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家兄弟正在商谈请吴稚晖帮忙疏通之事，荣公馆又来了几位客人。 第一位是纱联会副会长穆藕初，“你们兄弟都在，这就更好啦！”他带来的是好消息，今天上午纱联会又召集了临时会议，由穆藕初主持，记录如下： 会议提议，本会各厂派销附税库券 50 万元。除已由各厂认缴四分之一外，其余四分之三计 37．5 万元，当局仍在催缴，应如何筹措之处，敬希公议。 议决如下：（1）致电蒋总司令为会长[荣宗敬]解释误会；（2）库 券案，决由各厂勉力担任，余数如不足额，再设法筹措，但须由会长交付。 荣宗敬看过后，倔脾气却又上来了。“藕公，我谢谢你和各同仁的好意。但此次临时会议并非由我主持，这决议是无效的。姓蒋的要通缉我，连他带 卫士出入租界还得工部局发给通行证哩，看他能把我怎么样！”穆藕初劝导说：“宗公！你不要糊涂。现在是什么人的天下？外面军队 在杀人，警察在杀人，杜月笙手下的流氓帮会也在杀人。我有个族侄在报馆工作，我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也被不明不白地被杀害啦！你能永远不出租 界吗？就是在租界里也不见得就安全呀！”荣宗敬在鼻子里哼了声，他无法辩驳，但仍不服气。 第二位客人是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派给他所属银行、公司的库券是 1000 万元，他干脆就既不讨论也不答复，直接躲进了公共租界。傅 筱庵与孙传芳的关系，若说“甘心依附”，倒也算不得冤枉。1925 年，他正是在孙传芳的卵翼下登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宝座的。他走进书房就惊惊乍乍 的说：“宗敬兄！我已经秘密地买好去大连的船票了，劝你也到香港或者外国去躲避一阵吧！”“有那么严重吗？”荣宗敬不以为然地说。“嘿嘿！蒋介石的为人，你我都很清楚。古诗上不是有‘冲冠一怒为红 颜’之句吗？听说宋家三小姐已经接受我们这位将军的求婚了，他发怒不为红颜，一只手砍共产党的脑袋，一只手抢资本家的钱袋。”傅筱庵从桌上拿 起纱联会的决议看了一眼，又说：“迟啦！要他先取消通缉令再购库券，蒋某绝不会答应的。”这时又来了两个客人，一个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一个是上海银 行总经理陈光甫。荣德生的三女儿不久前嫁给了宋汉章的儿子宋美扬，他是来探望姻亲的。陈光甫就不同了，他现在是“二五库券”劝募委员会主任委 员，已成为金融界和政界的显贵，无疑是来规劝老朋友的。宋汉章对荣德生说：“亲家，我已经辞职了。”“为啥？”荣德生问。“向中行派销 1000 万元，我没有答应，蒋来电严辞斥责，我实在应付不 了哇！”“敲诈勒索！与绑票有什么两样？”荣宗敬愤愤地说，“身为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理当体恤国民，保护实业，如此强征暴敛，孙先生‘天下为公’的 公理何在？！”傅筱庵又火上加油：“段棋瑞是军阀，张作霖是土匪，蒋介石是流氓。 一个比一个坏！”陈光甫笑笑说：“傅公既有此高见，怎么又要去大连呢？东三省可是土 匪的天下呀！”“张少帅管不着大连！”傅筱庵果然不久去了大连，直到 1932 年通缉令 撤销后才回到上海。此公在大连五年没有白住，到了 1938 年竟当上了由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任命的上海市长，两年后就被他的“两代义仆”朱 升用菜刀砍了脑袋。陈光甫作为荣氏兄弟的多年好友，认为应当说几句切实的话了：“宗 敬，今天德生也在这里，希望你们能冷静地听我一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50 万元就认了吧！‘二五库券’的分派，不必讳言，我是参与了的。纱联会 才分派 50 万，与各行各业比较，并不算多呀！”言外之意，他是从中帮了忙 的。直到此时未发一言的荣德生，终于说话了：“宗敬，我看光甫的话在理， 我们权当碰上一场火灾。认了吧！”“火灾？火灾是意外不测！”荣宗敬的犟脾气一来，怎么也不肯买帐。“强 迫借款开了头，以后还有个完吗？各家纱厂营业不振，雪上加霜，就更挣扎 不起啦！”“可是宗敬兄，是纱锭子厉害，还是枪杆子厉害？孙悟空有七十二变， 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宋汉章也劝道：“宗敬，你跟我不同，我可以辞职不干，你却是离不得 总公司的。倘若蒋介石给你动真的，那就不可收拾了。” 荣宗敬虽然还咽不下这口气，但在一片规劝声中，终于挺直身子，傲然说：“我要是愿意，别说是纱联会共摊，就是独捐 50 万，也不在话下！” 至此，客人就起身告辞了。荣氏兄弟把他们送到门口，待客人上车后，荣德生对哥哥说：“宗敬，吴老先生那里，我们一起去走一趟好吗？”“还是你去吧。”荣宗敬说，“要带张支票去吧？”“千万不能！”荣德生说，“老先生是最清高不过的，别说支票金条决不 肯收，有人送书画古董还被他扔出来呢。”怪人吴稚晖吴稚晖名眺，后改名敬恒，字稚晖，无锡人背后称他为吴疯子。他家 在无锡与武进交界的雪堰桥，桥南属无锡，桥北属武进，吴稚晖的家在桥北，应该算是武进县人。因为他六岁丧母后寄居在无锡江尖外祖母家，在无锡长 大，在无锡受教育，说得一口地道无锡话，所以他在多数场合自称无锡人。吴稚晖是个怪人，但并不疯。他聪明好学，先后从张鼎臣、侯翔千、 孙伯肃等名师学习经史和古文辞，16 岁就以文章初露头角，还练得一手好 书法。23岁考取秀才，25 岁入江阴南菁书院，乡试中举人，但在北京会试中却名落孙山——因为他不愿学也做不好八股。“吴疯子”这个外号，大概是由以下几件事情造成的： 有一天，满族大官僚江苏学政溥良坐着八抬大轿经过孔庙前，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吴稚晖就气愤地拾起砖石向轿中乱掷，弄得溥良衣帽歪斜， 十分狼狈。差役把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溥良命送交无锡县教谕查究。藩台、臬台、将军、学政，是巡抚以下的几位 主要助手，学政则相当于今天的“文教副省长”。教谕很难处理，就将吴稚晖转送南菁书院。院长黄玄同却对吴的尊孔 精神颇为欣赏，只给予羁押三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闯出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名声，只得说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就算了事。以后，茂名杨颐放了江苏学政，竟公然在画舫宴客，微服狎妓。吴稚 晖约同学田其田，穿了四开裤箭袖袍，头插松枝，插上红萝卜，手持草纸一束，不穿裤子。上船后，故意跌了个四脚朝天，还大呼“生员叩见大人，请 尝花酒三杯”。杨学政大怒，一面命把两个疯子赶走，一面查明来历，命黄玄同将此二人革去秀才，赶出书院。黄玄同与广东梁鼎芬等人认为，生员冒 犯学政理当有罪，但学政微服狎妓也该处分，此事经过许多周折，最后以停 学了事。戊戌政变以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成了江南维新 派的活动分子。知县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为题，命生员作文。吴 稚晖就在《无锡白话报》上发表文章说：“八股若存，中国必亡；不耕不织，咬文嚼字，又有何用？武场考试和猴戏没有分别。甲午一战，弓箭与洋枪之 不敌已可分晓，为什么还要啃着狗骨头不放呢？”为此，吴稚晖在国内待不住了，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有自费留学生蔡锷等 9 人，打算进日本成城学堂 然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进士官学校主要有两条途径，公派学生先在官办的振武学校读完三年，成绩合格即可免考进入士官学校，自费生则需在日本成城学校——此校有“士官生摇篮”之称——毕业。而中国人进入成 城，是必须由驻日公使出具身份证明的。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为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于是吴稚晖和孙叔方等就率领 20 余留学 生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了孙、吴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当吴稚晖、孙叔方等人被押至日本上新桥火车站时，梁启超、吴震修、 张秉彝、侯毅始等人都从横滨赶来道别。次日押至神户，吴稚晖愤怒不已，即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人海中，以死抗议，幸经救出。梁启超为此曾在《清议报》著文道：“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 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这是确切的评议。此时，蔡元培恐中途再生事故，特地赶到神户陪同吴稚晖同船回国， 以后又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这三件事只有吴稚晖做得出来，确实都有点“疯”。成为党国元老之后， 不疯了，但仍然是个怪人。他一生不做官，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要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回答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宫我是做不像的。” 在总统府住了四天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了。蒋介石几次要他出来做官，他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终其一生只当了 个中央监察委员，而且是个从不办公事的委员。教书当编辑，穷得无米下锅了，就挂单卖字。吴稚晖的篆书居当时四大书法家（还有胡汉民的隶书，于 右任的行书，谭延 kai 的楷书）之首，很有名气，维持他规定的“两粥一饭，小荤大素”还是不成问题的。给蒋介石一个台阶荣德生走进吴稚晖的卧室兼书房，看到这间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 一张桌子，一把藤圈椅和几张骨牌凳，书厨里没有古董，墙上也没有名人书画，不免有点吃惊。荣德生是自奉节俭的，但比起这位党国元老的居室，自 己的两宜轩该算奢侈了。房间里有位客人，吴稚晖看到荣德生，站起来对客人介绍说：“孑民，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过的荣德生先生。”接着又对荣德生说：“德生弟，你不认识吧，他就是蔡元培。”荣德生没见过蔡元培，但一听这，可说是如雷贯耳了。他恭恭敬敬地 鞠了躬，说：“蔡先生是教育巨匠，国家栋梁，早就久仰了。”“不必说这么多客套话。”吴稚晖对荣德生说：“德生你来得正好，我正 同孑民在商量宗敬的事。你先看看这个。”他递给荣德生一份电报底稿。荣德生接过底稿，也在骨牌凳上坐了下来。 电报是今天早晨吴稚晖发给南京蒋介石的，谓：“无锡富商荣宗敬，乡评极佳。并无为富不仁之事，近年来敬恒个人亦未闻彼曾比附孙传芳。 乡之公正士民，环来请求转达钧听，望更饬查昭雪，免予查封。”读完电报，荣德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来找吴稚晖只抱一线希望，没有想到老先生已经 行动起来了。“介石的命令刚下来，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因此我这份电报未必会立 即奏效。但目前有个机会，四月十八日，也就是后天，是英士遇难十三年祭，听说介石要来上海。到时候我拉着蔡先生一道去找他，两张老面子介石总会买吧？” 蔡元培是个敦厚人，但心比吴稚晖细，他说：“稚晖，论与蒋公的交情，张静江比你我更深，把他也拉去吧。要请出静江，最好是央石曾去说干 脆，把石曾也拉上，怎么样？”“好主意。我替荣家兄弟也替我们无锡老乡谢你啦！”吴稚晖谢过蔡元培， 又忧心忡忡地说：“孑民，介石这件事确实做得孟浪。我早说过，‘学而优则仕’这条路已成死胡同，应改为‘学而优则为实业家’了。日本自明治维新 以后，提倡实业，很快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成为东亚强国。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荣家兄弟是我们无锡人中最早最大的实业家， 可说是中国‘学而优则为实业家’的典范，一百个吴稚晖也比不上他们兄弟俩。办实业是利己利民的大事业，怎么可以一朝权在手就向实业界开刀呢？ 如此，国家前途可忧呵！”蔡元培说：“稚晖，不必忧虑过深。我们见了介石，这一番道理自然要 讲讲的，教育和实业，只能保护，万不可摧残。我现在就去联络石曾，先告 辞了。”蔡元培今天来看望吴稚晖，是为了公事。几年前他任北大校长时，曾 函邀吴稚晖去当学监，被婉辞了。现在他已决定出任大学院院长，特地来请吴雅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吴稚晖想，这个职务算不得官，而且 是兴趣所在，就答应了。蔡元培走后，荣德生觉得想要说的话都已无赘述的必要，就也要起身告辞。吴稚晖却又拉着他的手问：“宗敬受此惊吓，精神 如何？”荣德生老实地回答：“他满不在乎，倒是把我急坏了。” 吴稚晖笑着说：“是呵，你那位老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是德生，我要你一句话：蒋介石正在火头上，我们四个老家伙去说情，也总得给他一个 台阶，这 50 万库券，还是认了吧。”荣德生诚恳地说：“我们兄弟一切听老先生吩咐。”因祸得福两辆崭新的轿车，一蓝一黑，驶进蒋介石在西摩路的下榻处。吴稚晖 和蔡元培没有自备车，他们坐在李石曾的蓝车里；另一辆黑色轿车坐着张静江。张静江当年在法国女郎身上染上了不干不净的病症，医生治疗不慎，下 半身瘫痪了，他的汽车后座是改装过的，正好能装上他的轮椅。蒋介石已在台阶下恭候。他全身戎装，精神焕发，笑眯眯地寒暄说：“四 位元老联袂光临，实在太荣幸了，请进。”吴稚晖等在问候声中进入客室。张静江是由两个仆人抬进来的，好在他只有 70 多斤，抬起来毫不费劲。落座、敬茶之后，张静江就眯着眼说：“介石，宋家三姐妹，娇艳绝伦 当数美龄，老弟艳福不浅呀！”既倚老卖老，也有点儿太放浪了。蒋介石微微皱眉，张静江的口气使他颇为不悦。在他心目中，与宋美龄的这桩婚姻，是得意而又庄重的事情，不仅关及个人而且关系到党国。他 不喜欢张静江的油腔滑调，可此公在他落魄上海时曾接济过他，当然不便发作，他笑了笑掩饰过去了。接着就转向蔡元培说：“孑民先生，我与美龄的 婚事已经定了，想请先生为我们作证婚人，可以吗？”蔡元培微笑点头，他答应了。党国元老、大学院院长、德高望重的教 育家，做蒋、宋婚礼的证婚人再合适不过。蒋介石大为高兴，对四位老人恭维道：“各位元老都是国家功臣，尤其是稚晖先生，以果断坚定之精神，在 党国危难之际，提出弹劾异党案，为国人所敬仰。目前革命形势已畅通无阻，继续北伐，胜利是有把握的。先总理三民主义的理想，将要实现了。”蒋介石对四位元老恭而敬之，是有一层特殊原因的。四月初，正当国 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下游、各地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是吴稚晖联络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陈果夫等五监委提出了弹劾共党案，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铺平了道路，这在蒋氏心中是一桩铭怀不忘的功德。 吴稚晖看准了时机，呷了口茶，问道：“介石，我前日发给你的电报，收到了吧？”“拜读过了。”“今朝我们四人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我查过了，荣宗敬请孙传芳吃饭是 实情。当时孙传芳统治着南方五省，上海实业界人士不作虚与委蛇的应酬，成吗？如果这也算作‘甘心依附’，那么我等当年都留过辫子，不都成了依 附满清的贼骨头啦？”蒋介石眉头又皱起了。吴稚晖不做官，但在党内却是言九鼎的人物， 他倚老卖老，言论不羁，常常会叫人下不了台。方才这几句话，蒋介石就很难辩驳，而更使他吃惊的是，今天这四位元老竟是为通缉荣宗敬这么一件小 事来的。蔡元培说话了，他既为荣宗敬剖白，也为缓和空气：“无锡荣氏昆仲身 为商界巨擘，创实业而不忘教育。据我所知，曾在家乡办了四座小学，两座中学，一座职业学校，像这样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实业家，政府是应当大 力保护扶持的。日本的小学课本中就有专文介绍荣宗敬，介石，通缉一事会造成国际影响的呀。”李石曾也帮着敲边鼓：“民国九年，鄙人去欧洲各国交涉退回庚子赔 款，荣氏兄弟曾助路费 1 万元，此等关心国事的慷慨之举我至今感慨良深。”张静江答应过帮忙的，看到几位老朋友把蒋介石攻得面红耳赤，觉得 该他说话了：“总理曾说过，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我张人杰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是一定要管的。介石，荣家的事不独一家之 事，江、浙、沪的资本家会有兔死狐悲之感，这可是我们的发祥地，务必——” 蒋介石受不住了，他站了起来，脸憋得通红，争辩说：“我发行库券，是为了完成北伐。有钱的人都不肯掏一个铜板，仗怎么打？我这个总司令怎 么当？”吴稚晖也有老到圆滑的一面，他激一激蒋介石，是要把通缉令中“依 附孙传芳”、“为富不仁”这类莫须有的罪名攻破，现在蒋介石只强调钱的问题，那就该给台阶了。“介石，对荣氏兄弟的爱国和拥护革命之心，我吴雅晖这老不死敢以人 格担保！荣宗敬是个爽快人，也是个犟头脾气，想必是办事的人方式不妥，发生误会了。”“老先生这么说，有点道理。”蒋介石口气和缓了，“说实在的，我对荣 宗敬办实业的精神，是很敬重的。目前纱厂的困难，我也晓得。摊给纱厂同业的库券数目不大，是很照顾的。可他们也不能不给我面子！叫我今后怎能 治国治民，号令天下？”吴稚晖拍着胸脯说：“介石但放宽心，绝对不会让总司令丢面子的，库 券如数照捐，多一点也可以，包在我身上了。”蒋介石舒了口气，说：“那么，就照元老所说办吧。诚如先总理所言， 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我有时想，中国多几个荣宗敬那样的实业家，该有多好呵！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 蒋介石已经站了起来，估计到他还要去宋公馆，四位老人也就知趣地起身告辞了。 张静江在被抬上汽车时，回头笑着说：“稚晖，这出戏唱得不错吧？你总得犒赏我们吃碗无锡馄钝呀！” 吴稚晖说：“只怕各位不肯赏光。馄饨也罢，面也好，用不着我吴稚晖掏腰包的。” 大家一笑，分别上车，各奔前程。荣宗敬没有想到的是，因祸得福，他成了一位在上海在全国为人传颂 的英雄。从下通缉令到撤销通缉，前后不到十天时间，各报纸天天在显著位置大肆报导，他成了一条好汉，成了实业界利益的维护者，也成了上海滩上 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领袖。他已在公众心目中塑造起自己的形象，这就为他摘取“棉纱大王”的桂冠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轰动全国的荣德生绑票案发生在 1946 年的荣德生绑票案，是轰动全国的大案。其所以轰动，所 以是大案，因为被绑人是中国实业界的巨星，也因为案情的扑朔迷离极具新闻价值，还因为此案曾使“最高”震怒，严令军、警、宪、特限时破案。先摘录《乐农 1946 年纪事》记述的被绑经过： 二十四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即阳历 4 月 25 日)上午十时许，乘车至总公司，甫出家门，在弄口高恩路转角，突来匪徒绑架，将余劫上另一汽车，直驶至中山路，转入小路，经数里，停一小舟，将余送入， 卷卧舱内。至二十五日晚八时后，始有两匪挟余登陆，在申新一厂前半 里许之小浜上岸，转入马路，驶来一车，开约刻许钟，至南车站货栈旁 下车，改乘三轮车，至一石库门，入内，上楼，藏余于一小室，时约九 时许矣。室内漆黑，有一人与余同卧，盖看守者也。此室四无窗户，因 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 原先，荣德生是准备在农历二十六日回无锡的。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黄飞虎生辰，无锡向来有“八庙朝圣帝”的迎神赛会，那一年是抗战胜 利后的第一年，沦陷八载，一旦胜利，人心大快，迎神赛会的盛况空前，荣德生兴致极好，决定回乡与民同乐一番。不料身陷匪窟，盛会是看不成了。 荣德生在《乐农纪事》中有意无意地讳避了几个重要细节一、被绑时荣德生并不是单独乘车，还有三儿荣一心和五女婿唐熊源同在，绑匪命荣一 心、唐熊源下车，只带走荣德生一人；二、绑匪所用汽车，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三、“逮捕”荣德生时曾出示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 这几点对破案是极重要的线索，但荣家从开始就不打算与军警合作，所以当时不说，事后都没有记录下来。从拦路绑架、行车路线、舟中暂匿、黑夜转移直至暗室藏票，组织得 十分严密。绑匪们对荣德生相当客气，没有高声呵斥，没有威胁恫吓，更没有动手殴打，甚至没有蒙上眼睛，所以荣德生能把经过之处记得一清二楚。 在卷卧船舱的两天里，荣德生还发现这伙匪徒的知识程度相当高，那个撑篙的青年在一天里看完了《宪法草案》和《政治协商会议记录》；而那个眉目 清秀的看守，不仅两天读完了一部《青城十九侠》，而且写得一手好书法。他们连荣德生牙齿不好不便咀嚼都晓得，事先还准备了蛋糕和软饼干。荣德生就在心里想：这一伙人不像电影里的强盗，也不像传说中的土 匪，他们是什么人呢?光天化日在上海市区绑架实业巨子，这件事太骇人听闻啦！ 上海各报纷纷以显著版面发表消息，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十分震怒，亲自下令限时破案，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由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 吾接任淞沪警备司令。军、警、宪、特全都动员起来了，不仅是由于上峰严命，他们确实也 非常起劲，十分卖力。哪一方能率先破获这桩全国最大的绑票案，是很出风头的事；荣家是一块大肥肉，若破案有功，油水还会少吗?于是开展了一场 侦破大竞赛，各交通路口军警密布，出动暗探六百余人，进行严密搜索；与荣家有关系的六十余部电话，受到 24 小时监听控制；甚至连与嵊县帮匪徒 及本市惯匪素有联络的伪军头目丁锡三、许嘉才等也被动员起来协同侦破。他们在上海城市及郊区布下了天罗地网，看来绑匪是插翅难飞了。荣家自然人人焦急，但仍不肯提供任何线索，类似的绑票案荣家已遭 遇过两次，有处理经验了。第一起绑票案发生在 1940 年夏天。荣尔仁吃过早餐乘自备汽车去中新 二厂，途中被一伙匪徒拦住，荣尔仁与司机阿喜被挟持登上匪方准备的汽车，驶至闵行，摆渡到浦东某地“藏票”。绑票是伪军头目丁锡三(此人在抗战胜 利后不仅未受到惩处，还当上了交警第十四大队的大队长!)，赎票的交涉是由原福新包工头荣炳根办理的，花去法币 50 万元，荣尔仁在匪窟受难 58 天，“脱险归来，见渠面色已憔悴不堪。”(乐农 1940 年纪事) 一年后，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和儿子吴中一又出事了。吴昆生的家在法租界潘恩路，宵禁期间，夜间应该是比较安全的。7 月 27 日夜半 l 时 45分，全家酣睡，万籁无声中，忽有日本宪兵队便衣四人，会同法租界卢家湾 捕房捕探，叩门而入，将吴氏父子带走。这算“逮捕”，指控的罪名很滑稽，说吴家父子“指使暗杀捕房高级负责人日本人赤木”。最初关在卢家湾捕房办公室里，吴中一用英语同法国捕头交谈，要求 不引渡给日本宪兵，被拒绝，两星期后引渡到了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这是日本宪兵与法国浦房勾结公开进行的“军绑”，说是“指使暗杀”，很吓人， 其实是敲点竹杠。经荣家多方设法，最后是通过丽都花园大流氓高兴保走了“76 号魔窟”吴巨保的门路，花了 3000 多件棉纱才赎出来的。 此外，还有王禹卿被绑案，陆辅臣之子陆文和被绑案，都是花钱消灾。只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光棍才会去报警，荣氏家族不属于这种人 家。绑匪开着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手持第三战区的逮捕证，提供线索等于指控军事机关为嫌疑犯，那不是找死吗！“要钱还是要命，荣先生好好想想吧” 荣德生在那间漆黑的小屋里，除了不见阳光，不准说话，绝对不许咳嗽外，在生活上是相当优待的。早上两只鸡蛋，中午和晚上有米饭和粥，菜 蔬有豆腐、炒蛋、咸菜、鲫鱼，有时竟有新鲜的鲥鱼。周围静极了，只偶尔远处有一声喊：“卖小鸡呵!”近处就有声应和：“修洋伞啊！”起初荣德生并 未在意，这声音因而复始，终于使他意识到了，这是绑匪们互通消息的联络 暗号。那个眉目清秀的看守态度还和气，但从不说话，似乎是个哑巴。 荣德生进了匪窟就串明耳朵不灵，重听。绑匪们居住的地方与黑屋仅一板之隔，他们的交谈荣德生听得一清二楚。绑架时出示逮捕证的那个 30 多岁的高个子，操浦东口音，匪徒们称他“总司令”，想必是个头目。到第三天，“总司令”找他来问话了。看守点了支洋烛，“总司令”把从荣德生身 上搜去的五枚印章和一个手折放在桌上，问道：“荣先生，你随身带五个印章，都有什么用处?”荣德生解释道“这第一个印章是一般应酬文字用的；第二个‘往生是 寿’，是喜庆文书用的；这一个是写家信专用；第四个刚镌刻不久，有年月可凭，尚未确定用处；最小的一个很重要，厂里要向银行支钱，必须有我这 章才生效。”“总司令”拿起小章细细端详，很有兴趣地问：“这是荣先生的财务专用 章，凭它就能去银行领钱?”“不能。”荣德生不得不费点唇舌了：“这印章重要，但不能单独领钱用。 凡属我的厂家，先要有经理、协理盖了章，再盖上我这章，银行钱臣才能付 钱。”“噢！”“总司令”又拿起那个手折，说“荣先生的个人收入是 400 万元， 家庭支出却有 600 万元。先生富可敌国，却入不敷出，岂不是在装穷吗?”“我是一个实业家，不是大富翁。大富翁把金钱放在家里，绝不想做事 业，据我所知，有些人家中藏有金条数千根。而我所有的钱，全部投入工厂，变成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了，你若不信，可以去调查”“总司令”听得不耐烦了，他打断了荣德生的话：“荣先生!你不愿意死 了出去吧?”荣德生楞了一下，但随即就说：“是的。先生你也不想让我死在这里， 对吗?”“是的，不想。要活着出去，荣先生就得小小破费一点了。”“我是做生意的人，先生开价吧。”“100 万美金。少一个也不行!”荣德生头脑里轰地声；身子在硬板床上瘫了。当时的 100 万美元，约 折合黄金 20，000 两，或折合法币 32 亿元，这是个天文数字。荣德生正色道：“如此巨款，绝对天此财力。”“要钱还是要命，荣先生好好想想吧 I”第一次交谈至此结束了。 绑案发生后一星期，申新九厂忽然接到个电话，要与厂经理吴昆生洽谈“生意”。 吴昆生曾在日本宪兵队关过一个月的，已能猜到来意，就叫陈品三代接。“你是什么人?”“九厂协理陈品三。”“陈先生，今后就认定你同我接洽，不准换他人。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你先生尊姓?”“我姓骆，以后就称我骆司令好了。你转告荣尔仁，准备好 100 万美钞。”“我怎么跟你联系?”“我会找你的。”对方把电话挂了。“骆司令”名叫骆文庆，浦东人，是上海帮盗匪头目，也是绑架荣德生 的现场指挥。匪方终于开价联系了，这使荣家人心稍安。当晚，吴昆生、陈品三等 人在荣尔仁住宅进行密商。荣尔仁说：“陈先生，你要同他们保持联系，对方的要求不要拒绝，但 也要说明困难。”吴昆生说：“100 万美金，一时是无法筹措的。” 陈品三说：“‘赎票’也是交易，对方勒索高价，我方也可以讨价还价的。”“必须设法同总经理直接接头，或听到我爹爹的电话，或看到爹爹的亲 笔信。”荣尔仁对父亲的安全仍然不放心、。从 5 月 2 日至 13 日，陈品三与“骆司令”在电话上论价接洽十余次。 匪方开始态度很强硬，申言不达 100 万美元便不得生还。荣家对所勒巨款不知所措，交易就一直没有进展。13 日，“骆司令”突然在电话上说：“明天晚上，到祥生饭店底层厕所 内洗面盆下去取一封信，必须你自己去。”陈品三如约按时到了祥生饭店，底层厕所洗面盆下却没有找到什么信件。他不敢久留，走出厕所时，有个高 个子向他迎上来说：“陈先生，早上好”随手给了他一封信，低声说：“告诉你们老板，有关细节，可以和詹荣培商量。”据荣德生事后说，他在匪窟里共写了五封信，但荣家只收到两封。这 是第一信，是写给申九经理吴昆生的：昆生兄大签：五日信已收到，惟对筹款未成办法，司令现吾方无诚 意。今再明白详示数目，美金 100 万元。余请求折减，彼云：应合力速筹，稿为减少两成，信到速即办理，即刻自行筹款。电话到，切实答 复。余离家十七日，心急万分，万一不妥，吃苦不起，即公司全局也不能 了。此信即与二儿看后守秘密。顺请 台安五月十三日 信中语气不似平日荣德生，显然是口授笔录，但荣德生的字迹是确定无疑的。荣德生还活着，匪方索价也已有了松动，这对荣家是痛苦中的安慰。 另一个口头信息似乎比信件更重要，那便是“可以和詹荣培商量”！詹荣培是何许人呢？抗战前曾在申一、申八做过技师，荣尔仁是申一、 申八厂长，当时就认识。抗战期间詹荣培去了大后方，胜利后从重庆回上海，身穿美式军服，腰佩左轮手枪，很是威风，但却没见他带过军阶，估计是已 经退役了。军方的“劫收”人员乘飞机抵沪时，詹曾多次向申新借车去迎接，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来头吧？以后詹向荣尔仁要求回申新，恰好申新二厂 发生工潮，荣尔仁应付不了，詹说他有办法，因此就请詹荣培出任申二厂长。詹上任后，靠着他在军方警方的关系、果然把申二的工潮压下去了。接着， 申五又发生工潮，荣尔仁又要詹兼任申五厂长，申五工潮又平息了。现在“骆司令”提出由詹荣培作为周旋谈判代表，倒使荣尔仁清醒地看出詹是什么人， 他与此次绑票是什么关系了。想招个钟馗，却请来个魔鬼，请神容易送神难 了！从这时起，陈品生的电话铃再也不响了，一切联系已转到詹荣培身上。 不知他究竟是代表荣方，还是代表匪方？“50 万美金，再不答应立即撕票。” 荣德生已逐渐适应了环境，整天静思默想，身在匪窟，寂静中听觉特别灵，隔壁的说话声他听得清清楚楚，所闻种种都是骇人之事，实在同身处 地狱没有什么两样。于是他想，倘能活着回家，要镌刻两方闲章，一方是“曾入地狱”，另一方是“再生之德”。使他苦不堪言的是痔疮又犯了，每天睡在硬板床上，又不能换布，十 分受罪。夜里常失眠，屡见白光绕室，荣德生感到这是神仙在保佑他，于是 心中又比较安定了。眉目清秀的看守不是哑巴，只是司令不准交谈。时间一久，熟了，看 守就点起蜡烛，同荣德生笔谈起来。荣德生问：“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看守答：“八年抗战，流血流汗，胜利复员，失业饿饭。”看来他是个退役军 人，荣德生又写：“广里正缺技术工人，进入工界是最好出路。”看守又问：“用什么方式能找到工作？”荣德生答：“看到招工广告，立刻去应征。”那 看守写得一笔好字，以后对荣德生还十分巴结，有了消息都向他“报告”。荣德生也对他产生了好感，有几次他几乎要写“你要找工作有我”，最后还 是忍住没有写。但是，司令的脾气却愈来愈坏，对荣德生也不那么客气了。外面风声 日紧，军警严密搜查，赎票交易又无进展，他们怕夜长梦多。匪徒们商量过转移的事，但恐四处有军警暗探，不敢轻动。有一天，警察和宪兵终于查到 荣德生的藏身处来了，他听得警宪已敲开大门，正在楼下搜查，楼上的绑匪十分紧张，纷纷将枪弹上膛，如果警察上楼，免不了有一场血战，荣德生也很难有生还希望了。亏得这家的女人急中生智，用力在小孩腿上拧了一把， 小孩立即“哇哇哇”哭了起来，女人高声叫骂，男人装得很坦然地对警察说：“老总，我们是老百姓家，哪里会做犯法的事，不信楼上楼下尽管查看。” 竟将警宪哄回去了。经此一闹，虽已化险为夷，“骆司令”却更加焦躁不安了。他怒气冲冲 地对荣德生说：“荣老先生，你究竟想不想活着出去？”荣德生说：“我要是不想活，方才只要喊一声就成了。”“想活，就再给你儿子写信，叫他切实筹款，一天也不准拖延！”“可是，我这条老命不值 80 万美金。” 荣德生这么说，是因为从与看守的笔谈中了解到，绑匪已对荣家企业的现金周转情况进行过调查，荣家确实筹划不出这笔巨款。“你写吧！50 万美金，再不答应立即撕票。大不了一起死！” 荣德生的第二封信（致荣尔仁）是由詹荣培转来的，信中开头就说：“十三日去信，汝等未能照办，此间长官颇为震怒。”这正是荣德生的语气了， 接下来还对筹款办法作了布置：“下开各数向各厂分担，在余股分名下支付，计申一出美金 5 万元，申二出美金 10 万元，申三出美金 10 万元，申六出美 金 5 万元，申九出美金 20 万元，共计美金 50万元，切切实实，不可缺少。 尚不足之数，请申九帮忙，以股票作抵可也，或请昆生兄想办法，勉力筹足。” 写信时间是 5 月 16 日。詹荣培曾向人表功说：他不与骆文庆搭腔，是同吴志刚直接谈判。吴 志刚曾当过第三战区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华大企业公司总经理，系军统中人物。在转来荣德生手书的同时，詹荣培还带来了一 封匿名恐吓信：尔仁先生台鉴：敬启者，前致一函，不蒙采纳，甚觉遗憾。昨日贵 友竟陈荒谬意见，诚属可恶之极，似此令尊兹已沦于极危险之境矣。阁下等既视同儿戏，乃将令尊签提审问，判处死刑。奈令尊风烛残年， 老泪纵横，苦求再三，声言稍假时日，准予躬亲修函，请速为筹措，以 解倒悬之危，以全其残年等情。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义，且所提 实际分筹办法，亦尚近情理，故不揣厌烦，再度致书阁下，并附令尊亲 笔函一件，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 刑以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 绑匪的匿名恐吓信，却是一篇公文，而且文理通顺，笔墨酣畅，好像真是在办理一桩申张正义、解民倒悬的公事。中国的匪文化也已经官化了！ 荣家决定接受条件。但说明大笔美钞筹集困难，要求赎金的一部分以黄金支付。詹荣培再度谈判，匪方不允。荣家再要求宽限时日，以便收购美钞，最后约定于 5 月 25 日送至指定地点交款。荣德生脱险回家匪方指定的交款地点是长乐路 1210 号——在汤恩伯将军官邸的隔壁。 申新二、五厂厂长亲自布置，由协理顾鼎吉驾车至该处，却不见有人来接款。顾鼎吉只得在附近开着车子兜圈等候，不料被警备司令部稽查人员拦住，当 场搜出 50 万元美钞，警方认为形迹可疑，就把顾鼎吉连人带车押到警备司 令部。顾鼎吉挨了打，只得如实招供。警方声色俱厉，指责荣家违法赎票， 定要严究。法律有明文规定，出钱赎命属于违法犯罪。可是这起案子却例外，警备司令部第二天就态度大变，说是因绑匪未获，为“便利破案起见，遂权 宜一时，当与荣氏次子荣尔仁说明，发还赎款。”（见 1946 年 8 月 4 日上海各报：淞沪警备司令部发表《荣德生绑案真相》）从偶然截获到迅速发还 50 万元美元，处理得雷厉风行。当时的亲历者 和今天的研究者，多数人认为这是“警备司令部导演的一场新戏”，而笔者在研读了各种文字材料后，却不同意这个判断。敢于违法迅速发还巨款，肯 定是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决定。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亲信，蒋经国的密友，把宣铁吾看作荣德生绑票案的幕后策划者， 这种假设无论在事实上或推理上都难以成立。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假如警备司令部依法办事，拒绝发还赎款，追究荣家的法律责任，荣家很难 在短期内另筹 50 万美金，匪徒势必图穷匕见，荣德生活命的希望就很渺茫了。如此说来，宣铁吾的“权宜”倒是很有人情味的呢。5 月 27 日，也就是巨款发还的第二天，詹荣培关照会计部门职员宓勉 群说：“今天有两皮箱东西送到厂长办公室，你先收下，不要让别人搭手。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好了。”宓勉群感到奇怪，赎款 是警备司令部发还的，由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詹荣培说：“这些你不必研究，汽车来就交给他们。”果然，下午有辆警备司令 部标记的汽车直驶到厂长办公室前停下，车里只有一个司机，宓勉群把两只皮箱装上车，汽车就立即驶走了。以后的发展，《乐农 1946 年纪事》有一段记述：至二十八日傍晚，闻 人声踯躅，谓去看影戏。晚饭后诸匪皆去。至十时后，陪余上三轮车转汽车送至姚主教路三角地，另雇人力车至麦尼尼路五婿宅门，入内，再通知家中 诸人团聚，欢喜万分。荣家破财消灾，如今荣德生脱险回家，这桩事情也就了结了。主犯并未归案可是，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却没能破案，继续侦查，又没有一点线索。 足见有关各方无能，不仅丢尽面子，也无法向上峰交待。过了一个月，事出意外，案情暴露了。有位穷困潦倒的单帮客人黄绍寅，突然举止阔绰了，口袋里经常装着一叠叠的美钞，这就引起了邻居的怀 疑。邻居在与熟人闲谈中无意间说起此事，恰好那熟人是在警察局做事的。回去报告后，警方立即拘捕了黄绍寅，又据黄的供词捕获赵绍宗、刘瑞标等 人据淞沪警备司令部《荣德生被绑案经过》披露，作案匪徒共有 18 人， 捕获15 人，为首的有吴志刚、骆文庆、袁仲书（嵊县帮头目）等。据《大 公报》载，绑架荣德生的汽车是吴志刚向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借来的。司机朱连生参与了绑架、移票和释票等活动。捕获的 15 名匪徒，8 人 被枪决，其余 7 人判了徒刑，这判决相当凌厉，大概是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 吧！破案对荣家是福还是祸呢？结案时，追回赃款美钞 157，745 元，法币 102，715，200 元，黄金 332 两 9 钱 2 分 7厘，全部发还荣家，领取时警备司令部还拍了照，第二天上海 各报都刊登了。若把法币、黄金都折合成美金，约为 20 万元。可是，其中5 万元已由蒋介石指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毛森及破案人员以资奖励； 另有 1 万 3 千元为吴志刚购买汽车一辆，此车则交绥靖区司令部借用。荣家把剩下的钱领回之后，给淞沪警备司令部酬谢 4 万元，上海市警察局酬谢 4 万元，四面八方都来要“破案赏金”，一次不够再来二次，加上地方政府及失业军警诉苦强借，荣家把领回的赎款全部用光还不够，又向各厂摊派在市 场收购美钞 10 万元才算应付过去。匪只要 50 万美元，破案后实际用去 60万元！案子是否真的破了呢？据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人员事后写的回忆，认为“荣德生是被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毛森下令逮捕的”，事后保密局局长毛 人凤想出了一条名利双收的妙计，“要毛森将绑架荣德生的嵊县绑匪和敲诈得来的巨款交出”，毛森等人既成了破案英雄，又得了一份奖金。这是一种 说法。荣德生在《乐农 1946 年纪事》中又有另一种说法：“实则起意者为黑 心商人，利用匪徒，原拟将余灭口；幸匪以金钱为重，余尚得以生还。”但是，荣德生虽愤于起意者逍遥法外，却又不肯道出真相，“余为心存厚道起 见，不肯发人阴私。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荣德生是在匪窟三十余天里听到的内情呢？还是猜想和判断？荣公作古已久，这位“黑心商人”及种种 策划也永远成为秘密了。一桩绑案，几多疑团。被抓被杀的只是蟹爪，主犯并未归案——这看法多方却是一致的。荣鸿元被捕匪绑和军绑可恨，而官绑就更可恶，因为它用的是“法律”的名义。1948 年 9 月 4 日，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被上海警察局拘捕，随 即移送特种刑事法庭，罪名是“私套外汇，囤积居奇”。又是一桩轰动上海滩的大事件。荣宗敬的大少爷哪里经得起这种打击，进了警察局就呼天号地， 放声大哭“奸商”是人人痛恨皆日可杀的败类，荣鸿元还有面孔在上海 做人吗？不仅是个面子问题。1948 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法”，蒋介石当上了“总统”。这“总统” 并不好当，前方军事节节失利，整个经济已处于总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法币流通量已达 640 万亿元，为 1936 年的 45 倍。病急乱投医，蒋介石接受 财政部长王云五的建议，于 8 月 19日发行金圆券，并公布“财政经济紧急 处分令”。发行金圆券的目的，是以政治手段强制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 银和外币，规定：黄金每两兑金圆券 200元，白银每两兑 3 元，银币一元兑2 元，美钞每元兑 4 元。限令 9 月 30 日为截止日，到期未兑换者一律没收 加严惩。这是对中国工商者和持有金银外币的老百姓的公开劫掠，没有哪个傻瓜肯用手中的财物去换废纸。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曾对吴铁城诉苦：“明 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只得送往中央银行。”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吴铁城回答说：“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不送 恐怕要受徒刑。”不肯把黄金白银美钞交出去，就要杀头受徒刑，不是公开的绑票吗？类似的事情，荣家也不是头一遭了。1947 年，茂新面粉公司经 理荣毅仁就曾被政府当局指控“侵占、玩忽、盗卖公有财物”，被移送上海法院处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军粉霉烂案”。有国民党监察委员控诉说： 东北兵败，是国军吃了茂新霉烂面粉所致（果真如此，倒是茂新公司为人民解放战争立下大功了）。1946 年，茂新代政府购贮小麦 30 多万担，原是遵 照行政院长宋子文和粮食部长谷正伦的指令办的，磨成的面粉早经上海粮食总仓库检收清讫，后任粮食部长俞飞鹏也已批示“准予结报”。宋子文由于“黄金风潮案”被劾下台，有人就在这批面粉上横生枝节了，目的当然是为 了钞票。幸好荣毅仁对一切细节知之甚详并都有手续。当即写成《代办购麦制粉经过》一文以明真相。法官检察官没大文章可做。但还是勒索去黄金大 条，美金 5000 元。这一次情况却有很大不同。法币在老百姓心目中早已名誉扫地，上海 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劫。”劫掠金银外币，上海是重点，蒋介石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大公子经国为副 督导，对不“自动”据实陈报者将严厉制裁。俞鸿钧是个聪明的官僚，他识相得很，当然是不会到职视事的，于是蒋经国就坐镇上海雷厉风行地干起来 了。蒋经国血气方刚，眼看贪官遍地，奸商猖獗，大约是真想做一番“清 正廉明”业绩的。上位伊始，就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给工商界以颜色：华侨王春哲因把存款汇往纽约，被“依法”判处死刑；大通纱 厂经理胡国梁、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翔等相继被捕；连“香虎王”胡文虎的儿子胡好、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给抓起来 了！指控荣鸿元的根据是很可笑的。是年 5 月间，申六因缺乏原料，向上 海盛亨洋行定购印棉 1500 包，因定银限期紧迫又借贷无着，荣鸿元便向香港道亨银行购得 6 月 1 日期申汇港币折合法币计 110 亿元，以支付定银。这 件事本身并不重要，而且是初夏间事，与“紧急处分令”无关，当局意在“杀鸡吓猴”。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工商界人人自危，荣氏家属 的惶恐焦急就不难想象了。荣家立即由胡明德（荣鸿元妻）、荣鸿三、过守一（申新法律顾问）和 顾品三等组成了营救组。明知开庭只是掩人耳目的官样文章，还是聘请章士钊、杨鹏、李谟三位名律师进行辩护。所谓“营救”，实际无非是奔走门路， 疏通关节，用黄金美钞棉纱和珠宝铺平开释之路。一个极端腐败的政府，一个被霉菌渗透到每个细胞的官僚机构，怎么 会有“清正廉明”！荣鸿元被捕案中特刑庭幕前幕后的种种表演，把蒋经国的“打虎运动”变成了一出滑稽戏。这恐怕是经国先生也没有预想到的吧？一出丑恶的滑稽戏至此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