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　　《便衣警察》第一部分(49)　　“我，我爸爸打过我。”他眨眨眼，很认真地辩白，声音不觉响了一点，冷不防坐在驾驶楼上的常文树扭过头来喝斥道：“你们嘀咕什么？老实呆着行不行！”　　卞平甲背对着驾驶楼，冲他挤了下眼，两个人不作声了。　　小时候，父亲是打过他的，因为只打过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邻居家玩儿，亲眼看见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主人心疼不已，父亲只好当众揍了他一顿屁股，又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天不让出门。此时想起这件尿布时代的倒霉事，周志明心里倒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情。　　雨停了，拖拉机离开大道，拐了两个弯，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来。这是个破损的篮球场，场地已经被横七竖八的车辙和凌乱的脚印弄得烂糟糟的，一个自制的篮球架歪歪吊吊地废置在一边。不远，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浊的红砖墙显然经历了年深日久的风剥雨泡，留下坑坑点点的残蚀痕迹，不堪入目，门窗也是七拼八凑，破破烂烂，周志明没猜错，这该是砖厂的厂部了。　　常文树打开他的手铐，指挥他和卞平甲把领回来的几大捆铁锹从车上卸下来，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后领他们走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指指一个满是尘土的条凳，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便又出去了。　　他看了看抱在怀里的被袱卷，还好，湿得不大。脚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两脚把鞋上的厚泥板搓下来，被卞平甲拉住了。　　“别，你把泥巴弄队长屋里，不是找不自在吗。”他笑笑又说：“这儿有句顺口溜，‘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再没有哪儿比这儿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门都出不去。”　　正说着，屋子背后不远的地方，猝然几声哨鸣，接着便听到一个人在高腔大嗓地讲话。卞平甲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晚点名就提前了。”不一会儿，一阵乱哄哄的歌声传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是唱歌，不过是一种失谐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干部跟着常文树进了屋。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细绵绵的声音问常文树：　　“就是他呀？”　　“就是他。准备分到六班去。”　　“噢，”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带回去吧。”　　常文树领着卞平甲走了，屋里只留下周志明和那胖子。从刚才他和常文树说话的口气上，周志明已经听出他显然是一位负责干部，便不由抬起眼打量了一下。　　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相貌不老，肚子却已显眼地腆了出来，后颈上肥嘟嘟叠起的肉褶，使他在转动脑袋时十分不灵便。他泰然在屋里唯一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下，眼皮懒懒地抬起来，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砖厂。”　　“还是什么？”　　“……”　　“这儿仅仅是个砖厂吗？”　　“是监狱。”　　“唔，知道就好。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你也当过公安干部，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的改造任务比别人更艰巨，！”　　周志明没有同他争辩，争辩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答话，却把眼睛垂了下去。　　“你还很年轻嘛，在这里只要服从政府管教，认真改过自新，在自新河里把丑恶的思想、丑恶的灵魂洗洗干净，是可以争取减刑的嘛，！”　　又说了几句简单的、威德并重的训导，这位胖胖的领导便叫来一个人领他去监区。监区就在厂部的背后，隔着一条斜坡路，用白围墙围起的一个长方形大院。院里东西相对长长的两排监舍，朝南一面，在黑色院门的两侧，是几间队长办公室和值班室；朝北一面，是伙房，房顶上铁锈斑驳的烟筒里正喷吐着浑浊的灰烟。　　进院门的时候，周志明并没有发现荷枪而立的岗哨，只有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子从门边亭子般的小房里探出头来，同领他的那个干部点头打了个招呼，便放他们进去了。　　那干部拉开西边的一个监房的门，让志明进去，跟着冲里面喊了一声：“田保善，给你们六班加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下铺位。”说完，门一关，走了。　　他拎着行李卷，呆呆地站在屋门跟前的空地上，首先感到的是一股热烘烘的酸臭气味，因为光线很暗，他不得不用力睁大眼睛来打量这个今后长久的生存空间。　　这是个二十多米的房间，沿着南北两面墙，用砖头搭起了两排齐膝高的木板铺，只给整个屋子留下一条窄得转不开腰的走道，木板铺上，大约有十几个犯人懒散地歪靠在各自的被子垛上，一个左颊上带着块可怕创疤的中年犯人用不正经的笑眼直盯着他，使他立时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哟嗬，来了个英俊小生。”那人一边从鼻孔里掏出些东西来在指尖上揉着小团，一边狎浪地笑着。　　其他人都不作声，只拿眼睛浑身上下地打量他。　　“我睡在哪儿？”他尽量低声下气地问。　　墙角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郑三炮，你往墙里挪挪，回头叫杜卫东再挪这边一点儿，让他睡你们中间。”/* 50 */　　《便衣警察》第一部分(50)　　那个被称做郑三炮的，是个五短身材的犯人，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被子往墙里推了两下，横起脸上的肉棱子骂：“妈了个蛋，好不容易松快两天，又往咱们班塞人。嘿嘿！你这是什么呀，是水还是尿？”他指着志明褥子上的一大块水渍，厌恶地问。　　“是雨淋的。”志明赶快说，“现在雨停了，我到外边晾晾去。”　　“你凑合着睡吧。”墙角的哑嗓子说，“不到星期四，外面不准晾东西。”　　周志明躬身上床，把被子卷打开来，塞在指定给自己的位置上，又默默地换着湿衣服，他能感觉到犯人们全用冷漠的目光望着他，不由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一个犯人打破沉默，用厚厚的鼻音最先说起话来：　　“妈的，雨又停了，今年就没下过长雨。”　　犯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从他身上转移开去，一个粗粗的声音接着说：“还是去年那场黄梅雨过瘾，足一个星期没出工。”　　一个老一些的犯人说：“没出工是没出工，可也盖了一个星期绿毛被子，也不是好滋味，再说一出去就是一脚烂泥，洗都没法洗。”　　郑三炮叼起一根压扁的烟卷：“你们城里人，不是说的，全是假干净，我在南州市最高级的澡塘子里洗过澡，那里面有个大池子，好嘛，那水，甭提多脏了，上面浮了一层白沫子，嗬！你们没看见，要看见，非吐了不可。你们城里人可不在乎，恨不能连脑瓜子都泡里头。”　　“泡澡、泡澡嘛，不泡怎么行。”脸上带疤的犯人很在行地说。　　“你嫌脏，不会别下去，冲淋浴不就完了。再不然，靠墙边还有好多洗脸池，你就在那儿洗嘛。”年长的犯人是一副很耐心的神情。　　“可不是吗，我就找了个洗脸池，在墙角那儿，就是太浅太矮，洗着不得劲儿，大洗脸池别人又都占着，就这个空着。嘿！我拧开龙头刚洗没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不让我洗，说他要撒尿，我他妈洗澡碍你撒尿什么事了，这不是神经病吗？”　　“啊呀！”年长的犯人突然悟出点儿味儿来，“你是不是把小便池当洗脸池了？墙角的，这么矮，这么浅是不？那是小便用的！”　　“哈——”犯人们粗野地齐声大笑起来。　　“能洗就成呗，臭讲究。”郑三炮讪讪嘟囔着。　　这时候，卞平甲同另一个年轻犯人端着两个饭盆从外面走进来，犯人们轰一下爬起来围上去，照盆里看了一下以后又慢慢地退下来，怏怏地骂：“又是妈的臭萝卜。”　　那个打饭的小伙子把盛窝头的盆子往地上一，骂骂咧咧地在门槛上蹭着鞋上的泥巴，“鬼地方，伙房门口都快拔不动脚了，我操……”他突然发现了通铺上多出了一套被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给我这儿挤一个？”　　一个犯人咬着窝头说：“田头儿叫他睡那儿的。”　　小伙子不吱声了，目光敌意地斜了周志明一眼，眼珠子忽然凝止不动了。　　“咦，你不是南州市公安局的吗？”　　周志明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在那张似曾相识的脸上注视了一下，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　　“你不认识我了吗？”年轻犯人用筷子杵起一个窝头，在他脸前阴阳怪气地晃着，“在十一广场观礼台底下，咱们见过面儿，还多亏了你呀，要不，我还吃不上这份窝头呢。”　　全屋的人都不约而同停止了嘴里的咀嚼，惊讶的、冷漠的、仇视的和嘲弄的目光一齐投向他。　　“公安局的？”郑三炮捧着菜碗，蹓跶着凑过来，“真新鲜，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便衣，”年轻犯人恶狠狠地努努嘴，“咱哥们儿就是这小子抓进来的。”　　周志明一下子想起来，这年轻犯人就是他和马三耀在广场事件时抓住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他直视着那张冷笑的面孔，皱眉说：“你到这儿改造这么多天了，怎么还那么流里流气的？”　　“哟嗬，像个公安局的啊，哈——”犯人们怪笑起来，郑三炮嘴张得老大，几乎能看见那血红的嗓子眼儿。　　墙角那个沙哑的声音威严地咳了一声：“快吃饭吧，今儿咱们班倒泔水。”这句话使杜卫东没能发作，尴尬地哼笑两声走开了。　　卞平甲递给他一碗煮萝卜，两个窝头。他经过一天的路途颠簸，肚子早就瘪瘪的了，黄澄澄的窝头还是温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他刚进看守所那几天，每口窝头都得在嗓子眼儿里打几个滚儿才能咽下去，而现在他不但能大口吞咽，甚至已经能从中嚼出一种甜味来了。他接过窝头，就着菜汤，坐在床沿上大口吃起来。　　犯人们吃起饭来是很专注的，屋子里除了咕唧咕唧的嚼咽声和稀溜稀溜的喝汤声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说话了。杜卫东最先吃完，把两只碗重重地摞在一起，巴唧两下嘴，说：“操！没吃饱。哎，林士杰，今儿又没干活，你吃得了俩吗？”　　林士杰嘴里正嚼着，脸上的疤痕一上一下地运动着，见杜卫东要打他的主意，忙用手护住碗里剩下的一个窝头，一连气地声明着：“怎么吃不了，怎么吃不了，我还不够呢！你和公安局那孩子不是老相识吗，还不让他匀一个？”　　杜卫东的眼睛果然盯上了周志明碗里摆着的一个窝头，冷丁一筷子戳过去，窝头就插在了他的筷子头上，狠着劲咬一口，才冲志明笑着说：“怎么样，咱们俩实行共产主义吧。”/* 51 */　　《便衣警察》第一部分(51)　　志明完全给弄愣了，好半天才悟过劲来，虽然被拿去的不过是一个窝头，但这种当众受辱的羞耻感甚至比拉他上万人大会上示众还要难以忍受。他狠狠咬住腮帮子没发作，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作，闹起来又会有什么后果，何况将来既要同这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关系就得设法搞好才行，否则何以自处呢？想到这一层，他索性顺水推舟地把人情送了过去。　　“你吃吧，我吃一个就够了。”　　对他的忍让，杜卫东显然没有估计到，仓猝中竟也稀里糊涂地点头“啊”了两声，算是领情了。周志明看出周围的犯人都露出发呆的目光，他们原来大概是准备好了要大打出手的吧？他想起去年看到的一份公安局内部发的通报，那是马局长在市南分局搞整顿试点中调查的一桩老犯人压迫虐待新犯人的事件。在市南分局的看守所里，新犯孝敬和服从老犯是条不成文的法规，这条习惯法是依靠老犯人集体的武力来维持的，很有点儿像李伯元在《活地狱》那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清代监狱的弊恶。所不同的，是以老压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现在当然不会有勒索“孝敬钱”和叫新犯睡在马桶边上的事了，但是抢饭扣饭，睡觉挨挤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记得当时看完了这份通报后，还就“新犯人为什么不去找看守人员告状”这个问题和大陈辩论过，“干吗受这份气？告他们嘛！”他当时那种愤然不解的议论言犹在耳，现在竟也作为一个新犯人在体会屈服的滋味了。“你是用一个公安干部的心理状态来看问题的，犯人可不一样，就是那么个受制于人的地位，自我感觉和一般人就不同嘛，他们才不愿多惹什么事，都是抱了能忍且忍的宗旨。”现在看来，还是大陈说得实际。　　屋角沙哑的嗓门又响起来：“有水吗？怎么不打水去？”他这才注意地循声望去，在靠北墙墙角的被子垛上，歪斜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和他苍老喑哑的声音正相反，他有一副骨骼宽大的脸盘和魁梧的身躯，又圆又小的眼睛深陷在隆起的眼眶骨里，眉毛既浓且乱，如两撇干草堆在额上，乍看上去像个精力极壮的大猩猩，只有眼角洒出来的鱼尾纹儿和开了顶的天堂才显示了他的实足年龄。　　杜卫东懒懒地站起来，走到门边的水桶跟前，刚要拎起来，郑三炮用匙子当当敲着碗边，说：“傻小子，今天你有接班人啦。”杜卫东先愣了一下神，然后会意地看了周志明一眼，脸上登时挂出老犯人的倨傲，用脚踢踢水桶，空荡荡的水桶发出当当的响声。　　“嘿，打水去。”他冲志明发号施令。　　志明没说什么就从铺板上站起来，走到门边，提起水桶。　　“在哪儿打？”他脸上像烧了火，他恨自己的卑屈和下贱！　　“出门，往北走。伙房前面。”　　卞平甲走过来：“我陪你去，我告诉你在哪儿。”　　一出门，卞平甲便热心地把院内的一些诸如厕所、水池一类的公用设施指点给他，又把日常监区里的一些规矩关照给他。自从和卞平甲相处以后，他潜然觉得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所以在无形中对他产生了一点儿信赖感。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卞平甲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感激的表情。　　“这几间房子是放工具的。”卞平甲嘴不停地说着，“这间也是。怎么着，闹了半天你也是公安局的呀？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因为什么折进来的呢，”他突然压低声音，“是不是和十一广场事件那批人一回事？”　　他若明若暗地点点头，岔开话题，问道：“那边那间小房是干什么的？带锁的那间。”他把手指向大院墙角下的一扇隐蔽的小门。　　“那间呀，你想进去住两天吗？我还在里头住过一天哪。”　　“什么？”　　“反省号。”　　“你进去反省过，为什么？”　　“咳！那次才叫不值，我刚来头一天，晚上点名，于教导员把我的姓念错了，卞字念成了卡字，我没答到，他问我为什么不答到，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可于教导员愣说那字也能念卞也能念卡，说我是有意犯各，就这么着，让我蹲了一天反省号，倒正好，省得我干活了。”　　“咱们这儿都干什么活？”　　“做砖呀，咱们班是管往机器里运土的，你推过那种独轮车吗？可不好推呢。”　　周志明想了一下，“你说的于教导员，是不是刚才胖胖的那个，说话细嗓门。”　　“对对，就是他，他叫于中才，砖厂的第一把手，”卞平甲又把声音放低，“其实原来是六分场园林队的一个工人，前几年乱的那阵子，他一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叫‘一棵松’战斗队，算出了点儿标新立异之名，后来就参加到全场大联筹里去了，出来就当了砖厂教导员。”　　“那个常，常文树，他是干什么的？”　　“就刚才领咱们回来那个？他叫常松铭，咱们砖厂的文书。”　　“文书？我还以为他叫常文树呢。”　　俩人沉默片刻，卞平甲看着他，叹口气，说：“小伙子，十五年，够熬的。咳，其实想开点儿，也没什么了，熬出去你还不到四十岁嘛。”　　“四十岁……”周志明不由打了个寒战。　　一进了六月份，天气便明显地热起来，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路面像个大火炕似的直冒虚烟儿，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暑气还没有退尽。/* 52 */　　《便衣警察》第一部分(52)　　严君骑车子出了机关大门，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坏极了，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恨不得马上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一场。　　公安部派来的３１１案调查组上个星期五到达了南州市，一到，就被局里接进惹人注目的南州饭店住下，并且配上了一个颇为庞大的接待班子。宴会、游览、和局长们的互拜，然后又是市委领导接见，日程安排得紧凑而又周到，耽搁到第四天，才下到五处来。调查组到五处的当天，就召开了有关人员的会议，当众宣布了四条，这四条毫不留情地撕破了严君很久以来一直保留在自尊心上的那块神圣天地，她终于明白了，在她理想中纯而又纯的公安机关里，也有人人自危的时候。　　第一条没什么，无非是说调查组下来的任务和宗旨：专案专查，不把潜入特务徐邦呈脱逃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誓不收兵云云；第二条，严君就有些不明白了，调查组是受部领导的委托而来，但调查工作却讲明是在南州市公安局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委是谁？是３１１案的负责人甘向前呀，这岂不等于说，甘向前领导着调查组来审查他自己吗？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第三条也叫人不舒服，是希望大家认真回忆、大胆揭发、主动坦白、不准串联。名曰“希望”，实则命令，口气是相当严厉的；最叫她接受不了的是第四条：所有和３１１案有关的卷册、文件，甚至连个人的工作笔记本，一律交出封存，不许片纸遗漏，就跟防贼一样，仿佛他们这些侦查员当真都有涂改和销毁这些证据的危险似的，这算什么事呀！　　接下来，就是开会，发动大家揭问题，摆看法。参加会的，除了他们承办３１１案这个小组的成员外，连几个当时帮过忙或者知道点情况的干部，也被提拎来了。纪处长垂着头，一言不发，调查组的人更是面孔僵硬，一脑门子官司，严君坐在墙角，心里真是委屈透了。　　那个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信是段科长写的，他当然要先说。　　“我的观点，信上已经写明了，导致这个案件失败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我们自己判断指挥上的失当，这个失当，又是由一系列侦查工作的漏洞和审讯工作的错误造成的。现在，人已经跑了，损失是没法儿挽回了，我写信的目的，不过是想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和警觉，侦查工作像这样子干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呢！”　　“那么你说该怎么干呢？”甘向前横着插过来一句话，把严君吓了一跳，心忽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会才刚刚开始就像吵架似的，她不知道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侦查是一门科学。”段科长从容地环顾四座，声气并不见软，“既是科学，就得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科学的态度是不排斥一切有益的经验的。说到这个案子，对徐邦呈，究竟该不该那么急着就抓起来，还有对‘三月计划’的认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大家可以摆出来，一块儿分析……”　　“你当初不也是一口赞成逮捕徐邦呈吗，记性何以会这么坏呀？”甘局长声色俱厉，又打断了段科长的话。　　“对，我当初是赞成逮捕徐邦呈的，但那是出于侦查工作正常需要以外的其他原因。这个问题以后是要讲的，我现在只讲明面上的毛病，比如像审讯上的毛病就很明显。我不赞成把所有案卷材料匆忙封存起来，既然要彻底查原因，不如索性把审讯录音拿出来，叫在座的都听一听，看有没有我信上说的那些问题，指供啊，引供啊，这都是过去明文禁用的手段嘛。我并不是为十七年翻案，可过去有些规章制度、工作经验，是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总结积累起来的，如果一概看成是九分反动一分无用的东西，是不是太简单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文化遗产，还主张批判继承嘛……”　　“段兴玉同志！”甘向前当当地敲起桌子来了，“我提醒你注意，对旧公检法的那一套办案方针，我们的态度绝不是什么批判继承，而是彻底砸烂、彻底决裂！你不要越说越出格了！公安部的同志下来，是为了帮助我们查清罪犯逃脱的原因，局党委也是有信心查清的。你今天借题发挥，执意要扯出这些早有历史结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逼着局党委发动一场政治辩论！”　　段科长大概完全没有料到甘向前会如此盛怒，怔了片刻，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了。一屋子人大气不敢出，都把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自己面前的茶杯上，连公安部的几个人也默默无言，脸上表情颇不自然。甘向前的声音略略放低了一挡，接着说：　　“我前些天就已经向有些同志吹过风了，３１１案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局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要害。当时我们是几十个人夹着徐邦呈上山的嘛，为什么还给他逃了？根子在哪里？我看就在于我们公安队伍的严重不纯，内部出了坏人，让周志明这样的异己分子混进侦查机关，还有不出错的！”　　甘局长住了嘴，哗地打开扇子，呼哒呼哒地摇着，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屋里长时间地沉默，好一会儿，公安部调查组那位领头儿的人才开口问道：　　“纪处长说说吧，有什么意见，畅所欲言嘛。”　　纪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合上，喝了口水，又下意识地打开来看看，语气格外迟疑：/* 53 */　　《便衣警察》第一部分(53)　　“呃——，我说说，我说说。我拥护公安部和局党委关于调查３１１案的决定，呃——，３１１案的失败，我首先应当负责任，这个……对周志明的事嘛，我也要负责任，也要负责任，这个，侦查队伍中出了这样的败类，是我们全处的耻辱，全处的耻辱，特别是我，更应当认真吸取教训。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略略放开了一点，语气似乎也渐渐顺畅些了，“但是周志明在３１１案上是否有通敌纵敌的问题，我看，我看……当然，也不排除，但要下结论，恐怕也不宜太草率，还要搞点扎实可靠的证据出来才好服众，最好别单单地以一事推一事。呃，从形式逻辑上讲，在三大推理形式中，类比推理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这个这个，我也是个人看法，不成熟……”　　话虽说得婉转，但与甘局长的意见相抵触，却是十分昭著的。不过严君倒是觉得，纪处长的话，使会议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了，大家似乎也都透了口气，因为他的话不仅转移了一下甘局长的雷霆之怒，而且在甘局长和段科长激烈的两端之间，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　　那个叫人心惊肉跳的会，当然没法儿议出什么结果来，自然也不会再开第二次了。从星期二到今天又是整整的四天。段科长天天被调查组叫到秘书科临时腾出来的一间屋子里去谈话，无话可谈时也得在那儿呆着，在严君看来，简直是被变相地办了“走读”学习班了。前天，甘局长在全处干部大会上宣布：因为纪处长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上，所以处里的日常工作暂时移交；昨天，纪处长就送来了一张请假条，告病不朝；今天早上，局里任命的新处长便走马上任了。　　如果不算刚被降职“发配”到自新河劳改场去的马局长的话，纪处长便是全局唯一留在处长职位上的“前朝遗老”了，前后才三天，终于被换下了台，而且简单得连一句交代都没有。　　按说，她这样的普通侦查员，毕业不满两年的大学生，在处里，人事关系既不深，业务上也算不上骨干，本来是用不着为这些处科级头头儿们的起落荣枯操心费神的，可她偏偏老是觉得，这些变动都是和自己的命运、事业、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处长被撤职还倒罢了，她怕的是段科长也呆不长，怕再冒出一个甘局长一类的人来当她的科长，如果整天在一个屋子里办公，横竖都不对劲儿的话，那该多么别扭啊！　　不过看上去，段科长反倒比她还要沉着似的，每天照样上班来，下班走；走道里迎面碰见了，照样和人点头打招呼；在食堂打饭时，该说该笑，没事儿人一样。　　昨天，她、大陈、小陆，分别被调查组“请”去谈话了。和她谈话的，除了两个调查组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市局来的人和他们五处政治处的一个干部，那间小屋子被坐得满满的。她进去的时候，一看到摆在这些人面前的那张预备给她坐的空凳子，心里先就不舒服，她想起审讯徐邦呈的那间预审室来了。　　“来，坐吧，坐吧。”公安部的一位同志最先招呼她，口气倒还亲热，“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有点反感，冷冷地答了一声：　　“严君。”　　“严君，严肃的严？”　　“严肃的严，君臣的君。”　　“嗬，严肃的皇帝，哈哈哈。”　　驴唇不对马嘴，真是拿肉麻当有趣。她心里发笑，在凳子上坐下来，眼神漠然，一副很不合作的表情，“有什么问题，问吧。”　　“咳，没事，咱们随便扯扯，随便扯扯。”那人有些尴尬，先是漫无边际地胡绕了几句，然后很生硬地扯到正题上来了。　　“３１１这个案子，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不用顾虑，大胆说，啊。”　　“这我可说不出来。”　　“你个人总有个看法嘛，说错了不要紧。”　　这人的神态简直像是哄小孩似的，她心生厌恶，出言也就有点噎人。　　“我算老几？侦查方案都是领导定的，我能有什么看法？”场面挺僵，冷了几分钟，一位公安部的人忍不住突然问：　　“３１１专案组离开南州去边境的时候，周志明是不是让你给他寄过一封信？”　　“什么？”她皱起疑惑的眉头，“和这有什么关系？”　　那人没回答，却接着问：“信是寄到什么地方的，寄给谁的，你能回忆一下吗？”　　周志明托她给施肖萌寄信的事，她当然记得清清楚楚，可她却拧着脾气，非要反问：“这和３１１案有什么关系？”　　市局的那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沉下脸，用一种教训的口气说：“严君同志，你今天的态度很不冷静，部里同志问你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嘛，怎么这么费劲？”　　她也瞪起眼来：“那当然，你们不解释清楚，我私人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　　“什么，你私人的事？”对方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话柄，“周志明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和别人通信，怎么成了你私人的事了，啊？据我们了解，周志明平常从来没有什么通信关系，偏偏在仙童山诱捕计划确定之后，临去边境之前，匆匆忙忙往外发信，难道不值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稍停，对方又稍稍缓和了语气说：“严君同志，我们相信你是有觉悟的，会积极配合我们调查的，周志明和什么人通信，究竟有没有问题，不查怎么能知道，你说对不对？”/* 54 */　　《便衣警察》第一部分(54)　　她的心情已经十分败坏，口气也越来越烦躁，“我忘了，早忘了那信是寄给谁的了！”　　“时间并不久嘛，怎么能忘了呢？”　　“三个月了，怎么就不能忘？”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这简直是在顶牛抬杠了，严君咬了咬牙站起来，“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　　“干什么？”　　“上厕所。”　　她并不需要上厕所，只是不能忍受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一出了那间小屋的门，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地进厕所，又慢慢地洗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洗，然后再慢慢地走出来，听到旁边一个办公室里有打扑克的声音便走了进去。　　四个男的，围着一张办公桌甩得正欢。她看了一把，没走，又看了一把……　　“嗬，怎么着，严君也不怕浪费青春啦？”　　“哼，”她冷笑一下，“我没什么青春，无所谓浪费不浪费！”　　一连看了四把，直到政治处的干部领着市局的那个人气急败坏地挨门找到这儿，才算结束。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市局的人脸红脖子粗，“我们好几个人都在等你，你什么意思？”　　严君恨得真想一扭身走开，可她却用了一种平静得近于戏谑的口气，说：“哟，又不是办我学习班，还不让人歇口气呀，我还以为你们早散了呢。”　　倒是市局的那位，先给气走了，一边走一边气势汹汹地叫：“你们处长呢，你们处长呢？”　　要找处长？找去吧，我一没辫子，二没把柄，怕谁！　　大陈和小陆也被谈了话。虽然事前早做了“不准串联”的规定，但在办公室里没外人的时候，小陆还是忍不住要说。　　“哎，怎么跟你们谈的，问你们周志明的事没有？”　　大陈没说话。她没好气地说：“周志明怎么啦，噢，就因为有了胶卷的事，什么都想赖人家呀！”　　“听口气，他们好像还是有点什么根据似的。”小陆脸上略带着几分神秘，说：“让我回忆周志明到边境以后都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别看咱们是干侦查的，当时还真没注意他，谁想到他是那么个人呀。调查组怀疑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收买，想查查他的社会关系。咱也不了解他都有什么社会关系，好像有个女朋友，是不是？我反正没见过。”　　大陈声音小小的，“唉，咱们尽力给部里的同志回忆吧，回忆不出来也没办法。况且调查组现在也并没有肯定周志明准有纵敌问题，咱们千万别把有影没踪的事和那种定不了否不掉的东西往外端，反而给部里的同志添乱。刚才他们也问我当时山上的情况来着，他们怀疑周志明为什么早不开枪，偏等着徐邦呈跑了才开枪。我也只能照实说呀，周志明当时还和徐邦呈打了两下呢，从开打到徐滚下去，总共几秒钟的事，根本就来不及出枪嘛，而且靠敌人的那面坡很陡，往前一蹿就能滚下去。我还给他们画了一下。他们好像挺失望的，可事儿就是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部里要是说这样就属于纵敌了，那部里定吧，咱们服从。”　　“那当然，那当然。”小陆连连点头。　　看来，无论是大陈的巧妙敷衍还是小陆的稀里糊涂，都没有和调查组搞僵，这就使严君的顶撞更显得突出和孤立起来了。她暗暗做好了挨整的准备，这也许是她有生以来心情最灰暗的时候。　　报复果然来得快。今天上午，政治处通知她两天之内到城东区公安分局报到，虽然她早就听说过处里要抽一个人长期支援分局加强一些信托商店的堵赃工作，但无论从哪方面说，她都想不到会轮上她去，这时候到分局去，显然会给人一种犯错误下放的印象。她愣了半天，索性也横了心，去就去！就是叫她改行搞一辈子社会治安，反刑事犯罪，她也心甘情愿了！比起五处这块是非之地，分局，也许还算一块净土呢！　　严君想着想着，思绪不由地又移到了周志明身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些卑鄙的家伙要把３１１案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这不是落井下石，找替罪羊吗？唉，假如那个徐邦呈被打死了该有多好，周志明说他一共打了四枪，全局射击训练第八名的好成绩，总有一枪能中吧！　　硕大的无影灯低低地悬在头顶上，四周一片金黄，徐邦呈仿佛是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阳光下，心情也不由得平静安详起来。这是哪儿？　　身下，垫着软硬适度的垫子；脑袋，十分贴切而又十分舒服地嵌在同样软硬适度的托架上。不，你用不着怀疑，用不着心跳，这儿不是漆黑的边境，而是世界的中心——巴黎，是巴黎最著名的医学院中的一间洁白的手术室，空气中浓重的来苏水的气味，可以证明这儿的确是洁白的手术室。啊，人的一辈子，死里逃生的运气能有几回啊？　　“徐先生，”生硬的英文，“牙还疼吗？”　　他看不见问话人的脸，声音也那么陌生。他的脑袋被箍着无法转动，只能笑一笑，用眼睛来摇摇头。　　“左面还有点发炎。”声音抬高了，显然是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果然，另一个声音接着说：　　“不要紧。”　　他们是在说他的腮帮子，左边的腮帮子，已经三个月了，还在隐隐作疼。真想不到那个外表秀气的小家伙竟还有那样一手闪电般迅猛的拳击，害得他到现在还只能用右边的牙吃饭。他妈的！/* 55 */　　《便衣警察》第一部分(55)　　哗啦哗啦的金属碰撞声，搅得人心惊肉跳，这一定是动手术用的器具，刀子、钳子、镊子、纱布，一定摆了满满一盘子，像要宰牲口似的。来苏水的味儿……那锋利无比的刀，马上就要在他脸上割来割去，割得他面目全非！别怕！想点别的，想点别的，想点别的，想什么呢？　　想想他的童年，少年，青年？算了吧，实在是无聊得很。现在想想，他简直是在一群信奉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中间长大的，那生活，刻板、枯燥、清苦，左右全是规矩，前后都有尺寸，不给他一点自由，不允许一点放纵，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乐趣。他的乐趣是现在，现在他一切都有了，都尝到了，口福、眼福、女人，都体会过了，享尽一切人生情趣之后，还有冒险生涯的刺激。至于说客居异国的那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他倒不像有些人那么在乎，实际上也完全用不着那么封建，非得死守着故土死守着穷不可！他才没那个老地主的脑袋瓜子呢，不要说几百万人口的南州市，就是整个中国，在繁华的世界面前也不过是个山沟子。他从那山沟里走出来，看到了触到了尝到了人欲横流的大千世界，将来即使老死他乡，也算不枉此生了。　　无影灯是不是比刚才更亮了点儿？刺眼的灯光仿佛要把他的身体洞穿，不，你应该对自己坦白，你才不是个有福的人呢，不过是个靠玩儿命活着的可怜虫罢了。　　……无边的疲倦啊，他全身的肌肉一点劲儿也没有，整个身子完全是瘫在手术台上的，连眼皮也沉重地耷拉下来了，灯光隔断，一片黑暗。　　黑暗中他看见了，红色的晚霞，墨色的山谷，昏鸦安详地叫着，在红色和墨色的交融中盘旋起舞；远处有个古老的教堂，深沉的钟声把人的一颗心带向宁静的小城，带向牧歌式的田野……霍夫曼就是用这样幽美的环境来抚慰他的神经创伤的，但马尔逊却坚持要他搬出这古堡式的山庄别墅，换到简陋的据点里去住。现在他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到那美丽的晚霞、山谷和田野，如果能永远那样逍遥那样安乐……是的，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激烈的刺激了，他需要逍遥安乐！　　“对一个间谍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死亡的危险，而是九死一生之后立即让他接触安宁和舒适的生活，他的意志会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毁于一旦！”　　看来马尔逊说对了，那铁门重重的牢狱，那杀气腾腾的审讯室，那阴森恐怖的边境之夜，难道他会一朝忘却吗？这些年，霍夫曼对他的兽性的训练，已经使他的神经像一根快要绷断的琴弦；这次实习性的派遣，是他在数年训练之后第一次涉入真实的间谍生活的激流，虽说从入境到脱险才只有二十多天，可在他的感觉上，就如同一个死囚在断头台上等待那举起的钢刀落下来一样，像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人啊，难道只需要二十几天，他的意志、勇敢和对冒险生涯的那种天然喜好，就会变得枯萎如此吗？在霍夫曼为他安排的山庄别墅里，他也才只享受了五六天的“公爵”生活，难道对安乐和舒适的渴望竟会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连一直维系自己信念和胆气的那点狂热，也从此冷却，一蹶不振了吗？确实，马尔逊确实是高明的，人，受不了强烈的对比……　　霍夫曼只负责对他的训练，他的真正统治者和指挥者，是马尔逊。如果单从外表上看，霍夫曼是个很富魅力的硬派男子，身材魁梧，面容冷酷，有一副典型的军人风度；而马尔逊却其貌不扬，干枯瘦小，头发稀疏，纵酒过度的鼻子又大得不成比例，活脱一个摆摊儿的小商人。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人，居然以间谍计谋的设计为擅长，在世界谍报战的舞台上驰骋了大半辈子，而且名气之大，已经使他成为Ｄ３情报局内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相形之下，霍夫曼不过一介武夫罢了。　　他不喜欢霍夫曼，尽管他的无线电收发报、跟踪反跟踪、射击、游泳、登山、格斗等等技术，都是出自霍夫曼的门下，可他很难设想，一个间谍的献身热情在霍夫曼式的冷酷无情的统治下能够维持多久。霍夫曼曾经说过：“间谍事业的神圣就在于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限制和约束，杀人、诈骗、造谣、色情，都得干。”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读《圣经》那样安详平静。霍夫曼还说过，他特别信奉中国的一句名言：“无毒不丈夫！”霍夫曼的毒，甚至能使跟他同舟共济的人都要提心吊胆，生怕遭了他的暗算。　　马尔逊的为人却完全不同，任何间谍都愿意跟着这样的头儿干。马尔逊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他最重视的不是情报，而是情报员本身的安全；在间谍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技巧运用上，马尔逊的见地也处处显示着霍夫曼所无法比拟的科学和老辣：霍夫曼要求情报员的活动一律遵守教程规范，而马尔逊却主张不必拘泥，甚至根本就不造成对情报员的过分训练，主张一任自然。“过去我们曾经在五角大楼内部很难得地安插了一个情报员，可是就因为这位英雄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使用反跟踪技术，结果引起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注意。假如他每天下班都老老实实地走路，大概永远不会被‘山姆大叔’抓住的。”马尔逊总喜欢把这个雄辩的例子挂在嘴上。在他这次潜入之前，马尔逊对他做了一次反审讯的考核，他的反应机敏，对答如流，使这位上司恼火异常，“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保安人员马上就能看出训练的痕迹，你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他冲他发火儿，实际上的矛头却是指向霍夫曼。霍夫曼当然不甘示弱，“如果每个普通人都自然具备当间谍的条件，完全用不着训练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马尔逊也不客气，当着他的面就和霍夫曼争吵起来，“那么请问，什么是当间谍的条件？什么？”连徐邦呈当时也不明白马尔逊何以拿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来诘问霍夫曼。当然，霍夫曼的脸马上涨得通红，“间谍的条件，难道还用现在讨论吗？做一个间谍，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健康强壮的体魄，忘我的献身精神，敏捷机智的反应力和应变力，通晓多种语言和职业，还有……外表要平淡无奇。”霍夫曼想尽量说得全面些，而马尔逊却鄙夷地打断他，“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比你还要书生气，像这种纸上谈兵的条件我可以一口气举出三十条来！可现在是七十年代了，你这一套只有小说家才欣赏。在现实世界中，詹姆斯·邦德００７是不存在的，任何类似的、无所不能的超人式间谍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职业谍报人员的眼睛里，间谍的最高技巧就是自然，间谍的最好条件就是能够接近情报目标，如果一个间谍不能接近情报目标的话，那就是把所有优秀素质集于一身，也毫无用处！””，改分红为送股，将股价重新拉高，打完由他自己发动的长天实业股战的最后一役，得一张末班的船票，带着饱满的果实扬帆而去，也算是他对得起长天集团十八万弟兄了。此后，一定金盆洗手，再不沾股市中的尔虞我诈。他本来就对空手炒股这种事一直缺乏心理适应，太多的市场机谋与竞争的残忍，让他的良心总是负担着某种重压。他还是老老实实搞他的实业，搞他的产品经营为好，这样活得比较轻松。以他的处世哲学，他是极不忍心以强凌弱，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那么多无辜散户的鲜血的。那些散户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总是打尽最后一颗子弹而壮烈牺牲，却并不知道自己是跟谁在打。/* 9 */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一部分(8)　　送走了深圳的客人，他请秘书为他重新泡了一杯浓浓的君山银针。他看着杯中浮藻般的银针压服着水的热气，显得厚重而又阴沉。这种茶看上去身长叶厚，不易泡开，需要静心等候。秘书又抱进一摞待批的文件，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他没有动。秘书揣摩着他的脸色，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几个下午接到的电话，请示他如何答复。他似听未听，答非所问地说：　　“李大功要是回来，马上告诉我。”　　“噢，李总还没有回来呢，可能还在和他们一起找吴晓吧。”秘书答道。　　吴长天只问这一句话，便又沉默了，秘书不再等什么答复，退了出来。吴长天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在想另一件事，这是比今晚的董事会还要重要得多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他未来的全部安排，关系到他整个事业，也关系到……照他看来也是关系到整个长天集团未来命运的头等大事。　　这件事就是：他的身份，长天集团的身份，他和长天集团，算是什么关系。　　二十年前他接手吉卫塑料制品厂的时候，这家债务累累的小厂的净资产还是负数。那时候的吉卫，是个谁都不要的死孩子，从财务概念看，已经是个事实上的破产企业，只是当时全国都还没有一家破产的实例操作而已。是他吴长天把这个死孩子弄活，长成了今天的巨人。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以实业立身的三大要素恰恰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三种最吸引人的东西：科技、资本和权力！只有这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产生伟大的业绩。而过去一向被吴长天引为骄傲的，正是他自以为已经拥有了这种结合。长天企业靠科技翻身，靠科技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尔后的二十年中，集团迅速扩张起来的资本，几乎为吴长天想做的任何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权力，难道他没有权力吗？在长天集团说吴长天没权纯粹是一种低级的幽默。他的功劳、气魄、能力和为人，使他在自己的王国里，成了一个毛泽东式的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崇拜。当他的下属们学着当年林彪“紧跟”毛泽东的口气说：对吴总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时，当然就不是幽默，而是一种真诚的拥护了。谁也没想到在长天企业二十年发展的今天，吴长天竟突然发觉他的权力，不过是眼前雄伟壮观的一片海市蜃楼，是随着太阳的升沉移动而忽大忽小或有或无的一片倒影罢了。　　事情的起因要从八十年代的中期说起，在他以长天为名组建起长天企业的基础公司——长天实业总公司的时候，为了得到吉海经济开发区税收政策的优惠，他把长天实业挂靠在了开发区的财政局。反正财政局每年只收些管理费，并不过问他的经营活动，也不过问他的人财物的调动，企业内一切行为均由他自己做主。尽管长天企业下属的公司和工厂遍布北京、上海、广东和东北很多城市，但他顺理成章地把企业的总部注册在开发区之内，这些年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何止千万计。现在，中央决定政府部门一律不能再附属企业，几周前开发区财政局突然跑来和他商量，准备把长天集团的关系转到开发区招商总公司去，当时他愣了半天竟没有说出话来。长天是他的，政府没投一分钱，是他白手起家平地造楼，一天天拉扯起来的，他不需要转到什么招商总公司去，他难道还得有个婆婆来管着他？得有个上级单位来任命他？过几年再安排他体面地退休？当他拿着那一点退休金走出他含辛茹苦亲手建立起来的王国并和它再也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高尚的伟人，还是一个历史的傻瓜？　　是的，他和政府只是挂靠关系，长天企业的发展历程很清楚地说明了这几十亿的资产是如何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但郑百祥说得没错，天下是我们打的，但打天下时我们都忘记了树起自己的旗帜了。我们自己搞来了贷款，找来了钱，但没有办理任何个人资本投入的手续。所以在法律上，长天企业的每一块砖、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钱，都归国有。而你，长天集团的创造者，终将面临一个上级单位来接收财产、考查干部、组织政治学习、进行各种监督。你的每一分钱收入都要如实报告，每一平米住房都要丈量登记，超过规定要照章退出；用车、打电话都要实行公费包干的制度，超支自理……等等，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也许你从接手吉卫这个破厂那一天起就从没打算过享受，重要的是，长天企业所有经营活动的决策从今以后都要集体讨论，逐级请示；你对企业干部的调配与任免、奖励与处罚，都要受到另一种规则的限制。一切都不能再随机而变，不能迅速及时地自行决定。你不能整天只想着经营和生产、销售和技术，而必须拿出一半以上的精力，做出各种紧跟形势的政治姿态，为自己制造各种思想和行为的面具；你必须阿谀上司，以便在与上级派来的党委书记和副职干部的争权夺利中占据上风；也必须拉拢党羽，以便在稽查大员的印象中拥有“群众基础”；你必须和每一位婆婆，那些一时都难以数清的主管部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计划部门、纪检部门、劳资部门，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等，广结善缘……总之，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决策者和指挥者，而只不过是一个需要随时随地观察上级脸色的，惟命是从的，被任命的干部。这一切结果都出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长天的资产，在法律上，不是你的。/* 10 */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一部分(9)　　吴长天是从这种体制中走出来的人，他已经很难再习惯它的特点和规则。他想，如果他从此无权再决定什么的话，甚至还要和上级派来掺沙子的书记和副手在来来往往的内耗中消磨精力的话，那他就完了，长天集团也就完了。　　他似乎必须马上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开始，他策划了一个将集团进一步股份化的方案：除了将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执股权大批转售外，再把集团内其他几个骨干企业也对外招资纳股，办成由多家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增加这些公司的社会性色彩，摆脱什么招商总公司对长天集团的独家控制。但这个方案操作起来十分复杂，而且需要时间。而且，说到底仍然没有他个人的股份。这些年他虽然拥有公司的一切权力，却从来没有在个人发财致富方面动过什么脑筋，他的清廉是上下公认的。公司的财务、审计和各种人财物的收付往来，也完全是照章办事、从严控制、公平公开的。像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那样穷凶极恶地中饱私囊，他想都没有想过。一来，是他品性不齿于此；二来，也许是他没有想到某年某月某日会有一家国有的招商总公司从天而降，突然凌驾在他的头上，成了他的资产的法定主人。现在存在他个人银行户头下的，仅仅是他的亡妻去世前卖掉她自己辛辛苦苦办的那家很不错的服装厂所得的八百多万块钱。这钱在情理上说，应该属于他们的独生儿子吴晓，这是他母亲最后留给他的一份遗产。吴长天本来以为这并不算是一笔大钱，他本来以为到他闭眼的时候，他留给儿子的，将是一个市值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庞大家产。他过去一直忧心忡忡的，是儿子突然在某一天不知怎么迷上了一支萨克斯管，从此听不进他的任何诱导和规劝，对学习企业管理失去了全部的兴趣，能不能子承父业几乎成了这几年父子之间争争吵吵的主要内容。一年前吴晓在事先不征求意见也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从工业大学退学参加了一支只能在酒吧里吹吹打打的小资产阶级格调的乐队，父子之间的冲突几乎到了沸点。吴长天可以在企业界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唯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尤其是在他母亲病逝之后，他对儿子的心，就怎么也硬不起来了。　　他曾经仔细梳理过自己的想法，他自认为自己并未有一丝封建农民的意识，非要给子孙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田产屋舍才能闭眼。他现在在各地住的几处房子，和公司的其他财产一样，都没有办理过向个人过户的手续，在职时可住，退休时要交。他也从未给过儿子的乐队一分钱的帮助，——除了痛恨这个抢走了他儿子的乐队之外，他在观念上也不主张儿子在事业方面不劳而获，坐享父母的荫泽，因为那样对他的成长反而不利。他现在想方设法避免使公司回到国有体制上去，也不光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公司里那几个多年跟着他风雨同舟的弟兄。他不能让大家脱下干部装赤条条地下了海，闯过惊涛骇浪之后又赤条条地上岸穿回那身旧衣服，那样的话又何必死去活来地滚这一身水呢。　　在他这次回北京以前，他在吉海特意把市委书记梅启良和他的夫人，一起约出来吃了一顿饭。他和梅启良一家人都很熟，席间可以用闲话闲说的方式，从他今后的发展战略谈起，慢慢把话题绕到长天集团关系挂靠的问题上来。梅启良是吉海市的老人，吴长天从环卫局辞职下海的时候，他是市工交党委的宣传部长，和吴长天的年龄、级别，都差不多。对吴长天下海办厂以及后来长天企业在开发区财政局挂靠的大致过程，都还清楚。这些年，长天集团在吉海是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吴长天又与梅启良个人的私交不错，所以梅启良对长天集团在吉海的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那天在餐桌上谈到长天集团的归属，梅启良倒是持非常开明的态度。　　“首先要听你的意见，”他对吴长天说，“长天集团是你一手搞起来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它，你最有发言权。”　　梅启良的诚恳和通达，对吴长天的内心起到了一点撩拨的作用。又仗着喝了几杯热酒，一向谨慎的吴长天不知怎么竟把一句还不到火候的话冲口而出：“梅书记你最清楚，长天集团是我一点一滴弄出来的，挂在财政局是当时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现在怎么假戏真做就成了国有资产了呢，公司的账上可是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啊。”　　话一出口，他马上后悔，因为梅启良面色暧昧，沉思着未开口，这使他的酒劲立刻退了下去。他试图着往回收：　　“当然，这么多年我把公司的老营扎在吉海，始终没动，也是因为市委、市政府给我这么大的支持，我得为吉海做点贡献。梅书记你是知道的，市里要我出钱出人，让我办什么事，我们长天公司什么时候没有遵命？企业的资产无论属于什么性质，我吴长天对市委、对市政府，这个组织原则我还是坚定不移的。”　　梅启良这才点头：“你是吉海的利税大户嘛，市委、市政府当然要支持你。长天的总部不离开吉海是正确的，吉海给你的条件和政策，去别的地方你不一定拿得到。至于说，长天的企业性质，历史过程，大家都知道，但是看法恐怕不会那么一致。你们不靠政府投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这个精神，这个历史，大家都承认。但当时毕竟算是市环卫局下属单位，后来又挂在开发区财政局下面，算局属企业。政府虽然没有资金投入，但当时给你们的政策，对你们的扶持，可是完全按国有企业对待的。当然，从资金投入的角度，搞清楚长天集团有哪些资产应该算你有份，这当然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十五大以后，中央也提倡明确企业产权关系，提倡企业走股份制道路。你吴长天如果能占长天集团的部分股份，这对调动你的积极性，对长天集团今后的发展，也有一定好处。但是，认定股份是个复杂的问题，要有法律的依据。总归这个事我个人意见不是不能讨论，啊，不是不能讨论。”/* 11 */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一部分(10)　　对梅启良的这番若明若暗，左右逢源，既不失原则，又变通灵活的表态，吴长天翻来覆去，揣摩良久。一会儿觉得山重水复，一会儿觉得柳暗花明；猛然一想似觉暗含机锋，细一分析又不得要领。唯一给他留下一线光明的，是结尾那句连续说了两遍的“不是不能讨论”的话。只有此言，为他的希望留下了一个相对实在的活口，虽然梅启良并没有明说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和梅启良吃过这顿饭以后，吴长天匆匆回到北京，人们以为他是为筹划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而来，其实不然。董事会的事他几乎全部交由郑百祥暗箱操作，他只在幕后对个别关键环节进行遥控。这些天来除了刚刚和那位有点来头的深圳建筑商见了短短的一面之外，他一直闭门谢客。今晚的董事会也称病不出。他一天到晚只和集团的财务总监、法律部的主任和有时由他们带来的几位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干部，关在他的书房里开小会。既然梅启良表态长天集团的股权认定要有法律依据，他就不能不有所准备。法律的、政策的、财务的、理论的、历史过程的依据，都要准备。这件事在全集团除了几个参加研究的财务和法律干部之外，只有副总裁郑百祥和行政部经理李大功知情。对郑百祥，吴长天私下里许给了他百分之十的股份。李大功和其他几位长天的老人，尽管没有得到具体的许诺，但心里都清楚他吴长天的人品。他与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会亏了他们。　　这件头等大事，存亡所系的大事，就在这个世纪最后的一个隆冬，在吴长天的小小的书房里，悄悄地启动了。也许吴长天这种急迫的心态也是世纪末情绪的一种，他心里总是觉得一个时代的期限将近，很想在新世纪开篇之前把这等生前身后的大事一揽子了结。知情的人中，只有李大功一个人不需要参加具体的研究和操作，他负责搞好这些人的生活食宿和车辆的安排，以及一切行政后勤的事务，包括今天用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吴长天的儿子吴晓。　　吴晓是晚上快九点钟了才出现在他演出的那家酒吧的，李大功把他带回京西别墅时，几乎快要夜深人静。吴长天从内心的最深处，是非常非常疼爱这个儿子的，其情之切甚至难以形诸言语。他时常会在日理万机之时，不期然地想起他来。儿子似乎成了他对家庭、对亡妻的爱心和怀念的唯一实实在在的对象，尽管父子间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距离也有点疏远。　　儿子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床和屋子都很干净。虽然吴长天从不让保姆替儿子收拾房间，但儿子的这间卧室和他自己的穿扮一样，总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种生活上的讲究倒是和那些流行乐手的流行习惯相去甚远。见父亲进来，他坐起了身子，还是那副永远长不大的表情。吴长天想把儿子叫到客厅里去谈，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他把儿子放在沙发上的乐器盒子往旁边挪了挪，就地坐了下来。　　“这几天还在搞你们那个乐队吗？”他问。　　“啊。”儿子拿起床头柜上的一瓶矿泉水，仰着头喝。　　“拍MTV的事，找到资助了？”　　“正找呢。”　　吴长天沉默下去，不知后面的话该如何开口。倒是儿子问：“爸，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和儿子说话，吴长天的口气照例是威严的，只是习惯而已，其实他面对儿子时的内心是充满慈爱的。他问：“最近你见到梅珊了吗？你去找过她吗？”　　儿子反问：“我去找她干吗？”　　吴长天说：“上次你和她，还有她妈妈，一起去香港旅游，你们不是处得挺好嘛。怎么，现在不来往啦？”　　儿子的目光有些疑惑，不是因为他问的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问这个问题时脸上那异乎寻常的温和。儿子说：“来往过，不过很少。”　　吴长天点了点头，说：“我这次离开吉海前，请梅珊的爸爸妈妈吃了一顿饭。她妈妈跟我说梅珊很喜欢你，不知道你对她印象怎么样。梅珊现在也到北京要和一家模特公司签约了，我看你们可以多接触接触嘛。她妈妈很希望你在北京能够帮她照顾一下梅珊。”　　他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但儿子不知是因为天真的本性还是故意装傻，无动于衷地答道：“没问题，你跟他们说，梅珊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一定会帮忙的。”　　吴长天想了半天，不知该怎么再把话说得更明白，他今天必须拿到儿子的一个明确的态度，他不得不露骨地追问了一句：“梅珊……你对她印象到底怎么样啊，啊？”　　儿子未即答言，他又说：“在香港我就看出梅珊对你挺有好感。她妈妈说，她这次一个人孤身到北京来考模特，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你。这种事本来应该你妈妈来管，可现在，我是既要当爹又要当妈。不能不为你操这个心。”　　尽管后面这句话暗含了些伤感，但儿子听了依然是那种平静如水的目光，语言却是他嘴里从未有过的尖刻：　　“爸爸，是不是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印子钱，得拿喜儿去顶债啊？”　　在“阿伊鲍鱼”与刘文庆较完劲儿之后，林星仅仅在心里别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神清气定，自我解脱了。她马上就到二十一岁了，对一般女孩子来说，正好是个青黄不接的年龄。她那些同学都是这样的：想装扮成熟又放弃不了幻想；渴望独立自主又实际上依赖他人；尝到了现实的平庸又期待着突逢奇遇……这时候的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加摇摆不定。但二十一岁的林星似乎早就定格了，她早就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既充满朝气又老练自持的成年人。/* 12 */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一部分(11)　　她的朝气表现在对任何想做的事都敢去做，对任何去做的事都满怀信心，她的老练表现在对未来从不热衷细节的规划和具体的憧憬。未来究竟会走到哪一步天才晓得呢。最重要的是把握现在的生活态度，并做好眼前的每件事情。她的生活态度是坚强如铁和相信自己，而且还必须保留那么一点基本的道义；她拥有的优势是：习惯孤独。　　因为她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一个日常有来有往的亲戚。尽管许多同龄人还在拼命挣脱家长的管束，讨厌父母的关怀呢，但有和没有还是不同的，因为父母和家庭永远都会是你精神上一个潜在的支柱。　　在大学里，同学和老师对林星都不错，她有数不清的朋友。可朋友是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罢了，最后你依然要自己面对一切，这时候，孤独就成了你的财富。　　经历和环境养成了她的这种理性心态，也让她在大学的全部课程里，对心理学一直情有独钟。心理学不像宗教那样让人的灵魂盲目地净化或麻痹，而是使人的内心充满了科学思辨的光辉。心理学对孤独的评价也是令人振奋的，比如它认为孤独的人往往专注于事业，这博得了林星极大的认同。在这个时代里，像她一样埋头读书和踏实上班的漂亮女孩儿真是越来越少了。和刘文庆一吵架，她更觉得只有工作着才是美丽的。所以在“阿伊鲍鱼”吃完那顿饭的第二天，她就向社里主动请缨，买了去吉海的火车票。虽然只买到了“硬座”，但她还是兴致勃勃整装待发。按照计划，她将在吉海完成整个儿采访的材料框架，因为那里是长天集团的总部和它的发祥地。　　从退守孤独转化为对事业的专注，既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又是典型的坏事变好事。所以当第二天中午刘文庆又开始呼她的时候，她几乎分不清这对她来说究竟算好事还是坏事。她没有回，呼了她一整天，她都忍着不回。但忍着忍着就有些不忍了，到了傍晚刘文庆终于跑来敲响了她家的房门，她才意识到孤独也是很容易被瓦解的。　　林星拉开门，她几乎不敢与他对视，她不知他的一个眼神是否就足以令她弃守。刘文庆走进来，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先是自己给自己倒水喝，继而拉开冰箱在里边找着什么。林星板着脸回身到桌前整理着台面，心里已经有点软，但她还是想等刘文庆先开口。　　刘文庆关上冰箱门，砰的一声打开一罐可乐，说：“你知道我今天干吗了吗？我今天到证券市场过了一回大户瘾，我下了二百万的单！”　　尽管这是林星目前最厌烦的话题，但刘文庆的口气还是把她惊住了。　　“二百万？”　　“一百五十万是客户的，五十万是我自己的。”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没把我也卖了吧？”　　“瞧你说的，卖谁也不能卖你呀。钱是我借的。我妈给了我五万，我哥拿了八万，我嫂子他们家出了十万，再加上从几个朋友那儿凑了点儿。我一个朋友正好要买车，我让他晚几天再买，再加上我自己的钱。这是一个好机会，一般人都以为长天实业的股价已经这么高了，都不敢再收，我是摸准了消息下单子。做股就是靠消息。那帮小股民老是盯着哪个公司的业绩好，哪个股票的价位低。那些大炒家光是琢磨哪个庄家有实力，就知道闭着眼睛跟庄跑。我呢，我是一不买公司，二不买庄家，我买的是趋势！”　　刘文庆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林星冷笑：“看来你昨天那顿饭没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