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东方墓地。”他突然命令司机说，说完，便陷入了童年那些奇怪而又缓慢的日子的回忆中。那时，他是多么喜欢安静啊，喜欢那栗树的树荫，那徐徐的微风，吹拂着父母那间避暑别墅的窗帘和百叶窗，那高高的电视塔，还有那座幸福的小岛。那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天堂般的乐园，而现在他却再也不可能回去了。“去东方墓地。”他说。他突然不想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后悔了。那太可怕了，尤其是让他藏起民族主义情结太难了。继续保持自己现在的样子其实很好啊：一个身材高大、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个正在去东方墓地的举止优雅的老人。那奇怪的幽默感驰骋着。他想，到底什么发明是人类最轻而易举的呢？他一本正经地笑了笑，对自己说，那就是：天堂。来自坟墓的惊吓（1）胡利安，马约尔桀骜不驯的小儿子，正梦想着自己乘坐一辆幻想的汽车在不同的国家间穿梭，时而在大海上航行，时而遁入太空。那是一辆可以根据驾驶员的意志改变功能的汽车，时而变成舰船，时而变成飞机。这次疯狂的旅行开始于沙漠的一片绿洲，很快便到达了它的终点：一个忧郁而神秘的岛上城市——玄岛。正当他抬脚踏上岛屿的时候，突然惊醒了。午睡结束了。和平时一样，他不愿迅速睁开眼睛。胡利安经常在画室里过夜或午间小憩，因为他喜欢被自己的画作包围。他是个单身汉，每天在画室中度过，他着魔似的迷恋着自己的艺术。那天，午睡醒来，胡利安心情很好。他对自己说：“笑一笑吧，画室里唯一可以活动的家伙。”于是，他笑了，很开心，他喜欢称自己是画室中唯一可以活动的东西。虽然刚才没有来得及走进玄岛那些神秘的小巷去看一看使他感到有些遗憾，但总的来说，他很高兴。他完全没有料到，此刻他的父亲正奔向距离这间位于依卡利亚大街的画室几步之遥的东方墓地。而恰恰就在几天前，父亲因为没有达到目的在这间画室里咒骂了托尔斯泰，之后又恶狠狠地摔门而去。胡利安根本不可能想到，片刻之后父亲将来到画室附近。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因为他刚刚从梦中不情愿地醒来，甚至还迟迟不愿睁开眼睛，为的就是尽可能晚些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他从床上站起来，双目紧闭，伸手摸到个旧脸盆，洗了把脸。画室里并不是没有卫生间，胡利安却喜欢用脸盆洗脸，因为这样他就能幻想自己正身处另一个年代，比如二十年代放荡不羁的巴黎。他故意模仿那个时期的人，把头浸在脸盆中，把自己想象成图卢兹·劳特累克图卢兹·劳特累克（1864－1901），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画家……那天，和往常一样，他紧闭着双眼洗了把脸。他习惯如此。对他来说，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都不为过。他把头倚在脸盆上，想象着下午将要进行的创作。其实，他之所以睡午觉，就是为了醒来后可以一直闭着眼睛思考接下来的工作：继续创作，或重新开始。那天，父亲离危险越来越近，而这里胡利安却洋洋得意。和平时一样，胡利安决定闭着眼睛穿衣服，让自己的思绪围绕着将要进行的工作，他假装自己已经有了一些灵感。穿好了衣服，他走到镜子前，却依然没有睁开眼睛。他不由自主地想象着自己披上了暖和的鸭绒被。我是多么富有创造精神啊，胡利安想。但事实上，他的想法并不是什么创意，只不过是一种逃避，一种不愿面对自己的逃避。他，一个四十二岁的男人，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小得多（这点倒是像他父亲，好像和时间有着某种神奇的约定）；他，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一脸稚气，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好像他鼻子和嘴巴出自不同画家之手。我是多么富有创意啊，胡利安一边闭着眼睛朝画架走过去，一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站在画架前，他用手摸了摸，决定睁开眼睛看一看那幅正期待获得生命的白色画布。在我双眼睁开的一刹那，它该是多么幸福啊，因为它捕获了灵感，他这样想。他望了望画布，对自己说，将梦中的奇异景象——玄港画下来吧。这将是他的梦幻岛屿系列的第一幅作品。那些不存在的、天堂般的岛屿啊。胡利安一整天都自欺欺人地陶醉在惊喜之中。他睁开眼睛，表现得欣喜若狂。这不足为奇，要知道，他认为自己双眼紧闭的过程已经积蓄了很大的能量。快乐感充满了他的全身，他开始窃笑，为每天严格训练自己而感到庆幸。这是他严守的秘密，是他创造优美艺术的秘诀。他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一些自欺欺人的话，却不愿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一切创作实际上都来源于他的贪睡。不，他不愿承认，不敢面对这样的事实，不敢承认他其实是一个被蒙蔽的可怜虫。他不愿承认自己随时都可以睁开眼睛，宁愿一整天都紧闭双眼，也许他真的会这样闭着眼睛过一辈子，就像瞎子站在镜子面前。自从决定画“玄港”以来，他一整天都很快乐，他高兴得吹起哈瓦那口哨来。当然，如果他知道距离依卡利亚街不远的地方，他父亲刚刚到了东方墓地，正从出租车里下来，也许就高兴不起来了。马约尔坚定地站在这片圣地前，一动不动，读着那句写给来访者的拉丁铭文：有了信仰，便有了希望。很好，马约尔想。信仰和希望，他觉得这两个词很适合给身心疲惫的自己鼓鼓劲儿，因为这两样东西恰好是让人活下去的理由。信仰和希望可以帮助他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他想，命运啊，你应该带人去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啊，而不是到墓地这样寂寥阴沉的地方。命运在这个时候为我指引的方向竟然是墓地，这是多么荒诞啊。然而，如果我没有猜错，不是命运把我带到这个代表死亡的地方。不，不是命运，而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想来看看这久违的地方。这儿长眠着我的父母，我可怜的父母啊。如果我继续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个属于我的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也会被埋葬在这里的。来自坟墓的惊吓（2）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记起了父亲临终的眼神（马约尔继续想）。在诊所里，做完了徒劳的手术，父亲直愣愣地望着我，仿佛我是他的镜子，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他生前总是希望我成为他的翻版，希望我什么都像他。他看着我，我记得很清楚，他在我的脸上寻找自己的模样。突然，他的目光穿透了我，把我变成了透明人。在他的穿透中，我仿佛变成了空洞的躯壳，因为我再也找不到他的眼睛、他的声音、他的骨骼、他那躁动的沉默，还有他锁进眼帘的眼神。马约尔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墓地的门口，久久地凝视着一尊指向圣地的雕像。那是一尊天使像。金黄色卷发的天使正坚定地吹响那象征着生命复活的号角。马约尔眨了一下眼睛，从天使身上缓缓地移开他那严肃的目光。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父亲是多么令我害怕啊，可他本质上又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虔诚的基督徒和最彻底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我们俩总是很相像，尽管我对宗教没有他那么虔诚。但我仍算得上是信徒，尽管很久以来都没有去教堂参加礼拜了。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很不高兴。想到他会不高兴，我是多么难过啊。不过我想，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看见我来到墓地并正准备为他们祈祷，都会很开心的。真希望两位可怜的老人还活着，真希望他们能够安慰我，帮助他们这个又一次迷失了方向并身处绝境的孩子。马约尔一动不动，神色凝重地站在墓地入口。他想起了童年时代父母带他和弟弟去照相馆拍照的情景。之后不到一年，弟弟就夭折了。那是一家很不错的照相馆。在那个年代，能在这样的照相馆拍照代表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品味。七岁的马约尔，上身穿着蓝色的学生服，里面是深色衬衫，还打着领结，下身穿着短裤和过膝的长袜，半只手笨拙地插在上衣口袋里。马约尔终于放弃了先前的姿势，略显笨拙地试着把左手插进了衣兜。七十年前站在摄影师面前，他做过这个动作，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七十年啊。他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天已经又阴了下来，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马约尔向前几步，进了墓地。可没走几步，他被又一尊天使雕像的美丽惊呆了。不同于第一位天使的坚定，这位天使显得疲惫不堪，她绝望地，又或许是懒洋洋地，吹着一支绿色的号角，那号角好像马上都要掉到她的膝盖上似的。马约尔想，胡利娅把我赶了出来，使我就像这天使一样疲惫不堪。当然，祸兮福所倚。自从她把我赶出来，我的思想复苏了，我又开始思考了，否则我还一直沉醉在家里，看她整天忙于剥豌豆的甜蜜而温暖的神情。可怜的女人啊。不管她怎样对我，我都没有嗔怪过她，相反，我仍然爱她。其实，她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小忙，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多么不合时宜的人。这就是我。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头儿。我喜欢在墓地里徘徊，流浪。事实上，我喜欢这种活着感受死亡的感觉，令人激动而又有些彷徨，“不合时宜”的马约尔自言自语。他继续往前走，不时地读一读两旁的碑文。阿古特家族，彭萨家族，弗雷诺·蒂亚斯家族，安德鲁家族，巴特拉·博那特家族……他在一块墓碑前停顿下来，因为上面记载着1821年巴塞罗那那场夺去了很多人生命的残酷的黄热病。驻足片刻，他又继续向前。随后，他来到了这片墓地的最早的墓碑前。“此处安息着拉蒙·罗萨斯·萨拉德里加，”他读着碑文，“葬于1820年7月10日。”他想，这墓碑下面安息着的人比我还老呢，这样看来，我还算年轻啊。这使得马约尔精神倍增。这时，他居然又碰到了一位比拉蒙·罗萨斯·萨拉德里加死得还早的人。“此处安息着塞巴斯蒂安·维达尔·奥莱尔先生，葬于1819年4月10日。”这让马约尔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多年前在维拉德劳郊外看见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正躺在一个石灰坑里休息，浑身上下都是灰浆。除了老人的样子，他更清晰地记得别人对那位老人的评价，那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他喜欢来这儿休息。”老人们是多么奇怪啊，马约尔一边想，一边看着四周的墓穴，想找到一个比塞巴斯蒂安·维达尔·奥莱尔更古老、更早死的人。这时，他看见了诗人玛里亚·玛南特玛里亚·玛南特（1898－1988），西班牙当代诗人。的新坟。他决定记住这个名字，以便回去后说给他的儿子胡利安听。他想，那个胆大妄为的小子居然敢指责我，说我有天赋却没有文化、没有学识。于是，就在这一刻，仅仅是这一刻，他萌生了去看看他的儿子的想法。他对自己说，我离他的画室只有几步之遥，再说，一位父亲，只要他愿意，他始终拥有看望儿子的权利。那天争吵之后，混小子一定认为我再也不敢去看他了。那么，好吧。我就让傻小子吓一大跳，吓死他，要知道，这可是来自坟墓的惊吓。他就欠这个，这样他就长记性了。到时我会说，嗨，我来看看你究竟在干些什么勾当。我会双手叉腰，摆出一副要挑战全世界的样子，这种姿态一定会把胡利安那小子完全击溃，叫他知道我的厉害。“太棒了，”马约尔自言自语道，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我还是有事可做的嘛，这真是太好了。我要去我那有文化、有学识的儿子的工作室，吓他一大跳，把他吓得半死，就像他小时候被我惊吓那样。”来自坟墓的惊吓（3）几秒钟的时间，马约尔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一种神经质的父亲特有的权力和威严感贯注了他的全身，使他来到父母的墓时（终有一天这里也将成为他的坟墓）竟兀自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变得傲慢起来。“喂，你就在这儿啊，坟墓兄弟，你在这儿等着我呢，”马约尔大声说，就像是在诅咒，“看上去，你好像已经厌倦了我那死去的双亲，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不久以后，我就会发现你那些深藏不露的秘密啦。”然而，他差点儿摔倒在地。他一激灵回到了现实。他红着脸，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是墓地唯一的来访者。远处，有几名工人在修建新坟。他突然感到冷风袭来，似乎一场大雨又要来临。他把风衣的领子竖起来，盖住了脖子。这时，他发现马约尔家族的墓碑前生长着几根野草和几枝已经凋谢了的玫瑰。显然，这块墓地已经很久无人照看了，尽管他确实没有一天不在惦记着他可怜的父母，惦记着两位亲切却已经消失在神秘的时间长河中的老人，两位养育了他、并让他感受了存在的人。而存在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就是感受到意识的美妙和可怕。正当马约尔思念着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胡利安也思绪万千，尽管他丝毫没有意识到父母的存在。胡利安出神地盯着空白的画布，不知道如何下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玄港”的细节在他的头脑中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他发现，除了这个题目，别的都处于云山雾罩的梦幻之中，他发现自己不得不从头开始编造“玄港”。他感到一阵茫然，唯一明确的就是尽量不让自己的创作像德基里柯乔治·德基里柯（1888－1978），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由于迟迟不能下笔，他最终撇下画布，去房间的另一头抽烟去了。他把头探出窗外，窗子正对着邻居的院子，于是从邻家的收音机里传来一首吟咏蓝天白云的爱情歌曲。他突然觉得这首歌意外地给了他灵感：“玄港”的主色调应该是蓝色的。但他还得解决剩下的问题，构想它的细节。为了不让自己泄气，他幻想着某大报记者正在对他进行采访，在对话中他含糊其辞，遮遮掩掩，一副深藏不露的样子。他崇高艺术的秘诀，他创作的力量源泉：这一切都来自他矇眬睡眼的幻觉和梦境。“揭开秘密的时刻到啦，”他对一位幻想中的记者说，“是时候告诉大家我最近几幅作品的灵感来源了。每次我熟睡的时候，在我的内心里都会产生某种力量。当我醒来时，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于是我看见，比如说这次，看见了一个神奇的画面，它活灵活现地存在于我的脑海。”然而，事实上，这也正是他此时此刻所希望的。但一切恰好相反，他一丁点儿也看不到未来作品的影子，他所看见的只不过是一点点模糊的概念，除此之外，他完全想象不出“玄港”是个什么样子。最糟糕的是，他越想集中精力幻想他的“玄港”，就越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别的画面，比如想到一条苍白弯曲、空空荡荡的小舟，舟上有一只雪白的蛋，蛋里面有一个斑点在闪闪发光。他很快看出这其实不是一只蛋，而是一个球，或一只眼，甚至他自己的一只眼睛。是他的左眼，不，是右眼。不，还是左眼。他越来越不确定。他走到厨房，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这时，他决定把这只小舟画入“玄港”。你瞧，他对自己说，何必那么快就绝望呢？就这样，胡利安一下子从一团乱麻中找到了出路，“玄港”即将诞生。可当他再次面对空白的画布时，又立刻发现自己还是不知道从何下笔。从湛蓝的天空开始吗？还是从那条半截驶入海水的小舟开始呢？可是，没有港口，天空和小舟都没有意义！他尽最后的努力去想象港口的样子，可唯一想起的却是零零星星的记忆，它们就像一架架飞机，正雨点般地滑过湛蓝的天空。于是他安慰自己说，今天不适合创作，不过这没什么，因为没有人会知道。当胡利安这样安慰自己的时候，他的父亲正缓缓地走在墓地尽头那些豪华的坟墓之间。那是巴塞罗那的贵族坟墓，样式奇特，而且墓碑上镌刻着共济会共济会，其起源目前并没有确定的说法，近代的共济会成立于18世纪的英国，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及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组织。的神秘标志。这引起了他的好奇（他从未注意过这些只有在巴塞罗那上流社会的墓碑上才能见到的奇特符号），但同时却延缓了他的步履。大雨就要来临，他的目光却久久停留在这些神秘的符号上。这些坟墓上的符号最终使他想起了一位朋友，安东尼奥·赫利。很多人只知道他的绰号：“法国人”。他是一位职业扑克牌玩家，是铁杆共济会成员，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节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马约尔和他一起经历过许多有趣的事。比如，他们曾在马德里和贝隆胡安·多明哥·贝隆（1895－1974），阿根廷政治军事家，曾于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两次当选阿根廷总统。将军同桌竞技，使这位将军在“铁门”“铁门”（PuertadeHierro），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内。的那个难忘的夜晚成为了他们的手下败将。他们和劳拉·弗洛雷斯劳拉·弗洛雷斯（1958－），西班牙著名歌手，演员。跳过舞，当时她还是足球运动员拜奥斯卡古斯塔沃·拜奥斯卡（1928－），西班牙50年代足球明星。的未婚妻。马约尔和安东尼奥·赫利还共同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夜晚。那一晚，赫利赢光了一位朋友所有的积蓄，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位朋友很冲动，为了挽回一点损失竟孤注一掷，押上了他在拉耶塔那街的裁缝店，而最终还是输掉了它。于是，赫利成了那家裁缝店的主人。他虽然不情愿，却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比赛的规则不允许他因为同情朋友而把赢来的东西还给别人。之后几年，他常常带孩子们去那家裁缝店做衣服，却从没说出它的归属，因为他为此感到羞愧。这让他那几个反叛的孩子更不理解他了，因为他们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顾他们的反对，硬要逼着他们在那家老式的裁缝店做衣服，让他们成为年轻人的笑柄。来自坟墓的惊吓（4）马约尔对自己说，我知道那么多安东尼奥·赫利的事儿，很了解他的世界，所以我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他。可是，我既不喜欢让自己叫安东尼奥·赫利，更不喜欢被人叫做“法国人”。我在这墓地里感觉挺好，而且一会儿还要把我们家的那位艺术家吓个半死。妻子瞧不起我，但这可怜的女人也许有她的道理。大儿子说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一项愚蠢的事业上了，也许他也有点儿道理。我看，暴风雨很快就又要来了，但即使这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巴塞罗那，也不会比我的经历更悲壮呢：我情场失意，商场也失意，白白耗尽了自己的一生，是个多么苦命的老头儿啊。这就是他们使我明白的道理。我不怪他们，因为我爱他们，或许他们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大家都知道，事实总是最残酷的。我原谅他们，因为我骨子里是个坚强的人，我可以承受一切，而且我爱他们。我可以忍受一切，但唯独不能忍受的是胡利安假借称赞我天生聪慧，来讽刺我后天无知和没有文化，说我没读过书。或许这傻小子是读了点儿书，有大学文凭，凭着上帝赐给他的那点儿天赋搞什么创作，但他不明白这一切根本不能证明他比我更了解这个世界，不能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更睿智或站得更高。我甚至后悔给这个浮躁狂妄的小子付学费让他读书。这个该死的劣等画家简直快把我气疯了。他读过书丝毫没有在他身上产生益处。不像我，不像我们这些敏感睿智的人，总能从书中、从博物馆受益匪浅。他学习、读书、参观博物馆，但事实说明并没从中学到什么。马约尔越想越恼火。但同时又获得了某种轻松感，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要知道，他最近遇到了那么多的烦心事，有那么多的怒火需要发泄。心情平静下来后，他逐渐被墓地忧伤的气氛所感染。他坐在波奇家族的墓地上，仰望天空，眼看大雨又要来临。这时，发生了一件他久久不能释怀的事情。他仿佛听见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在身后响起。起初，他没有在意。但这声音越来越响了，还夹杂着轻微的劈啪声。他有些害怕了。之后，又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叹息，他更加害怕了。这叹息声有可能来自于风，但也有可能来自于人。他看了看四周，发现空无一人。于是他又看了看远处的工匠。他发现他们所有人都在注视他。让他更为吃惊的是，他竟在他们中看到了那个“法国人”安东尼奥·赫利的身影。就在这一瞬间，风停了。在墓地的一片寂静中，他仿佛又听到了一阵轻得不能再轻的喘息声。他站了起来，决定结束这次墓地之行。对马约尔来说，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带着一颗强烈的复仇心去依卡利亚大街，去画家那里，并对他说：“嗨，我来看看你不画画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或者：“嗨，小子，我想看看你的学识和文化对你都产生了什么作用。”来到依卡利亚大街，马约尔试图忘掉那个安东尼奥·赫利的幽灵。他把目光转向所有过往的行人。显然，由于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行色匆匆。他觉得自己目光所到之处，所有人都出奇地丑陋和恐怖，好像刚从阴曹地府里出来的。这让马约尔甚是愤慨，简直恨不得从他们每人身上抢点儿什么。他忘掉了刚才的计划，悄悄地走近那些路人。他们脚步轻盈，还不时地和旁边的人说着话。马约尔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神秘对话，比如“他还没给我孩子的赡养费呢”。他靠近一对恋人，他觉得那男子好像在哭泣，而女子却说：“最终的结果只有痛苦。”“我最后说一遍，”他又听见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年轻人说，“我不想再重复了。如果要进去的人是你爸爸，那就让他进去好了。你听见没有？就让他进去好了。”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啊，马约尔想。“我很容易让人生气。”这时，他又听见一个身着丧服的女人说。而她的女同伴却说：“我可从来没有失去自控。”“我却很容易生气。”几分钟后，马约尔对一个坐在他儿子的房门口的小姑娘说。他觉得这个小姑娘挡住了大门。这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不一会儿，马约尔全身湿透。“快让开，”他冲着小姑娘嚷道，想吓唬她一下，“我可是从坟墓走出来的。”可小姑娘一点都不害怕，她只是说：“你是坏人，是个大坏蛋，我不会让你过去的。”“为什么？”“因为你全身湿漉漉的，老爷爷。”“爷爷”一词让他极为反感，他可是很像乔治·桑德斯的啊。“赶快让开，小讨厌鬼。”他说着便硬闯了过去，几乎将小姑娘搡倒在地。这时，他发现她其实站在大街上，离大门有不少距离呢。可是，她挡住了他的去路。他随便按了一个房间号。里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啊？”“商务信件。”他回答说。在笑声中，那个女人为他打开了大门。来自坟墓的惊吓（5）小姑娘的哭声渐渐远去。他上了三楼，按响了儿子画室的门铃。此刻，如果能让儿子开门时电闪雷鸣，震得窗子铮铮作响，让儿子看见他像鬼魂一样地站在门口，准会吓个半死。他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但是，雷电不肯合作，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儿子开了门，看见父亲神情恍惚，全身湿透，只是说了声：“天啊，能告诉我吗，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可从来不敢跟我的父亲这样说话。”“好，但是你能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吗？”“从安东尼奥·赫利，我的一位老朋友的坟墓那儿来。”“别耍我了。得了，在你得肺炎之前赶快进来吧。”“我才不怕得肺炎呢。”“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怕得肺炎。到头来，所有结果都只有痛苦。”大街上，小姑娘不再哭泣，仿佛她听到父子的对话。“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胡利安又问道。“我说，而且只说一遍，不想重复：就让你的父亲进来吧。”金?诺瓦克（1）一个小时后，马约尔走在里维拉大街上，手上举着一把儿子借给他的价值七美元的红伞，它是胡利安在旧金山买的。据我所知（我知道的可多呢）雨比一个小时前小多了，街上的行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在儿子面前彻底发泄了一通后，马约尔觉得平静了一些，不再觉得别人个个都面目狰狞了。他心不在焉地走着，回想刚才和儿子的报复性会面，他对儿子说他想写一篇论文，题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会如何为自己着想》。毫无疑问，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还为儿子说他没有文化而生气。即使没有生气，这会儿他也会这么想，因为他这多半是为了排解他十四岁才开始上小学这个事实给他带来的自卑感（人没有必要学习科学文化，没有必要精通那些迟早都要忘却的知识，至少人死的时候必然会忘记这一切）。那天，在儿子面前，马约尔重申了自己信奉的这条准则。也正因为如此，他从不相信医学。他确信（他总是这样对自己的想法确信不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件事物。在任何时候，真正博学的、受人敬重的人应该是那些了解生活规律的实实在在的人。只有生活才是硬道理，能真正教会人一些东西。走在里维拉街区上，手里拿着七美元的雨伞，马约尔这样想。他以前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以后也会一直这么想，他自言自语道。那天，他心不在焉地走在巴塞罗那城南的大街上，却不时地看看街上的过往行人。走在大街上，忽然（现代生活中，大街总是发生偶然事件的理想场所）在通往博尔内大道的一条窄巷上，马约尔遇到了一位身材高挑的中年妇女。她从头到脚都穿着肃穆的黑色丧服，连手中的雨伞都是黑色的。这位身穿老式丧服的妇人一下子便吸引住了马约尔。瞬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居然爱上了这位女士。他和她擦肩而过。片刻之后，他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但这并没有阻止马约尔爱上她，因为他想：爱情有时就是一瞬间的事，只需要一瞬间，一位陌生人和我们擦肩而过，一个眼神的交流，便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份情感。不管怎么样，马约尔想，我将永远爱着这位身穿古老丧服的女人。她身上带有的某种瞬间的美丽。可是，我的家人会怎么看这件事呢？然而，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的看法呢？他们想毁了我，无缘无故地把我丢进这沼泽般的窘境。在他们眼里，五十年的感情都不算什么，我的事业也只是一堆垃圾，或者我只是个拥有万贯家财的粗人……可是，我的家人到底会怎么看呢？哼，不管怎样，我总有办法对付一切。现在我恋爱了，让他们恼火去吧。我要不是个无动于衷的感情白痴，就该立刻去更改我的遗嘱，让那位服丧的女人成为我的唯一继承人。就这样，尽管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从来不会联想到文学），自己正在把那位偶然邂逅的女人当成了自己的杜西内娅杜西内娅，塞万提斯所著《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假想的情人……他继续向前，不一会儿，到了博尔内大街的尽头，他把目光停留在仰望天空的盲人身上。他停下脚步，仔细看了看这个盲人，遂自问道，这个人正在云彩里寻找些什么呢？而后，他又自言自语道：“就在一个小时前，我处在完全的绝望和迷茫之中，不是还有人对我说等他到了我的年纪，就去参加激进党吗？不是还有人说等他老了一定会积极生活吗？我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对，绝不能和那些退休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晒太阳，绝不去玩多米诺骨牌（我玩的可是扑克牌），绝不望着云彩或瓦伦西亚上空的月亮发呆，绝不无所事事地等待死亡。说到死亡，我刚和它见过面。只有让生活充实起来，才有意义。也许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还不够充实，我要让自己这最后一段人生旅途变得更加充实、精彩。居然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够充实，这似乎不像马约尔的一贯想法，但这其实不过是马约尔的谦虚罢了。若要他再谦虚些，他恐怕就做不到了，总不能让他说自己生活得很平庸吧。其实，在马约尔身上存在着很多自相矛盾的品格。这一点他自己可完全没有意识到。比起那些”虚心“来，这些矛盾可要复杂多了：他是一个天主教信徒，但从不祈祷；是个出色的商人，但对竞争对手缺乏起码的同情；是个扑克牌玩家，却没有缜密的思维；是个诚实的加泰罗尼亚的前议员……那么，我到底有什么出路呢？马约尔继续思忖着。我不是那种靠和老朋友们聚聚、发发牢骚、在唉声叹气之中了却残生的人吧，何况那些人也算不得什么朋友。到此为止吧，马约尔对自己说，绝望的闲逛到此结束。不敢回家、害怕胡利娅责难……到此为止。我很清楚，而且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哲学家。难道现在站在这里，全部智慧被激发出来的人不能算是一个哲学家吗？我可能从未读完一本哲学著作，我也不需要读，可我仍然自认为是个哲学家。正如我对胡利安说的：人应该学会为自己着想。我现在的想法已经很明确：我应该回到积极乐观的生活中去，不再想象死亡和诸如此类的无谓。金?诺瓦克（2）他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个年轻人，不经意回到了早已逝去的那个年代。那时，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业，他不得不辍学当红十字志愿者，他的工作就是用铁锹收拾那些女孩子的尸体。如果有一天，他接着想，再让我看见胡利安那种傲慢的样子，我就会出其不意吓他个半死，告诉他我恋爱了。他会惊讶地问我：她是谁？因为他会担心他的遗产。我就告诉他，是我在里维拉街碰见的一个女人，她对我很殷勤，甚至为我穿上了丧服。我就这么对他说，让我们这位大艺术家恍然大悟：原来一个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能够恋爱，能够重生，获得崭新的视野、崭新的幸福，回到他最美好的时光，回到对一切感到好奇和惊喜的时代。难道不是这样吗？想到这儿，马约尔感到自己仿佛彷徨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现实之间：绝望和喜悦。他知道人最终不免一死。想到这个，加上妻子对他的不公平待遇，他感到了绝望。而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已经战胜了死亡，因为他早就该死了，但现在却活得好好的，这让他感到喜悦，甚至让他为自己找了一位杜西内娅。事实上，这种绝望与喜悦的斗争一直以来都是马约尔生活的核心。走过圣玛利亚教堂边上的一家酒馆，马约尔觉得有人提到了波尔图。波尔图！是自己听到的呢？还是突发奇想？他没再多想，便进了阿尔根特拉街的一家旅行社，订了一张三天后飞往波尔图的机票。半小时后，他做贼似的溜进了自己家。他蹑手蹑脚，小心谨慎，因为谁知道等待他的是一个亲吻还是一颗炸弹呢。不管怎样，他做好了两手准备，尤其是做好了接收炸弹的准备。很可能等待他的是一颗高威力的炸弹，很可能妻子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八百遍：不想在这里再见到他，说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还像个幽灵似的在家里游荡，说她命令他走人并一次性搬走那些属于他的破烂和私人物品。马约尔盼着她把连珠炮似的愤怒发泄完毕，然后对她说：亲爱的，三天后，我就要去波尔图生活了。为了开始我的新生，我只需要再处理一下银行方面的事宜，再从这个家里拿几件重要的东西，一些真正的必需品，就可以啦。还有，你就当我一去不复返好了，就当我已经死了，就像那些可怜的流亡者死在异国他乡一样。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现在你称心如意了。我死啦，你看看我，我已经死啦。你高兴了吧？他进了屋，发现胡利娅不在家。他舒了一口气。他穿着胡利安给他的干衣服，一套二十年前在柏林买的蓝色西服。他觉得，或许这身衣服会让他显得更年轻一些，这对他将是十分有利的（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决定穿着它直到妻子回来。他坐在那张五年来一直钟爱的扶手椅上，开始读一封来自纽约的信。信是他从邻居家的邮筒里偷来的，信封上盖着宾夕法尼亚酒店的印章。信中的愉快语调简直就像《光荣颂》《光荣颂》，天主教弥撒经文之一。一样。哆，，咪，发，嗖，马约尔读着信：昨天晚上我去看歌剧了，终于小心翼翼地品尝了幸福的滋味。那可是梅德波利坦街的罗西尼歌剧院啊！墙上挂着夏加尔马克·夏加尔（1887－1985），俄国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壁画，穹顶是镀金的。幕间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坐在长沙发上，还可以喝到鸡尾酒。剧院外停着的都是白色的豪华轿车，里面还坐着身穿黑色制服的司机。然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这座城市里到处乱跑，踏着坑坑洼洼的路面。但我的心情很平静，戴着我的那副破手套，把头和脸还有脖子都裹在一条黑色旧围巾里。再见吧，吻你。或许是因为信中提到了黑色围巾，马约尔觉得这封信正是里维拉街上的那个丧服女人的手笔。马约尔这样想，也许是因为围巾的颜色，也许是因为信中的年轻的口吻，那信就像马约尔身上穿着这件蓝色西服一样光彩绚丽。破了洞的手套，马约尔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显得十分高兴。收到这样一封信，他感到很骄傲。他对自己说，这样的信竟让我给拿到了，也只有我才配收到这封信。他从那张钟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波尔图酒。不一会儿，他产生了一种童年时期才有的奇怪想法，把那把七美元的红伞撅成两半。他对自己说，这也许是让我重新振作起来的一种好方法。但最终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这种破坏本能。他给自己倒了第二杯波尔图酒，便开始细细回想刚才到依卡利亚大街天才儿子的画室的情形。他想起自己曾一边佯装不愿走进儿子的工作室，一边却不停地唠叨：要是一会儿进去以后我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事情可做，我就会全力以赴、毫不留情地去报复胡利安，谁叫他说我没有文化、说我不学无术呢。还有，更过分的是，他竟然认为自己比我强。显然，儿子的指责对马约尔触动很深，甚至比妻子让他离开他们共同生活的房子还要严重。虽然胡利安肯定不是故意的，但他触到了父亲的痛处，击中了他的要害，即那个被一些医生称为实质性创伤的地方。那就是：马约尔由于战争，不得不辍了学。学业的中断使得他不得不随波逐流。他常常觉得自己不如许多同时代人，因为他们战后又回到了学校，取得了可资炫耀的大学文凭。和他们相比，马约尔只能靠自己的商业天分打拼天下。金?诺瓦克（3）“行啦，别说傻话啦，赶快进来吧。”见马约尔在门口犹豫，胡利安对他说，“等你得上肺炎就麻烦啦。脱掉衣服，我给你找一身。不管怎么样，咱俩尺码一样。来吧，进来。”马约尔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他合上拳头，挥了挥，做好了报仇的准备。“你就差让我在你的画室里脱光衣服啦。”马约尔说，“这显然是在侵犯一位父亲的尊严。”“我只是说让你进来，你浑身都湿透了，会得肺炎的。”“我想知道，想象力丰富的画家是怎么看待尊严的？我们著名的画家又是怎么把它体现在绘画中的？”“我的尊严像火柴一样。”胡利安回答说，他的能言善辩令马约尔一时乱了方寸。不一会儿，马约尔反应过来，继而借讥嘲以保护自己：“我的儿子多么聪敏啊，他的想象力多么神奇啊。尊严像火柴一样……”于是，胡利安向他解释说，火柴是很伟大的，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温暖，而这正是自己想给予父亲的，让他进来，换换衣服，暖和暖和。围绕着火柴的尊严，两人进行了荒谬的辩论。最后，马约尔终于进了画室。不管怎么样，当时的状况确实危及他的健康了，再说，他原本就是到这里来的啊。在一扇屏风后面，他慢慢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用胡利安递给他的浴巾围在身上，这时，胡利安说自己回房间去给他找身衣服。拿着那身蓝色衣服回来，胡利安突然想到并说出了这样一句很不适时的话：“你一定想不到你披着这条毯子的样子让我想起了谁。”马约尔担心儿子会让自己更难堪，拒绝听他说下去。“你让我想起了金·诺瓦克。”儿子对他说，“不知道你现在眼前是不是出现了《迷魂记》里的那一幕，詹姆斯·史都华詹姆斯·史都华（1908-1997），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迷魂记》中饰男主角。在他那旧金山的公寓里正要……”房子的地基震动了一下。被推倒在门口的小姑娘早就停止了哭声。“我让你想起了金·诺瓦克！”马约尔叫嚷道，“金·诺瓦克！够了！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吧！”“求你了，爸爸，没那么严重吧。”“我们的画家先生说我让他想起了金·诺瓦克！你简直中了电影的邪了，得了电影狂想症，怎么说来着？总之，你根本不懂得生活是什么，你整天就像生活在泡沫当中，真叫我痛心，简直就是一只可怜的电影仓库里的老鼠，图书馆里的蛀虫……管你是什么呢？！总之，你就是个讨厌的人！整天把自己封闭在这间工作室里。你连弥撒的一半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爸爸来看你，你竟然以为是金·诺瓦克！你和真实的世界没有最起码的接触。金·诺瓦克！我早晚有一天得把你关进精神病院里去！”马约尔趁这个机会把这些日子积蓄的怒火一股脑儿发泄在儿子身上。其实，简而言之，马约尔想告诉胡利安，所谓的艺术其实都是骗人的，美的唯一源泉在于行动；艺术的真谛是做，而不是想。只有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全是病态的表现。什么电影啊，书籍啊，绘画啊，交响乐啊……全都是对生活的劣质模仿罢了。“得了，”胡利安说，“你到底穿还是不穿？这是我在二十年前在柏林买的。是那时最时髦的款式。你试试吧，说不定还能让你显得年轻几岁呢。”“你简直是疯了，”马约尔继续说，“你把这间工作室当成裁缝铺的试衣间啦。真是疯了！哦，还有一件事，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那就是：你把艺术当成避难所，完全是为了逃避你的人生挫败……”胡利安劝他停止对艺术无耻的谩骂。于是，马约尔试图重新回到关于火柴的讨论上来。但儿子拒绝参与这样的争论。马约尔穿上了那身蓝色套装，正想照照镜子，但站错了地方，因为眼前是儿子那块用来画“玄港”的空白画布。他儿子知道他弄错了，便亲切地告诉他镜子在浴室里。“谁又说不是啦？！”马约尔不高兴地说，“我得瞧瞧你把酒瓶子藏在哪儿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酒鬼。是时候告诉你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为了把你的酒瘾给戒了。我敢肯定你酗酒是因为缺乏自信，也因为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你没有女人，整天把自己关在这间画室里。你不可能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都画画。我敢肯定，你不画画的时候，就抱着个酒瓶子，然后苦思冥想，只为能想出一幅画的名字。我从你的那些朋友们那里得知，你喝起酒来简直凶得像哥萨克人哥萨克人：历史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一些人群的总称。好酗酒，尚勇武，善骑射，轻生死。一样。我这次来，为的就是要让你彻底戒酒。”金?诺瓦克（4）“我一辈子只喝醉过两三次，而且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简直是无稽之谈。有时，为了作画我喝点酒，刺激一下，仅此而已。那完全是因为创作并非易事……”胡利安决定对父亲宽容一些，决定不再小觑他，也不再以天才自诩，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这位来访者怒火中烧。于是，胡利安采取了一些退让策略。他开始向父亲解释艺术创作的艰辛，还向父亲解释了有关“玄港”的梦境，甚至描述了几分钟前他如何从床上起来，如何一直紧闭着双眼想象着自己披上了鸭绒被，如何安慰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如何嘴里吹着哈瓦那口哨高兴地决定创作“玄港”……但之后又如何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为了赢得父亲的理解，他详细地描述了每位艺术家都必须经历的重重困难，说自己也不能逃脱这种戏剧性的规则。他告诉父亲，当一个人青年时期开始画画时，他便必须通过画笔创造一切，一切都需要学习，但可以享受其中的乐趣。每位画家都知道，只要自己好好做事，那么他的风格和绘画技巧便一定可以获得认可。“像我这样的乡巴佬也可以吗？”马约尔问道。“但随着人慢慢变老，事情就改变了。”胡利安佯装没有听见父亲的话，接着说，“人一旦变老，便总想重复过去，但实际上过去是无法重演的，于是一切都会走形，结果总是和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南辕北辙。有时候我想，恰恰应该彻底放弃过去，重要的是不能重复、不能僵化，但想要避免过去、避免僵化又谈何容易。”“所以你就酗酒。”马约尔说。他知道儿子和自己大谈艺术是故意误导他。“我要怎么跟你解释呢，我不喝酒！这你心里清楚，我根本不喝酒。”“为了艺术你就酗酒。”马约尔重复道，虽然心里明明知道儿子确实不喝酒，“你总是说些蠢话，比如你说自己见到死鱼就受不了，说自己曾经生活在亚特兰蒂斯。让你的蠢话见鬼去吧！简直愚蠢之极，而你却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蠢话。我猜，这是为了让我相信你是达利第二吧。一派胡言！总有一天你会称金·诺瓦克也是亚特兰蒂斯人呢。你什么话说不出来啊？！你应该接受人性化教育。下到地铁里去，或公共汽车上去，学着让自己到正常人中间去，而不是和那些变态的艺术家混在一起。到简单一点儿的人群中间去，就像我这辈子所做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才能使你有机会成为一位可以任意指摘父亲为文盲的知识分子。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吗？我要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要派一名私家侦探来控制你的行动，他会调查这儿附近的所有餐馆、酒吧。如果让我知道你为了成为艺术家而酗酒，我会一脚把你踢到亚特兰蒂斯去。听明白了吗？还需要我换种方式再说一遍吗？”“好吧，说实话，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换句话说，你究竟为什么又来打扰我的工作？你的布道已经结束了吧？我没有酗酒，我的时间都用来画画了，这就是全部事实。说真的，我已经没有兴趣让你用这么荒唐的方式继续折磨我了。说出你的目的吧，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的话！我会跟妈妈谈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但现在，请你让我安静地工作。”“一把雨伞，”马约尔说，“给我一把雨伞，然后我就走。给我一把雨伞，我就离开这儿，让你独自想想。你跟我作对，是因为你对自己缺乏信心。”“我不会比你更不自信。你难道没看见你穿着这身衣服的滑稽样吗？”“这身衣服滑稽是因为它是你的。我穿着它很自信。你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吗？”“听着，”胡利安一边递上那把在旧金山花七美元买来的雨伞，一边说，“我想让你知道……”“闭嘴！我什么也不想知道。”马约尔说着，径直朝大门走去，手里拿着雨伞，身上穿着那套柏林产的蓝色衣服。没过多久，他穿着这身衣服，在喝完了第三杯波尔图之后，在自己家中，在那把用了大半辈子的靠背椅上睡着了。他又一次梦见了他从一家偷住了许多年的酒店里逃出来。醒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了。妻子没有出现。他怀疑地站在镜子前面照了照，仿佛看见了年轻时代的乔治·桑德斯。他对自己的模样感到满意：有一些改变，有点儿滑稽，但不管怎么说，年轻了许多。同时，能在自己家里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会儿，且听不到妻子的责备，也是件令他开心满意的事儿。“对了，”他自言自语，“这么晚她会到哪里去呢？她已经开始放纵自己了吗？是不是认识了哪位刚从收容所里出来的糟老头子？即便如此，也没关系。嫉妒不会要了我的命，说不定我会因此要了她的命呢！不过，我倒是但愿她有个情人，那样我就彻底自由了。”他回到了椅子上，重新翻了一遍当天的报纸。在这之前，他一直反复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没来得及读一读他订的那些报纸呢。他花了好一会儿认真翻阅了当天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新闻。中央政府某位部长的一则声明激怒了他。和往常遇到这类事情一样，马约尔从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坚定不移、甚至极端凶残的独立分子。他取出便签纸，记下了他认为应该提醒自己的一些事：“到了波尔图，假如我决定在那里生活，那么安顿好以后，得变更那三份报纸的投递地址。”金?诺瓦克（5）远离故土，我将怎么实现我作为一位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呢？他自问道。然后，他回答自己说，那时我将满怀思乡之情，这将会让民族主义情感有增无减。肯定是这样的。他的幽默感一发而不可收，他对自己说：事实上，我的妻子无意中犯了个大错误，她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亡政治家啦。然而，这幽默（略带苦涩的幽默）有点像自嘲。紧接着是关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及所属党派等等的一连串思考。事实上，如果对自己诚实一点的话，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党派中处境尴尬，而且这种状况由来已久。他在党内的政治伙伴都已经去世，而且在他辞去最后一个可资炫耀的职务之后，党内那初生牛犊般的年轻人频频升迁，势如破竹，他们竭尽所能并成功地将他孤立了。很久以来，他觉得自己成了大小会议的摆设。想当初，他的发言可是振聋发聩的。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游离于党派了。当然，话说回来，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者。唯有那些民族主义思想仍把他和那个政治组织联系在一起。其余的早就消失殆尽。家庭、俱乐部、政党都一样，他感到了无以复加的孤独感。即便是在这个时候，即便妻子心血来潮将他置于如此窘境，他也绝对不可能想到什么友善的词汇来描述他和同志之间的关系。由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想到这里，马约尔听见楼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想，大概是妻子回来了。但结果是楼下的邻居来询问胡利娅的情况。马约尔用几近粗鲁的口吻打发了她，然后继续读他的报纸。一则消息让他极为不快：一位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就马约尔所在党的一项非常规预算经费横加指责。若干年以来，马约尔憎恨社会主义，因为这些人在内战期间无一例外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巴塞罗那炮声乍起，马约尔年仅十四。他当时还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护秩序的单纯少年。那时，他相信佛朗哥的军队能重建秩序。国民军进入巴城后，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举行的那次可怕的军人弥撒之后，他失望了。战争，他想，是战争和佛朗哥扼杀了我的政治热忱，使我不得不等到这位军事独裁者寿终正寝——是年他五十岁——才开始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又倒了一杯波尔图酒，然后把报纸带到床上。这张床是他离开妻子的明证。这房间也是胡利安的。他穿着来自柏林的蓝色西服，和衣躺在床上。很快，他又睡着了。他梦见自己正在爬山，一边爬，一边不停地回头看着山下。爬得越高，看到的东西就越多。虽然视野越来越宽阔，细节也越来越模糊。有人在用某种外语小声说话：同样，随着你慢慢变老，看世界的视角也会慢慢改变。这个梦最终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更为熟悉的梦境，它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频繁出现：他又一次置身于那家酒店。突然，梦境意外地改变了方向。他的334房间忽然变成了一个奇怪的空间。窗外悬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一幅色彩湛蓝的小画，画的竟是他儿子的“玄港”。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篮子不再移动。透过篮子，他看到了一间盥洗室，而马桶和淋浴器却位于三米以下的洞中。然后，他看见一只蜘蛛似的昆虫突然变成了人体器官——前列腺，并一下子掉进了洞里。而那个洞看上去好像金·诺瓦克的嘴。而这位金·诺瓦克，竟是他在里维拉大街见过的穿着丧服的妇人。当他带着强烈的膀胱压迫感醒来了，看见了妻子正站在床头盯着他望。“我要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我希望你离开这里！”她非常恼火地对他说，“再说，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呢？还穿得跟小丑似的。”马约尔很想告诉她，他身上这件二十年前的时装属于他们钟爱的儿子，因此不管怎样，像小丑的人应该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他。但话到嘴边，他却戛然止住了，因为他怕妻子问他为什么要装扮成自己的儿子，还躺在儿子的房间里。马约尔什么都没有说，他宁愿保持缄默，脸上带着无辜而又恬静的微笑。他想象着给蓝色衣服配上一条腰带，再加上各式各样的褶皱、卡子，还有纽扣。那样，他的装束就会显得特别实用，尽管他并不清楚那样究竟有什么用处。“我要怎么说才能请你离开这里呢？”妻子的语气很强硬，“为什么你就不能让我拥有自己的空间呢？”马约尔依然没有说话。他想象着此时此刻胡利安正在把他画进那幅名为“玄港”的画里：他穿着那套蓝色的正装，在冬天的海滩上徘徊。“你倒是回答我啊！”妻子说，“为什么时到如今你还不准备离开呢？为什么你不找间新房子住下呢？酒店也行，我不管你去哪儿，反正除了这儿，随便你去什么地方都行。”“我欠着酒店很多钱。”马约尔神秘地说，试图用幽默感缓冲一下紧张的气氛。“你是睡着了，还是真的白痴啊？或者你在耍我？”“啊，对了，”马约尔接着说，“我很想知道，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位先生是谁。我敢保证，你的那位年过花甲的情郎就是安东尼奥·赫利，那个‘法国人’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你可要当心啊，搞不好他会给你来个自杀什么的。我非常了解他。”“够了，你，费德里哥！”妻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你总以为可以拿我寻开心，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说完，她摔门走了。马约尔差点儿追出去，告诉她三天以后，处理完四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之后，他便要去波尔图了，兴许再也不回来了。但他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宁愿她晚些知道，他希望自己的离开会让她感到震惊和害怕，甚至内疚。金?诺瓦克（6）他脱下蓝色套装，在大衣柜的镜子前照了照。他想，胡利安一定就是在这儿发现自己的绘画天才的。他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目光，审视着自己。我们走着瞧吧，亲爱的，看看到时候你是个什么反应。他对自己这样说着，竟想起了曾经有过的嫉妒：谁谁拒绝了配偶，之后便一去不返。事实上，每当他听到诸如此类的话题，都会感到一种大胆而本能的冲动。至于自己是否真的敢于这样做、真的抛弃一切逃离尘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了。他将去波尔图，也可能去巴黎，毕竟后者才是他最喜欢的城市。然而，他仿佛听到了波尔图对他的神秘呼唤，要他到那里去。还是听从这个来自波尔图的召唤吧。是的，就去波尔图。他最近一次去那里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次他是去看望病中的巴勃洛的。他是胡利娅的弟弟，住在波尔图，疯狂地爱上了大西洋边上的这座港口城市。那城市其实也给马约尔留下了短暂而难忘的印象。离开这里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马约尔想，再说，如果情况不好，我还可以回巴塞罗那嘛。现在唯一明确的一点是：我需要一次旅行，因为旅行是个象征性的举动，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我相信，如果理想的话，最好别再回来。所以我要把这次波尔图之行当作永久的逃亡，好好地筹划一下。而且，我要记住，这可不是一次不幸的逃亡。恰恰相反，事实上，我一直都渴望着这样的旅行。所有人都盼望有这么一次旅行。我们都厌倦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厌倦了一成不变的住所。那些可怜的家具，那张每天睡觉的温床，那些井井有条却黯淡无比的生活，每一处都镌刻着死神的印记。我要去波尔图，亲爱的，你会听到人们带着嫉妒心议论我，说我走了，一去不返了。他们会说我拒绝留下来和你一起过，把你抛弃在这个可怜的家里，连同你完美得令人打战的人生，把你留给你的那些爱不释手的瓶瓶罐罐，那些乌七八糟的书籍，还有你的垃圾电视。我将一去不返，将换一种活法，彻底忘掉过去，重新来过。我要走了，为什么不呢，我将要寻找属于自己的仙境。“更确切地说，”他突然想起了自己是天主教徒，于是更正说，“我将去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信仰上帝，所以不确定它在何处根据天主教教义，信徒无法判断自己的最终归宿，只有上帝有权评判……”想到这里，他再次提醒自己，如果情况不好还可以回到巴塞罗那，或者转道去巴黎（那可是专为他这样的富有男人量身定做的好去处啊，在那里他永远不会感到厌倦），或者八十天环游地球。并不是非要去波尔图不可啊，说不定那个城市只是他流亡之旅的第一站而已，或许有一天他还会回到巴塞罗那来。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他继续拖延时间，将会在巴塞罗那沦落成可怜的流浪汉，从而成为亲戚朋友嘲笑的对象。如果命运非要把他变成流浪汉，那么最好是在异国他乡。那样至少可以证明：虽然他老了，却并没有屈服于逆境。他要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保持高度的镇定和尊严。谁说得准他会不会在国外碰见里维拉街上那位身穿丧服的女人呢？也许他们会在世界某个神奇的角落里重逢。黑衣妇人让他想起了金·诺瓦克，继而又想起了胡利安，同时也勾起了他对那位骄傲儿子的无比憎恨。这险些要了他的命，因为一想到小儿子，就免不了血压升高。他尽可能把胡利安的形象和金·诺瓦克的形象区分开来，然后对自己说，显然，他得去冒险了，不能再留在巴塞罗那受苦了。要知道，说不定这件他觉得困难重重的事情恰恰是他人生的唯一精彩呢。马约尔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是和世界一样久远、和人类一样古老的两难选择。人们总会听到某种声音在催促自己：赶快出发，抓紧时间。但是，这一去也可能不再回头。总有个声音在催促人们离开舒适的生活，可他们却永远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底牌到底是什么，无视这样的召唤是福是祸没人知道，同样聆听召唤也是前途未卜。无论如何，马约尔唯一明白的就是从即刻起，他只有离开，别无选择。马约尔想，现在我应该做的，便是在生活失去光彩、跌入低谷之前，去体味新的生活。只要我远离这里，我这可憎的肉身、这张讨厌的床铺，还有这个没有灵魂的愚蠢家庭，连同一切束缚都将随之消失。这时，他听见妻子正在厨房里做饭。他想，在我生命的尽头，最好感受一下旅途的尘埃，感受一下世事无常的滋味。当死神眷顾时，我已经挣脱家庭的束缚，只剩下疲惫、迷茫以及惆怅的喜悦。他对自己说，不管怎样，反正我一直以来只有一个伴侣，那就是：孤独。记忆的未来（1）正是大街上的“偶然”之神（我已经说过，大街是发生偶然事件的理想场所）促成了这样的场景：波尔图城里大雨倾盆，躲在费雷拉·博尔赫斯大街的博尔萨酒店的门廊避雨，巴勃洛的儿子（也就是马约尔的外侄）突然幻觉似的看见了什么。虽然只是瞬间的幻觉，却给小巴勃洛（他和他已故的父亲，那位深爱着波尔图的父亲同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好像看见了费德里哥·马约尔，他的费德里哥姑夫，在大雨中蹒跚而行。他好像看见马约尔疯子似的边走边说，而且表情呆滞。这一切发生在转瞬之间。很快，马约尔的幽灵在街角拐了一个弯，消失在波尔图的大街小巷。但巴勃洛觉得他确实看见了姑夫，或者某个和他相像的老人。在巴勃洛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当时他喝了酒，有点眩晕。他看见一个和姑夫、和乔治·桑德斯长得很像的老头。他和姑夫快三十年没有见面了。当然，他偶尔会在屈指可数并模糊不清的照片上看到他（那是巴勃洛十二岁那年，胡利娅姑姑和费德里哥姑夫来波尔图看望他父母时照的）。因此他最后认定不过是酒精的作用，就像我们常常在梦中见到死去的亲人一样。但是，如果那真的是姑夫呢？毕竟姑夫并未去世。据说还活着，和胡利娅姨妈生活在一起。不，不可能的。像姑夫这样品性端正的聪敏人怎么会在雨中自言自语呢，何况还是在波尔图，这太不可思议了。很久以后，巴勃洛才会知道（是他到马德拉以后才知道的），那天他在雨中看见的老人，确实是他巴塞罗那的姑夫。那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巴勃洛由于生意的缘故到波尔图去了，而他的费德里哥姑夫则是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也来到了这里。巴勃洛到了马德拉才知道，他在波尔图某处的门廊前看见的那个游荡的幽灵，那个被他认为是酒精所致的幻影，竟然真的是他的姑夫，那个印象中的睿智而绅士的姑夫。现在我们倒退一步，回到那个周末的下午。马约尔在他巴塞罗那的家中，等待着离家赶往机场乘飞机去波尔图那一刻的来临。就在那个下午，马约尔有些不合时宜地坐在他钟爱的椅子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想到了公正之类的概念。他想，假使真有什么公正，那么世上一定存在那样一座城市：在那里，海鸥可以自由地栖息在晨曦掩映的水面，那里专门收容和他一样孤独的暮年海鸟。那儿会不会就是波尔图呢，他很快就会知道。行李躺在客厅的角落里，说它在休息，一点都不夸张。电视机开着。当马约尔从港湾的晨曦回到现实的时候，他感到妻子那仇恨的目光正盯在自己的后脖梗子上。于是他像个绝望者，玩起了“捉迷藏”游戏，让思想躲开临行的煎熬。“你别担心，”他对妻子说，“我一个小时后就走，我让你一个人静一静，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是谁。我马上就走，但至少你应该允许我跟我心爱的椅子告个别吧。”“你说让我想想我到底是谁……时到如今你还在讽刺我。其实你什么都不明白。”“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妻子朝他走来，站在他身边，甩出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问题。“我想听听，你在波尔图有什么难忘的东西吗？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你真能在那儿安顿下来吗？我根本不信。我知道你在捣鬼。但不管怎么样，你可听好了，没人逼你离开巴塞罗那。”“你刚说我什么都不明白，更不明白你。”“你也不必明白。”胡利娅说着拿起了电话，拨了女儿玛利亚家的号码。和女儿聊了一会儿之后，她把听筒递给了马约尔。于是他听到了女儿在最后一刻发出的意外的邀请。“爸爸，你可以住到我家来，直到暴风雨结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女儿告诉他，她已经和丈夫说过了，他俩都同意让他搬过去。家里有的是地方，而且他们打算腾出半栋房子来给他住。可此刻的马约尔已经下定决心去波尔图了，而且前往陌生城市探险的新奇感强烈地吸引着他。女儿的邀请来得太迟了，而且她的话让马约尔隐约觉得自己像是被女人随意摆弄的玩偶。这让他这个虽然已经失去权力但终究还是一家之长的男人忍无可忍。“见你的鬼去吧。”显然，马约尔忍不住说了粗话，但他说得很谨慎，“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忍受不了你们像对待布娃娃似的对待我。你们总说我专横，那么就让我专横到底吧。我就是要去波尔图，我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我想要的新生活，我就到其他地方去继续寻找。无论如何，你们是见不到我了。我是认真的。这儿我说了算，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仍然如此。现在我心已决：我要走了。”另一头传来了几声尖叫，接着是一阵抗议。权威性受到伤害的马约尔又玩起了“捉迷藏”游戏：他疯狂地更换电视频道，最终停在了加泰罗尼亚台。电视里正在播放冰上曲棍球比赛，那是巴塞罗那欧洲杯总决赛的回放。记忆的未来（2）距比赛结束还有三十秒，巴塞罗那和波尔图现在的比分是四比三。马约尔突然想自己很有可能会和这支葡萄牙球队结伴同行。他想，这种巧合可不是常有的啊，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和自己城市的球队乘坐同一班飞机呢？但更令他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又有多少人坐在自己家的椅子上就能从电视上看见三个小时以后将和自己一起飞行的一群陌生人呢？“你肯定是疯啦！”当马约尔告诉了妻子这个想法时，她大声地回应说。“我一点也不疯。我敢肯定，我会和这些人同行。你以为每天有那么多航班从巴塞罗那飞往波尔图吗？！而且，我要告诉你，从现在起你给我闭嘴吧，你我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让我自己安安静静地看我的电视，看看这些马上与我同行的运动员的面孔吧。我希望一到机场就能把他们认出来，甚至还可以向他们讨个签名啥的。我希望你明白，我需要新的生活、新的友谊。”妻子又重复了一遍，说他肯定是疯了。于是他决定把离家的时刻再提前一刻。他走到客厅，背起行李，没再多说一句话，便上了电梯。他怀着一种超乎预期的满足感，任电梯迅速下降。一切都结束了。电梯不停地下降。他觉得这个结局很神奇，世界在他面前变得愈来愈大。从七楼到一楼的短暂旅行中，他有意激发起儿时的回忆。他惬意地回想着那个夏天的早晨，一觉醒来突然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冲动。父母正在酣睡，时间尚早，一切都便于出逃，没有任何障碍。但问题是：他不会系鞋带。电梯到了底层。路过门房时，马约尔回忆起了他学会系活扣而不再把鞋带弄个死疙瘩时的喜悦。心想事成，他由这个童年的回忆联想到“心想事成”这个成语。他对自己重复了一遍，便来到大街上。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的路上，他依然想着那个遥远的回忆。心想事成，走进候机大厅时，他又对自己说。一个半小时后，他看见那支被击败了的曲棍球队出现了。他出神地盯着他们，却尽量避免被他们发现。他相信自己认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在电视里上镜最多的人。他觉得，屏幕中的他们，每人头顶上都有一个青年英雄的光环，虽然失败了，但虽败犹荣。如非亲眼所见，他也许永远想象不出他们穿上普通人的衣服的样子，更想象不出他们穿着那身奇怪队服的样子，电视上的他们要显得尊贵得多。马约尔自娱自乐地想，倘若他们中的某一个是自己的孙子，那该多好。但突然他感到一阵痛苦，因为他发现，对自己的孙子们已经没有任何爱怜之心了。事实上，他已经丢弃了许多无关痛痒的感情。他对自己说，其实这样也不错啊，于是很快忘记了痛苦。毕竟他的孙子们从来没有关心过他，而且他也一直觉得那些孩子不讨人喜欢。“我的眼睛从来没有欺骗过我。”马约尔大声说，不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是平生第一次想打破巴塞罗那绅士必须恪守的规矩。当他发现没人理会，他这是在自说自话，于是又大声重复了一遍，为的就是让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发现他这个昔日的巴塞罗那绅士已经变成了自由人了，正无所畏惧地前往一个熟悉的地方。“我的眼睛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他想着自己的将来，却意外地想起了那遥远的童年。脑海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疑惑。他问自己，这个回忆是否每次都改变了模样？这个回忆还能称之为回忆吗？但马约尔想，无论如何，总有那么一天，没有任何人的帮助，自己第一次把鞋带系成了活扣。想到不可能再回到童年的岁月，马约尔感到一阵难过，他能做的不过是偶尔回忆起以往生命的片段，而且每次想起的不过是自己记忆中的瞬间，而记忆早已随着他的回忆无可挽回地虚化、变形。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飞行途中以及稍后的一些日子里，马约尔被他突如其来的忧心所困扰：他担心自己能否记住未来。马约尔想，我什么都记得，但我却什么都不明白。他无缘无故地咳嗽了一声，便迫不及待地转向了别的思想。他重新窥视那支战败的曲棍球队，但这一次他没有伪装。他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想看看这些来自巴塞罗那的战败者将如何消磨悲惨的归途。但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地方。穿着队服的小伙子们平静地聊着天，谈论着报纸上的新闻，偶尔还会迸发出一两句笑话来。马约尔心想，说到撤退的惨状，他自己可比任何一支失败的球队都狼狈多啦。但之后他又扪心自问，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奇怪的事情呢？不一会儿，他的那些着了魔似的念头又蹦出来了。他想，明天，当我再次回忆起第一回系鞋带的情景，也许只能以今天的回忆作基础啦。广播里传来了巴塞罗那至波尔图的航班就要起飞的消息，于是马约尔机械地站了起来，又一次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去那个城市呢？那里有人在等他？一个人也没有啊。他泄气地坐了下来。我还是留下来吧，他想。不一会儿他又改变了主意，不，我绝对不能留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说到天方夜谭，他想起了自称亚特兰蒂斯人的愚蠢的小儿子，想起了他那些可怕的油画。于是他又站了起来。当他把登机牌递给空中小姐时，他觉得自己是个勇敢的人，是个勇于面对未来的老头儿。“一切服从上帝的旨意吧。”他对空中小姐说道，并给了她一个暮年绅士的微笑。登上前往停机坪的汽车，马约尔很紧张，简直有些魂不守舍。他想，不知道它会把我带往何方呢？他觉得那个凄惨的想法又固执地回到了他的意识：回忆是不断改变的，每次回忆都经受着变化，人根本无法完全记住自己的经历。他只能眼看着自己的世界和生活慢慢溶解，因为我们的记忆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