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边境地带修筑起了两千多座碉堡，加上原来沿着进入云南的主要道路修好的碉堡，龙云修筑起的碉堡已达五千多座，使整个云南俨然成了一个被碉堡围起来的山寨。　　但是，龙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派出的部队和他修筑的碉堡没能阻止中央红军长驱直入。这一下，他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与红军打硬仗，不要说滇军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有实力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可是如果不打如何应付蒋介石？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龙云盼望红军仅仅是路过云南——让他们过好了，而且过得越快越好，滇军凭什么要和红军动武？然而消息传来了：红军有攻击昆明的迹象。一时间，龙云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如果红军真要攻占昆明，那只有拼个你死我活了；喜的是，如果红军仅仅是虚晃一枪，那么正好有了把所有的滇军都调回来的借口。龙云毫不犹豫地按着令自己窃喜的思路行事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下达了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回的命令。但是，紧接着传来的消息是：红军已经到达昆明郊区。贴出的标语是：拿下昆明，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　　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首先背对金沙江攻击嵩明县城，然后继续南下逼近昆明。一师为右翼，二师为左翼。二师的先头部队是五团二营。在向嵩明急行军的过程中，二营的官兵不断变换从被俘的民团身上扒下来的军装，在接近嵩明县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他们的装扮引起了当地豪绅的误会。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当地人只听说过红军多没见过。于是，豪绅们不但酒肉招待，而且还把奉命筹集的军款和军粮都拿了出来。　　占领了嵩明之后，红一军团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其先头连依旧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连续夺取了沿途的几个小镇后，到达了距离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杨林是个大集镇，在这里防守的滇军早已没了影。红军打开了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库，把大量的布匹、粮食、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的标语。红军官兵还装扮成当地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一度通过了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红军将要攻打昆明的消息，很快引起了这座城市的恐慌。滇军主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城里仅有五百多人的民团。龙云急忙动员了城里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实行戒严，同时不断地催促回援的滇军加快行军速度，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旦昆明陷落即刻逃往缅甸的准备。　　四月三十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向昆明回援的时候，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横贯滇北的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是龙街；红三军团的预定渡口是洪门；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干部团，充满了旱烟味道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周恩来和刘伯承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先头营的前锋是八连，全连的红军干部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岁。他们不顾一切地向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开始急促地行军。带路的向导是当地常走山路的脚夫，但即使是脚夫也被这种强度极大的行军累垮了，于是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向导是一个熟悉山路的四十多岁的山民，但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一上来就无法走路了，由于没有时间让山民停下来吸烟，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急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的地方，八连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先头排带来个胖胖的民团，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们为红军提供船只。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到渡口。先遣连在三营政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的率领下，在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中开始奔跑。午夜，他们终于听见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　　就在中央红军从昆明开始急速北返的时候，蒋介石急电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　　干部团先遣连到达金沙江边的时候，皎平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是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江南岸。红军询问了船工之后才知道，这是北岸川军的船。控制了这两条渡船后，红军宣传员把在江边开小客栈的张姓兄弟说服了。在张氏兄弟的帮助下，先遣连又找到了三条船。　　在和当地船工讲好了价钱之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上船了。渡江的时候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船顺利靠岸后，萧应棠立即燃起了一堆火，这是顺利登岸的信号。同时，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在船工的带领下扑向了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厘金局设在这里专门收来往百姓渡船税的。百姓对这个据点痛恨之极，因此带路的积极性很高。红军敲门的时候，里面正在打麻将，话喊出来很不耐烦，说交税等天亮了再说。里面的话音未落，门就被红军官兵踢开了。　　萧应棠报告控制渡口的第二堆火也点燃了。　　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大家的肚子实在是饿了，路边一个小铺子主人已经跑了，红军官兵在里面放了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然后每人分了几块边吃边赶路。走了大约十几里，萧应棠连长决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后，红军官兵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但是，刚睡一会儿，萧连长就被推醒了，副营长说前边的路边有座山，如果让川军占领了，可能对主力渡江有威胁。萧应棠立即把官兵们一一叫醒。天亮的时候，先遣连到达山顶，开辟了阻击阵地。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如果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了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之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因此，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他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已经都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了路边的高地之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已完全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查看了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了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红一军团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和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了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　　林彪必须让第一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部队如果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渡口，定会在敌人猛烈的轰炸中遭遇重创。但是没有船又架不起浮桥怎么办？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紧急向皎平渡口转移。于是，奔走了数百里的红一军团官兵仅仅吃了一顿饭，又接着开始了向东的急行军。　　后来才知道，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的行动，令蒋介石一直判断中央红军的主力集中在龙街，这在无意间掩护了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红三军团占领了洪门渡口后，只找到了一条船，仅仅把十三团渡了过去。这里的江水同样湍急，红三军团的架桥也失败了，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西往皎平渡口转移。　　五月三日晚，毛泽东赶到了皎平渡口，并从那里渡过了金沙江。　　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喧闹异常。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乘船摆渡。由于江水太急无法架设浮桥，摆渡全部靠七条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停。木船都是旧的，即使用买来的布匹做了防漏处理，但是每次渡江的时候依旧漏水严重。白天还可以边渡边观察，晚上便会险象环生。为了保证渡江安全，皎平渡口两岸燃起了大火，大火将金沙江照得满江通明。中革军委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渡江纪律，官兵还没到达江边就会拿到这个纪律。因此，仅靠七条渡船就将数万人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而且是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成功摆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报酬极其优厚，每昼夜五块大洋和六顿饭，尽管红军官兵每天只吃青豆，但是他们每顿饭都为船工们杀猪。　　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了江，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一连串的火把，经过联络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红军官兵一齐喊，让一师的战友们迅速到皎平渡口去渡江——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深夜的峡谷里喊叫自己的战友，这让荒凉的西南山川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生命震荡。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他们隔江看见了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忘掉.　　蒋介石终于发现了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他命令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全力向金沙江南岸推进，要求“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叫石板桥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作为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多次承担如此艰巨而危险的任务。阻击先是被要求必须坚持三天三夜，然后改成六天六夜；最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第九军团在这里阻击九天九夜。李富春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解释了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洪吗门渡口遭到的困难。李富春说：现在千军万马都要从一个渡口渡江，严峻的情况要求红五军团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中央和全军的安全。陪同李富春来到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在阵地上，李富春听到红军战士们正在唱歌：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九日晚顺利渡过了金沙江。最后一个过江的第五军团三十七团的官兵到达江边的时候，看见刘伯承浑身汗透正站在闷热的江边渡口上等着他们，红军官兵们顿时心生敬佩。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以后，第一支国民党军追击部队才到达金沙江边，除了从江北岸的悬崖上不断地向他们打来的冷枪之外，他们连一个红军的影子都没能看到。　　中央红军逼近了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城。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西进至川西阿坝地域，中央红军突破金沙江进入了川西北。包括蒋介石在内，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将发生：中国工农红军中两支最重要的部队，在各自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后，终于同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并且就要会合了。从金沙江防线上溃败的川军刘元瑭部四百多人逃进了会理县城，但是川军官兵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守住这座县城。这是刘元瑭万分痛苦的时刻：如果抵抗，凭着有限的兵力很难与红军较量；但是如果丢下县城继续逃跑，仍在一线防御的毛国懋和胡槐堂的两个团就会难逃覆没的命运，到那时自己的家当就算是全部丢光了。几天前，他已经派人把太太严容华和姨太太伍碧容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各自给了她们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只要被红军捉住就自杀。刘元瑭在无人可以商量的情况下徘徊犹豫了很久，最终他给卫兵下了一个命令：把太太们追回来，与会理县城共存亡！　　刘元瑭立即把防线上的部队全都调回了会理县城，并打电报给位于西昌的川康防军司令刘元璋请求增援。同时，派出部队到县城外用武力征集百姓的粮食。然后，他开始清除县城周边的民宅，为城防火力打开射界——刘元瑭清除的办法是放火，于是连续几天会理城外大火熊熊。　　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下辖三个旅，除了驻守德昌的许剑霜旅外，其余两个旅的旅长分别是他的兄弟刘元瑭和刘元琮。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不愿与红军硬拼的刘元璋为了保存实力，把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在了各个县城里。但是，既然亲兄弟要求增援，他便派出了一个团前去会理，团长叫聂秋涵。增援部队刚派出去，刘元璋又有点后悔了，他打电话给刘元瑭，建议把根本无望守住的会理放弃算了，免得自己的队伍遭受损失。可是，局势已经容不得刘元瑭再考虑了，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向会理包围而来，县城附近已经响起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刘元瑭即使想撤也撤不出去了。刘元瑭怕增援的聂秋涵团半路听到枪声返回，于是亲自率领两个连冲出县城去迎接聂秋涵团。此时，聂秋涵的部队已经受到红军的袭击，聂团长本人大腿上中了一弹，在刘元瑭的掩护下，他仓皇跑进了会理县城。刚进城，又有士兵向刘元瑭报告说，从金沙江边往回撤的胡槐堂团已被红军截住。刘元瑭把上衣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腰上绑上了一条红缎钱囊，手提马刀，命令聂秋涵的两个步兵连全部上刺刀，他的一个手枪连也全部子弹上膛，然后带着这些部队冲出了县城北门。经过一场血战，他把胡槐堂团的大部分官兵接进了县城，然后命令立即关闭城门，再在城门上压上几条大石条。胡槐堂团落在后面的散兵到了会理城下，无论怎样叫喊城门也不开了。也有部分逃兵在城门关闭的最后时刻逃进了城，胡槐堂团特务连二排长庞云就是其中的一个。庞排长和他带着的十多名逃兵全部负伤。会理县城里的川军围着他们问县城外的情况。庞排长说，这几个弟兄全被红军捉了，但是红军不但不杀俘虏，还给他们包扎治疗。红军长官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在一起吃饭，对他们说话很和气。　　五月八日夜，中央红军包围了会理。　　已经显得有些神经质的刘元瑭提了把大刀，疯了一样地满城乱窜，开始了他噩梦般的守城日子。　　除了留一个手枪营和一个步兵营为预备队外，刘元瑭将所有的部队都派上了城墙，每一座垛口两个兵。为了防止红军偷袭，川军把松枝蘸上煤油，然后用弓射出去。燃烧的松枝落在城外任何一处地方，把城墙四周照得如同白昼。川军还在垛口上摆了装满石灰的瓦罐，以对付搭云梯上来的红军突击队。为了进一步扫清射界，川军把接近城门的两条街道也点燃了，木结构的民居顿时火焰冲天，百姓扶老携幼匆忙逃离。大火一旦点燃就无法扑灭，会理的东西两街整整燃烧了两天，大火熄灭之后，半个县城成为一片废墟。　　五月九日，中央红军野战司令部发出了攻占会理的作战命令：第九军团在金沙江边阻击渡江的敌人；第三军团和干部团负责攻击县城；第一、第五军团负责消灭川军的增援部队。　　红军攻击的重点是会理县城的西北角。红军的攻击刚开始，那里的枪声炮声便响成了一片。有人报告刘元瑭说红军在挖城墙，刘元瑭立即命令各部队在墙根挖大坑，把空坛子放进去，用以查听红军挖墙的位置。果然，川军士兵听见了咚咚的声音，于是就往发出声音的地方灌水。也许红军真的挖城墙了，也许因为水灌得太多了，十日凌晨，会理城墙的西北角发出一声巨响，那里的城墙塌了一大块。红军官兵异常欣喜，趁势往上爬。防守这段城墙的川军连长吴鸣恩顿时慌了手脚，刚要准备撤退，就见刘元瑭提着马刀上来了。子弹横飞，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刘元瑭带领着手枪团和县城便衣队开始与红军肉搏。负了伤的刘元瑭满脸是血，大喊大叫地督战。由于塌陷的城墙被水弄得十分泥泞，红军的后续部队无法及时增援，再加上吴鸣恩的士兵不断地往城墙缺口处投手榴弹和石灰罐，最后，冲击进来的部分红军官兵全部牺牲。天亮的时候，会理城墙的这段缺口处布满了战斗双方官兵的尸体。　　上午，蒋介石派来的飞机飞临了会理县城，向包围县城的红军阵地和所有怀疑有红军驻扎的城外民房开始了狂轰滥炸。在轰炸的掩护下，川军组织大量的民夫抢修塌陷的城墙。城里的关帝庙里挤满了地主士绅们的家眷，都说是关公保佑县城没让红军攻破，因此那里的香火被烧得浓烟滚滚。中午，一架飞机投下一封信，竟然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信的内容是：奖励守城官兵赏金一万，刘元瑭晋升为陆军中将。　此时的薛岳正在金沙江边发脾气。当中央军全部到达了金沙江边的时候，由于气候闷热，船只很少，各部队根本不听从渡江指挥官的调度，部队之间、官兵之间都发生了打架斗殴的现象，局面混乱得几乎令他无法控制。而且无论是南岸还是北岸，滇军早已经没有了踪影。看来，只要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云南王”龙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按照常理，中央红军不该滞留在金沙江北岸，因为身后依旧有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但是，中央红军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必须停下来开会。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郊一个草棚子下召开了。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地点，为的是容易对空观察，避免遭到轰炸——想必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从这个草棚还可以看见县城方向冒出的滚滚硝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敌情暂时得到缓解，但红军内部的不同意见产生了。导火索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信的原始内容无从查找，但众多史料都引述了其核心内容：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难道非走弓背不能走弓弦吗？部队已精疲力竭，再这样下去会被拖垮。建议更换前线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应主持军事大计，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确实极其复杂曲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详尽阐述了自四渡赤水开始，中央红军成功地运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合围和追击的过程。朱德和周恩来在随后的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但是，当彭德怀发言表示他也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时，毛泽东的语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批评红军中有人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产生了动摇情绪。彭德怀似乎能够感到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他的，因为毛泽东的话表明他认为林彪是受人鼓动才写了这样一封信的。果然，当毛泽东面对林彪时，竟是一番语重心长，他说对林彪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这一点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吗？不是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吗？下一步，要研究同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的，我们多跑一些路，走了一些弓背，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不值得发牢骚讲怪话。天下的事，有时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等你转了一圈回来，事情又办成了。遵义会议后，军事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这一点，不要有怀疑和动摇。一直沉默不语的刚林彪想替自己辩解一下，毛泽东却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彭德怀，这个耿直倔强从来不肯低头的硬汉，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只要一回忆起会理会议上发生的事，便会心情沉闷：“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尽管彭德怀并不知道林彪给中央写信的事，但在会上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他没有辩解——“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曾四次提到会理会议。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林彪才表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 三十五年后，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了一生的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一份又一份的自述材料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好。”　　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对会理县城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五月十五日，随着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终于被红军利用挖地道的办法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由于守城的川军还在大量灌水，爆炸的威力受到了严重减损，城墙坍塌出的缺口不大，虽然红军官兵拼死突击，但是最终仍被川军的火力所封堵。这个夜晚，会理成了一个癫狂之地，枪炮的闪光横贯县城上空，川军点燃的大火将四野照得一片通亮，城墙上的川军大喊大叫如同开了锅一样，刘元瑭甚至把城里的小学生都动员起来上了城墙跟着喊叫，似乎喊叫得越凶会理县城就越安全。结果，成百上千的人叫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震荡夜空。　　但是，喊叫了一个晚上，清晨时分，刘元瑭却发现红军没了踪影。　　五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了。　　这支经历了重重艰难困苦的红军此刻已经有了十分明确前进目标：北上，与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长征 八驻守川南德昌的原来只有许剑霜旅的一个营。当得知中央红军放弃会理继续北上，并很快就要达到德昌时，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本来准备把德昌也放弃，以便集中兵力守卫川南重镇西昌。但是，德昌是一个富裕的县城，县城里的不少豪绅又是他的相识，在这些豪绅的恳求下，刘元璋觉得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抛弃朋友，于是命令许剑霜带一个团前往德昌加强防守。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黄昏，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到达德昌外围的隘口丰站营和八斗冲，仅仅打了几枪川军就撤退了，而且一退便退得毫无踪影，中央红军顺利地进入了德昌县城。德昌果然物资丰富。中央红军的后续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想必刘元璋的那些豪绅朋友们损失巨大。　　天很蓝，风很猛，从会理北上，中央红军的队伍一直沿着安宁河谷地前进，河谷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山脉。这里是四川西南部最荒凉的地区，但却草木葱郁，山花怒放，整个河谷犹如一条景色秀丽的走廊。　　过了德昌，再向北就是西昌了。　　刘元璋坐镇西昌，决定死守，并且调集自己指挥的所有部队向西昌靠拢。　　在西昌，比刘元璋的国民党正规军更霸道的部队，是地方武装邓秀廷的队伍。　　邓家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上溯几代就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其祖父被称为“九蛮王”，在这里的彝民中有相当的号召力。邓秀廷接了其祖父的班，当上了地方团总,并被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为“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正规部队”虽然仅有两个团，但是他有随时调集上万彝兵的能力。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时候，邓秀廷被命令防守距西昌上百多公里的宁南一带。他率领一个团和五千彝兵赶赴宁南，中途遇到了从金沙江前线溃逃回来的刘元璋的部队。国民党正规军的狼狈溃逃令邓秀廷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这一次，在接到增援西昌的命令后，他的部队一路行动迟缓，走到一个叫黄水塘的地方，邓秀廷接到了刘伯承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有两点：一是红军不以彝民为敌，即使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也不会还击；二是红军北上的目的是去抗日，因此路是一定要过的，如何对待红军请邓秀廷自己考虑。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曾经也是著名的川军将领，刘伯承的信让邓秀廷很是犹豫不决。打吧，刘伯承的厉害人人皆知，恐怕打不过红军；不打吧，在刘氏兄弟那里怕说不过去。邓秀廷召集手下人反复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一下，不能打就赶快跑，当然要是能乘机捡回点枪支弹药什么的更好。邓秀廷把部队布置在安宁河谷两边的山上，然后对彝兵军官们说：“今天的事，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在德昌通向西昌的河谷中，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走进了邓秀廷的防区。趴在草丛中观察的邓秀廷，在看见红军的那一瞬间，就决定绝不能开枪，因为“红军的部队来得很密”。眼看着红军陆陆续续地过了河谷，突然，枪声响了！是一个不听约束的彝兵开了枪。这一枪响过之后，不少彝兵跟着开了枪。邓秀廷怒火万丈地用彝话大声制止，而河谷里的红军不但没有还击，而且也大声地喊叫起来。懂得汉话的邓秀廷听见红军在喊“汉彝一家”和“汉彝是兄弟”。混乱很快地平息了。但是，红军刚过去，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来了。彝兵绝大多数没见过飞机，于是他们像打鸟一样开始朝飞机射击。邓秀廷马上命令他的副官把事先发下来的对空识别标志拿出来铺在地上。但是，副官仅仅记得标志似乎是在哪个马驮子里，于是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找。正找着，炸弹就朝他们扔下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之后，邓秀廷的部队二十多人被炸死。收拾了混乱不堪的部队，邓秀廷一撤就撤到了西昌以北六十公里处的冕宁。他的撤退使西昌外围没有了任何防守部队，川南这座重要城市被彻底暴露在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西昌城坐落在富饶的西昌坝子中。这里是川军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如果西昌失守，刘元璋的部队将无处可去。因此，为了守住西昌，刘元璋构筑了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城外的旧城城墙，第二道是依安宁河构筑的工事，第三道是拆除南门外西街商业街上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内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璋还是犹豫，说烧也要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那时候可以说是红军放的火。关于烧与不烧，叔侄之间争吵不休，最后用电报请示了位于雅安的军部，军部回电说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不迟。但是，刘元璋还是放心不下，那些靠近城墙的民房确实是大患。想了一夜，刘元璋想出个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的主意。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须要烧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士绅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璋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请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请愿书。拿到了“请愿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起来了，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西街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但是，等了一夜，也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路上的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经安顺场渡口北渡大渡河。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到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是水流凶猛，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旋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全是悬崖峭壁，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进入了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几乎没有退路：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　　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这个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山路也常常被倒下来的树木堵塞，这令红军官兵们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自己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红军官兵的身边忽然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官兵们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官兵们实在忍无可忍，拉了枪栓准备战斗。但是，已经被扒得浑身精光的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就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领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这是这一带沽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一营的官兵。一营的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是这个样子，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一营营长曾保堂赶快命令大家凑衣服，凑的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那里弄来了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个事件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官兵执行纪律的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们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了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当地那位名叫“沽基达涅“的彝族头人谈话。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族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和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和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和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和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沽基家族的传统进行：两碗清水，杀一只雄鸡滴血入内，然后双方宣誓。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双方把血水一饮而尽。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明天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让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了小叶丹十几支步枪。按照彝族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了刘伯承。黑骡子正好可以驮物资和伤员。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件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等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直接走进了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等女红军的欢迎。女红军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了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为了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了一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把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逮捕了，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在翻越了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　　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韩营长原来是在这一带有名的哥老会头目，他的部队基本上是上下都拜了“把子”的袍哥队伍。余味儒让他在这里防守的原因，也是认为他能利用在安顺场的势力联合这里的地方武装。韩阶槐到达安顺场后，为了确保渡口的安全，命令把南岸所有的船只和粮食全部弄到北岸，而且还在强迫安顺场街里的百姓们搬家，然后在街上堆了很多柴草，准备放火烧街以扫清射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营长有某种预感，他预定的放火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中央红军的先遣队赶到了安顺场。而在中央红军先遣队之前，还有一支队伍赶到了安顺场，这就是在德昌至西昌间被红军击溃逃到这里的邓秀廷部的残兵，带领这些残兵的是邓秀廷的营长赖执中。要说在安顺场，赖执中的势力比韩阶槐还大，因为赖执中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安顺场大半条街的房屋都是赖执中的财产。五月二十四日，赖执中刚到，正好碰见韩阶槐的一个连长奉命准备烧街，结果烧街的举动立即被赖执中毫不迟疑阻止了。赖执中和那个连长争执起来，两个人一直扭打到河北岸，打到了团长余味儒那里。舍不得自己的家产的赖执中陈述了他阻止的理由，他说自己在刚从西昌那边跑回来，确切地知道红军已经顺着大路去了大树堡渡口，根本没有走安顺场这条小路。余味儒团长听了半信半疑，但赖执中一再保证说只要红军到达安顺场，他立刻带头放火烧街，于是余团长默许了。回到了南岸的赖执中还不放心，私下里违反军令，偷偷在南岸留下了一条船，准备在红军万一打来时自己逃到北岸去。　　赖执中偷偷藏下的这条船，成全了三万多即将渡河的中央红军。　　刘伯承率领先遣队也向安顺场出发了，他知道用不了一个昼夜，大渡河的南岸就会聚集起千军万马。眼下，大雨中的刘伯承只想着一件事：能否找到船？　　刘伯承命令把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看见孙继先，刘伯承说：“二营去下游牵制和吸引敌人，三营是先遣队的预备队，占领渡口的任务由你们一营完成。你马上去完成三件事。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到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好以后，再放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后续部队就上去！”　　晚二十二时，在团长杨得志的亲自率领下，一营分三路，一连攻正面，二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面，三连从西面，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扑了过去。　　韩阶槐和赖执中都侥幸地认为红军走大路去了大树堡。当一营已经悄悄摸进了安顺场街的时候，川军还在哨所里高声唱着川剧。枪声骤起，川军很快混乱起来，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被俘。赖执中慌忙翻墙逃跑，翻墙的时候脚扭伤了，他的卫兵背起他跑到山上的彝民家里藏了起来。　　一营二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船只，他们顺着河到处找，不见任何船的影子，正着急，看见河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看，是赖执中的家丁正准备划船往北岸跑，红军官兵们决不能让这条船跑了，他们在漆黑的雨夜里大叫起来，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硬是把这条船给拉了回来。营长孙继先一看有了船，立即命令把船拉到上游去做渡河准备。但是，这条大木船很大，红军官兵又没有拉船的经验，船在湍急的河水中不停地原地转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船才被拉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大雨中盯着安顺场方向，希望能看见孙继先点起的三堆火，但是一直等到了凌晨三点，一堆火也没看见。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渡口已经被占领，于是刘伯承跑到了河边，边跑边喊孙继先的名字。孙继先跑过来了，刘伯承大怒：“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点火？”孙继先这才发现自己只顾作战和弄船而把点火的事忘了。刘伯承听了孙继先的汇报，尤其是听到已经搞到了一条船，火气顿时消了。本来准备立即渡河，但是百姓说无论如何晚上不能渡河，实在是太危险了。刘伯承想了想说：“一营睡觉！天亮了，街里能够搞到什么好吃的全给你们吃，吃完了准备抢渡！”　　这个夜晚，刘伯承没有睡觉，他找来有经验的船工，不但询问了渡河的种种问题，连操船的优厚报酬以及万一遇险的后事安排都谈妥了。看来红军准备在大渡河上架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地的船工们都说，连在河中插一跟木桩都是不可能的，游水过去更是不可能，无论什么不等到河水中间就会被冲得没了影。　　只有靠唯一的一条船，先把对岸渡口占领了再说。　　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大雨停了。突击队十七名队员集合完毕， 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大渡河对岸被大雨洗刷过的悬崖高高矗立，悬崖下河水咆哮奔流。　　刘伯承突然问：“赵成章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说：“迫击炮和重机枪已设置完毕。”　　刘伯承说：“告诉赵成章，咱们的炮弹没有几发，瞄准那几座碉堡，要打准！”　　赵成章，那个红军中十分著名的“神炮手”，尽管他每次打炮前要先祈祷一番，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能让红军宝贵的炮弹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木船离岸了。　　对岸的川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这条船，射出的子弹和炮弹把木船四周的河水打开了锅，而南岸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十分猛烈。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地向北岸靠近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南岸的红军官兵眼看着船上的突击队队员中弹，眼看着船一头撞向河中的礁石上。刘伯承万分紧张，他知道，如果唯一的一条船抢渡失败，南岸也就没有船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红军官兵们焦急的呐喊声中，操船的四个船工跳下了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拼死用力将船再次推进水中。船在极大的旋涡之中随时有翻覆的危险，船上剩下的四名船工奋力掌握着船的平衡。红军官兵们的嗓子都喊哑了：“机枪打呀！快撑船呀！”　　红军的机枪手已经打红了眼，大渡河北岸硝烟弥漫。　　船终于从礁石边的旋涡中挣脱了出来，在距离北岸还剩下五六米远的时候，船上的红军突击队对员们突然站了起来。在北岸的小村庄周围的阻击工事中，川军也冲出来了。对于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红军突击队来说，这一刻只要稍有迟疑就会被在瞬间内消灭。　　杨得志急促地命令重机枪压制川军的反击。　　“神炮手”赵成章这一次没有事先祷告就开火了。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炮兵连连长早已把射击参数算准了。两颗炮弹出去，不偏不倚地在川军冲击队伍的正中爆炸了。　　突然，从抢渡的一开始就吹响的军号停止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几乎同时喊道：“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响了？”　　原来，小司号员发现首长们都聚到了前沿，怕号声引来敌人的子弹就停止了吹号。　　刘伯承说：“赶紧吹！”　　小司号员再举起军号时，不知是已把力气吹尽，还是因为首长在身边太紧张，竟然一时吹不出声了。　　当过号兵的萧华一把拿过号用尽力气吹了起来。　　木船“轰”的一声撞上了河岸。　　川军的手榴弹雨点一样滚下来，岸边的悬崖石壁上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红军突击队队员从硝烟中穿过，沿着石壁上的台阶冲上了川军的阻击阵地。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的突击队占领了。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到了北岸。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毛泽东向老秀才问起渡河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红军一共才找到四条船。而且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理。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占领了北岸之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了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了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现在有多少川军的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段。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军委决定：从最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这是一个犹如破釜沉舟的决定。　　中央红军的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再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命令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追赶主力，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突破安顺场渡口后兵分两路夺取泸定铁索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三十八团团长李金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方向接应的红军，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都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头顶巨石高悬，脚下万丈深渊，深渊下是蜿蜒奔腾的河水。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迷茫，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中所有的党员都分散到了战士们中间，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大雨停了，突然间，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了火把之后，王开湘和杨成武规定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之上的速度前进。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在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并且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行跑出了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快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这次也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大渡河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被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块铁桩上。一九三五年六月末，以往在桥上通过的客商骡马不见了，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大渡河两岸间的峡谷上铁索空悬。北岸桥头的桥楼已经被沙袋围严，形成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面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正对桥的城门上城墙高两丈，上面也修筑了几座堡垒，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天全部的第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桥板，但是由于士兵们实在太累了，天又下着大雨，同时有不少人鸦片烟瘾犯了，因此桥板拆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之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天全率李昭营到达，南岸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到了，双方都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　　万丈深渊之上，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至少川军这么想。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由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强行攀索向北岸冲去。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时，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向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　　二十二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铁索剧烈地摇晃起来。　　川军开始了疯狂的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川军无法想到红军竟然就这样向他们靠近了。看着在铁索上越来越近的红军，他们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不知道世间除了红军还有什么人能够空悬在万丈深渊上顺着那些摇晃的铁索发起冲击。　　红军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着，所有火力的愤怒喷射声惊天动地。　　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队员已经靠近了泸定桥北岸桥头堡。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木板堆在桥口，泼上煤油点燃了。　　火势凶猛，顿时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南岸的杨成武大声喊：“同志们！这是最后的关头！莫怕火！冲过去！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南岸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呐喊起来：“冲呀！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　　冲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一挥手：“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了火海。　　第二个迎着火海冲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　　接着，突击队员们一个跟着一个冲过了火焰，冲上了川军丟下的泸定桥桥头堡阵地。　　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蜂拥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时刻，川军团长李天全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他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而周桂营长则把掩护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但是，饶杰连长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跑了。周桂营长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到达了泸定桥边。与二师四团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王开湘和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片刻，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喃喃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停下来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域，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传统的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向雪山前进首先要翻过大渡河北岸的二郎山，翻越二郎山必须经过一个叫林化坪的集镇。从大渡河沿岸溃败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堵在了红军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没有可以绕行的路，红军必须打过去。　　红一军团一师向被土围子围起来的林化坪镇发起了攻击，镇子很快就被红军占领。阻击的川军逃到了镇北的一个险要的山垭口凭险据守，一师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晚上，山垭口依旧没有被攻破。清晨时分，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王开湘和杨成武叫来了：这里距离大渡河仅仅几十公里，中央红军的大对人马全都聚集在这里，如果不赶快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调动完毕的敌人一旦发动反击，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这个山垭口。　　细雨霏霏，莽莽丛林和层层山峦全都被遮盖在浓重的雨雾中。只有一条很窄的小路顺着山势蜿蜒向上，小路的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川军在小路上和路的两旁都埋了地雷，阻击主阵地就在峭壁的顶端。　　攻击的任务交给了四团六连。　　刘亚楼政委问六连连长黄霖有什么困难，黄霖说：“我的连队一天多没吃饭了。”　　刘亚楼说：“告诉师机关和直属队，把干粮全给六连！”　　吃了点干粮的六连很快了消失在被雾气笼罩着的山林里了。　　红军官兵刚开向崖壁攀爬，川军的冷枪就飞过来了，其中一颗流弹把指导员的脸擦伤了。连长黄霖说：“好兆头，好兆头，这叫见面红！”　　六连攀上了山腰上，山风渐渐强劲起来，吹散了云与雾气。黄霖观察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发现左边的崖壁是没有设防，于是决定从左边爬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六连开始在野藤和乱石中登崖。遇到笔直的峭壁，他们就搭人梯，有官兵被苔藓滑倒，坠落了下去。在接近崖顶的一道石壁前，一名战士爬上了一棵古树，利用树梢的柔韧，居然荡到了悬崖顶的边沿。他在那里落下站稳后，从上面放下了连接在一起的绑腿带子，下面的官兵一个跟一个拉着绑腿带子往上爬。爬上崖顶，每一个人都大汗淋漓。黄霖督促官兵检查枪支准备战斗。这时，一个战士看见一股白雾飘上了崖顶，再一细看就看出了蹊跷：这不是雾而是烟，冒烟的地方就是敌人的主阵地。　　黄霖一声令下，六连的官兵们抱着枪，从陡坡上开始往下滑。不管下面是什么，只管直接向敌人滑下去！　　果然是川军的阵地。　　川军受不住湿冷的天气，正在烤火，红军从头顶伸出的悬壁上落下来了。　　六连没有任何犹豫，管他是一个团还是一个旅，机枪朝着阵地来回扫射。　　川军借助兵力优势试图将六连压下去，但是身后是绝壁的六连如同大树一样死死地扎在山崖上。黄霖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在敌人近得可以听见喘息声时，六连的决死拼搏开始了。在六连牵制敌人的同时，四团主力从正面冲上了阻击阵地。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了令他们震惊的情景：山崖上到处是川军丢弃的武器和尸体，数百名俘虏龟缩在崖壁下瑟瑟发抖。而在敌人的尸体中，数十名红军官兵躺在血泊中，和敌人的尸体摞在一起。三排长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他一直爬到敌人的机枪跟前与这个川军射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王开湘看见牺牲的三排长时，忍不住落了泪，年轻的红军排长身上布满了凝着血的弹孔。二排长已经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刺刀，刺刀的刀刃深深地插在一个川军的肩胛骨里。一排长没负重伤，但也是浑身是血，王开湘和杨成武上来的时候，的正抱着一挺“花机关”向川军逃跑的方向来回扫射，他一边打一边说：“我早就想缴获一挺这玩意了。好使！真好使！”看见主力来了，他扔掉手中的机枪，蹲在牺牲了的三排长跟前哭了。杨成武悲痛万分。他们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以往艰苦征战的日子里，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拉过家常，他知道他们每个人梦想着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就死在了这个细雨中的山崖上不知道以后当革命胜利了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们，自己是否能有机会再来这个荒僻的山崖看望他们。杨成武走到一排长身边，替他擦着脸上的血，将他抱了很久。这位一直想得到一挺“花机关”的红军排长在不久后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中央红军开始通过林化坪，整整一夜，周恩来站在没过脚脖子的烂泥之中指挥部队。毛泽东也在徒步行军，他把担架让给了身边一位正生着病的工作人员。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毛泽东仰起头去看，一颗炸弹朝着他落了下来，警卫员飞身扑了过去，巨大的爆炸声过后，警卫员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去很远，警卫员胡昌保被严重炸伤。毛泽东和医生们赶快给他包扎，但是这个小红军已经呼吸微弱了。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轻地说：“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小红军胡昌保说：“主席，我感觉血都流进我的肚子里了。我不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多保重！”胡昌保死了在毛泽东的怀中。毛泽东把胡昌保平放在地上，当他站起身的时候，他掉了泪。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掉泪。战士们挖了个简单的墓穴，毛泽东把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安葬了这个小红军。红军走出很远后，毛泽东又迈着大步折了回来，他在胡昌保的坟头上添上了一把土，然后才离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了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