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的政坛新星亚伯拉罕•林肯夺得1860年大选的胜利，结束民主党占据执政党之位近30年的局面，也触发了箭在弦上的奴隶制争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林肯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局面。新船长驾驶着美利坚合众国之舟度过了惊涛骇浪，却在航程结束，船即将靠岸时倒下了。1860年的美国风起云涌，南方与北方的奴隶制争端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已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刻。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边疆律师、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以其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主张：逐步废除奴隶制而赢得选民的支持，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1864年，林肯再度连任。这位出身平民的总统在任内领导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废除罪恶的奴隶制，维护联邦的统一，被称为“伟大的解放者”。他赢得内战的胜利，却因捍卫废除奴隶制的事业而倒在了暴徒的枪口下。山雨欲来风满楼19世纪中叶，北美上空不安的阴云在翻滚着。自美国建国之始就已存在的南方黑人奴隶制和北方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是两种完全不同、本质冲突的经济制度。随着美国逐步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南方奴隶制也相应地从起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和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矛盾不断激化，奴隶制争端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最重大的焦点问题。早在1819年密苏里申请加入联邦时，南北双方就展开一场自1787年宪法通过以来第一场关于奴隶制问题的大辩论。因为当时南方和北方都是11个州，在国会各有22名参议员，密苏里究竟是作为蓄奴州还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直接关系到南北双方谁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的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这场政治冲突持续1年之久，1820年终于达成《密苏里妥协案》，规定密苏里和刚从马萨诸塞分离出来的缅因分别作为蓄奴州和自由州加入联邦，并规定将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购买的领地以36(30)划界，界线以北禁止实行奴隶制。1848年，美国为扩张领土发动了侵略墨西哥的战争。战争结束后，美国从墨西哥的手中获得了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其他一些西部地区，同时获得了对以格朗德河为界的得克萨斯的所有权。领土的增加又带来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激烈争论后双方达成《1850年妥协法案》，但南北双方都不满意，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很快，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颁布又激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所提。道格拉斯是北方民主党党魁。他为了实现在下届大选中被提名民主党候选人的夙愿，找此政治题目大做文章，以获得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法案提出“人民主权原则”，即实行奴隶制问题应由居住在领地上的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来解决。这实际上是在奴隶主的操纵下，策划进一步扩大奴隶制。法案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辩论。在北方，人们群情激愤，道格拉斯成了众矢之的；在南方，舆论对法案表示欢迎。1854年5月，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不久，废奴派和自由土地派同奴隶主分子为争夺堪萨斯领地酿成一场流血冲突，堪萨斯内战爆发了。随着奴隶制的争端日益尖锐化，当时美国政坛上的两大党——民主党和辉格党的内部都发生了严重分裂，一个新党也由此产生了。民主党原为南方奴隶主阶级控制，其成员也包括一些同南方在经济上有联系的北方商人、银行家和船主；辉格党原为北方资产阶级控制，成员中也有一部分在经济上和北方有联系的南方奴隶主。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两党中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新党以表明立场。1854年7月6日，北方派辉格党人、民主党内反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分子，以及自由党（主张废奴）和自由土地党人（主张在西部根绝奴隶制）和一部分一无所知党人（又称美国党，为狭隘民族主义政党，主张新教，反对天主教，排斥外国移民）组成了新党，即共和党。这样，政治界线基本上鲜明了，新成立的共和党代表反蓄奴势力，原民主党代表蓄奴势力。1856年，共和党提名约翰•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参加了当年的大选。大选结果，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获胜。但是，弗里蒙特获得130万多张的普选票，占总票数的33.1%，表明共和党已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同民主党分庭抗礼了。在共和党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一颗政坛新星浮现了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亚伯拉罕•林肯1809年2月12日生于肯塔基州霍金维尔附近密林中一所简陋的小木屋里，是继杰克逊后又一个出生在小木屋的总统。幼年时因家境贫寒，一家人多次搬迁，在西进的洪流中漂泊不定。林肯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不到一年的学校，大部分时间在劳动中度过。他跟着父亲拓荒、种植，或受雇到临近的农场干活，还给人当过船夫和店员。长期艰苦的劳动给了他强壮的体魄，把他磨练成垦荒种植的行家、伐木劈木条的能手。同时，边疆也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记，那就是一往无前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亚伯拉罕·林肯：腥风血雨担重任山雨欲来风满楼（2）1831年，林肯在伊利诺伊州新塞勒姆定居。此间，在好友治安法官鲍林•格林的帮助下，他开始钻研法律和学习如何起草较为简单的文件。1832年，林肯写了一篇文章，宣布竞选伊利诺伊州议员，开始迈出朝向政坛的第一步。他发表了生平的第一份竞选演说：“先生们！同胞们！我是贫民亚伯拉罕•林肯。我的主张像一支古老的歌曲一样简短。我拥护建立国家银行，赞成改革内政制度和实行保护关税。”选举揭晓，林肯落选了。尽管他在本城获得92%的选票，但在本地区的投票中他仅列13个候选人中的第8位。两年后，林肯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州议员候选人的名单上。这一年，他加入了代表北方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很快便成为该党在新塞勒姆的骨干。这一次，他得到了新塞勒姆辉格党领导人约翰•托•斯图亚特的支持。8月，林肯顺利当选为州议员。不久，林肯告别新塞勒姆，前往伊利诺伊州新首府斯普林菲尔德。此时，他已是持有开业执照的律师、州议会辉格党领袖了。为了处理案件，林肯经常在辖区内四处奔波，同各阶层广泛接触，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尊敬和社会名望。1847年，林肯顺利当选国会众议员。1849年任期满后，林肯回到斯普林菲尔德从事律师业务。但是，随着堪萨斯内战的爆发，林肯很快又重返政界。1856年，林肯同大批不赞成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一起转入在北方人民抗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浪潮中诞生的共和党，很快成为了该党的核心人物之一。1858年，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推选林肯为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林肯于同年6月16日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说。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他引用《圣经》中的“分裂之家无可持有”来比喻日益加剧的地区性斗争。他斥责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使“骚乱不仅没能停止，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他认为一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容忍这种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要么全面实行自由制，要么全面实行奴隶制。非此即彼。或者让反对奴隶制的人阻止奴隶制继续蔓延，并使广大民众树立信念，相信奴隶制是终究要归于灭亡的；或者让那些提倡奴隶制的人把它推向前进，直到奴隶制在全国各州，不论新州老州，也不论北方南方，一律合法化”。林肯的竞选对手是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这样，来自边疆的政坛新秀和一个已是很有政治势力的在职参议员相遇了。两人棋逢对手：林肯是“西部最好的树桩讲台演说家”，而道格拉斯则因身材矮小而辩才高超，人称“小巨人”。两人的竞选运动围绕着一系列历史性的大辩论展开。在林肯的挑战下，他们还举行了的7次公开论战。这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林肯和道格拉斯几乎走遍了伊利诺伊州的每一个地区。他们所到之处引来众多的民众前来观战，特别是那著名的7次公开论战更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倾听。他们在几个问题上意见是相同的，如：白种人优越，南方有权享有奴隶、有权追回逃奴，保存联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分歧在于奴隶制的道德问题和是否允许它扩张到准州。道格拉斯提倡人民主权论，主张把是否允许奴隶制存在的问题留给居民自己决定；林肯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把奴隶制扩大，但他并不反对奴隶制继续在那些已经存在奴隶制的南方各州存在下去。在辩论中，林肯抓住道格拉斯既支持“人民主权原则”又支持“德雷特•斯科特案”的矛盾立场予以攻击。德雷特•斯科特是一个奴隶，被主人从蓄奴州密苏里带到自由领地，德雷特依此要求公民权但败诉。依照此案，准州禁止奴隶制的各项法律被视为违宪。道格拉斯被迫解释自己的立场，他阐述了后来被称作是“弗里波特原则”的看法。他说，如果准州的居民反对奴隶制，他们能够做的事仅仅是拒绝实行它。这个观点使得道格拉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860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失去了南方决定性的支持。随着竞选运动的展开，在道格拉斯的猛烈攻击下，林肯越来越清晰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如果说，刚开始时他还是举棋不定，被迫采取守势，后来却越战越勇。最后，他总结道：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承认奴隶制是一种道德邪恶，不让奴隶制扩大化是共和党的立场；而不承认奴隶制是不道德的则是民主党的立场。最后投票时，由于民主党人在各选区居多数，道格拉斯以54票对46票击败林肯，保住了参议员的席位。林肯虽然失利，但几次大辩论使他声名大振，成为举国瞩目的人物，从而为日后参加总统竞选奠定了基础，这次角逐也因此成为1860年大选的前奏。亚伯拉罕·林肯：腥风血雨担重任党内提名费周折（1）共和党的党魁们把1860年的选举看作是本党东山再起的关键时刻，希望能结束民主党占据执政党之位将近30年的局面。他们意识到，只有推举出一位能获得广泛支持的候选人，才能赢得这一历史性的胜利。那么，应该让怎样的人来担当这一重要角色呢？经过反复思考和酝酿，他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鉴于民众已对出身名门的政客感到厌倦，1860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是这样一位来自民众的人：他愿意献身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事业，但思想又不能太激进，在解决奴隶制问题上持稳健温和的态度；同时，他应是一位在政治和私人生活方面都无懈可击的正人君子。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又不给对手留下攻讦的把柄。以此标准衡量，党内几位拥有威望和才华的领袖人物，如萨蒙•蔡斯和威廉•西华德都不是最佳人选。对此，共和党的知名人士杰西•费尔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费尔是坚定的奴隶制反对者，一个精明强干的地产商和政客，颇具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1858年末，他去东部作了一次旅行，回来后找到林肯，详细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费尔告诉林肯，西华德和蔡斯固然是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共和党的政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由于他们都是反奴隶制的激进派，言论过于激烈，在党内树敌过多，如果被提名，获胜的把握不大，而林肯正日益为国人所瞩目，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易于为广大的中间群众接受，所以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若林肯能在奴隶制的废奴问题上再多加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在全国的知名度，定能在大选中获胜。所以，费尔不遗余力地鼓动林肯参加选举。事实正如费尔所言，林肯确实正在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晓。大辩论结束后，伊利诺伊州以及中西部一些小城镇的报纸就开始报道林肯是值得考虑的总统候选人。人们不仅对他与道格拉斯的大辩论记忆犹新，而且十分赞赏他的温和的反奴隶制立场，并进一步对林肯坎坷的人生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林肯对费尔的提议并不热心，竞选国会参议员仍然是他在公开场合提出的近期目标。在是否参加总统角逐这一问题上，他巧妙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意识到，觊觎总统宝座的大有人在，只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出击才有获胜的把握。如果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无疑只能招致政敌的攻击和计划的夭折。尽管这样，林肯并非无所作为。他开始周游全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1859年短短的一年中，林肯旅行4000英里，为共和党作了23次竞选演说。他在美国大地上留下的足迹超过了该党的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在旅途中，他会见了各地共和党领导人和次年将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广泛了解了各地选民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情绪。他的演说很好地宣传了共和党的主张，为竞选大造舆论，特别是这年2月份在纽约库珀学会的那场演说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次演说是林肯在东部公众面前首次亮相，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演说给公众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一下子提高了林肯在东部的声望，也使得林肯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充满了信心。1860年初，林肯开始着手实质性的竞选工作。他把自己在1858年和道格拉斯的辩论编成集子，作为竞选运动文件出版。该书颇受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到同年4月，该书就已出版了4次。林肯还把他在纽约库珀学会上的演说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广泛传播他的关于奴隶制的温和主张。林肯当选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切为他争取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作了良好的铺垫。5月9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代表大会在迪凯特举行。林肯的堂舅约翰•汉克斯扛着两根扎有旗帜和飘带的栅栏木条走进会场。旗上写着：“亚伯拉罕•林肯，劈栅栏木条的1860年总统候选人。这里是1830年汉克斯和林肯劈成的3000根木条中的两根。林肯的父亲是梅肯县的第一个拓荒者。”顿时，会场内到处响起喊声：“辨认一下你干的活儿吧！”林肯细看一番后说：“这可能是我劈的木条，不过，朋友们，我要说，我劈过许多更好看的栅栏木条！”欢呼声再次响彻会场。就这样，林肯获得了“劈栅栏木条者”的绰号。这是争取选票的好诨名，因为它象征着他寒微的出身和同普通民众的密切关系。次日，大会通过决议：亚伯拉罕•林肯为伊利诺伊州共和党选定的总统候选人；出席芝加哥全国大会的代表，应联合一致投票选他，并运用一切手段，设法在大会上为他争取提名。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5月16日在芝加哥举行，旨在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并制定党纲。竞选政纲很快被一致通过，但总统候选人的确定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参加角逐的除了林肯外，还有纽约州的威廉•西华德、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俄亥俄州的萨蒙•蔡斯和密苏里州的爱德华•贝茨等人，其中西华德和林肯是主要角逐者。亚伯拉罕·林肯：腥风血雨担重任党内提名费周折（2）西华德是国会参议员，曾任纽约州州长，在共和党内声名显赫,以反对奴隶制立场坚定而著称，被认为是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不少共和党人看好西华德。但西华德树敌太多，关键时候，这成了他仕途上再往前行的致命障碍。他的最主要政敌是共和党机关报《纽约论坛报》主编贺瑞斯•格里莱。格里莱曾追随西华德，为他竞选纽约州州长和国会参议员立过汗马之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不仅未受到重用，这次还被排挤出纽约州代表团，只得灰溜溜地跑到俄勒冈州当了代表。因此，此人对西华德满腔怨恨，一心要伺机报复。西华德的另外两个政敌印第安纳州代表索利•莱恩和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安德鲁•柯廷也落井下石。这两位州长候选人公然宣称，如果西华德竞选总统，他无法获得他们两州的选票。伊利诺伊州人也唱这个调子。1856年的竞选运动表明，共和党的胜利将取决于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新泽西；而现在西华德的反对者却声称，他无法取得这四个州中任何一州的支持。其他几位角逐总统候选提名的人中，蔡斯曾两任俄亥俄州州长和一届国会参议员，在共和党内有一定的声望，但他的思想比西华德更为激进，所在的代表团也有不少人反对他。密苏里州的贝茨由于同一无所知党人协调一致，得罪了德意志裔选民。而宾夕法尼亚的卡梅伦声名狼藉，同蔡斯一样，不能得到本州的全力支持。相比之下，林肯获得提名的呼声尽管没有西华德高，但由于他在奴隶制问题上一贯温和的立场，“从未引起任何怨恨”，党内没有树敌。他出身低微，依靠自我奋斗一步步斩露头角，容易赢得群众的支持。林肯和他的支持者们面对的是艰巨但并非没有希望的未来。他的竞选班子决心利用西华德与其他代表的矛盾，竭尽全力为林肯捞选票。印第安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目标。由于计票的纸张还未准备好，投票推迟到18日。17日夜成了角逐者至关重要的一夜。格里莱整夜未眠，通宵达旦地穿梭于各个代表团之间，鼓动各代表团反对西华德。他举出种种事例，说西华德得罪了包括共济会、一无所知党、边疆各州人等，并把几位到会的边疆领导人带到众人面前作证。格里莱颇有些社会影响力，他的话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许多代表开始动摇了。此时，林肯竞选班子戴维斯等人不失时机地开始争取各个代表团的代表，他们尤其注意拉拢印第安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他们说，民主党必定会提名道格拉斯，而在共和党内，没有一个人比林肯更有把握打败道格拉斯；再说林肯是肯塔基人，他可以赢得立场不明的边境各州的选票，而他的出身和经历也会使他成为西部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同时，戴维斯等人与代表们讨价还价，做起交易。他们对印第安纳州代表团的某些代表许诺，如果林肯能顺利当选，该团的重要人物凯莱布•B•史密斯将得到内务部长的职务；而该团的威廉•P•多尔也会获得印第安纳州常务专员一职。印第安纳州的代表们终于同意在第一轮投票时，把本州26张票都投给林肯。接着，戴维斯等人又对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们发起进攻，说服该州56位代表同意，在第一轮礼节性地投票支持本州的卡梅伦，第二轮即改投林肯，条件是保证让卡梅伦当财政部长。在这些秘密交易的背后，格里莱、莱恩和柯廷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为了在第二天的投票会场上大造声势，以压倒其他候选人，西华德请来了一支1000人左右的啦啦队。宾夕法尼亚州卡梅伦的啦啦队不仅队伍庞大，而且身着鲜艳时髦的服装，还有铜管乐队的伴奏。林肯的支持者们则仿造了大量的入场券，以便让他们的人最大限度地占满整个会场。他们甚至请来两个“特大嗓门”，其中一个据说喊声能横越密歇根湖。有目击者这样描述他们当日制造的喊叫声：“请想像一下，如果在辛辛那提杀过的所有的猪在临死前一起嚎叫是怎样情景，20管大汽笛一起鸣响是什么动静，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投票就在这样震耳欲聋的喊叫声中进行。第一轮，西华德得173(5票，林肯102票，卡梅伦50(5票，蔡斯49票，其余选票分属其他一些人；第二轮，林肯的票数一跃为182票，与西华德的184(5票对峙；第三轮，林肯的票数达到了231(5票，233张选票将使他获得提名。这时，俄亥俄州的卡特要求把该州的4票改投林肯。据称，他受到暗示，只要将俄亥俄州代表团转向林肯，“蔡斯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接着，这个州的其他尚处于观望中的代表也宣布改投林肯的票。统计结果，林肯得票354张。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产生了。缅因州的国会参议员、前民主党人汉尼巴尔•哈姆林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腥风血雨担重任风云时势造总统相形之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不仅没能一帆风顺，而且最终走向了党的分裂。1852年和1856年曾两度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当年的总统竞选、但又两次分别败给富兰克林•皮尔斯和詹姆斯•布坎南的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本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第一人选，但在民主党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却未能顺利获得提名。这得从民主党的内部的分歧说起。早在堪萨斯内战爆发后，民主党内部就开始分裂成南方民主党和北方民主党两大派别。事实上，南方民主党最先是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民主权原则”的，但是在堪萨斯斗争中北方移民越来越占上风，因而无法从此原则得利的他们开始反对道格拉斯的主张。1858年道格拉斯与林肯在大辩论中提出的“弗里波特原则”以及同布坎南政府的决裂，使他早先在南方得到的信任几乎丧失殆尽。民主党的内部的裂痕随之扩大。1860年4月23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支持道格拉斯的代表们控制着多数，但仍凑不满所需的2/3票数。南方民主党人在会议上提出：在确定总统候选人之前，必须宣布一项明确支持奴隶制的政策。这一要求遭到了以道格拉斯为首的北方民主党人的拒绝，于是11个南方产棉州代表愤而退出会场，使这次大会未取得任何结果就早早收场了。6月，民主党重新在巴尔的摩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推选道格拉斯为总统候选人，前佐治亚州州长赫切尔•约翰逊为他的竞选伙伴。结果一揭晓，11个蓄奴州代表立即宣布退出会场，另行开会。他们组成了一个名为国民民主党的新党，提名肯塔基州的约翰•布莱津里奇为总统候选人。布莱津里奇曾是布坎南政府的副总统，他捍卫奴隶制，坚持脱离联邦的主张。另外，俄勒冈的约瑟夫•兰恩被推为副总统候选人。他们的竞选纲领为要求联邦保护在准州中的奴隶制，得到了时任总统布坎南的支持。民主党的内部分歧走向公开化，终于造成了最后的分裂。此前，政坛上还出现了一个新党，它就是5月9日在巴尔的摩成立的宪法联邦党。这个党由一些一无所知党的残余分子和南方的一些前辉格党人组成。他们强调应避免分裂，维护联邦统一。大会提名田纳西州的辉格党人、国会参议员约翰•贝尔为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埃弗雷特为副总统候选人。该党被讥为“无所事事党”或“老绅士党”。一家纽约报纸讥刺贝尔的竞选纲领“没有北方，没有南方，没有东部，没有西部，没有任何东西”。这样，1860年竞选舞台上出现了4个相互对立的候选人。在北方，主要是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竞争；在南方，则是贝尔与布莱津里奇对恃。各个政党的候选人确定之后，竞选运动即进入实质性阶段。共和党团结一致，竞选宣传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林肯获提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北方一连出版了包括在林肯自传基础上写成的《亚伯拉罕•林肯其人》等5部有关林肯的传记，特别是《亚伯拉罕•林肯其人》一书发行百万册，使选民们对林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了解他的欲望，一时间，林肯的话题成了大街小巷的热门话题。其他宣传品中，如《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集》则成了林肯的竞选文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几百家报纸一致高喊拥护“劈栅栏木条候选人”、“边疆林区人”、“诚实的亚伯”、“西部荒野的儿子”和“人民的公仆”。人们称赞林肯是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当代伟人，一个从简陋小木屋里斩露头角、不久就要搬进华盛顿总统府的人物。共和党人还独出心裁地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如演讲比赛、文艺晚会、野外烤肉宴会等。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号称“清醒者”的青年火炬游行，“劈木头者”大军，“同林肯等高者”（身高均达1.93米)的游行等。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竞选运动中，共和党人无时无地不在宣传本党的纲领，以便让更多人理解和接受。他们对那些希望获得西部自由土地的人允诺实施宅地法；对北方工商界人士保证要实行温和的保护主义关税；对西北方人说要改善河道，修建港口；对德意志和其他外来移民则表示反对限制移民和给予身分的政策。共和党纲领还谴责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原则”和民主党的腐败行为，指责重新开放奴隶贸易是一种犯罪。但在准州奴隶制这一敏感问题上，共和党纲领只是含糊地否认了国会和准州议会有权批准准州的奴隶制度。共和党人精心设计的这份纲领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由于注意兼顾了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林肯没有直接参加为自己竞选的活动，静静地留在斯普林菲尔德家中。为了避免受到歪曲和攻击，一段时间来他谨言慎行，没有发表政治性的演讲，只是应《芝加哥论坛报》邀请写了一篇短文，用第三人称的笔法简明地介绍了自己的生平和政治经历。尽管这样，在这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中，他仍然受到了20多年政治生涯以来最粗暴最恶劣的攻击。一些报纸发表文章，说林肯是一个“三流乡下律师”，过着印第安式的低级生活，爱讲粗俗下流的笑话。有人恶毒地咒骂他是“非洲大猩猩”的后代，走起路来像只狒狒。一些南方奴隶主分子还给他寄恐吓信，信中画着匕首或手枪。他们一边扬言说，如果林肯当选，他们就退出联邦，一边号召南方积极备战。此外，他们还在白人中间煽动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情绪，编造林肯和共和党要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谣言。道格拉斯则和林肯截然不同。他以惊人的精力投入了竞选运动，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在全国各地发表竞选演说，忙得心力交瘁。他一直生病，嗓子也不好，但他以超人的毅力进行工作，周游新英格兰、北卡罗来纳和中部各州，然后去西部。在美国历次总统大选中，道格拉斯是第一个周游全国的候选人。8月，佛蒙特和缅因的当地选举产生了共和党压倒性的多数。反共和党的各党派纷纷作出反应。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报纸《南方同盟》则公然威胁道：“南方人决不允许亚伯拉罕•林肯就任美国总统。这是一个确定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也是南方所有党派的决心。管他什么后果会发生，无论是波多马克河被鲜血染红，还是宾夕法尼亚大道铺叠上几百英尺厚的尸体，或者连自由的最后的残迹也从美洲大陆失去，南方，忠诚的南方，宪政的南方，都不会屈从于接受林肯任总统这样的羞辱和贬斥。”在挣扎着避免失败的时候，北方的一些州试图联合起来。而国民民主党和宪法联邦党自知实力不行，很快退出了竞选。10月，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的选举更加证明共和党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了。令人称奇的是，道格拉斯从电报中获悉共和党的这些胜利后，郑重地对秘书说：“林肯先生是下一任的总统。我们必须设法拯救联邦。我要到南方去。”他预感到了分裂的危机，决心拯救联邦。他登上南下的列车，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阳台和车尾平台演说，呼吁人们维持联邦统一。他说，一个共和党人的当选并不能说明脱离联邦是合理的，废奴主义者和脱离联邦主义者同样罪不可恕，应当在绞索上吊死。但不幸的是，道格拉斯在北方被认为是拥护奴隶制的，在南方则被认为是反对奴隶制的，他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信任。最后的结果并没有长时间地悬而未决。结果表明，林肯获得1,865,593张票，只占总票数的39.8%，而他的三个对手所得的普选票总和几乎比他多一百万张；道格拉斯得1,382,713张（29.5%），布莱津里奇得848,356张（18.1%），贝尔得592,906张（12.6%）。但林肯的胜利是压倒性的：他赢得了北方和西部人口最多的州，得到了180张选举人票，比3个对手的得票数总和还多50多张。1860年大选是美国开国以来最带有地方色彩的一次。选民的政治倾向刻上了如此鲜明的地区烙印，他们的选票也无可避免地有着鲜明的地区特征。林肯得到18个自由州的支持。此外，11个奴隶州支持布莱津里奇，3个边疆州支持贝尔，道格拉斯只得到密苏里州，外加新泽西州的3票。北方史无前例地利用人数居多的优势压倒了南方，但这种奇特的结果也蕴含着一个信号，一种威胁，一种战争的先兆。林肯尚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就要面对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了。亚伯拉罕·林肯：腥风血雨担重任艰难任期“不换马”（1）大选后第4天，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们便离开了首都。12月20日，一个特别代表大会在查尔斯顿举行，大会作出决议：“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州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下的联邦从此解体。”很快，南方其他6个州步南卡罗来纳州的后尘，纷纷退出了联邦。1861年2月4日，一个自称为南方邦联的临时政府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成立。南方密西西比州的大种植园主杰斐逊•戴维斯被推选为总统。南方公然分裂了。形势越来越严峻，美利坚合众国犹如风雨中飘摇中的大船，她的新船长还未掌舵就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威胁、恫吓甚至是刺杀的危险。林肯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舵手的职责。1861年3月4日，在戒备森严的首都，林肯从容地宣誓就任总统。不久，最猛烈的暴风雨来了。4月12日，南方总统戴维斯发出“保卫祖先遗传给我们的制度”号令。4月14日，一颗南方罪恶的炮弹击落了萨姆特要塞上空的星条旗，萨姆特炮台被夺取，南方邦联不宣而战，美国内战全面爆发。这场战争贯穿了林肯的第一任期，使他日夜操劳，费尽心机。当战争进入到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1864年大选开始了。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1864年大选颇为特殊。它发生在内战中，前景对于联邦政府来说不容乐观。联邦军中，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在弗吉尼亚进展不大，威廉•谢尔曼将军在亚特兰大受阻，军队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在总统候选人的确定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激进的共和党人认为共和党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将系于他们的主张。他们把前线的种种不利都归咎于林肯的保守，说他太软弱，对保守派过于信任，而对南方叛乱分子过于姑息迁就，甚至连林肯的大赦和重建政策也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这些激进分子主张对返回联邦的州实行更为严厉的政策，剥夺奴隶主们的财产，并给予黑人以选举权。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当时内阁中惟一持激进主张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希望他来担任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与蔡斯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其实蔡斯本人也早有此意，还在1863年底，他就已开始了争取党内提名的行动。一方面，急于装扮自己的蔡斯四处游说，或是给别人写信，说自己如何崇高无私，具备政治领袖的才华和气质，如何无时无刻地关心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林肯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他又不失时机地对林肯进行讽刺和挖苦。蔡斯还动员身为“华盛顿名花”的女儿，让她频频出入各种社交场所和上流社会，利用一切机会为父亲争取支持者。一时间，父女俩成了首都各大报纸的花边新闻和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然而，利令智昏的蔡斯显然是失算了。由于他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意图，反而成了众矢之的，尤其遭到了反对者们的集中攻击。况且，他不择手段地诋毁林肯，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就连他原来的一些老朋友也抛弃了他。这一切都使蔡斯在政治上陷入难堪的窘境。最终，声名狼藉的蔡斯不得不宣布放弃竞选总统。共和党激进派只得另起炉灶，重新寻找候选人。他们花费了不少周折，经过一番搜索和比较，密苏里州的约翰•弗里芒特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弗里芒特当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有着较广泛的社会基础。早在1856年共和党第一次参加大选时，他就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西部军团少将司令，为打击南方叛乱集团出了不少力，立下功勋。但由于他在政治上过于激进，擅自发布文告在密苏里州解放奴隶，被林肯解除了军职。但他却因此声名大噪，得到了激进派、废奴主义者和中西部地区民众的支持。1864年3月，有人提议推举弗里芒特为总统候选人，一些地区还举行了拥护他的群众大会。后来，一些倾向于共和党激进派的北方民主党人也加入了拥护弗里芒特的行列。他们于5月31日在克利夫兰开会，成立一个新党，定名为激进民主党。该党正式提名弗里芒特为总统候选人，通过的竞选纲领主张总统任期为一届；宣布武力镇压叛乱，毫不妥协；要求国会控制南方的重建，没收邦联派的财产。拥护弗里芒特的势力大张旗鼓进行竞选的时候，林肯的拥护者也没有袖手旁观，他们迅速地行动起来，为使林肯连任竞选而四处奔波游说。林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南方农民拥护他，北方大多数民众拥护他，士兵们认为“只有林肯连任才是美国的希望之所在”，他们认为林肯为打败奴隶主叛乱作了很多工作，不应该剥夺他指挥战争最后胜利的机会。此外，林肯还得到许多州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拥护。这些共和党人与部分民主党主战派人士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联邦党”，并于1864年6月7日在巴尔的摩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是一大批坚定的联邦拥护者，共500余人，一部分不支持弗里芒特的激进派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为避免与激进派冲突，大会纲领回避了一些敏感的问题，如南方重建问题等，并吸收了激进派的某些观点。该纲领的主要内容有：立誓要粉碎南方邦联，惩罚叛乱首领，要求南方无条件投降，建议制定一条禁止奴隶制、支持《解放宣言》的宪法修正案，允许援助丧失劳动能力的联邦老兵，鼓励进一步移民，并告诫欧洲政府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代表大会表决候选人时，每个州的代表都投了林肯的票，但轮到密苏里州的代表团时，他们宣布把全部22张选票投给英勇善战的格兰特将军。投票结果，林肯获得了484票，格兰特22票。密苏里代表团随即又宣布把该州的选票全部改投给林肯。事实上，格兰特将军本人也是拥护林肯的。他说：“我认为他（林肯）应该当选连任，这和军队应该在战场上打胜战一样。对于联邦事业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林肯以506票获得了提名。但是，大会在决定副总统提名时遇到了不小的麻烦。由于各派的政治势力间未能达成妥协，在副总统人选的竞争中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现任副总统汉尼伯尔•哈姆林、田纳西州州长安德鲁•约翰逊和纽约州的丹尼尔•迪金森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林肯出于全局的考虑，主张推举安德鲁•约翰逊，因为他是来自南方的民主党的战争派，可以团结南方的民主党人；他又出身贫民，在北方人民中间享有威信，可以在选举中有号召力。最后，安德鲁幸运地被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然而，党内的实力派人物史蒂文森却坚决反对林肯的意见，他认为任何一个南方人都不适合做合众国的副总统。由此，共和党正式分裂为“全国联邦党”和“激进派共和党”。前者支持林肯，后者准备于9月28日再提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结束后，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林肯并不对此结果感到多么兴奋，他对道贺的人说：“我自己不能想像代表大会或同盟做出决定：我自己是美国最伟大的或最好的人；但我能想像到他们已经决定：在涉水过河时换马是不合适的；他们还会进一步认为，我不是一匹会使他们要不顾一切去撤换的糟糕的马。”很快地，“过河不换马”这句再普通不过的民谚传遍了全国，成为竞选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它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古老的智慧：在重大危机时期，让英明舵手继续把稳前进方向是明智之举。相对于共和党的分裂，此时的民主党却是团结和统一的。1864年8月末，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战争的失败，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呼吁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恢复联邦统一。会议提名乔治•麦克莱伦为总统候选人，他是前联邦军总司令，1862年因“行动迟缓”被林肯解职。民主党之所以确定麦克莱伦为总统候选人，是因为他在军队中还有号召力，能争取一部分军人的选票。亚伯拉罕·林肯：腥风血雨担重任艰难任期“不换马”（2）大选即将来临，时局仍未明朗。军事形势依然令人担忧，而角逐的双方却是因分裂而力量分散的共和党和团结一致的民主党。人们普遍看好麦克莱伦将军。林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辛辛那提报》建议，林肯和弗里芒特都退出竞选，共和党重新寻求一个“能够鼓舞信心和赋予我们的队伍以新的生命的人”，林肯的支持者们也开始丧失信心。共和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雷蒙德则督促林肯采取媾和步骤。8月23日，他写道：共和党胜利的希望在今秋看来十分渺茫。不久，林肯在一张纸上写下几行字，要求内阁成员在上边签字，但不允许他们看内容。纸上写着：“看来本届政府极有可能不能连任，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新总统当选但未就任的期间内，同他合作拯救联邦，因为他肯定是在任职后不可能拯救联邦的前提下才当选的。”就在林肯已准备接受失败局面的时候，军事形势开始朝有利于联邦政府的方向转变。前线捷报频传：舰队司令大卫•法拉格特控制了莫比尔湾；谢尔曼将军占领了亚特兰大，开始进军佐治亚；格兰特将军在皮特斯堡取得了进展；菲立普•舍里丹打垮了来自弗吉尼亚河谷的朱巴尔•艾阿里军队，并向那里推进。人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政治景象很快随之转变。分裂的共和党不得不考虑如何团结一致地对付政敌民主党，因为他们看到继续分裂将使共和党在竞选中败给民主党，而民主党上台将会宣布停止内战，这样，所有为消灭奴隶制进行的战斗所付出的流血牺牲将付之东流。因此，激进共和党人开始重新审视原定的竞选纲领。他们取消原定于9月28日“提名新的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林肯与弗里芒特之间达成了协议：弗里芒特同意放弃候选人的资格，以此为交换，林肯则允诺免除与激进派对立的邮务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的内阁职务。9月22日，弗里芒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他退出竞选。次日，林肯宣布免去布莱尔的职务。党内统一大大推进了林肯的竞选运动。共和党全党上下一致地为林肯竞选而奔波，他们花大量金钱制造的各种宣传品如雪片一样四处散发。他们尤其注意笼络那些在选民中有广泛影响的大报纸，利用它们的发行渠道在选民中广造舆论。1860年竞选中颇有影响力的《纽约论坛报》主编格里莱再次成为争取的目标，格里莱此时也看清形势，宣布从此要改旗易职，同共和党人合作。接着，共和党人把目光投向《纽约先驱报》——纽约“最得人心的”报纸，特别是在军队士兵中有强大的影响力。共和党人与该报的老板詹姆斯•戈登•贝奈特做了一笔交易，允诺给他一个驻外使节的职务，赢得了该报的支持。结果，《纽约先驱报》成为共和党人最为得力的宣传机器，它的加盟使共和党的宣传活动搞得更加气势了。民主党人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火炬游行上。在临近大选的那段日子里，北方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高举火炬游行的人群，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街道两旁则挤满了围观的支持者。他们高喊着政治口号，与游行队伍遥相呼应，显得颇有声势。民主党的报纸杂志也在日夜忙碌，整版整版地刊登与共和党针锋相对的文章和口号：“到了该换马的时候了！”“老亚伯撤掉了麦克莱伦，我们要撤掉老亚伯！”大选日前夕，关于战场上的士兵是否有权在选举中投票的问题突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共和党人主张给予士兵这项权利，而“铜头蛇”分子（指北方民主党中那些反对战争，暗中同情叛乱集团的人）则以各种理由阻挠士兵参加投票。两个政党在各州议会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允许参战士兵投票的议案在绝大多数州的议会中顺利通过，而“铜头蛇”们的努力也在新泽西、特拉华和印第安纳等州取得成功。但是，战争趋势已决定性地有利于北方。由于胜利在望，民主党人发觉自己被呼吁立即停战的政策宣言捆住了手脚。麦克莱伦为了挽救自己的竞选运动而放弃政策宣言。他说：“联邦无论任何必须得到维护。我们不能面对着我们勇敢的同志们的脸并告诉他们，我们已放弃了为之常常不惜自己生命的联邦。”于是，民主党的口号改为“麦克将夺回联邦”。结局印证了趋势：林肯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1月8日，尽管他的普选票稍显逊色——以2,206,938票（55%）对麦克莱伦的1,803,787票（占45%），但他获得了212张选举人票，在肯塔基、特拉华和新泽西之外的各州获胜，这显然是只得21张选举人票的麦克莱伦所望尘莫及的。林肯将选举结果看作是选民对联邦政府政策的支持，即支持恢复一个永远取消奴隶制的统一联邦，他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在第二任期内，他极力主张修订宪法，以使禁止奴隶制度在宪法中有所依据。1865年1月，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将禁止奴隶制的条款写入联邦宪法。正是这条修正案和他在1863年1月1日签署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使林肯赢得了“伟大的解放者”的称号。1865年4月9日，内战以北方胜利告终。4月14日，林肯主持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南方重建的规划。然而也就是在这天晚上，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头颅。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沉痛地写下这样的诗句：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我们的船安渡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目迎着我们的船从容返航，我们的船威严而且勇敢，可是，心啊!心啊!心啊!哦，殷红的血滴流泻，在甲板上,这里躺着我的船长，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马克思对林肯做了精辟的评价：“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吓倒、不会为成功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从不倒退；……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林小聪）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进步校长跻身政坛当伍德罗•威尔逊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一家人住在佐治亚州的时候，他就曾给自己做过一些名片，上面写着：“佐治亚州参议员伍德罗•威尔逊”。然而，他的邻居们，包括他的家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满脸雀斑、说话腼腆的小男孩，后来竟能够因成为合众国总统而彪炳史册。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是美国历史上“学术地位最高”的总统。威尔逊就任前曾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还当过律师、大学教授、校长和州长。与绝大部分美国总统的政治轨迹不同，威尔逊是由学界转入政界的，以一位学者出身的候选人所独有的风采登上总统竞选舞台。他的竞选策略独树一帜，竞选过程也颇费周折，最终凭借着非凡的胆识和谋略两度入主白宫。进步校长跻身政坛威尔逊的祖父系北爱尔兰移民，外祖父是苏格兰人，两家都是19世纪上半叶移居到美国的，且均为长老会牧师。1856年12月28日，小威尔逊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家庭环境对威尔逊的性格、世界观乃至政治理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世界观以宗教为基础并包含了某些民主精神，“上帝+人民”是他世界观的核心。威尔逊坚信“人民表达了上帝的意志”，而且认为自己恰恰就是实现这种联合意志的工具。威尔逊的世界观在他后来的博士论文《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的研究》中有所体现：深受欧美自由民主传统的影响，同时看到了国会在决策上的低效不符合现代政治潮流，主张像英国那样实行强有力的政府管理。宗教上强调负责、道德原则；经济上信仰自由主义，反对企业联合；政治上推崇强势总统和高效的管理。这三点合而为一，造就了一个“倾向进步，但精神保守”,或说“改革派其外，保守派其内”的威尔逊。威尔逊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总统，其政治路径自然与众不同。自幼梦想成为一名政治家的他，最初不得不屈从于父母的压力，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威尔逊在亚特兰大与朋友合作开设律师事务所。然而，律师业的不景气和自己的志趣使他认识到：“在律师界无法实现我的雄心，政界的道路要从教育界进入。”因此，他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修政治和历史学。应该说，在威尔逊通向白宫的道路上，第一块权势之砖就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铺就的。1885年，即将从该校研究生院毕业的威尔逊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国会政体》。在这篇论文中，他抨击了国会委员会的专断。文章词藻华丽，雄辩有力，极富激情，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因此名声大振。更重要的是，威尔逊也正是凭借此篇论文进入了政界人士的视野。之后，威尔逊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执教生涯，先后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利安大学和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威尔逊政治生涯的最大转机出现在1902年，就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近10年的威尔逊因其学术成就、能言善辩的口才和华丽的文笔受到了校方决策层的关注。其中，声名显赫的大资本家、校董克利夫兰•道奇和塞鲁斯•麦考密克更是把威尔逊看做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经两人的保举，校董会一致推选威尔逊为校长。10月，在威尔逊的就职典礼上，社会名流聚会普林斯顿，其中包括作家马克•吐温、前总统克利夫兰、黑人运动领袖布克•华盛顿以及金融巨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威尔逊的就职演讲再次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引起了摩根财团的政治掮客乔治•哈维的注意。他看到威尔逊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能够鼓动听众，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天生的总统料。此后，哈维便开始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在上层的影响，为这位“政治新星”铺筑通向白宫之路。威尔逊同样把校长一职看做是通向白宫的进身之阶。在校长任内，他再一次发挥主动性，对学校的教育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建立导师制，改革学生的住宿布局。普林斯顿的一些权贵子弟结社自重，拒绝与“粗人同时起居”，这引起向来对企业寡头作风反感的威尔逊的不满。他准备实行混合生活区制，并将此归结为一场“民主与财富利益集团的斗争”。尽管这场斗争并未成功，威尔逊却借此声名远扬。1909年，威尔逊完成了从“进步校长”到“进步州长”的角色转变。在普林斯顿当校长的这几年，哈维一直在为他积极奔走，向各级党魁和他们背后的大财团推销威尔逊。5月15日，哈维甚至在由他自己任主编、实际上受摩根财团控制的华尔街喉舌《哈泼斯周刊》上预言，威尔逊将在1910年成为州长，1912年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9月，威尔逊接受了新泽西州州长的提名，并击败了共和党的乔治•雷科。应该说，威尔逊在策略上还是利用了当时盛行的“党魁政治”，尽管他内心对此十分“厌恶”。成为州长之后，为了争取到更多选民的支持，同时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为更长远的目标做准备，威尔逊宣布与“政党核心”分道扬镳，并且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开始在本州进行改革。他充分发挥善辩的特长，说服州议会通过包括《直接选举法》《雇主责任法》在内的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法案。这些法律即使在全国来看也是很超前的，从而使威尔逊赢得了“进步州长”的称号，在党内和选民中的声望大大提高，为日后竞选总统铺平了道路。在美国政治史上，20世纪初是两党转型的重要时期。民主党在传统上自称是杰斐逊的党，极力主张州权，强调维护个人的权利。但美国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期，尤其从多次参加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布莱恩的政纲中可以看出，在联邦与州的关系上，他们也开始倾向于强化联邦政府的作用。可以说，自内战以来就逐渐发展的两党趋同在20世纪初期终于形成了：在政策上，两党并无本质的分歧，只是有策略或形式上的不同而已；在组织上，两党之间的党员互动愈加频繁，党员投票时更少受本党意愿的约束；在选民基础上，先前支持共和党的部分黑人逐渐转向了民主党，而民主党也得到了大企业家的政治赞助。与民主党一样，共和党内也出现了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的对峙。共和党曾经是进步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但始自1906年的分裂逐渐侵蚀着共和党的凝聚力：在1910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自1882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而且共和党还丢了纽约和新泽西等几个州的州长职位；在国会内，共和党“进步派”甚至与民主党联合起来对付日益保守的塔夫脱总统。这一分裂过程到1912年达到了顶峰：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日益对塔夫脱裹足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政策表示不满，最终从共和党中分裂出来，另组“进步党”，于1912年2月宣布参加该年的总统竞选。反观民主党，随着党内进步势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完成了向共和党进步政策的靠拢。在1908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虽然败于塔夫脱之手，但民主党凭借其进步程度不逊于共和党进步派的竞选政纲，正改变着选民和各利益集团的看法，并悄悄地扭转着不利地位，这在1910年的中期选举中可见一斑。乘着1910年中期选举的胜利之风，民主党人迎来了1912年的大选。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三足鼎立二虎相争（1）1912年的大选舞台可谓是精彩纷呈，不仅角色众多，而且人物性格各异。在任总统威廉•塔夫脱为人和蔼可亲，但胆识和魄力稍显不足。“即使我愿意做，我也做不到；即使我能做到，我也不愿做”便是他的写照。新闻记者对他的评价是“没能垄断头条新闻”，集中反映了他消极守成的性格特征。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精力旺盛，极富进取心，说话咄咄逼人却不失人情味，在决心重返政坛之时表示“战斗仍在继续，我要赤膊上阵”。有一次他对记者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头雄麋。”后来进步党就以雄麋作为他们的党徽，进步党也因此被人们称为“雄麋党”。“雄麋”不仅体现了罗斯福的性格，而且也体现了进步党人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反观威尔逊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校长，温文儒雅，词藻华丽，善于说教，但其长老教派的家庭环境和长期的学术生涯却带给他一个政治上致命的个性：固执，不善于妥协。“宁可战败千百次，也决不为不光彩的妥协而朝三暮四”，是威尔逊一生至死不渝的信条。在三位总统候选人中，共和党人塔夫脱信奉保守主义，进步党候选人罗斯福坚持进步主义，民主党的代表威尔逊则提倡自由主义。尽管三个人的政治信念有所不同，但也只是在一个共识内的倾向分歧。这个共识就是：美国已经跨入一个新的时代，面对势力日渐膨胀的垄断特权以及由这一特权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控制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个时代要求社会均衡地发展；社会弱势群体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运动也进入一个高涨期。此时，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权力分配失衡的完全自由放任政策，显然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就连塔夫脱也承认：那美好的尽情获取而不负社会责任的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主张不同、性格各异的三位候选人悉数登场，一场三雄逐鹿的好戏即将上演。然而，这三位主人公在走上前台，成为舞台核心的过程中都颇费了一番周折。西奥多•罗斯福在1909年就已离开白宫，并深信他的继任者会继续奉行他的政策。当发觉塔夫脱的保守倾向之后，他大失所望。1910年6月，罗斯福结束了非洲和欧洲之旅回到了美国。经过共和党进步派和部分利益集团的几番劝说，罗斯福相信塔夫脱已经“叛变”，“投降了大老板和特权集团”，于是在1912年2月宣布重出江湖，参加下一任总统竞选。他说“我的帽子在竞技场”，并对自己在1908年发过的誓作了辩解：那时决心不做第三任总统是指连任，而这次不同，是隔任。尽管罗斯福还年轻，精力旺盛，雄心不减当年，在人们心目中仍有着很高的声望，但争取党内的提名则是另一回事了。毕竟此时的共和党领袖是在任总统塔夫脱，而且对罗斯福最为不利的是，共和党各州代表大会都选出了较保守的“忠诚分子”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为避免党内分裂而便宜了民主党，有人曾建议塔夫脱和罗斯福都退出竞选，以便提出一个折衷候选人。罗斯福寸步不让：“我提议折衷候选人，那就是我。”他谴责塔夫脱这位从前的老朋友“连普通的行为守则都不遵守了”。塔夫脱也不甘示弱，回敬说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者都是“政治上的感情用事者”和“神经病患者”。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没开幕，1912年总统竞选就在共和党内部的争吵和谩骂声中拉开了序幕。6月，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由保守势力一手操纵的提名似乎使这一程序成了走过场。大会在主席利赫•鲁特的控制下，许多进步派的提案被宣布为不合规章，他们的主张遭到压制，以至于罗斯福的支持者们不得不用起哄的方式对付这种“高压政策”，他们愤怒地叫嚷：“你们不该强取豪夺。”这样，在保守的“忠诚分子”的投票选举下，塔夫脱只经过了一轮投票就得到了提名，并由詹姆斯•S•谢尔曼再次和他搭档，角逐是年的总统、副总统职位。由于谢尔曼不幸于几个月后病逝，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莫里•巴特勒继任为候选人。共和党进步派的主张未能在党内得到伸张，他们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在确定罗斯福准备独立提出纲领参加竞选后，他们决定另树招牌，组建第三党同共和党和民主党一决高下。8月，由社会工作者、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一些赞成新国家主义纲领的进步分子组成的“进步党”也在芝加哥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大会以欢呼的方式一致提名西奥多•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加利福尼亚国会议员海勃姆•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后，罗斯福发表了题为《信仰自由》的接受提名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集中阐述了“新国家主义”的主要原则，呼吁改善工厂的工作条件，对农业实行援助，给妇女以选举权，实行参议员普选制，征收联邦所得税，设立专门的联邦机构管理托拉斯，甚至提出通过公民投票否决法院判决这样的激进政纲。虽然进步党的势头一度压过了传统两党体制中的共和党，但并不能说进步党就一定能问鼎白宫。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曾多次出现第三党，如1826年的反共济会党，后来的美国党、自由土地党和绿币劳工党等，他们都是两党政治游戏的“搅局者”，尽管有些党派颇能造势，还能获得一定数量的选票，但从未有任何第三党撼动过两党的地位。虽然如此，第三党的出现毕竟有其历史背景和依据，而且一经出现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1912年正处于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政党活跃期，所以才会有罗斯福另组进步党并参加是年竞选，还有尤金•德布斯领导的主张实行“国有化”的社会党等党派也参与了竞选。由于共和党的分裂，历史留给民主党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精诚团结，上下一心，推举出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民主党打破连续16年被拒之白宫门外的记录是轻而易举的。然而，民主党的候选人提名并非一帆风顺。民主党也由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组成，其中进步派的首领就是曾经三度参加总统竞选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时任众议院议长、来自密苏里州的钱普•克拉克则是保守派的宠儿。作为“改革派其外，保守派其内”的威尔逊在党派分歧中可以说是左右逢源：他既可以搬出任校长和州长时的“进步”政绩笼络党内的左翼，又能够利用他长老会牧师的家庭背景以及同哈维的关系，在投票的关键轮次向“华尔街的民主党代理人”们暗摇橄榄枝。在代表大会临近之际，威尔逊做了两件事：一是“离间”保守派联盟；二是在采纳夫人埃伦的建议，主动修复与布莱恩的关系，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自己还是个“布莱恩分子”，1900年和1908年时都是支持他的。6月25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尔的摩召开。壮心不已的“进步斗士”布莱恩再次宣布争取党内提名，此外还有来自亚拉巴马的奥斯卡•安德伍德和俄亥俄州州长贾德森•哈曼两位实力稍逊的竞争者。但为党内“忠诚分子”和坦慕尼成员把持的大会一开始就把大多数的选票投向了克拉克。尤其是在第10轮，克拉克几乎获得党内的提名了，只是还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这时，威尔逊看到自己无望获胜，甚至还发电报告诉他的竞选班子准备放弃，幸亏他的智囊人员及时阻止了他。直到第14轮，竞争主要还是在克拉克与布莱恩之间展开。但到了第14轮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威尔逊异军突起，逐渐取代了布莱恩的位置，与克拉克形成了对峙。这其中大有玄机。布莱恩发现自己在与保守势力的对抗中处于不利的位置，既然得不到华尔街的支持，不如作战术上的退却，转而支持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他将所有内布拉斯加州的选票转至威尔逊名下，这里可以看出布莱恩老道的政治手腕。威尔逊在新泽西州长任上实行的一系列进步改革使布莱恩看到，尽管言辞保守，威尔逊在民主党内还称得上是个“布莱恩化”了的进步分子。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三足鼎立二虎相争（2）在哈维上校的活动下，许多民主党的头头和华尔街大佬们，甚至包括一些保守分子，逐渐对这位有着进步声名却“内心保守”的威尔逊产生了信心，况且民主党正需要这么一位“牧师”式的人物宣传他们的纲领，吸引选民们的视线。民主党人也认识到：如果民主党不提名一位强有力的进步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就会拉走部分准备支持民主党的进步派的选民。战术上退一小步，战略上则进一大步。在布莱恩的支持下，威尔逊在第28轮开始占据上风，并在第43轮赢得多数。投票到第46轮时，安德伍德也宣布放弃竞争，将选票转至威尔逊名下。当威尔逊获得提名的时候，已是次日凌晨。事后有人说，在这场提名大战中，“布莱恩赢得了声名，而威尔逊则获得了提名”。（大选获胜后，作为报答，布莱恩被威尔逊任命为国务卿。）民主党的提名结果其实并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倒是进步党的成立吸引了许多人的视线，新闻记者自然给予很多的报道。由于进步党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共和党的进步派，加上塔夫脱的政纲又比较保守，所以共和党的人气急剧衰落，一度使塔夫脱失去了信心，认为“全国有这么多人不喜欢我”。实际上，塔夫脱很早就成了竞选舞台上的一个配角，因而1912年的竞选基本是在民主党和进步党之间展开的。正所谓：驴象雄麋三足鼎立，“民主”、“进步”二“虎”相争。在三党推选出各自的候选人之后，1912年大选在竞选纲领的争吵声中正式上演了。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竞选纲领——“新自由”和“新国家主义”，虽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分歧。在关税问题上，民主党主张大幅降低关税，进步党则赞同保护性的关税。在“州权”这个传统的斗争领域，民主党强调州权，进步党则要求扩大联邦政府的管理权限。民主党虽然没有提出广泛的福利社会计划，但主张限制使用反对工会的禁令，还承诺降低农业贷款的利息，使农场主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得到在人数上占很大比例的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两党政纲最大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和应对大企业的合并，或者说垄断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可以说，对这一在当时最为重大的社会经济焦点问题的态度是考验两党候选人的试金石。西奥多•罗斯福对大企业的合并并不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经济上的合并不可避免，但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加强联邦政府的职能以对特权势力进行控制和管理，从而消弭社会弊端，增进社会福利。威尔逊虽然也赞同大企业的联合，但与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不同的是，其政纲“新自由”强调“有节制的竞争”，而不是“有节制的垄断”。作为一个传统而虔诚的长老会派信徒，威尔逊的价值观中个人主义的色彩还是十分浓厚的，他认为个人应该也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对上帝负责”。威尔逊反对垄断的目的是恢复自由竞争，为中小企业创造竞争的条件。“创造一个自由的政府，保证一种自由的经济”是“新自由”的政治理想。如果说“新国家主义”还包含有一丝“抑强扶弱”的意味的话，那么，“不偏袒任何人”的“新自由”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了。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冷冰冰的，被罗斯福斥为“乡村保守主义”的政纲重新唤起了美国农场主阶层、小城镇居民和广大中产阶级的希望，受到中下层人士的热烈欢迎。结果，威尔逊不仅保住了民主党的传统势力范围——南方，还赢得了中西部农场主、部分城镇居民中少数民族集团的支持和拥护。尽管如此，在外界人的眼中，尤其是在报界宣传中，威尔逊也不完全是个正直无瑕、传播福音的“道德卫士”。这位学富五车的教授，经过十几年的官场“洗礼”，早已变成了一个老于世故的圆熟政客。竞选开始后，好弄权术的威尔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显示出作为一名学者出身的候选人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手腕。威尔逊的政治生涯与华尔街密切相关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早年支持威尔逊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道奇和麦考密克，一个是纽约银行家，一个是芝加哥国际收割机公司的老板。因而，威尔逊素有“华尔街教授”之称。在威尔逊竞选期间，乔治•哈维在每期的《哈泼斯周刊》上都刊登一条醒目的竞选广告：“支持伍德罗•威尔逊当总统。”这可吓坏了急于为自己树立进步形象的威尔逊，他公开宣称自己同哈维和他的“华尔街朋友”已经“决裂”，但私下里又写信给哈维，向他解释，说自己“无意得罪一位真正的朋友”。久经官场的哈维自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急忙撤销了竞选标语。一直口口声声说要根除党阀政治的威尔逊，为了回击对手对他竞选经费不干净的指责，发起了“接受小人物捐款”的运动。但实际上，威尔逊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华尔街阔佬们捐助的。1912年秋天，在参议院的要求之下，威尔逊的竞选班子不得不公布了捐助名单。结果舆论大哗，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威尔逊。事发之后，不知所措的威尔逊一边推脱接受捐助的责任，一边督促华尔街收回政治献金。出身于南方的威尔逊从内心来讲并不同情黑人，但迫于党内自由派和黑人社会的压力，他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7月16日，威尔逊会见黑人领袖时，表示“需要和寻求黑人对竞选的支持”，还许下诸多回报的承诺。当报界报道了这件事后，威尔逊惟恐得罪保守派和南方势力，赶忙予以“澄清”，否认自己曾会见过黑人，更没有许下过什么承诺。对于威尔逊这种出尔反尔的伎俩，著名黑人运动领袖和学者威廉•杜波伊斯轻蔑地说：“整个来说，我们不相信威尔逊先生对黑人有好感。”美国总统选举往往是一场闹剧：台上的候选人施尽各种招数笼络选民，忽而威颜正色，忽而摇尾乞怜，忽而又大骂后台老板，但谁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幕后交易”和闹剧的潜台词。哈维在威尔逊入主白宫之后就曾经说：大资本家“对威尔逊先生发表的在他们看来是过激或是威胁到他们利益的言论并不介意，他只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罢了”。你方唱罢我登台。10月14日晚上，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做巡回演说的“雄麋”罗斯福正准备驱车前往当地一个大礼堂发表演说时，被一名叫约翰•西兰克的狂热分子开枪击中了胸部，子弹穿过了他的上衣和口袋内的一叠讲稿。当人们围观上来时，他却大叫“不要伤这个人”，并坚持要做完演讲再去医院。到了礼堂，当他向人们微笑致意时，人们“不约而同地肃然站起，发出爱戴的惊呼和同情的感叹”。他用近乎耳语的喘息声请求大家保持安静，并表示“尽力讲好，不过我体内有一颗子弹”。当他拿出浸满鲜血的讲稿时，人们又是一阵惊呼。罗斯福却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还活着，我有话要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一直讲下去。”听众中一片死寂。罗斯福继续说：“我这一生中已经度过一段极其悲壮而英勇的时光，现在正在继续经历着……”当他将他的新国家主义讲完时，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演讲结束后，被送进了医院，这才知道子弹打断了他的第四根肋骨，还好由于他强健的体魄，最终没有倒在讲坛上。事后，出于礼貌和对这位“进步斗士”的尊敬，塔夫脱和威尔逊都表示暂停他们的竞选活动，以示公平。在“密尔沃基事件”中，虽然不排除罗斯福“做秀”的成分，但能面对淋漓的鲜血而保持镇定自若，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信仰的力量在支撑着他的。最终，在华尔街大佬、企业界人士和分裂的共和党人的帮助下，威尔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竞选的胜利。选举结果是：威尔逊获6,296,547张选民票（约占总票数的42％）和435张选举人票；罗斯福获4,118,571张选民票（约占总票数的27％）和88张选举人票；塔夫脱获3,486,720张选民票（约占总数的23％）和8张选举人票；社会党、禁酒党和社会主义工党都只获得少量选民票，选举人票则一张未得。从选民票的分布状况来看，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的总票数超过了威尔逊。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党不发生分裂的话，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未必能问鼎白宫。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天使”“魔鬼”争执牛耳（1）从19世纪末开始的“进步运动”在美国历史上是一场由乡村到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跨世纪的伟大社会改革工程。严格地说，有幸领导这场运动的美国总统有四位，他们是威廉•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如果把进步运动比作一场接力比赛的话，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无疑是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他所处的时代，正值进步运动的第二个高潮，也是对进步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巩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统治阶层也逐渐认识到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正像威尔逊的密友、得克萨斯州的“政治老板”、大资本家爱德华•豪斯说的那样，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免于社会革命的威胁，必须向农民和劳工运动做出让步。白宫的新主人威尔逊是一位对“强势总统”推崇备至的政治家。走马上任头一个月，他就打破惯例亲临国会宣读自己的执政计划。由于威尔逊的这种主动精神和天赋口才，再加上民主党在国会成为多数党的有利地位，“新自由”很快就从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的政治纲领变成了立法行动，成为威尔逊在第一届任期内的突出政绩。“新自由”政策有三大立法行动作为其支柱：其一是关税法案；其二是银行改革；其三是反托拉斯政策。对于关税问题，威尔逊始终认为自南方重建后的保护性关税体系是助长托拉斯恶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所谓的“托拉斯之母”。威尔逊认识到这一方面不利于小企业的生存，同时也人为地减少了同国外企业的竞争，继而损害了工业的发展动力。从对外贸易来讲，保护政策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性的高关税壁垒，这无疑对于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美国企业十分不利。在威尔逊和他动员的国会两院民主党的努力下，1913年10月3日，一个降税面达900多种商品，平均降税幅度达11%的《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终获签署。此举不仅使威尔逊深得进步势力的信任，而且从中受益匪浅的中西部农场主们均表示赞许，就连大企业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新税法为美国的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向国外市场的窗子”。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威尔逊又集中对联邦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攻坚。12月，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又名《格拉斯—欧文法》），从此美国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金融管理体制，尽管并不十分健全，但对于应付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协调经济发展和美国经济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是威尔逊在内政改革方面最为辉煌的成就。对于最为棘手的“托拉斯”问题，威尔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直到1914年10月才和国会达成一致，签署了《克莱顿法》。此法确认了商业行为上的“合理原则”，并对“不公正”的商业行为列出清单，同时还相应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反托拉斯的具体执行部门。该法案还将劳工运动排除在“限制自由贸易”的行为之外，从而获得劳工组织的支持。从上任到1915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威尔逊主要是实践其“新自由”的政治纲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仅维护了自己的“进步主义者”形象，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1916年大选做了准备。与在野候选人相比，在任总统的职权是一个很重要的助选工具。每当大选来临，在职总统总能利用手中的人事任命、行政命令和立法倡议等权力提出一些举措，向选民做出一些姿态，拉拢选民，得到他们在舆论上的支持，以期获得党内的再次提名和竞选的胜利。1915年下半年，威尔逊开始由“新自由”转向“新国家主义”，这一政策转移在1916年达到了顶点。如果说这种转向在1915年是历史进程所驱动的话，那么1916年的一些措施则多少带有备选色彩。这些备选姿态主要有：任命了他的密友、进步主义人士路易斯•布兰代斯为最高法院法官，使之平衡以首席法官塔夫脱为首的保守势力，借助立法手段推进社会改革；通过了一系列的社会立法，如处理工伤事故的《联邦雇员赔偿法》、对铁路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亚当森法》和禁止使用14岁以下童工的《基廷—欧文法》等。为取悦中西部农场主，威尔逊还批准了《联邦农场贷款条例》，使得农场主们更容易获得农业贷款。如果说1912年大选的竞选主题是关乎社会公正的“进步运动”的命运的话，那么到了1916年，面对战作一团的欧洲，面对屡屡挑衅的德国，同时面对战时难得的商机，美国将何去何从，是战还是和？广大选民拭目以待。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美国远离战争尘嚣，因而威尔逊选择了“中立政策”，充分利用这场消耗战带来的战时需求以及英法等国撤出后出现的世界市场的真空，同交战双方和其他国家做生意。威尔逊的这一政策选择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传统上，为保守势力固守的“孤立主义”是使美国置身欧战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现实的角度讲，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一边是对英国怀有深厚感情的“老移民”及其后代和东南欧的新移民，一边是对英国怀有敌意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对此，除了“中立”，威尔逊政府很难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外交政策。即使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对美国这个列强中的“新贵”来说，在还没有获得绝对的实力之前，它不希望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胜利并取得全部的“战利品”，从而有实力和自己抗衡。所以在战争还未现出失衡的端倪之前，美国是不会插手介入的。它还需观望，伺机而动。美国这个时期实行的“准孤立政策”给其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正是凭借这一政策，美国很快就摆脱了战争初期的衰退，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从经济繁荣中大受其益的不仅是大企业家，还有中间阶层，甚至包括广大的劳工阶层，当然还有在职总统威尔逊。其实，正是生产利润的增加和经济的光明前景，才使得威尔逊倡导的一系列社会和劳工立法获得顺利通过。此时，威尔逊的个人声望也因其“进步”立法和中立倾向而达到了顶峰。就这一点来看，1916年注定是属于威尔逊的，属于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天使”“魔鬼”争执牛耳（2）1916年的共和党，虽然没有了像1912年分裂那样严重的问题，但在野党的不利地位使他们在竞选政纲的选择上与执政的民主党相比显得处处被动，而竞选纲领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决定着选举的最终结果。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西奥多•罗斯福非常想获得提名，但1912年的分裂行为使他失去了党内大多数人包括进步分子的信任。进步党虽然想再一次提名他作候选人，但这位素以政治热情高涨、精力充沛著称的“第一骑兵团的指挥官”对两党制开始深信不疑，认定第三党不会有什么作为。罗斯福拒绝了这份荣誉，并且意味深长地说：“美国人民信奉两党制，而在我们的政治中是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的。”6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在党内提名的投票中，来自纽约州的州长、曾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查尔斯•伊万思•休斯在第3轮投票时获得了提名，与他搭档的是罗斯福的老副总统查尔斯•W•费尔班科斯。休斯是一位温和的进步派人士。从这次的提名结果来看，共和党显然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提出了一位既能为大企业家接受，又能顺应改革时代潮流的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上，休斯也抓住了对外政策这个焦点问题，但他抓住了要领却未能提出切近选民心理、立场鲜明的口号。他针对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和竞选口号提出了“美国利益第一”的主张，时而指责威尔逊的政策“过于因循守旧”，时而又谴责英国和德国“对美国商业和邮政的不正当干涉”。休斯支持一种“真正的中立政策”，但是当人们问其“美国利益”该如何维护时，他又无法给出一个明确而有力的答案。休斯的纲领之所以含糊不清，是由他在党内的处境决定的：如果他采取罗斯福的主张，认为“中立政策”在捍卫美国人的权利方面不够主动，那他就会得罪大部分倾向于“和平”的选民；如果向威尔逊靠近，他疏远的是诸如罗斯福、洛奇这些党内鹰派。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使得休斯提出的竞选口号让人们觉得模棱两可，似乎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休斯在这一点上显然是失算了：他不知道他所面临的选民要他回答的只有一个字，要么“是”，要么“不”。为此，反对派奉送给了休斯一个诨号：“查尔斯•模棱两可•休斯”（在英文中，“伊万思”与“模棱两可”以同一字母开头）。相比之下，民主党的党内提名就显得顺利多了。在6月14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新泽西州法官约翰•威斯科特再次发表提名威尔逊的演讲，仅经过了一轮投票，威尔逊就以1096对1票获得了连任提名。威尔逊能够如此顺利地获得提名，一方面是由于党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他在第一任的政绩和在选民中的威望。威尔逊自上台以来促成的一系列改革法案，尤其是1916年实行的一些助选政策，在最大限度上为他争取到了选民的支持，使得他的个人威望也空前提高。对于这一切，民主党人是不会熟视无睹的。民主党看清了当时选民的普遍心理，提出了“他使我们免于战争”的著名口号，把威尔逊装扮成“大天使长”的形象。在民主党的竞选者游历全国时，都强调要“避开战争”。在散发于全国的竞选小册子中，也提醒美国的母亲们，是威尔逊“从不义的战场上拯救了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在投票前的11月4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以整版的篇幅为威尔逊造势：“是要威尔逊的光荣与和平，还是要罗斯福和休斯的战争？”这种旗帜鲜明的竞选纲领与休斯含混的“美国主义”形成了对照。民主党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们给休斯贴上了“罗斯福战争党”的标签：他们在罗斯福支持休斯的声明上大做文章，千方百计使选民相信休斯和罗斯福的主张并无二致。他们还威胁说共和党的胜利即意味着美国要卷入欧洲战争，休斯和罗斯福都是“战争魔鬼”。这对于离间休斯与选民的关系无疑是有效的，因为民主党知道选民对罗斯福这个“身上散发着火药味”的鹰派分子都是“避而远之”的。威尔逊也深知这一点，他甚至不准备浪费时间回击来自他对手的各种攻击：“我决不会谋杀一个慢慢地而且肯定是在自杀的人。”威尔逊并没有亲自组织什么竞选活动，只是在新泽西海滨长堤城他的避暑新居“荫凉的草坪”中，发出一篇篇的文章，大谈他是如何用现行的政策来“既维护了和平，又从未放弃过美国的利益的”。这就是1916年大选的基本情景。多数美国人的态度和立场是，既想得到对德国屡次挑衅答复，又不想政府卷入战争；对企业界来说，参战意味着损失另一半的市场，还意味着政府将对经济实行管制；对广大中间阶层来说，除了所得税会增加之外，兵役也是逃不掉的；而对劳工阶层和方兴未艾的妇女运动来说，战时对公民权的限制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两党给选民提供的选项，一方是“天使”，另一方却是“魔鬼”。正式的竞选还未开始，两党的命运似乎就已注定了。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妇女助选再度问鼎美国妇女获得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是在1920年宪法第19条修正案通过之后，但在此之前，有个别州已经通过法律，给予本州妇女以选举权。第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州是怀俄明州，在1869年还是联邦领地时就通过了相关的法律。到1916年，陆续共有9个州，主要是西部州，纷纷效仿，包括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等州。尽管这些州的妇女刚获选举权不久，却有着极强的参政意识，其选举倾向和选举行为有着自己的特点。有选举权的妇女虽然为数不多，但也有近400万人，且大都分布在对选举结果影响很大的关键州，这对于每票必争的候选人来说不容忽视。1916年的妇女选民基本上有两种选举倾向，一部分集中于“和平”问题，不希望卷入欧战，破坏眼前平静的生活。另一部分则关注“进步”问题，这部分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华盛顿州的“进步”妇女为代表，认为诸如反童工法案这样的社会改革不应因大选换届而中断；另一类以怀俄明州妇女为代表，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受益于威尔逊政府的《亚当森法》或是《联邦农业贷款条例》，使得她们不自觉地倾向于“进步”。无论是倾向于“和平”，还是关注于“进步”，大部分妇女选民都从自己的政治观和利益而非家族政治传统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还摒弃了党派成见，进行跨党投票。显然，威尔逊和休斯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相应采取了一定的竞选策略。休斯在竞选过程中开创了一个先例：总统候选人夫人陪同丈夫一同参加竞选旅行。夫人助选，一则给候选人增添了激情，使他保持昂扬的斗志；二则给选民留下候选人是个重家庭的“平民”印象。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夫妇竞选还会起到争取妇女支持的作用。难怪休斯对记者们说他的妻子是“共和党最伟大的人”。休斯为了争取妇女选票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一边拉拢“国家妇女党”，让这个还只是个俱乐部的组织为他助选，一边向西部开出了一列“妇女列车”，大肆鼓吹他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安东尼联邦宪法修正案》。“国家妇女党”虽然不遗余力地号召已有选举权的妇女支持会给她们全国的姐妹们带来选举权的休斯，但是效果甚微，因为她们不知道广大的妇女究竟最需要什么。休斯不仅在妇女问题上未得要领，而且在党内团结上也言行失当，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忽略握手事件”。事情还得追溯到1912年，由进步党提名的罗斯福的竞选伙伴海勒姆•约翰逊在竞选失败之后回到了加利福尼亚这个进步主义者的重要地盘，不久便当选为该州州长。1916年，约翰逊以“好战的进步派”身份角逐加州联邦参议员席位。与共和党内的保守派相比，他和他领导的进步派在加州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对于休斯来说，与约翰逊的亲疏远近对能否获得该州的支持至关重要。然而，当休斯西部一行于8月来到加利福尼亚时，却似乎是有意避免党内之争，维护自己的“超然”形象，故意同约翰逊和进步派保持一定的距离。8月21日，两个人都住在长滩的同一家旅馆却没有会面。事后，休斯回到洛杉矶，知道了此事，便主动给约翰逊送去了一张表示友好的便笺，但为时已晚。约翰逊表面上支持休斯，实际上并没在加利福尼亚帮他什么忙。约翰逊竞选联邦参议员进行得很顺利，休斯却失掉了整个加州的支持。休斯离总统宝座最近的时候只差12张选举人票，而加州就有13张选票。大选过后，纽约州的一位国会议员曾把此事比作“一美元的失败”。他假设说，如果当时“有个明智的人，身带一美元，得知休斯和约翰逊住在同一家旅馆时，请他们到他的房间来，花75美分要3杯苏格兰威士忌，剩下25美分留给侍者作小费。这点酒会使他们增加相互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休斯就会赢得加州，并成为合众国的总统”。显然，这将事件过于戏剧化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在大选的过程中，地方选举与总统选举、本党地方实力派与总统候选人之间的某种联系。与谨小慎微的休斯相比，民主党人威尔逊则显得颇有气度，并且再次显示出作为一名学者型总统的政治谋略。同样是争取妇女选民，威尔逊却能将“进步”与妇女问题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一次，他发动了“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和大发明家、企业家托马斯•爱迪生为其助选。爱迪生向报界发表了一些文章，声援威尔逊的竞选活动。而福特则用实际行动向公众表明，威尔逊将是个值得信赖的“进步总统”。10月10日，福特宣布在他底特律的工厂里实行“男女同酬”，每天都是5美元。这一首创之举很快就引起了国人的瞩目。福特还对报界说，他的这一想法是不久前同威尔逊总统一次“关于妇女进步运动的鼓舞人心的谈话”后产生的。他表示，在威尔逊总统的劝说下，认识到如果其他企业能这样做的话，会发现“能给我们带来同对男子那样做时一样的好处”。虽然福特一再声明他不会给任何一个竞选基金捐赠一分钱，但他毫不掩饰自己要为威尔逊作“竞选宣传”，并且准备在一些关键州的大报纸上阐述他对“和平和8小时工作制”的观点。他说，整个国家都能朝着总统设计的路线走下去是很重要的。他甚至表示他对威尔逊总统已是“襟怀坦白”。能够得到一些有势力有影响的大人物助选，对候选人来说是很幸运的。他们不仅代表上层阶级的形象，会在上层社会产生连锁反应，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盛行“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中，那些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的言论无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很容易在普通选民中产生共鸣。当然，“进步”只是这场角逐的焦点问题之一。在1916年，和平而不是战争才是广大妇女最想得到的答复。因此对她们来说，民主党《使我们免于战争》的口号显然要比休斯要她们“关心东部的姐妹们”更富吸引力，更符合她们切身利益。尤其是在福特公司实行了男女同酬措施后，广大的妇女选民更是倾向于威尔逊了。由于当时的通讯技术不够发达，在11月7日进行的最终投票也颇具戏剧性。这天夜里，选举的消息最先从东部选区传来，除了新罕布什尔和马里兰两个州之外，休斯赢得了波托马克河以北东部各州的全部选票，并且还囊括了中西部的几个州。时过午夜，他已有把握获得254张选举人票，再有12张他就将拿下这场竞选了，而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手中就有13张选举人票。休斯认为自己已是胜券在握，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于是就上床睡觉，大做其总统梦去了。几家报纸的最新版纷纷登出了休斯的巨幅照片，连一直支持威尔逊的《纽约时报》也承认了休斯的胜利。威尔逊丧失了信心，觉得没什么希望了，甚至考虑给休斯发贺电。然而当新消息一点点从西部传来时，奇迹发生了。根据最后对所有选举报告的统计，威尔逊以3800多张选民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并几乎赢得了整个西部和旧南方，最终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49.4％比46.2％）险胜；在选举人票上，休斯所获得的254张没有得到丝毫的增加，而威尔逊却获得了277张，结果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据说，当一名记者在清晨叫开休斯所住的房间时，服务员告诉他说：“总统正在休息。”记者回答说：“他醒来时告诉他，他不再是总统了。”如果说在1912年选举中，威尔逊的选民票数还少于塔夫脱和罗斯福的票数之和，还是个“少数票总统”的话，那么到了1916年，他的总选民票数超过了休斯，成为一名真正的“多数票总统”。威尔逊最终能够获得连任，一方面是他在首任期间的改革和进步行动，尤其是执政后期向“新国家主义”的某些转变得到了公众的认可，甚至连一些以前的“雄麋党”分子也被吸引到民主党的旗帜下，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进步分子的“叛变”即是一例。另一方面，1916年实行的一系列社会和劳工政策，使威尔逊获得了农场主甚至共和党的一些农民和广大劳工的支持，就连许多社会党人也投了威尔逊的票。当然，还有西部诸州的妇女选民也是功不可没。在威尔逊获胜之后，波特兰的妇女游行庆祝，打出标语写着“另一个威尔逊的四年，另一个繁荣的四年”。（陈波）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创伟业英俊少年命运多舛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暴跌，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西方社会处处弥漫着茫然和绝望。3年之后的1932年，美国人民又一次面临选择，他们要选出一位能将这个国家从日益深重的萧条中拯救出来的总统。大浪淘沙，一位巨人走出来了，他就是身残志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身患残疾却意志坚定，也是惟一连任4届的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当美国深陷经济萧条而不能自拔时，是他从悬崖边上挽救了这个国家；当世界旋即为法西斯狂潮吞没时，是他领导着美国承担起“捍卫民主国家”的责任；当他的士兵们即将把胜利的旗帜插上敌人的阵地时，他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留给他们的只是记忆中他昂头微笑的面庞和铿锵有力的声音。让我们重温这些老照片上的历史瞬间：镜头一，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露宿街头的失业者，从他呆滞的眼神中，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茫然和绝望；镜头二，就职前的罗斯福同人们握手，脸上洋溢着此后陪伴了美国人民12年的微笑，这微笑不知给了多少人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镜头三，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形容憔悴的罗斯福端坐中央，使人们缅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丰功伟绩；镜头四,罗斯福的灵柩运抵华盛顿，迎接的人群中，一位正在演奏的黑人号手泪流满面。英俊少年命运多舛1882年1月30日，一个寒冷冬日，在纽约州赫德森河畔海德公园村一个农场主兼商人的家中，诞生了一个婴儿。尽管难产，而且刚出生时还哭不出声，甚至昏迷不醒，但是在医生的救护下总算活了下来，这个幸运的男孩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从此，不幸和幸运就交织在他的一生之中。不知是上帝对不幸的人尤其眷顾还是历史对坚强的人特别垂青，1932年，罗斯福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在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他丝毫没有辜负那个时代。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走到了一个艰难关头时，正是这位有着钢铁般意志和巧妙手腕的政治家，用他的“新政”和反法西斯战争造就了一个时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时代”。少时的罗斯福倍受父母的宠爱。5岁时，他曾随着父亲去白宫做客，临离开时，正为国事困扰的克利夫兰总统拍着他的头说：“我的小男子汉，我有一个奇怪的愿望，那就是祝你长大后千万不要当美国总统。”长大后的罗斯福相貌英俊，体格健壮，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加上家族熏陶出来的“贵族气质”，他很快成了受人欢迎的公众人物，从而也培养了他活泼开朗、喜欢交际的性格。1897年，罗斯福被送入了专门培养富家子弟的格罗顿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4年，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受校长思迪科特•皮博迪牧师的影响。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历史学。在哈佛，罗斯福开始崭露头角，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还担任了校报《红色哈佛报》的主编。22岁时，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取得律师资格后离开学校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年轻气盛的罗斯福深知自己的志趣不在律师事务所里，于是在朋友的支持下于1910年，参加了纽约州达切斯县州参议员的竞选并获胜，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任州参议员时，罗斯福以年轻人特有的勇气同政党机器斗争，反对党魁操纵联邦参议员选举的“蓝眼睛比利事件”使他在党内小有名气。1912年大选期间，他认定威尔逊会赢得大选并积极为他助选。威尔逊获胜后，十分欣赏这位年轻人，任命他作海军部长助理。由于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不经常在华盛顿且对海军不在行，许多事情都是由罗斯福做出决定，因此7年的部长助理工作大大增进了他的决断和管理能力。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吸引人的姓氏（他和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远房叔侄关系），他的政治生涯一帆风顺，直到1920年被民主党推选为副总统候选人，与是年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搭档竞选。尽管失败在意料之中，他却借此声威大振，成了党内维护团结的核心人物。然而不幸很快降临。1921年8月，正在加拿大坎波贝洛度假的罗斯福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经受病魔打击的罗斯福反而变得更加成熟、乐观，意志更加坚定，也更富同情心。罗斯福并未因此而自暴自弃，他在自家院外安装了双杠，还坚持游泳，去佐治亚洗温泉，一直到他自己能够借助双拐行走。1928年，重出政坛的罗斯福很快就以行动说服了民主党和选民：尽管身患残疾，他在性格和人格上却比以前更加成熟了，更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领导人。他赢得了纽约州选民的信任，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并且连任两届。在州长任内，罗斯福面对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在州内采取大胆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而成了举国瞩目的明星，在民主党内也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喧嚣的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主要由沃伦•哈丁、卡尔文•柯立芝两位共和党人执政。期间，主导的经济政策是以传统自由主义为依据的“自由企业”制度，联邦政府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总体来说采取的仍然是“零敲碎打”式的“准放任”政策。社会存在着两种积累：一种是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这是显性的积累；另一种是社会经济矛盾的积累，这是隐性积累。1928年，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乘经济高涨之机登上了总统宝座。然而好景不长，被20年代“柯立芝繁荣”掩盖起来的社会经济矛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破坏力急剧爆发。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暴跌，经济危机总爆发，史称“黑色星期四”。一夜之间，人们的财产化为乌有，银行纷纷倒闭，房产、抵押被没收，失业人数急剧攀升，最高时曾达到1700万人。无以维生的人们流浪街头，境况稍好的中产阶层也以“黑面包”充饥，大多数失业者不得不以垃圾桶里的东西为食。戴眼镜的老人，在垃圾桶前摘下眼镜以免看到肉上的蛆虫。无家可归者在公园里、广场上搭起帐篷，他们称这样的聚居区为“胡佛村”,而把盖在身上抵御寒风的报纸叫做“胡佛毯”。人们把空无分文的衣袋翻出衣外，称为“胡佛旗”。疲于生计的劳动者自然还记得共和党人一年前刚刚许下的诺言：“每口锅里一只鸡，每个车库里一辆车。”他们这时则借此嘲弄胡佛：“每口锅里一只鸡，每个车库住两家。”人们对共和党政府从失望到绝望，最后是痛恨，他们把这种忿恨全都发泄到胡佛总统身上。据说，有一次胡佛总统参加一个纪念碑的落成仪式，礼炮鸣过二十一响后，围观的人群中有位老人失望地说：“天哪，居然一发也没打中他。”公平地说，胡佛总统是第一个采取措施对付危机的人，诸如适量增加公共支出，组织公共住房建设，补贴农业，等等。但是，胡佛始终没有认识到这次危机不同以往，他固守传统的社会经济理念不放，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拒绝赤字财政政策，甚至说“萧条之因在国外”。这位总统，比他的前两任都要勤奋，也更有能力，甚至在经济萧条期间每天经常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但还是无法消除危机。对此他无法理解，渐渐变得十分抑郁消沉。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说：如果你把一朵玫瑰花放在胡佛手中，花也会枯萎。此话真是一语双关。在全国还笼罩在一片绝望和困惑的阴影之中时，人们迎来了1932年的总统大选。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创伟业“威逼利诱”党内出线（1）成为美国总统是罗斯福的政治夙愿，自从当上纽约州州长之后，他觉得自己离白宫已经不远了，叩开那扇通往最高权力的大门是迟早的事：从内战到1928年的15次总统选举中，曾有9次由两党中的一党提名纽约州州长或前纽约州州长作为本党的候选人，而且从海军部长助理到纽约州州长，他的政治轨迹与老罗斯福是如此相近，这些都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进一步联想。跟随罗斯福多年的路易斯•豪也坚信这一点，但他认为在经济繁荣期，民主党很难将共和党拉下马，他预计罗斯福的最佳竞选时机是1936年。所以，在1928年的党内提名中，罗斯福极力推辞一些人的热情提名，而是支持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他知道民主党是年竞选成功的希望不大，他要极力避免失败，因为即使是一次失败也有可能会使一位很有实力的人一蹶不振。然而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共和党政府岌岌可危，罗斯福和他的幕僚们都感到十分振奋，知道他们的机会来了。1931年，罗斯福的两个助手吉姆•法利和豪开始了竞选的筹备。他们成立了竞选组织“罗斯福之友”，向争取党内提名跨出了第一步。此时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笼络党内“各地方实力派”，以及争取到更多财团的政治捐助。罗斯福的助手们将党内所有有影响的人的个人资料都收集起来，进行分析和归类，哪些人是“罗斯福派”，哪些人是需要拉拢的中间分子。他们还不辞辛劳，将印有罗斯福亲笔签名的信件寄给全国各县的民主党头头，或是打长途电话给他们，表明罗斯福的立场，希望能得到他们支持。这年7月，法利还专程周游全国，访问了18个重要的州，会见了当地民主党的高层人士，进行实地动员。另外，罗斯福的助手们还四下出击，为他出山竞选“拉赞助”——在经济危机期间，筹款实属不易。威廉•伍丁、乔•肯尼迪和皮埃尔•杜邦成了罗斯福最大的“投资人”，他们在罗斯福获胜后也都获得了一定的好处。特定的社会转型期总是需要大胆的创新。1932年总统竞选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它需要一个乐观而强有力的政治家的同时，还要求候选人对原有的政治理论体系有所突破，提出更加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方案。尤其是胡佛一系列在传统理论框架内的反危机措施未能奏效时，这种革故鼎新的要求更显迫切。然而现代社会的理论创新决非一个人就能完成，它需要集思广益。罗斯福深知这一点，于是在私人顾问萨姆•罗森曼的建议下建立起自己的顾问班子。《纽约时报》称这个顾问班子为“智囊团”，这个名字就此沿用至今。罗斯福是第一个建立自己“智囊团”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智囊团与以往的竞选班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成员较多的是来自大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经济和社会危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解救措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候选人制订一个更为科学和切实可行的竞选纲领。罗斯福的智囊团主要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几位教授，他们有的是法律专家，有的是农业经济专家，还有的热衷于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负责起草竞选纲领的雷蒙德•莫利。他们经常在罗斯福家里聚会，在“充满雪茄烟味和不时争论”的书房中探讨经济萧条的根源和对策。智囊团的第一个成果是由莫利起草的一篇名为“被忘却的人们”的演讲。在这篇10分钟的广播稿中，罗斯福提出一个“自下而上的，把信心放在经济金字塔底层那些被忘却的人们身上的复兴计划”。演讲发表于1932年4月争取地方党代表的关键时刻，对中西部和南方正在选举党的代表的选民影响很大。随后，莫利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提出民主党要争取劳工和农民的竞选政策，建议提高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以重新分配收入，联邦政府应承担救济的责任，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和提供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必要时可采取赤字开支来解决，控制农作物产量以对付农业危机。这份“莫利备忘录”经过修正之后就成了后来罗斯福的“新政”施政纲领。1932年大选似乎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悬念的一次总统竞选。3年的经济萧条未见好转，倒闭的银行数目不断增加，失业人数不断攀升，无家可归的人们或是流落街头，或是偷乘火车往返于各个城市之间。他们白天找工作，晚上就在火车上宿一夜。人们对胡佛和他的共和党政府早已失去信心和耐心，改朝换代已是不可避免。民主党已经从1924年分裂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信心十足地迎接大选。民主党人知道，只要他们提出一位有声望的候选人和一个不同于共和党现行政策的竞选纲领，绝望的人们就会把他们推上前台：人们需要的只是变化，因为那意味着安全。所有的人都知道，谁能赢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谁就是下一任总统，谁也将承担起使这个国家走出困境的重任。就在这个闷热的空气里掺杂着绝望、茫然和不安的夏天，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了。尽管罗斯福在党内威望颇高，但谁也不想放过这次必胜的机会。竞争党内提名的人中有参加过1928年大选的“快乐勇士”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得克萨斯“政治老板”威廉•赫斯特和带有很大折衷色彩的牛顿•贝克。这几个人中只有史密斯有实力同罗斯福一争高下。他不仅资历老，而且深得民主党内保守势力，尤其是东部财团的支持，甚至在罗斯福的家乡纽约州北部也有他的势力。他在1928年输给胡佛也只是因为时机不好，正赶上“柯立芝繁荣”的高涨时期，选民没理由把共和党赶下台，而这次就不同了。自从1912年后，西部和南方在民主党内的势力日益壮大，所以加纳和赫斯特也不容忽视，他们可能会左右提名的进程和最终结果：罗斯福深知自己如果不能在前三轮胜出，一些骑墙派就会倒向史密斯，使大会陷入僵局，最终只能是使平庸但各方都可接受的折衷人物得到提名，所以必须在关键的轮次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创伟业“威逼利诱”党内出线（2）果不其然，大会一开始罗斯福和史密斯就展开了激烈的较量。首先是两派对大会常任主席的争夺。这个职位很重要，因为他可以通过指定发言人、裁决议题和打断论证来左右候选人的选择。结果，亲罗斯福的参议员汤姆•沃尔什以不到100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倒罗斯福派”的肖斯，打响了争取提名的第一炮。接着就是投票选择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关键程序。第一轮投票，罗斯福虽然遥遥领先于史密斯，但还是不足三分之二多数。直到第3轮，罗斯福的选票还只是缓慢地增加，史密斯的票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中间派的票数却在增加，这正证实了罗斯福的估计。如果支持史密斯的人倒向他们，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沃尔什以代表们投了一整夜票太过疲劳为借口宣布休会。从上午9时到晚上复会，罗斯福的竞选班子成员法利和豪进行了紧张的拉票活动。他们先采用“威逼”策略，警告赫斯特说：“如果不同意罗斯福，你得到的将是牛顿•贝克。”赫斯特虽不愿罗斯福当选，但他更厌恶贝克，于是转向罗斯福。然后，他们又进行“利诱”，向加纳许以副总统职位。加纳自知实力不济，看到赫斯特已经动摇，也不想被罗斯福的“竞选列车”落下，就表示为了“党内的团结”支持罗斯福。在民主党内提名大会上，每位候选人都有自己的竞选主题歌，并由乐队在会场演奏，为候选人制造声势。史密斯还是1928年那首表明他亲华尔街的《纽约的人行道》，罗斯福则是体现他海军部长助理经历的《起锚》。许多人都反映，《起锚》听起来像是一首葬礼进行曲。作为罗斯福竞选班子现场指挥的豪赶忙通知管风琴手换一首曲子，电话那头问换什么，“就换《幸福的日子又重来》！”豪叫道。果然，在换了曲子之后，罗斯福的运气也来了。到了晚上，大会重新开始投票。在第4轮，随着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代表团支持罗斯福，原先犹豫的代表也纷纷“登上了‘罗斯福’号”，终于使他获得了党内提名。此时还在奥尔巴尼州长官邸的罗斯福通过收音机得知消息后，和家人及竞选班子其他成员击掌相庆。按照惯例，得到提名的党内候选人只有在收到委员会的正式通知书后才能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但是罗斯福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全国的选民都在注视着民主党代表大会，他们企盼着当选的候选人能尽快给他们一个答复。罗斯福认为这是一个向选民们宣传民主党政治主张的极好时机，抓住了他们这种急切的心理，也就抓住了选民的一半。于是，他决定打破惯例，在获得提名的第二天乘飞机亲赴芝加哥，以一个“突破常规者”的形象向选民演说。尽管飞机因逆风飞行迟到了几个小时，罗斯福在会场还是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他坚持不用儿子搀扶，自己走上讲台，以显示他的决心和能力。在芝加哥的这个体育场中，罗斯福向欢呼的人群，向守候在收音机旁的一千万听众发表了他那篇题为《我决心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的令人激动的著名演说。他说：“目前正是史无前例和异乎寻常的时刻，因此，我以打破陋习来投身我所面临的任务。”他表示要继承威尔逊总统伟大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以“打破传统为本党的任务”。在这篇演说中，罗斯福集中阐述了由他的智囊团为他精心打造的“新政”式的政治纲领。他还提到了“安全”这个美国人民当时的迫切需要，它后来成为罗斯福政治思想的支柱之一。在演讲的最后，他说：“我向你们保证，也向自己保证，我要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第二天，罗林•柯尔比的一幅漫画上画着一个扶锄而立、迷惘却满怀希望地望着天空的农民，天上则是罗斯福乘坐的飞机，机翼上赫然标有“新政”二字。从此，“新政”就成了罗斯福的政治口号和实践标签，甚至成为罗斯福的代名词。面对1929年后的经济萧条和胡佛种种未能奏效的努力，共和党早已失去了斗志，不过他们显然不愿承认失败，不想承担历史的罪责，他们还在等待奇迹的出现。党内也没有出现反对派，给死气沉沉的政党注入一点活力。对于胡佛来说也是如此。他要再度参加竞选，以证明他和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气氛中，共和党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毫无创建的大会在第一轮中就选出胡佛和查里斯•柯斯蒂再次出任本党的候选人。他们提出的政纲无非是对现任政府反萧条的措施大加赞赏一番，依然抱着平衡预算和保护关税的老调不放，并敦促撤销宪法第18条修正案，将酒税控制权还给各州。从共和党的提名和竞选纲领来看，他们已经是黔驴计穷，拿不出任何具有突破性的方案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本届总统选举中难有作为，执政地位为民主党所代替已是在所难免。而且一旦被赶下台，曾经让共和党煊赫一时的“柯立芝繁荣”也将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沉淀，为一层又一层的创伤、绝望的回忆所覆盖。在大萧条这代人的心中，共和党留给他们的只是难以平复的痛苦记忆。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创伟业初握权柄除旧布新两党竞选的序幕刚刚拉开，华盛顿就发生了一场战斗，不过不是在两位候选人之间，而是在胡佛总统与退伍军人示威者之间的“阿纳克斯蒂战斗”。在经济日益恶化的时候，退伍军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境况越来越糟，尤其是当参议院于6月16日否决了要求立即发放退伍费的议案之后。示威者的大军很快增加到近两万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称自己为“索取救济金远征军”。他们还在国会大厦南侧的阿纳克斯蒂泥滩上建起了棚屋和帐篷。在国会提供了部分“遣散费”后，仍有一些人滞留在那里未走。胡佛总统立即警觉起来。7月28日，他命令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副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校用骑兵驱散这些退伍军人。部队使用了催泪瓦斯和坦克，有人开了枪。两人在冲突中死亡，数人受伤，他们的“住所”也被烧毁。事后，胡佛总统宣告：“一次对美国政府权威的挑战已被迅速而坚决地镇压了下去。”（在罗斯福当选后，退伍军人又回到了华盛顿。罗斯福在豪的建议下，让夫人埃利诺接见他们。埃利诺为他们准备了咖啡和点心，并劝他们派代表同政府谈判。于是有人说：“胡佛派来军队，罗斯福派来夫人。”）次日，《纽约时报》用大幅照片作了充分的报道，全国上下都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华盛顿邮报》写道：“如果一定要招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开战，那么，美国就算完了。”罗斯福看了报道之后，对他的助手们说，胡佛的肚子里已没什么货色，有的只是空虚浅薄。如果以前他对自己能否当上总统还有怀疑，现在就什么怀疑也没有了。他还说，如果这事早一点发生，胡佛恐怕连得到共和党提名的机会也不会有的。从这件事后，胡佛的名声一落千丈。每当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他的搭档出现在选民面前时，人们就会诘问他们：“为什么不给那些退伍军人发点救济粮呢？”获得民主党提名的罗斯福尽管知道这会是一场容易的竞选，但也没有像他的搭档加纳建议的那样，“坐下来什么也不用做就会赢得选举的胜利”。他还是精心筹划了自己的竞选活动。为了证明自己在身体和精力上能够胜任总统一职，从而打破关于他能力的流言，他又像1910年和1928年那样热情地投入了竞选活动。显然，罗斯福不是一个新手，两次州长选举和一次副总统竞选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什么该做而什么应极力避免。由于身体的限制，罗斯福不能深入到更多的选区，于是就充分利用广播媒介，向选民们宣传他的主张。尽管如此，罗斯福仍乘火车周游全国，行程13000英里，做了16次重要演讲。每次演讲，他都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就一个主要的问题集中阐述。一路上，他同民主党的头头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甚至还得到了一些像威斯康星的小拉福莱特和内布拉斯加的乔治•诺里斯这样的左翼共和党人的支持。诺里斯称：“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是在白宫里再出现一个罗斯福。”参议员托马斯•格里甚至给罗斯福发电报说：“即使衣阿华州民主党人在大选那天都被投进监狱，你也会在胡佛的家乡取得胜利的。”罗斯福和胡佛分别被两党提名为候选人后，就开始了相互的竞争，所以争论是不可避免的。罗斯福将胡佛执政时的政策归结为“四骑士”：破坏——“以错误的经济政策鼓励了投机活动和过剩生产”；延误——“企图尽量缩小大崩溃的含义，使人民认识不到它的严重性”；欺骗——“把大崩溃的根源错误地归罪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失望——“拒绝承认和改正自己给国内带来的不幸，它迟迟不进行救济，它忘记了改革”。胡佛也不甘示弱，在10月31日纽约麦迪逊广场最后一次演讲中，他大谈了他与罗斯福两种不同的哲学。他展望说，由民主党统治的美国将“变革得非常彻底”，赤字巨大，通货膨胀，官僚主义空前滋长，“都市城镇上的大街上将长满青草；千万亩良田荒芜……”还说这些政策都是来自“俄国巫婆的魔锅里冒出来的毒雾”，将会“破坏美国政府的基础和宪法的结构”。罗斯福对胡佛“非美主义”的指责很生气，但是在助手的劝阻下未对胡佛的话予以反驳。罗斯福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中的一次演讲不仅有说服力，而且集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说如果企业不能负起随实力膨胀而带来的责任，如果市场不再起到平衡的作用，那么国家就有责任采取行动来保护公众的利益。他尤其提到了“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无论是在广播还是在现场演说中，罗斯福都能用他从容不迫的风度和乐观向上的态度感染他的选民，这无疑会激起他们的热情和希望。在全国上下都充斥着沮丧和绝望的时候，罗斯福达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成为他取胜的一大法宝。胡佛是自己写讲演稿的最后一个总统。他的演说语调抑郁，仿佛就是他心情的写照，内容晦涩，极力为他的反危机措施辩护和开脱罪责。罗斯福的演讲与其说是切中选民心理，不如说是他的竞选策略：他的演说辞忽左忽右，一会儿说要坚持传统的财政政策，一会儿又说“预算难以保持平衡”。这种扑朔迷离的说法令人难以捉摸，但他无形中将自己支持面广为扩大。记者和专栏作家们对罗斯福颇感失望，说他的话毫无新意，不过是老生常谈，在一些问题尤其是政府扩大公共开支和平衡预算上不过是照搬胡佛的原话，难怪胡佛说他是“一条穿苏格兰方格呢裙的变色龙”。一个专栏政论家还写了一篇题为“赫伯特•罗斯福和富兰克林•胡佛”的文章对他进行讽刺。然而，11月8日的选举结果是一边倒的。罗斯福获得了22,809,638张选民票（占总数的57.4%）和472张选举人票；胡佛只获得了15,758,901张选民票（占总数的39.7％）和59张选举人票：罗斯福获得了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政治授权。虽然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胡佛，当选为新一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但他深知自己所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一个4年任期。他能否实现在竞选期间向选民们许下的诺言？他“持续和大胆的试验”能否扭转日益深重的萧条？他提出的“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的命运又会如何？对此，他不能确定。竞选的成功给天性乐观的罗斯福带来的不是姗姗来迟的幸福，而是无限的沉重感。后来，一个朋友对他说，如果他能当个胜任的总统，他会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而载入史册；如果他不能胜任，他将作为最糟糕的总统而苟且偷生。罗斯福却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我失败了，我将是美国最后一个总统。”根据1933年1月23日起生效的美国宪法第20条修正案之第一款，总统与副总统任期由届满之年的3月4日提前至1月20日正午结束。罗斯福是最后一位于3月4日就职的当选总统。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中，他以“我们惟一应该恐惧的东西是恐惧本身”号召美国人民振奋精神，克服危机。上台之后，罗斯福实施了大刀阔斧的立法计划。从3月到6月，他先后提出了《农业调整法》《联邦紧急救济法》《证券真实法》《房主贷款法》和《紧急银行法》等法案，还成立了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农业信贷管理局和田纳西水利局等行政机构，历史上称为“第一个百日”。在这一阶段，罗斯福主要是缓和经济萧条，还未把重点放在复苏上，因此到了1934年经济并没有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失业人数仍有1300万之多。加之罗斯福固守平衡预算的观念，无法进一步采取有力的措施使局势有所改观。左右摇摆的政策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也给了极端派和保守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跳出来，从各个侧面对新政大肆攻击。极端势力主要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天主教神父查尔斯•E•库格林，他最初曾支持过罗斯福，但1934年4月后转而反对新政，并成立了“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该同盟带有极强的反犹和极权主义色彩。他指责罗斯福是“骗子和反对上帝的人”，甚至扬言要“用枪弹”消灭罗斯福。另一个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弗朗西斯•F•汤森，他主张每月为每位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200美元的补助金，还要求在一个月内必须花光，以此来刺激需求，增加青年人的就业。再一个就是被罗斯福称为“两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的休伊•朗。他是个平均主义者，曾建立共享财富社，提出财富分享计划，主张由国家没收超过500万美元的财富，并将其分给穷苦的人。他还野心勃勃地要参加1936年大选，但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就被人暗杀了。这些极端势力代表都是能说会道的游说能手，在经济形势不见好转的情况下，他们的主张对贫苦无告的人们来说颇有诱惑力，他们所组织的团体据说都有几十万成员。休伊•朗遇刺身亡后，参加葬礼的人竟有25万之多。新政之初，一些工商和金融界人士鉴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严峻，还能对触犯了他们的利益的一些法案予以支持，但是情况一俟好转，他们就不能容忍了。于是，1934年就成为保守势力向新政反扑的年份，他们纷纷攻击新政是“社会主义的”，罗斯福同斯大林一样是个“独裁者”。8月，一些保守政客和企业家就成立了反新政的“美国自由同盟”。保守势力的反攻高潮发生在1935年5月，最高法院宣布“第一个百日”中最重要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这一判决不仅破坏了新政的根基，而且还会危及其他的新政法案。在左右两边的夹击下，罗斯福的新政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坚定了他进一步改革的决心。为了回击保守势力的进攻，争取公众的信任，以防美国走向极端，挽救处于困难之中的新政和民主制度，罗斯福发起了“第二个百日”新政。从1935年5月到8月，罗斯福又使国会通过了有利于劳工的《瓦格纳法》、改革联邦金融体制的《银行法》和开创福利国家制度的《社会保险法》等法案。这些法案不仅使新政措施进一步深化，而且使罗斯福得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的支持。乘着对保守势力的胜利和民众的拥护，罗斯福迎来了1936年的总统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创伟业权贵克星蟾宫折桂（1）1936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与其说是履行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不如说是进行一个加冕仪式。罗斯福在人民心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同第一次提名一样，他仍然没有出席6月在费城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肯塔基州参议员艾尔本•巴克利作了基调演说之后，代表们以欢呼的形式再次提名罗斯福和加纳为本党的候选人。他们已经把罗斯福奉为神明。大会通过了由萨姆•罗森曼起草的竞选纲领，其内容无非是对新政的成就大加赞扬，并且保证为美国人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却对最高法院问题避而不谈。这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最为重要的决议是废除候选人提名的三分之二多数制。该决议的通过一方面削弱了南方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影响，同时提高了城市代表的地位，反映了20世纪以来南方和城市势力在民主党内的消长趋势。在大会进行中，民主党人为了讽刺胡佛4年前对选民的恐吓：“如果罗斯福当选为总统，大街上将长满青草”，他们在会堂前摆起了割草机、草耙和几匹瞎骡子拉着的空草架车，骡子身上还挂有几句诗：“哎，胡佛先生，我们来了，来干你要我们干的事，我们都准备好要除草了，可你说的会长出来的草在哪儿呢？”同民主党一样，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过程也不具悬念。胡佛仍未放弃，可共和党人不愿冒这个风险：毕竟人们对大萧条的经历还记忆犹新。他们也看到了实行新政是大势所趋，知道民意难违，所以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选出享有“堪萨斯的柯立芝”美称的州长阿尔弗雷德•M•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与之搭档的是弗兰克•诺斯克，一位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发行人。兰登本人在石油经营中发了财，他是个老雄麋派分子，任州长期间也曾支持过罗斯福的新政。而且，他还是1934年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时，惟一“幸存”下来、保住州长位子的共和党人。兰登属于共和党内的稳健派，在财政上主张平衡预算的政策，在任州长时他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很成功，所以深得党内左右两派的赏识。共和党人在制订自己的竞选纲领时堪称是“左右为难”：他们既赞成罗斯福新政的一些政策，比如联邦政府救济、老年社会保险、农业信贷和劳工与雇主的集体谈判权，但又得装出反对党的样子，不会被对手指责为“我也如此主义”（Metooism，指在竞选中一方候选人持有和对手相同的政治主张），于是就指责罗斯福挥霍无度，预算失衡，对自由企业干涉过多。尽管1936年不算是个“非常时期”，但还是出现了一个“搅局者”——联盟党，它基本上是由对新政不满的人——有保守的，也有激进的——组成的一个松散集团。反对者称这个党是极端分子的“大杂烩”：他们当中有主张每月发放给每位老人200美元养老金的汤森，有鼓吹通货膨胀理论的库格林，还有接替人民党领袖休伊•朗的杰拉尔德•史密斯。联盟党提名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威廉•莱姆基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党内几个“领导”谁也不买莱姆基的账，争相出风头，而把真正的候选人晾在了一边。联盟党的竞选纲领也同他们的组织一样涣散，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对新政不屑一顾。由于“第二个百日”新政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转机，1936年的总统大选似乎成了罗斯福“一个人的战争”。人们似乎忘了还有一个共和党，他们还有一个候选人。6月27日在芝加哥富兰克林运动场，罗斯福发表了接受总统提名的演说，正式开始了竞选活动。在10万人雷鸣般的欢呼中，他再次痛斥“经济守旧派”和“享有特权的亲王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他还提到：政府可能会犯错误，总统也在所难免，但“神圣的司法会用不同的天平衡量冷酷的人的罪孽和热心肠的人的过失”。在新政还处于“试验”阶段时，任何措施都会有风险，但是形势却不容这位领袖过多地思前想后，人们需要的只是行动。罗斯福在1936年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当他再次乘火车到全国各地竞选时，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男女老幼的欢迎。人们争相同他握手，向他欢呼，有的是来感谢他拯救了一座农场，有的是来感谢他的救济拯救了一家人，有的是来感谢他提供的就业机会。仿佛连老天爷也站在罗斯福一边。当他到达久旱不雨的中西部时，天恰好下起雨来。在车尾讲台上，罗斯福很少提到他的竞选对手，他只是说：“你们看上去比四年前愉快了。”这种对比很奏效，人们自然不会忘记那段最为痛切的记忆，毕竟它还未曾走远。而现在，在1936年，经济开始回升，失业人数减少了600万，道•琼斯指数也比1932年增长了80%。罗斯福坚信人民没有理由抛弃他。他奚落反对他的大企业家说：“1933年夏天，有位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一位朋友跑下去把他救了上来，但丝帽被冲走了。老绅士醒过了来千恩万谢朋友救了他的命。但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创伟业权贵克星蟾宫折桂（2）相比之下，兰登的演讲显得呆板乏味，举止也平淡无奇，很难引起听众的兴趣，反而觉得他面目可憎。难怪罗斯福的助手伊克斯讽刺他说：“如果这就是兰登最好的演讲，民主党委员会真应该把自己的经费全部给他到各地去演讲。”由于受竞选纲领的限制，兰登很难找出攻击对手的“把柄”，于是便避实就虚，为华尔街鸣冤叫曲，把矛头主要指向新政：要么说它效率低下，甚至威胁到了“自由企业制度”；要么就是攻击罗斯福提出的社会保险法案，指责它破坏了美国立国的思想基础。得到华尔街支持的各大报纸也纷纷为兰登说话。《芝加哥论坛报》预言，兰登的落选将意味着“莫斯科进驻白宫”。倾向共和党的赫斯特报业垄断集团说，编制社会保险号就好像给人带上了“狗牌”，还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挂着个狗牌，标题为“你们”。到竞选的最后，为了分化民主党阵营里的工人，他们在每个工人的工资袋里装进一个纸条，说如果实行了社会保险法，他们的工资就会被扣除一部分。10月31日，罗斯福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以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结束了他的竞选运动，他说他的宿敌就是“企业界和金融界的投机商”，他们历来把政府看作是他们的“封地”。他再次强调：“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这些自私自利和贪求权势的势力遇到了一个劲敌，在我的第二个任期内，这些人将遇到一个克星。”11月的投票结果再次证明了1936年选举是对罗斯福新政的承认。正如法利所预言的那样，除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之外，罗斯福在各州都取得了胜利。在选举人票上，罗斯福以523票对8票获得了自1820年詹姆斯•门罗(第9任总统，在1820年选举中以231票对1票压倒性地战胜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再次当选)以来最为悬殊的一场胜利。而在选民票上，罗斯福比兰登多了1100多万张。其实，兰登早已预料到失败的结局。他曾私下里对记者说，战胜罗斯福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没有想到会败的这样惨痛。巨大的胜利几乎将罗斯福神化了。《纽约时报》报道说，罗斯福即使为吃人的鲨鱼说好话，人们也会若有所思地说：“这里边恐怕有弦外之音。”罗斯福的胜利还使民主党在国会取得绝对多数。在参议院里，他们控制了75个席位。结果到第二年国会开幕时，民主党一侧的座位实在挤不下了，一些民主党议员不得不同共和党议员坐在一起。自内战以来，民主党可以说一直是个少数党，除了在南方和部分城市中固有的势力外，在其他地方要么影响不大，要么影响不够持续或稳定。20世纪仅有的几位民主党总统当选得都很“偶然”：威尔逊是趁共和党分裂时“溜进”白宫的；罗斯福如果不是赶上大萧条，能否成功也很难说。然而，在1936年的竞选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由劳工、黑人、移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联盟。正是在这一政治联盟的支持下，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共和党的候选人，而且成为此后民主党的主要竞选支柱，促成了民主党政治倾向的转化，为战后历届民主党政府的社会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自此，民主党也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政党。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民主党党魁、罗斯福主要的政治参谋之一爱德华•弗林。他认为在共和党和老民主党之间有一个几百万选民的“真空地带”，其中主要是居住在城镇的劳工、少数族裔和教派，他们是“一直在谋求承认的新成分”，民主党有必要“用激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把他们吸引过来”。在新政之前，很多工人都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有时既不赞成民主党，也不赞成共和党。然而新政的许多措施，诸如《全国复兴法》《瓦格纳法》和兴办公共工程使他们与政府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在某些领域，政府甚至成了他们利益的维护者。产联的一些领导人还组成了劳工无党派联盟，主要负责动员工人支持罗斯福，还为民主党筹措到75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这里很难说是政府政策催生了利益集团，还是利益集团促成了政府政策的转变。工人的选票使得共和党的传统势力范围诸如俄亥俄、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等州转向了罗斯福。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工人就曾说：“在我们选进白宫的所有总统中，只有罗斯福先生知道我的老板是个王八蛋。”应该说，在1936年选举中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是黑人同共和党传统联盟的解体。自内战以来，黑人就是共和党稳定的支持力量之一，即使是在最困难的1932年，黑人依然是忠心耿耿。虽然罗斯福在民权立法方面无甚建树，甚至未曾积极支持反私刑法的通过，但他的新政措施却挽救了很多处于社会边缘而且是最先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黑人，他还任命许多黑人在联邦政府任职，这些措施邦肚罗斯福把黑人了吸引过来，最终成为一支重要的民主力量。在美国的部分大城市当中，有很多从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等中东欧地区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由于是初到美国，他们大都处于社会底层，正是新政将他们从地狱的边缘拉回到了现世，对罗斯福感激不尽的移民们自然成了民主党的支持者。知识分子对罗斯福产生好感是因为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他能接受专家和学者的建议，并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作顾问班子。这对日益独立的知识阶层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从此以后，知识阶层正式成为美国社会改良机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创伟业半推半就三度当选1940年对罗斯福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从内心来讲他有些疲倦了，新政已日见成效，他完全可以激流勇退，况且历史上也没有总统连任三届的先例。还在1939年时，他就在不同的场合向他的助手法利、伊克斯和弗林表示无意再竞选下一任总统，宁可归隐到海德公园撰写回忆录，过几年安逸的乡绅生活。他甚至在1940年1月同《科里尔》杂志签订了一份合同，做他们的特约撰稿人。然而，在欧洲和远东，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蚕食鲸吞使罗斯福放心不下。此时，德国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占领，1940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西线的外围和法国；墨索里尼趁火打劫，渡过亚的里亚海，侵入了巴尔干半岛；日本人则控制了中国的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即将染指印支地区和东南亚。罗斯福的主要视线还在欧洲：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苏联还是法国？直到这时，无论是从口头上还是在内心里，罗斯福都极力避免使自己陷入孤立主义者设下的圈套：他似乎绝对不会使美国这艘“自由号”偏离“中立”的航向，他一直认为美国的安全系于“牢不可破”的马其诺防线。在国内，对于欧战，美国人分成了三派，使罗斯福不得不谨慎地周旋于这些人之间：鸽派，主要是一些孤立主义分子；鹰派，少数主张出兵欧洲的干涉主义者；鹰式鸽派，那些赞同用除了战争手段外全力支持英国的人。应该说，两届以上的连任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虽然乔治•华盛顿执政8年后就辞官回乡，创下了总统不谋求连任三届的传统，但他也曾对人说过，如果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一个富有经验的人要是仅仅因为他执政时间过长而不让他继续为国效劳，那就会酿成大错。从另一方面讲，有两件事仍让罗斯福难以割舍，一是新政已取得的成就有待巩固，二是要把民主党改造成一个自由主义的党。无论是将这些拱手交给党内的保守势力还是落在共和党人手中，罗斯福显然都不放心。所以，罗斯福一直没有正式表明过自己的去留意向。直到1940年6月巴黎被德军攻陷，使得美国与欧洲战争瘟疫的隔离之感顿时全无，他才下定了第三次参加竞选的决心。就这一点来说，阿道夫•希特勒对于说服罗斯福所起的作用比任何人都大。罗斯福虽然决定再次参加竞选，但是不想公开寻求提名，他设想最好的方式是民主党代表一致“推选”他。这个任务将由艾尔本•巴克利来完成。他在7月15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主旨讲话之后，以总统委托人的身分宣读了一份声明，说总统无意再当候选人，代表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选举任何候选人”。但是，半推半就的戏要演，精心的安排也必不可少：罗斯福虽然不亲临现场，但他派了他最亲近的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到芝加哥对大会进行遥控。霍普金斯把电话装在浴室里，与总统秘密地保持联系。在巴克利做完讲话之后，霍普金斯早已安排好的一出戏剧上演了：芝加哥市长埃德•凯利事先让下水道主管人托马斯•麦加利在下水道中与会场之间连接了扩音器，此时他正趁着大会的嘈杂混乱，在下水道里一个劲地叫喊：“芝加哥要罗斯福！伊利诺伊要罗斯福！美国要罗斯福！”一时间，会场里响起的全是支持罗斯福的声音。尽管有许多人不赞成三届连任，但是在这种“下水道里的声音”的鼓噪下，也不得不随声附和。罗斯福很快就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提名。大会在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时终于产生了分歧。代表们各持己见，争吵不休，表示不能接受罗斯福亲自挑选的亨利•华莱士。这可惹恼了罗斯福，他甚至草拟了一份演说稿，说如果大会不能通过华莱士的提名，他将拒绝参加竞选。最后，还是埃利诺和霍普金斯在代表们中间做了艰苦的说服工作，才使大会顺从了罗斯福的意志，选择华莱士作总统的搭档。6月份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似乎是悬念重重。党内最具实力且为大多数基干成员认可的，是声名远扬的纽约州反黑帮检察官托马斯•杜威和有着“贵族血统”的罗伯特•塔夫脱（第27任总统威廉•塔夫脱之子）。还有一位不那么耀眼的政治新星——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温德尔•威尔基似乎也不容忽视。果然，在杜威和塔夫脱两人难分胜负的第6轮投票时，威尔基突出重围获得提名。这位土里土气但聪明敏锐的候选人，4年前还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曾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难怪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沃森在他获得提名后说：“我并不在乎教堂使一名妓女皈依宗教，我只是不希望在第一天就让她在唱诗班领唱。”但威尔基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共和党“领养的孩子”，他一开始就积极地展开了竞选活动，乘火车行程34000英里，作了将近500次演说，直到把嗓子都喊哑了。起先，威尔基攻击新政非但没有使经济状况好转，反而养活了一帮效率低下的联邦官员。当记者问及威尔基他自己的济世良方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我也如此主义”者。尤其是随着防务费用的增加，经济繁荣很快到来，这也就堵住了威尔基的嘴巴。威尔基为了迎合一些反对连任三届的人，就指责罗斯福试图使“一人独裁”长存下去。直到10月份，威尔基才找到一个真正对罗斯福有“威胁”的攻击炮弹：战争。显然是认识到了大多数美国人想避开战争，他才警告说，如果罗斯福当选，不会超出1941年4月，他就会使美国卷入欧洲战争，也就意味着美国人不得不“为儿子、兄弟和恋人准备十字架”。威尔基这招果然十分灵验，舆论似乎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化，连白宫都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冲击，罗斯福的助手们也怀疑这股巨浪“会把威尔基冲进白宫”。罗斯福不能再沉默下去了。10月中旬，他开始了反击：正面迎击威尔基的进攻。他兴致勃勃地说：“我是一个竞选老手，我喜欢进行激战。”罗斯福先后作了5次重要的竞选演说，阐明了自己将继续新政改革，并要加强美国的防务，援助英国以捍卫美国安全的主要政策。对于威尔基的挑战，罗斯福在31日波士顿的演说中作了回应。他强调了自己的反战立场，并向美国的父母们保证他不会送任何一个孩子去外国打仗。罗斯福在竞选中有一个基本策略，就是演讲时很少提及对手的名字。罗斯福深知自己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如果他总是提到对方候选人的名字，无疑是给对手做了“广告”。他希望在选民们拿到候选人名单时，上面只有一个是他们熟悉的名字，那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40年的投票人数是历年最多的，达到了近5000万人。罗斯福的胜利又是压倒性的：选举人票是36个州的449张对威尔基10个州的82张；选民票是27,303，819张对威尔基的22,321，018张。罗斯福获得的总票数的近55%。虽然这次胜利不能同1936年那次相比，但也够引人注目的了。在选票的分布上，1940年大选集中体现了欧洲战争和政府政策对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中选民倾向的影响。威尔基得到了中西部孤立主义比较集中的地方的支持，还得到了同情纳粹的人和其他极端分子的拥护，尽管他拒绝承认。由于罗斯福亲英国的政策和对墨索里尼政府的不满，爱尔兰裔和有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都脱离了民主党联盟。然而，在整个欧洲乃至美国本身的安全都受到轴心国家威胁时，美国人民自然不会在连任三届总统究竟是否合理这样微不足道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没有理由抛弃一位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有着丰富经验的领导人，这正是罗斯福再次取得竞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的肩上又多了一副重担——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他再度穿上了担任海军部长助理时常穿的海军斗篷。9年前，他承诺为美国人民寻求治愈经济萧条的方案。此时，他又将同英法和苏联一道为消灭法西斯瘟疫而努力。正是由于美国的参战，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国家都步美国的后尘，纷纷向轴心国宣战，世界局势开始向有利于正义的一方转化。也正是由于参战，美国彻底挣脱了孤立主义的箍咒，冲出了西半球，并将触手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时代》主编亨利•卢斯在二战后所说的“美国世纪”的缔造由此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罗斯福勾画的战后“世界蓝图”上，美国注定将成为主角。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创伟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1944年的总统选举，罗斯福的内心是复杂的，有着公众义务和个人虚荣心的双重心理作用。无论是欧洲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战争都进行到了关键阶段：盟军即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同英国和苏联的战时同盟还需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快最大的胜利；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轮廓也日渐清晰，先期的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自二战爆发以来，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逐渐形成的对世界局势的把握以及他们个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外交关系是无可替代的。这些都使民主党和罗斯福感到，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途换马是极不明智的，有必要保持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的连贯性，正如民主党向选民告诫的那样：“行到河中莫换船。”同时，罗斯福坚信二战已是接近尾声，胜利在望了。作为亲历了这场伟大战争并为之呕心沥血的领袖，他不能亲眼看到胜利的旗帜飘扬在敌人的阵地上，不能亲耳听到人民对自己爱戴的领袖的欢呼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罗斯福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撑不了多久了。虽然只有62岁，但原有的瘫痪和12年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眼眶下的黑眼圈从未消失过；抽烟时手抖动得更厉害了；在审阅文件时时常打瞌睡；抵抗力日渐虚弱，很容易就染上一些小病。因此，他曾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内心的一切都在呼唤我回到赫德森河畔的家乡。”但是如果人民下令，他会像一个“好士兵那样为国效劳”。他十分反感对手散布的谣言，说他正计划“在非常时期内”拖延大选。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一位记者的质询，罗斯福轻蔑地说：“你们这些人竟没读过《宪法》，可不巧的是，我读过了。”1944年大选是1864年以来第一次战时选举，后者成就了一位维护联邦统一的伟大总统，那位总统不久就倒在了他所捍卫的神圣职位上。这一次又逢战争，只不过是一场规模更大、更具正义性的战争，美国人民会成全罗斯福这位领导着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战士吗？罗斯福在1944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经济权利法案可以看成是他参加竞选的前奏。民主党内这次依旧没有向罗斯福提出挑战的人，因此在7月底芝加哥的代表大会上，第一轮他就获得了压倒的多数提名。但在选择罗斯福的竞选伙伴时，大会又出现了四年前的情形：代表们不同意华莱士再次参加提名，大会几近分裂。民主党的头头们看到，以现在的健康状况，罗斯福很难熬过四年的任期，他们可不想把华莱士这样激进和乖僻的人放在总统的位子上。为了使民主党不致陷于分裂，罗斯福这次作了让步，同意更换人选。经过几个党魁们的协商，最后选择了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心思还在欧洲战场的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个事件被称为“新密苏里妥协”。罗斯福在圣迭戈海军基地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指出1944年美国人民的任务是：“第一，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所有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像样的生活水平……”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进行得很顺利。他们也在第一轮就以只差一票就得全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纽约州州长、年轻且精力充沛的托马斯•杜威的提名，与之搭档的是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布里克。在竞选纲领上，共和党人接受了罗斯福大部分的主张，包括国内的新政措施和对外建立反法西斯战线的政策。同以往一样，他们又故伎重施，抨击政府对企业干涉过多，运行效率低下。同时，针对罗斯福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杜威极力把自己装扮成有生气和高效率的形象，说民主党已经“变成老态龙钟的执政党”，现在“是进行改变的时候了”，需要用新鲜的血液取代那个“疲倦的老头儿”。据1981年8月17日的《华盛顿邮报》披露，当时杜威还想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罗斯福就知道袭击即将来临”这件事攻击民主党。后来经乔治•马歇尔的苦苦劝阻，说罗斯福确实一无所知，虽然破译了密码，但由于国防部的疏忽，在注意到时为时已晚，况且一旦将此事公布于众，日本人就会更换密码，对当时还在进行的战事不利，杜威最终还是没有透露此事。此计不成，共和党又将攻击的焦点转向了更能引起轰动的共产主义问题上。他们利用与苏联建立的战时同盟以及国内共产党对罗斯福的支持，大肆鼓吹共产主义对罗斯福政府的影响。罗斯福对此十分恼火，说1944年大选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卑鄙的一次竞选”。为了回击对手对他健康状况的指责，罗斯福在9月底发起了最后的竞选运动。在华盛顿，他对卡车司机工会作了把人们带回大萧条记忆的竞选演说。他说：“不瞒你们说，我确实老了四岁——这令人十分恼火，但是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把我们陷进去的那个烂摊子时起，千百万美国人都老了11岁。”他还发表了著名的“法拉演说”，回击了几星期前共和党指责总统利用职权派驱逐舰寻找丢失在阿留申群岛上的爱犬法拉，花掉纳税人两三百万美元的事。他说自己已习惯了对他本人和家人的诽谤，但他的法拉“是条苏格兰狗，它的苏格兰脾气是狂暴的”。选举结果同往常一样，罗斯福获得的选举人票数是一边倒的，432票对99票。但是在选民票上，罗斯福只比杜威多不到360万张，是他历次竞选中同对手最势均力敌的一次。令罗斯福感到欣慰的是，在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中，孤立主义者遭到了抛弃。获胜之夜，罗斯福为了准备答谢杜威的贺电，一直等到深夜，但是这份他一生中最后的当选贺电始终没有来。1945年2月，罗斯福参加完雅尔塔会议后在埃及登上“昆西号”归国。当巡洋舰驶过苏伊士运河时，霍普金斯换乘飞机回国，这是罗斯福同他这个最信任和亲近的助手的最后诀别。两天后，又一位老朋友帕•沃森也去世了。罗斯福想起了死去的豪，想到了自己的生命之烛也燃之将尽，不免变得消沉起来。“昆西号”载着孤独的总统和他朋友的尸体默默地向西驶去。1945年4月12日下午3时35分，在佐治亚温泉疗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审阅演讲稿时突患脑淤血，倒在了他为之呕心沥血12年的职位上，从此再没有醒来。（陈波）哈里·杜鲁门最后翻盘成佳话幸运的“密苏里犟驴”1945年4月，当杜鲁门接替病逝的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的消息传到战火弥漫的欧洲战场时，一位士兵说：“谁？杜鲁门是谁？”1948年，当杜鲁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他的对手嘲讽道：“且看小小杜鲁门，鼻青脸肿一身泥。”甚至，一家报纸在选举结果揭晓前就刊出了头版头条：“杜威击败杜鲁门。”然而，就是这位普遍不被看好的候选人，在最后一刻击败了对手，扭转乾坤，成就了美国竞选史上的又一段佳话。1948年这个多事之秋举行的第35任总统选举可谓是美国竞选史上的又一部“重头戏”。凭着几分运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胜利时接替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的哈里•杜鲁门，在舆论和选民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在投票日那天出乎意料地击败了竞选对手杜威，导演了一场政治“大翻盘”。投票结果公布的第二天，记者们在圣路易斯火车站抓拍到一张历史性照片：笑逐颜开的当选总统在火车上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手中举着一份头天出版的《芝加哥论坛报》特刊，头版头条赫然印着大字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幸运的“密苏里犟驴”1945年4月12日，第4届总统任期仅82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突患脑淤血，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别墅病逝。这一噩耗给还未安定的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人民也陷入了深深的悲恸之中。但白宫并没有慌乱，他们需要有人迅速继承罗斯福的大业，这个人就是时任副总统的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刚刚主持完一个参议院会议，正要到他经常去的“聚会室”时，一个紧急电话把他召到了白宫。当不祥的预感被罗斯福夫人证实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他嗫嚅道：“我可以帮您什么忙吗？”罗斯福夫人回答说：“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吗，现在有困难的是你！”当天晚上7时09分，杜鲁门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上一年大选中令许多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没有当过一天州长的杜鲁门有足够的治国经验吗？记者们纷纷称：“无名小辈接替了伟大人物。”甚至连街头的孩童也在议论：“如果哈里•杜鲁门能当总统，那我家隔壁的邻居也能当。”有人干脆说：“这小子运气好，白拣了个总统。”哈里•S•杜鲁门1884年5月8日出生在密苏里州拉马尔镇，父亲靠贩运骡马养家。个头不高，相貌平平的杜鲁门从小生活在西部的农场中。受母亲的影响，他性格内向，但为人直率。杜鲁门自幼勤奋好学，喜爱读书，14岁时就已读遍镇图书馆的藏书。中学毕业那年，因为家境不好，公费的军校又以高度近视为由拒收，他只好回到家里帮助父亲维持家计。1917年5月，杜鲁门应征入伍，开赴欧洲参加一战，衔至少校。两年的军旅生活使他的性格变得开朗，平添了认真、果敢的作风。退伍后，杜鲁门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男子服饰店。由于战后初期的经济衰退，店铺没多久就倒闭了。于是他又转向政界，但这对他这样一个出身卑微又没有什么背景的人来说又谈何容易。1922年，借助密苏里州民主党党魁吉姆•彭德卡斯特的支持，杜鲁门由杰克逊县法官一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从此一帆风顺，历任县首席法官、县长，1934年当上了密苏里州的国会参议员。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杜鲁门积极支持“新政”。在担任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期间，杜鲁门查处了许多利用战争牟取暴利的不法商人，因而威震政界，并成为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如果说杜鲁门登极之路确有几分运气的话，那么他的运气就是从1944年开始的。1944年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对于杜鲁门来说也是非同一般，只是幸福来的太突然，令他不知是喜还是悲。1944年是一个大选年。此时二战已接近尾声，新政也深入人心。如果民主党再次提名罗斯福为候选人，美国人民没有理由将这个曾经挽救了美国，又正在拯救世界的“总司令”选下台。在罗斯福本人表示将参加下届总统大选后，留给民主党人的悬念只是“他会选择谁做搭档”。民主党的头头们都清楚，这一次的副总统职位可与前三届“有名无实”的情况不一样：人人都知道罗斯福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副总统随时都会被“扶正”。党内有不少人是这个位子的有力争夺者，其中有在任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詹姆斯•贝尔纳斯、接替“进步法官”布兰代斯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威廉•道格拉斯和多次参加竞选提名的元老级人物艾尔本•巴克利，以及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就罗斯福个人而言，他更倾向于人缘颇佳且外交经验丰富的贝尔纳斯。在参加完德黑兰会议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的亲密助手之一哈里•霍普金斯就曾问过他，如果飞机不幸失事，谁最有希望成为合众国总统，罗斯福毫不犹豫地回答：“吉米•贝尔纳斯。”（吉米是詹姆斯的昵称）但“需要一个对总统选举妨害最小的人”的民主党党魁们可不这么想：贝尔纳斯“叛离”过天主教，反对工会罢工，攻击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还有他的南方背景都会成为对手的“攻击炮弹”，对罗斯福的竞选很不利。另外一位深得罗斯福信任的华莱士，同样是党魁们最不希望成为总统的人：激进，性格乖僻，过于理想化。雷伯恩来自得克萨斯，也是个南方人，同样不利于吸引黑人选民。巴克利66岁了，时年62岁的罗斯福需要一个较年轻的搭档，以抵挡共和党对他“老态龙钟”的攻击。极端自由主义分子道格拉斯也不是个折中的人选……正当民主党头头们为难以找到一个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而发愁时，一个人进入到了他们的视野。这就是哈里•杜鲁门：他虽说在党内名不见经传，而且与臭名昭著的彭德卡斯特“有点关系”，但为人还算正直，在参议院的记录也不错，而且来自西部，正好与总统互补。于是，以罗伯特•汉尼根为首的党魁们向正为暂时不利的欧洲战事困扰的罗斯福推荐了他“不太认识”的杜鲁门。然而，杜鲁门本人却对副总统一职并不感兴趣，尤其是不想有接替罗斯福而成为总统之嫌。在杜鲁门看来，副总统“无所事事，没事找事，消磨时光”，不符合他的个性，还不如待在参议院。一贯珍视家庭的他还表示不想当总统，一是因为喜欢平静生活的夫人反对他继续从政，二是“惟恐声名狼藉会给正在成长关键期的女儿带来不利影响”。甚至直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杜鲁门还在推脱，气得汉尼根直管他叫“我所见到的最顽固的密苏里犟驴”。最后，还是罗斯福总统亲自打电话威胁说：“如果他想使民主党在战时分裂的话，那就让他负责”，杜鲁门才勉强答应下来。在大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杜鲁门同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华莱士展开了较量。他先组织了16个竞选者以分散选票，但在第一轮投票时，华莱士甚至比杜鲁门还多100张选票。第二轮投票两人也是咬得很紧，在最接近的时候只相差5票。最后还是在政党机器的支持下，杜鲁门终于获得了提名。在随后的竞选中，他又与罗斯福通力合作，赢得了大选的胜利，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杜鲁门在继任总统的第二天又回到了国会山，尽管这有悖于先例。他是来同他在国会的那段时光作别的：从那天起，他就不再是一个随心所欲、畅所欲言的“斗士”了，这样的日子在他的余生中也不会再有了。他对记者们说：“我感觉仿佛天上的月亮、星星和所有的行星全部都落到自己身上来了。”显而易见，他不是罗斯福：他没有足够的外交政策经验，没有自己的专家和顾问，罗斯福也很少向他通报有关的情况。他毫无准备，心里未免感到紧张。但自尊心很强的杜鲁门显然不愿做一个在罗斯福光影里的继任者。他对他母亲的评价十分中意：“他当总统我确实不高兴，因为我为罗斯福总统的逝世难过。如果他是被选上的，我会到外面挥旗，但现在这样做似乎不合适。”从此他便暗下决心，要用实力证明自己：“我是哈里•杜鲁门。”刚开始时，杜鲁门要求所有的内阁成员留任，并表示要继续罗斯福总统的国内外政策。但不久，随着他逐渐熟悉了各种政务，便开始清除罗斯福的一些人，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班子”。在一切似乎都进入正轨之后，他开始了“杜鲁门时代”的创业。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对总统一职无甚兴趣且毫无准备，凭借着几分运气成为战后世界最强大国家领袖的人，在他的第一届任期里却为战后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杜鲁门主义”点燃了美苏冷战的导火索；他签署的“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走上了复兴之路；他倡议的《1946年就业法》奠定了联邦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的基调；他开启了战后美国的民权改革之门……然而，国内外种种令人头疼的现实问题却使得杜鲁门如陷泥淖，寸步难行。在国内，他颁布的一系列“公平施政”措施虽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高税收和上涨的物价以及华盛顿屡屡暴露的腐败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失业率再次反弹，达到了7.9％，以至在1948年初还爆发了局部的经济危机。外交方面，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美蒋在中国战场的“节节败退”，更是让杜鲁门左右为难：反动分子指责他心慈手软，激进分子则批评他过于强硬。6月24日，“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自冷战开始以来就穷于应付的杜鲁门遭到了数百万并无意识形态倾向的民众的强烈攻击，他们企盼的是和平，而不是杜鲁门所要的“冷战”。正当杜鲁门的威信一天天降低，声望一步步跌落时，1948年的大选如期而至。这场战斗对他来说意味着另一番严峻的考验。哈里·杜鲁门最后翻盘成佳话投票前的“政治讣告”1948年大选，共和党占据着种种竞选优势：中期选举后，他们控制着参众两院，而自内战以来，中期获胜的政党总能赢得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他们掌握着舆论报刊，各大州都有他们的喉舌；他们的竞选基金充足，有华尔街大佬作后台；甚至在心理状态上，他们也是精诚团结，信心十足地准备迎候他们久违了16年的胜利。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还没召开，《纽约时报》的资深政论作家詹姆斯•海格迪就写道：“现在似乎有一个共识：谁能赢得共和党的提名，谁就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了。”因此，共和党的提名过程十分顺利。虽然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也曾进入过党魁们的视野，可是他属于“在华尔街另有办公室的人”，且有很强的孤立主义倾向，让他代表共和党有一定的风险。最后他们转向了身世没那么显赫，但有着“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好名声”的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杜威1902年出生于密歇根州奥沃索。比起长他18岁且成长于19世纪的杜鲁门，杜威可以说是新生代总统候选人。他虽然是中部人，但受教育和就职于东部，所以早已被“东部化”了。与“老树开新花”的杜鲁门不同，杜威曾3次当选为纽约州州长，而且早在1940年就争取过总统候选人提名，1944年还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分同罗斯福一争高下。6月末，共和党在费城仅用一轮投票就一致选举出杜威作为本党的候选人，并以加州州长厄尔•沃伦做他的竞选伙伴。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在对外政策上走了一条折衷之路，既欢迎合作，又不主张对苏联进行“绥靖”，对内则保证“致力于铲除共产主义”，但在很多政策上又与民主党相近，这无疑增加了民主党的竞选难度，难怪民主党人抱怨杜威“剽窃”了他们的政纲。反观民主党内部却是危机四伏，对于杜鲁门来说也是麻烦不断——除了来自共和党的挑战，还有民主党内的派系之争和分裂。其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形成于罗斯福时期的民主党“进步同盟”的分裂。这一同盟主要包括“坚定的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城市，他们是民主党能够连续执政16年的重要原因，也是新政的群众基础所在。由于这些地方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所以失去他们的支持对大选十分不利。南方的“背叛”主要指的是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民主党“州权派”。他们不支持杜鲁门是因为，虽然罗斯福总统也曾保证给黑人以平等机会，“但杜鲁门却要这么干”。他们的退党可能会使杜鲁门失去南方4个州的选举人票，甚至更多。这可以看作是来自“右”面的压力。其二，是以亨利•华莱士为首的民主党左翼组成的“进步党”。他们在北方的一些大城市中很有影响力，可能会吸引那里激进的自由派选民，显然这部分人一直是罗斯福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华莱士未必能得到一张选举人票，但他会分散杜鲁门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密歇根、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亚诸州的选民票，这无疑有利于共和党人而不利于杜鲁门。况且，共和党还可能会赢得中西部农业州的绝大部分选票，那里自从1944年以来就一直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这一“左”一“右”的夹击使杜鲁门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要赢得多数选举人票的可能性看来是微乎其微了。民主党发生“内讧”还不算，还有一些人竟发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针对杜鲁门个人的“倒杜”运动。“倒杜”运动的积极分子是以罗斯福的两个儿子詹姆斯和小富兰克林为首的一些民主党“加州罗斯福分子”。在1948年的总统候选人正式提名之前，两党都曾钟情于战功卓著、声望如日中天且无党派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以获得竞选胜利为最终目标的两党都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军人凭借战争功勋和选民对英雄的崇拜心理竞选总统成功的例子在美国竞选史上有很多，如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参加第二次美英战争的“老核桃木”安德鲁•杰克逊、参加过美墨战争的扎卡里•泰勒和内战名将尤利塞斯•格兰特。年初，共和党首先建议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丝毫未把现任总统杜鲁门放在眼中的部分民主党人也表示“拥艾出山”。7月，民主党的一些激进分子甚至围在艾森豪威尔的寓所外，要他出来竞选。7月5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宣布将不参加任何竞选。这些民主党人还是不甘心，又推出了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甚至说不选择道格拉斯“就会招来大祸”，但遭到了“不想离开法院”的道格拉斯的拒绝。此时又杀出一个艾尔本•巴克利。他来自肯塔基州，是罗斯福第4届任期和杜鲁门继任后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从1928年起就一直争取总统提名，但屡屡失败。时年已近七旬的老巴克利变得有点急躁了：“得快点来，我不希望拖的太久，使这个职务变得像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女人一样。”最后，在觉得没有多大希望的情况下，他转而同意作副总统候选人。至此，民主党内的这场“倒杜”闹剧才算结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再次提议杜鲁门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巴克利作他的竞选伙伴。在7月14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又向杜鲁门发起了挑战。最终，杜鲁门以微弱多数击败了拉塞尔而获得提名。按照惯例，大会应再进行一次表决以使提名得到一致通过。但由于这次党内的分歧太多，很难预料再次投票的结果如何，杜鲁门的好友、大会主席萨姆•雷伯恩没敢要求大会再次表决。民主党分裂出的左右两派也提出了各自的候选人，参加总统职位的角逐。两派提出的政纲都偏重于某一具体问题，虽说不具备整体竞争实力，但无疑会分散杜鲁门的选民票。华莱士领导的进步党人主要包括和平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忠于罗斯福的新政派，还有部分左翼政党成员。他们提出了一个“集体主义”纲领，主张继续国内的“新政”改革，甚至实行部分的“国有化”，在美国实现“进步的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再不要战争了”，强调利用联合国协调各国的利益冲突，对苏实行对话合作的政策，反对马歇尔计划，指责杜鲁门应该对冷战负责。早在1947年12月，华莱士就宣布将在次年以“第三党”的身分参加总统竞选。7月，几乎与民主党同时，进步党也在费城召开了成立大会，并推举华莱士为本党候选人，来自爱达荷州的国会参议员“会唱歌的牛仔”格伦•泰勒与他搭档。主张以州权“捍卫自由的种族政策”的右派分子，在2月杜鲁门提出一系列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法案之后正式与民主党分裂。此后不久，这些被称为“州权党人”的南方13个州的代表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提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为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的菲尔丁•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使每个候选人都不足法定票数而将选举拖到众议院——在那儿，南方可以操纵投票，从而获得大选的胜利。9月份，在竞选运动开始之后，尽管许多记者注意到杜鲁门的竞选活动得到群众热烈与友好的支持，他们还是固执己见，认为杜鲁门只不过是在做一种不切实际且毫无希望的努力，正如一位评论者在《纽约客》中所写的：“美国人愿意送给杜鲁门先生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但有一样儿除外，那就是下届总统的职位。”在民主党推出了杜鲁门之后，共和党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说他“命短势衰，好景不长”。在竞选正式开始之前，共和党的胜利似乎就已注定了。杜威正满怀信心地到处发表竞选演说，而且很少提及他的竞选对手，就像西德尼•夏洛特在《星期六晚邮报》中所描绘的：“这位纽约州州长，谈话时丝毫不像一位竞选总统的人，倒像是一位只缺了个头衔的总统，就等着就职的那一天了。”一连数月，美国最著名的三大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罗珀和克罗斯利都不断报道杜威以巨大优势领先杜鲁门。早在9月份，埃尔莫•罗珀就预言杜威领先杜鲁门31％到41％，并宣称他不打算再在总统竞选预测上浪费钱财了。他说：“杜威差不多当选了，这种情况让我觉得继续报道竞选就像一个体育解说员，明明场上是一边倒的形势，却要装腔作势，叫嚷着双方势均力敌一样。”罗珀此言并非没有根据。他显然对自己所作的民意测验很有信心：1936年他的总统竞选测验误差率只有1.1％，1944年又降到了0.3％。10月11日，《新闻周刊》以大号黑体字刊出了50位资深政治评论家的一致预言：《50位政治专家预言——杜威获胜》。无论是从民意测验还是从舆论上看，杜威似乎都是胜券在握了，以至一些报刊等不到投票的那一天就纷纷发表杜鲁门的“政治讣告”，提前宣判了他的“死刑”。《生活》杂志在投票前报道：“于情于理，美国都会舍杜鲁门而取杜威”，并用了几个整版报道杜威夫妇的竞选活动，还煞有介事地介绍：“下任总统乘游艇畅游圣弗朗西斯科湾”。如果说《生活》的报道还有些党派喉舌的味道的话，《芝加哥论坛报》在11月3日选票计数结束之前出版的特刊则颇具戏剧性。为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出消息，也是向新一届总统邀宠，该报提前“宣布”竞选结果，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第一版赫然印上“杜威击败杜鲁门”。竞选中、投票前这些不利的舆论和民意测验，使得杜鲁门开展竞选活动就如同逆水行舟。对此，杜鲁门会如何应对呢？是望洋兴叹还是孤帆只桨，逆流而上？哈里·杜鲁门最后翻盘成佳话单枪匹马战杜威（1）全国上下，从报界到民意测验，从普通选民到民主党的决策层，几乎人人都对杜鲁门不抱期望。除了他的家人之外，只有一个人还对民主党的获胜心存信心，那就是杜鲁门本人。在西部长大的杜鲁门，从小就培养出不甘屈服的品质。这一次，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挽救了杜鲁门，也挽救了民主党。在那篇被誉为自布莱恩以来最富战斗力的接受提名的演讲中，他就表现出极强的自信心：“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你们记着吧！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共和党人有宣传机器，但我们有人民，人民又拥有选票。”在接受民主党提名之后，杜鲁门就打响了竞选角逐的第一炮，这就是所谓的“芜菁节的反击”。1946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自1928年以来第一次控制了国会两院，这对在任总统的执政和竞选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他无法利用手中的职权颁布有利于自己的法令，尤其是在杜威的竞选纲领与民主党的相差无几，使得民主党原有的号召力锐减的情况下。但这也只是硬币的一面。杜鲁门不仅从正面攻击他的对手杜威，同时还把矛头指向了第80届国会，这正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当杜威口口声声向选民们许诺要增加福利，改善下层人民的生活时，杜鲁门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将共和党的真实面目暴露于选民面前，揭穿他们“口头改革”的谎言。正如他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中提到的那样，杜鲁门采取了“我这次竞选的第一个重大的惊人举动……以考验他们是否说话算数，历史将由美国人民来判定。”7月26日——“我们密苏里开始种芜菁的日子”，杜鲁门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提出了主要包括制止涨价、解决住房危机、增加教育援助、国民保健计划和民权立法等八项社会改革建议，然后他就退到一边静候早已料到的结果。经过两周的激烈辩论，由共和党把持的国会未能通过任何决议，一事无成地休会了。这时杜鲁门就出来指责第80届国会是“无所事事的国会”、“历史上最糟糕的国会”。杜鲁门这一招令共和党对总统“廉价政治活动”的指责不攻自破，无异于在杜威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事后表明，正是这一“反击”让选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共和党，使得一些犹疑不定的选民倒向了杜鲁门。杜鲁门深知自己处于劣势，但他也深知自己该如何扭转颓势。在一个候选人到了无路可投，无人可求的地步，为了获得竞选胜利，他首先会想到谁呢？当然是他的选民。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抛弃他的时候，他说：“我想见见人民”，“无论输赢还是平局，人们都将知道我站在什么地方”。为此，他发动了一场持续且颇具声势的竞选运动。从9月中旬到11月投票之前，相信“里程便意味着人民”的杜鲁门乘着“费迪南德•麦哲伦号”竞选列车，行程约31000英里，几乎在沿途的每个小站都作停留。杜鲁门在“车尾讲台”上向1200多万听众作了近350次演讲。在每次演讲中，他都强调“你们即是政府”，“支持你们自己”，“他（杜威）将得到一项最后算数的民意测验结果——那就是你们在投票箱中说话的声音”。正是凭借着这种对人民的诉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杜鲁门使广大选民看到了一位坦诚的民主党人，并通过他了解到了民主党的政策，也让先前不欢迎他的记者暗暗钦佩：“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总统走出这么远的距离去寻求人民的支持，让明达的舆论做出评判。”早在竞选运动展开之前，竞选班子就曾指出“要把精力放在能获得实际政治成果的地方”，这就是广袤的中西部。这一竞选策略使得无论是杜鲁门的竞选口号、演说，还是他的讲话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西部人，尤其是他的西部出身和农场主经历，更让西部人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人”。杜鲁门嘲讽第80届国会“对富裕阶层的福利比对平民的福利更感兴趣”，是个“萝卜国会”。他指责第80届国会阻挠修正农产品信贷公司章程时“犯了装聋作哑的老毛病，却能听到华尔街最轻微的耳语声”，共和党这样做无疑是“在农民的背上刺了一草叉”。他还曾在衣阿华州德克斯特的犁耕大赛上夸耀自己“能耕出密苏里地区最直的犁沟”。他成功地使西部的农场主相信杜威这个“东部特权迷”的代言人对“水利、公共电力、物价上涨、谷物仓储这些问题没兴趣”。巴克利也乘包机深入杜鲁门无法顾及的农业和铁路小城镇，博得了“穷人候选人”的美称，有力地配合了杜鲁门竞选。后来的结果表明，正是杜鲁门在中西部伊利诺伊、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亚三个共和党“顽固堡垒”的险胜而使他最终重登总统宝座。面对不利的舆论报道，杜鲁门深知自己要扭转乾坤，必须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除了竞选计划既定的中西部选民，他还积极争取另外两个重要的选举集团——黑人和劳工的支持。南方黑人政党倾向的大规模转移始于罗斯福的“新政”时代。如果说那时黑人的支持由共和党大批转向民主党还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的话，那么在1948年则更多的是由于战后始于“杜鲁门时代”的民权改革计划。尽管与后来的民权改革相比，杜鲁门提出的民权计划还只是“千里跬步”，但却是有着开创之功的第一步。在竞选期间，杜鲁门曾在得克萨斯这个“准南方州”，邀请当地的黑人领袖参加他的演说集会，而且还不顾少数极端分子的唏嘘，在该州的韦科主动同一位黑人妇女握手。在纽约的哈莱姆黑人聚居区，他重申支持民权立法改革。这一切都使黑人选票的三分之二流向了杜鲁门。还在1944年大选时，劳工就在罗斯福的当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到了1948年，劳工再次协助民主党竞选。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劳工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的有组织性。1948年，内部分裂、组织上涣散无力的民主党与众志成城的共和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倾向于民主党的劳工是有组织的，它能够将较为分散的选票通过工会的宣传和统一行动集中起来，从而保证了劳工这一重要的选民集团对民主党的有力支持。劳工自然不会忘记杜鲁门曾否决了反劳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尽管他最终没能阻止它再次被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反否决而通过。几家最大的工会都为他挖选票，并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支持。难怪杜鲁门在竞选获胜后说：“劳工干得好。”按照计划争取选民集团只是杜鲁门竞选策略的一部分，在候选人之间的选民争夺战中，他不惜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笼络选民的心。不管是精心设计还是临场“做秀”，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与选民面对面的机会，想方设法靠近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以树立“平民总统”的形象，博得他们的好感。杜鲁门也十分注意一些细小的环节。在听说杜威的竞选列车由于倒车不慎而发生误伤选民的事件之后，他决定每当总统竞选列车“费迪南德•麦哲伦号”到达一个车站时，就由车上的特工人员向欢迎的选民广播“为了您自己的安全，请闪开一些”。当有人建议说，完全可以用车上的紧急制动闸避免伤及选民，杜鲁门却婉转地批评了他，说那样会在他们当中引起不必要的惊慌。显然，这是杜鲁门在故作姿态，让选民看到而不只是体会到他正处心积虑地为“百姓”着想才是他真实的想法。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小站，火车进站使一匹马受了惊，骑在马上的小伙子显然是个新手。眼看活蹦乱跳的马要冲进人群，白宫助手和特工们惊慌失措之际，杜鲁门跳下火车，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抓住了马笼头。一边赞赏说是匹好马，一边掰开马嘴，看了看马齿，煞有介事地说：“我看，8岁。”选民中顿时发出一片感叹之声。这很容易让以经营农业为主的俄克拉何马人想到，杜鲁门曾经也是个“农民”，他们一定会感到与总统的关系又近了一层：“哈里不是外人。”哈里·杜鲁门最后翻盘成佳话单枪匹马战杜威（2）正是这种出于对选民的“关心”，加上他早年的经历和豪爽的性格，使杜鲁门在竞选风格上更容易贴近选民，更能迎合他们的口味。在演讲风格上，尤其体现了杜鲁门的这种性格特点和竞选优势。这位“密苏里农民”出身的候选人生性豁达开朗，不喜欢复杂的句式、浮夸或模棱两可的词汇。所到之处，他随机应变，即席演说，而且热情直爽，妙趣横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演讲很能引起听众的共鸣，博得他们的欢呼。杜鲁门不喜欢也不善于照念讲稿，“那不是我讲话的方式，咱们还是说咱们要说的话吧”。他常常向选民介绍随行的家庭成员：他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他的妻子贝丝和女儿玛格丽特，而不是像杜威那样一本正经地说：“很高兴向你们介绍杜威夫人。”他还“威胁”选民说：“希望你们进行正确的选择，免得我在1949年1月20日没房住。"他曾自豪地说：“今天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能在两分钟内查明我在重要问题的立场，而也没有任何人在最近的两个月中查明了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相反，留着整洁八字须的杜威喜欢高谈阔论，动不动就是“我们美利坚”、“我们的河流物产丰富”之类的陈词滥调，内容空洞乏味，这恰恰是竞选演说的大忌。不能触及选民的切肤之痒，而是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很容易疏远选民，尤其在当时所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杜威在摄影机前矫揉造作地挤牛奶、给羊投草料的“表演”更是让人们尤其是西部的农民唏嘘不已。最后在选民心目中，杜威成了一个“你了解了他，才会讨厌他”的“站在结婚蛋糕上的新郎”形象。10月23日在匹兹堡，杜鲁门曾经做过一次题为《“神医”杜威和共和党的老唱片》的演讲。在这篇集中体现他的竞选风格的演讲中，杜鲁门竭尽嘲讽之能事。他用一段虚拟的对话，将杜威刻画成一个正在向选民们兜售他的济世良方的“江湖医生”。以下就是这段精彩讲演的节录：（我们——美国人民正在进行4年一次的例行的健康检查。）“您近来为一些问题而深感烦恼吧？”医生问。“一点不烦恼，”病人回答，“当然，我们是有一些问题，如物价、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和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太糟了，”医生说，“您不应有这些问题。”“能这样说吗？”病人回答，“我们认为，问题正是政治健康的表征。”“决非如此，”医生说，“我们不应该这样考虑问题。您需要的是杜威牌的安神理气胶囊——我们称之为团结。”……“可是您需要动次大手术。”“这严重吗，大夫？”“不太严重。那只不过是要把现有的脏腑统统扒掉，再放进去一个共和党政府。”在美国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候选人之间唇枪舌剑、相互攻讦是家常便饭，对竞争对手进行人身攻击也屡见不鲜。但是杜鲁门这篇演说着实令他的对手十分难堪。尽管1948年的不利处境使得杜鲁门不得不更多地“单枪匹马”进行厮杀，民主党的一些组织和宣传活动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还在1947年11月，杜鲁门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就为他度身打造了一份长达35页的竞选连任方案。在这份方案中，克利福德确定了将主要矛头指向国会的方针（即“芜菁节的反击”），指出那些有利于选民的法案未能有效实施是因为第80届国会的阻挠，以转移选民们的视线，澄清他们对杜鲁门政绩的“片面认识”。竞选开始后，民主党一方面要为杜鲁门筹措竞选资金而“四处化缘”，一方面又要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宣传。在竞选费用上，民主党可没有共和党那么“阔绰”，甚至到竞选旅行出发前，民主党还在筹募捐款，以使火车能开出联邦车站。最后，在白宫的筹款聚餐上，还是杜鲁门令人吃惊地“站”到椅子上向民主党的有钱人“募捐”，“费迪南德•麦哲伦号”才得以向西开进。列车开到俄克拉何马城，该州州长罗伊•特纳不得不承担了“临时敛财人”的角色，帮助杜鲁门解决基金短缺的问题。民主党为了杜鲁门的竞选可谓是用心良苦。在竞选演说的编排上，从资料收集，整理，快递，到选材加工直至出稿，都派专人负责；在竞选旅行中，有“先遣队”负责安排和动员选民参与。在宣传方面，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传局长杰克•雷丁也算是费尽心机了。他曾争取到一份波兰语报纸经理的帮助，后者将杜鲁门的演说辞和新闻稿在送往全国外文报刊、广播站之前将其译成波兰语、德语、西班牙语或俄语。在当时，美国有3500万外国出生的移民，其中有1100万人有选举资格，占选民总数的25%。这样做无疑有助于他们了解符合他们利益的“杜鲁门主义”及杜鲁门的移民政策。民主党的宣传机器可谓无孔不入，他们甚至还出版了一本连环画《哈里•杜鲁门的故事》，介绍杜鲁门的成长及从政经历，他们说孩子们会把“他”带回家，带给他们的父母。他们还计划制作一部小宣传影片，在当时电视并不普及的情况下，电影是人们最好的消遣方式。据说，与共和党大佬们不同，民主党“没钱”制作，最后影业联合会“出于公平起见”，同意免费提供。结果一个倒霉的制片公司在掷币中输了，只是免费制作了一部10分钟的短片。另外，各州参加公职选举的民主党人也积极地为杜鲁们进行宣传，他们每到一处，就将民主党的主张带到那里，也将杜鲁门的影响带到那里。在竞选期间，双方的候选人和竞选班子成员，甚至包括两党的党员都出言谨慎，行为规矩，以免授人以柄，破坏本党的形象，对竞选不利。同时，他们又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时刻关注对手的言谈举止，千方百计找出他们的漏洞，起而攻之。在“二杜”激战正酣之际，罗伯特•塔夫脱就曾因失言被民主党人抓住了机会，再一次将共和党人“傲慢大亨”式的形象暴露在选民的面前。9月，杜鲁门到加利福尼亚州并作短暂停留，在竞选列车的平台上频频亮相，使他在西部的影响迅速扩大，这可急坏了共和党人。塔夫脱怒吼道：“我们这位游游逛逛的总统在每个‘铁路小站’都辱骂国会。”民主党于是找到了攻击共和党的炮弹，他们煞有介事地打电报给杜鲁门曾到过的铁路沿线的地方官员，问他们是否同意塔夫脱参议员把他们的城市说成是“铁路小站”，结果得到的全是来自西部愤愤不平的答复：印第安纳州的盖里市民说：“美国最伟大钢城的135000位公民憎恨这种侮辱。”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民声称：“西雅图不是一个‘铁路小站’。”洛杉矶市长则干脆说：“这种说法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在总统竞选中，美国西部无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况且，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经济中心正处于向西、向南转移的过程中，西部财团实力逐渐壮大。塔夫脱的言论恰恰伤害了西部人的自尊心，共和党的形象在西部人的眼中大打折扣，同时增加了西部与东部的隔阂。哈里·杜鲁门最后翻盘成佳话最后翻盘爆冷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竞选，投票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投票前两周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杜威的优势已缩减为6个百分点，到了最后的几天，优势进一步缩水到5个百分点。这表明经过几个回合的过招，“二杜”之间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10月31日，杜鲁门携妻子和女儿回到了密苏里州的独立城，他们将在这里参加投票并等候选举结果的揭晓。投票日（11月2日）下午4时，被记者们围追堵截的杜鲁门“突然失踪”了！原来他在只有家人和秘密特工知晓的情况下，带着几个助手跑到独立城附近的一个旅游小镇，躲进了一家小旅店。在洗了个土耳其浴，吃了个三明治之后，杜鲁门倒头便睡着了。此时收音机里正传来广播评论员卡顿伯恩的德国腔：“民主党候选人肯定吃败仗。”16年前，当彭德卡斯特未能选中他作密苏里州州长时，杜鲁门也曾躲到这个地方。这一次，他是在极力回避他害怕看到的结果，还是在和自己的命运作一次赌博？而他的对手杜威此时却在纽约的罗斯福饭店静候佳音，准备和到场采访的记者们一起开香槟酒庆祝胜利。杜威兴奋得不知所以，竟然和他的夫人开起了玩笑：“今晚你就将知道和总统同床共枕是什么滋味了。”然而，就在这时，无论是兴奋不已的杜威还是酣然入眠的杜鲁门，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政治大逆转正在悄悄地发生：杜鲁门“失踪”了，他导演的“政治大翻盘”中的高潮部分也开始了——美国竞选史上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第一份选举结果从新罕布什尔的一个小镇传来了！杜鲁门1票，杜威11票。接着传来的都是杜威在选举人票上领先杜鲁门的报告。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东部的几个州很早就被记在了杜威的名下，杜鲁门只是在中西部和南方仅有的几个未被州权党人拉拢过去的州中领先。时过午夜，杜鲁门醒过来。他听到收音机里报道说民主党人的选民票数比杜威多100多万张，但人们似乎并没有觉察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卡顿伯恩仍慢条斯理地说：“我看不出他怎么能够当选。看来大选要在众议院里定局。”杜鲁门倒头又睡。转机出现在凌晨4时：杜鲁门的选民票已领先了近200万张；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在伊利诺伊、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亚三个关键州中以微弱优势领先。6时左右，杜鲁门醒来了。面对一夜之间出现的转机，他却出奇地镇静，没有露出丝毫的惊喜之色。8时30分，消息传来：俄亥俄州被杜鲁门收入囊中！9时30分，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也归了杜鲁门！在不到一小时内，杜鲁门似乎扭转了整个局势，创造了一个奇迹！事后的分析表明，正是以微弱优势胜出的这三个关键的大州把杜鲁门抬进了白宫：三州中任意两州的逆转都将使杜鲁门失去必要多数而落选，结果最终由众议院来决定；如果杜威赢得三州则直接获得足够多数而当选，杜鲁门的选民票再多也没用。11月3日上午10时，选举结果终于出来了：杜鲁门获得了24,105,812张选民票（约占总票数的49.5%）和303张选举人票；杜威获得了21,970,065张选民票（约占总票数的45.1%）和189张选举人票；瑟蒙德获得了1,169,063张选民票和39张选举人票，华莱士仅获1,157,172张选民票，选举人票一张未得。独立城沸腾了，汽笛、喇叭声响成一片；记者们惊呆了，还以为播音员的脑子或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共和党人蒙了，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杜威夫人自嘲似地对丈夫说：“今晚我是去白宫找杜鲁门，还是请他到咱们家来？我得和总统同床共枕。”11月5日，杜鲁门和家人乘火车返回华盛顿，受到迎候在那里的选民们的热烈欢迎。甚至连党内一些曾怀疑过杜鲁门竞选能力的领导人和没捐资助选的企业家，也纷纷赶来向总统表白：“哈里，我们和你在一起。”那些曾预言杜鲁门必败的报纸也纷纷借机向这位“意外获胜者”表示歉意。一个著名的戏剧演员打趣说：“共和党要想进入白宫，惟一的途径就是和玛格丽特•杜鲁门结婚。”1948年大选就这样极富戏剧性地结束了。杜鲁门的胜利虽然不像《时代》主编亨利•卢斯所说的那样“他完全凭自己取得了胜利”，但《华盛顿邮报》在杜鲁门获胜之后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美国人民钦佩有勇气的人，即使他们未必赞同他。美国人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回报了一位斗士。”（陈波）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顺水行舟奏凯歌云消雾散将军“转政”民主、共和两大政党都把目光投向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凯旋而归的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却都不清楚他究竟心仪哪一方。将军一生供职于军队，转战政界同样游刃有余。不偏不倚坚持走中间道路的决心使他最终战胜了所有的对手。1952年大选，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美国政坛出现了又一个奇特现象：无论执政的民主党还是在野的共和党，都把目光投向了同一个人，希冀此君能接受本党提名竞选总统，以圆本党继续留在白宫或入主白宫的美梦。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人清楚他的政治倾向是什么；他不同于以往任何总统，一生供职于军队，从没有进入过政界，更没有担任其他任何公职的履历；他甚至前后有10余年时间不在美国，很难说对国内事务有深刻了解。然而，在全国人民“我们喜欢艾克”的拥戴声中，他以绝对优势击败了竞争对手，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34任总统。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风云世界、战后威震欧洲的五星上将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云消雾散将军“转政”1890年10月14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丹尼森市一个普通家庭，昵称艾克。在他们祖先原来居住的莱茵兰地区，这个姓氏含有“铁斧”的意思，也有人解释为“身披甲胄的骑士”。为了寻求宗教自由和发财机会，信奉孟诺派的高祖离开倍受迫害的旧世界来到北美大陆，刚开始时拓居于宾夕法尼亚地区，后来逐步西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家族逐渐发达起来，但德怀特的父亲因合伙人席卷店铺钱款存货逃走而破产，不得不一再迁居，最后在堪萨斯牛镇阿比林一家乳制品厂谋得一份工作，才定居下来。贫寒之家过着俭朴的生活。孩子们很小就得在家中菜园干活，稍大一点还要到外面打零工贴补家用或购买学习用品。艰苦生活和严厉家教造就了艾克健壮的体魄、顽强的意志和良好的自控能力。他自幼喜爱历史，尤其喜欢有关古希腊罗马和近代欧美名战史书籍和战争英雄传记，通晓许多重大战役的细枝末节。读中学时，班上有同学预言艾克“将来一定会成为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但艾克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具有十分强烈的反战情绪，认为战争“能把人变成野兽”。艾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读军事史著作，使母亲深感不安。数十年后，人们仍感到困惑：世界著名将领竟出自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