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尽管各部队指挥员已经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二十公里的路途。二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指挥红军主力阻击国民党军在南北两面的夹击，同时指挥陆续到达湘江边并开始在浮桥上渡江的庞大的军委纵队。此刻，他们已了解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部队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那条通道的完整和畅通。　　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八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都已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中央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红一军团指挥部也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了。原来的后方，现在成了前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将反击的命令直接下到了团、营，甚至是连。红军退守黄帝岭阵地后，湘军组织了敢死队，向红一军团各团的阻击阵地开始了疯狂的冲击。湘军冲击的兵力已经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红一军团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三十日晚上无论如何要渡过湘军。林彪和聂荣臻认为否则的话阻击部队将很难坚持，因为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凌晨三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到了：“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好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　　根据电报的要求，已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但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们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这两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这也许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了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被完全封堵，同时也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这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中革军委给红一军团的命令是：无论如何在中午前保证不让湘军突破全州以南的白沙一线。于是，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敌人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 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才缓和了话语：“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和缓了而轻松，他的脸色反而格外凝重了，他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之所以怒火万丈地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警卫员冲近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感到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鸣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　　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甚至已经打到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没能渡过湘江的是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要求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已经意识到在中央红军的最后担任后卫的危险处境，命令还特别指示三十四师：“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红五军团主力部队也要离开道县了，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指挥员在和三十四师师团干部们握手时，依依不舍，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霖，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００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由陈树湘带领一０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霖带领一０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镇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以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追击。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镇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和中央红军的各部队都失去了联系。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疯狂攻击湘江渡口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国民党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官兵的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子弹全部打光。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一００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０一团和一０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００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用大刀抵挡着敌人的冲击，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陈树湘带领的那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霖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十分恼怒，他们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的下游方向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长征 五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　　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之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们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王家烈，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的是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另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了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企图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陷于流离失所的境地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他急忙与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攻击中央红军，使其早日离开贵州。具体的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二十一个团。会后，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指挥人员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当得知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后，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再次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给供給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于是各路军阀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当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时，所有的军阀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势不可挡，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中央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中央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就要来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感到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　　红三军团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四十里的时候，在一个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　　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两百多名黔军。也许黔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见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黔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黔军立刻向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　　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二十九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黔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了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黔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摸索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却没有发现黔军的影子。根据几个百姓的指点，红军朝黔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摸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黔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黔军从他们百米之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着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在几乎没有发生剧烈战斗的情况下被黔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了师里的命令，让他们立即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直到下午三点，浓雾散了，红三军团四师主力部队才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　　几乎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另一支部队从台江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黔军柏辉章师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马场坪方向撤去。红军打死了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九十师五三五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官兵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了攻击，于是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迎战阵地，但是红军的攻击又嘎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过年更感兴趣，由于从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所有店铺里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国民党军这才发现红军早已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　　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　　一九三四年终于就要结束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　　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黔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但普通的商贩却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的猴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热火，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　　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猴场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将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此前在黎平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中央红军继续向西，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独自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乌江两岸陡壁悬崖，难以攀登，江道狭窄，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一百公里。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大军到达之前渡过乌江。　　湘江一战的情形绝不能重演。　　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　　在距猴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见到但是如今又不得不见人。　　黔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茅台酒已经开封。薛岳的车队到了。　　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黔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何应钦），今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黔各自上路了。　　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了电报。在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紫江（贵州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在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之后，薛岳最后特别强调：“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希遵办。” 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　　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在乌江岸边，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红军官兵也在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或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　　四团团长耿飚到达猴场的时候，过年的兴致依旧很高，他亲自杀了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飚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击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的三个师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　　耿飚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了，天已经亮了。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耿飚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妆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急行。在爬上了一道峭壁后，耿飚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岸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是一片飘荡的云雾。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火了，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有黔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飚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先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飚布下的阵势使对岸的黔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飚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员的名单。　　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而参加了红军。接下来报名的足有三十多个红军官兵。耿飚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八个人首先强渡。八个人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飚面前站成了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乌江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飚一一端起了酒碗，八个老兵大口地喝下了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成了一条弯弓。对岸的黔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耿飚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他们被水冲跑了！”　　耿飚急了，一面让一营营长罗有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 警卫员知道耿飚水性不好，一听见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了出来开始用嘴吹，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这个小红军对耿飚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飚一把：“耿猛子，冷静点，抽袋烟再想想办法！”　　正抽烟的时候，罗有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个福建籍的战士没能从旋涡中游出来。　　天黑了。　　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了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三只竹筏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飚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江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又一只筏子上的几个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江水中因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消息了。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地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天亮的时候，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了乌江回龙场渡口，红军刚一接近江岸黔军就开火了。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早已被黔军拿走了。当地的老乡说：“不但没有船，而且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得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上，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正想着，杨得志突然发现江面上漂着根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　　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了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的竹排。和四团一样，杨得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红军官兵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得志热血贲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组成突击队。突击队离岸的时候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之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　　红三军团五师担负了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三百多米，关下的渡口叫茶山渡。在这里防守的是黔军侯之担部实力最强的第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亲自坐镇指挥。五师集中了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将在三个强渡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泅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黔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了江对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黔军的阵地扑了过去。前沿阵地上的黔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概吓呆了，当泅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水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黔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泅渡点的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了数十只竹筏、木船，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的交火中，赵宪群中弹死亡，没有了营长的黔军随即兵败如山倒。与此同时，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排搭建浮桥，从浮桥上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庚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强渡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六十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初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黔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黔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等五人的竹筏被急流冲到了距离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黔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了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五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下来，整整一夜他们一动不动，等待大部队打过来时突然发起冲击。　　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黔军阻击阵地了，这时候，黔军投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黔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二师把重机枪调来了，暂时封锁了黔军冲击的那条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到了极限。耿飚在电话里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一九三一年被俘后参加红军。他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枪法，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八二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地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黔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时，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员上了岸。紧要关头，红军官兵发现山路旁边有一块岩石可以攀登，于是几个战士身跃了上去，被阻的突击队员跟着一拥而上，黔军的阻击开始动摇，接着就是混乱的大溃散。几个要跑的黔军去拉他们那个叫罗玉春的团长一起跑，罗玉春哭喊着：“我不走，我要死在这里！”但是很快他就跑得没有了踪影。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地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被用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在纷飞的子弹之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黔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负伤被江水冲走，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之后，一百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了乌江。　　至此，黔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担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部队大部分绕过了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了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担，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出了贵州逃进了四川重庆。　　一月三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黔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的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另一种贵州特产麻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麻草鞋。当天晚上，观音山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　　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称黔军在乌江各个渡口正在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两次抢渡，均未逞，刻尚目隔岸相持中”。　　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中央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黔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植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黔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进入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里。他统治的首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样。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洋，还附有一张写有“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来，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祝新年！长征 六前景未卜的大战即将爆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些焦灼不安。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突然南下向乌江急促前进。那一天，贵州中部和北部风狂雨暴，而在数百公里以外，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交界处却是天清月朗——没有证据表明徐向前对中央红军此刻的行动和位置有确切的了解，他仅仅依据几天前的一封电报得知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土城受阻，已经被迫放弃了进入川南北渡长江的计划，现正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困中频繁移动。　　春月朦胧，夜风拂面。　　这个晚上，嘉陵江东岸葱茏的大山中，正在进行着一个惊人的举动：距离江边三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天黑刚下来的时候，突然涌进来数十支人流，这些由红军官兵和当地百姓组成的人流，抬着上百条刚造好的大木船和数十只大小不一的竹筏，以及数十个体积巨大的浮桥构件，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向那座叫凉风垭的大山主峰缓慢移动。不许点火把，不许喊号子，只有红军干部小声的督促声，还有很快便回响起来的如同闷雷般的粗重喘息声。沉重的浮桥构件在一寸寸地蠕动，粗厚的绳索把百姓和战士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在山路险峻的地方，由于无法转弯，上百条巨大的木船被直立起来，使夜色中的陡峭山崖犹如长出了无数的尖峰。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和保护木船的时候从山崖上跌落。船体撞击在岩石上，发出惊心动魄的闷响，惊飞了一群又一群夜宿的野鸟。　　这些船全是崭新的，船底的木板还没有完全干燥。听说红军要在山里造船，当地的老人们就开始惊讶，他们从没听说过不在水边而在山里造船的。但在红军民运干部的动员下，百姓们很快就忙碌了起来，老船工、木匠和铁匠都带着工具背着干粮来了。没有手艺的青年农民砍大树、搬运木材，妇女和孩子们收集废铜烂铁，铁匠昼夜拉着风箱打造打铁钉和铁件。船造好了，工匠们还在船帮上写上了“革命成功”的标语。体积巨大的船在山里造好了，必须把它们抬过山去。老人们这下更惊愕了：“哪个见过船走旱路的？红军这是要干啥子事？”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刚刚开完遵义会议的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四川北渡长江。关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之后的命运，红四方面军只能通过电台得到有限的消息。当被要求派出一支部队南下的时候，方面军指挥员感到了为难。因为仅仅以一个师的兵力自北向南穿越整个四川东部，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举动，部队走不到半路就会被川军包围吃掉；但是如果派出足以与川军抗衡的兵力，那就势必意味着要将川陕根据地全部放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独立旅进入四川，接替了川北广元、昭化地区川军的防务。于是，红四方面决定先向川甘方向的广元、昭化出击，把相对孤立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部队吃掉，寻求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的生存空间，同时牵制住敌人的大部兵力，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了广昭战役。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向据守广元以西羊模坝的敌人发动攻击。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中，年仅二十三岁的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和同样年仅二十三的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先后阵亡。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红军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切断了广元与昭化之间敌军的联络。但在接下来攻打广元县城和昭化县城的战斗中，红军遇到了敌人在坚固工事里的顽强抵抗。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始终没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在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红军被迫撤离了战场。　　广昭战役开始后，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这是一封因对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趁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电报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与即将北渡长江的中央红军迎头并进。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设想：中国红军的两支主力方面军如果真在四川腹地胜利会合，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必将是另外一样的叙述。　　由于中央红军渡江在即，关于这一指示是否能够执行和如何执行已经没有时间讨论。红四方面军决定马上开始造船，做好西渡嘉陵江的各项准备；同时收缩东部兵力，派出部队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上，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并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创造有利时机。　　出击陕南的部队先后向宁强、勉县和阳平关发起动了攻击，致使胡宗南的一个旅和川军的四个师开始向陕南移动，红四方面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作战部队随即返回了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但是，就在这时，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电报表明：“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中央红军因北渡长江受阻而改变了原定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所制定的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川陕根据地东线的部队向西压缩之后，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占领了万源，此刻正向通江、巴中方向推进。西线，苍溪、阆中、仪陇各县在红军部队移动后，也相继被川军占领。目前的川陕根据地已经被压缩得很小，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西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停止。徐向前说：“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决定是：继续执行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实现向陕甘方向扩展生存空间的目标；同时在战役进行中密切注意中央红军的动向，随时准备给予配合和策应。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夜，发生在四川北部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就要打响了。　　嘉陵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山峦耸立，乃巴蜀大地上的巨川，长江的重要支流，源于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由北向南在广元与白龙江汇合后，奔腾直入长江。　　在嘉陵江西岸防守的，是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和第二十九军军长邓锡侯的部队，总兵力共计五十二个团，由邓锡侯统一指挥，集中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的沿江一带。这是一个布防分散、后方虚弱的防线。　　针对川军布防正面宽大的特点，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徐向前亲自带着参谋走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详细勘察了嘉陵江沿江的地形、水文和对岸川军的防守情况。在对各部队提出的渡江地点进行了反复论证后，苍溪至阆中之间约五十公里的地段，被最后确定为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的地段，其中主要突击点是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突击点右侧的渡河点是鸯溪口，突击点左侧的渡河点是涧溪口。　　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十军实施主要突击，第三十一军保障方面军右翼的安全，第九军保障方面军左翼的安全，第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方面军的炮兵配置在塔子山上，掩护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的第三十军强渡嘉陵江。此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军九十师和地方游击队，负责在东线牵制敌人。　　大战即将爆发，第三十军年仅二十三岁的军长程世才和年仅二十六岁政委的李先念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师长们按照当地农民的打扮，换上了蓝布裤褂，头上缠着白布手巾，拿着镰刀背着箩筐，一次又一次地在塔子山附近的江边观察，并派出了大量侦察人员偷渡到对岸侦察敌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为了隐蔽渡江意图，第三十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部队进入指定区域后，水路和旱路全部实行了警戒，部队不断地变化着番号，所有通往江边的道路都进行了伪装，炮兵的设计诸元被反复校对，参加强渡的每一条船上的战斗分工都进行了详细分解，甚至连船一旦中弹后谁负责堵漏都作出了规定。　　嘉陵江在两岸陡峭的山崖之间奔腾咆哮。塔子山江面宽约八百至一千五百米，红四方面军选择这里作为重要突破口的理由是：江道弯曲，水流突缓，如果敌岸开火，便于强渡部队攻击。且塔子山高耸于江东岸，居高临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掩护火力的作用。一旦部队强渡成功，对岸纵深是丘陵地带，有利于突破后的发展。　　渡船秘密隐蔽在江边的山林中，渡江战斗将在天黑的那一刻打响。　　第三十军确定的主攻部队是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被确定为主攻团。白天，李先念和程世才到达二六三团时，发现不少官兵并没有按规定睡觉，一问，官兵们如实回答道：“就是把眼睛闭得紧紧的，还是睡不着。”　　二十八日晚上九时，嘉陵江西岸，数万红军从黑暗的山林中出发，开始悄然向江边移动。跟随八十八师行动的军长程世才和红军官兵一起抬着船。两个小时之后，上百分比只木船一只只地下了水，每条船都由一名战士拉着船绳固定在江岸。按照事先的计划，师长熊厚发跟随二六三团的第二批船突击，军长程世才跟随第三批船突击。　　午夜一时，在嘉陵江西岸的三个突击点上，突击队队员上了船。　　在方面军设立在塔子山上的指挥所内，李先念不时地看一眼自己的手表。午夜一时三十分，李先念看见徐向前猛吸了一口旱烟，然后向身边的参谋点了点头。　　突击命令发出了。　　嘉陵江突击点上的所有船只都离了岸。　　红军突击队队员奋力划桨，不顾一切地向对岸靠近。距离对面江岸大约还有几十米，川军的游动哨兵发现了动静，喊：“哪里来的？要干什么？”　　突击队队员没人吭声。“不回答我就开枪啦！”川军哨兵拉动了枪栓。　　这时，二六三团的第一条船猛地撞到了江岸，突击队队员纵身跳了上去。　　双方几乎同时开了枪。　　就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嘉陵江东岸的塔子山上，数十门火炮一齐发射，炮弹在川军的江防工事中密集地爆炸。和火炮一起发射的，还有塔子山半腰的几十挺重机枪。炮弹出膛的火光、机枪子弹划出的亮线以及爆炸引起的巨大的火球，顿时映红了嘉陵江江面。红四方面军的炮兵在王维舟的指挥下有整整一个师！在这个重要的夜晚，红军的炮兵们炮弹充足，足以在主要突击点上组织起令敌人恐惧的强大火网。　　在塔子山对岸防御的是川军陈继善旅的一个营。八十八师突击队开始渡江的时候，值班的川军官兵正在哨棚里聚赌，对红军的强渡行动毫无察觉。等巡逻的哨兵开枪的时候，营长陈择仁慌忙跑出营部，结果一出门就被红军乱枪击毙。红军突击队队员迅速攻占了川军设立在滩头的碉堡。第二天拂晓时分，第三十军后续部队大批渡江，塔子山对岸川军的防御阵地全部被红军占领，登陆场已经开辟完毕。　　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第三十一军在鸯溪口的突击也是同时开始的。但是鸯溪口江面水流湍急，在这里防守的川军邓锡侯部的四个团已经和北面胡宗南的中央军部队联合部署了江防，准备一旦红军渡江便实施南北夹击。川军还把东岸所有能找到的船只全部毁坏了，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选择这里渡江。这天深夜，当塔子山那边传来枪炮声的时候，鸯溪口江面上也出现了红军的强渡船只。第三十一军的突击队队员手上是驳壳枪，背上插着大刀，腰间挂满了手榴弹。由于强渡出乎川军的预料，川军还没弄清大祸是怎样临头的，滩头阵地就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在涧溪口渡口指挥部队强渡的是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这个师竟然没用一枪一弹就渡过了嘉陵江。在准备渡江的时候，由于沿岸的船只都已被川军破坏，而为了加强塔子山主要突击点的渡江行动，师里把所有的渡江器材全部给了第三十军，因此，韩东山师长面对“渡江器材自行筹集”的命令有一点发愁。这时，一个四川籍的红军小战士提出了用打谷子的大木桶渡江的建议。这种巴蜀农家使用的木桶确实又大又结实，里面可以容纳五六个人。二十五师各团很快就从百姓那里购买了几十个大木桶，韩东山和师政委陈海松亲自实验了一下，结果发现木桶在水里不稳，很容易翻。这时候，一名湖北籍的红军战士说，在他们家乡打渔用的也是这种木桶，但不是一个，而是用木杠子把四个木桶连在一起。韩东山和陈海松用这种办法又试了一次，果真又稳又灵活。二十八日夜，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红军突击队队员就是坐在这种木桶里开始强渡嘉陵江的。虽然上游塔子山方向枪炮声已响成一片，但是涧溪口这里的川军却没有任何动静。七十四团渡过江的官兵在对岸找到了两条大木船划了回来，并且报告韩东山师长说没有看见川军的影子。韩东山立即命令其余的部队迅速渡江控制对岸区域。等二十五师全部渡过了嘉陵江才知道，对岸的川军奉命向塔子山方向增援去了。　　二十九日拂晓，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从塔子山突破嘉陵江后，占领了江对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击溃了川军田颂尧部一个旅的阻击。在鸯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三十一军占领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在涧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九军已经开始向阆中进攻。同时，方面军的第二梯队红四军也从苍溪迅速渡过了嘉陵江。　　全部渡过嘉陵江的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对敌人的追歼。　　第九军二十五师在第四军一部的配合下，一路南下，对南部县城发动了攻击。南部是四川盆地东北边缘的一个县城，县城周围驻有川军的七个团，其中一个团驻扎在县城里。二十五师以七十五团为前锋向县城的南面穿插，以断川军退路并阻击增援，而以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急促向县城推进。三十日晚七时，扫清南部县城外围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五师占领了大部分的制高点，但在攻打最后一个小山头时，遇到了川军一个加强连的顽强抵抗，七十五团二营多次组织进攻都未能突破，营长和副营长在进攻中先后阵亡。韩东山师长命令二营六连连长万德坤再次组织强攻。万德坤年仅十九岁，是方面军中有名的“夜老虎”。年轻的红军连长果然出手不凡，在他的指挥下，数路小股红军从不同的方向摸了上去，在漆黑的夜色中全歼了川军的这个加强连。　　南部县城墙高两丈。四月一日晚，红四方面军进攻南部县城的战斗正式打响。川军利用城墙居高临下拼死阻击，红军发动了数次进攻都没能成功。七十三团团长田文龙仔细研究了川军的防守情况，决定组织敢死队从靠江边一侧城墙的薄弱部位冲进去。这时，七十三团副团长手提着大刀对韩东山师长说：“敢死队组织好了，这次再拿不下来，把我当尿泡踩！”多年后，韩东山已经无法回忆出这位副团长的名字，只记得大家都叫他“余娃子”。敢死队每人持大刀一柄列队完毕，余娃子作了战斗动员：“咱七十三团没有孬种，咱拿过方面军‘攻如猛虎’的大旗，好名头别让咱砸了！”话音一落，就带着敢死队冲了上去。敢死队终于攀上了城墙，在川军的城防上撕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敢死队员的奋力拼杀，越来越多的红军官兵拥入了县城。当天边露出了第一缕晨光的时候，南部县城里的川军已被全部歼灭。韩东山师长在进城的那一刻听到了副团长余娃子在拼杀中牺牲的消息。韩东山快步登上城墙，在那个被红军用生命撕开的城防缺口处，余娃子的遗体已经血肉模糊，一柄大刀依旧紧攥手中，刀刃已经卷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余元。河南罗山人。一九一四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副团长。一九三四年，于四川作战中牺牲。”第三十军和第九军的一部渡过嘉陵江后一直追击着溃逃的川军。在追出了大约四十公里的时候，军长程世才跟随二六八团到达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官兵发现村头的一个院子周围布满了电话线，于是立刻包围了这里。军长程世才进了院子，看见里面有个白白胖胖的川军中校，程世才问：“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中校回答说：“我是刚从庐山军官学校毕业的团长，负责阆中、苍溪、剑阁及其周边部队的联络。你们是哪部分的？”程世才说：“我们是中央军的。你介绍一下情况。”中校说：“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红军渡江之后我军的一个旅正向剑阁增援。”程世才等中校说完了，让身后的战士缴了他枪，他说：“我们就是红军！” 白白胖胖的中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中央军不能这样对待川军！”　　三十一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于中午时分到达剑阁城。部队战斗发展很快，渡过嘉陵江后的急促行军使他和他的战马都已大汗淋。这个时候，徐向前还不知道，此次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将永远地离开川陕根据地。此刻，徐向前放眼望去，剑阁城里大火升腾，撤退的川军把县城里的粮仓给点燃了。徐向前立即命令红军官兵连同川军俘虏一起先去抢救粮食。然后，徐向前来到了川军旅长覃世科的指挥部，里面的电话还能使用，一个红军战士正抱着电话筒与川军对骂。徐向前拿过电话，听见里面有人叫喊着需要增援，叫喊的是防守剑门关的川军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与昭化之间的著名隘口，两旁峭壁耸立，关口仅一狭窄古道。这个由川入陕、由陕进川的交通的要道，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在四川军阀的长期经营下，剑门关关口碉堡林立，堑壕交错。眼下，川军邓锡侯部宪兵司令刁文俊指挥的三个团在此据守，其中一个团据守关东，一个团据守关南，而在关口主峰上防御的是杨倬云团。为了确保不失剑门关，刁文俊专门用十几匹骡子驮来了四万块银元囤积在关口阻击阵地上，制定了“勇者赏退者杀”的奖惩规定。　　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一军的四个团和第三十军的八十八师从三个方向将关口守敌包抄而来。红四方面军攻打剑门关关口的战斗开始了。　　蒙蒙细雨中，红军官兵向剑门关主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川军凭借险峻地势居高临下的阻击火力异常猛烈，担任前锋的二七四团二营官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不断增加，战斗没有进展，这使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十分焦急。这个威震川北的著名的红军将领这一年年仅二十九岁，第三十一军是他从鄂豫皖根据地亲手带出来的老部队，他和官兵彼此拥有的信任使这支部队经受了无数战斗的考验。　　红军的攻击部队又一次退了下来。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二营营长陈康来到了王树声面前，年轻的营长只有一句话：“该我们上去了。”　　二营是王树声从几十人的游击队带出来的部队。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战役开始以来，作为军预备队一直跟随在王树声的身后，他们知道关键的时刻军长会用得上他们。　　王树声举起望远镜看了看，然后轻声对陈康说：“去准备吧。”　　在炮火的掩护下，二营的攻击开始了。陈康拔出手枪红军官兵说：“跟我上！”　　在险峻的剑门关主峰上，川军的火力十分凶猛，二营刚一开始攻击，陈康的左臂就中弹了。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看见冲在前面的几个战士相继倒下。　　王树声急了，跑到炮兵阵地上把炮连连长大骂了一顿。王树声命令他们把炮打得准一点，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炮连的炮声再次响起来，炮弹一发发地准确地落在川军的射击阵地上。王树声大叫：“好！好！给我接着打！”。　　陈康一挥手，二营各连的军号声依次吹响，然后负责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了火，红军官兵从土坎后面犹如掀起的巨浪一般猛然站立起来，杀声随即响彻了剑门关山谷。　　在王树声的命令下，二七四团所有的火力都射向了二营冲击的方向，川军盘踞的主峰上顿时硝烟漫天。这一刻，大雨突降，雨柱在剑门关的群峰之间形成一团团雨雾，令着血腥的战场上一片迷蒙。　　二营教导员刚从土坎上跃起便倒下了，栽倒的那一刻他把手中的手榴弹朝前扔了出去。这个年仅十七岁的红军指挥员个子不高，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打仗的时候永远冲在最前面。他姓鲍，红军战士们都亲热地叫他“包谷米”。攻击前战斗动员的时候他说：“在二营面前，没有什么关不关的，跟我冲上去就是了。”　　二营冲上剑门关主峰的红军官兵都端起了刺刀。在陡峭的阵地上，红军的拼杀声和川军的咒骂声混合在一起，双方扭打着的士兵不断地从悬崖上跌落下去。当川军被压缩在阵地后面的一条石沟里时，拼杀中的陈康忽然感到今天为止川军越打越多，原来石沟里藏着川军的预备队，数百名拥上来的川军一下子把石沟填满了。此刻，二营的官兵已经都冲上了主峰，手榴弹下雨一般向石沟里砸下来，一时间令这条石沟里血肉横飞。　　王树声向主峰急步攀登。在二营攻击的路上，他看见了那些倒在川军尸体中的红军战士的遗体。一个已经牺牲了的战士依旧靠在石崖上，王树声轻轻地把他放倒，然后把战士腰间的手榴弹攥在了自己手里。据守剑门关的川军团长杨倬云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让他的营长廖玉章把那四万块银元抬了出来，然后他一面用手枪向撤退的川军士兵射击，一面把箩筐里的银元往外扔，但是，他即刻就看见营长廖玉章被红军的手榴弹炸倒了，几个士兵想把廖营长拉起来，但是连同这几个士兵在内，一群人在一声炮弹的爆炸声中先是向天空飞去，然后碎片一样地落在淌着雨水的草丛中。　　杨倬云在几个卫兵的护卫下顺着崖壁往上爬，当他们终于爬上悬顶的时候，却看见关口前面的山路上杀声四起，红旗飞舞。几天前，军长邓锡侯视察这里的时候曾经问过杨倬云这道绝壁有多高，当时他的回答是：“一块石头丢下去要一袋烟的工夫才能落地。”——前面是冲来的红军，身后是万丈绝壁，无路可走的杨倬云一转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剑门关被红军占领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在那个下了一场大雨的春天里，所有牺牲在剑门关的红军官兵自此在这里守望着美丽的巴山蜀水。　　剑门关战斗后，为了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位于梓潼、江油的川军邓锡侯部，并力求向川甘边界地区发展。　　第九军和第三十军主力部队经过艰苦的急行军，一昼夜奔袭近一百公里抵达了涪江岸边，并于四月十日突破了川军的防线，向南推进包围了江油县城，其前锋直逼江油南面的重要城市绵阳和成都。　　江油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地处要道，土地肥沃，古时就有“成都的北门”之称。防守江油的邓锡侯在四川军阀中素有“能战”之名。红四方面军突然向西突破川陕根据地的边界嘉陵江，邓锡侯与刘湘的看法是一致的：川陕红军很可能要放弃根据地，沿着川陕公路南下川西平原。因此，他对红军挺进涪江上游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红军的“转山”行动，于是把兵力全部放在了防守川西平原上，因为平原的中心就是省府成都了。红军到达涪江上游的消息令成都城里一片慌乱，大地主、大资本家和高官大员们纷纷逃往上海，有的还逃到了香港，飞机票成了这座城市里最抢手的东西。那些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只有逃亡重庆，从成都到重庆的汽车票因此上涨了一百倍。刘湘急忙把川军潘文华部调到了成都，在成都城垣的四周大修碉堡，表示要死守成都。结果。报纸上把刘湘说成了“大救星”。邓锡侯对此很是一笑置之：潘文华有多少部队？说穿了就一个教导旅而已，听说他把自己的家眷也送到了上海呢。——“本帅率兵十团，亲出一阵，你看如何！”　　红军扫清了江油城外围之后，江油成了一座被红军围包的孤城。这座县城有三座城门，在红军到达之前关上了两座，只留下北门与城外联络。但是，当防守外围的任建勋团被红军击溃之后，江油城的北门也关上了。此刻，川军杨晒轩旅的旅部、一个手枪连和九个步兵连全部被困在了城里。邓锡侯打电话问杨晒轩能坚持多久，杨晒轩回答说最多十天。　　四月十六日，邓锡侯率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师的龚渭清旅、第五师的陶凯旅、李勋伯团和任建勋团由绵阳出发，到达青莲镇，会合了孙礼和卢济清的两个旅后，继续向江油前进。　　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以第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县城，而将第四军十师、十一师，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部署在邓锡侯部的必经之路上。四月十七日拂晓，川军开始了进攻，进攻似乎发展顺利，红军节节抵抗，但抵抗一阵后就稍退一段，川军虽然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是追究是在向前推进。这种缓慢的推进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川军左翼部队已经攻到了鲁家梁子的半山腰，右翼部队也占领了一个高地，并开始向红军主阵地发起了攻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战斗，如果能够发动一次猛烈的冲锋，红军也许瞬间就垮了，这次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赶回涪江以北去——邓锡侯觉得胜利在握。　　此时，徐向前正在江油城南的一间民房里阅读《史记》，这本红军缴获来的竖版史书令他一有空就想读一段。徐向前与四川军阀们交手多次，他的体会是：论兵力，刘湘兵强马壮；论打仗，邓锡侯精明过人。因此，他给部队的命令是：以小部队的边打边撤，把敌人深深地引进来，同时以一部向敌人的后面包抄迂回。　　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徐向前抓起电话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不是个好脾气。迎着川军密集的子弹，他硬要站在阵地的前沿，大个子警卫员无论如何也拉不动他。许世友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后，在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军长，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虽七次负伤但凶气未减。没有人知道这个威猛的红军将领到底有多大力气，据说他能把一头大黄牛举起来然后重重地摔死。他那把又宽又厚的纯钢锻造的鬼头刀极重，红军战士往往需要双手抬着才能试试这把大刀的分量，但是许世友单手抡刀却犹如一阵旋风，无数敌人的脑壳在他刀起刀落的风声中滚落在地。这天下午，许世友虽然接到了反击命令，但他不准部队射击，说谁在五十步以外射击就枪毙谁。川军快到跟前的时候，许世友突然大吼一声，官兵们一齐开火，然后阵地上便杀声四起。战斗进行到关键的时刻，许世友果断起用了预备队二十八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是方面军中有名的打仗能手，这个团坚守在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的接合部，阵地始终坚如磐石。同时，第三十军也发出了出击的命令。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的红军官兵冲出阵地向敌人扑了上去。由于冲击得太急，担心在川军猛烈的火力下出现太多伤亡的指挥员一个劲儿地喊“稳住气！不要急！”但是，红军官兵的冲击已经无法停止。从早上六点就开始进攻的川军已经连续十个小时没有休息了，部队在红军突然发动的反击中被截成了几截。眼看要被包围的川军拼死突围，与冲到了跟前的红军混战在一起。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握着一柄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川军集中了一个整旅的兵力在中路开始了突击。二六八团二营在机枪的掩护下，一个连冒着弹雨在正面阻击，另外两个连开始向敌人的两侧迂回。一个十六岁的小战士，是两个月前红军攻打勉县时参军的，他在连续刺倒了两个敌人之后，又和另外一个把刺刀刺入他后背的敌人抱在了一起，无论敌人怎样扭打他就是不松手，直到赶过来的战友把这个敌人刺死——小红军终于松开了自己的双手，他踉跄着扑向自己的战友，背上依然插着敌人的刺刀。　　黄昏，川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右翼孙礼旅由于伤亡巨大率先向中坝方向溃退。孙礼旅的溃退导致卢济清旅三面受攻，卢济清不敢恋战只有赶紧撤退。红军对鲁家梁子的包抄最后形成合围态势，龚渭清旅和陶凯旅的退路已被截断，被围困的川军只有进行最后的搏杀。在搏杀中，龚渭清亲自指挥他的驳壳枪营进行反击，但是已经无法阻挡红军凶猛的攻势。龚渭清身负重伤后，他的团长赵云霖、张南芳以及营长龚应全也先后负伤，全旅士兵伤亡过半。陶凯旅在投入了预备队后虽然勉强稳住了阵地，但是全旅伤亡已经超过了五百。各路川军的溃逃令在嘴头岩指挥部督战的邓锡侯心惊胆战。在命令预备队原地阻击红军的追击后，他自己也卷入了溃逃的川军队伍中，直到进逃进了中坝县城把城门死死地关上。　　躲在中坝城内的邓锡侯心乱如麻。仗如果继续打下去，重新整顿溃散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就此退回绵阳，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他想到了负责相邻地域防御的孙震。邓锡侯急忙打电话请求增援，孙震说是增援不可能，如果想靠拢的话可以派部队去接应。邓锡侯的心情一下子恶劣到了极点，他想起了作战前曾经要求刘湘的第一纵队司令王瓒绪协助，但是王瓒绪以没有刘湘的命令为借口予以了拒绝。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曾数次给重庆的中央军参谋团打电报请求飞机增援，参谋团每一次都答应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见中央军飞机的影子。犹豫再三之后，邓锡侯决定部队撤回绵阳，毕竟命和实力比面子重要得多。　　至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川北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占领了川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丰衣足食，他们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尽情享受着大米、腊肉和豆瓣酱。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是心急如焚。他不断地给位于作战部队后方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如果这样不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没有确切的答复。　　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就因为战机的失去而无法实现。　　张国焘作出的是一个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引发了剧烈争议的决定：采取大搬家的形式，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　　当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并且采取的是坛坛罐罐统统带走的方式。至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以东的所有部队都撤到了嘉陵江以西。此时，在嘉陵江以西狭长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共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总计在十万人以上。　　作为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促使张国焘作出放弃根据地的决定的客观原因是：与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自一九三三年开始，川陕根据地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严重的生存危机。四川军阀结束了混战之后，服从了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嘉陵江战役，在两年多的时期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十六个月，这期间敌人在根据地里两进两出，烧杀掳掠，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就必定会影响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因敌情所迫不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从根据地里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一九三五年春秋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了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之中。红四方面军撤离了川陕根据地。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区域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对集结在江油、中坝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围攻。从川陕根据地撤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同庞大的后方机关因此被围困在了江油和中坝附近的狭窄区域内。东去、南下、北上的方向都已有敌人重兵防守。那么，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只有向西这一条路了。　　从江油向西，走不了多远，就会一头进入川西常年积雪的高山峻岭之中。而在雪山冰峰的那一边，是中国西部最荒凉的高海拔荒漠沼泽地带。　　红四方面军上路了。关于中央红军，他们只知道那支受伤严重的队伍快要到达金沙江边了。长征 七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中央红军由黔西进入了云南。　　此前，对于中央红军的动向，“云南王”龙云并不关心，直到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他才开始警觉起来，但是他仍认为红军不会进入云南。他害怕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更害怕蒋介石借机插手云南的事务，以威胁到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他给滇军下达的命令并不是歼灭红军，而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为了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