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 作者： 游彪　　序言　　常有人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问题，估计不会有标准答案。我的回答往往非常简单：这是我从事的职业。既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需要兢兢业业，认真对待。坦率地说，我个人并无成名成家的念头，无非是担心丢了饭碗而已。说得具体一些，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当然希望教给学生一些新的东西，以免误人子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一直将探索历史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总是觉得很充实。　　在大学课堂或是其他场合，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聪明绝顶，但缺少严肃、认真的精神，很多事情，似乎都讲究“大概齐”，而不是精益求精。记得我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在所住的街区亲眼见过一起车祸，一位中年妇女被汽车撞倒，交警来处理善后事宜。在测量车祸过程中各种数据时，警察们个个趴在柏油路面上，一丝不苟地测着每条线，丈量不同方位的各种距离。当时我突然想到，国内的警察通常是站着用卷尺或皮尺测量，记录相关的大体数字，就算完成任务了。与日本警察的严谨相比，中国交警可能存在很大差距。殊不知，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如果有一个数字不准确，可能会影响到事故责任的判定。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异常强烈的印象，甚至是震撼。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学生，凡事都要认真，否则就会差以千里了。　　学术研究同样是如此，就拿古代文献来说，很多人自认为读懂了古籍，但我敢肯定，真正落实到每个字上时，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可以准确地解释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回避以外，恐怕就只有“大概齐”了。一篇论文中有多达数十处甚至上百处标点、句读之类的硬伤，居然还有人以为这是高质量的论文，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见解。诚然，这恐怕只是个别现象，但却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连基本史料都读不懂，难道也会有真知灼见？或许在某些人心目中是有的，但稍具学术良知和常识的人，大概是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作出判断的。“想法”固然可贵，但弄清事实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必须将历史上出现过的事情本身尽可能弄清楚。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似乎都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坏。举例而言，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为地以“专制”、“集权”等词汇加以界定，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结论无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宋代皇帝远非“专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说君主的权威能否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基层，就算在朝廷之内，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为所欲为，这在宋代似乎特别明显。皇帝需要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宫，他是一家之主，跟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多了些嫔妃、宦官等侍侯皇家的人员而已。因此，他必须谨慎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16位君主，其中有6人无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比例高达38％左右，若加上太宗的兄终弟及，比例就更高，这在中国帝王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父死无子继的特殊情况下，宋代的皇位传承还是相对顺利的，并未出现大的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惊讶。然而，在表象的背后，却夹杂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之戏。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皇帝的“家”稳定而安静；实际上，宫廷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否则就不会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传说了。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从侧面也反映出宋代皇宫并不太平。　　宫廷之外，皇帝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单单依靠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宋代皇帝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将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各级官员的能动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不现实的。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否为君主效力，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如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等等，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环节，稍有闪失，恐怕就会危及江山社稷。这是历代君王所必须小心谨慎应对的，宋朝皇帝自然也无例外。　　自古以来，学术便带有浓烈的贵族色彩，通常情况下，似乎只有社会的精英层才有可能成为从事学问者。先秦以前，就有所谓“学在官府”的传统，然而，如果单纯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官府控制学问，恐怕是片面的。大体说来，应该是社会上有身份、地位之人掌握学问，这种解释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看来，学问是高高在上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曲高和寡，也难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以宋史研究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出版过数量众多的著作，这些书大概都只有社会精英们才会去阅读，或者是确实对宋朝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有雅兴去仔细品味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抑或是大学课堂上的教材和参考书，而是应该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历史，至少从事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任何国家、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缺乏基本认识，恐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很多来源于电视、网络之类的强势媒体，特别是古装戏。坦率地说，我很少看这样的电视节目，因而无权加以评论。然而，从去年以来，受国家广电总局委托，我审阅过一些电视剧本，由此不得不看一些还没有进入拍摄阶段的历史剧。应该说，剧本创作人员下了相当的功夫，但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的把握、定位还是不准确的，甚或是错误的，更不用说细节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古装戏中，臣子千篇一律地称呼皇帝为“陛下”、“皇上”，而皇帝则称呼臣子为“爱卿”。至少在宋朝，口语中通常称皇帝为“官家”，而“爱卿”在很多场合是称呼妓女的，皇帝显然不可能以这种极不雅观的称谓来称呼自己的下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述。由此可知，人们从电视、戏曲等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与历史本身是存在相当距离的，这种状况无疑需要加以改变。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的教育似乎过于功利，即倾向于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其实这仅仅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而已。在笔者看来，民族整体素质的改善和不断提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惟一出路。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日本朋友谈过关于人口素质的话题，我当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人口比例能够达到日本的一半，中国肯定比日本要发达。不知大家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或许是我有感而发吧，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要比日本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为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尽一份儿心，出一点儿力。　　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开宝九年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哪知，翰林学士陶穀（gǔ）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念给百官听。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极为帝。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太祖即位后，封柴宗训为郑王，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　　赵匡胤做了皇帝，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出来。道士陈抟（ｔｕáｎ）骑驴出游，听人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太平了。甚至连赵匡胤的出生和幼年经历，人们都附以传奇色彩。据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其父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孩儿”。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年幼，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被陈抟见到了，不无感叹说：“都说当今没有真龙天子，却将天子挑着走。”事实上，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赵匡胤之所以能代周建宋，是与五代乱世和他个人的才能分不开的。　　杯酒释兵权：皆大欢喜的结局　　面对新政权，后周旧臣中识时务者则俯首称臣，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者，尤其是昔日与宋太祖一样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周世宗去世后，怀有帝王野心的人又何止赵匡胤一个？只是赵匡胤捷足先登，使其他人失去机会，但并没有打消他们的念头，他们仍在等待时机去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李筠和李重进便是其中代表。　　李筠镇守潞、泽、沁等州达8年之久，他为人骄横跋扈，连周世宗都不放在眼里。宋太祖继位后，曾遣使者去封李筠为中书令，欲用高官宋元通宝　　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老臣。李筠竟下令将使者拒之门外。经过幕僚反复劝说，他勉强接待了使者，但却在招待使者的酒宴上挂起周太祖的画像放声大哭，表示对宋太祖的强烈不满。此事被北汉国主刘钧所知，便许诺帮助李筠起兵攻宋。李筠长子李守节不同意父亲的做法，但劝阻无效。　　太祖得知李氏父子意见不一，任命李守节为皇城使以探李筠意图。李筠也趁机派儿子入京，以窥伺朝中动向。李守节入宫，太祖开口便叫他为太子，吓得李守节魂飞魄散，连连叩头表示效忠新君。太祖让李守节回去劝李筠打消造反的念头，哪知李筠不听儿子劝告，于建隆元年（960）四月正式起兵。　　然而，李筠狂妄无谋，他没有采纳幕僚们的一些正确建议，竟率军直捣汴京。太祖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和王全斌等人率军平叛。此时，曾答应出兵相助的北汉刘钧却坐山观虎斗，竟按兵不动。石守信在两军的初次交锋中大败李筠，打击了他的锐气。同时，太祖又率军亲征，李筠连遭败绩，退入泽州城。太祖亲自指挥各军攻城，泽州城破，李筠投火自焚，李守节以潞州降宋，李筠之乱被平定。　　当李筠反宋时，南方的李重进欣喜若狂，连忙派幕僚翟守珣星夜前往李筠处联络南北夹攻之事。哪知翟守珣却去了汴京，将李重进的计划详细告知了太祖。当时由于应付李筠之事，为避免分散兵力南北作战，太祖让翟守珣回去设法拖延李重进起兵的时间。翟守珣回去后施展巧舌，诋毁李筠不足与谋大事，劝李重进不要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李重进果然中计，没有及时起兵，错失了良机。　　有关赵普献策的记载李筠之乱平定后，太祖便全力对付李重进，改授他为平卢节度使，守青州。李重进拒绝离开扬州，于建隆元年九月起兵。太祖命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和宋延渥（ｗò）等领兵平叛，并再次亲征。这场叛乱不过50天便被平定，李重进自杀身亡，其党羽多被太祖处死。　　二李叛乱的平定，不仅慑服了后周旧臣，更重要的是警示那些武将们必须服从新政权。但是，五代时那种朝为比肩之臣，暮有君臣之分，骄兵悍将们将弑主篡位视同家常便饭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太祖心头。二李的相继叛乱使太祖更加确信拥有重兵的武将和藩镇是国运长久最大的威胁。然而，国家处于建立初期，天下四分五裂，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边防都需要武将统兵征战。太祖心中忐忑不安，遂找心腹赵普来商量此事。　　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这是为何？我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何方法？”赵普说：“陛下能如此考虑，天地神人之福也。唐末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无他，只因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别无他法，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太祖便表示已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太祖精心设计了一场夺兵权的酒宴。　　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酒酣之时，赵匡胤却闷闷不乐。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太祖遣走左右，说：“若非你等出力相助，我怎能有今日？你们的功德，我铭记于心。只是今日做了天子，却常常难以入眠，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纳闷，忙问为何。太祖答道：“其中原由极易知晓，做天子如此风光，天下谁人不想？”石守信等人听到往日鲜有隔阂的义社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兄弟话中有话，顿觉气氛不对，均表示如今天命有归，无人敢怀有异心。不料，太祖却说：“纵使诸位无异心，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由不得你们了。”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皇帝的话分明是怀疑他们有夺位之心。他们都知道臣子一旦被猜忌，后果很严重，便磕头请太祖指点明路。太祖见时机成熟，便直截了当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如此，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石守信等人跟随太祖多年，深知他说这番话来是经过深思熟虑，便一齐叩头谢恩。　　第二日，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纷纷上书，称自己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兵权。太祖十分高兴，立即同意请求，赐予大量金银财宝，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官衔。之后，太祖又与这些将军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皇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　　削夺禁军将领兵权后，太祖曾想让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统领禁军。符彦卿是周世宗及皇弟赵光义的岳父，太祖颇加优遇。但赵普以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兵柄为由相谏。太祖不听劝阻，认为自己待符彦卿甚厚，符彦卿不会辜负自己。赵普却反问太祖：“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无语，此事便作罢。太祖也意识到节度使的兵权不能不削，于是上演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只是与前略有不同。　　开宝二年（969）十月，太祖设宴招待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正饮酒时，太祖却做体恤状，说道：“卿等都是国家功臣宿将，戎马一生，本已辛苦，如今还不辞劳苦驻守大镇，实非朕优待贤士之本意。”座下凤翔节度使王彦超颇能揣摩主子心意。太祖早年未发迹时曾投奔王彦超，但被拒之门外，太祖即位后曾当面质问他此事。王彦超却说：“臣当年所辖之处乃是小郡，容不下真龙天子。若陛下当年留在臣处，怎能有今日？可见上天有意不让臣收留陛下是为了成全陛下今日的大业。”太祖听了十分高兴，也没有再和他计较。这次王彦超一听太祖之言，心领神会，马上道：“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另外几位节度使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和杨廷璋虽明白太祖的意图，却不愿解除兵权，纷纷诉说自己当年的攻战经历和沙场艰辛。太祖心中十分不快，冷冷道：“此均为前朝之事，何足道哉。”第二日，这五人都被罢任，授以虚衔，其他一些未赴宴的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也相继交出兵权。　　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然而，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是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　　赵匡胤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匡胤出生：后唐天成二年（927）　　属相：猪卒年：开宝九年（976）　　享年：50岁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　　庙号：太祖陵寝：永昌陵　　父亲：赵弘殷，追赠宣祖母亲：杜太后　　初婚：19岁配偶：贺氏、王皇后、宋皇后　　子女：4子6女继承人：赵炅　　最得意：陈桥兵变最失意：帝位未能传子　　最不幸：猝死最痛心：未能统一天下　　最擅长：韬略　　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至道三年　　太宗本名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讳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ｊｉǒｎɡ）。在其兄弟中，除去早夭者，太宗排行居中，比太祖小12岁，比秦王太宗像赵廷美大8岁。22岁时，参与陈桥兵变，拥立其兄赵匡胤为帝，曾参与太祖统一四方的大业。太祖驾崩，38岁的赵光义登极为帝，是为太宗，在位共22年，59岁去世，是宋朝的第二个君主。　　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始于后周世宗时的统一事业，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科举取士规模，编纂大型类书，设考课院、审官院，加强对官员的考察与选拔，进一步限制节度使权力，力图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这些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因为急功好利，几次北伐攻辽都受挫，太宗转而执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晚年政治大计循规蹈矩，使宋朝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给宋代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要想全面了解太宗一朝的施政措施，还得从他的继位说起。按照封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赵光义根本是与大宋皇位无缘的，但最后却是他继承了他哥哥的遗产。这一特殊的继承结果对太宗朝的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此点甚至在太宗个人的性格、生活上都有所反映。　　斧声烛影：太宗继位之谜　　汴京午门石狮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夜，宋朝的缔造者太祖忽然驾崩，年仅50岁。二十一日，晋王赵光义即位，这就是太宗。太祖英年而逝，太宗继位又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千古之谜。　　十九日夜，大雪飞扬，太祖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光义入宫。光义入宫后，太祖屏退左右，与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太祖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光义便告辞出来，太祖解衣就寝。　　然而，到了凌晨，太祖就驾崩了。得知太祖去世，宋皇后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德芳入宫。然而，王继恩却去开封府请光义，而光义也早已安排精于医术的心腹程德玄在开封府门外等候。程德玄宣称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唤他出来，说是晋王召见，然他出门一看并无人，因担心晋王有病，便前来探视。二人叩门入府去见光义，光义得知召见，却满脸讶异，犹豫不肯前往，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王继恩催促说：“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三人便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去通报，程德玄却主张直接进去，不用等候，便与光义闯入殿内。　　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说：“晋王到了。”宋皇后一见光义，满脸愕然，但她位主中宫，亦晓政事，心知不妙，便哭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是对皇帝的称呼，她这样喊光义，就是承认光义做皇帝了，赵光义也伤心流泪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心。”于是，赵光义便登极为帝。　　太祖之死，蹊跷离奇，但太宗抢在德芳之前登极却是事实。太宗的继位也就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疑团，因此，历来便有太宗毒死太祖之说。太祖本人身体健康，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可知太祖是猝死的，而光义似乎知道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府外等候。　　太祖不明不白地死后，太宗为了显示其即位的合法性，便抛出了其母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即所谓的“金匮之盟”。杜太后临终之际，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太祖也在场。杜太后问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太后却说：“你想错了，若非周世宗传位幼子，使得主少国疑，你怎能取得天下？你当吸取教训，他日帝位先传光义，光义再传光美，光美传于德昭，如此，则国有长君，乃是社稷之幸。”太祖泣拜接受教训。杜太后便让赵普将遗命写为誓书，藏于金匮之中。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那么，到底太祖是否有传位光义之意呢？据说太祖每次出征或外出，都让光义留守都城，而对于军国大事光义都参与预谋和决策。太祖曾一度想建都洛阳，群臣相谏，太祖不听，光义亲自陈说其中利害，才使得太祖改变主意。光义曾患病，太祖亲自去探望，还亲手为其烧艾草治病，光义若觉疼痛，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情深，颇令人感动。太祖还对人说：“光义龙行虎步，出生时有异象，将来必定是太平天汴京繁塔（始建于太平兴国二年，此为后人重修）　　子，福德所至，就连我也比不上。”有人便以此推测太祖是准备将皇位传给弟弟光义的。但是，这样的说法难以经得住推敲，无非是后人的臆测而已。　　姑且不论太宗是否毒杀太祖，是否编造“金匮之盟”，这种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太宗继位后首先要采取系列措施来安抚人心，巩固帝位。　　太宗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对于此次皇位更替中涉及的关键人物，都做了一番安排。他任命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德昭为节度使和郡王，德芳也封为节度使。太祖和廷美的子女均称为皇子皇女，太祖的三个女儿还封为国公主。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因此获得官位。而一些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或想要处罚的人，太宗都予以赦免。　　除此之外，太宗更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实，太宗早在继位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局了。太宗任开封府尹长达15年之久，正是韬光养晦之时，他在此期间组织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60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太宗都着意加以结纳。这两人都与太宗关系密切，在太宗继位后都升了官。太宗继位后，其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此外，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便于控制。　　不过，太宗改变太祖朝政局的最重要的措施当是扩大科举的取士人数，他在位时期，第一次科举就比太祖时代最多的数字猛增了两倍多。科举使不少有才华之人都有机会入仕，况且太宗朝取士多，而一旦被录取，士子们便青云直上，这些“天子门生”出任各种职务，无疑对太宗心存感激，心甘情愿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即使当时朝野内外对太宗的继位有诸多非议，太宗也能够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整个朝廷逐渐变成服从自己的机构，而“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则成为了后人永远猜不透解不开的谜团。　　传位难题：解铃亦为系铃人　　不管太宗如何在文治武功上谋求超越太祖的地位，但终太宗一朝，却始终无法摆脱太祖的阴影。太宗继位之后，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此后的皇位继承。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廷美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由廷美传回太祖之子德昭。这是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自古帝王传承多为父死子继，太宗也不例外。为此，太宗绞尽脑汁，力图一一排除传子过程中的障碍，走过了一段充满风波曲折的历程。　　所谓的金匮之盟可能是太宗、赵普捏造出来的，虽然一时能掩人耳目，但最终限制了太宗传子的愿望。这还得靠太宗和赵普自己解开这道难题。在此过程中，太宗逼死弟弟和侄儿，逼疯长子，其间的无奈、痛苦也许他再也不愿重受一遍。　　赵普在太宗定储一事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太宗曾以传国之事询问赵普的意见。赵普一生读书不多，但好读《论语》，并从中学到一些治国之道。他曾对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指《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因此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于世。　　赵普在太祖时代以佐命元臣之身份在中枢机构执政达10年之久，与太祖私交甚好，被其视为左右手。太祖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制定统一战略等事上，赵普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赵普的权势甚至一度在晋王光义之上。他还反对过太祖传位晋王光义的意图。因此，他与太宗的关系极为微妙。　　太宗继位后，赵普的地位已远远不及太祖时代，颇受压抑和冷漠。太宗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对赵普这样的太祖旧臣自然心存猜忌，何况两人还曾是政敌呢。然而，赵普是开国元勋，太宗要安抚人心，自然需要利用这样的元老重臣装点门面，所以对赵普在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赵普沉浮宦海几十年，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在身家性命随时有危险的情况下，政治态度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于是，当太宗向他询问传任廷美之事时，赵普心知太宗心意，便说：“自古帝王传位乃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这句话大获太宗赏识，坚定了太宗传子的信心。此后，赵普在太宗传位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太祖去世后，还留有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太宗继位之初，德昭封为节度使和郡王。太宗征辽时，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赵德昭像，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便很久不行此前平定北汉之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德昭所处地位本就微妙，而叔父那番话分明又是怀疑他有夺位之心，日后难全其身，又思及父母早亡，兄弟二人不得保，满腹心事竟无处诉说，顿生短念，回来后便自刎身亡。据记载，太宗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悔，赶过来抱尸痛哭：“痴儿何至此邪！”下令厚葬，追封魏王。德昭死时年仅29岁。两年以后，德芳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23岁。于是，太宗皇位继承的两大“隐患”被消除了。　　德昭兄弟死后，对皇位能构成威胁的就只剩下秦王廷美了。太宗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廷美下手，但只有除掉其弟，才能保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太宗此次又想到了赵普。赵普曾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而深受太宗信任，自然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做。　　这里需要提一下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卢多逊为人机警，知道太祖喜欢读书，经常到史馆来取书，就让小吏每次都查看太祖所取何书，于是赵廷美像通宵阅读此书。等到第二天召对时，太祖问起大臣们书中的事情，只有卢多逊一个人应答如流，以此获得太祖赏识，拜为宰相。他跟赵普一直不和，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赵普坏话，而赵普本人也因专权、贪财为很多大臣所忌，并被人抓住把柄，结果赵普被罢相。当时有人跟太祖反映赵普非议皇弟光义，估计这也是卢多逊干的。赵普上表自诉说：“皇弟忠孝，我怎么能够轻议。这是外人的离间之词，何况当初太后临终前的遗命我亲目所见，并作了记录呢。希望陛下明察。”太祖将赵普的上表一并藏在金匮里。太宗初年，赵普受到冷落，卢多逊怕他复起，就跟太宗说赵普当初反对太祖传位给他。　　过了几年，太宗为晋王时的旧僚揭发秦王廷美阴谋造反。太宗将信将疑，就问赵普的看法。这给了赵普表白的机会。关于秦王廷美，赵普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次赵普趁机说自己为权奸（当然是指卢多逊了）所害，并详细说起杜太后的金匮之盟以及自己的上表等事。这下，太宗感觉到赵普原来是自己的大忠臣，于是对赵普加官晋爵。但不多久，太宗君臣都意识到了金匮之盟所存在的隐患。赵普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的话一出口，就已经决定了廷美的结局。　　没多久，赵普就查到了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廷美之事。赵普毫不客气地捅给皇帝，说卢多逊盼太宗早日晏驾，就好尽力侍奉廷美，廷美表示满意，还送卢多逊弓箭等物。太宗大怒，借题发挥，严惩卢多逊及其同党。大臣王溥等74人联名上奏卢多逊及廷美怨望诅咒，大逆不道，宜正刑章。卢多逊被削夺官爵，其同党不少被处死；廷美勒归私第，其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　　赵普借卢多逊交通秦王案，既打击了政敌卢多逊，又讨好了太宗，一箭双雕。但廷美的悲惨命运还没到头。赵普更进一步，他挑唆开封知府李符落井下石，上言说廷美不思改过，反多怨望。于是，廷美被降为涪陵县公，安置到房州。太宗命人严加监管。廷美气愤难平，两年后便死在房州，年仅38岁。顺便提及的是，李符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赵普怕他泄漏秘密，后来找了一个别的茬儿，将他贬到地方做了一个小官。　　廷美死后，太宗对外称廷美乃是乳母陈国夫人耿氏的儿子，并非杜太后所生，这样就彻底地将廷美排除在皇位继承系统之外。当时，杜太后早已去世，太宗兄弟也只剩下他一人，太宗所言无人能够反驳。因此，廷美到底是谁的儿子，恐怕也只有太宗自己最清楚了。　　经过上述种种手段，太宗终于清除了将皇位传给儿子的障碍。不过，太宗对皇位继承人的挑选却并非一帆风顺，也颇多曲折。　　太宗长子元佐自幼聪明机警，长得又像太宗，颇为太宗喜欢。元佐有武艺，善骑射，还曾经随太宗出征过太原、幽蓟。　　太宗迫害廷美时，元佐颇为不满，力加营救，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廷美死于房州，元佐得知此事，悲愤成疾，竟然发狂。左右仆从若有小错，元佐即以刀棒伤人。太宗命太医治理，才稍有好转。　　然而，雍熙二年（985）重阳节，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宫苑中设宴饮酒作乐，因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陈王元佑去看望元佐。元佐得知设宴一事，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忿气难平，一个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了一把火焚烧宫院。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太宗得知后，猜想可能是元佐所为，便命人查问，元佐具实以对。太宗怒不可遏，欲绝父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元佐被废为庶人。有人说元佐是在装狂，以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和对皇位的拒绝。　　太宗去世后，其妻李皇后曾打算立元佐为帝，但元佐并不知情，所以未受牵连。元佐的同母弟真宗即位后对元佐很好，努力帮他治病，只是元佐在其弟做了皇帝后，终身未见他。元佐死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享年62岁。在真宗即位后，元佐竟能安享富贵达30年之久，真是幸运。　　在元佐焚宫这件事中，有一特殊人物，即陈王元佑。宴会后，元佑去元佐府中，不知说了什么竟惹得元佐纵火焚宫，而后太宗认为元佐宫中起火并非偶然，决意废元佐为庶人，元佑是否对太宗说过什么，也难以查明。雍熙三年七月，元佑改名元僖，并封开封尹兼侍中，成了准皇储。　　同年，雍熙北伐失利。赵普上《谏雍熙北伐》奏疏，颇得太宗嘉赏。后来，元僖也上疏论及伐辽之事，为太宗采纳。太宗、元僖和赵普在处理对辽事宜方面有了很多的共识。元僖见太宗优待赵普，便与赵普交好，更是上疏建议太宗重新任用赵普为相。端拱元年（988），赵普第三次为相，威权一时又振。竭力支持和拉拢赵普的陈王元僖也晋封许王，更加巩固了皇储地位。赵普罢相后，元僖又与另一位宰相吕蒙正关系密切。　　然而，事不如人愿。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元僖早朝回府，便觉得身体不适，不久便去世了。太宗极为悲伤，罢朝五日，赠皇太子，并写下《思亡子诗》。元僖之死，据传是其侍妾张氏下毒所致。元僖不喜正妻李氏，宠爱张氏。张氏欲下毒毒杀李夫人，但误毒死元僖。张氏恃宠骄横，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棰死者，但元僖并不知情。张氏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太宗后来探知其事，大怒，遣使按问。张氏自缢身亡，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其父母坟墓亦被毁去。太宗又下诏停止元僖的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元僖本得太宗喜爱，又与宰相交好，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太宗所厌，实是可叹。　　元佐被废，元僖暴死，储位空缺，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这是个敏感问题，太宗正为此心烦，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没有人敢议论继承问题。不过，太宗本人被箭伤所扰，也知该早立储君，便就此私下询问寇准。在寇准的支持下，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　　太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师之人见到太子都欢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皇帝尚在世，太子如此深得人心，自然为皇帝所忌，有哪个皇帝不想权力为自己所操控呢？况且早在安史之乱中，太子李亨太宗像　　遥拜唐玄宗为太上皇而自立为帝，尤其是五代以来，子侄逼宫之事更是史不绝书，因此，太宗心中自然不痛快。幸得寇准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　　随着病情加重，太宗又开始设法保住太子皇位。在此情况下，大臣吕端被推到了风浪之颠。吕端为相时已61岁，担任宰相前，他在地方和中央都做过官。吕端为人稳重、镇静，又信奉黄老思想，这与太宗晚年所持清静无为的政治信仰相符合，因此，吕端颇得太宗赏识。据说在重用吕端之前，太宗曾写过《钓鱼诗》，诗云：“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这是太宗以周文王自诩，而将吕端比做姜太公。当时，曾有人反对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果然不负所托。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李皇后与宦官王继恩等人企图撇开太子赵恒，另立元佐为帝，幸得吕端处置得当，才得以保证赵恒登基为帝，便是后来的真宗。太宗的去世，标志着宋朝开创局面的结束，守成时代的到来。　　赵炅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炅（赵匡义、赵光义）出生：后晋天福四年（939）　　属相：猪卒年：至道三年（997）　　享年：59岁谥号：神功圣德文武皇帝　　庙号：太宗陵寝：永熙陵　　父亲：赵弘殷，追赠宣祖母亲：杜太后　　初婚：17岁配偶：尹氏、符氏、李皇后　　子女：9子7女继承人：赵恒　　最得意：灭北汉最失意：无法摆脱篡位的阴影　　最不幸：高梁河之战差点被俘最痛心：元佐佯狂、元僖暴死　　最擅长：附庸风雅　　真宗赵恒咸平元年——乾兴元年　　真宗名恒，曾名德昌、元休、元侃。生于开宝元年（968）十二月二日，太宗第三子。淳化五年（995）被立为太子。至道二年真宗像（997）太宗去世，真宗登皇帝位。乾兴元年（1022）二月二十日去世，享年55岁，在位26年，葬于永定陵。　　真宗不是太宗的长子，母亲也不是皇后，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当大哥赵元佐发疯、二哥赵元僖暴死之后，轮到了他继位。真宗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分全国为15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蠲免五代以来的欠税。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坚持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无为思想，继续守成的局面是最好的选择。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真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澶渊之盟：和平降临背后的故事　　建于真宗时期的定州敌塔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自咸平二年（999）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真宗朝名相寇准，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是华州下邽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被戏称为“寇老西儿”。寇准19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其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太宗时，有一次在大殿奏事，寇准的话很不合乎太宗的心意，太宗愤而离去，寇准居然不顾君臣之礼，扯着太宗的衣服不让他离开，太宗被他搞得极为尴尬。或许正是因为寇准的直率，使太宗比较信任他，寇准像　　在立太子等敏感问题上也征求他的意见。寇准支持太宗立时为襄王的元侃为太子，又打消太宗立太子后的疑虑，所以说起来真宗能顺利登上皇位也有寇准的一份功劳。这样，真宗也很信任寇准，后任命他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围攻定州，来势汹汹。此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惊，真宗急召群臣商量对策，主和、主战两派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王钦若、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避难，而宰相寇准则力排众议，坚决要求真宗北上亲征，安定民心，鼓舞士气，打退辽军的进攻。宰相毕士安、大将高琼等人也反对南迁，原想一逃了之的真宗极不情愿地把南迁计划压了下来。为了防止王钦若再向真宗进言，寇准便把王钦若调离京城，出任地方官。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懦弱的真宗也只得决定亲征，却迟迟不肯出发。　　为了催促真宗早日启程，寇准颇费了一番心思。前线战事日趋紧急，急报一封接着一封发到朝廷，他故意都扣留下来，先不让真宗知道，等积多了一并呈给真宗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就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道，只要陛下御驾亲征，此事五日之内就能解决。无奈之下，真宗只得同意立即出征。此后，朝廷确定了亲征的相关事宜，安排雍王赵元份留守京城，真宗于十一月二十日出发亲征。　　两天之后，真宗一行抵达韦城，但前方战况不明，王超的部队又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南下接应，真宗开始犹豫，是否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此时随行的官员中，有人主张尽快撤退到金陵，也有些人主张撤回京城。寇准则坚决反对，他对真宗说：“陛下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陛下到来，若是现在撤退，军心必然大乱，辽军趁势前来攻打，恐怕到不了金陵就成了辽军的俘虏。”真宗听后大惊失色，加之有其父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于是不敢再提撤退之事。　　与此同时，辽军继续南下，其主力早于真宗到达澶州（河南濮阳）城下。宋朝大军行动迟缓，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到达澶州南城。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南城相对较为安全。真宗看到河对岸烟尘滚滚，就想留在南城，不去北城。寇准劝真宗：“宋军的主力都在北城，陛下如果不去北城，亲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说各路大军已经陆续到达澶州，不会有什么危险。”高琼也劝真宗过河，不等真宗同意，他就催促卫兵们护送真宗前进。真宗勉强到了北城，在城楼上召见了各军将领。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上的黄龙旗，得知皇帝到了，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　　巡视完毕，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寇准。他相信寇准的能力，但生性懦弱的真宗内心还是颇为忐忑，生怕出现意外。其实寇准等人内心的忧虑决不亚于真宗，只是不能表露出来而已。为了稳住真宗，寇准每日与杨亿等人饮酒作乐，装出毫不在意的模样。真宗得到密探关于寇准动静的汇报后，以为寇准胸有成竹，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宋、辽双方在澶州相持了十余日，形势对宋军相当有利，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死辽军大将萧挞凛，使辽军士气一宋辽澶渊盟书　　落千丈。萧太后唯恐腹背受敌，秘密派人前来求和。真宗生性优柔寡断，并没有与辽军一决胜负的决心。早在亲征之前，他就曾经暗中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议和，只是因为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这时辽朝主动提出议和，正中真宗下怀，于是急忙催促曹利用前去议和。　　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规定：宋朝每年输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因该盟约在澶州签订，其西有湖泊曰澶渊，澶州亦名澶渊郡，故史称为澶渊之盟。　　据说曹利用在议和之前曾面见真宗，询问给辽朝财物的数量限度。真宗提出了可以接受的底线为100万。寇准知道后警告曹利用：“皇上虽然说可以给100万，但是若超过30万，回来我就砍你的头。”曹利用最后果真以30万代价谈判成功。曹利用回来之后，真宗派宦官去问他答应给辽多少钱物。曹利用没有回答，只伸出三个手指。来人回去告诉真宗，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估计是300万吧。真宗惊叫：“太多了！”想了一会，真宗又居然认可了如此巨大的赔付数额：“能了结此事，300万就300万吧。”等到召见之时，曹利用只是一味谢罪，真宗北寨宴射图（和约签订后，真宗举行了庆祝活动）　　问他到底许给辽朝多少财物，曹利用说许了30万。真宗大喜，重重奖赏了曹利用。　　澶渊之盟是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这是丧权辱国的和约，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而且要输金纳绢以求辽国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使北宋国威扫地。辽国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过，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　　幕后女人：温柔而强悍的刘后　　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第一位妻子潘氏是名将潘美第八个女儿，在真宗即位之前就去世了，后追封为皇后。郭氏是真宗第二任妻子，真宗即位后封为皇后，景德三年（1006）去世。真宗第三位皇后，就是著名的刘皇后。真宗去世之后，刘皇后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10余年之刘后像久。作为宋代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刘氏是四川成都人，生于开宝二年（969）。她出身贫寒，从小父亲就死了，跟随外祖母家的亲戚四处流浪，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后来，龚美带着刘氏到京城做生意。龚美生意不好，走投无路，就想把刘氏卖掉。　　真宗（当时还是襄王）的幕僚张旻见过刘氏后，觉得她聪慧貌美，想起真宗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两人见面。真宗见到刘氏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刘氏颇得真宗的欢心，两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太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勒令真宗把刘氏逐出襄王府。父命难违，但真宗实在舍不得刘氏，便偷偷把刘氏寄养在张旻家。张旻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氏，自己为了避嫌，每天睡在襄王府，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甚至是杀身之祸。　　真宗即位后，没有忘记刘氏，把她接到了皇宫，疼爱依旧。刘氏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中祥符五年（1012）已经升为德妃。当时郭皇后已经去世，在后宫中，刘氏的地位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刘氏不仅温柔美丽，且生性机敏，通晓书史，对国家大事也颇具见识。真宗批阅文件，刘氏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刘氏总能提供恰当的建议，深得真宗信任。在郭皇后去世之后，真宗有意立刘氏为后，但他也知道刘氏的出身是最大的障碍。　　真宗拿不定主意，就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正因刘氏出身卑微，赵安仁反对立她为后。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对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改天，真宗问赵安仁该立何人为皇后，赵安仁建议：“德妃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可以做皇后。”真宗次日跟王钦若说明了赵安仁的意见，王钦若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他会这样说，赵安仁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真宗觉得赵安仁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决心立刘氏为后。但刘氏为人处事颇为谨慎。当真宗决定立她为后时，宰相王旦忽然请病假，刘氏担心王旦持反对意见，就劝说真宗推迟此事。后来王旦上疏表示同意立刘氏为后，这件事情才最终确定下来。　　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氏被册立为皇后。刘氏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氏已经40多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吸引真宗的是她的智慧和能力。精明能干的刘氏把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在朝政方面能给真宗以帮助。真宗十分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有一点依赖她。当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氏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另外，刘氏的前夫龚美将自己的妻子让给真宗之后，也留在真宗身边为其效力。真宗即位后，龚美改姓刘，与刘氏以兄妹相称。由于刘氏的关系，刘美升得很快，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氏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真宗统治晚期，刘氏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寇准、丁谓两派之间的斗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永定陵石人石马　　刘氏虽受真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正巧，真宗看上了刘氏宫里的一个侍女李氏，受到真宗宠幸的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当时刘氏还没有被封为皇后，年近四旬的刘氏可能认识到自己不会再有孩子，便接受了李氏的这个孩子，由她和另外一个嫔妃杨氏共同抚养，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真宗很宠爱刘氏，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氏能册立为皇后，以及真宗死后顺利垂帘听政具有重要的意义。聪明的刘氏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刘氏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细心地抚育赵受益，母子感情十分融洽。这位皇子从小就叫刘氏大娘娘，叫杨氏小娘娘，一直认为刘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直到刘氏去世后，才知道真相。　　真宗先后有5个儿子，但都陆续夭折。赵受益的降生，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从小就十分疼爱他。等到受益年纪稍大一点，真宗就细心为他挑选老师，关注他的学业，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天禧二年（1018）中秋节，真宗正式下诏册立8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祯。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真宗放心不下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真宗这才稍稍安心。二十日，真宗死于延庆殿，享年55岁。太子赵祯即位。遗诏规定：尊刘皇后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之前代为处理军国大事。真宗时代结束之后，开始了长达12年的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　　赵恒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恒出生：开宝元年（968）　　属相：龙卒年：乾兴元年（1022）　　享年：55岁谥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庙号：真宗陵寝：永定陵　　父亲：太宗母亲：李皇后　　初婚：16岁配偶：潘氏、郭皇后、刘皇后　　子女：6子2女继位人：赵祯　　最得意：泰山封禅最失意：澶渊之盟　　最不幸：常年病痛缠身最痛心：多名子女夭折　　最擅长：装神弄鬼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嘉祐八年　　宋仁宗　　仁宗像仁宗赵祯，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升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生母之谜：“狸猫换太子”的传说　　关于赵祯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书的小说《三侠五义》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李顺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现在已很难弄清楚，凡是那些与刘太后不和的人均有可能向仁宗说明真相，但可能性最大的当是“八千岁”皇叔赵元俨和杨太妃。赵元俨自真宗死后，过了10余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赵元俨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是情理之中。杨太妃自仁宗幼年时期便一直照料其饮食起居，仁宗对她也极有感情，在宫中称刘后为大娘娘，呼杨太妃则为小娘娘，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说出实情也是极有可能的。无论如何，仁宗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国母之争：生死两皇后　　安排了生母后事，仁宗表面上并未过分追究刘后及其亲属，这大概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事实上，早在太后生前，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银匠龚美，只可惜在刘氏册封皇太后之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刘从德便是其长子，太后此举无疑有报答龚美的意味。然而，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10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姓女孩。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姓女子不如郭姓女子，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ｚì）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王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仁宗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一天，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包拯像　　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名臣之悲：范仲淹与狄青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范仲淹像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端拱二年（989）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5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三年（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欧阳修像　　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富弼像　　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狄青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祐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著，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祐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　　赵祯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祯出生：大中祥符三年（1010）　　属相：狗卒年：嘉祐八年（1063）　　享年：54谥号：神文圣武明孝皇帝　　庙号：仁宗陵寝：永昭陵　　父亲：赵恒母亲：李宸妃　　初婚：15岁配偶：郭皇后、曹皇后、张贵妃　　子女：3子13女继承人：赵曙　　最得意：信任狄青，平叛成功最失意：对西夏三战皆败　　最不幸：生前未能与生母相认最痛心：晚年未能得子　　最善长：知人善任　　英宗赵曙治平元年——四年　　英宗像英宗赵曙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嘉祐七年（1062）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他很幸运。但不幸的是，他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在位仅5年，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　　父子情深：围绕濮议的角力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英宗像　　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君臣相得：英宗朝政治的有为　　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贬谪，便在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英宗正色道：“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显然，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更重要的是，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一次，英宗问欧阳修，近日屡有天灾，言事者多称是因为朝廷不能进贤任能，不知这是为何。欧阳修回答，近年进贤之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常与韩琦讨论此事。可见欧阳修是有备而来，乘机进行劝谏。英宗很是惊讶，忙问道，此话怎讲？中书经常推荐一些人，他不是也大都加意任用了吗？显然英宗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欧阳修却指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陛下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有感皇恩，精心挑选内外官员，而陛下也用人不疑，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但所选之人多为擅长于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欧阳修的这番话，先对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赞，转而指出了以前所选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英宗听罢深有所悟，决定广泛招揽人才。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20人以应馆阁之职，英宗令均予召试。韩琦等人开始还认为选的人太多，英宗道：“我既然要你们举荐，为的就是从中选贤，岂能嫌多？”从中可见英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他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英宗力图改作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还要快。　　不仅如此，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治平元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英宗，英宗对此大加赞赏。治平三年，司马光依据《史记》，参以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崇文院是北宋的国家图书馆，下设秘阁与三馆，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这些都是皇家藏书之处。秘阁所藏尤为精品，有从三馆中挑选出的万卷珍本书以及皇帝收藏的古玩和墨迹。龙图阁、天章阁是太宗、真宗的纪念馆，所藏除二人的真迹、文集外，还有图书、典籍等重要文物。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英宗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不过，这却给他的儿子神宗留下了机会与挑战。　　赵曙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曙出生：明道元年（1032）　　属相：猴卒年：治平四年（1067）　　享年：36谥号：宪文肃武宣孝皇帝　　庙号：英宗陵寝：永厚陵　　父亲：赵允让母亲：仙游县君任氏　　初婚：16岁配偶：高皇后　　子女：4子4女继承人：赵顼　　最得意：为生父正名分最失意：与养母失和　　最不幸：英年早逝最痛心：“濮议”中出贬御史　　最擅长：发疯　　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元丰八年　　神宗名顼（ｘū），原名仲鍼（ｚｈēｎ），英宗长子，生母为高皇后。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立为皇太子。英宗死后继位。在位19年，终年38岁，葬于永裕陵。　　神宗继位之时，宋朝统治将近百年。宋初制定的许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显露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西夏在边境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形，神宗对太祖、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神宗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惟一办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神宗进行变法并非一时冲动，早在少年时代，神宗就已经心怀壮志，希望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在成长的过程中，神宗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直接决定了他当政之后务实、创新的治国理念。　　富国强兵：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王安石像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在任期间，他体察民间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为他此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安石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赞叹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意思是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评价之高，不难想见。　　王安石对仕途的规划与他人不同，绝大多数官员都争着做京官，而他却屡次辞去进京升官的机会，选择在地方上埋头苦干近20年之久。许多人推荐他，王安石托故不出。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大员，也三番五次地希望他出任京职，都被他拒绝了。嘉祐三年（1058）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由于政绩突出，嘉祐五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是清要之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不肯受命。最后朝廷实在没办法，派人把委任状送到王安石家，王安石竟然躲进厕所之中。朝廷一再下令，王安石才被迫接受这一官职。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得王安石对北宋社会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在京期间，王安石将多年来的想法，写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份《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潜伏着诸多矛盾与危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办法，希望能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篇万言书不仅是王安石本人政治立场和见解的高度概括，而且成为此后指导变法的总路线，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仁宗似乎并无进取之心，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　　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在此后的4年间，王安石在金陵兴办书院，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此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这为后来变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为变法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虽然王安石当年所上的《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的注意，要求改革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因此受到主张改革的士大夫的广泛关注，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大家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时间天下公论：“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舆论纷纷扬扬，王安石身价倍增，一时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　　神宗对王安石也是倾慕已久。在未继位之前，神宗就看过王安石的那篇《言事书》，非常赞赏王安石的见解。神宗身边的亲信韩维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给神宗讲解史书时，每每到神宗称好时，就说：“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这样，虽然神宗没有见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在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是非常高大。　　王安石的性格比较执拗（ｎｉù），人称“拗相公”。他一心治学而不修边幅，经常蓬头垢面出现在众人面前。仁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宴请群臣，大臣们在池塘钓鱼。王安石对钓鱼没什么兴趣，专注思考其他事情，竟然把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仁宗以为，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把整盘鱼饵都吃光，实在不合常理，他感觉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很不喜欢他。在保守传统的人们眼中，王安石是个古怪的人，甚至有人从王安石的面相上断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官员反对神宗重用王安石。但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并没有动摇神宗的决心，他决定把王安石召到身边亲自考察。　　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几个月之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神宗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神宗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至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亦被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神宗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神宗任命的五位执政大臣有“生老病死苦”之称。“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对变法，每日忧心忡忡，变法刚开始就病死了。“苦”指赵抃（ｂｉàｎ），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王安石要求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却极为朴素，他从未贪污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金钱对他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他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谊。变法前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几乎所有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矛头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　　熙宁重宝正是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使得变法得以迅速实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诸项新法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场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然而，变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坎坷，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曲折实践：风云涌动的朝廷与后宫　　司马光手迹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大张旗鼓地改变祖宗以来沿袭已久的各种制度，势必激起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响。朝中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王安石进行的变法，每一项新法颁布之后，朝廷中都会出现近乎白热化的争论。　　在现代许多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是个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其实不然。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司马光也主张改革现状，并提出自己一整套治国主张。司马光不止一次向神宗进言，要从用人、理财等方面缓解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端。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与侧重。　　正是因为如此，变法派与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朝中的司马光、范镇、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就连在京外的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也不断向神宗表达自己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不满。司马光与吕惠卿为了青苗法还在神宗面前争辩不已。神宗虽预料到实行变法会遇到阻力，但守旧派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与此同时，另一股势力也在影响着神宗，那就是来自后宫的巨大压力。　　新法的实行，触及到了宗室、外戚的切身利益。例如，神宗和王安石变革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使不少远房的金枝玉叶失去了得到官职的机会，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宗室子弟不仅向朝廷上书，甚至围攻王安石本人，拦住他的马，对他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王安石严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人群才不得不散去。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受到了违犯市易法的指控，他们自然十分仇视王安石。以两宫太后及皇后、亲王为首的宗室外戚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新法。一次，神宗同弟弟岐王赵颢、嘉王赵頵一起玩击毬的游戏，双方以玉带为赌注，嘉王却说：“我若胜了，不求玉带，只求废除青苗、免役法。”曹太后是个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的守旧派，在变法争论最为紧张激烈之时，两宫皇太后就常常在神宗面前哭泣，曹太后更是对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神宗与祖母之间感情极好，见到祖母如此伤心难过，心里必是十分内疚，恰恰此时，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太后的懿旨，新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道：“是我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这是将心中的怒气和痛苦发泄在了弟弟身上。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神宗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内心的烦躁、矛盾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这些抨击变法，说这些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七年（1074），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他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预警，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描绘的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ｙù）女，惨不忍睹。神宗本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王安石手迹恢复，但是，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互相的信任也受到严峻的考验。这对变法派而言，无疑是不祥的讯息。　　反对势力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继续大肆抨击王安石及其新法。在这种巨大压力下，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辞呈。神宗最初没有同意，但在王安石的坚持下，最终同意并要王安石推荐官员代替自己的职务，这表明神宗并未完全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是要继续推行变法。王安石安排韩绛和吕惠卿主持朝廷事务。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　　王安石离京之后，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他提拔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同时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他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韩绛等人强烈请求王安石返京复职。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但吕惠卿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吕惠卿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防碍，公然挑拨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分裂。神宗此时将近而立之年，近10年的经历使得这位少年天子日趋成熟，对于变法有了自己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因而改革之路越走越艰难。　　熙宁九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ｐāｎɡ）病逝，这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王安石坚决求退，神宗于十月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王安石离开了，但神宗并未放弃改革的既定路线。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神宗亲自主持的新法同样遇到朝中群臣的异议。失去了王安石，神宗本就很伤心，现在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苏轼不幸成为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苏轼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号称“三苏”，其文章为天下所传颂。但这位名满全国的才子在仕途上颇不得志，在他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　　元丰二年（1079），也许是苏轼一生中最黑暗的岁月。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他按照惯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谢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多少带点发牢骚的意味。主张变法的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更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苏轼是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被人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苏轼下狱后，其长子苏迈一直照顾他。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早做心理准备。有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但苏迈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偏巧朋友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看到哥哥的两首绝命诗，痛哭流涕，悲伤不已。他立刻上书神宗，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去其兄之罪。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颇有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意味。神宗读了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苏轼《赤壁赋》的才华折服。加上朝廷中有多人为苏轼求情，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也劝神宗，圣朝不宜诛杀名士，就连重病在床的太皇太后为此事也责备神宗，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经过100多天的牢狱生活，苏轼离开京城，前往黄州。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词。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并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变法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其间神宗虽然有过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忧国忧民的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这场大变法之中，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努力着。　　赵顼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顼出生：庆历八年（1048）　　属相：鼠卒年：元丰八年（1085）　　享年：38岁谥号：英文烈武圣孝皇帝　　庙号：神宗陵寝：永裕陵　　父亲：英宗母亲：高皇后　　初婚：19岁配偶：向皇后　　子女：14子10女继位人：赵煦　　最得意：开拓熙河的胜利最失意：亲人反对变法　　最不幸：英年早逝最痛心：对夏战争的失败　　最擅长：改革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元符三年　　哲宗赵煦，原名傭，是神宗赵顼的第六子，母亲是朱德妃。哲宗既非嫡出，又非长子，因神宗去世时，赵煦的5个哥哥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被拥立为帝，时年仅10岁，由其祖母高太后（英宗皇后）垂帘听政。但高太后听政时，一手包揽政务，哲宗倍受冷落，形同影子。他亲政后，努力摆脱高太后的阴影，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25岁时早逝，留下了许多遗憾。哲宗在位只有16年时间，但这时却是北宋党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无论是元祐更化，或是绍圣亲政，从神宗时起就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大臣们仍在互相攻击，甚至将普通的政见之争上升为意气之争，还一度使得哲宗欲追废祖母高太后，北宋的政治走入了一个歧途，而这一切都要从高太后垂帘听政谈起。　　垂帘太后和影子皇帝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宰相王珪请神宗早日立延安郡高太后像　　王赵傭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神宗表示同意。　　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视她如亲生女儿。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经历了仁、英、神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熙丰变法等事，政治经验很丰富，她在保证哲宗继承皇位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神宗生病时，他年龄最大的儿子延安郡王赵傭才10岁，而两个同母弟弟却年富力强，雍王赵颢36岁，曹王赵頵30岁，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做皇帝。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以赏花为名将二人邀请到自己府中，对他们说神宗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大惊，明确表示，这是邢恕想陷害他们全家，急忙与高公纪一起离开邢府。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傭，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王珪。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时，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王珪胆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见蔡确相问，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赵傭。王珪这一次却很有主张，蔡确无法，便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傭之意，此事在后来给他招来大祸。　　不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病情，看过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神宗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们的意图。到了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神宗身边侍寝。高太后见两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加快了立赵傭为储的步伐，还暗中叫人秘密赶制了一件10岁孩童穿的黄袍，以备不时之需。　　这年三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众夸赞皇子赵傭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神宗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神宗祈福，颇是孝顺，还将赵傭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傭，宣读神宗诏书，立赵傭为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总算平静下来。数日后，神宗去世，皇太子赵煦即位，改元元祐。从此，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掌握大权达8年之久。　　高太后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但她在政治上却极为盲目和固执。神宗时代，高太后就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仁宗曹皇后一司马光像　　起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新法败坏祖宗家法，害苦天下百姓。高太后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司马光在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15年之久，百姓都知道他日后可能复出，称他为“司马相公”，而许多赋闲在家的反变法官员也很钦佩他，这些人是司马光执政后更化的主要力量。司马光被召回朝廷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以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神宗朝的政治措施），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10多年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又将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惇和蔡确等人逐出朝廷，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哲宗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哲宗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哲宗，也不转身向哲宗禀报，以致哲宗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到了哲宗17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哲宗，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哲宗仰慕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因为仁宗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20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哲宗此时才14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哲宗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虽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保护哲宗，但却使得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也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或许是她有着某种隐忧，担心哲宗母子联合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其生父早逝，她随母亲改嫁后，却为继父不喜，只得在亲戚家长大。朱德妃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哲宗、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才封为德妃。朱德妃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元丰八年十一月，朱德妃护送神宗的灵柩（ｊｉù）前往永裕陵，途经永安。当时，大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朱德妃走在后面，韩绛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德妃淌着眼泪谢罪。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不能母以子贵，只被尊为太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曾有不少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想着将来终究是哲宗掌权，主张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却另有打算，想压制一下朱太妃，直到元祐三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可以看出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哲宗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哲宗早慧，八九岁时便能背诵7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父亲神宗的喜爱。元丰七年三月，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9岁的赵傭随同。赵傭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父亲的夸赞。哲宗即位后，辽朝派使者来参加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害怕，便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哲宗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宗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哲宗答：“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也许在最初，哲宗对父亲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神宗。可见，在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政治漩涡中的新旧党　　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惇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章惇被贬出朝廷。　　章惇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绍圣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绍圣四年，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哲宗像章惇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动一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此外，章惇在贬逐元祐党人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而刘安世贬逐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不幸为苏轼所言中。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绍圣四年（1097），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哲宗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绍圣后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赵煦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煦出生：熙宁九年（1076）　　属相：龙卒年：元符三年（1100）　　享年：25岁谥号：钦文睿武昭孝皇帝　　庙号：哲宗陵寝：永泰陵　　父亲：赵顼母亲：朱德妃　　初婚：17岁配偶：孟皇后、刘皇后　　子女：1子4女继承人：赵佶　　最得意：绍述之政最失意：元祐时备受冷落　　最不幸：英年早逝最痛心：子女早夭　　最擅长：政治报复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宣和七年　　徽宗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北宋第八位皇帝，元符三年（1100）即帝位，54岁去世，在位26年，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　　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徽宗侥幸获得皇位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其后，以继承其父神宗的政策为由，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大兴“党狱”，变乱法度。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用船运往都城开封，称“花石纲”。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约金攻辽，以取燕京，致使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在靖康之难中为金人俘虏北去，转瞬之间由皇帝沦为阶下囚。青楼天子：风流君王的纨绔生活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驾崩，没留下子嗣。显然，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择。神宗共有14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五人。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惇当即提出，按向太后像　　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ｂì）为帝。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可能与赵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关。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称得上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爱他。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谁继承皇位，早已胸有成竹，故她并不接受章惇的意见。她语气坚决地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表面上看，向太后办事公平，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显然是在偏袒赵佶，为其继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章惇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赵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ｓｈēｎ），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王诜《渔村小雪图》　　，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ｂì）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ｃùｊū），就徽宗观高俅蹴鞠图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宣和七年　　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正当徽宗为此伤感时，内侍杨戬（ｊｉǎｎ）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比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ｆǔ）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章惇其人在宋史上名声并不好，但他对徽宗的评价可以说是识人之语。徽宗即位后果真以他的实际行动为章惇的话作了最好的注脚。章惇能预测到后果，却无法制止轻佻的端王当皇帝，这未免不是大宋王朝的不幸。　　“光复”燕云：长久的梦想与短暂的辉煌　　蔡京、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混乱无比之时，又极力怂恿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自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帝王的梦想。徽宗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未竟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　　早在政和元年（1111）九月，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以窥探虚实，返程途经燕京时，结识了燕人马植。此人品行恶劣，但他声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器重。童贯将他带回，改其姓名为李良嗣。在童贯的举荐下，李良嗣向徽宗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建议宋金联合灭辽。在李良嗣看来，辽朝肯定会灭亡，宋朝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出兵收复中原王朝以前丧失的疆土。徽宗大喜，当即赐李良嗣国姓赵，授以官职。徽宗不仅花天酒地，而且好大喜功，虚荣心极强。如果侥幸灭辽，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燕云之地不就可以收复了吗？这样，他就是彪炳千秋的一代明君了。从此，宋朝开始了联金灭辽、光复燕云之举。　　对徽宗这种投机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内外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以为然，只有童贯、王黼、蔡攸等一帮奸臣异想天开，竭力支持。重和元年（1118）春天，徽宗派遣马政等人自登州渡海至金，策划灭辽之事。随后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辽之事，双方展开了秘密外交。在几经往返之后，双方就共同出兵攻辽基本达成一致，金国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负责攻取辽国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其后不久，徽宗得知辽朝已经获悉宋金盟约之事，非常后悔，担心遭到辽的报复，便下令扣留金朝使者，迟迟不履行协议出兵攻辽，为后来金国毁约败盟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间，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辽朝的中京、西京，辽末帝天祚帝也逃入山中，辽朝的败亡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徽宗才匆忙命童贯带领15万大军以巡边为名向燕京进发，打算坐收渔翁之利。但这批人马一到燕京便遭到辽将耶律大石所部的袭击，大败而归。　　宣和四年（1122）六月，辽燕王耶律淳死，徽宗见有机可乘，再命童贯、蔡攸出兵。此时，辽涿州知州郭药师相继归降宋朝，打开了通向燕京之路。虽然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肉搏战，但因后援未至，被迫撤退。徽宗亲自部署的第二次攻燕之役又以惨败告终。　　北宋朝廷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弱点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宣和五年春，金太祖对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赵良嗣，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到燕京城下，并不见（宋军）一人一骑”。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朝的燕京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他辩称此三地是后唐刘仁恭献给契丹的，并非后晋割让。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　　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外，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所谓“代税钱”是指金人规定的由宋朝缴纳燕京地区的租税，实际上是一种赔款。宣和五年（1123）四月，徽宗派童贯、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区。金兵撤退时，将燕京一带的人口、金帛一并掠走，留下几座空城送给了宋朝。童贯、蔡攸等人接收燕京后还朝，上了一道阿谀奉承的奏章，称燕京地区的百姓箪食（ｄāｎｓì）壶浆夹道欢迎王师，焚香以颂圣德。徽宗闻之大喜，即令班师。　　收复燕云后，宋徽宗分外得意，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树立在延寿寺中以纪念这一功业，并对参与此次战争的一帮宠臣加官晋爵。朝廷上下都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将降临。　　宣和七年（1125），金兵在俘虏了辽天祚帝后，分兵两路南下进攻汴京。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后钦宗为稳住皇位，将徽宗接回京城。靖康二年（1127），坐了25年皇位的徽宗赵佶和儿子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被封为“昏德公”。赵佶受尽屈辱折磨，最后死于五国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徽宗在北行途中，曾见杏花，悲从中来，赋《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曾被王国维称为“血书”，相思极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读。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徽宗和李煜在艺术上都颇有成就，擅长书法、绘画、诗词，在政治上都是昏聩之君、亡国之君，连最后结局也大致一样，李煜被宋太宗毒死于开封，徽宗在囚禁中病死五国城。徽宗与李后主两人的个性、经历，可谓相似至极，也令后人生出无限感慨。　　艺术天才：遗留后世的瑰宝　　徽宗虽说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艺术方面，却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而才华横溢的皇帝，他广泛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与伦比的。　　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情有独钟，到十六七岁时，已经成为知名度极高的艺术家。即位前，徽宗经常和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大年（赵令穰）以及黄庭坚、吴元瑜等人交往。这些人都是当时颇有成就的书画高手，对徽宗艺术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徽宗“能书擅画，名重当朝”，评价之高，不难想见。　　徽宗即位后，多方收集历代名书佳画，临摹不辍，技艺大进，成为当之无愧的画坛巨匠。其绘画注重写生，以精致、逼真著称，其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尤精于花鸟。宋人邓椿在《画继》中称赞他的画“冠绝古今之美”，这种看法还是客观公允的。　　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代表作有两幅：一是《芙蓉锦鸡图》，绢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10件仿真精品，每件价格高达人民币50余万元；二是《写生珍禽图》，它是已知徽宗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争议的精品，是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于2002年被人以2500余万人民币拍走。　　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在学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称“瘦金体”。其笔势瘦硬挺拔，字体修长匀称，尤精于楷书、草书，狂草也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骤雨，似惊涛骇浪，较楷书更为出色。“瘦金体”与李煜的“金错刀”交相辉映，堪称中国书法史上耀眼的双璧。徽宗流传至今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比较多，代表作有：草书《千字文》，作于政和二年，时赵佶41岁。其笔势奔放流畅，跌宕起伏，一气呵成，颇为壮观，丝毫不亚于唐代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纨扇七言诗》，上写有“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14个字，其笔法婉转秀丽，连贯如龙蛇，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　　徽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书画精品，还积极推动北宋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中值得称道的就是对翰林书画院的重视。宋初以来，供职于书画院之人与其他部门相比地位颇低，就连服饰也与其他部门同等官员不同。徽宗不仅建立、健全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还相应地提高了画院的政治地位。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下令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后并入翰林书画院。画学专业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画院也有严格的考试，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诗句亲自命题，诸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等等，精巧别致，颇具魅力和想像空间。　　徽宗还经常亲临画院指导。据《画继》记载，宣和年间，徽宗建成龙德宫，特命画院里的高手实地画龙德宫的墙壁和屏风。画完后，徽宗前去检查，唯独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这是谁的作品，随从告诉他是新进画院的一少年所作。徽宗听了很高兴，不但赏赐红衣料给这位少年，还连连称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徽宗请教。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画好，因为随着四季、早晚的变化，花蕊、花叶完全不同。这幅画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时候开放的，花蕊、花叶一点不差，故厚赏之。在旁的画家听了徽宗对这幅画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剖与极具鉴赏力的评判，莫不叹服。还有一次，宫中宣和殿前的荔枝树结了果，徽宗特来观赏，恰好见一孔雀飞到树下，徽宗龙颜大悦，立即召画家描绘。画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刻画，精彩纷呈，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观后说：“画得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几天过后，徽宗再次把画家们召来询问，但他们仍然不知所以，徽宗说：“孔雀升高先抬左腿！”这时画家们才猛然醒悟，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徽宗观察生活之细腻。　　由于徽宗的不懈努力，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另一方面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学术界有“北宋绘画，实为中国最完美绘画”的美誉，这与徽宗酷爱并重视艺术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　　徽宗《夏日》诗徽宗在位期间，不仅礼遇画院，还广泛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珍视藏书。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掳去徽宗的乘舆、嫔妃，他都未尝动色，当索要他馆藏的书画时，“上听之喟然”。由此可见，徽宗最看重的身外之物只是书画。宣和年间，徽宗令人将御府所藏历代书画墨迹编写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并刻了著名的《大观帖》。这些对丰富绘画理论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历代帝王中嗜好收藏书画并参与创作者不乏其人，但没有人像赵佶那样将个人对艺术的追求如此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赵构，在治国理政上没有多少令人称道之处，但也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赵构从小便酷爱书法，最终也成为宋代杰出的书法家。像赵佶、赵构这样的父子皆为皇帝、大书法家的，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若晨星。因此，徽宗治国固然不得要领，甚至一无是处，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他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史上都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赵佶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佶出生：元丰五年（1082）　　属相：狗卒年：绍兴五年（1135）　　享年：54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　　庙号：徽宗陵寝：祐陵　　父亲：赵煦母亲：陈皇后　　初婚：18岁配偶：王皇后、郑皇后　　子女：31子34女继位人：赵桓　　最得意：收复燕京最失意：被金人俘虏　　最不幸：客死他乡最痛心：馆藏书画为金人所夺　　最擅长：绘画、书法　　钦宗赵桓靖康元年——二年　　钦宗赵桓，曾名亶、煊，是北宋末代皇帝，生于元符三年（1100）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钦宗，改次年为靖康元年。靖康二年，与其父徽宗同被金兵俘虏北去，在位一年零两个月。绍兴二十六年（1156）死于五国城，享年57岁，葬于永献陵。　　钦宗与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军民强烈要求抵抗，钦宗被迫起用抗战派将领李纲抗击金兵，但仍不断向金朝屈辱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又同意割让河东、河北，一味地妥协退让，幻想金兵能够撤退。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次年二月，延续了168年的北宋王朝灭亡。　　靖康难：宋人无法治愈的伤痛　　金军虽然退出了京师，但并未停止攻宋战争。靖康元年九月，太原失守，使宗翰率领的西路金兵得以顺利南下，与东路军合围汴京，并于十一月攻占开封外城。　　在攻下开封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未立即攻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钦宗居然信以为真，命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宗翰说：“自古就有南北之分，今之所议，在割地而已。”又“请求”太上皇到金营谈判。与其说是请求，倒不如说是命令。徽宗哪有这份胆量？钦宗不得已，以太上皇受惊过度、痼疾缠身为由，由自己代为前往。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钦宗率大臣多人前往金营，这恰恰中了金人的圈套。钦宗到金营后，金军统帅却不与他相见，只是派人索要降表。钦宗不敢违背，慌忙令人写降表献上。而金人却不满意，并命令须用四六对偶句写降表。钦宗迫于无奈，说事已至此，其他就不必计较了。大臣孙觌（ｄí）反复斟酌，改易四遍，方才令金人满意。降表大意不过就是向金俯首称臣，乞求宽恕，极尽奴颜卑膝之态。呈上降表后，金人又提出要太上皇前来，钦宗苦苦恳求，金人方才不再坚持。接着，金人在斋宫里向北设香案，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以尽臣礼，宣读降表。当时风雪交加，钦宗君臣受此凌辱，皆暗自垂泪。投降仪式进行完毕，金人心满意足，便放钦宗返回。钦宗自入金营，备感屈辱，于无奈之下做了金人臣子，回想起来，悲痛难抑，不知不觉间泪已湿巾，至南熏门，钦宗见到前来迎接的大臣和民众，便嚎啕大哭。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毕竟还有众多臣民惦记自己的安危。行至宫前，他仍然哭泣不止，宫廷内外更是哭声震天。钦宗初赴金营，历尽劫波，三日后归来，恍如隔世。　　钦宗刚回朝廷，金人就来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这简直是漫天要价。当时开封孤城之中，搜刮已尽，根本无法凑齐。然而，钦宗已被金人吓破了胆，一意屈辱退让，下令大括金银。金人索要骡马，开封府用重典奖励揭发，方才搜得7000余匹，京城马匹为之一空，而官僚竟有徒步上朝者。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钦宗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少女不甘受辱，死者甚众。关于金银布帛，钦宗深感府库不足，遂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出资，其实就是抢夺。对于反抗者，动辄枷项，连郑皇后娘家也未幸免。即便如此，金银仍不足数，负责搜刮金银的梅执礼等四位大臣也因此被处死，其他被杖责的官员比比皆是，百姓被逼自尽者甚众，开封城内一片狼藉萧条景象。　　尽管以钦宗为首的北宋朝廷如此丧心病狂地奉迎金人，但金人的要求仍没有得到满足，金人扬言要纵兵入城抢劫，并要求钦宗再次到金营商谈。钦宗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上次身陷金营的阴影尚未散去，新的恐惧又袭上心头，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此时，李若水等人也怂恿钦宗前往，钦宗终究不敢违背金人的旨意，不得不再赴金营。　　钦宗到达金营后，受到无比的冷遇，宗望、宗翰根本不与他见面，还把他安置到军营斋宫西厢房的三间小屋内。屋内陈设极其简陋，除桌椅外，只有可供睡觉的一个土炕，毛毡两席。屋外有金兵严密把守，黄昏时屋门也被金兵用铁链锁住，钦宗君臣完全失去了活动自由。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开封一带雨雪连绵，天气冷得出奇。钦宗除了白天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外，晚上还得忍受刺骨的寒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想着眼前这一切，心如刀割，泪如泉涌。转瞬之间，钦宗从贵不可及的皇帝沦落为金人的阶下囚，的确令人同情。然而，这一切都是他与其父徽宗一手造成的。　　囚禁中的钦宗度日如年，思归之情溢于言表。宋朝官员多次请求金人放回钦宗，金人却不予理睬。靖康二年二月五日，钦宗不得不强颜欢笑地接受金人的邀请去看球赛。球赛结束后，钦宗哀求金帅放自己回去，结果遭到宗翰厉声斥责，钦宗吓得毛骨悚然，遂不敢再提此事。　　金人扣留钦宗后，声言金银布帛数一日不齐，便一日不放还钦宗。宋廷闻讯，加紧搜刮。开封府派官吏直接闯入居民家中搜括，横行无忌，如捕叛逆。百姓5家为保，互相监督，如有隐匿，即可告发。就连福田院的贫民、僧道、工伎、倡优等各种人，也在搜刮之列。到正月下旬，开封府才搜集到金16万两、银200万两、衣缎100万匹，但距离金人索要的数目还相差甚远。宋朝官吏到金营交割金银时，金人傲慢无礼，百般羞辱。自钦宗赴金营后，风雪不止，汴京百姓无以为食，将城中树叶、猫犬吃尽后，就割饿殍（piǎo）为食，再加上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境况之惨，非笔墨所能形容。　　然而，金人仍不罢休，改掠他物以抵金银。凡祭天礼器、天子法驾、各种图书典籍、大成乐器以至百戏所用服装道具，均在搜求之列。诸科医生、教坊乐工、各种工匠也被劫掠。又疯狂掠夺妇女，只要稍有姿色，即被开封府捕捉，以供金人玩乐。当时吏部尚书王时雍掠夺妇女最卖力，号称“金人外公”。开封府尹徐秉哲也不甘落后，为讨好金人，他将本已蓬头垢面、已显羸病之状的女子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整车整车地送入金营，弄得开封城内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金人还是决意废黜钦宗。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钦宗被废为庶人。七日，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当金人逼迫徽、钦二帝脱去龙袍时，随行的李若水抱着钦宗，不让他脱去帝服，还骂不绝口地斥责金人为狗辈。金人恼羞成怒，用刀割裂他的咽喉，割断他的舌头，至死方才绝声，可歌可泣！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金人在扶植张邦昌的同时，再次搜刮金银，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掠取之列。开封府担心金银不够，金人无端挑衅，便在开封城四周设立市场，用粮食兑换金银。由于京城久被围困，粮食匮乏，百姓手中的金银也无所用，便纷纷拿出来换米。这样，开封府又得金银几万两。然而，开封城已被搜刮数次，金银已尽，根本无法凑齐金人索要的数目。金人只好作罢。　　金兵掠取的大晟编钟此时，金军统帅得知康王赵构在河北积极部署军队，欲断金人退路，又担心兵力不足，不能对中原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因而，在立了傀儡政权之后，准备撤军。在撤退时，金人还烧毁开封城郊的房屋无数。“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金兵“杀人如刈（ｙì）麻，臭闻数百里”。这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罪行滔天，令人发指。　　四月一日，金军在掳掠了大量金银财宝后开始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已于前三日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几个不肯屈服的官员，沿郑州北行。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也成为此后历朝志士仁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父子囚：魂断五国城的北宋君王　　徽宗一行分乘860余辆牛车，由彼此语言不通的胡人驾车，一路凄凄惶惶，受尽屈辱折磨。靖康二年四月五日，徽宗见到韦贤妃（赵构母）等人乘马先行而去，竟不敢吱声，不觉五脏俱裂，潸（ｓｈāｎ）然泪下。四月七日，徽宗妃嫔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乘机奸污。八日，抵达相州时，适逢大雨不断，车皆渗漏，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又被金兵奸淫，死者甚多，徽宗长吁短叹，却无可奈何。北上途中食物匮乏，又连日风雨大作，宋俘饿殍满地，惨不忍睹。　　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日暮宿营时，金兵“絷（ｚｈì）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四月十日，自巩县渡黄河，驾车的人对随行的同知枢密院事张叔夜说，将过界河，张叔夜悲愤难抑，仰天大呼，扼吭而死。五月下旬，过太和岭时，钦宗等人都被缚在马背上。七月二十日，徽宗、钦宗在燕京相见，父子抱头痛哭，悲愤不已。徽宗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不料九月，金人又将徽宗父子迁往更远的上京，因为南宋势力渐强，金人怕他们夺回徽宗父子，而在同南宋的交涉中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徽宗父子不得不再次承受颠沛流离之苦。　　建炎二年（1128）八月，徽、钦二帝抵达上京，金人命他们身穿孝服拜祭阿骨打庙，这被称为献俘仪，实际上是以此羞辱北宋君臣。然后，又逼着他们父子到乾元殿拜见金太宗。接着，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昏德侯。这也是中原皇帝玩过的把戏，隋文帝灭陈，封陈叔宝为长城公；宋太祖灭南唐，封李煜为违命侯。此外，韦贤妃以下300余人入洗衣院，朱皇后不堪受辱，投水而死，男子则被编入兵籍。　　不久，金人又将徽、钦二帝赶至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他们从此就居住于此，直至去世。生活稍稍安定后，徽宗又有了读书写诗的雅兴。徽宗喜好读书，有时竟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读了唐代李泌（bì）的传记后，知道李泌为国尽忠，复兴社稷，后被奸佞嫉恨。徽宗读后感触颇深，并令大臣抄写一份，赐给韦贤妃。然而，徽宗对这一切醒悟得太迟了。　　在五国城期间，徽宗还与钦宗在宴会上饮酒赋诗，自然是寄厚望于钦宗。徽宗平生爱好写诗，再加上做囚徒的伤感，也流溢于诗词之中。被流放期间，徽宗写诗较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十几首。其中，《在北题壁》流传最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