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华盛顿：开国元勋邦联政府危机四伏美国首任总统选举于1789年进行。开国元勋之一乔治•华盛顿在举国上下的拥戴和欢呼声中以全票当选。较之迄今为止其他42位总统沸沸扬扬的53届选举，该年大选是绝无仅有的：既没有竞选对手（即只有一位候选人），也没有政党提名、竞选演说，更没有自下而上的初选。有人甚至说这次选举“绝对是不民主的”，因为参加投票的仅仅是选举人团而将广大民众拒之门外。然而，无论从哪方面说，乔治•华盛顿都是首任总统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只有他才能承担并圆满完成这份重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体制：联邦制、共和制、总统制、三权分立与制衡制的确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他本人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创造的许多先例，更是被后任视为“传统”、“惯例”、“巨大的遗产”和“无形的精神财富”而延续至今。虽然时过境迁，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远非建国初期可比，但后人也仅仅是在华盛顿开创的传统和惯例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绝不违背华盛顿开创的风气之先。邦联政府危机四伏许多人知道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但不了解美国首任总统产生于建国后的第14个年头，就像许多人知道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但不清楚在联邦制之前美国实行的是以各州联席会议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的邦联制度。从邦联到联邦，美国人在建国初期走过了一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美国独立后之所以一度实行以州权为主的邦联制度，是它历史上一段独特的英属殖民地经历所决定的。英国人进入北美大陆远远迟于西班牙、法国等其他欧洲列强，但他们不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所图谋的不单单是掠夺这里的黄金、皮毛、木材等自然资源，而是要寻求永久性地开发和拓居这块幅员辽阔而富饶的处女地。自1607年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殖民地起，英国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北美，在大西洋沿岸至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建立了13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凭藉各自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位于北部的马萨诸塞、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工商业发达，是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位于中部的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土壤肥沃，农产品以小麦为最，人称面包殖民地，同时还开发手工业和小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南部的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气候炎热，普遍实行使用黑奴的种植园经济。在18世纪中叶风起云涌的抗议英国政府一味将北美殖民地视作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基地和产品推销市场、加紧推行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控制并限制殖民地发展的斗争中，共同的愿望和利益使这些殖民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抵制英货，谴责英王暴行，展开武装斗争，最后签署了《独立宣言》，赢得了共同的胜利。1776年7月4日，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中心的独立宫乳白色塔楼上传出一阵阵庄严而洪亮的钟声，广告各界民众：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正式独立：“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世界上从此有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然而，这并不是《独立宣言》签署者们的初衷。因为他们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13个国家，充其量只能说是13个国家的联合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国”。若严格按照英文翻译，这个新国家的名称应该是“美利坚联合诸邦”，《独立宣言》正式标题中的“thethirteenunitedStatesofAmerica”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13个殖民地成为13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殖民地时期所形成的地区利益和地区差异使他们更加注重的是本“邦”的利益而不是“邦国”的整体利益，更加维护的是本“邦”的权限而不是“邦国”的共同权力。他们只是为了抗英斗争的需要才“联合”到了一起。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第二届大陆会议——独立战争期间13个殖民地的代表会议和权力机构——于1781年经所有13州批准通过了《邦联和永久性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依据该条例组建的邦联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为了“共同防御、保障自由和相互的公共福利”而加入这个彼此友好的巩固联盟。邦联政府不是集权的中央政府，而是与地方分享权力。因而邦联只设一院制国会，国会由各州选派2至7名代表参加，国会休会期间则由来自各州的13名代表组成的“诸州委员会”处理全国性事务，委员会主席由各州轮流担任，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一年。国会行使条例授予的各项权力，如宣战、媾和、签订外交协议、解决各州边界和经济纠纷、管理邮政、铸造货币、确定度量衡标准等，至少需经9个州同意。邦联国会其实只是一个议事机构，然而，本应坐到一起共商国是的各州代表，往往为了各自私利而使国会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有时甚至连开会所需的法定人数都凑不够。同时，邦联国会既无执行机构落实所议之事宜，也无司法机构维护它的权威保障它的利益，甚至无权向各州直接征税，所需费用由各州摊派……就这样，邦联政府很快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使邦联政府进一步陷入困境的还有来自国内民众的深深不满。历时8年的独立战争早已使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而它却无法满足当年为革命胜利浴血奋战的大陆军官兵情理中的报偿要求，无力使处于饥寒交迫悲惨境地的民众脱离苦海，也无法平息各界人士对捐税沉重、民生凋敝的指责。而当愤怒的民众于1786年揭竿而起，以一场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谢司起义抗争社会贫富悬殊寻求出路时，邦联国会束手无策的窘态充分暴露出了它无力应对突发事件的弊端。刚刚挣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国家走到了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口。其实，邦联的种种弊端早就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此时更使一些远见的政治家忧患“国将不国”之民族危机。他们当年都曾为促进各州联合、维护州权与民权的邦联条例积极努力，甚至为此感到骄傲，但他们此刻终于认识到，对于襁褓中的合众国，邦联实在太稚嫩、太软弱了。他们或发表演说、文章于公开场合，或策划酝酿于沙龙和暗室。他们的出发点大相径庭，但都感到必须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对州权大于国家政权的邦联制度进行一番改革。他们有的还进一步提出要变地方分权为中央集权，变松散低效的邦联为强权高效的联邦。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们都感到必须要召集制宪会议，让各方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和讨论，最后达成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们甚至连会议地点都商定了：就在当年通过《独立宣言》的费城独立宫。然而，制宪会议该由谁主持？谁堪担负此项重任，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救国家于分裂之顷，力挽狂澜于千钧一发之时？人们在思考、在权衡、在寻找，最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开国元勋之一、独立战争胜利后退隐江湖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开国元勋退隐司令再度出山众人瞩目华盛顿，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乔治•华盛顿，一个来自英格兰古老家族的后裔，虽不显贵，但其祖先1657年移居北美后，以勤奋和实干购地置房采矿经营农场发家致富，到乔治的父亲去世时，已经拥有一份可观的家业。1732年2月22日，乔治•华盛顿出生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威斯特摩兰县。从年轻时当土地测量员开始逐步积攒财富而成为当地一名殷实的大庄园主。他参加过英法争夺殖民地的七年战争，以英勇善战有谋略崭露头角，成为弗吉尼亚州民团的上校司令、众议院议员。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他先是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出席第一、二届大陆会议，后在独立战争中出任大陆军总司令。他谨言慎行，但为人正直，处事公允。他骁勇善战，胆识过人，但革命胜利后不以军功求利，不以兵力谋权，而是迅速交出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返回故乡弗农山庄以经营种植园为乐。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乔治•华盛顿都是众望所归的理想人选，如果由他出面主持制宪会议，则制宪会议有望取得理想的结果。然而，弗农山庄庄主此时正在困顿之中。他的一个兄弟前不久病逝，一个外孙女的孩子刚刚夭折。他本人年轻时患过的一种类似疟疾的重症正以“极为凶猛的势头”卷土重来，缠身多年的风湿病也突然发作，折磨得他卧床不起……他完全有理由谢绝参加费城会议。他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拒绝参加制宪会议。当年率领大陆军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总司令不仅早已解甲归田，而且在交出权柄之前宣布不再担任公职。这是华盛顿对他的将士和美国民众的承诺。他既已公开声明决不重返政坛，而今却要再度出山，将如何面对国人议论：会不会说他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会不会指责他不甘寂寞，甚至早有野心？1775年，当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战争需要他、第二届大陆会议委任他为大陆军总司令的时候，华盛顿没有推辞。他甚至感到义不容辞，因为他深知“北美独立才是惟一的出路”。他只是惟恐有负众望。他在接受这一任命的时候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所给予我的崇高荣誉，但我仍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我的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他甚至提出不要薪俸而只将“一切开支如数入账”即据实报销开支。华盛顿至今记得，当年他奉命筹建大陆军的时候，各地民兵是如何衣衫蓝缕装备落后武器匮乏，不但没有受过正规的军训，甚至不懂得军事纪律。他依然记得自己最初带领这些乌合之众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皇家军队作战时屡败屡战的艰辛。他更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戎马倥偬恪尽职守，以无限魄力、勇气和力量，对这支队伍进行严格教育、整顿和训练，使之脱胎换骨为正义和理想英勇战斗的善战之师，最后将不可一世的英军围困在弗吉尼亚沿海约克敦并迫使他们投降。华盛顿同样忘不了，他在前方浴血奋战，置生死于度外，但总有一些人，以所谓的历史为鉴，生怕他像英国的克伦威尔一样以剑要权图谋国柄。战争结束后，那些别有所图的将领慷慨陈词鼓动他以军功和兵权自立国君，那些醉心欧洲君主政体的文人墨客四处游说要挟他统驭天下，那些视他功高盖世的善良民众也纷纷推举他出任国王……他痛惜昔日将领不谙事理几乎授人以柄、置他于不仁，他痛恨迂腐的君主派们居心叵测企图陷他于不义。他感激人民对他的信任但他不赞成君主制，拥护共和制。为表明心迹，华盛顿毅然决定功成身退，解甲归田返回故乡弗农山庄。更何况，华盛顿是一个种植园主。他热爱自己的庄园，热爱自己辛勤劳动积攒下的这份家业。他11岁时父亲去世，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渡口农场和10名奴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他，凭借自己强烈的求知欲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父亲留下的测绘工具学习土地测量，16岁时帮助一位富裕的远亲去西弗吉尼亚荒原丈量土地，第二年还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证书，成为一名正式的土地测绘员。他从此开始以勤苦劳动所得报酬购买土地积累财富。他的异母兄长劳伦斯去世前留下的遗嘱使他最后获得了父亲留下的位于波托马克河岸边的这个弗农山庄。他的妻子玛莎给他带来的大笔财产，“使他的经济地位由一个普通的种植园主跻身于有钱人之列”。他用这笔财产购置了大量土地。华盛顿本人同样热爱田园生活。他在青年时代侧身行伍，在中年时代驰骋疆场，如今，他终于完成了为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赫赫功勋得以解甲归田。他感受到“一个肩挑重担、精疲力竭的行人，经过千里迢迢步履艰难的旅行终于到达终点时的轻松”，也正如他在回到家乡后给法国友人拉法耶特所写的：“在我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乘荫纳凉，听不到军营的喧嚷，也见不到公务的繁忙。我此刻享受的这种宁静与幸福是那些孜孜不倦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朝思暮想着图谋划策，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仿佛整个地球都不能餍足他们的贪欲）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刻刻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谀臣们所无法想象的。”华盛顿安享安居乐业的愉悦。他是一家大小尊敬的长者，庄园上下恭谨的主人。他醉心农作，埋首于农业实验、庄园设计。他在自己的庄园内挖沟修渠造桥铺路，在西部规划开发寻求更大的发展。但作为一名经历过美国革命急风暴雨洗礼的政治家和军人，乔治•华盛顿虽然赋闲在弗农山庄，却始终关心着外面形势。他曾形象地将重疴缠身的邦联称作“一个半死半活的、一瘸一拐的政府”和“一条纱绳”连接起来的国家。看到国家有解体之虞的种种迹象，华盛顿不禁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悲叹：“在建立邦联时，我们也许把人的本性想得太好了。经验告诉我们，纵使千方百计为他好，如果没有强制的手段，他还是不肯照你的办法去做。如果不建立一个赋有控制整个合众国权力的政权，我相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其灭亡将指日可待。”华盛顿和各地政界要人保持着联系，知道他们正在酝酿召开制宪会议以使邦联政府强权高效摆脱处处受钳制的困境。他们竭力鼓动他放弃幽静的隐居生活，率领弗吉尼亚代表团出席会议。弗吉尼亚州的精英们也已决定推举他为本州代表团团长，出席即将召开的制宪会议。对此，华盛顿感到踌躇不安。他知道，如果出席制宪会议，他放弃的将是衣锦还乡后的荣耀和安乐，而要承受的是重担——他已经觉察到，如果他参加制宪会议，主持会议的重任必然落到自己身上。如果说他当初领命出任大陆军统帅还可以担心自己能不能胜任的话，那么，这一次他没有退路。因为他们所要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世界上全新的政府，既无先例可循，也无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他们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不仅事关各州人民的眼前利益，更将涉及新生的共和国的前途和未来——等待他们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终于，出于对新生国家的由衷热爱和对民族前途的强烈责任心，乔治•华盛顿作出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要抉择。乔治·华盛顿：开国元勋制宪会议群儒舌战（1）经过各方人士充分酝酿和精心筹备，美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宪会议于1787年5月25日在费城召开。除罗得岛之外12个州的代表55人出席了会议，一致推举华盛顿为会议主席。55名代表中有学识渊博的练达之士，如有29名代表受过高等教育，也有精通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专业人士，如一半以上是律师。他们几乎都是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有46人曾任各殖民地或后来的州议会代表，参加过各州宪法的制订，有42人出席过大陆会议，8人参加过《独立宣言》的签署，6人参加了《邦联条例》的签订。他们中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梅森、古沃诺•莫里斯、詹姆斯•威尔逊、罗杰•谢尔曼等，更是或德高望重或声名显赫。他们是沿海各州有产阶级的代表而无一人来自内地或劳动人民，因而代表着各州不同的政治利益，但更代表着各地工商业主、大种植园主、大奴隶主等不同的经济利益。他们都知道本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事关万世基业，因此都殚精竭力虑地为维护各自的权益，为捍卫各自所代表州的特殊利益而战。如北方诸州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自由雇工制度和保护性关税，南方诸州种植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保留奴隶制和开放性贸易；人口众多的大州希望授予中央政府更多、更大的权力以使自己在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人口少的小州反对过多地扩大中央政府权限以免自己的利益受损……在寻求维护各方利益各地权益的联合治国方案时，代表们意见纷纭，争论激烈，几度甚至使会议濒临破裂的境地。但毕竟他们代表着新生的合众国人民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知道维护国家统一和建设强大国家的共同利益对他们和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州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而，代表们既为局部利益锱铢必较，又为共同利益而相互妥协。也正是在这种争论—妥协，再争论—再妥协的冲突交锋中，代表们达成了一项又一项事关国家千秋基业的重大决策和决议。作为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在其中充分发挥了他所独具的影响力和威望，做出了出类拔萃的贡献。由于当时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为防止会议争论内容传入外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一向谨慎的华盛顿这一次更是规定与会者不得以记日记或笔记的形式记录会议情况，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制宪会议的情况一直不为外界所了解。直到50年后詹姆斯•麦迪逊的个人笔记公诸于众，人们方才窥得其间之部分内幕。会议刚开始后的几天内，经华盛顿、麦迪逊等人说服和周旋，代表们终于同意根据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合众国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建立中央集权的联邦政体，以挽救“气息奄奄的”邦联。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就必须摆脱邦联条例的束缚。这样，会议的任务就不是修改邦联条例，而是制订新宪法，不是巩固邦联，而是要建立联邦……也正是由于会议讨论内容的这一变化和会议所要制订的联邦宪法涉及合众国的政体，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力。因此，本来就为各州权益争得不可开交的与会代表们，很快在有关中央政府的权限、国会两院制的组成、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任期和薪俸、最高行政长官的人数和权限等具体问题上唇枪舌剑，展开了一轮又一轮争论。弗吉尼亚代表事先起草了一份建立有权处理全国一切要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方案。根据他们的方案，政府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上，立法机构分为两院，议员按各州人口比例选出。该方案还为此设计了一套监督和制约的机构。但是5月29日，当方案设计者之一、为制宪会议召开做出巨大努力的詹姆斯•麦迪逊将方案提交大会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大州代表纷纷支持麦迪逊的意见，主张国会议员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小州代表顾虑自己在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减少必然会处于劣势，因而竭力坚持均等代表制，不论州之大小一律等额。双方各执一词，很快使会议陷入僵局，直到6月29日，来自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等人联合提出一份折衷的《康涅狄格妥协案》。谢尔曼是一位政治家，精通法律事务，曾担任多种公职、作为康涅狄格代表出席第一、二届大陆会议，并参与起草邦联条例。他提议国会两院中的下院（众议院）按各州人数分配代表名额，上院（参议院）则由每州各推举2名代表。这份方案兼顾了大小州的不同利益，最后获得通过，从而避免了会议陷于分裂，也奠定了日后联邦立法机构的基本模式。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纳税和黑人奴隶的计算问题上，代表们又分为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北方资产阶级和自由州的代表们认为，既然黑奴在南方蓄奴州被当作财产，奴隶主应代他们缴纳财产税，而不能借黑人人口在众议院中获得议员数额。南方蓄奴州代表则主张，黑人奴隶平时是财产，但在确定众议院代表数时应作为人口计算。会议最后达成了妥协：在统计南方各州人口时，黑人奴隶的人口按3/5折算，各州无论缴纳联邦税或选众议员，均按此比例计算。此外，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等民主派和北方各州代表在会上严厉抨击黑奴贸易，但此事关系到各蓄奴州的切身利益。南方代表不仅群起而攻之，强烈反对废除黑奴贸易，甚至还以不批准宪法相威胁。为制宪大计所考虑，北方代表不得不作让步，同意20年内不禁止奴隶贸易，南方州则以同意国会具有管理商务的权力作为交换条件。相类似的较量还尖锐地反映在关于行政机构的设置、行政长官的人数、任期、职责等问题的争论中。继否决君主制确定了联邦制度之后，随之而产生的是设立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机构的问题。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大致可分为3种。一种以立法机关为国家最高权力部门，以一个隶属于立法机关的“州际会议”为权力有限的执行机构，类似于内阁式的政府组织形式；另一种是建立强有力的行政机构，独立并拥有类似英国君主的权力，与立法机关分权并能互相制约；第三种是建立一个由国会选举产生的若干名官员组成的行政机构，其权力由国会授予，但能够否决国会通过的法律以及国会对州法律的否决案……围绕这些看法，与会代表展开了激烈辩论。首先有待达成共识的是未来的联邦行政机构首脑该由一人还是数人担任。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特里奇认为总统职权应由一人担任无可置疑，却不料一言既出，引出一番旷日持久的论争。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德•伦道夫针锋相对地提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决不能由一人担任，而应由从全国各地选出3人来平等分担，因为人民会认为“一人总统制”与欧洲传统的君主制相去无几。谢尔曼等人主张行政权力应由担负相同权力的行政首脑组成一个“州际会议”来行使，行政首脑由多人担任。麦迪逊同样提出要防止个人专制，但他更深谋远虑地顾及行政部门内部的制约与平衡，因此提出行政权力应由一位总统和一个行政会议共同执行，该行政会议应由联邦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区各选派2名代表组成。麦迪逊的提议一经提出，便获得乔治•梅森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等人附议。古维诺尔•莫里斯和查尔斯•平克尼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实行单一行政首脑制，行政权力由总统一人掌握，由数名部长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协助。莫里斯等人认为，行政权力由职责范围明确的行政首脑一人担任，可以避免邦联会议所出现的责任分散软弱无力且无人承担责任的尴尬局面，强化国家行政首脑职权，使之高效。这种意见一经提出，立即遭到持前两种看法者的反对。梅森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这样的政府将会是一个比英国政府“更加危险的君主政体，一个选举的君主政体”。乔治·华盛顿：开国元勋制宪会议群儒舌战（2）鉴于各种意见在制宪会议上争得不可开交，华盛顿决定将问题留给细则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提交大会最后审定。细则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威尔逊原来就主张单一行政首脑制，便利用这个机会在委员会中大力倡导该项制度的优势所在。威尔逊意见渐渐在委员会中占了上风。8月6日提交大会的宪法草案报告中充分表达了他的看法——“美利坚合众国行政权属于单一一人”。为了获得大会支持，威尔逊在会上具体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只要出现三人执政的局面，“国家的前途除了连续不断的、无法遏制的敌对行为以外，不可能是其他”，而由此产生的内讧无疑“会把它的毒素扩散到政府各个部门，扩散到各州、扩散到全体人民”……由于邦联会议面对民众骚乱束手无策的困顿局面，与会代表记忆犹新，而集权对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高效为众人所憧憬，于是，尽管来自纽约、特拉华和马里兰的代表依然持反对意见，会议最后还是接受了威尔逊的看法，只不过由古维诺尔•莫里斯为主席的文字修订委员会将报告书的措辞更加精到地改作“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继之而生的问题是总统应如何产生。关于这一点，代表们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持不下。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代表主张总统由全国立法机关选举产生，汉密尔顿等人主张由特别委员会挑选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詹姆斯•威尔逊主张由人民选举产生……真可谓众说纷纭。一轮又一轮的辩论，一次又一次的表决，上述几种意见都遭到了否决。但不断辩论使代表们对总统选举问题考虑得越来越周密，越来越成熟：既要防止立法机关选举行政长官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种共谋的、党派的或宗派的选举”，也要避免人民选举国家元首如同“盲人做色彩实验”的弊端。最后，在各种观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华盛顿建议成立一个十一人委员会，专门进行审议并提出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委员会主席古维诺尔•莫里斯提出的妥协方案是，总统由各州议会选出的选举人团选举，如果出现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选举人团的多数票的情况，由参议院做出最后选择。而在参议院，各州拥有平等的投票权。莫里斯对大会陈述了他的理由，得到认可，只是将参议院改为众议院。关于总统任期，有人主张总统任期为3年，连任不限；有人主张任期3年但可连任一届；也有人主张7年，不得连任。来自纽约州的律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持总统终身任职，遭到民主派人士的一致抗议，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极易导致世袭君主制。因而代表讨论主要围绕前几种意见进行。持3年任期观点者认为，较短任期并允许连任，可以促使行政长官为追求连任而敬业，防止个人专制。持7年任期观点者认为，7年时间足以使一个人在行政首脑位置上积累经验和做出成就，而不得连任同样可以杜绝出现独裁。各种意见相持不下，莫里斯和麦迪逊提出了将总统任期改为“在他表现杰出期间”。这一观点未免太过含糊，梅森更尖锐地提出这“不外乎是比终身为全国行政长官更动听一点的别名而已”。会议最后决定，总统和副总统任期均为4年。在关于总统权限的问题上，会议代表分歧最大，争论也最为激烈。国会派和行政派阵线分明，据理力争。国会派主张总统权力由立法机关授予并对立法机关负责，他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弱”总统制的做法，使国家既有一个行政部门来主持和处理行政事务，又能防止出现殖民地时期皇家总督的专制暴政。行政派坚持建立“强”总统制，使总统既能独立行使宪法授予他的权力，又能制约立法机关。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迅速有效地处理行政事务的独立的行政部门，但是为了避免出现总统建立个人专制的情况，宪法应赋予立法机关罢免总统的权力。两种意见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产生了宪法上关于总统权限的各项明确规定。代表们还在是否授予总统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的否决权的问题、是否能罢免总统的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宾夕法尼亚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以81岁高龄抱病出席会议，睿智地提出保留对最高行政长官的弹劾权：“如果不保留弹劾权，那就只能靠暗杀来摆脱一个腐化的最高行政长官了。”代表们的争论不仅在会场上进行，还在会后，在餐馆、在咖啡厅展开。如果说在群儒舌战的制宪会议上，乔治•华盛顿因会议主席身份所限不便多语，主要凭借其在独立战争中所建立的威望、他个人所具有的特殊的人格魅力和一种不怒自威的震慑力量，在各方相持不下时出面周旋调停，“化干戈为玉帛”的话，那么在会外，他总是主动与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们交流，让他们充分发表看法，然后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客观地、全局地、长远地陈述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说服代表们为了国家大局求大同存小异。后人永远无法清楚华盛顿在这种工作中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历史可以充分肯定，华盛顿的这种贡献是巨大的。他在独立战争中立下的赫赫军功、在革命胜利时急流勇退表现出的淡泊和坦荡、在人生创业过程和日常交往中表现出的勤勉正直和谦逊，早已在代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更使许多代表成为他的挚友。这一切，此刻都成为他展开工作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一切努力终于没有白费。1787年9月8日，经过3个多月的激烈争论，代表们终于在诸多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他们推举了一个由麦迪逊、莫里斯、汉密尔顿等人组成的五人委员会，由大会主席乔治•华盛顿亲自领导，最后对已经通过的宪法条款进行斟酌修订。9月12日，委员会将修订报告提交大会审核。9月17日，出席会议的42名代表中的39名庄严地签署了合众国宪法。1787年宪法确立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体现了三权分立、制衡原则和国民主权原则，不仅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法，而且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执行得也最强有力。1787年宪法还正式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并且为美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根本保障。但在当时，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1787年联邦宪法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作用。对于确定实行民选总统制的创举，更是没有充分认识和估计。因此，制宪会议上的群儒之争远没有结束，而是分散到了各州。等待新宪法的还有一场批准和反批准的尖锐较量。制宪会议在9月17日签署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份《关于将宪法提交国会的决议》。考虑到新宪法对各州的权力有所削弱，州议会可能不予批准，制宪会议在决议中指出，在国会审议之后，宪法将提交根据各州州议会建议下的由各州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同意与批准，并规定只有经过9个州的代表大会批准，宪法才能正式生效。此时，美国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分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一方是竭力主张批准宪法的联邦派，以麦迪逊、汉密尔顿、约翰•杰伊等人为首，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大商人、大种植园主的利益，渴望新宪法赋予联邦以强权，促进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方是反对批准宪法的反联邦派，他们的代表人物中有因正出使欧洲没能参加制宪会议的《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拒绝在新宪法上签字的乔治•梅森等。他们代表的是中小资产阶级和中小种植园主的利益，并且同劳动人民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他们主张维护各州的主权，害怕联邦政府过于集权而变成事实上的君主专制，认为宪法没有权利法案不能容忍。政见不同的两大派在宪法批准过程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互不相让，更不妥协。斗争持续了整整两年半。期间，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连篇累牍地以“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在报上发表了85篇文章，详尽说明邦联的弊端，强调建立联邦共和制的必要性，论证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并回答反对派提出的各种责难。这些文章1788年成书出版，书名为《联邦党人文集》，该书至今被视为阐释美国宪法、论述联邦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当时更是在推动批准宪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3位作者中的詹姆斯•麦迪逊还因为他对美国宪法内容的一系列重要提议和对宪法通过的卓越贡献而被誉为“宪法之父”。反联邦派反对批准宪法的斗争同样有所收获。他们的小册子《联邦农场主的信》广为流传，他们倡导的权利法案得到普遍支持，以致有6个州在批准宪法时附带一个条件，即宪法必须补充一个权利法案。这一要求为联邦派接受。麦迪逊亲自起草了《权利法案》，以宪法修正案形式规定了公民权利，其中包括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自由，携带武器自由，享受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公正的陪审团的审判权利，以及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保留”等。《权利法案》于1789年6月呈交第一届国会获得通过，1791年经9个州批准生效，并作为宪法前10条修正案载入宪法。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尔州以57票对46票成为批准宪法的第9个州。没有派代表参加制宪会议的罗得岛于1790年5月以34票对32票成为最后批准州。这样，历时两年半的宪法批准较量终于落下帷幕。乔治·华盛顿：开国元勋首任总统彪炳史册（1）宪法批准后，谁出任第一任总统自然成了国人关注的热点。制宪会议上许多代表在讨论联邦宪法关于总统条款时，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理想的人选。乔治•华盛顿在制宪会议激烈争论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显示出的卓越才能，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各地民众此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驰誉全国的华盛顿将军——这位曾经领导他们争得国家独立的英雄。制宪会议结束后，华盛顿很快回到弗农山庄，再度陷入彷徨和犹豫。他敏感到人们要选他为总统，而这不是他的初衷。对于56岁的他，理想的是在家乡安度晚年，而不是再续辉煌。要不要充任总统候选人，成为日夜萦绕他脑际的问题。华盛顿的莫逆之交法国朋友拉法耶特再度来信劝他：为了美国，他不应拒绝担任总统，因为只有他才能稳定政局。华盛顿在回信中写道：“关于阁下对我可能当选为总统所提出的看法……我只需说，总统职位并无使我入迷的魅力。……由于日益年老体弱，并日益酷爱清静，除想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在自己的农庄上生活和结束此生之外，别无他求。让那些野心勃勃，追逐虚名和来日方长、尚可一享其乐的人一显身手吧！”同他情谊笃深的汉密尔顿也来信劝说他：“请允许我说，你应该为她最初的工作效劳是责无旁贷的。要是一开始不给一种制度以最重要的影响，使其巩固建立，那么采用这种制度是毫无意义的。”华盛顿在回函中仍表示无意担任总统职务：“如果我被委任而又无法推辞，可以肯定，接受此项任命将比我平生所经历的任何任命更令人惶恐和不快。”但笔锋一转，他写道：要是真的担任，“我将下定决心，别无他顾，竭尽全力为民效力，以期能在适当时机尽早解除这一职务，使我能再一次隐退，以便在惊涛骇浪之后，度过平静的晚年，一享天伦之乐。”这里可以看出，华盛顿其实已经默认了。其实早在参加制宪会议的时候，华盛顿已经感到既已迈出这一步，他只能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尽管重返政界不是他所愿，但他毕竟是一个富有责任心的人。新罕布什尔州批准宪法后，邦联国会在1788年9月13日通过决议，暂定纽约为合众国临时首都，并决定在1789年1月第一个星期三为总统选举人团选举日，2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为选举人团投票选举总统日，3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为新总统就职日。选举如期进行。1月7日，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总统候选人选举。2月4日。总统选举人团在纽约进行投票。由于国会要等待与会代表达到法定人数，直到4月6日才开始计算选票。计票结果是，有11个州参加了合众国第一任总统选举，共计选举人票138张。由于当时正、副总统选举同时进行，并不分别投票，138张选举人票要投给2位候选人，每人最高得票是全部选举人票的1/2——69张。乔治•华盛顿以全票（69票）当选总统，约翰•亚当斯以34票的多数票当选副总统。4月14日，国会秘书、华盛顿的老朋友查尔斯•汤普森特从纽约赶到弗农山庄，把总统选举最后结果禀报华盛顿。华盛顿决定走马上任。他很快处理了手头工作，并对家人作了安排，于4月16日从春意盎然的山庄启程前往临时首都纽约赴任。4月23日，华盛顿抵达纽约。但就职典礼没能如期举行，因为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节外生枝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称呼美国总统，或者说是给当选总统添加什么称号。这个问题使国会煞费苦心。参众两院分别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并提交意见书。众议院委员会认为，应该按照宪法直呼华盛顿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但参议院委员会坚持要给总统加一个头衔。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参议员理查德•亨利•李对此分外热心。两人都曾是大陆会议中的激进派领袖，后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但在这个问题上又重新携手合作了。在亚当斯看来，总统没有头衔如同没穿衣服的皇帝。他认为“这种头衔对哲学家毫无意义，然而对于治理国家是有意义的。”他提议给总统以“最仁慈的殿下”的尊称。而参议院一委员会则投票决定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殿下和美利坚合众国权力的护国主”称呼总统。众人深知华盛顿的禀性，知道讨论这个问题违反他的意愿，故而对他进行了回避。但华盛顿还是得到了消息。华盛顿不愿自己的声誉因头衔问题而有所损害。他对那些要求授总统以头衔的人感到无比厌恶，觉得他们的行为最后会制造一种假象。在他看来，接受头衔就意味戴上了皇冠，这种做法随时都会引起共和制拥护者的疑心，使民主派反感。这种局面也不是“宪法之父”麦迪逊所愿看到的。作为华盛顿的好朋友，麦迪逊在参议院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参议院接受众议院的意见：不给总统添加任何称号，而是仅仅称呼他为“合众国总统”。华盛顿本人更关心的是准备就职演说。他原先搞了一份长达73页的长篇讲话，后经反复斟酌，在麦迪逊的帮助下，重新写了一份仅需20分钟就能读完的演说词。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就职仪式于1789年4月30日在纽约隆重举行。是日正午12时，国会和纽约市政要坐车来到华盛顿住所门前。不一会儿，乔治•华盛顿身着一套深褐色的美制服装，钮扣上饰有展翅的雄鹰，腰佩一柄钢柄指挥刀，脚上穿着白色长统丝袜和一双有银扣的皮鞋，出现在门口。他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发式新颖而且还扑着发粉。华盛顿登上国会派来的专用马车，在众人簇拥和沿街民众的欢呼声中缓缓行进。到了距离联邦大厦约600英尺的地方，华盛顿等人下了车，穿过两边列队的士兵走进参议院二楼议事厅，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参众两院议员和一些外国使者早已等候在那里。华盛顿频频向他们致礼。议事厅3扇落地大窗前悬挂着绛红色丝绒帷幕，幕前摆着3把华丽的椅子。亚当斯迎上前来，引导华盛顿坐到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向他禀报，一切准备就绪，可以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宣誓就职了。乔治·华盛顿：开国元勋首任总统彪炳史册（2）宣誓仪式在议事厅前面的阳台上举行。阳台相当宽敞，高大的圆柱支撑屋顶。阳台中央安放着一张铺着深红色天鹅绒布的桌子，桌子正中一块同样深红色天鹅绒衬垫上摆着一本装订精美的圣经。华盛顿走向阳台边。大厦前和周边街道上人头攒动，群情激昂。见到华盛顿露面，等候已久的民众大声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呼。华盛顿被深深感动了。他庄严地、缓缓地抬起手，将手轻轻贴在胸前，深深地向民众鞠躬致敬，一次，两次……。狂热的民众感受到了他的深情。刹那间，人群静了下来。民众含着热泪抬眼向他们的总统致敬，祈祷着总统健康长寿，国家繁荣安泰。就职典礼宣誓仪式由纽约州首席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主持。利文斯顿缓缓走到华盛顿面前，参议院秘书奥蒂斯虔诚地从天鹅绒衬垫上捧起圣经。华盛顿将手放在圣经上，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跟着利文斯顿宣读誓词：“我庄严宣誓（或宣言），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所能坚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这誓词庄严地记载在制宪会议通过的1787年宪法上。从这一天起，每一位新任总统都要像乔治•华盛顿一样进行这番宣誓，都要像他一样按照总统誓词所要求的“竭尽所能地坚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宣誓完毕，华盛顿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句：“愿上帝保佑我！”说完，他深深地弯下身亲吻了《圣经》。利文斯顿也被深深感动了。他激动地迈向阳台边，挥舞着右手，高声呼喊“合众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万岁！”随着这一声呼喊，广场上欢声雷动，大厦圆顶上升起一面国旗，事先布置在周围的礼炮齐鸣，全纽约市教堂的钟声高奏悠扬悦耳……华盛顿总统再度向群众鞠躬致意，然后回到参议院会议室，向等候在那里的参众两院议员发表就职演说。他的表情严肃，声音低沉，甚至有些颤抖，但具有他所特有的那种谦逊、质朴和沉稳。在短短20分钟的演说中，华盛顿表达了对民众信任的感激，强调了联邦宪法的重要性，并要求国人“维护自由的圣火与维护共和政府的命运”，“不再有地域的偏见、歧见或党派倾轧”……华盛顿执政伊始就着手组建第一届联邦政府。外交部（后改称国务院）、陆战部、财政部、邮政总局等国家部局相继成立。他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伦道夫为检察长。约翰•杰伊为首席法官……他用人所长，使各种人才都得到适当的位置发挥所长，但又兼顾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使他们相互制约。华盛顿同时着手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稳定国家局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新生的合众国长治久安。华盛顿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当时纷繁的国内事务，尤其是最棘手的财政问题，深得民心。在4年后的第二届总统大选中，有15个州参加了投票，有效选举人票为264张。这一次，华盛顿又众望所归地以132张选票全票当选，蝉联美国总统，这在迄今为止的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乔治•华盛顿的政绩和威望由此可见一斑。连任总统华盛顿得以继续他首任时制订的各种政策，着力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并且在对外政策上积极行动，努力创建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他亲主外交，制订了不与欧洲任何国家结盟的外交政策。无论欧洲列强如何交战，华盛顿政府严守中立，使国家避免了英西和英法战火。华盛顿提出的不与任何欧洲强国结盟的设想，开了美国所谓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先河。同时，国家既已获得独立，他断然放弃独立战争时期的联法反英策略，着手调整同英法两国的关系。1791年，美国与英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1797年，华盛顿第二届任期已满。8年总统任期使64岁的他感到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而他的两位心腹干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纷争不断，已先后退出内阁，却将彼此的派系斗争扩展到社会层面，开始了美国政治生活中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争夺。华盛顿本人对派系斗争深恶痛绝。他一向喜爱恬静安逸的田园生活，此时更加无意久留政坛。这一次，他坚决谢绝再度连任，从而竖立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1797年3月，华盛顿平静地将公务移交约翰•亚当斯，携夫人返回弗农山庄。9月，他的《告别演说》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在《告别演说》中，华盛顿语重心长地告诫同胞要维护联邦统一，反对党派之间的斗争和党派观念，不同任何外国缔结永久联盟。就这样，乔治•华盛顿两度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两度在战场和政界为美国人民的独立战争和革命事业立下丰功伟业。他身居高位而不图一时之风光，两度创造辉煌之后又两度告别权柄，回归淡泊的田园生活。华盛顿给后任留下了淡泊权柄的光辉榜样，给后人留下了淡泊名利的一世英名。他无愧于同时代人的赞誉：“战争时期第一人，和平时期第一人，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托马斯·杰斐逊：一波三折主白宫党派之争气候渐成1796年大选是美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总统竞选，也是新生的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的首次较量。同是合众国缔造者的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成了另一个战场上的对手。杰斐逊以3票之差落选。4年之后，二人再次聚首竞选舞台，杰斐逊终报前仇，但他的胜利之路却是颇费周折，柳暗花明。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海拔1829米的拉什莫尔山峰上，雕刻着四个巨型头像——四位为美国民族独立、国家强盛、捍卫联邦统一和保护国家自然资源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总统，永远背倚蓝天面对苍穹，傲然屹立在天地间。其中，紧挨着华盛顿的那个人目光深邃，神态安详，他就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3任总统。这位被公认为最博学多才的总统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还是宣告美国独立的历史性文献《独立宣言》的撰写者，在美国早期开发和建设中也作出了独特贡献。谁能想到，这位被誉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美国民主传统的奠基人”的菁华人物，入主白宫的道路却跌宕起伏，几经周折。梗阻杰斐逊通往白宫之路的是早在华盛顿时期就已出现的党派纷争。党派之争气候渐成经受了独立战争的洗礼，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百废待兴，摇摇晃晃地走上成长的道路。乔治•华盛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第一任总统的神圣职责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使新政府既能取得国中翘楚的辅佐，又能兼顾各个地区、各种政治倾向的平衡。华盛顿精心挑选了当时的驻法公使托马斯•杰斐逊任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掌管财政部。杰斐逊和华盛顿是同乡，都来自弗吉尼亚。杰斐逊1743年4月13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烟草种植园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幼年时饱读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遍览英法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他精通法律，25岁被选为县议会议员。在独立战争期间，杰斐逊一步步成长为杰出的革命领袖。他曾发起针对英国高额税收的抵制运动，迫使英国最后取消高压的《汤森法案》，并在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后，积极地促成各殖民地的联合，提议组织“通讯委员会”。1776年，杰斐逊以犀利的文笔撰写了奠基性文献——《独立宣言》。这份历史性的重要文献为他博得了巨大声誉。他在1786年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开拓性地倡导宗教自由，后来成为联邦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制定依据。1789年11月，时任法国公使的杰斐逊请假回国。让他意外的是，登岸后不久即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华盛顿政府的国务卿，管辖财政部门和陆军部门职权范围以外的内政及外交。经过三个多月的犹豫，又花了一个月料理私事，1790年3月21日杰斐逊终于前往当时的首都纽约走马上任。与杰斐逊不同，汉密尔顿是接到任命后立即赴任的。汉密尔顿也是美国建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这位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是个私生子，幼年时遭遇坎坷，但他勤奋好学，17岁时由朋友资助前往北美大陆进修。独立战争爆发后，汉密尔顿投笔从戎，追随华盛顿，立过战功，后凭借联姻关系跻身豪门阶层。他擅长行政管理，判断圆熟精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除了个性都很强这一共同点之外，可以说是天生的对头。他们的形象和性格迥异。汉密尔顿个子稍矮，衣着却是一丝不苟，行事雷厉风行；杰斐逊瘦高个，懒散拖沓，邋遢得连崇拜他的人都感到他有失哲学家的体面。汉密尔顿务实，杰斐逊善思。汉密尔顿醉心贵族政治，推崇英国君主制度，主张中央集权；杰斐逊崇尚民主，厌恶君主制和世袭制，主张扩大州的权力，反对联邦政府过分集权。不同的出身和经历，性格和思想的巨大差异，终于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激烈冲突。初入内阁，两人尚能合作共事，但很快就起了冲突。争论是围绕合众国银行的建立展开的。1790年，汉密尔顿提议建立合众国银行，除了财政信贷上的作用，还希望借以提高联邦政府的信用及权威，增进资产阶级特别是北方工商业主的利益，但他却相对地忽视了南方种植园主、农民以及其他小生产者的利益。报告遭到了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激烈反对。杰斐逊深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笃信天赋人权说，主张扩大州权，担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会使农民受到工商业阶层的侵害，这时更认为汉密尔顿此举是企图帮助商人、银行家、证券持有者、股票经济人和投机家获取暴利，从而造就贵族阶层——君主制的基础。基于这种想法，杰斐逊便以建立合众国银行超越宪法权限为由反对汉密尔顿的提议。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对宪法进行“宽泛的解释”。汉密尔顿的提案得到华盛顿的认可和国会的批准，但争论中持不同意见的双方渐渐形成了两大政治派系。法国革命和英法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政治派系的分歧。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憎恶法国革命，认为它充满了无政府主义和杀戮，破坏了法律和秩序；在英法战争中，他支持英国。汉密尔顿尤为崇尚英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把对英贸易视为“下金蛋的鹅”。他说，既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已死，1778年美法同盟就失效了，美国应该在这场欧洲的冲突中严守中立。杰斐逊和广大民众为革命欢呼，把法国革命视作人类有史以来最神圣的事业。他满怀激情地说：“全世界的自由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我宁愿看到半个世界遭到破坏，也不愿意看到它失败。”尽管他也赞成美国保持中立，但主张维护美法同盟，尽可能地帮助法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巨大分歧使得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的政党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了。1791年，汉密尔顿建立了联邦党。同年，国会中出现了“共和党利益集团”，杰斐逊和麦迪逊是该集团的领袖。翌年，民主共和党成立。联邦党人是国家主义者，思想较保守，主要支持者分布在沿海各州，特别是北方地区，领导层多为富有的商人、律师、大地主和银行家等人士。民主共和党人则是州权主张者，他们要求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信奉重农主义，视农业社会为理想社会。此间，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政治分歧愈演愈烈，对立情绪日增。正如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所言，两人就像“斗鸡场上的两只公鸡”，假如杰斐逊说：“这是黑的，先生！”汉密尔顿就会肯定地说：“这是白的！”无休无止的争辩使得杰斐逊的厌倦情绪日增。1793年12月，他辞去国务卿职务，回到弗吉尼亚他自己设计建造的私邸——蒙蒂塞洛。汉密尔顿继续留在内阁，实际控制着联邦政府机构的运作，推行他那一套理念和财政政策。然而，1794年《杰伊条约》签定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使他不得不也递交了辞呈。事情源于英法战争中英方对美国商船的截夺。美国政府为此派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同英国谈判，签定了《杰伊条约》，对英国作出重大让步。条约一经宣布，民主共和党人和下层民众纷纷起而攻击之，认为杰伊出卖了美国的利益，是向自由的敌人——英国可耻地投降。汉密尔顿公开为该条约辩护，引起公愤，于是在杰斐逊离开之后的第二年，他也离开了华盛顿政府。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虽相继退出联邦政府，但争论并未因此而平息，两党更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在《杰伊条约》的争论中，两党分别举行了本党核心会议。这种政党活动方式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两大政党已日益走向成熟，政党制开始具体化。并且，这场争论延续到1796年竞选运动，成为大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托马斯·杰斐逊：一波三折主白宫首次交锋三票落选1796年，华盛顿去意已决，不再继续连任。谁将是未来总统职务的继承者——这成了美国民众心中巨大的悬念。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共和党人都已有问鼎之意，但在华盛顿没有公开表明态度之前，都只是在私下里忙碌，未公开采取行动。是年9月，华盛顿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辞》。演说中，他回顾了8年的总统生涯，宣布告别政坛。《告别辞》用了很大的篇幅谈及国内形势和政党兴起所带来的问题，告诫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党派斗争和同外国结盟的危害性。然而，让华盛顿意想不到的是，正是他的这篇演说成了两大党派角逐白宫的信号。两党就此公开自己的候选人，1796年的竞选由幕后转到了台前。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是联邦党人顺理成章的选择。亚当斯生于马萨诸塞，求学于哈佛，任过教也做过律师。他很早就投身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在独立战争中与华盛顿、杰斐逊并肩作战，风雨同舟，建立了累累功勋，被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在那个英雄辈出的革命年代，亚当斯的锋芒往往被别人盖过。然而他自有过人之处，他知识渊博，擅长法律和外交事务。他既善于国事活动，勉力工作，又置身于风波四起的党派纷争之外。长期以来，亚当斯一直立场鲜明地站在华盛顿一边，尤其在《杰伊条约》给华盛顿带来极大困扰的时候，因此深得华盛顿的信赖。亚当斯任副总统达8年之久，又得到即将离任的华盛顿推荐。但当联邦党提名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时，亚当斯却认为积极争取职位是不合适的，他对竞选保持低调。民主共和党人则瞒着杰斐逊将他作为候选人。1793年离开内阁时，杰斐逊就“下决心永远不再回来”。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庄园和家庭事务，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连报纸也不看。但政治注定是杰斐逊一生爱恨交加的事业，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躲避不了它。他的朋友麦迪逊定期写信告诉他局势，其他民主共和党领袖也常常写信或寄政治小册子给他，甚至到蒙蒂塞洛去拜访他……努力没有白费，杰斐逊的内心进行着激烈斗争——隐居愿望和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之间的斗争。尽管他依旧沉默如故，但他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提名他为民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深谙他秉性的朋友们看来，这实际上等于接受了提名。同两位当事人淡漠的态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们的政党和追随者。在这场总统竞选中进行真正角逐的不是候选人，而是他们各自的政党和党徒。他们急切地投入到竞选中去。报纸上尽是竞选活动的文章、政治声明以及竞选运动的报道。双方还动用了传单、小册子和党报，极尽辩论、诽谤和攻讦之能事。民主共和党人吹捧杰斐逊是“民众权利坚贞不渝的良友”，“一贯主张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同时指责亚当斯是“世袭权力的吹鼓手”，“拥护等级、称号和世袭封位”。他们的传单频频地告诉选民，杰斐逊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亚当斯是公开表白的君主主义者，此次大选是要决定“由共和主义的杰斐逊还是保皇主义的亚当斯来出任美国总统”。民主共和党人甚至还提醒选民说，亚当斯有儿子，他们很有可能仿效欧洲君主的传统做法，子承父业；而杰斐逊和华盛顿一样没有子嗣，因而无此危险。他们强调是杰斐逊执笔起草了《独立宣言》，而亚当斯是“最赞赏英国宪法的人”。他们还宣称杰斐逊具备“当总统的一切必要条件——品德一贯良好，坚韧不拔，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对自由的热爱……而且具有渊博的政治知识”。此外，杰斐逊的支持者还针对某些指控为他进行了辩护，如任弗吉尼亚州长管理不善，反对宪法等。联邦党人则针锋相对，不遗余力地对杰斐逊进行攻击。早在大选开始后不久，就有一名众议员向选民散发了一封公开信，称杰斐逊“学问不少，然而主要是在科学方面，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没多大用处，因为政治家要做的是判断行为而不是著书”。此议员表示他很愿意承认杰斐逊“很有文学天才”，甚至赞赏他在撰写外交文件方面有纯熟的技巧。“但是从他的公职表现来看，我认为他是个软弱、动摇、优柔寡断的人，应该采取行动时却思虑重重，而确想去干时，又常常不沉着，没有判断力或坚持不下去……总是在执行一套空想的理论，往往又是自相矛盾：像大多数文人一样，很爱听恭维话。”他还认为杰斐逊“适于当学院的教授、科学研究会的主席，甚至可以当国务卿，但绝不能当一个伟大国家的第一把手”。……就这样，两党都夸大其辞地丑化对方候选人：亚当斯成了渴望在美国实行君主政体和不相信人民的暴君，他不仅是“信誓旦旦的君主的朋友”，还阴谋使儿子们“成为这个国家的诸侯和贵族”。杰斐逊被冠以如下头衔：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煽动者、懦夫、江湖骗子和法国狂。他的追随者也不能幸免，被描绘成“穿着破衣烂衫，睡在污秽和虱虫堆中的凶手”。10月底，民主共和党陷于窘境。事情因法国驻美公使皮埃尔•阿德而起。在宾夕法尼亚投票前一周，阿德向美国政府递交照会，公开斥责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两周后，他甚至宣布中断自己驻美公使的职务“以示不满”。阿德本想制造一种同法国对抗的气氛来影响大选，而使一向同情法国的杰斐逊处于有利地位，以为这样一来杰斐逊就会被认为是和平解决的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从而提升其在选民中的地位。但事与愿违，阿德帮了个倒忙。联邦党人义愤填膺地称阿德的行径是“对一个独立国家尊严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侵害”，并指出这证明了杰斐逊是外国势力的工具。民主共和党人则连忙表示对阿德的做法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不得不进行自我辩护。但是，阿德事件产生的不良后果已无法消除了，特别是在人们还对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要大家警惕“外国势力阴谋奸诈的诡计”的告诫记忆犹新时。如同1788年和1792年，1796年总统大选也是先在各州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选举正副总统。但由于宪法没有规定总统选举人如何推选，因而各州自行决定投票方式。当时的16个州中，有6个州采取或由区选举或在一张总选票上进行民众选举的方法，7个州由立法机关来投票，还有3个州采用混合的方法。由于各州的投票时间不尽相同，杰斐逊只能在蒙蒂塞洛等着缓缓而来的报告。12月中旬，选举已近尾声，他写信给麦迪逊说：“在上帝面前起誓，如果能够获胜，我将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我的名字是第二还是第三。”他说若是第三，就可以整年呆在家中；若是第二，则可在家中呆上2/3的时间。假如选举人团投票出现平局，他将授权麦迪逊代表他动员大家投亚当斯的票。他说：“我开始步入公职生活时，亚当斯就一直是我的前辈；我们在表达公众意志方面是同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让他优先。”选举统计结果终于出来了，参加这年选举的13位候选人中：亚当斯得71票，杰斐逊68票。另外，联邦党推出的副总统人选托马斯•平尼克获59票，民主共和党持不同政见者艾伦•伯尔获30票。亚当斯在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获全票，在马里兰10个区的7个区里获胜。杰斐逊在宾夕法尼亚的15张选票中得14票，在弗吉尼亚的21票中得20票，在北卡罗来纳的12票中得11票，并且在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肯塔基和田纳西诸州获全胜。61岁的亚当斯以领先三票的优势赢得了这场角逐，失望的民主共和党人因此嘲笑他是“三票总统”。当时，由于宪法没有规定分别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而是规定得票次多的候选人任副职，因此亚当斯当选为总统，杰斐逊当选为副总统。1796年大选产生的总统和副总统分别来自不同的政党，这也是日后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所没有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许多人怀疑杰斐逊是否会接受副职。事实上，杰斐逊对位居“第二”，可以有2/3的时间呆在家中是相当满意的，他只是对投票结果如此接近感到意外，用他的话来说，“68票和71票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对那位革命时代的马萨诸塞州同事一直未失去信任，何况，他认为共和国的威胁并不是来自亚当斯。他欣然接受副职，并说：“第二职位是光荣而轻松的，而第一个位子是光辉而痛苦的。”果然，亚当斯没过多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托马斯·杰斐逊：一波三折主白宫再度较量一波三折（1）1797年3月4日，亚当斯的就职仪式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联邦党总统和民主共和党副总统之间未显出任何党派分歧。相反，联邦党内很快出现了对立。事情是由“XYZ事件”引起的。《杰伊条约》签定后，美法关系恶化，法国政府认为该条约是美英联盟，它实质上违反了美法之间的友好通商条约，于是便采取报复手段掠夺、扣留美国船只，给美国海上交通和商务造成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亚当斯政府派遣三位使节前往法国谈判，但是法国外交部长避而不见，而是派了三个代理人与之周旋。他们傲慢地提出，只有在美国政府贷款给法国1200万美元，并送给外交部长本人25万美元后，三位使节才能得到部长的接见。后来，亚当斯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将这三个代理人分别称为X、Y、Z，该外交事件因而被称为“XYZ事件”。“XYZ事件”在美国披露后，反法浪潮席卷全国，美法之间出现了“准战争”的状态。即使这样，亚当斯还是在1799年派了一个和平团去法国，以避免合众国与法国开战的愚蠢行动。但是在战争会深得民心的情况下，和平谈判被看作是懦弱和优柔寡断的表现，更何况时任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第一助手的汉密尔顿气势凌人，执意要对法国开战。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汉密尔顿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总统不可救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798年，亚当斯借口战争危险，一连颁布四项法令：《归化法》《客籍法》《敌对外侨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以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及其反政府的宣传，遏制民主共和党的进一步发展。前3项法令主要是针对法国和爱尔兰移民，他们都是民主共和党的支持者。而《惩治煽动叛乱法》则限制言论自由，根据该法令，总统可以下令逮捕任何以言论或文字“轻蔑或诋毁”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者。4项法令都粗暴地侵犯了个人权利。法令颁布后，很快就有24名民主共和党人被捕，而审判他们的法官都是联邦党人。法令的颁布在年轻的共和国掀起了进一步反对亚当斯的浪潮，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外国侨民、一部分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纷纷团结在民主共和党的周围，而联邦党的名声从此一落千丈。面对亚当斯政府的种种不受民众欢迎的举措，眼看着共和政体的承诺日益被抛弃，杰斐逊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他和麦迪逊分别起草了《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宣布亚当斯总颁布的《归化法》等四项法令违宪，呼吁“各姐妹州”联合起来予以废除。杰斐逊更清醒地意识到，联邦党人把持政府和国会的局面再也不能维持下去，而即将到来的大选将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最佳时机。他决心挑起民主共和党领袖的重担，开始积极地为迎接1800年大选做准备。1799年初，一封来自费城的信交到了弗吉尼亚麦迪逊的手中，揭开了民主共和党人竞选活动的序幕。信中说，即将到来的夏日是“有计划地大干一场和做出奉献的季节。发动机就是报纸，人人都必须以他的钱袋和笔杆做出贡献”，在大选中“要付出巨大精力和牺牲”，这是杰斐逊写来的。身为副总统的杰斐逊不便直接出面，他也不想打破前两任总统候选人不公开参加竞选活动的先例，但他深知舆论力量的重要性，于是敦促麦迪逊和其他共和党人为报纸写文章。杰斐逊还参与指导和散发了有利于民主共和党的政治小册子。杰斐逊的行为表明，他对1800年大选的态度同1796年已大不一样。他的积极参与更是过去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所没有的。民主共和党在1800年时对各主要问题都立场鲜明，这主要归功于杰斐逊。他在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及党的领导人写信时，都要将自己的政治原则讲得一清二楚，并且阐明他所认为的民主共和党主张应当是什么。他给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的信中，概述了他对新政府的基本设想：维护联邦宪法；反对以任何形式向君主制过渡，不论是先“过渡到总统和参议院的终身制”，还是实行“这些职务的世袭制”；反对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联邦政府，尤其是行政部门，主张各州保留它们没有让与联邦的各种权力；建立“一个精简节约的政府，将从公共收入中尽可能节约下来的钱全部用于清偿国债”；不赞成在和平时期建立一支常备军和海军；出版和信仰自由；“与所有国家通商，但不与任何国家发生政治联系”。这位总统候选人希望他的主张不仅为收信人知晓，而且要广为传播。事实表明收信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整个竞选期间，杰斐逊所强调的那些原则和问题一再在民主共和党的报纸、传单以及各种公共场合和交通工具上出现。杰斐逊的主张事实上已发展成为民主共和党的纲领。杰斐逊将反对的矛头指向联邦党政府的原则和政策而不是针对亚当斯总统本人，这种做法被广为效仿，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共和党人都同意这样做。有的民主共和党人开始对亚当斯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蠢才、伪君子、罪犯、暴君”；说他的总统任期是“无休止的邪恶风暴泛滥猖獗之时”。他们散播说，亚当斯打算让他的一个儿子同乔治三世的一个女儿结婚，创立一个美国王朝，使美英再度联合。他们还给这个传说杜撰了一段故事：华盛顿听说了亚当斯的打算，立即穿一身制服去见他，恳求他不要同英王联姻，但亚当斯拒绝了。第二次，华盛顿着一身黑装来见他，又被拒绝。最后，华盛顿身着军装第三次造访，并持刀威胁要刺死他，亚当斯这才同意放弃他的计划。此外，民主共和党还意犹未尽地制造了一个有关亚当斯放荡的传说：亚当斯派平克尼将军——他的竞选伙伴，乘卫舰去英格兰，挑选了四个漂亮姑娘带回国内，两个留给平克尼，两个献给总统。亚当斯闻听暗自好笑，他说：“假如这是真的，我以我的名誉声明，平克尼将军不仅保留了他的那两个，他还将骗取我的那两个。”联邦党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的中伤与诽谤较之民主共和党人的传说和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指控杰斐逊哄骗他的英国债权人，以欺诈手段得到资金，抢走一个寡妇价值一万镑的地产。他们攻击杰斐逊在革命期间，身为弗吉尼亚州长，却胆小怯懦，致使州议会在英军进攻时遭到破坏。一个联邦党人写道：杰斐逊是“一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弗吉尼亚印第安女人与黑人混血男人的杂种，完全靠粗劣的南方玉米饼、咸猪肉和玉米粥，偶尔吃点熏肉长大的”。马萨诸塞州的费希尔•埃姆斯劝说联邦党人要在报纸上不断地“敲响提防杰斐逊的警钟”，旨在“证明一个雅各宾式总统会做出令人担忧的各种可怕的坏事”。他列出的后果有：同大不列颠交战、同法国结盟、掠夺和无政府状态。“我们担心杰斐逊干的事可多着呢，”他最后这样总结说。反对杰斐逊的人说他是对政府稳定的威胁，是个破坏民众道德的人。“一个基督教徒的联邦党人”大声疾呼：“严肃负责和善于思考的人们，如果杰斐逊当总统，雅各宾取得权力，我们能在凶杀者的屠刀下保护我们的生活吗？能在诱奸和暴力下保护我们妻子和女儿的贞洁吗？能保卫我们的财产不受蔑视和玷污，不被粗暴对待吗？”《康涅狄格报》骇人听闻地警告：“假如杰斐逊做了总统，凶杀、抢劫、强奸、通奸和乱伦将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泛滥，明媚的阳光下将会充斥着不幸者的呼唤，大地将浸泡在血泊之中，整个国家将会是一片黑暗。”杰斐逊的信仰也再度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跟其他指责相比，宗教指责使民主共和党人更为不安。纽约的一个牧师在他发表的《本次大选中对基督教徒的告诫》一文中告诫信徒们：杰斐逊是一个异教徒，“他写了许多反对上帝的真理的话，他甚至没做过信奉基督的誓言；他没有礼拜日，没有教堂，也没有对基督徒的信仰和礼拜仪式哪怕是表面的尊重和关心。"纽约的另一个牧师从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中断章取义地攻击副总统“公开信奉自然神论”。他还警告说：“全国要求由一个自然神论者就任第一把手的呼声必须被看作不啻是对上帝的背叛。”联邦党的《合众国报》提出了一个“每一个美国人都要把手放在心口上来回答的”有关这次大选的关键问题：“我是继续忠于上帝——和一位虔诚的总统；还是不虔诚地表态支持杰斐逊——和不要上帝！”托马斯·杰斐逊：一波三折主白宫再度较量一波三折（2）杰斐逊的辩护人针锋相对地引用他的《弗吉尼亚札记》来进行反击。有人在引述了杰斐逊相关论述后说，这表明：“无论在《弗吉尼亚札记》还是杰斐逊先生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没有哪一段是同基督教相悖的；恰恰相反，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赞同它的”。民主共和党人进一步反击说，杰斐逊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他不是个狂热信徒，也不愿意看到教友会教徒、浸礼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或任何其他的基督教徒支付其他教派牧师的钱；因为他认为不应禁止天主教徒去相信圣餐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也不应不让犹太教徒去相信亚伯拉罕、上帝、以撒和雅各。”对杰斐逊最有利的辩护是他一贯明确反对教堂由各州政府供养和他一贯维护宗教自由。两个党派相互攻击之际，联邦党内部分裂加剧。汉密尔顿公开反对亚当斯。长期以来，汉密尔顿不仅反对亚当斯与法国和解的努力，还怨恨亚当斯拒绝遵从他这个联邦党党魁的意志。四项摧残人权的法令颁布后，他对亚当斯憎恨日盛，最终认定：亚当斯甚至比杰斐逊还坏。“如果我们不得不由一个敌人来出任政府首脑，”他痛苦地说，“那么这个人最好是我们能够反对的，我们不必对他负责的，他的愚蠢低劣的政策也不能使我们党陷入不光彩的境地。”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南卡罗来纳的联邦党人，希望他们选举查尔斯•C•平克尼。平克尼是亚当斯1796年竞选伙伴的兄长，1799年出使法国，在XYZ事件中法国代理人企图索贿时，因大声喊出“一分钱也不给”声名大噪的。在信中，汉密尔顿肆无忌惮地攻击亚当斯是“渺小的、卑劣的、自私的、乖僻的、偏执的、嫉妒他人的和脾气暴躁的”。他还说，亚当斯“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才干，其个人品质有巨大的和天生的缺陷。他不胜任总统这一职务”。民主共和党人艾伦•伯尔得到这封信的一个副本，立即交付印刷并四处散发。很快地，各地民主共和党人便兴高采烈地宣传这封名为《约翰•亚当斯先生的政治表现及个人品格》的信。这件事不仅诋毁了亚当斯，也让汉密尔顿狼狈不已。亚当斯后来回击了汉密尔顿的观点，他反驳说，汉密尔顿才是“阴谋家，世界上的大阴谋家——是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是一个狗杂种”。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关系的恶化和公开化导致了联邦党内的进一步冲突和日后的分裂，却使民主共和党人和杰斐逊从中渔利。当然，1800年大选也涉及到了一些严肃问题。联邦党警告说，杰斐逊的胜利将意味着汉密尔顿建立的金融体制解体、经济毁灭、逆来顺受地听任法国对美国的商业掠夺。民主共和党人斥责联邦党对法国的挑衅性政策，说他们鼓吹战争，镇压国内不同政见者。但是，这些问题的争论声被互相咒骂的海洋淹没，以致轻微得让人充耳不闻。可以说，这场合众国缔造者们所积极参与并发挥了突出作用的最后一次总统选举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坏的一次咒骂性总统竞选，它所建立的模式为后来的总统选举所遵循。亚当斯把这次竞选称为“麻辣刺激的黑酱油”。亚当斯夫人则哀叹：1800年造出的“辱骂和诽谤太多了，足以毁坏和污染世界上最好的人的心灵和道德”。在大造舆论和利用舆论力量的同时，民主共和党人还特别注意党的组织建设。他们按照地方政府的区划形式，分别在南、北方各地区组建县委员会和市镇委员会，并通过这些委员会对选民进行舆论导向，他们还在竞选运动中运用了许多新的技巧。如在弗吉尼亚，民主共和党控制的议会改变了选举法，将按地区选举总统的选举人制改为全州总的一张总统候选人名单，因为四年前，杰斐逊在他这个家乡州曾丢掉过一个地区的票。而根据总统候选人总名单制，他将能够获得这个全国最大州的全部选票。联邦党人抗议民主共和党人的做法，但在别处，只要对联邦党有利，他们也采用同样的策略。在亚当斯的家乡马萨诸塞州，联邦党控制的议会将由各地区民选选举人的方法改为由州议会选举。这样一来，1800年在16个州中由民众选举总统投票人的只有5个州。时人作了如下评述：“两个候选人竞争联邦主要首脑的力量较量有待揭晓，但这不是由民众推出的选举人来选举，而是由个别立法机关的状况和性质来决定。”种种迹象表明，民主共和党胜利有望。5月，他们取得了对纽约州立法机关的控制。纽约是有12张选举人票的关键州，1796年大选中曾支持亚当斯。在纽约市的竞选活动中，杰斐逊的竞选伙伴伯尔巧妙地提出了一张民主共和党候选人名单的建议，将一些著名的民主共和党人列为州众议院的候选人。伯尔的这一战略取得成功。此外，被亚当斯的四项法令推到一边的法国移民和爱尔兰移民一改往日分裂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一致站到了民主共和党的一边，这在纽约市的选举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纽约市的胜利使州议会中的砝码倾向了民主共和党一边；新选出的众议院可望挑选出的总统选举人都保证投杰斐逊的票。绝望的汉密尔顿给已辞去联邦法院首席法官、于1795年出任纽约州州长一职的约翰•杰伊写信，敦促他召集旧的联邦党控制的立法机关重新开会，通过一项法律，把总统选举人的决定权从州立法机关转到各区，由人民选举产生。他坦率地告诉杰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过分审慎，将一事无成”，重要的是“要防止一个宗教上的无神论者、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掌管国家的权力”。杰伊拒绝参与这一计谋：“我想我不会采纳服务于党派目标的措施。”纽约州的成功提升了艾伦•伯尔在民主共和党内的地位。民主共和党国会议员召开秘密会议，提名伯尔为副总统候选人。此前，杰斐逊已经被确定为总统候选人，所以这次会议没有再次提名他。纽约州的选举也影响了联邦党人。选举结果传到费城，他们也马上召开秘密会议，推荐约翰•亚当斯和查尔斯•C•平克尼不分正副同为联邦党总统候选人。选举人投票在当时是不分投总统和副总统的票的，所以采取这一着为的是要给联邦党以双重机会、更大概率来赢得总统之席位。考虑到有些州的选举人可能有投杰斐逊的，也有投一名联邦党人的，希望在于此。其实，秘密会议的决定还掩盖了深一层的计谋——让平克尼在选举中盖过亚当斯，而汉密尔顿是这一计谋的主要炮制者。联邦党内部的不和无疑潜伏着危机。竞选进行得相当激烈。到11月底，当杰斐逊对已知结果进行分析时，仍有3州的情况不明，它们是：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和南卡罗来纳。在宾夕法尼亚，民主共和党人的众议院和联邦党的参议院在用何种方式方法挑选总统选举人的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几天后，杰斐逊得知联邦党在罗得岛获胜，精确统计后的选票是亚当斯得58票，杰斐逊得57票。如果宾夕法尼亚不投票，南卡罗来纳的8张选票将决定大选结果。南卡罗来纳是南方支持联邦党最卖力的一州，查尔斯•C•平克尼一直在那里积极推动，所以联邦党人对大选最后结果比杰斐逊更有理由乐观。11月底，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在哥伦比亚开会，12月2日选出该州的总统投票人，这其间的详情将永远不为人知。然而，有充分迹象表明，负责为民主共和党出力的查尔斯•平克尼起了关键的作用。查尔斯•平克尼是联邦党总统候选人的堂兄弟，是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国会参议员，他用计谋挫败联邦党人，使民主共和党获胜。查尔斯•平克尼随即写信给杰斐逊，让他先别忙任命南卡罗来纳的官员，自己得先跟他谈谈。这强烈暗示着他对官员任命做了一些许诺，而这些许诺对共和党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卡罗来纳的投票结果揭晓：8个投票人全都投了杰斐逊和伯尔的票。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议会两院也达成妥协：杰斐逊获得8票，亚当斯获得7票。从所有各州的投票来看，联邦党获全胜的有新英格兰、新泽西和特拉华；民主共和党获全胜的是纽约、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肯塔基和田纳西，两党分得的是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结果逐渐明朗。12月3日，选举人在各自的州进行了投票，当选票逐渐汇总到国会后，民主共和党占上风已是很清楚了。“一切都完了，”《巴尔的摩美国人报》哀叹道。宾夕法尼亚的《阿德勒学人报》则欢呼：“美国人满意！”聚会，娱乐日，盛宴遍布全国。民主共和党宣布：“恐怖的君主统治过去了——共和制的千年盛世的曙光已经在望——寡头统治的乌云像早上的雾一样消散了。”事实证明，民主共和党人的庆祝过早了些。大选并未就此圆满地结束。托马斯·杰斐逊：一波三折主白宫柳暗花明“无票”取胜12月底，各州的选举结果陆续出来：杰斐逊得73票，伯尔73票，亚当斯65票，平克尼64票，杰伊1票。杰斐逊终于击败了老对手亚当斯，但他没有获得大选的胜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民主共和党人把副总统的选票都投给了伯尔，结果造成了杰斐逊和伯尔票数相等的尴尬局面——根据1789年宪法；“如果1人以上得票过半数，而且票数相等，众议院应立即投票决选其中1人为总统。”这样，最终结果只能由联邦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来决定。这正是联邦党人所希望的，因为对于许多联邦党人来说，只要不是杰斐逊，谁当选都可以，包括艾伦•伯尔，尽管伯尔一向令人难以捉摸。此时他更是态度暧昧，不但不公开宣布放弃争取总统的职位，反而有迹象表明他在暗中活动想自任总统，而把副总统的职位留给杰斐逊。伯尔的表现使联邦党人受到了鼓舞。他们为了使杰斐逊不能顺利登上总统宝座，决定投票支持伯尔。一些极端的联邦党人甚至认为他们有力量阻止众议院确定人选，从而将国会中的僵局拖延到3月4日总统就职日之后，造成一种既定事实。到那时候，要么另外举行大选，要么以参议院临时议长为亚当斯的继任者，或者通过一个法案，让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担任临时总统。民主共和党人洞穿了这些计谋。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一一策划详尽的应对措施。杰斐逊甚至考虑，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就以副总统和合法的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取消任何不合章程的产生新总统的动议。年轻的共和国在把国家行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中的第一次考验中面临着一场重大的宪政危机。2月9日，众议院达成协议，将于2月11日（星期三）召开会议，投票选举总统；若发生选票相等的情况，将继续开会直到选出总统为止。民主共和党人已做好准备，如有必要，最后的三周吃喝住都在国会大厦内也一定要决出结果。2月11日，16个州的代表云集首都华盛顿选举总统。根据宪法，众议院“决选总统时应以州为单位计票，每州代表有1票表决权；……并以获得全国过半数州的票数当选”。这样，杰斐逊或伯尔只要得票超过8票即为总统，反之，则为副总统。午后1时，投票开始。第一次投票结果，8个州投票给杰斐逊，6个州投票给伯尔，另外两个州（马里兰和佛蒙特）因意见不一致，未投有效票，杰斐逊和伯尔均未获得超过半数票！一小时后，重新进行投票，结果依然如故。就这样，投票每小时进行一次，直到午夜投了19次的票，每次的结果都一样。疲惫不堪的议员们只得裹着大衣式斗蓬，利用投票的间歇在会场上打个盹。马里兰州的民主共和党人约瑟夫•尼科尔森正在生病，而他的选票极为重要，于是有人在隔壁的会议室为他搭了一张床，由他填写后交他人代投。至次日早上8点，已举行了27次投票，结果依旧不变。议员们只好商定暂时休会，到中午再继续投票。一连三天，共计35次投票，结果仍然是杰斐逊8票，伯尔6票，另外两个州意见分歧而投了空白票。那时已是星期六下午3点，议员们不得不休会，到下星期一中午继续投票。事态的发展陷入如此之僵局，联邦党人只好做了让步，允诺只要杰斐逊答应他们的条件，如不会将原来任职的联邦党人革职，不削减海军，不清偿公共债务等，他们就可以向众议院施压，投他的票。亚当斯也表示，如果杰斐逊能赞成这些条件，就可以让他当选。杰斐逊果断地拒绝了，他说：“我不会以投降为条件接受政府，我不会被捆住手脚去就职。”双方正僵持不下时，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拥护杰斐逊的中部诸州公然宣称，假如众议院投票选举伯尔为总统，他们就脱离联邦；接着杰斐逊的老对手汉密尔顿开始倾向支持杰斐逊。后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意义更为重大。汉密尔顿并未改变对杰斐逊的看法，但至少尊重他的人格。汉密尔顿对伯尔则深恶痛绝，把他看作古罗马政客与谋叛者加蒂兰，是一个绝对不讲公共和个人道义的小人，他的上台将意味着使“所有党派的恶棍统治所有党派的好人”。在事关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汉密尔顿毅然以大局为重，选择了自己的政治宿敌——杰斐逊。他开始不断地劝说联邦党同仁，要识破伯尔的阴谋和野心，决不能让这样的人执掌国家大权。2月17日，众议院会议又开始了。这已是第36次投票。由于汉密尔顿的努力，选举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佛蒙特议员和4个马里兰议员宣布弃权，从而使杰斐逊获得这两个原先投空白票的州的选票；而先前支持伯尔的特拉华和南卡罗来纳则投了空白票。就这样，杰斐逊以10票遥遥领先了伯尔的4票。消息传出国会，兴高采烈的民众鸣钟，放枪，到处是为“杰斐逊——民主主义的巨人”而举酒干杯的欢庆场面。联邦党的《美国报》怒气冲冲地报导：自杰斐逊当选后，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价格不断上涨；并满怀忌妒地描述道：“钟鸣了，枪响了，狗咆哮，猫呜呜叫，孩子哭闹，雅各宾举杯庆祝。”1796年，民主共和党人曾嘲笑以三票优势入主白宫的亚当斯是“三票总统”。现在，轮到联邦党人反唇相讥了。他们回敬说杰斐逊是“无票总统”，因为他是靠联邦党人在选举中投空白票弃权而当选的。为了避免总统竞选中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1804年生效的宪法第12条修正案，规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分别进行投票，“选举人应在一张选票上写明选为总统者的姓名，在另一张选票上写明选为副总统者的姓名”。1800年大选实现了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顺利转移。如果说，1796年选举说明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可以和平地更换总统，1800年选举则说明它也能和平地改变执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表明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而杰斐逊的上台开创了总统兼任执政党领袖的先例。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在新首都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三任总统。有意思的是，从党派斗争中脱颖而出进入白宫的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呼吁应捐弃前嫌。他说，“我们是在原则上一致的弟兄们，曾被加上各种不同的称号。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在杰斐逊任内，他遵循就职演说的治国方针，继续执行联邦党的某些政策，并促进了美国早期民主的发展。他的第一个任期平稳而顺利。1804年，杰斐逊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托马斯•杰斐逊1804年的再次竞选比1800年顺利多了。1804年2月，民主共和党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提名协商会。25日，全体通过了对杰斐逊的重新提名,并选择来自纽约的忠诚的老民主共和党人乔治•克林顿为他的竞选伙伴。联邦党没有举行提名协商会，他们组织混乱，仅仅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继续支持查尔斯•C•平克尼为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参议员鲁弗斯•金为副总统候选人。结果,杰斐逊大获全胜。17个州中，杰斐逊获得15个州的拥护，仅康涅狄格和特拉华（加上马里兰的两个选举人）坚持投联邦党的票。杰斐逊得162票，竞选对手联邦党人平克尼只有14票。杰斐逊极为高兴，他认为，他已经成功地把美国这只船驶到了“共和党的航线上”，“曾经激烈对抗的党，现在几乎融合为一个”。第二任期结束，杰斐逊没有参加第三次竞选，他认为，这是前任总统留下的传统，如果一个总统连任三届，那将危害民主，他便宣布不再谋求连任，毅然决然地返回蒙蒂塞洛了。杰斐逊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的政策和思想多受其影响，继续沿着杰斐逊开辟的航线前进，杰斐逊执政年代和麦迪逊当政时期被称为“杰斐逊时期”。（林小聪)安德鲁·杰克逊：重拳出击折桂冠同室操戈将军落败（1）1824年大选，本无心竞选的西部英雄安德鲁•杰克逊初露锋芒，却成为阴谋交易的牺牲品。4年之后，他愤而出击，虽如愿以偿，但也付出沉重的代价。1832年经银行之战，杰克逊再次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自杰斐逊执政，历经麦迪逊、门罗，弗吉尼亚人把持美国总统职位长达24年，人称“弗吉尼亚王朝”时期。又因三位总统均为民主共和党人，门罗任内更是国泰民安，经济隆盛，疆域扩展，党派之争暂息，民主共和党独步政坛，史称“和睦时期”。1824年门罗连任届满，当年的总统竞选中，候选人甚多，但也没有一个联邦党人出来竞争，竞选仍然在民主共和党内展开。然而，同室操戈，竞争依然激烈，甚至残酷。以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为首的一派和以田纳西州安德鲁•杰克逊为代表的另一派成为1824年总统竞选中的主要对手。一党独主政坛的局面开始逐渐被打破，并随着1828年总统竞选的到来画上了句号。胜利者安德鲁•杰克逊由此开创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同室操戈将军落败1824年总统竞选开始的时候，时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人选。昆西•亚当斯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长子，性格和观点与其父颇多相似之处。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便能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并随父亲出使欧洲。18岁时，他已熟练掌握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荷兰语等多种语言。这位哈佛高材生曾在哈佛大学任修辞学教授和演讲学教授多年，先后出使荷兰、葡萄牙、普鲁士、海牙、俄国及英国，并曾担任参议员和国务卿等公职达30年，一向忠于职守，政绩卓著。尤其突出的是在任国务卿期间，他与英国成功协商，确定了美国与加拿大边界，又从西班牙获得佛罗里达，拥有很高的声望。同他的父亲当年一样，昆西•亚当斯并不热衷追求公职。拥护他的人一再鼓动他表态参加竞选，但这位虔诚的清教徒固执地说：“如果国家需要我，她必须请我做。”他还抄了一首莎士比亚的诗答复那些人：“命运若封王，何用我求胜。王冠由天赐，尊荣在于神。”门罗内阁中其他成员可没亚当斯这么谦虚，尤其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陆军部长约翰•卡尔霍恩和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此三人的姓氏均以英文字母“C”打头，因而人称“三C”竞选。起初，数克劳福德声势最大。但天有不测风云，1823年9月，克劳福德突然中风，虽未丧命，问鼎白宫的希望却已变得十分渺茫。克莱来自西部，善于调解危机，素有“伟大的和事佬”之称，而且长于辞令，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卡尔霍恩则为南方的宠儿，视奴隶为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称蓄奴为“绝对好的事情”，毕生致力于维护奴隶制。除上述4人外，田纳西州参议员安德鲁•杰克逊也在其政治伙伴的支持下参加竞选，在竞争中占据不可小觑的一席之地。安德鲁•杰克逊1767年3月15日出生于当时美国西部边陲南、北卡罗来纳交界处的瓦克斯豪新拓居地的一个小木屋。这个北爱尔兰移民后裔一生下来就没有了父亲：两星期前，他的父亲在搬运木头时不幸受伤身亡。父亲的死让本已一贫如洗的家雪上加霜，家中连买一块墓碑的钱都没有。安德鲁在贫困和艰难中度过了幼年时代。缺衣少食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欺辱和讥笑却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然而，艰苦的环境和艰难的生活使他变得勇敢、坚定，也养成他鲁莽、固执、桀骜不逊的性格，并使他怀有一颗对受苦难者深切同情的心。少年时代，杰克逊又接连面对人生的诸多不幸：他的两个兄长先后捐躯独立大业，母亲也因照料美军伤员而染病身亡。最后一个亲人祖父死后，他成了孤儿，度过了一段酗酒、赌博和斗鸡等无所事事的光阴。百般无聊之际受朋友们的劝说，杰克逊开始学习法律，并于1787年获得律师资格。次年，杰克逊移居田纳西地区，命运由此出现了转机。凭借有限的法律知识和勇敢冒险的精神，杰克逊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当1796年田纳西成为联邦的一个州时，杰克逊被选为该州的第一个国会众议员。此后，他又先后出任国会参议员和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法官。这期间，他先是因土地投机失败而债台高筑，后又转而从事种植业和奴隶贸易，蓄奴最多时达120余名，从“小木屋主人”发迹为小有名气的边疆奴隶主。杰克逊最初是作为屠杀印第安人的刽子手和军事英雄而享誉全国的。1814年3月，杰克逊率军征讨1813年袭击亚拉巴马地区米姆斯要塞的克里克人。他攻其不备，采取夜袭，一举击溃克里克人。克里克人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杰克逊由于清除了西南地区惟一对白人构成威胁的印第安人部落而声名鹊起，被视为西南边疆的英雄。他又因性情暴躁坚韧固执，被部下称之为“老山核桃木”。第二次美英战争期间，杰克逊率军在新奥尔良同英军激战，以少胜多重创英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成为全国知名的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重拳出击折桂冠同室操戈将军落败（2）此时，西部因移民增多和开发的进展，在全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西部人迫切需要能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反映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言人。杰克逊独特的经历、边疆的气质和政治倾向正迎合了边疆社会的这种需要：他出生平民，又跻身显贵；他既有边疆拓荒者的粗犷，又富上流社会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既有过失败，也获得过成功。尽管杰克逊的政敌指责他粗鄙愚陋，横暴专断，但他却深得边疆人民的青睐，被奉为西部利益的保护者和政治代言人。特别是新奥尔良战役之后，人们把杰克逊视为又一个华盛顿，热切希望这位得胜将军投身政治，如同华盛顿一样入主白宫造福民众。但一开始，杰克逊本人并没有丝毫要成为国家总统的想法。当纽约一家报纸的编辑评论他的友人们有野心，想把他弄进白宫时，这位将军愤怒地反驳道：“不！先生，我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我能够领兵作战，艰难困苦不在话下，但我做不了总统。”然而，经不住朋友们的一再劝说和鼓励，这位行伍英雄终于改变了初衷，决心出山参加竞选。几乎与此同时，亚当斯也在朋友和家人的劝说下，正式宣布参加竞选。由于1824年选举依旧在民主共和党多年来一统天下的局势下进行，没有一个联邦党人参加，所以竞选中不使用党派标签，而是根据地区提名来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名单。早在1822年8月，田纳西州议会就提名杰克逊为总统候选人，并纠集几个西部城市以增加他的声望。1824年6月10日，马萨诸塞议会正式提名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新英格兰其余各州纷纷响应。此前，肯塔基议会也已提名本州的国会众议院议员克莱为候选人，西部各州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只有克劳德福比较特殊，他是按习惯方式由国会政党预备会议选出的。1824年2月14日，不到1/3的合格政党预备会议成员出席会议，一致赞同提名克劳德福为总统候选人。此外，卡尔霍恩一度自荐为总统候选人，但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后，卡尔霍恩自知竞选总统无望，便抽身退而谋求副总统一职，他兼任了亚当斯和杰克逊的竞选伙伴。这样，仅剩四个候选人争夺总统宝座。1824年的竞选议题集中于改造政府机器。新兴政客和普通百姓不满于官员昏聩腐败、社会上层垄断仕途的局面，要求“从社会名流或一群专职官僚手中夺回政治和行政管理权，并将它开放，让民众参与从事”。杰克逊是国会机器的局外人，出身贫贱，靠军功出名，因此，在新的选民心目中自有很大的优势。而且杰克逊富有淳朴的南方风度，相较亚当斯冷漠的外形，拘谨、刻板的知识分子形象，显然更讨人喜欢。地区的地位和势力在1824年竞选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亚当斯拥有新英格兰他的家乡基地和产业界坚强有力的支持。在纽约，他也有一大群追随者。杰克逊和克劳德福在南方称雄，西部则是杰克逊和克莱平分秋色。投票结果让人始料不及：杰克逊得选举人票99张，选民票153,544张；亚当斯得选举人票84张，选民票108,740张；克劳德福得选举人票41张，选民票46,618张；克莱得选举人票37张，选民票47,136张。虽然杰克逊无论在普选还是在选举人选举中都领先于其他3位候选人，但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法定选票。4位总统候选人选票均未能超过半数，选举移到众议院。根据1804年2月27日起生效的宪法第12条修正案，众议院直接从得票最多的前3人中投票决选总统。这样，得票最少的亨利•克莱首先被淘汰出局。1825年1月，众议院议员集结在国会大厦进行投票。杰克逊和亚当斯的支持者使尽浑身解数拉选票。他们或窃窃私语于国会各处走廊，或悄悄密谋于华盛顿各酒吧和公寓，利用一切时机进行密谈和交易。原选举杰克逊的密苏里和伊利诺伊两州（本是联邦党控制）的代表得到亚当斯的“抚慰”；纽约州和马里兰州的代表则得到亚当斯的“保证”，说如果他当选，将不会为了他和他父亲受到的打击而对联邦党人施加报复，于是这两个州也倒向了亚当斯。此时，克莱也加入了亚当斯的阵营。克莱虽然角逐无望，但他在竞选中仍然扮演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他仍控制着三个州的选票。一番权衡之后，他站到了亚当斯的一边。有迹象表明，他用他的三个州的选票同亚当斯及其竞选班子作了一笔交易。克莱的这一举动给了亚当斯以关键性的支持，改变了竞选的结果。最终亚当斯以微弱的多数当选。他获得了13个州的支持——原先支持他的7个州加上原属于克莱的3个州，再加上原属于杰克逊的伊利诺伊、马里兰和路易斯安那；杰克逊仅得到7个州的支持——亚拉巴马、印第安纳、密西西比、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克劳福德获得4个州的支持——原先的3个州加上原属于杰克逊的北卡罗来纳。投票结果一公布，群情哗然。杰克逊一派大叫遭了抢劫，克劳福德的支持者高呼其中必有“肮脏的交易”。但既成事实无法改变，1825年3月4日，约翰•昆西•亚当斯宣誓就任美国第六任总统。1800年选举中杰斐逊派的攻击竟然成为事实——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也登上了总统宝座。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引人注目的是，克莱在亚当斯上任后即被任命为国务卿。安德鲁·杰克逊：重拳出击折桂冠重拳出击如愿以偿（1）杰克逊本无心竞选，却成为阴谋交易的牺牲品。他心犹未甘，决心夺取原本属于他的那份荣誉。1824年竞选一结束，他就开始积极活动，以图下次获胜。杰克逊充分发挥了他潜在的组织才能和精明的政治作风。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利用自己作为战时英雄的威望和声誉，在来自纽约的马丁•范布伦、密苏里州的托马斯•哈特•本顿以及他家乡的约翰•伊顿的大力协助下，围绕反对亚当斯的斗争，成立了一个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政治联合体。最初，他们自称“杰克逊之友”，后改名为“民主共和党”，最终定名为“民主党”，即现代美国一大政党的前身。他们被认为是一股具有革新精神的政治生力军，基地在西部和南方。对于西部农民，欠过债而对银行信贷制度极为不满的杰克逊是反对银行垄断、反对压榨农民的高利贷资本的斗士；对于南方人，种植园主的杰克逊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反对奴隶制度的政界强人，一定会拥护奴隶主向西南扩张。亚当斯起初以厌恶和怀疑的眼光看待党派，认为党争会破坏国家和谐，带来动乱，比起杰克逊把政党看作满足政治民主需求和维护必不可少的手段显然消极多了。但形势却让他身不由己，最后亚当斯和他的支持者也组成了一个党，起初称为“青年共和党”，后来又获得“国家共和党”的名号。该党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一脉相承，主张强大的中央政府，抑制州权，扶植工业的发展，其基本纲领乃是克莱等人倡导的“美国体系”——1824年3月，克莱在众议院的一次演说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其要点是采取高关税以保护工业免受欧洲竞争的侵害，通过国内改革以沟通各地域之间的联系，从而拓展市场。该党在新英格兰、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肯塔基的势力最大，获得东北部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中西部农场主的支持。国家共和党在1834年后改称辉格党，后演化成现代共和党。如果说1824年总统选举中出现的两个派别意味着民主共和党长期一统天下局面行将结束，那么随着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上台，门罗执政所创造的“和睦时期”终于落幕，政党政治在经历10余年一党独居政坛的沉寂之后，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同1824年一样，1828年总统候选人也没有经协商会议提名，原本作为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国会“核心会议”制由于陷入纷争，声名狼藉。亚当斯就任后不久就被新英格兰各州立法机关和特别会议提名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政党代表大会没有正式举行会议，但按程序认可州议会的提名。财政部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拉什为亚当斯的竞选伙伴。早在1826年春，田纳西州议会也再次提名杰克逊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年的中期选举中，杰克逊派在国会参众两院均赢得过半的席位。这一次力量的检阅部分预示着1828年选举的胜数。杰克逊接受提名后，便选择时任副总统、与亚当斯有矛盾的约翰•卡尔霍恩为竞选伙伴，起用马丁•范布伦为竞选事务主持人。范布伦有“小魔术师”之称，在纽约政坛拥有很大的影响。他是所谓“阿尔巴尼摄政团”（范布伦等人在纽约政治生活中反对取消选举的财产限制和公开选举官员，对手以英国威尔士亲王领导的摄政团相讥）的头面人物，主张维护州权，经济上实行放任自由政策，不仅得到商业集团的拥护，而且与杰克逊的思想不谋而合。1826年12月，卡尔霍恩和范布伦会晤，达成在大选中共同支持杰克逊的协议。至此，杰克逊已赢得南方、北方及西部的共同拥戴，杰克逊派作为一个政党，已初具雏形。即将到来的大选，将是两大政党的一场激烈较量。关于1828年选举的议题，两党候选人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支持保护性关税和国内改革，但依然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亚当斯显然赞成国家银行、保护性关税、联邦政府资助国内改建以及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杰克逊起初回避问题，他说：“我真正的朋友不需要从我这儿打听有关国内改建和工厂等问题。我的公开行动已提供了答案，我绝不会让敌人高兴。如果我现在站出来反复申明在这些问题上的公开观点，我会被人指责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操纵选举。”但是后来，他还是申明他要撤销那些不胜任的、靠非法途径取得其位的官员，以此来“改组政府”。在关税问题上，他含糊地说将采取“中庸而公正的路线”。他赞成国内改革，但反对由联邦政府来主持。总的说来，杰克逊的主旨是主张公平任职机会和富有战斗性的国家主义。1828年选举中议题的争论很快地转为次要地位，两派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各自候选人形象的塑造上来。杰克逊及其支持者显然比亚当斯们更清楚地意识到：选民心目中的候选人形象对于选举的进展和结局意味着什么。他们不遗余力地利用政治组织，唤醒并操纵公众舆论，大力塑造了两个对立的形象：代表旧势力和金钱的候选人亚当斯，他试图将芸芸众生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是理应抛弃的“过去”；而在第二次美英战争中骑着白马骁勇无比的杰克逊将军才代表人民，是充满希望的“未来”。一场“过去”与“未来”之战在两个政党之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此时的杰克逊已不单是驰骋疆场的常胜将军，更成了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最精明的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杰克逊派积极地行动起来。他们的活动花样繁多：募集基金、编辑选民名单，草拟口号、教唱政治歌曲，分发小册子和印刷品，组织游行、野餐、宴会和群众性集会……最有创意的莫过于围绕“老山核桃树”所做的各种名目的活动。他们在各州举行一系列游行集会，组建“老山核桃树俱乐部”，散发山核桃树枝条和扫帚，四处栽种山核桃树。亚当斯派措手不及。“种核桃树？”他们不解，“坚果鼓槌够多了！核桃树对共和主义和大选有何用？”最后，他们选定橡树为亚当斯的象征，试图以此对抗，但未获成功。此外，杰克逊的竞选班子还有效地利用了报纸这一媒介，宣传老核桃树是“新奥尔良的英雄”、“人民的候选人”和“田纳西的农民”，以使千百万农民相信杰克逊的事业是普通美国人的事业。与杰克逊派别出心裁、气势逼人的竞选活动相比，亚当斯派的竞选活动相形见绌。当然，他们也搞了一些游行，但效果差多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杰克逊及其支持者标榜其选举的“平民”主题，他的选举却耗资百万。在杰克逊背后撑腰的不乏利益集团。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上，金钱第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安德鲁·杰克逊：重拳出击折桂冠重拳出击如愿以偿（2）竞选双方一面进行着形象战，一面进行着谩骂攻击战。这也是自总统选举以来，诽谤和对他人人格攻击最刻毒的一次,西方民主的精华和糟粕在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是从亚当斯就职的那一刻起，诋毁就从没有离开过他。杰克逊手下的政坛老将约翰•伦道夫领导着杰克逊的支持者在国会不停地与亚当斯作对，四年中一再地指控他是凭借着“肮脏交易”才登上总统宝座的。《罗彻斯特每日报讯》称他的当选是“阴谋对人民意志的胜利”，田纳西州立法机关甚至建议弹劾他。亚当斯的内外政策也处处受到批评。诋毁在1828年选举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亚当斯蒙上了同他父亲在1804年所蒙受的一样的罪名。他被描绘成不顾一切的挥霍者，在“总统宫殿中”生活得像“国王般浮华、奢侈”，滥用纳税人的钱在白宫中设置“赌桌和赌具”。尽管亚当斯的朋友一再为他辩白说这是亚当斯为满足个人爱好自己掏钱购买的一个台球桌和一副象牙棋子，但毫无作用。杰克逊派还攻击这个新英格兰教徒不守安息日，在礼拜日去游玩，说他婚前与妻子有性行为。在所有指责中，最恶毒的是称他在任驻俄公使时，曾设法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搞到一个美国少女。种种蛊惑人心的指控只是想说明亚当斯与其父亲一样，本质上是个君主主义者，他的各种王公贵族与官僚习气和做法，使得他会鄙视人民，热衷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一位杰克逊派人士总结说：“他们的习惯和原则与我们制度的精神和人民民主的概念不相容。”亚当斯派不甘示弱，以牙还牙。他们的策略之一是企图激怒易暴躁的杰克逊，诱使他大发雷霆而导致选举失败。他们称杰克逊是愚昧无知者、鲁莽汉、无知无识的初出茅庐者。在一个小册子中，他们骂杰克逊是文盲，“缺乏历史、政治甚至统计知识”，说他甚至不能拼写由10个以上字母组成的单词。在另一本名为《话旧：杰克逊将军年轻时（23～26岁）的不检点事实摘录》的小册子中，他们列举了“老核桃树”进入总统政治之前的14次斗殴、吵架、决斗和打群架，最后的结论是：“他的全部可取之处就是野兽般残忍和生理上的能力。他的教育、习惯和性情决定他完全无资格担任这个国家的总统。”对杰克逊最强烈的攻击是“谋杀者”的指控。一份名为“棺材传单”的材料被广为散发，说杰克逊曾冷酷无情地谋杀了他自己的部下。传单的标题是：一些有关杰克逊将军血腥行为的报道。标题四周圈上黑框，画着6副棺材，并附有说明文字说里面躺着1813年与克里克印第安人战斗中被杰克逊下令枪毙的6个士兵的遗体。其中，有一副棺材特别突出，费城的一个编辑约翰•宾斯还为此编了一个故事，称那是一个出于报国热忱自愿服兵役的“福音派传道士”，当他服役期满要回家时被杰克逊下令枪毙。伴随着这故事还有一首名为“悲惨事件”的七节诗，为杰克逊的血腥行为而“痛惜”。尽管杰克逊的竞选组织后来对此作了澄清，但该传单已广为人知，流毒甚广。最恶毒的则是对杰克逊家庭成员的攻击。有份报纸这样写道：“杰克逊将军的母亲是一个公共娼妓，是英国士兵带到这个国家来的，后与一个黑白混血儿结婚，和他有了几个孩子，杰克逊将军就是其中之一！”最令杰克逊震怒的是反对派对他的婚姻的种种诽谤。长期以来，他的婚姻一直是政敌攻击的目标。他们把杰克逊求爱和结婚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加以歪曲，说他的妻子雷切尔离婚尚未最终判决就和杰克逊住在一起，犯了通奸罪，尽管有文字记录表明两人曾在另外一个仪式上举行了正式婚礼。杰克逊的政敌们将这一陈旧指责作为一枚重型炸弹推出，恶语中伤和诽谤杰克逊深深眷爱的妻子雷切尔。9月，各州开始投票。1824年选举时投票者仅为35.5万。4年中随着新州的增加和普选权的扩大，1828年参加投票的人数大大增加，上升至115.5万人，大约56％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相当于1824年的3倍。最终结果，杰克逊得到了647,553张普选票，178张选举人票；亚当斯得到500,897张普选票，83张选举人票。选举结果明显带有地区倾向。当时美国24个州中，亚当斯获得9个州的大部分选票，而杰克逊赢得了其余15个州的大部分选举人票，即全部西部和南方再加上宾夕法尼亚的选票。卡尔霍恩以171票对拉什的83票当选为副总统。现在，轮到杰克逊们品尝胜利的果实了。安德鲁·杰克逊：重拳出击折桂冠苦涩胜果沉重代价（1）1829年3月4日，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就职日。华盛顿天气晴好。国会山前挤满了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民众，其中有脚上还沾着泥的小农，有身穿破旧衣裳的山里人，有略带倦色的城市工人，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兵……他们云集首都只是想亲眼一睹他们的英雄就职的风采。当就职礼炮响起的时候，人群发出阵阵的欢呼声——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日子，因为今天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总统”的就职日。杰克逊被欢乐的人群拥簇着向国会大厦走去。他面色凝重，手臂上引人注目地戴着一条宽边黑纱。在这样一个属于胜利的日子里，这么多人为他欢呼和庆贺，他本该最有理由高兴，可是他却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孤独——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去了，而她本该站在这里和他同享欢乐的……只要走完脚下这短短的几步，他就是这个国家最高职位的拥有者了，然而也正是为了这短短的几步，他付出了那么多，甚至永远失去了深深眷爱的妻子——雷切尔。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杰克逊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雷切尔时的情景。那是1788年，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执行律师，寄住在田纳西州雷切尔的母亲唐奈森夫人家中。雷切尔那时还是刘易斯•罗巴兹的妻子。罗巴兹生性善妒，反复无常。他因无端地嫉妒一个名叫肖特的男子，说他与自己的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就将雷切尔赶回了娘家。莫须有的罪名让这位结婚不到三年的年轻美丽的少妇变得忧郁、谨慎，心灰意冷。杰克逊想不通，为什么像雷切尔这样聪明、美丽又温顺的女子居然会遭此不公正的待遇。很快，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意中给雷切尔带来了新的灾难。和妻子重归于好还没多久的罗巴兹又把嫉妒的矛头对准了杰克逊，毫无根据地指责杰克逊和雷切尔有不轨行为，完全不顾雷切尔的感受说了许多伤人的话。为此，杰克逊不得不离开唐奈森夫人的家，迁居往别处。然而，罗巴兹没有就此罢休。他把雷切尔接了回去，但却变本加厉地折磨她。雷切尔忍无可忍，只好向家里求救。唐奈森夫人便央求杰克逊去接她，于是杰克逊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了。这更是让罗巴兹妒火中烧，他认定雷切尔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于是向法庭提出投诉。不久，有消息传来，罗巴兹以雷切尔和他人通奸的理由提出离婚并获得弗吉尼亚议会的批准。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杰克逊怒不可遏，罗巴兹怎么可以用如此恶毒的罪名中伤雷切尔呢？他跑到唐奈森夫人那儿请求与她的女儿结婚。雷切尔的母亲问他：“你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女儿的名誉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愿意为她死一万次。”在密西西比纳奇兹的日子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他们幸福地结合了，在河边一间简陋又温馨的木屋里度过了蜜月。他们都还年轻，才24岁，未来显得那样美好，让人充满期待。爱的力量使雷切尔重获新生，她久被压抑的天性释放出来，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她是那么欢乐、热情、爽朗，对未来充满憧憬，相信他们的爱是正当美好的，他们的婚姻也是正当和美好的。然而，她怎么能料到她小小的愿望竟成了奢望了呢？又怎么能料到他们的爱竟会变成扎进指甲的刺、插入胸膛的刀，在以后的日子里带给他们不尽的痛苦呢？结婚两年后，他们才得知法院只是接受了罗巴兹的离婚要求的诉状，并未作出判决，直至两年后离婚手续才真正办妥。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刻：他们过去两年的婚姻竟成了不合法的了。如果说，两年前，通奸的罪名还是罗巴兹捏造的，两年后，由于他们的疏忽，竟成了事实了。杰克逊是多么的痛心自责，他为什么就没有去要一份弗吉尼亚法院的离婚证明书，而只是仅仅相信传言呢？他们举行了第二次婚礼。他们承受了一切。他们相信离婚是一切不幸事件的终结，相信爱将照亮他们今后的日子，支持他们度过一切艰难困苦。让时间来治愈伤疤吧！然而，杰克逊发现自己错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是不是还会一次次地离开她，去投身政治这让人爱恨交加的事业呢？他问自己。他的仕途一步步地走向顺利，从众议员、参议员、最高法院法官，直到家喻户晓的将军。而她呢，孤单单地一人留在家中，不仅操持家务，还要为他担惊受怕，忍受思念的煎熬。为了消弥孤独和寂寞，雷切尔开始了抽烟。杰克逊心中充满了悔恨。他总以为爬得越高，“爬到山顶上去，那时就没有人能够爬到上面去攻击了”，但他发现自己又错了。一旦他们的隐私成为他人的政治武器，就犹如毒瘤生了根一样永远也拔不掉了，甚至要以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安德鲁·杰克逊：重拳出击折桂冠苦涩胜果沉重代价（2）他曾经就这么做过，至今仍不后悔，因为他可以为了维护妻子的名誉而奋不顾身。那个叫查尔斯•迪克森的律师既然会为了报复他而对雷切尔出言不逊，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毫不犹豫地要求决斗。那天凌晨5点钟，两人在一块空地上相对而立，手执手枪摆好姿势。迪克森首先开的枪，他击中了杰克逊。杰克逊纹丝不动地站着，为妻子讨回公道的信念压倒了剧痛。他举起了枪，打中了对方的胸口。至今他的身上还留着那颗子弹——子弹离心脏太近，无法安全取出。迪克森则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在决斗中丧了命。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没能保护住她。当他成为新奥尔良的英雄，被称颂为华盛顿第二时，当1817年出现他的第一份竞选的传记本时，他曾经坚定地拒绝过权力的诱惑。他害怕再次把雷切尔卷入丑闻和责难，让她尝受痛苦的打击。她曾经说过，只要他们的爱情安定，别无所求。然而，她太了解他了：只有事业才是他生命中的盐，为国效劳才使他充满活力。善良的雷切尔相信，诽谤和谣言终会过去，和将来的事业相比，眼下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他们都低估了流言蜚语的力量。1824年总统竞选时，有关杰克逊未婚同居以及为此决斗的轶闻已传遍了各个角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1828年，诽谤和攻讦越发地猛烈了。谣言随着如雪花般印刷出来的小册子在全国各地播散，他们的过去被随意地捏造，说什么杰克逊把“新娘从车上拉下来，强奸了她”；在雷切尔和罗巴兹婚姻期间，他们始终“沉溺于无休止的情欲之中”；他们从来没有举行过婚礼，他们的关系是将近30年的“老笑柄”，雷切尔直到现在仍是破鞋；雷切尔是造成罗巴兹过早去世的凶手……粗俗的漫画比比皆是，说雷切尔是个粗野无知的边疆女人。大街小巷流行着关于她的黄色歌曲以及成千上万的下流歌谣。报纸上则不断地出现这样的标题：“通奸！”“重婚！”在华盛顿，妇人们甚至举行了大辩论，争论是不是可以拜访雷切尔，最后大家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雷切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走到哪儿都遭到冷遇，舞会、晚会或聚餐的邀请从来就没有她的份。她只有去教堂寻求安慰，祈祷上帝让各种各样的攻击停止。雷切尔的身体状况由于长期情绪低落而恶化。她坚持着，终于看到了杰克逊的胜利。然而，这种荣誉对于她来说已是无所谓的了，虽然为着杰克逊的缘故，她感到高兴，但她自己却“绝不企求这个胜利”。她甚至害怕这个胜利。诽谤和伤害会随着胜利的到来而销声匿迹吗？她对未来感到恐惧，她“宁愿到上帝家里当看门人，也不想住进那所宫殿”。然而，她不能退缩，退缩就意味着她屈服了，承认一切都是事实了。她鼓起勇气，为了她所爱的人，她不仅要去，还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她订做了一套出席就职典礼用的缎面白礼服。雷切尔到纳什维尔去试礼服。在商店门口她无意中捡到了一本废弃的政治小册子。她的眼睛一下子被刺痛了：“难道一个证据确凿的淫妇和她的奸夫应该被人们选举来掌管一个自由的基督教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吗？”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眼前一片模糊……她就此跨了下去。她的意志曾陪着她挺过那么多艰难的岁月，而现在她实在是太累了。1828年12月12日，距离杰克逊正式就职的还有9周，雷切尔安静地去了，去当天堂的看门人去了。下葬的那天，她穿着本准备用来参加杰克逊总统就职典礼的礼服。杰克逊坚信亚当斯派应该为他妻子的死负责。他在她的墓前宣布：“在死去的天使面前我可以饶恕我的敌人，但是那些曾经诽谤过她的无耻之徒，必须去求得上帝的饶恕。”……就职典礼完毕后的就职宴会热闹非凡。人们门窗并用，拥入白宫，掀翻饭菜托盘，打碎器皿，撞倒桌子，碰掉炉台和墙上的小古玩，地毯上尽是洒落的威士忌。为了好好地瞧瞧他们的“老山核桃树”，他们竟穿着沾满泥巴的靴子站到了缎子面的座椅上面。一个对这种场面深为不满的人士抱怨说，功高位尊的社会名流和粗俗不堪的乡巴佬混作一团，“看来，暴民领袖的统治是胜利了”。杰克逊被人群团团围住，这种热闹得近乎喧嚣的场面让他有了一丝丝的快乐。这就是人民，站在他和雷切尔一边的人民，他们拥护他，热爱他，为雷切尔辩护。正因为这样，他也爱他们，愿意毕生为他们效劳。安德鲁·杰克逊：重拳出击折桂冠银行之战再折桂冠（1）1832年总统竞选是围绕经济改革展开的。19世纪初，经济问题已初露苗头。1819年爆发的一场经济恐慌使美国各地受到不同的影响，西部和南方大量购置土地的人们受影响尤甚。人们对不稳定的银行业心有余悸，心存戒备。到1832年，经济问题重新凸现，经济改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演化成当时最受重视的社会问题。人们对银行和债权人的敌对情绪围绕着第二银行日益激化，因此，1832年大选以第二银行为争论焦点，竞选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战。美国的第一银行，即合众国银行，是1790年由汉密尔顿提议、1791年经华盛顿批准成立的。1811年期满后，由于时任总统麦迪逊对银行抱敌视态度，所以并未获准更新执照，第一银行遂告结束。1812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爆发后，国家财政陷入混乱，国会批准成立第二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该行管理政府的储蓄开支，监督各州银行的兑现业务，调节信贷额和货币流通量；它同时又是商业银行，具有私营性质，为其股东的利益开展业务活动。联邦政府认购该行股金的1/5，并可任命1/5的董事。银行总部设在费城，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进行管理。1823年，费城富翁尼古拉斯•比德尔出任第二银行总裁。在他的主持下，银行业务不断扩大，在各州设立了29个分行，控制着各州的金融。第二银行在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有利作用的同时，也招致社会上的不满和批评。不满首先来自西部。西部民众因购买土地、改善交通以及从事土地投机，不得不支付高利息从银行贷款。其次来自各州银行的强烈抵制。由于第二银行拥有大量资本储蓄，所发行的纸币比较稳定，在同地方银行竞争放款业务时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同时，该行又是州纸币和票据的交易所和调节管理机构，可以拒绝接受无足够硬币储蓄支持的纸币，实际上处于债权人的地位。此外，第二银行还受到来自纽约金融资本的有力挑战。由于纽约在全国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商业集团实力大为增强，希望成为政府基金的受托者，扩大银行资本，便力图推倒第二银行的垄断地位。总裁比德尔的所作所为是第二银行招致非议的另一原因。随着第二银行地位的增强，比德尔感到自己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甚至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他自以为第二银行“在权力上丝毫不低于创建它的国家”，而他自己则“每天在行使着比任何总裁惯常享有的权威都要大的个人权威”。他甚至运用手中的经济权力来干预政府事务。他安插亲信担任分行行长，向报界和政界人士发放贷款和津贴，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克莱、韦伯斯特及一些报界名流都曾从他那里得到好处，成为其政治上的盟友。比德尔还授意各分行在选举中支持其政治上的朋友，为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人们担心，像第二银行这样由少数人控制的庞大“怪物”，不仅有可能危害国家的经济繁荣，而且对人民的自由构成潜在的威胁。杰克逊素来就对银行缺乏好感，他将第二银行视作巨大特权和势力的工具。年轻时，他在田纳西州做过土地投机商和店主，曾陷入严重经济拮据的困境，他由此认为银行服务收取了过量的不义之财。他感到，银行发行的“可憎的钞票”是欺骗人的东西，银行信贷鼓励人民投机和负债。1829年12月，杰克逊在他的第一年度国情咨文中就公开指责设立第二银行的法律未能成功地建立统一而稳定的通货。实际上，杰克逊是个“硬通货”主张者。他认为，只有黄金和白银，而不是纸币，才能充当贸易活动中的货币。在杰克逊执政之初，比德尔极力讨好杰克逊，因为银行的许可证将于1836年到期，能否争取到新的许可证，对于比德尔来说至关重要。但是杰克逊公开表示他对银行持不信任态度，拒绝予以支持。这使得比德尔十分恼火，不得不转向国会寻求支持，并力争在1832年大选之前解决问题。1832年夏，在辉格党人的催促下，比德尔向国会申请在大选前批准颁发许可证。这无疑是对杰克逊的一个挑战。因为大选将近，银行问题便具有了敏感的政治色彩。7月3日，众议院以107票对85票通过法案。根据该法，第二银行在1836年营业期满后可继续营业15年。杰克逊对于比德尔的挑战早已满腔怒火，当他得知国会通过重新授予银行许可证的法案后愤恨地说：“银行不让我活，我也让它活不了。”杰克逊说干就干。他把颁发许可证法案退回国会，并附上了他那份被其追随者誉为“第二个独立宣言”的否决咨文，文中宣称：“政府里并不一定有坏事情，坏事情只是来自政府的弊端。如果政府能像老天下雨一样注意到对一切事物都平等对待，同样地钟爱地位高和地位低的人，以及富人和穷人的话，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咨文指责银行的社会罪状包罗万象；并且指出重新授予许可证的法案实际上是向富人和权势者谄媚，是置多数人利益于不顾而推进少数人的利益。杰克逊还说，人民有权反对政府滥用权力和不公正的法律。安德鲁·杰克逊：重拳出击折桂冠银行之战再折桂冠（2）杰克逊行使否决权让国家共和党窃喜，以为这下可抓到把柄，可以依此为突破口击败杰克逊而赢得1832年选举。亨利•克莱正是这个如意计划的幕后指导者。国家共和党人认为，比德尔的银行总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而且该银行在宾州最受欢迎；在历次总统竞选中，宾州又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杰克逊的民主党内部，也不乏对该银行心怀善意之人。因此，当杰克逊发表了否决案后，比德尔等人便迅速地把这份求助于“社会下层”的“无政府宣言”复制了3万份，分发给各地选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总统是多么愚蠢。然而，事与愿违，文件没有伤害到杰克逊，反倒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共鸣。许多选民对此深信不疑：“杰克逊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人民反对腐败和令人生厌的贵族制。”之后，参议院在对被杰克逊否决的法案进行复议时，没有获得有效的2/3的多数，杰克逊的否决决定了第二银行的命运。第二银行风波大起时，总统提名已经结束。1832年的总统候选人改由政党代表大会提名，国会核心会议制彻底被淘汰，这种做法还是第一次。这个办法是由本次大选中出现的第三党——“反共济会党”开创的。同样，总统大选中出现三雄逐鹿的局面也是第一次。1831年9月，反共济会党在巴尔的摩召开会议。会议宣布，该政党反对秘密社团，特别是共济会，提名马里兰的前总检察长威廉•沃特为总统候选人。12月，国家共和党也在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来自17个州的156名代表出席，一致推举亨利•克莱为总统候选人，选举比德尔的朋友、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塞根特为其竞选伙伴。会议还发布了颂扬克莱的“美国体系”，揭露杰克逊政府种种弊端的长篇公报。1832年5月，民主共和党（即后来的民主党）在同一地点开会，除密苏里外其余各州的334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采取了两个原则：一是集体原则，一个州的多数代表决定该州的投票取向；二是选举候选人的2/3多数通过原则。这两个原则统治该党大会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此之前，杰克逊已由一些州的议会或代表大会提名，巴尔的摩大会仅仅是“重复他已获得的提名而已”。大会选举范布伦为他的竞选伙伴。尽管1832年议题的争论超过人格的较量，双方还是尽量地给予对方攻击。比德尔最为卖力，他资助反杰克逊的报纸，贷款给亲银行的国会议员，散发数以万计反杰克逊的演讲稿、传单、小册子和杂志，甚至鼓励雇主威胁工人，支持杰克逊者将失去工作。国家共和党人还不怀好意地散布杰克逊健康不佳的谣言，重提他粗暴鲁莽的种种故事，指责他实行政党分赃制（杰克逊上台后因不满自联邦党以来的社会上层垄断官职的风气，倡导官职轮流制，国会参议员威廉•马西称之为“敌人赃物应归胜利者”，分赃制由此而来）和随意使用否决权违反国会的意志，并称他为“国王安德鲁一世”。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国家共和党人大量使用漫画。这也是历次总统选举少有的。他们将杰克逊描绘成暴君、篡位者和独裁者：或正对访问者大发雷霆；或正从范布伦手中接过王冠；或从魔鬼手中接过权杖，像唐•吉可德一样自不量力地向费城银行大楼的大理石柱子进攻，撞断了枪尖；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用攻城撞槌撞击银行大门。他们还把克莱和杰克逊画成赛马手,正向白宫奔驰，克莱把杰克逊甩下了一半的路程。杰克逊派则以形形色色的竞选活动取胜。他们组织火炬游行、野餐会、合唱队以及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充满激情的演讲者谴责“怪兽”银行，敦促选民要同“英雄”站在一起。杰克逊本人则认为胜券在握。他曾对一个朋友说：“这次选举就像一次散步一样。”竞选接近尾声时，杰克逊经过克莱的家乡——肯塔基州的来克星顿，5英里长的道路上聚集着欢迎的人群，他们“挥舞着核桃树枝，仿佛是由鲜艳旗帜汇成的波浪”。俄亥俄州的一位克莱的支持者感叹道：“这是一边倒的对阵。”1832年11月8日，大选揭晓。杰克逊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他获得55%的选民支持，共计687,502张普选票和219张选举人票；克莱获得42.4%的选民支持，共530,189张普选票和49张选举人票，反共济会党的沃特和国家共和党参选的另一名候选人约翰•弗洛伊德合在一起仅得到2.6%的选民票。杰克逊获得连任的胜利。杰克逊的当选掀起了一场先是反政治特权后又扩大为反经济特权的战斗。正如当时反对派人士韦伯斯特指出的那样，杰克逊时期“社会上下无不激动万分，竞争开始取代垄断；智慧和勤奋但求公平竞争，赛场开放”。到杰克逊离任时，他已成了美国社会中下层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杰克逊当政时期的不少政策措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有效地利用政党分赃制、控制政党会议和诉诸普通民众，他在执政期间变得越来越有权力。美国总统以全体人民的代表自居，把宪法赋予的否决权扩大为立法权，就是从杰克逊开始的。杰克逊是现代总统职权的奠基人，美国式总统制由此逐渐形成。总之，杰克逊开创了一个民主时代，史学家将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称为“杰克逊时代”。他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是他一手培养的。1844年大选他又支持田纳西州州长詹姆斯•波尔克（人称“小核桃树”）击败了自己的老对手、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克莱而当选第11任总统。除去其间死于任内的扎卡里•泰勒和平淡无奇的米勒德•菲尔莫尔，第13、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和詹姆斯•布坎南也是杰克逊衣钵的继承人。杰克逊民主整整影响了美国政治达30之久，直到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上台。(林小聪)富兰克林·皮尔斯：瞒天过海爆冷门群雄逐鹿“神童”爆冷（1）1852年大选群雄逐鹿难分胜负。来自新罕布什尔的精明律师富兰克林•皮尔斯乘隙而入，大耍两面派手法既讨好南方又赢得北方青睐，终于拔得头筹，却不料后院起火。当选总统夫人非但对丈夫的胜利不屑一顾，甚至拒不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第14任美国总统竞选在民主党和辉格党之间进行。1852年大选序幕刚刚拉开，两党都遇到了候选人难产的大问题。为了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群雄逐鹿。4位竞选者唇枪舌剑，但迟迟没有一位得票超过2/3。一匹来自新罕布什尔的黑马，有政治“神童”之称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乘隙而入，最终击败众对手拔得头筹。辉格党总统候选人选举同样扑朔迷离。53轮投票，53次交锋，总算决出胜负。联邦军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虽然最后获胜，但面对民主党对手、精明律师加政客皮尔斯，一介武夫的他实在胜券难握。两人之间的较量和争夺异常激烈和富有戏剧性。群雄逐鹿“神童”爆冷1852年大选是在联邦政府和“辉格”、“民主”两大政党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辉格党是1834年由国家共和党和另外几个小政党组成的新政党，旨在反对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独裁”和“暴政”，同民主党分庭抗礼。该党成立后推出的许多政见逐渐受到民众欢迎，并于1840年取得在白宫和国会的双重胜利。在那以后的10年里，辉格党先后产生了威廉•亨利•哈里森、约翰•泰莱、扎卡里•泰勒和米拉德•菲尔莫尔四位总统。但是，时至1852年，辉格党虽然还是执政党，已经不再那么团结那么辉煌了。在任总统米拉德•菲尔莫尔是在第12任总统扎卡里•泰勒上台16个月去世后根据宪法“扶正”的。然而，泰勒留给副手的不仅是总统职位，更是一副烂摊子。其时，南北双方围绕在1848年从墨西哥购买的大片领土上可否实行奴隶制问题争论异常激烈。南方各州甚至扬言不能如愿就要脱离联邦。为了平息争端，参议员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等人精心拟订了《1850年妥协法案》，但遭到泰勒总统的怒斥。菲尔莫尔入主白宫后，虽然同为辉格党人、同样反对奴隶制，却支持妥协案，并认为泰勒之所以反对是受内阁影响。对新总统的不信任导致内阁成员集体辞职。菲尔莫尔居然批准他们的辞呈并另行组织了自己的全新内阁。既已大刀阔斧彻底排除了异己，菲尔莫尔便着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他很快签署了《1850年妥协法案》和另外一个《逃奴追缉法》，并视前者为“最彻底”的解决南北分歧的方法。两份法案名为妥协，实为对南方奴隶主势力投降。法案遭到北方民主力量反对，促使废奴主义者奋力抗争，激发了“地下铁路”的运营和哈丽特•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写作。菲尔莫尔没有意识到的是，两份法案的签署实际上意味着宣告自己和辉格党政治生命的终结。1852年6月，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尔的摩举行。由于当时党内南、北方部分党员已经分裂成拥护奴隶制、主张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采取安抚政策的“棉花”派和反对奴隶制并谴责妥协法案的“道德”派，因而在总统候选人选择中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三个提名人，一个是虽然声誉不佳但深得南方支持的米拉德•菲尔莫尔；一个是在墨西哥战争中立下军功并因反对奴隶制而备受北方青睐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另外一个是得到新英格兰人拥护的在任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三人势均力敌。第一轮投票，菲尔莫尔凭藉在任总统的优势获得最高选票，但很快在下一轮中被斯科特超过。在以后6轮投票中，菲尔莫尔和斯科特的得票数互有胜负，并在第9轮投票中打了个平手，但斯科特在随后的第10轮投票中获得微弱的领先地位后，逐渐将优势保持了下来并有所扩大，不过得票始终没能超过2/3。经过52轮投票，辉格党领导人眼见各方意见仍相持不下，行将出现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党内分裂的结果，毅然决定放弃菲尔莫尔，将希望寄托在斯科特身上。就这样，斯科特终于在第53轮投票中战胜菲尔莫尔和韦伯斯特成为辉格党总统候选人。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是海军部长威廉•A•格雷厄姆。民主党同样出现了辉格党那样派系纷争的混乱局面，在推举总统候选人问题上产生了相当大的意见分歧。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同年6月也在巴尔的摩召开。根据各方意见，会议推出了四位提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获得184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得到北方支持、来自密歇根州的刘易斯•卡斯；虽为北方人，但支持奴隶制，在南方和他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很受欢迎的詹姆斯•布坎南；扩张主义者和铁路利益代表、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蒂芬•道格拉斯；势力主要集中在其家乡纽约州的威廉•L•马西。四位候选人各有各的势力和优势，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使投票数紧紧咬住而无一人获得有效的2/3多数票。在前19轮投票中，卡斯一路领先，布坎南紧随其后，道格拉斯和马西的位置则互有交替。但是到了第20轮投票，布坎南跃居第一，并在以后的9轮中一直保持这一势头。至第30和31轮，道格拉斯后来居上以微弱优势领先。卡斯在第44轮重新占据领先地位，但马西很快在下一轮坐上了头把交椅，并将优势保持至第48轮。四雄逐鹿，选举结果始终处于扑朔迷离状态，引起民主党领袖们的关注，也使在一旁看风使舵、见机行事的富兰克林•皮尔斯和他的朋友们敏感地觉蔡到他们的机会来了。富兰克林·皮尔斯：瞒天过海爆冷门群雄逐鹿“神童”爆冷（2）皮尔斯是一名律师，1804年11月23日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希尔兹巴勒的一个小村庄。其父本杰明•皮尔斯是独立战争时期一名军人，退伍后返回新罕布什尔。老皮尔斯当过农民、旅馆老板，后来出任州众议院议员，供职12年，形成一定势力，成为新罕布什尔民主共和党领导人，并于1827年起担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皮尔斯从小崇拜父亲，既渴望军人生涯，又憧憬政治舞台。他聪慧机敏，幼年时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父亲对这个儿子抱有很大希望，节衣缩食送他进了一所私立学校，希望他接受良好教育。1820年，皮尔斯16岁便进入缅因州的鲍登学院。入学头两年，他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对学习满不在乎，不认真听课还经常逃学，在一年级时学习成绩列全班倒数第一。升至三年级，皮尔斯开始醒悟，奋起直追，18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罗马人的胜利》具有同龄人罕有的见地且文采飞扬，令同学和老师们刮目相看。他还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长达7分钟的专题演讲《环境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影响》，同样获得师生们好评。因为父亲的关系，皮尔斯在政治气氛很浓的家庭中成长，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是在鲍登学院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辩论会，在辩论中站在杰克逊民主党人一方，观点鲜明，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表现出了很强的参政意识和论辩能力。皮尔斯还被选为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结识了许多朋友。他喜欢交朋友。他甚至深谙朋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朋友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友情，更有广闻博识真知灼见，令他获益菲浅，学到了许多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此外，对军事生涯的兴趣促使皮尔斯积极锻炼身体，并因此而被推选为军训队队长。他积极而有魄力地组织同学进行军事操练，显示出相当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很多同学看好他的发展前途，称他为政治“神童”。毕业后，皮尔斯回到新罕布什尔并于1827年获得律师资格在希尔兹巴勒开业。大约在这同一时期，他开始涉足政界。1829年，皮尔斯被推举为州众议院议员，两年后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并连任两届。1833年，皮尔斯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地进入联邦国会出任众议员，从此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坐标。他信奉杰克逊民主，积极支持当政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但凡政府举措他都投票赞成，因而赢得了“忠实党员”的称号，不仅在两年后轻松获得连任，而且在1836年当选国会参议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参议员。然而，皮尔斯并没有因为年轻而气盛，也没有因为自己富有演说天才而炫耀。他知道在大人物云集的国会该如何表现得谦逊而得体。他知道自己来日方长。他得等待时机。果然，机会很快降临到他这个幸运者身上。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第二年2月，在任总统波尔克任命皮尔斯为上校团长领兵前往墨西哥作战。不到一个月，皮尔斯便晋升为准将，其平步青云之神速令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官运亨通。一般地说，没有行伍历练、平步青云的将领在指挥能力和作战经验都较弱，甚至缺乏适应战争的能力。皮尔斯也不例外。1847年8月，在康特雷腊斯战役中，皮尔斯因战马受惊突然仰天直立而将头部重重磕在马鞍上，痛得昏迷过去。跌下马时他又摔伤了膝盖。经过治疗，他第二天仍坚持随部队行动。在追敌过程中，他因膝盖再次受伤而昏倒。祸不单行的皮尔斯还在8月底患上了疟疾，没能亲自指挥查普特佩克战役。他在身体康复后很快重返战场，参加了9月份攻打墨西哥首都的军事行动。在战争善后工作中，律师出身的皮尔斯终于有了施展才干的用武之地。他奉命参加了同墨西哥政府的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署，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48年，皮尔斯退役回到新罕布什尔，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州议会还专门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会，赠与他“英雄”宝剑。皮尔斯重新当上了州民主党主席，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政治首脑。两年后，他还应邀担任了州制宪会议主席，主持州宪法的修订工作。随着皮尔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势力不断扩大，朋友们开始酝酿并鼓动他参加总统选举。但皮尔斯本人自觉在国家范围内影响有限，没有获胜的把握，或者说还为时过早。尽管如此，他一方面故作姿态地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一方面却在暗中窥探事态发展。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出现的候选人难产局面，使皮尔斯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迄今为止一直在全国默默无闻的他，不仅默认朋友四处活动将自己增补为提名候选人，而且他本人也开始在会外同党魁们频频接触，向与会者介绍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弗吉尼亚代表团在第35轮投票中将皮尔斯作为一个折衷人选推了出来。尽管皮尔斯在这一轮所获选票有限，但仍为自己“榜上有名”而沾沾自喜。他看到了希望，更加紧了行动，而四位候选人争执不下的局面进一步为他创造着机会。原本就善于察言观色的他，这时更加汲取他们的长处，窥测与会代表所好，及时修订自己的策略和承诺。而对四位候选人的争夺渐渐感到厌倦的会议代表们，也开始对他这位“冷门”人选表现出越来越浓的兴趣。在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皮尔斯的选票一路上扬。终于，到第49次投票时，对选举结果渐渐失去信心的大会代表在这位支持扩大奴隶制的北方佬身上看到了共同的希望，决定推出这匹“黑马”以赢得南北两方面的选票。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有这位善于见风使舵左右逢源者可望得到党内各方支持，结束选举不果的困境。皮尔斯终于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辉格党的温菲尔德•斯科特中将一起站到了角逐白宫主人的舞台上。富兰克林·皮尔斯：瞒天过海爆冷门精明律师青云得路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1852年总统大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为了更多地获得南方的选票，两党的竞选纲领都表示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和《逃奴追辑法》，两党候选人也都因此而对奴隶制这个最敏感的问题避而不谈。避重就轻的结果是双方在个人经历、品行和生活细节上或涂脂抹粉大唱赞歌，或百般诋毁肆意攻击，或捕风捉影造谣生事。辉格党因为温菲尔德•斯科特战功卓著而对他的军事生涯歌功颂德。斯科特年轻时从军，22岁时升为炮兵上尉，在第二次英美战争中受重伤，并因战功显著而晋升少将。他参加过1832年的布莱克•霍克战争、1835至1837年的第二次森密诺尔战争等重大战役。在1846至1848年墨西哥战争中，斯科特任陆军总司令，指挥美军由海上进攻墨西哥，攻克韦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城，为战争结束立下赫赫战功，获名誉中将军衔。而在当时，皮尔斯只不过是斯科特手下的一名准将。斯科特的拥护者们一方面大肆渲染其战绩，一方面竭力贬低皮尔斯的在他们看来不堪一提甚至是羞辱的军旅生涯。他们出版了一本一英寸长、半英寸宽的微型书，书名为《皮尔斯将军的军人生涯》，书中对皮尔斯竭力嘲讽污蔑。皮尔斯在墨西哥战场上两次昏厥的事自然逃不脱辉格党文人的笔触。辉格党把持的《路易斯维尔杂志》甚至歪曲事实地讽刺皮尔斯“刚一进入第一次战斗便从马上摔了下来，昏厥过去；第二次战斗一打响，他又昏倒，摔下马来；第三次战斗前夕，他染上了病，只好卧床休息；第四次战斗，他因晚来了大约一个小时，没能参战”……这样的宣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辉格党报纸上，以至一时间皮尔斯几乎成为民众饭后茶余嘲讽的战争懦夫。更有甚者，有一个年轻人站在教堂前为斯科特作宣传，突然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滚了下来，听众见状，赶快上前将他扶起，他却笑着说，他只是向人们演示一下“皮尔斯将军在墨西哥战争中是怎样从马上摔下来的”。皮尔斯的拥护者们则坚称他是个爱国的公民士兵，墨西哥战争一爆发便勇敢加入军营抗击敌人，在战争中有上佳表现；斯科特反倒是一头自负的蠢驴，众所周知的讲究军人礼仪的“老虚荣”，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战场上，都是虚荣浮夸之辈。他们嘲讽斯科特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军阶、地位和特权，是“软弱、自负、愚蠢、狂暴的火药门徒”。如果斯科特当选总统，美国将出现“肩章统治”。他们还说斯科特是个“面如红玉的老酒鬼”。对此，辉格党人针锋相对地反诘说皮尔斯同样好酒，把经常酗酒的他描绘成“大战许多酒瓶的英雄”。民主党人则将皮尔斯说成一个痛下决心戒酒、“一个与酒瓶英勇作战的英雄”。然而，皮尔斯在军旅生涯问题上没能占上风，但在其他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优势。还是在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后，皮尔斯就立即着手组织竞选班子，积极投入竞选活动。他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实际：尽可能多地争取选票，尤其是南方的选票。他千方百计创造机会将自己的竞选伙伴、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威廉•R•金推向第一线以争取南方的支持，他本人则在党内继续活动，进一步获得各派力量支持，并动员本党知名人士为自己拉选票。皮尔斯还将活动范围扩大到过去一向属于辉格党势力范围的工商业界。审时度势的宣传和投其所好的承诺使皮尔斯得到了工商业主们的支持。为了更多地获得选票，皮尔斯甚至不惜施展两面派手法。他在竞选纲领中表示拥护《1850年妥协案》和《逃奴追缉法》，在南方的竞选活动中也坚持这一点，但是到了北方却强烈谴责奴隶制并说自己坚决拥护废奴主义。这种手法使他既讨好南方又赢得北方青睐，同时获得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大量选票，支持率直线上升。斯科特则将争夺选票的斗争扩大到外来移民群体。为了争取来自德国和爱尔兰移民的选票，斯科特在竞选演说中承诺，如果他执政，外来移民只要服满一年兵役即可自动获得美国公民权。辉格党人还针对这两个外来族裔天主教徒较多的特点，提醒他们说斯科特的女儿是个修女。皮尔斯则利用本土人民对天主教的不满和对外来移民大量增加的恐惧制造亲和力。他们还对外来移民揭露说，斯科特在墨西哥战争期间曾残忍地将开小差的爱尔兰天主教士兵处死。皮尔斯的拥护者们还利用一些人对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美好记忆，将他称作安德鲁•杰克逊的继承人，“格拉尼特山的小核桃树”，并送给他一个“小核桃木”的绰号。他们还因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在1828年大选出现僵局时作为“黑马”脱颖而出、任内积极奉行扩张主义政策政绩显著而打出这样一个竞选口号：“1848年我们给了你们一个波尔克；1852年我们将给你们一个皮尔斯！他们都是‘黑马’，都会给美国带来实惠。”随着竞选的深入展开，斯科特不仅没能获得民众更多的选票，而且还因为他在竞选演说中没能像皮尔斯那样公开表示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且时不时固执地流露出对奴隶制度的不满，失去了许多南方人的信任。一些本来希望妥协案能妥善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小党和民众，也纷纷转向了使他们感到可以信任的皮尔斯。斯科特的支持者们眼见优势已失，但仍不甘落后。他们抓住某民主党人的一句话，对皮尔斯肆意攻击。据说该民主党人曾经给一个小男孩“一美分”，让他买一根棒棒糖。辉格党人说他们对皮尔斯支持者的这种“慷慨解囊”感到忍俊不禁。他们编了一首“一根棒棒糖”的民谣对此事大加嘲讽，还说换任何一个人都会给那个男孩一枚“5美分”的镍币而不是可怜巴巴的1美分。他们还捕风捉影地说皮尔斯曾经纠正老父亲“but”（但是）一词的拼写，借以讽刺皮尔斯一家两代人不学无术。他们进而考证说，在墨西哥战争期间，皮尔斯曾奉命“虚击”（佯攻）某地以吸引墨西哥人，但他虽然文字能力有所提高能够告诉父亲如何拼写“but”，却分不清“虚击”和“虚脱”的区别，以致一进入上级指定地点就摔下马来，进入“虚脱”（昏厥）状态而不是“虚击”敌人。就这样，尽管双方都竭力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肆意攻讦，都不择手段夸大其词地打击对方抬高自己，但相比斯科特一介武夫，律师出身且善于玩弄手腕的皮尔斯渐渐占据了上风。再加上辉格党人心涣散，很多人对斯科特支持不力，更有人看他的笑话。而皮尔斯在竞选过程中注意依靠党内力量，并有朋友鼎力相助（他的好友纳撒尼尔•霍索恩就适时写了一部奉承皮尔斯的传记），所以尽管受尽嘲讽挖苦，皮尔斯最后还是使在战场上不可一世的竞选对手在政坛上败下阵来。普选结果显示，双方票数有相当大的距离：皮尔斯获1,601,117票，斯科特获1,385,453票，皮尔斯得票近51%。至于选举团票，皮尔斯更是以254票对斯科特的42票，占了绝对优势。只有4个州的选举团投后者的票。这是美国开国以来，除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以全票、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以选举团231票对1票连任以外，从未有过的绝对优势。皮尔斯获得了其他小党，如烧谷仓派等的支持。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另外一个政党——自由土地党总统候选人约翰•P•海尔获得155,825张普选票，占总选票5%。富兰克林·皮尔斯：瞒天过海爆冷门瞒天过海后院起火皮尔斯如愿以偿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并不像常人想像的那么兴奋。他强打精神接受党内人士的祝贺和新闻媒体的采访。他甚至无心和共同战斗的朋友们一起开怀畅饮欢庆胜利。他常常环顾四周兴奋的朋友和战友，感到一种落落寡合的寂寞和郁闷：他至今没有接到妻子简的祝贺！他甚至不敢奢望妻子的祝贺，而只盼望妻子能“原谅”自己的胜利，能和自己一起入主白宫。皮尔斯的妻子简•米恩斯•阿普尔顿是鲍登学院前院长的女儿。殷实的家境和良好的教养，造成了简典雅、脆弱而固执的秉性。经简的一个亲戚、鲍登学院讲师介绍，皮尔斯和简一见钟情很快堕入爱河，于1834年11月19日在简的外祖母的米恩斯公馆举行了婚礼。然而，郎才女貌的这一对伉俪并没有人们意料中珠联璧合、鸾凤和鸣的恩爱，而是很快感到了彼此人生观的大相径庭。简醉心于平静安乐的小康生活，皮尔斯却对政治情有独钟。还是在新婚燕尔之际，简就撒娇似地对皮尔斯说，你就做律师，不要从政。面对小娇妻的任性，皮尔斯不便拒绝，只是微笑着含糊其辞地答应了下来婚后，由于皮尔斯正在国会任职，简无可奈何地跟随夫君前往首都华盛顿，住进老皮尔斯早已买下的一套房间。简患有肺病，不适应华盛顿潮湿的气候；简喜欢清静，对喧哗的首都格格不入。她盼望皮尔斯早日结束任期回到新罕布什尔。却不料皮尔斯官运亨通，在1836年秋天又晋升参议员。皮尔斯的升迁使简感到沮丧。眼见丈夫时不时流露出对政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简知道自己要求皮尔斯脱离政坛的愿望难以实现，更难以同他一起过两情相悦的平凡生活。1836年2月3日，简顺利地产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小富兰克林•皮尔斯。不幸的是孩子只活了3天就夭折了。简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月子中丧子的打击，精神更加郁闷，简对政治更加厌恶。她甚至怪罪皮尔斯只关心政治而不关心家庭，夫妻俩从此产生隔阂，经常发生争执。简一再坚持要皮尔斯离开华盛顿回到新罕布什尔去，但踌躇满志的皮尔斯感到自己前途无量而不愿放弃。面对郁郁寡欢的妻子，皮尔斯只能万般无奈地于1842年辞去参议员的职务回到故乡，在新罕布什尔首府康科德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是，他并没有从此放弃政治活动。对皮尔斯而言，放弃政治，犹如信徒放弃宗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皮尔斯很快投身当地的政治活动，并成为地方党派活动领袖。对于皮尔斯的政治活动，简又一次感到了恐惧。她一再劝说皮尔斯彻底放弃政治。简笃信宗教，是个虔诚的信徒。她告诫皮尔斯说，政治不是我们的所求，你这样做上帝会惩罚我们的。但皮尔斯一意孤行，甚至通过竞选当上了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主席。不幸的是，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他们家庭。他们的二儿子，年仅4岁的弗兰克•皮尔斯，因患斑疹伤寒而夭折。简不堪忍受又失爱子的沉重打击，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在病榻上辗转度日。再度丧子，对皮尔斯打击同样沉重。一向自信的他甚至一度受妻子影响，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力量万能。他甚至想离开政界同简一起过富裕的平民生活，使妻子安心，儿子平安，自己也能得到心灵的解脱。然而，从小在政治家兼军人家庭中长大的皮尔斯对政治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好。他常常感到一种身不由己的冲动。所以，当詹姆斯•波尔克总统1845年任命他为州地方检察官的时候，皮尔斯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接受下来了。尽管他对简说不能悖总统的面子，心里却是对波尔克感激万分。皮尔斯在1846年谢绝了波尔克总统任命他为联邦司法部长的成命，因为他知道只能将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新罕布什尔州，哪怕司法部长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位。果然，当他试探性地将消息透露给简的时候，简当即同他大闹了起来。眼望着近乎歇斯底里的妻子，皮尔斯放弃了最后幸存的一丝希望。在妻子和政治的抉择上，他当时的心灵砝码稍稍偏向了简。他爱简，他也知道简深深地爱着自己。想起儿子的夭折和妻子终日以泪洗面的凄苦，皮尔斯心软了。也就在这同一年的年底，美墨战争爆发，皮尔斯接到了波尔克总统委任他为第9志愿团上校的任命书。军令如山，简很快为他整理了行装将他送上战场。辉格党人在大选中将皮尔斯污蔑成战场上的懦夫，但他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他刚参战一个多月，就因为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准将。他退役回到了家乡，简像迎接功臣一般迎接他。对于简，只要皮尔斯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只要皮尔斯在她身边，就是简最大的幸福。皮尔斯为简由衷的快乐所陶醉。从此安下心来在康科德重操律师业。他能言善辩，能准确抓住案子的要害，使当事人获胜使对方落败。皮尔斯很快在地方上声誉雀起，客户越来越多，业务也越来越火。他的小儿子本杰明健康成长，虚弱的简渐渐面色红润，心情开朗，仿佛又成为他刚刚结婚时那个善解人意的小娇妻……这一切使皮尔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他甚至为此而拒绝参加竞选州长。这一切也使简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简为丈夫拒绝竞选公职倍感高兴，她认为这是皮尔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上帝对自己的厚爱。受简的影响，他们的儿子本杰明也对上帝坚信不已。对此，皮尔斯感到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局面终于到了不得不打破的时候。皮尔斯本人或许没有意识到，或许意识到了仍故作姿态。竞选州长的提名只不过是当地政要对他的一种试探。随着他的律师业务不断拓展，他在当地律师界和有产者中的威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1852年总统大选在即，新罕布什尔民主党党魁开始将注意力投向皮尔斯，热心的朋友们更是怂恿他出来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此，皮尔斯陷入两难的困境。他对政治的爱好和对政治舞台的渴望并没有泯灭，只不过出于对妻子秉性的了解，他将这种爱好、渴望乃至野心强压在心底而已。只是，这一次的诱惑实在太大，使他产生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皮尔斯以多年律师生涯造就的城府和心计，既不拒绝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党魁的邀请，也不拒绝朋友们的策划，更不向简透露一点风声。他决定静观事态发展再作定夺，朋友们对皮尔斯的秉性和他的家庭问题均有所了解。他们也担心事情会由于简的阻拦而不了了之。所以，大家都约定对简严守秘密。第35轮投票过后，皮尔斯终于走向前台，并且加紧在幕后的活动，但仍对简封锁消息。然而，纸终究包不了火。皮尔斯第49轮投票胜出，消息很快传到简那儿，身体刚有起色的简竟然一下子晕了过去，吓得皮尔斯只能一再向她解释，这完全是民主党人所为，自己根本没有当总统候选人的念头，而且也不一定会当选。他们的儿子本杰明则对母亲说：“我不希望父亲当选为总统，因为我不喜欢华盛顿，我知道你也不喜欢。”……如今，皮尔斯竞选成功，即将登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宝座。从一个小小的州众议员、参议员，到国会最年轻的参议员，从地方党魁到国家元首，在许多人看来，皮尔斯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可在简看来，这是在走向地狱的深渊。简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恐惧。她悠悠地对皮尔斯说：“未来的担子太重了，我们挑不动。”她多么渴望丈夫能拒绝出任总统，继续他们一家人在新罕布什尔平凡而富足的生活！但是，这一次，简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作为妻子，简更清楚政治和仕途对于皮尔斯的重要性。望着丈夫强压兴奋故作镇静的神态，简知道她再闹也无济于事。她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尽管她一想到喧哗的华盛顿、森严壁垒的白宫，就有一种莫名的压抑和惆怅。富兰克林·皮尔斯：瞒天过海爆冷门圆滑政客众叛亲离踌躇满志的皮尔斯此时已顾不上简的愁苦和不安了。他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要和他的民主党朋友们一起为翌年3月的就职做准备。他们要决定新内阁人选、就职演说的写作、就职典礼的安排……简没有了丈夫的陪伴，渐渐地倒也平静了下来。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简，毕竟还是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她不愿为了在她看来不足取的总统职位而同丈夫没完没了地僵持下去，而且，简深知，这一次，在总统职位同妻子之间，皮尔斯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想明白了这一点，简开始为搬到首都华盛顿做准备，也肯陪丈夫出席一些必要的社交活动。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就在皮尔斯和简的生活即将走上新轨的时候，未来的联邦第一家庭遭受了一场飞来横祸。1853年1月6日，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夫妇带着11岁的儿子本杰明乘火车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出席一个朋友的葬礼，这是一家人近年来难得的共同外出，小本杰明更是乐得不停地倚着母亲说着什么。突然，他们乘坐的那节车厢同列车脱钩，顺着路基滑向道沟。紧急抢救后发现，皮尔斯和简都只受了点轻伤，可他们如今惟一的儿子本杰明当场死亡。夫妇俩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断了气。惨剧发生之后，简悲痛欲绝，她的精神一下子崩溃了。想起夭折的小富兰克林和弗兰克，简一向认为本杰明是上帝留给她的惟一安慰和希望，如今，上帝竟然连本杰明也不给她留下。简认为这是上帝对皮尔斯重返政坛竞选总统的惩罚，从此对皮尔斯青睐的政治和他的政治野心深恶痛绝。她再也不愿原谅丈夫，本来就体质虚弱的她很快忧郁成疾，作为对丈夫的报复，简拒绝参加皮尔斯的就职典礼。第一夫人拒不参加丈夫的就职仪式，在美国历任总统家庭中是独一无二的。皮尔斯的竞选伙伴、副总统金由于身患肺结核在古巴疗养不能回国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而是在古巴宣誓就职，成为惟一在外国土地上宣誓就职的美国副总统。这样，皮尔斯只能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在就职典礼上唱独角戏。但他还是镇定地将事先准备好的3,000多字的就职演说从头到尾背诵了出来，而没有看一眼讲稿，显示了他出类拔萃的记忆和演讲才能。这也是历任美国总统没人做到的。同样与众不同的是，皮尔斯在就职誓词中，没有采用“我庄严地宣誓”的常规说法，而是采用了宪法规定的另外一种表述方法：“我庄严地宣言”。皮尔斯在就职演说一开始就很好地表达了自己此刻的心情：“我怀着别人不能体会的忧伤和痛苦的心情就任这一职位。”他的演说涉及国人关注的奴隶制问题和他尤其关心的领土扩张问题。对于前者，他说，“我相信，存在于联邦各州的非自愿的劳役，是宪法所认可的。我相信，它同其他任何权利一样，都是人们所公认的，而且，有关各州都有权采取有效的补救手段，来实施宪法的各项规定。我认为，1850年的法律，即通常所说的‘妥协案’，是严格符合宪法的，所以应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行……我满腔热忱地希望问题从此结束，今后不会再出现任何旨在分裂的、居心叵测的、肆无忌惮的骚扰行动而使我们政体的永恒性受到威胁，或使我们的光明的前程蒙上阴影。”对于后者，他说，“本政府的政策决不会由于出现了某种不利于我们扩张国土的微弱凶兆而显得收敛”。然而，尽管皮尔斯雄心勃勃，妻子简的不予合作经常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简不仅没有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而且拒绝参加就职典礼日下午国会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因为简的不合作，就职典礼后也没有像以往那样举行盛大舞会。更糟糕的是，简从一个堂兄弟那儿获悉，皮尔斯为了获得提名，曾经作过许多努力，采取过许多行动。简更加感到自己被愚弄和欺骗了。痛苦之极，简做出了拒不搬进白宫的决定。为此，皮尔斯动员亲朋好友做简的工作。在这种压力下，简直到第三周才勉强同意搬进白宫，但仍坚持不和皮尔斯住在一起。皮尔斯的小姑艾比•米恩斯一直陪伴着简，许多本该由第一夫人出面的活动，这时都由艾比来承担了。简继续一意孤行。她终年一身素装，不得已同人交谈时，也是一种爱理不理的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相反，她给死去的儿子本杰明写了无数封信，在信中表露自己的哀痛和思念之情。她整天带着她的那本《圣经》，借以同上帝交谈，倾诉满腔的郁闷与悲痛。简的这些怪癖引起华盛顿上流社会太太们的反感，她们都感到第一夫人未免神经不正常，因而也对简不大理睬。甚至连皮尔斯的老朋友，大学同学，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索思来白宫看望总统一家并同皮尔斯深谈、同简短暂相处后，也给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写信说：“……在所有单调、沉闷、令人忧郁的家庭中，可怜的皮尔斯一家的确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了。而更为可悲的是，整个国家都被迫要看着一个死人的头颅占据着第一夫人这个美国妇女最突出的位置。”简的所作所为更引起皮尔斯不快，使中年得志、又好交际的他倍感精神压抑，也倍受感情折磨。久而久之，皮尔斯感到心力憔悴，身体也很快衰弱了。他变得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却常常端起酒杯一醉方休。他向简保证，四年任期完了以后绝不谋求连任，而是同她一起回到新罕布什尔老家去。他还要带简去欧洲、马德拉岛和西印度群岛旅游，让简换个环境换种心境也可更好地疗养身体。这一次，简终于感到了皮尔斯的诚意。投桃报李，她也表示愿意配合丈夫完成他的总统使命。简甚至尝试要扮演第一夫人角色，不惜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可惜为时已晚。当简坐到梳妆台前准备化妆时，长期疏于打扮的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眼睛深陷，皮肤发黄……使人扫兴”，终于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当然，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也不是全然没有作为。他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迫使墨西哥割地29,640平方英里，完成了所谓的“加兹登购买”，使美国版图扩大到了太平洋沿岸。他向英国施加压力，谋求得到中美洲沿岸的特殊利益。他同日本签订的《神奈川条约》，加上几年前的中美《望厦条约》，标志着美国敲开了远东大门。在国内，皮尔斯力促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干线的修筑。然而，以两面派手法上台的皮尔斯入主白宫后，难以继续他圆通乃至圆滑的政治手腕。剑拔弩张、锱铢必较的南北双方也不允许他继续做两面人。伪装既已卸下，皮尔斯逐渐暴露出了他骨子里对南方奴隶主势力的偏袒和支持，并且一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提供帮助。他居然不顾舆论反对，于1854年批准了《堪萨斯—内不拉斯加法案》。该法案导致了堪萨斯流血冲突。而当堪萨斯枪击事件导致奴隶制问题日益尖锐时，南北利益对抗渐趋高潮，引起国内政治力量重新分化改组。皮尔斯终于意识到南北对立可能导致战争，并打算“和平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但已经为时已晚。尽管如此，他仍不像他向简承诺的那样任期届满就退出政坛，而是希冀获得连任，这使简彻底看穿了皮尔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面目。北方各州因皮尔斯在奴隶制问题上出尔反尔，对他嗤之以鼻。他们还认为他是堪萨斯事件的罪魁祸首而对他憎恶之极。许多朋友也因皮尔斯不得人心的政客作风而对他“敬”而远之。在这种情况下，185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按照惯例将他这位在任总统提名为候选人，走出白宫后的皮尔斯几乎落到了众叛亲离的悲惨境地。（王寅）亚伯拉罕·林肯：腥风血雨担重任山雨欲来风满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