”的办法，李鸿章在国际外交场合已经运用了二十年，屡试不爽。但这一次，却丝毫没有用处了，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情，都无法阻止外交的破产。李鸿章可谓沮丧之至。其实并不是李鸿章变得无用了，而是他所凭依的大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如果说早二十年，李鸿章与之打交道的，还只是一个致力于商品输出，信奉自由贸易，维护国际市场秩序的西方世界的话。那么，此时的西方各国，则已经演进为一个弱肉强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强力为惟一抉择的世界。 绝望贤良寺 1895年4月，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便称病不出。当年8月，他进京向光绪帝汇报。光绪帝慰问李鸿章一番后，话锋一转，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李鸿章无法回答，只得“引咎唯唯”，临行前赏赐的“三眼花翎”，又一次被摘去。 不久光绪皇帝下旨诏令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而当时伦敦的《特报》曾这样评说：“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钦差头等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那段时间，他寄居在贤良寺，仿佛朝廷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而外面不绝于耳的则是要求严惩“卖国贼”的声音。 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段悠闲时光。他很少出门访友，来谒见的，十有###也都被挡驾不见。从繁重的公务中解脱出来，李鸿章也第一次有了时间来反思他的人生。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书包网 m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4）在这里，我们已很难见到他早年那种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转而换作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同时，突然的孤寂生活，也让他更加冷静地观察外面的这个繁杂纷乱的世道，自己有没有补天之才已不再重要，他发现整个天下已到了无法可补的地步。 其实，这种无奈，早在中日开战之前，他就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主战的翁同龢责问李鸿章北洋海军为何不出战。李鸿章半响无语，反问翁同龢平日掌管财政，每到北洋要求拨款，总是左右刁难，现在才问北洋海军，“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又以做大臣的应该尽忠职守，不该推脱责任诘问。李鸿章再也无法忍耐，悲愤的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这才语塞。 到了日本，他又一次被老对手伊藤博文羞辱。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当时会议的英文记录这样记载李鸿章的回答：“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照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如果说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认为可以在旧的体制内闯出新局，他建厂、修路、开矿、派遣留学生，相信落后的局面可以通过奋起直追的努力来扭转颓势，那么这一刻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旧政体对自己的束缚了。 也许这时，他也明白了之前自己惨败的原因。他的洋务、海军，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抱着一种从器物可以引发制度渐变的侥幸。而这种做法，到底是治标不治本的，况且当时的国家又是怎样一个病入沉疴的机体。正如历史学家谈到：“他们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是一种技术性之事务。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和尚”已死 就在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时，康有为、梁启超们已经日夜奔走，召集公车上书，呼吁维新变法了。消息传到贤良寺中，李鸿章向强学会捐款2000两白银，要求入会，但却被###们拒绝了。因甲午战败而立上潮头的一代新人，自然不愿意和这个过气的“卖国者”发生什么纠葛。 未几，“维新”刚刚百日，就嘎然而止。事败后，众多朝廷要员纷纷退出强学会，唯恐与维新派扯上关系，而此时李鸿章也亦被当作康党受到弹劾。慈禧太后拿着奏折，对李鸿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就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太后听后默然。 李鸿章甚至托人致信给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对自己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任何祈求了。此时，李鸿章已经76岁，接近生命的终点，垂暮之年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900年， 北方因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事陷入混乱。此时执掌两广的李鸿章，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有资料记载，也正在此时，流亡在外的梁启超来到广州，拜会了李鸿章。梁启超献上三策：上策拥两广自立，回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权……类似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在广东期间，其幕僚刘学询曾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同流亡在外的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以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而李鸿章最终的回答则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人向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问及国是，他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失声流涕。 图说： 李鸿章赴日，与日本伊藤博文谈判图。资料图片 1885年前后，山东威海卫，在战舰上合影的北洋水师水兵。1874年，李鸿章上奏组建北洋水师，主力战舰悉从国外购进，军事教官也大多从国外聘请。资料图片 1886年5月，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中）、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右）、帮办海军事务大臣善庆巡阅北洋海军时，在天津合影。资料图片 中日甲午战争辽东战场图，清末年画。画中描绘了清朝光绪年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甲午战争辽东战场的场景。画中“宋老帅”为提督宋庆，“马统帅”为总兵马玉昆，士兵使用了新武器火轮炮。资料图片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末年李鸿章托人致信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资料图片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1）旁听英国议会，坚定了他国民教育的信念；巴黎和会的诡诈，击碎了他心中的公理梦；而欧战的残酷，更让他深刻反思起了西方文化的缺失。但正当他自省之时，这位“立在阵头最前一排的勇士”，骤然发现，自己已经全然落伍了。 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10月11日，在欧洲各国游历大半年后，梁启超回到了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公寓。虽然离巴黎城不过二十分钟火车的距离，梁启超和同游们却已无心去那里凑热闹，终日埋头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把一年来欧游的见闻与感想诉诸笔端，这便是日后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欧游心影录》。 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隔窗望去几片顽强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满眼萧杀的风景恰如梁启超凄冷沉郁的心情，回想去国赴欧时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同样的季节却是冰火两重天地。 在公理的迷梦中启航 梁启超启程前往欧洲时，整个中国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 1918年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先是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的14条建议，让中国人开始期待其宣扬的“世界公理”；随后是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胜利而结束，更令身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群情振奋。 威尔逊在14条建议中，为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列国平等，共享大同的良辰美景——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饱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于是，中国人欢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威尔逊14条已然如此，当协约国战胜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更是兴奋莫名，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左近，游人更是拥挤不堪。 狂欢的不仅仅是北京市民，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演讲”。 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拉着北大的一班教授上天安门发表演说，而且强令北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参与者“均不记旷课”，不参与则“以旷课论”。 与蔡元培的狂热不同，一手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的梁启超对战后的时局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事实上，中国所谓“参战”无非是输出数万劳工，军队根本没有出动。他在《对德宣战回顾谈》提醒国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虽然英美等国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世界公理”，但梁启超依然担心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到底能否在和平谈判中分得一杯羹。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2）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同样担心中国在巴黎和谈中缺少必要的“本钱”。于是，他找到了梁启超，希望梁能率知名人士前往欧洲，通过民间外交协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尽管对巴黎和会的谈判深自忧虑，梁启超还是对列强们宣扬的世界公理抱以希望。 1918年12月28日，在一片狂欢声中，梁启超率领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轮“横滨丸”号，一路西行驶向了不寻常的1919年。 亲历议会民主 经香港，过南海，横渡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再由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泛舟大西洋，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已是1919年2月11日。英国是代议制民主的发源地，其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自然成了一向鼓吹民主政治的梁启超心向神往的地方。趁着游览的机会，梁启超在下议院听了双方两个多小时的辩论，亲眼目睹论辩双方对各自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清末立宪，到民初国会，中国已经和议会制度打了十来年的交道。然而，宪政失败，袁世凯复辟，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国会在各种势力的摆布下形同虚设。而议员们非但不倾听民生疾苦，反而结党营私、趋附权贵，本该神圣的国会完全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回想中国几年来的国会闹剧，曾经厕身其中的梁启超不禁悲从中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般的天壤之别？ 短短几天时间，英国国民的绅士风度、法制意识以及坚毅执着的精神，已经让梁启超印象深刻。梁启超突然意识到，英国的国民素质恰恰是英国议会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于是，他幡然醒悟——“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因此，他认为目前中国最要紧的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培养具备法治精神“新民”。 正当梁启超亲历英国议会，连连发出“高山仰止”的赞叹时，国内知识界却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尽管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然视西方为榜样，但军阀操纵国会的现状使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议会制度丧失了信心，他们目光投向了刚刚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转而研究和宣传起马克思主义。 梁启超旁听英国议会时，新文化运动干将之一的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主编，随即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原本团结一致，与封建文化并肩战斗，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逐渐分化，走向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这一切，远在欧洲的梁启超自然无从察觉。 “正义人道的好梦” 2月18日，梁启超抵达巴黎。此时，巴黎和会已经举行了整整一个月。然而，不巧的是“第二日，克列曼梭（今译克里孟梭，法国总理）被刺了，正在养病。威尔逊（美国总统）回美国去，尚未再来。劳特佐治（今译劳合·乔治，英国首相）亦回家了。”梁启超无法展开外交活动，于是抽个空去法德比边境游历战地，亲眼看看一战的惨状。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3）3月17日，梁启超返回巴黎，旋即投入到争取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外交活动。他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首倡世界公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得到其从旁相助的承诺。随后，梁启超又先后会见英法等国和谈代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梁启超的民间外交，让会场内外的中国人都感到很振奋，以为和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事实上，自威尔逊提出14条建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公开表达同样的观点，梁启超就已经对所谓的“世界公理”便开始了期待。威尔逊的承诺，巴黎各界的支持，更让梁启超做起了“正义人道的好梦”。 然而，梁启超的努力终究是徒劳，当日本代表在会谈中拿出和北洋政府签署的秘密协定时，早有默契的英法两国站到了日本一边，就连承诺为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积极奔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在日本代表的一再威胁下，选择了妥协。 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一直梦想着“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得知这一消息，梁启超连忙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同日，蔡元培将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两天后，北京的大学生们便走上了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然而，“五四运动”的群情激愤仍然无法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北京政府于5月31日和6月9日两次密电巴黎同意陆征祥签字。林长民急忙密电梁启超，请他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学生，并阻止签字。6月28日签字那天，巴黎留学生、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在巴黎和会的阴谋宣告破产。 当梁启超梦碎巴黎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引发的“五四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愿望，由一场外交性质的政治运动迅速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精英积极投身###，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最热衷的救亡之道。 “科学万能主义”的破灭 除了巴黎和会，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目的便是了解战后情形，“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事实上，当梁启超第一脚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已经感受到了战后的“惨淡凄凉”。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上等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纸烟的梁启超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于是“只好强迫戒掉了”。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旅馆的茶座。梁启超见隔座一位贵妇人十分珍重地从项圈下取出一个金盒子来，正猜测是什么宝贝东西呢！结果一看，竟是一小方块白糖。最有意思的是，“她连（同饮的）客人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另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4）梁启超不曾想到，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回想近代中国，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一次砸烂中国的大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拜倒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脚下。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然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欧洲列强，没有让科学进步继续造福人民，反而把全部的智慧用于研发杀人的武器，最终酿成这死伤3000多万人的空前惨剧。 一年多的游历，战争留下的创痛令梁启超目不暇接，他眼中的欧洲不再是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天堂，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血腥角逐的战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梁启超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在欧洲的游历中，梁启超不断听到西方学者悲观的论调。几位社会党名士听梁启超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竟然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于是，梁启超不禁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继而又想到东方自古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正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这便是日后深受国内思想界诟病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与梁启超亲历战后欧洲不同，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创的中国知识界还感受不到“科学万能”思想的危害。新文化运动竖起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依然引领着青年一代。 论战社会主义 1920年3月5日，去国一年有余的梁启超终于回到了祖国。 去国日久的梁启超或许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他离开时那个中国。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让梁启超的“公理梦”瞬间破灭，更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威胁。 当梁启超把殚思竭虑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公开发表时，满以为它可以匡正时弊，引导中国走上一条中西调剂的道路。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他的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向梁启超发难的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却是主张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梁启超而言并不陌生，早在1902年他就通过《新民丛报》向国人介绍过马克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强调其“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赞赏其精神，却不赞同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 1920年9月，梁启超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5）罗素的看法立即得到了张东荪的响应。他先后在《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撰写文章，赞同且发挥了罗素的观点。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立即引来了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这便是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梁启超坚决支持张东荪，断定“今日”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搞实业救国。他甚至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指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但在救亡呼声日盛一日的中国，梁启超外科手术般的改良主义恰恰是“不合时宜”的。陈独秀反驳梁启超：“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 诚如陈独秀所言，在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下，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保障，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确难以实现。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再度重演，四年后，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爆发，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去了验证的机会。 被抛弃的青年楷模 批判梁启超的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梁启超宣称“科学万能”破产时，崇尚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同样对他发起了强烈的批判。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一方面，他认为欧洲人“科学万能”的观念已经宣告破产，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化并未破产，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尽管梁启超一再声明自己并不反对科学，但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语境下，梁启超的论断仍不免“一石激起千层浪”。主张“全盘西化”的钱玄同指责他反对科学，甚为“荒谬”；就连向以“雅量”著称的胡适也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 断章取义的批评着实冤枉了原本重视科学的梁启超，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接受他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三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被视为复辟封建传统的“玄学鬼”，成为胡适、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的众矢之的。 而在这场论战中，批判梁启超的青年一代，无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都曾以梁启超为时代之楷模，并从他那里汲取过思想的营养。 自“公车上书”到“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直走在中国思想界的最前线。尽管由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由反袁到挺袁再到讨袁，梁启超多变的政治态度曾经饱受非议，但他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却始终未曾动摇。 而欧游归来，梁启超所坚持的思想基点发生了变化，“民主公理”破产了，“科学万能”破产了，他开始转而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尽管如此，他并不是要抛弃信奉已久的西方民主和科学，而是希望通过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和调和。他依然坚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去改造中国。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20年之后，暴力革命论已经完全主宰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梁启超和他那温情的改良主义道路被革命浪潮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1922年，梁启超在回顾晚清至民国的著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不无自省又略带自嘲地为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写下了注脚——曾经“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五四以后，“许多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图说： 1899年梁启超像。资料图片 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北洋政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胜利国资格，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阅兵典礼大庆。资料图片 1919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原本承诺帮助中国收回山东的他，也在日本威胁下妥协了。资料图片 1918年，一战停战时，巴黎的庆祝游行。图/华盖 罗素在北京同讲学社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赓、赵元任、瞿世英。资料图片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梁启超曾影响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被他们批判和超越。资料图片暗杀时代的青年潮（1）当社会陷于渐进“改良”进二退一式的踯躅时，青年人终于忍耐不住了。原来期望的路径迅速被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淹没，使千万青年人渐行渐远。 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1905年9月，行将刺杀“五大臣”前夕，年仅27岁的吴樾完成了《暗杀时代》一文。在这篇行文酣畅淋漓的文章里，吴樾谈起了自己的生平和作为一名“刺客”的心迹。他说，“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他说，愿他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他并且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这篇文章，宣告了“暗杀时代”的渐入高潮：在此之前，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在此之后，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更重要的是，行刺者大多是学生，大多出身于中产以上的家庭。 那么，这股前所未有的暗杀风潮，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些原本温文、饱读诗书的青年学生，怎么会以身做薪、化笔为炸弹呢？ “学生” 在《暗杀时代》里，吴樾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13岁开始，他“慕功名，岁岁疲于童试”；1902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后，他阅读《清议报》、《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的追随者，“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然而，仅仅一两年以后，大批鼓吹革命的报刊与小册子出现在他面前了，《警钟报》、《自由血》、《新湖南》、《新广东》、《中国白话报》……他“思想又一变”，成为孙中山信徒了。 吴樾的这个阅历背后，不仅有着世事、潮流的急剧演替，一代青年从身份到思想的不断变迁，还有着君权、立宪派与革命党三大势力的此消彼长。 1901年，以变通科举、“广设学堂”的诏书为先声，几十所高等学堂、几百所中等学堂和成千上万所小学堂，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它催生了一代前所未有的读书人：“学生”。如果说，吴樾入学堂之初，不过是为了“谋出身、派教习”，而郭沫若前往成都，也只不过“少年的神经受四方牵引”的话，那么，很快地，整整一代青年发生了与父辈、祖辈截然不同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自前所未闻的专门词汇：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西方的学科，渐渐扩散在许多个城市的角落；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遥远的乡村记忆，并抹去旧日生活的痕迹了。几十年后，蒋梦麟这样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涯：“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暗杀时代的青年潮（2）让人更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学堂和学生，象征着一个近代化的、多达百余万的人群，报刊和书籍，与它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十年兴学相对应的，是“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后来，梁启超以“学生日多、报馆日多、书局日多”的概括，描述了这种相互伴生、相得益彰的景象：学生们催生、助长了报业，近代报刊由此从几十份增长到几百份、千余份，反过来，报刊也影响、铸就了一代人的集体性格。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就通过报刊吸收着各种各样的词汇、观点和思潮。 亚细亚、欧罗巴、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西乡隆盛，还有自由、平等、民权、进化、竞争、尚武、国粹、欧化……很快地，声光电化退居次要地位了，世运和国运、爱国和救亡、变法与维新，开始成为一代人的主题。而在由《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组成的庞大传媒群中，影响最深远、传播最广泛的，莫过于梁启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 几十年以后，著名学者、《古兰经》翻译者伍特公说，“那时，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看《新民丛报》”；国学大师钱基博回忆道，“《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而经历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在《四十自述》里，胡适依旧以一种孜孜不忘的情感，这么感念着梁启超和他的《新民丛报》：“（他）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就这样，伴随着《新民丛报》的传诵一时、风靡海内，梁启超的“立宪”主张，渐渐成为一代青年的集体信仰了。吴樾说，“《清议报》……阅未终篇，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他为此“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林伯渠谈到，“（梁启超）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的尖锐批判……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而在自传《反正前后》里，郭沫若更加直截了当地断言，“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然而，就是“立宪”思潮在一代青年中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之际，一种更加狂热的舆论鼓吹，骤然卷起了。在这股舆论鼓吹之后，平和的、自上而下的“立宪”，迅速地被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淹没。它使千万青年渐行渐远。 “排满” 这个舆论鼓吹，就是“排满”风潮。1903年春夏，以三个互有关联的事件，“拒俄”运动、“《苏报》案”和《革命军》的出版为导火索，“排满”风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暗杀时代的青年潮（3）风潮起于“拒俄”运动。1903年4月29日，为抗议沙俄霸占满洲，迟迟不肯撤兵，200余名东京留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准备赴敌”。然而，几天以后，远在上海的《苏报》就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指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拿归国留学生，“即行正法”。消息传开后，国内舆论为之哗然，200余名拒俄义勇队成员更改组而为“军国民教育会”，决定实施排满主义。后来，该会首脑之一苏鹏回忆说，“为秘密结社，欲效俄虚无党所为，实行暗杀”；“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拒俄运动》）…… 紧接着，“《苏报》案”使排满风潮愈演愈烈。5月27日，该报宣布实行“大改良”；延聘学生领袖章士钊为主笔后，该报连篇累牍、不断鼓吹排满和革命：6月9日，《读〈革命军〉》宣称，“排满之见……今日革命者所不能不经之一途”；次日，章太炎的《序革命军》一文，在“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的感慨之后，强调“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6月27日，该报开始连载《论仇满生》；而6月29日，在《论康有为与觉罗君的关系》里，章太炎甚至直指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并号召汉人“杀尽胡儿方罢手”…… 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苏报》案”。6月30日，朝廷聘请的两名西方律师，以适用于英国法律的“污辱元首”罪名，将《苏报》、章太炎及邹容等人告上租界会审公廨。后来，众多报刊以“史无前例”、“朝廷与布衣讼”的字眼，描述了这场发生在租界区、以紫禁城为原告的文字官司。 “《苏报》案”的审讯，整整持续了11个月。在此期间，从《申报》、《新闻报》到《新民丛报》，乃至远在欧美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追踪报道。对这种沸沸扬扬、近乎喧嚣的舆论关注，时人给予了“一报馆、六党人，积极而震动全球”的概括。次年5月，尽管章太炎被判处三年监禁，而邹容也获刑两年，“罚作苦工，限满驱逐出境”，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丢尽颜面的恰恰是朝廷。此后一年多时间，上海的《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日本的《江苏》、《浙江潮》、《新广东》，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册子如《孙逸仙》、《黄帝魂》、《近世中国秘史》……开始风行于几百所学堂、出现在百余万学生的枕边。无一例外地，这些报刊都“昌言无忌”、鼓吹排满；也无一例外地，它使千万青年走出了梁启超，由“排满”而趋向革命。后来，吴樾回忆说，“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复恨梁氏之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暗杀时代的青年潮（4）又何止是这些报刊、小册子？作为《苏报》反复推荐的书籍、“《苏报》案”当事人之一邹容的著作，《革命军》因此风行天下，达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110万册销售额。冯自由说，天底下读书识字之人，“几于人手一册”；章太炎后来回忆，在印行几版、清廷开始禁绝以后，其销量不降反升，“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 伴随着《革命军》、众多报刊的风靡海内，几万名学生争先恐后、如同过江之鲫的东渡日本，东京渐渐成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国内革命的发酵池了。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派系林立，以华侨、会党、少数流民等边缘化人群为主的小团体，他们的历次暴动，也无一例外地被视为“暴民造反”；而在此之后，他们不仅赢得了这个国家的精华，那些最具激情、最有才华的青年，他们还逐渐赢得了国内舆论的支持。后来，阎锡山认为，“辛亥之改革……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力量”；章太炎谈到，“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而孙中山也表示，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义的成功”。 然而，东京渐渐沸腾、同盟会风生水起之际，几乎没有人觉察到：“排满”与共和革命，有多少实质联系；在洪杨叛乱、湘淮势力迅速崛起后，国家实权已渐渐落在汉族大员的手里，除了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久远案例煽动仇恨外，革命党实在没谈出什么民族压迫的事例；而满人的贫化、弱化与被同化，更使康有为在“排满”风潮初初崛起时，既惊又疑地发问：“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以乎？”…… 更要命的是，几年以后，作为“拒俄”运动、“《苏报》案”的当事人之一，章士钊坦承，所谓蔡钧密电、朝廷密谕，都是伪造的，“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他说，“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排满风潮的始作俑者章太炎，也含糊其辞地谈到，“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耿于心者……亦不能不随俗为言”；换而言之，“排满”鼓吹只不过是一种煽动手段。 那么，这种几近无风起浪、纯属人为的煽动，怎么会掀起那样的滔滔凡响，并改变一代青年、整个民族的命运呢？ “中等社会” 这就不能不谈到“学生”与传统社会的天然对抗性。自从新学制颁行、“学生”群体出现，他们就注定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埋葬者：无论他们所学的声光电化、法政实业，还是他们所需要的社会舞台、新型职业，都来自西方，也都需要一个西方式的社会。正因此，1902年以后，《新民丛报》及其“立宪”主张，才口口相传、深入人心；因为“立宪”几乎就是西方的象征。暗杀时代的青年潮（5）然而，“立宪”似乎遥遥无期；他们躁动的心灵、群居的生活，为此更加急切地寻觅那个西化社会。如果说，在此之前，孙中山的共和理想、“三民主义”，始终曲高和寡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它多少地赢得了一些青年。因为对这个群体来说，倘若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不能实现的话，美法式的共和政体同样诱人，甚至更加美好。 又何止于此？如果说，迟迟无法实现宪政、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西化社会里，已经使他们产生了找出“罪魁祸首”的潜在冲动，那么，“排满”风潮渐入佳境之际，言论家们所鼓吹的西方“民族主义”，更使他们获得了“仇满”的理论依据。他们说，“荷兰何以脱西班牙而独立？希腊何以离土耳其而自立？意大利何以起革命谋统一？……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列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他们说，“伟哉白人，莫不有一民族主义坚树于脑中”。他们认为，西方的强盛，莫不来自民族独立、民族自决，而已经被他们彻底同化的满族，依旧是一个“异族”…… 正因此，章太炎“中国已亡二百六十年”的煽情，怀姜罔顾现实，视满族为“野蛮人”、“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的贬低，汪精卫“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的咒骂，以及“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的刻骨仇恨，渐渐升腾而为一整代人的普遍观感，并使他们在不知觉间，由“排满”走向“革命”…… 这不仅是激进、亢奋的一代，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一代。在他们初涉西学、睥睨天下的眼里，官绅们“皆顽钝腐败之魁杰也”，他们说，“彼辈除考据词章以外无学问，除奔竞专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他们也看不起芸芸众生，认为“识字者盖寡……且蛮野横悍，动辄蚁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衅端，其愚更可悯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他们为此自居“中等社会”，并自诩为天下兴衰的主导力量。他们断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为学生兴，其亡也为学生亡”；他们断言，“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名之曰‘主人翁’”；他们并从梁启超等言论家，从遍及租界和沿海城市的报刊群那里，获得了进一步的自我认同：以梁启超为例，早在1902年，他就以“顿首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的姿态，认为“一国最高最重要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 与原先的儒生们不同，这一代人丧失了和乡土社会的亲缘关系。他们与传统世界格格不入，并视广漠乡土为可讥可笑之物；反过来，亿兆众生也视他们为可厌可恶之人，一如鲁迅笔下未庄的“假洋鬼子”。王国维曾经谈到，“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为尤甚”；而《东方》杂志也曾记载，“甲辰（1904年）以前，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学生；甲辰之后，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愚民”……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暗杀时代的青年潮（6）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反满、“革命”、共和，又怎么能指望亿兆苍生的参与呢？他们为此抱怨，“吾国民者，自古以不担责任闻于天下者也”；他们并视千百万人为麻木愚蠢、自私自利之辈，“火不及于燃眉，则醉酣睡梦之声必不一彻；刀不冷于颈上，则妻子身家之系终未忘怀”。他们尽管拥有几万党人、近百万支持者，然而，在这个广漠国度中，他们依旧是一层漂泛在水上的油花。又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革命仅限于口头，以至于有人抱怨说，“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虽然，高标其主义，而不思所以实行之，又何取乎无谓之空谈也？”（《辛亥革命》）……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樾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说，“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他进而谈到，“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他试图以己身的陨灭，激励众多的党人，唤醒沉睡的苍生。而在他之前，不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大知识分子已组织了暗杀团，“甲辰三暗杀”更纷传全国，那就是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谋刺铁良。在吴樾看来，这三起暗杀影响虽大，但均未成功，“于事实上不免失之一筹”。他希望自己此行能够一举成功。 他选择的刺杀对象，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载泽、端方、徐世昌、戴鸿慈和绍英。 “天讨” 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爆发，一种充满希冀、令后人大惑不解的观望情绪，就弥漫在沿江、沿海的租界区内。1904年2月13日，《中外日报》发表社论说，这场战争“必为我国政体之从违……不为俄国之专制，必为日本之立宪”；次月，《东方》杂志创刊号也认为，此战关系“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而《大公报》更加直截了当，它断言中国积贫积弱，“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它并以反诘的口气发问，“瓜分之祸，倾覆之状……速行立宪其庶几稍救燃眉之祸乎”？…… 这是江浙“立宪派”的集体声音。如果说，一两年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已渐渐形影孤单的话，那么，这些大多出身科举、在地方上有着极大号召力的绅商，则始终是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最后的保障。正因此，此后一年多，伴随着“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不仅地方督抚，那个颟顸、腐朽的政权，态度也渐渐松动。 1905年7月16日，朝廷以上谕的形式，决定委派五大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消息传出后，许多城市张灯结彩、进行庆祝###；从《泰晤士报》到《科隆日报》，无数西方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去”（德国汉学鼻祖弗兰克语）。然而，在几万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看来，此举不过是满洲政权瞒天过海的手笔。以吴樾为例，他说，“盖欲断送汉族于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洲谋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樾生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宁为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暗杀时代的青年潮（7）正因此，9月24日，他怀揣一颗撞针式烈性炸弹，走向正阳门火车站的五大臣专列。据说，在那声巨响之后，他很快被抛尸荒野，其未婚妻也自尽殉夫；而面对“受微伤”的载泽、“耳后发际及臂上受伤略重”的绍英，慈禧则“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荣庆日记》）……次年，《民报》增刊以“天讨”的标题，刊发了他的《暗杀时代》；又几年，他的遗骨被陈独秀埋葬在安庆郊外，孙中山也为他亲致祭文。 吴樾之后，则是徐锡麟、汪精卫、林冠慈、蒋翊武、李燮和、温生才……是江浙士绅“速开国会”的声音，是一个古老帝国在革命党、地方士绅联手之下的轰然崩溃。1912年1月26日，伴随着“最后一名刺客”彭家珍的刺杀良弼，一个青年与父兄失衡、统治部族与“民族主义”思潮失衡、传统和未来割裂、乡村与城市对立、价值和知识紧张的时代，似乎告一段落了，但它依旧久久不去地徘徊在这片土地上。仅仅一年以后，在《论人心之枯窘》一文，记者黄远生这样描述着民国初年的景象，“……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横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而在美国历史学家N-佩弗看来，它是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式的政治思想的漫画”。他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的美国政体的仿制品，不仅荒唐可笑，也无疑是一次大失败。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阅历，以及中国人的天性、信仰和习惯里，它都找不到任何依托。……它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图说： 民国时期，广东岭南学校的中学地理课，西方的声光电化逐步渗入中国课堂。资料图片 民国时，望平街为上海报馆会集之所，报贩们从报馆批发报纸向全市发售。资料图片 （上图）方声洞，拒俄义勇队成员，1905年参加同盟会。资料图片 (下图)陈天华，因愤沙俄违约拒不从中国东北撤兵，写血书数十幅邮往国内，号召国人拒俄御侮，并加入拒俄义勇队。资料图片 （上图）吴樾，安徽桐城人。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出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吴樾在正阳门车站怀揣炸弹刺杀五大臣。资料图片 (下图)蓝天蔚留学日本时的照片，曾任拒俄义勇队队长。资料图片 1926年，冯让(左)与章太炎。资料图片 黄兴与《民报》主要成员东京合影，《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资料图片 1905年，广西桂林，官方举行关于立宪改革的###。在主席台上方挂着“立宪万岁”横额。资料图片 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资料图片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1）在暴力面前，伴随着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惭惭消褪了。 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1920年5月1日，“五四运动”周年前夕，罗家伦发表了《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一文。在这篇长文里，罗家伦列举了五四运动的种种影响：在此之前，鼓吹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刊物，“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在此之后，已经有四百余份报刊加入了启蒙的大合唱；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在此之后，各省各县的学生都有了联合会，“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工公会”，而工界联合会、同业公会、“马路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也层出不穷，如同雨后春笋；在此之前，千万民众喑哑无声，在此之后，“现在各国的舆论，都是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于他们不利益的”……一句话，五四之前，“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之后，“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 那么，五四之后的启蒙运动、社会工作，有没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呢？罗家伦认为，“老实讲，‘五四’以来，我们学生……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 罗家伦说，自从发起五四运动，一种“学生万能”、“什么事都要过问”的习气，正在学界泛滥；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日渐形式化，不过“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正因此，工商界已对学生日渐反感；也因此，“一年以来，我们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都不能增加进去”…… 又何止于此？对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学生们几乎毫无了解。以罢工为例，只知道鼓吹“爱国”、“救国”，却不知道从解决平民的生计着手，“这是他们最关切不过的事”；以平民教育演讲团的街头演说为例，有一次，一名成员居然问一个长辛店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搞得对方“瞠目结舌”、“骇而疾走”。他说，“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罗家伦说，“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他为此大声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呵！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去罢！去罢！时候不早了！”…… 罗家伦的这篇长文，大致反映了北大学生领袖的普遍看法。他们以“新潮社”、“国民社”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为主体。那么，罗家伦能不能意识到呢？不过几个月以后，不仅他将永别他所号召的“群众运动”，而且，百余名青年也走上了各各不同的道路，从此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2）“到民间去” 正如罗家伦所说，“平民教育演讲团”步入厂矿、走向田野之初，不仅异常隔绝，而且笑料百出。 1920年4月上旬，在成立一周年、进行了几百场街头演讲后，演讲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前往丰台七里庄和长辛店厂区。后来，丰台演讲组书记李荟棠这么描述自己的一路见闻：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七里庄，有国民小学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洞一般的黑暗”；在炕上躺的，是一名“流氓式的年轻先生”。 几经央求后，这位先生终于同意他们进行演讲。听讲的人还不少，除了三十来个孩子，还有二十多个老人，“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汤炳荣讲过“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后，刘炽昌演讲起了“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李荟棠说，“村中的老人……个个都点头称善”，然而，他们显然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于是，演讲组转移到了较为富裕、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井村。这里同样有一所国民小学，教书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与七里庄一样，这里也以旧式教育为主，先生说，“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 演讲开始后，看热闹的乡人也不少。但王星汉讲起“缠足的害处”时，“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回家去了”；而郭衍盈讲到“为什么要读书”时，“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 如果说，丰台演讲组还多少讲了几场的话，那么，4月8日，长辛店演讲组简直就是铩羽而归。 这一天是星期天，“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正因此，虽然邓中夏、杨钟健他们扯起了旗帜，开起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不仅如此，“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这么一来，演讲组只好转移地盘，来到赵辛店。然而，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后来，演讲团成员朱务善谈到，几次尝试后，“（我们）认为这样的乡村讲演不能得到多大效果……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停止了农村露天演讲”。 然而，几个月以后，与新潮社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汪敬熙等人前往美国留学几乎同时，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以李大钊为发起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尚德、朱务善等演讲团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小组；而一年多以后，作为早期中共最重要的工运领袖，在长辛店，邓中夏渐渐如鱼得水，他动员民众、组织劳工的手笔，后来被视为风起云涌的工运时代的样板。“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3）1920年11月7日，在长辛店，邓中夏创办了《劳动音》杂志。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份周刊每期销售两千余册，长辛店近三千名铁路工人，几乎人手一册。随即，12月19日，他开始筹办长辛店“劳工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是工人……大多数是青年工人”。 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使邓中夏渐渐获得了一些劳工的信任。不久以后，当厂主为限制这些学生的影响、也搞了一个劳工训练学校时，邓中夏别出心裁的“工人俱乐部”，不仅取代了长辛店原行会、帮口组织，它还很快地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会代名词。几十年后，长辛店机车厂退休工人韩宝华回忆说，为了争夺劳工，厂主无极不用，“只要工头说‘现在都去学校吧’，我们就可提前下班”、“到年终，还把挂表、香烟奖给经书记得最熟的人”……正因此，厂主的学校一度吸引了七八百名工人，“而北大演讲团的学校最多只有一百个左右”（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 对此，1921年10月20日，邓中夏发起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韩宝华说，俱乐部有唱歌、有演讲、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它吸引了众多生活麻木、负担沉重的劳工。正因此，次年4月9日，当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时，不仅会员达到1500多人，“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江岸、彰德、信阳等14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绥、京丰等铁路工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樊济贤，《长辛店》）。 “工人俱乐部”就这样相习成风，不仅在铁路劳工中，而且成为除广州外全国工会的通用名称了。而1922年8月24日，当长辛店劳工发起罢工、促使京汉路中段与南段瘫痪后，它更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等深入厂矿之际，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叶圣陶、李小峰等“新潮社”成员，则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群体。 “为人生的文学” 这个群体就是边缘知识分子。远在1916年，李大钊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而次年胡适在归国之初，也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胡适，《归国杂感》）。他们蜗居在各个城市的角落，不肯返回乡村；他们苦闷、彷徨，一如鲁迅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那些人物，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 《新潮》杂志的创办，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使之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如果说，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继承的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五四传统的话，那么，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发起人纷纷出国留洋后，《新潮》的众多成员，则继承起了启蒙传统：一方面，孙伏园、李小峰接手《新潮》，继续向边缘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的种种现象、观点和思潮，另一方面，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等结合茅盾、郑振铎、冰心，发起了“文学研究会”。“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4）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以“为人生的文学”为宗旨；它说，文学应“站在时代的前面，为社会改造的原动力的”，它应“有一种‘潜移默化’之功，以纯正的、博大的趣味，替代……不洁的、偏狭的趣味，使民众的感情浅滋暗长，渐渐地净化、扩充”（《文学旬刊》第27期）。一句话，它应该是“民众的文学”。 “文学研究会”拥有两份主要刊物，以茅盾为主编的《小说月报》，由郑振铎主持的《文学旬刊》。如果说，邓中夏等人的选择，是因为科举终结、分工和专业化渐渐兴起之后，读书人丧失了传统的安心立命之所，从而视劳工为神圣、以民间为依附的话，那么，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选择，则是古老教化传统的延伸。在此后几年时间，朱自清写出了《光明》、《毁灭》，郑振铎写出了《家庭的故事》、《山中杂记》，庐隐则写出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 然而，好景不长。新潮社诸人连同“文学研究会”，很快目睹了漫天的鲜血。 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如果说，此前的“顾正红事件”并没有引发太多社会关注的话，那么，几名学生的惨死，则震动了整个知识界。后来，学者舒衡哲写道，“自从哲学家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杀害以后，自从秋瑾在1907年因暗杀未遂而献身以来，这次的学生被害，第一次没有被当作个人的不幸，而被视为整个阶层的不幸，全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国的启蒙运动》）。毕竟，在此之前，读书人拥有超然、为政权所尊重的地位；毕竟，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也没有一名死在枪口下的学生…… 正因此，惨案次日，在瓢泼的大雨中，在昨天的游行路线上，叶圣陶这么表达自己的心情：“血总是曾经淌在这地方的，总有渗入这块土地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血灌溉着，血温润着，行见血的话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五月三十一日之急雨中》）…… 而几天以后，被认为“太内向”、“太文雅”、“性情太温和”的朱自清，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惨淡的人间： 血的手！血的手！戟着指，指着他、我、你！ 血的眼！血的眼！团团大，射着他、我、你！ 血的口！血的口！申申詈，唾着他、我、你！ …… 我们的头还在颈上！ 我们的心还在腔里！ 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 起哟！起哟！（《血歌》）…… 如果说，听闻惨案，已经让朱自清陷入了“我们的血呢”的自责，那么，郑振铎不仅为之痛苦，还为之尴尬：屠杀发生后，他曾急切地向路人询问惨案详情；而当对方视他为“多管闲事”时，他以“血一大堆、一大堆的都被洗去”的感慨，斥责了这些人的冷漠。然而，仅仅二十多天以后，他创办的专门报道“五卅惨案”的《公理日报》，被当局勒令停刊了；他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比那个路人强不了多少……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5）对整整一代启蒙者来说，“五卅”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不再自称“学者”、“知识阶层”，他开始以“知识分子”自居，所谓“分子”，与劳工、边缘阶层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普通人罢了；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转而“革命文学”，即为劳工、战斗者鼓与呼；而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们辩护几句、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中国人之后，他遭致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又何止于此？最能代表启蒙者看法的，或许是叶圣陶。他说，“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他说，“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看有什么用”？他并且借笔下人物倪焕之的话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质疑：“暴露了人类兽性，剥夺了文明面具……” 到这里，以理性、科学与西方精神传播为己任的启蒙，已遭受了启蒙者的深重拷问。然而它还不够。仅仅几个月以后，另一场大屠杀，更使一大群启蒙者彻底否定了自己近十年的努力。 “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 那就是“三一八惨案”。与“五四”、五卅惨案的不在现场不同，朱自清亲历了“三一八”游行。他说，枪声想起时，他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经在进行”。 随即，在恐慌的人群中，他被绊倒了，又爬起来接着逃命。他说，“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才算定了局”。他表示：“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啊！” 他为此感到了深刻的、作为苟活者的自责。有这种感觉的，并不仅是他一个人。十几天以后，并没有参加游行的鲁迅，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自称为“苟活者”、“苟活到现在的我”。而在《无花的蔷薇》中，他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如果说，没有亲历惨案的鲁迅，不断还原着死难的情形，“从背入，斜穿心肺”、“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那么，周作人则庆幸于自己没有目睹那样的场面。他说，“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的两个人……似乎都能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他同样有生者的愧疚，但从此以后，他绝口不谈启蒙，而是沉溺进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小品文的创作。他日渐孤独、消沉，众多研究者认为，这伏笔了他后来的汉奸人生……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这正是众多启蒙者在“三一八”之后的反思。当年秋天，在《我们的时代》一文，新潮社成员、“文学研究会”会员胡愈之悲愤地谈到，“静的革命，精神的革命，究竟是一句欺人的话”；他认为，“在革命年代，最流行的便是暴力，惟有暴力足以支配一切……至少在今日，革命事业必须破坏，必须扫除障碍；而扫除障碍，则非暴力不可”……“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6）又何止于此？惨案发生近一年后，在《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中，茅盾认为，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政府的批评者，但它从来不曾是“社会的主人”。他说，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实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从刀剑下油锅里培养成功的”，和知识分子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当大教育家张奚若强调知识阶层是独立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时，几家报纸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众多青年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根本没干过什么“增长知识”、“传播文化”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依附于权贵，“不尽所能、取过所需”。如果说，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焉孚之”的话，那么，冯雪峰则认为，暴力与革命，“（使）从前的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启蒙”在暴力面前的命运。 对此，朱自清深为认同，但哀婉无限。他说，“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小资产阶级生活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我没有血与肉”；他说，“资产阶级的灭亡，是时间问题，而我们已在向灭亡的途中。……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即使己身不及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朱自清，《哪里走？》）…… 伴随着这样的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渐渐消褪了。在后来的年月，不仅当权者，而且知识者自己，也认为他们只能跟着劳工队伍后面，“为劳工、公理、救国而奋斗”（冯雪峰，《革命和智识阶级》）。而在暴力面前，消失的启蒙者，又何止是这些灰色的、书斋里的、面向边缘知识分子的？1927年，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中，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向乡村、向暴力革命的进发。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包在纸里的火 阅读的禁与驰，背后是一批思想史上失踪的盗火者。 国家历史记者 王刚 一 我和徐晓约在北四环见面，对面即是鸟巢和一座山一般让人透不过气的大楼。 我打算写一篇有关文革后期地下读书会的稿子，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条介入改革启蒙相对便捷的途径，但深入到后来，我却不由得失望，关于阅读，那的确是个太个人化的事情，太多的68年一代关于阅读的回忆，但却无法让我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精神启蒙的清晰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