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邓玉娇只是一个毫无武艺的弱女子，一个只肯在所谓KTV陪酒陪歌陪笑而不陪床的打工妹。在我所熟知的故乡，这样的孩子何曾敢冒犯官府干部。即便狭路相逢，她们也多是要低眉俯首驻足让道的。一个浣衣的女孩，既无杀人的动机，也无杀人的故意，更无杀人的预谋，且无杀人的手段。如果不是这个时代把她们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她怎敢抵死相搏，血溅素服？　　侠者，以武犯禁也。如果今日之社会已经可以把一个毫无武力的女孩，瞬间变成金刚怒目的犯禁者；那既是这个女孩的悲剧，更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假设这个国家最终还要为它的爪牙墨吏而张目，却不肯为这个无辜女孩去伸冤，且还要将她以故意杀人的罪名“绳之以法”之时，那我看到的则是整个民族的悲愤—我们无数人的呼声，仍然无法挽救我们的一个无辜孩子之时，那岂不是要把更多的人培养成以暴易暴的侠者。　　良法使世道和谐，恶法令社会暴戾。即便在黑暗荒诞层出不穷的今日，我们依旧在渴望极权改良从良，在呼吁民众依法维权。可是在更多的基层事故中，我们却看到的是主官护短墨吏嚣张，民如草芥含恨忍辱—这样的世道循环，我们还怎敢相信这就是那些无耻倡优天天讴歌的“新社会”，怎敢相信这就是时刻蛊惑要带着人民走进的一个“新时代”。三　　民女抗暴事件所揭示的深层问题是这个国家的虚伪。色情业是政府一向宣称在我国并不允许且不存在的行当，可是上到京城下到乡镇，秦楼楚馆几乎和政府衙门一样普遍。红袖与红旗齐飞，警局共春宫一色—这是尽人皆知的现象。可是各级政府既无心真正取缔，也不敢立法管理，于是，给警匪红黑两道留下巨大的腐败和罪恶空间，给公共健康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隐患。　　以洗浴城、夜总会等等名目广泛经营的色情业，并非我的故乡赫然存在；走遍祖国万里河山，何处不曾红黄夹杂？何处的官吏不是主要消费者？——更多的已成了点名索要未成年的特殊顾客了。我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警局，不知道他们辖下的色情业所在。也几乎没有一个色情场所，不按时翻倍地向派出所缴纳“治安费”。正是这样的上下默契，构成了今日中国的“河蟹盛世”。也正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治安保护，才形成了官员有恃无恐的粗暴淫邪，甚至敢斗胆逼良为娼。　　野三关洗浴城只是因为命案的发生，才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揭露。可是在命案和色情业之外，当局还会深入了解一下它若干年来的生存秘诀吗？在那个深山古镇，平民百姓岂会成为它的恩客。没有相当的人物撑腰，它又何敢艳帜招摇在国道一侧而至今不衰。　　既要开妓楼，还要树牌坊—正是这样的一种制度性虚伪，才使得我的淳朴故乡和这个藏污纳垢的时代一起沦陷，使得无数平民儿女要在这些权贵销金窟里饱受歧视蹂躏和迫害。他们要么成为含羞忍辱的性奴，要么被逼成血刃三寸的“罪犯”。四　　邓贵大不过微末小吏也，也许在日常生活中真如他夫人所言，原本是一个老实平和兢兢业业的党的干员—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底层吏员，都能在自己的辖区内张狂如此，可见这个制度是怎样的驱良为恶，怎样在纵容和释放着人性中的卑残。明明可以开放言禁报禁，就能监督官风，沟通民情，但是主政者就是要背道而驰；其中的秘密，又岂是为了保护邓贵大之流。　　在今日被广泛诟病的巴东县两府，难道会真正不知道邓玉娇乃被逼无奈情急之下的正当防卫。只是扔出死者邓贵大容易，甚至追诉伤者黄德智也不难，但是他们要面临抛弃基层脚脚爪爪的风险—这才是真正的难事。在今日之官场，吏员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一个区区墨吏都能牵起一场政潮震荡—这绝非危言耸听。　　稳定之所以在今日还能基本维持，正依赖上下齐心的互相袒护和分封分赏与分赃。倘若前线【基层】一点劣迹即被穷究，那岂不寒了天下爪牙的心。倘若所有的吏员皆不肯卖力牧民，则何来上峰的平安盛宴。于是，我们常常看到，即便是一个偏远山区对中央的抗命，帝京也往往无计可施，最后只好也默许地方的胡作非为—因为在本质上，他们失去地方基层胆大妄为的维持，失去的也必定是他们自己的为所欲为。　　于是，我在我的故乡，悲哀地看见我的土家族女儿，必将走向她的命运。在此刻，万千呼吁化作的只是一声叹息。在今天，祖国对于它的人民的呼声，仿佛20年前一样；仿佛对民意的尊重和妥协，便是对他们恐怖原则的背叛。　　我深知我无法改变我这个陌生的土家族妹妹的命运，就像我无法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但是，我如果沉默，就是对我自己祖宗的背叛。于是，我只能默默写下这样一些思考，留给我的故乡的施政者，留给我的故土百姓一起回味—我们该怎样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一个自己的主人。仅此而已。仅此而已。颓世华筵忆黄门一　　我于京都的来去，似乎正应了十年一觉的古语；青春的混迹，萧然的过往，挥别的双袖间大抵笼下的真是几片云彩。那些繁华与艰涩，惊怖和欢愉，如今皆已遥远；一如广场上那迭经翻修的方砖，早已抹平曾经的铁蹄。弹洞般的心灵，在向晚的冷眼转顾中，恍惚徒剩空穴来风似的荒凉和无凭—逝者如斯，往事之传奇竟如虚构，仿佛一切未曾身经一样。　　在黄昏的苍山下检点平生屐痕，万事万物皆显温柔。昆德拉说，即便是绞刑架，此刻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偶尔想想那个被称作心脏的城市，衣香鬓影高衙冠盖充斥的长街，恍同失血的脉管日渐枯瘦。而在我次第遗忘的温暖风景中，似乎只有望京的黄门，还能不断从时光深处浮现出来，荡漾着魏晋风度般的余韵。　　想起那些酒狂任性的岁月，于今日之慵懒里，依旧犹能搅起几许引刀江湖的豪兴。翻检一点黄门中存储的故事，述与来者，也许便是当代的世说新语。或能见证残唐晚明的狂欢，亦可聊尽心底的一杯余沥。二　　所谓黄门，乃布衣黄珂之舍也。室无主妇，不可谓家，故谓之门。黄门座落在京都西北角的一栋高楼里，和所有的现代穴居户一样，普通的防盗门、猫眼和门铃。黄门虽以酒肉名世，却绝对不是朱门，当然也不算柴门。黄门主人黄珂，身长五尺，形体和心性皆属敦厚之辈。坐如白熊，睡如卧佛，一旦醉翻则不免有玉山倾倒之虞。　　曾文正公观人论相，谓有清浊之辨。用他的说法，黄珂属于“静若含珠，动若木发”；实乃澄清到底的人物。凡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此所谓真正的脱略散人也。我平生阅人算多，但黄哥这般的异类，实不多见。按其半生事迹行藏，放在古代，那得是春申平原一流公子堪比。要用文学典型引喻，水浒中的小旋风柴进庶几近之。但这几位都是王孙贵胄，有天大的祖业撑着门庭。而他这样的布衣员外，竟然也张罗着食客三千的流水席，确确乎算是一道京都颓世中的奇异风景。　　黄哥与我，曾经门当户对数年。所谓“隔篱呼取尽馀杯”的事，那基本是隔三岔五就要发生的。一个人办一顿好饭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办好饭，尽飨天下宾客。他几乎像一个勤劳的妈咪，把干部和群众团结在酒色边上；入夜时分，其客厅就成了当代中国最大最和谐的包房。问题是酒阑灯灺，既无需埋单，也没有小费，更没有抽头。红男绿女家家扶得醉人归时，他还得自己打水洗脚。　　其实，黄友会最初议定的游戏规则，是大伙强行帮他定做了一个捐款箱；凡有食客自愿且自觉者，可以往里面随意投币，聊以减轻一点主人的负荷。箱子就放在门厅边，投不投币主人皆看不见，大家皆无尴尬，都可一视同仁地入座。放了些日子，箱子日渐沉重，黄哥的心也沉重起来。他怕别人说他敛财，坚决地撤下了箱子，朋友的善意也就落空了。　　我深知他这样的好客，所费实际不菲。楼下卖酒的，基本指着他发财；菜市场的活鸡活鱼，见天望到他去就恨不得躲起来。平民之家，每年炉灶上要烧掉几十万；我看着都着急，可他依旧是乐在其中。也有媒体误会，以为他是致仕林下的高官巨贾，家有金山挖不完。实际我所了解的这位爷，还就天生是个割肉疗饥的主；骨子里的仗义疏财悲天悯人，使得他俨然呼保义及时雨，时时处处接济和交游着天下英雄豪杰。无论流徒配客，游僧野道，入了黄门，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三　　黄门宴而今名满天下，多数人津津乐道的似乎还仅限于味觉。其实菜品如主人，原很朴素简单，并无什么奢华淫侈的可供炫耀。真正令各路江湖人物前仆后继蜂拥而至的秘密，乃因黄哥之宽厚所形成的一个巨大气场，足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在此切磋盘桓。遥想当年的法俄沙龙，因为贵妇名媛的吸引，而形成社交圈和艺术流派，进而影响国家和人类。但怎么联想都无法解释，黄珂这样一个老光棍，究竟在草草杯盘之中下了什么迷药，以至于随时麻翻各方俊杰好汉。　　他信奉来的都是客，无论上三品下九流，入座三杯皆饮者，出门一拱即友人。餐桌有时加到五米长，座次却并无主次尊卑。偶尔宫里的枢密要员也有访者，我看也就是奉叨末座而已。宾客互不相识，各自山呼海啸地吃喝，谁也不曾礼让着谁。常常枉顾的朋辈，许多也是财富榜上的豪强，到这里粗茶淡饭还得等着翻台，也照样无怨无悔地往还。名流多如过江之鲫，随时皆能邂逅巨星歌后。一些不是大众脸谱的闻人在你身边挤着觥筹交错，要等交换名刺时才互道三生有幸。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鱼龙混杂的江湖堂口，也确实穿梭着许多当代大腕和异日英雄。当然除开这些耀眼人物之外，更多的还是寻常过从的布衣之交。无数怀才不遇飘泊京都的畸零者，自然也把这里当开荤的私厨。有开酒厂的朋友送来几吨白酒，半年不到就只剩空盒。厨娘小彭看着每天要成箱运出的垃圾，常常是愁眉深锁地苦笑不已。　　最奇特的是某年，一个穿着打扮极为考究的青年，几乎每个夜晚皆要来黄门吃喝；而且一坐就到半夜才告辞。其人寡言少笑，待人却礼数极周，为集体活动办差也非常热心快肠；因此大家皆有好感。我因住得近，常常席终人散之后，就剩我们三人枯坐。那时常来的有位西门子的美女，这哥们正和某部的一干员在争夺，似乎他已获胜筹。我尝私下对黄哥说，此君做派气象乃江湖人物；果然未久那美女来哭求大家帮忙捞人，结果一打听，原来竟是在海南身负两条命案的东北逃亡者。但他确实对那美女纯情，该女希望拿出平生积蓄来营救，我们只好劝慰她放手—这样的顶级杀手，岂是区区存折可以救命的。　　许多人知道了有些后怕，那时捐款箱就沉沉地摆在过道上。更多的时候只他和黄哥对酌到深夜—他如起歹意，并非没有机会。有次半夜我和他一起出门时，他忽然拉着我说：我想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你一定可以写一个十分精彩的剧本。可惜这样的倾诉尚未开始，他就要赶赴黄泉了。而我至今仍然相信，他至少是被黄哥感化了的人。也许起初他来的动机难以推问，但看久了黄珂的相遇之诚，便启动了天良。江湖之中，其实道义和古风犹存几许；以心换心，往往可以逃过无妄之灾。　　要说黄友会的人不拘小节和俗礼，那也未必尽然。某次耀邦先生的遗孀也来便宴，大家皆起立恭谨地迎送。非仅为老太太的尊荣，实因一个时代的刻痕犹在，功德自存人心，向背也只在人心而已。四　　如上述，黄友会似乎仅如丐帮大会—凑堆吃喝而已。其实不然，一般来说每年都要搞一些有益有趣的活动。在此出入的人物，多数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皆是头角峥嵘的非凡之辈。随便拉扯一员出来搞个专题讲演，无需任何准备地信口开河，那也往往要言惊四座。　　重庆达人王康，江湖敬称老康的这位爷，形貌在列宁与布哈林之间，腹笥则非同小可。他与黄珂乃旧交，每次流窜来京，必是要请他开讲筵的。他对于俄罗斯文化和前苏联问题的研究，远胜于体制内那些专家。在酒席间听他信手拈来地从苏联解体讲到中国的未来，的确还要比凤凰卫视上他那些高谈更生动和深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兄，实在可谓“大隐”者。几十年来他在高层体制内从事着自己的国土战略研究，有一整套重整河山的大计划，惜乎既无人问津也乏人知晓。其人十分性情，每如黄门，必是自行车往返，且逢酒必醉，每醉必歌。一旦他开始西北秦腔，楼下的韩国邻居必来小心翼翼地敲门，请求饶了邻人的耳朵。举国上下，你随便说一个地名，他可以马上指出该地山川河流形势走向等等。论国民经济，那更是如数家珍，所有数据皆如成竹在胸。按他的规划，中国要重新分出72个行政区划才合符国情。可惜其人有总理之才，而无阁臣之命，只好樽边宏论，聊浇块垒而已。　　除开这样的杯酒高谈，黄友们也还搞一些慈善活动。为白血病孩子捐款，为印尼海啸和四川地震赈灾等等。至于其他看片会、画展、音乐会、首发式和开业庆典之类活动，由于朋辈多能人，那基本是随时都会接到邀请。黄哥是中心，经常看见他忙着群发短信，实际都是在热心快肠地帮朋友捧场。　　四川有句粗话说—自己的屁股流鲜血，还要帮别人医痔疮—这句话我时常觉得可以形容黄哥的急公好义。这个世界助人为乐行侠仗义的人，我也见过不少；爱邻如己一视同仁的君子也越来越多。但是像他那样完全不择对象不论亲疏地急人所急，实属罕见。五　　黄友会基本每年圣诞或者元旦，要雅集一处搞个自娱自乐的晚会。歌星舞师演艺名角太多，名导演更是一大摞，节目自然是不愁精彩的。某年黄哥突发奇想，要动员大家排个独幕话剧—而且全部由非专业人士来表演。我受命写脚本，偷懒将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拿来改编成现代内容的讽刺剧，人物和结构则仍然用原著的设计。大家看好这种无厘头改编，遂开始邀约同仁排练。　　王老板自然非黄哥莫属，我演的唐铁嘴。平面设计大师望忘旺演松二爷，制片人章芙女扮男装演常四爷；音乐剧明星影子女扮男装演刘麻子，著名音乐人李苏友演庞太监，高大林演秦二爷；翻译家李斯演老丐，诗人李亚伟演宋恩子，万夏演马五爷，陈琛演李三，行为艺术家昌鑫演二德子，高氏兄弟演吴祥子，作家深蓝演小妞，企业家刘兴平演农妇，学者余世存演康六，还有个女画家演他的女儿。　　一群从未演过话剧的人物，临时组织起来背台词走场次，那确实是笑话百出。剧务的更好玩，去北影厂租来了全套清末的服装道具，又在798艺术区借来了最大的一个舞台，全套音响灯光和摄像，大家就这么开玩起来。总共排了三次就登场，观众来了两三百。多数人都记不住台词，只好根据剧情临时瞎编—好歹是一群“名角”，智商都摆在那里，所以基本还不离谱。直到今天，我看那现场录像碟，还是忍不住要捧腹喷饭。　　这样的“实验话剧”，显然在中国还是鲜见。就这一堂形形色色的“大牌”业余演员，我估计在黄友会之外还真难组合出来。更好玩的是由于讽刺的是当下的世相，几个原本准备去报道的媒体记者，看完彩排吓得立即撤退出去。一群老顽童游戏人生的玩法，还真就应了王朔兄小说所说——玩的就是心跳。六　　黄友会原本一群老顽童小妖精的自我玩闹——在一个无趣的时代自讨有趣的人生。孰料最初由央视报道出去之后，竟然惊动了海内外各媒体的跟进。仿佛在一个落落寡欢的颓世，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和生态。有媒体经常问我意义何在，我只能说，在一个成熟健康的国度，应该允许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而我们处在一个官方组织极度森严的时代，无论文化或社群都不能多元发展的话，那民众的生活则只可能越来越死气沉沉。　　黄门宴只是一个老实人在体制外形成的一个小众平台，无数个渴望真实生活和怀抱梦想的人，在夜夜笙歌的表象之下，可怜地交换着各自流浪的方向。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身处在一个迷惘的时代，流离于大起大落的人生，疑惑于这个世界的走向。他们虽然经常沉溺在夜宴残醉之中，但黎明醒来，仍然要投入各自残酷的生活。　　也许不同的人将在这里结下各自的殊胜之缘，进而在蒙昧的时光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汇集都是偶然，所有的人都是过客。只有黄珂将停留在他始终喧嚣的夜里，只有他还会在暮色深处挑起这一盏古代江湖传下的孤灯，为这些熙熙攘攘奔忙和小泊的扁舟，送来一点微茫的温馨。一切不过仅此而已，似乎只有我约略曾经窥见，他那霜鬓丛芜后的落寞。　　　　　　　　　　　　　　　　是非恩仇二十年　　　　　　　　　　　　——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一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二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似乎还是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的副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防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5日凌晨，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 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六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七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我在“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我交给本局审查。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再说我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我的局长卢凯森【一个有良知的老大学生，现已去世】，被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我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此行之艰险惊恐，另文再述】而政治处皆我同事，此后亦未再为难我。　　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三　　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城，因家父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我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我的身份成为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的我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我长期驻汉工作后，我便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而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对此，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革命战友了。于是我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他是大哥，据他说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似乎只是不负领导之责了。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他没事便经常来我这里小坐。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我海外消息鼓励我的斗志。我本来对此恶世并未心甘，当他提议我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之时，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我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说他负责找钱，我负责找地方找人。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我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他却说还在筹钱，希望我也帮他一起设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我在劫难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筹划之时，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学运，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许交给民运组织还能有用。我并未告诉他我和熊召政的计划，只是对他说，你别拿来，我来帮你联系试试，如果需要再说。　　阿西走后，我还是迟疑着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熊召政。他一听大喜，要我立即去取来。我当面应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经验觉得此事太不靠谱，就根本未与阿西联系。刚过几天，他就跑来找我问拿回没有，我托故说联系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暂时没法拿到。他怏怏走了，过几天电话约我去他家，拉我到外面林荫道无人处密语，要我三天之内拿到那个文件，赶赴广州流花宾馆和海外民运组织来人见面交割。他要我当场默记一个电话和联络暗语，说一旦对上就可以交付。　　我口头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他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联想到当初他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某，最后把杜抓捕了半年。于是我还是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又过了十来天，他电话问我去了广州没有，我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犹豫原因，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再怀疑犹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了。于是当夜我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我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他让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赶去他家，他告诉我，他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要我带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他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我。　　四　　我带着两个人如约赶去广州，按他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他，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他解释说他们暂时不见我，但是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他拿出一万元给我，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他三千。次日我便带着我的人回汉了。　　几天后他回汉约我见面，说“民阵”将给我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就在和他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我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至此我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我对他们说——我也曾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他们问为何要如此呢？我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警察多少有些怜惜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我看了关键的部分。然后我对他们笑道——游戏至此结束，你们开始问吧。　　我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我对独裁暴君的仇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我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我和阿西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请律师，指定了一个他们的律师来和我谈话。我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还是想不通——虽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类手段，但是熊召政这样的名流，我和他无怨无仇且视同兄弟，他有可能来暗害我吗？我还是不能确信这一点。之后秘密开一庭，我和阿西终于无言见面。他对我说对不起，他先招了。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选择。庭上检方的举证终于让我大惊失色也恍然大悟——原来根本不存在民运组织来人一说，文件也根本没有递送出去，【我此刻才知道他完全在虚构并欺骗我，可是他为何要这样做呢】检方说文件就寄存在广州的某人家里，现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给阿西鉴定。也是在庭上我才从保密局的证明中知道，他们鉴定的密级是秘密和机密两种，没有任何绝密件。　　我要律师代我质问为何熊召政免责无罪，而我要成为被告。律师根本不敢质问这一问题，于是我只好自己陈辞追问，但是卑怯心虚的检方和法官，没有任何一句回答——他们完全不碰这个话题，我只能无奈苦笑。我心中发誓，我必须终身追问这一秘密；谁知很快我就找到了机会。开完二庭后，书记员将整整一本案卷递给我，让我只看当庭的笔录之后签字画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烟去了，我根本不看当庭笔录，迅速翻阅前面的各个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回答法庭庭长，关于为何不起诉熊召政的一个笔录——上面的罗庭长说：被告在法庭质疑为何没有起诉熊召政，我们对此也有疑惑，请问有何原因？处长含混地说，他是我们的人，有重大立功等等。【这个材料只有两页纸，装订在那一摞两寸厚的档案里，如果某天神秘失踪的话，那我只能佩服熊召政太大的能耐了，不过我相信曾经办案的各部门，总有天良未泯的人可以旁证这一切】。　　对此结果，虽在料中，但仍然如雷轰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要他亲口对我解释——为何要参与对我的谋害？他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即使在那时，我还是宁愿往好处想他，认为他可能被胁迫，认为他总有一天要来给我忏悔。五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其时他的孩子出生未久，后离异，我一直内疚】，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我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我们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我当然清楚这一套，于是选择了尽快去监狱——与世隔绝一年几个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汉抢救的癌症父亲，是否还健在人间。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我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我调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我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还在暗自等待熊召政来主动探监，解释一切。　　我在劳改队很快帮他们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对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来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1992年，多么华丽的成功转型啊】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　　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当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指导员带着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他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我艰难背去的20幅带玻璃框的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他再也没有出现，而我开始漫长的等待。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我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我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我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计划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和手机，亲眼看见了他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去，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他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凶报复，我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我在给他最后陈述的机会。　　他叫秘书给我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想吓唬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他尴尬地送我到门口，强行给我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我揣着他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我们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六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托人四处打点以获茅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他和黄苗子冯亦代一样，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样的风雅和风度十足。他们在这个邪恶的国度，似乎也吃过亏，但最终是占尽风流。我会嫉妒他吗？不会。因为我比他活得轻松自由，活得毫无歉疚和罪恶感。我不敢想象他的每个深夜，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过汗颜，独自在途时，是否有过恐惧。我等了十几年，想看看这个天天写文章的人，是否会写一篇我们，是否会暗示一点歉意。哪怕只有一点，那我也许还是会原谅。　　因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我就是从体制走出来再到监狱的，无论警匪两道，我皆不陌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将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绑上了耻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对于那些批评她没有恕道的人，我只想问——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在这个国家干脏活并不稀奇，但是干了你要承认，你要主动道歉。你连起码的良知和歉意都没有，凭什么历史要对你宽恕？别人受罪你受赏了，你就该主动灵魂下跪。　　我已经被审判过一次了，总有一天，该轮到他来面对末日审判。如有人质疑我上述不实，请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里纪录着，就像东西德国合并后那样，到时人人皆可查阅。如果熊召政愿意起诉我诽谤，这次，我应该有权和他对簿公堂了——那将是我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时代和一天。　　我等着，冬天已经到了。后面的话，我无须再说。　　最后我要重复前人的话说——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无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凭着良知，做了我该做的事，受了我该受的罪。谨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谨以此文纪念那一年牺牲、流亡和受罪的无辜人们！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我对熊召政的继续质疑一　　自《是非恩仇二十年》发出以来，除开收到无数声援之外，我还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斡旋电话——邀约我和熊召政相聚释疑握手言欢。其中一位是武林大兄辈人物，与熊我皆有深交。他担心我对熊的“为难”，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应熊之请，愿意出面带和。我对这位兄台说——江湖之重，乃因道义二字。熊某十八年来视我若无，不给解释，必是自信我拿他无可奈何。他有钱有势有官家保护，而我只有真实而刻骨的记忆。我已宣战，请他接招吧。天下人心是最大的江湖，敢在今年揭发，我岂会在意危险？请将此信转发给他。　　我不知道熊召政是否读到，但是此前他通过这位朋友转告——他答应我的要求，可以由我邀约当年的师友，他当众给我道歉，但是不能具体解释当年缘由。我说如果这样，那就请他给我电邮道歉或解释吧。但他不愿留下文字记录，拒绝了我的要求。　　这位朋友还是去武汉和他见面，并希望我到时能接听一下熊召政的电话。于是在八号夜晚，熊召政用这位朋友的手机，给我来电。中途这位朋友对熊说——你们谈这些敏感问题，你用你自己的手机吧。再一小时后，熊又借了一个别人的手机给我打来，前后两段谈话共计半小时多。整理其话大致如下，随后我再展开质疑。　　二　　他说—对不起，野夫兄弟，不管你怎么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还是视你为最侠义的朋友兄弟。很抱歉，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进去三天之后就全部招了。我为你所受的苦表示歉意云云。　　关于当年那个案子，你有很多怀疑，我也有很多疑点，其中的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向你解释。等到我老了黄土埋脖的时候，我再来说明真相吧。　　当年海外民阵确实来了人，但是我对警方一直没承认，因此最后只好释放了我；而为什么判了你的刑，我就不知道了。我确实去广州联系过几次，其中一次在机场被刘富道【湖北作协领导，著名作家】带人将我强行架回。而且警局后来拿出我和你以及其他所有人会面的照片给我看，说明我的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下。　　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还是那么充满激情。我早就已经回归平淡了，94年我就皈依了佛门，有了很多禅悟。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人们还像你一样关心社会，他们早就遗忘了这些，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受害者，一个受害者何必要去伤害另一个受害者呢？你说我还竞争作协副主席，这是误会，我早就不掺合他们那些事了。　　你坐牢我去看过你，还给了600元钱，你完全不提，你怎么忘记了？事实上我一直都说你好话的，你的电视剧本湖北电视台还拿来我审稿，我都是对你大加赞赏的。我看你博客上的旧体诗词，觉得你还是像当年，有些字不合格律，我们要是从前，我还可以帮你圈点出来的。事实上我的儿子也没移民，他们【谁是他们？】不让，早就回来了。　　三　　整个对话，主要是他说我听，偶尔插话质问几句。最后我告诉他——你的解释没有诚意，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你说暂时不能说出的真相，我等待你早日说出——如果它确能还你清白的话。由于你没有解释清楚当年的骗局，我暂时也无法原谅。　　放下电话，我开始再次反省我们的交谊，以及彼此曾经熟悉到骨头的半生——难道真的如他所说，我错怪了他吗？　　仔细回想熊召政在湖北功成名就顺风顺水的一生，不得不感叹这就是个奇人。用当年他很好的一个哥们的话说——他确实聪明绝顶，仅仅靠这点聪明，已经足够他要雨得雨了。可惜这些都是小聪明，而没有修成大智慧。　　1979年他大约是英山县复转安置在文化馆的小干事，读了当年著名军旅诗人叶文福的《将军，请不要这样做》之后，他很快学会了这种阶梯式政治抒情诗，审时度势写出了他得以成名的《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首诗发起了对前垮台县委书记的批判，他成了后县令的东床快婿。此中有无联系，我不得而知。　　问题是湖北籍伟大诗人叶文福从此受压，20年前那一刻英勇走上广场，军服前胸挂“将军，请不要这样做”，后背悬“我是叶文福”——这是多么勇敢坚毅的画面啊，这才是诗人的荣耀——以致事变之后被开除军籍，至今在北京陋室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而熊召政呢？该诗获奖，获得省委书记和老作家徐迟的青睐，上调省作协，最后升官发财到今天。　　他说我错了，他没有去角逐省作协领导职位。我确实错了，他现在是省文联副主席。我倒是不解，一个敢在那年六月退党的人，有谁还肯复出去做贰臣？这个党什么时候宽宏大量到不计较当年的叛党者了？比他成就大很多的祖慰先生，因为退党而流亡，几年前回来，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寂寞清贫生活。他要是也能被“宽恕”，且愿卑躬折节前来角逐这一爵禄，无论成就和人气，还能有你熊召政的一席之地吗？那么当全国所有的六月“叛逆”都没有获得平反和宽待之时，湖北真理部和礼部，怎么又敢破格任用他这个不仅退党，且身负“刑罪”的嫌疑人呢？　　我见过无数当年仅仅参加游行和签名的人，现在想重用都要被某部门阻止；唯有大名鼎鼎的熊召政，却能独仰天恩，此中的秘密何在？他难道不能给历史一个合理解释吗？他向来以湖北名士自许，自命古典熏陶深厚。请问，自古文士讲名节，如真心退党，那何必重食周粟，再受周禄？如果是奉旨退党，以便隐秘建功，那么人各有志，各为其主，你只要昭告天下，那也无可厚非——因为那也是饭碗——只是你不能一边装民主义士，一边做党国功狗。两边都想讨好，左右都要逢源，你也确实太聪明了。　　当官做僚的朋友同学，我也很多；虽然彼此主张不同，但我向来理解。谁都想吃一碗安稳饭，只要不为恶，谁都不能谴责。只是你别机会主义，别既要上青楼，还要入牌坊。我们共同爱戴的老校长刘道玉，那一年只是签名上书为学子呼吁，尚未主动退党；后来在党员重新登记运动中，拒绝检讨，放弃登记过关，从此赋闲不再出山，至今仍被官方压制排斥。连一代教育家都不能见容于当世，熊召政何德何能，竟能屡邀上宠？四　　我何以判断他的电话没有诚意，因为其一，他先说他进去就招了【如果因此而判我，我绝无怨言，我从来不要求个人在暴力机器面前的坚强】；后来又说他关键的问题没有承认，于是他得以释放。他这不仅是把我这个前警察当傻子，且是对武汉公检法智商的侮辱。连我都已坦白的问题，警员岂能不追索到底？如有追索，我有罪，你岂能脱罪？事关政治惊动刑部的大案，谁敢贪赃枉法私卖人情。　　其二，他宣称他和海外民阵确有联系，民阵确实派人来过，以此证明他没有虚构骗我。众所周知，海外民阵不是地下组织，所有人皆真名实姓公开身份，国内也不会因为你认识其中某某而定罪于你，请说出当初与谁联系。民阵中也不乏我故交，我自可质证清楚。　　其三，他说很多内情暂时不便公开，人之将死时再写出真相——这是最好的托词，是我唯一难以逼问的说法；但是也可能是又一个谎言。因为如果是一般的真相，现在即使公布出来，也早已过了追诉期，法律本身无从追究。如果是可耻的真相，今天尚不敢忏悔，那终身也未必敢直面曾经的罪过。我想我不会再期待任何解释了，历史注定的方向不会改变，时间终将风化所有的铁幕。　　最后，我要纠正他的几个说法，谁去探监我的日记都有记载，监狱也有登记，我所有的管教也都记忆如初。我的电视剧与湖北各电视台毫无关系，也从未与他们任何人联系，且早就拿完稿酬；他带有恩赐似的所谓审稿意见，我既未听说，也无意感谢。　　还想补充一句，无论新诗旧诗，他都还在扮演宗师——似乎运作出来的茅盾文学奖，真的给他带来了意淫的快乐。他也不想想，在这个扭曲的时代，他不惜血本拿下的这种官方奖励，正是后日之耻辱。当他沾沾自喜与这个时代额手称庆之时，他的同班同学胡发云、晓剑以及诸多良心文人的著作却被官方点名封杀——同样是作家，在这个时代的悲欢际遇如此不同；天良也能区别的荣耻，自以为修为很高的他，难道恬不知道？　　时至今日，他还认为在这个国家，诗人是以他出版过的诗集来命名。似乎我曾经以及现在，都要他的圈点认可。那么我们就各自拿出自己的新旧诗文，来交付当世或者历史品评吧，让大家看看各自的文格词气究竟如何，看看最终岁月将淘汰的是谁的废纸。　　在崇尚诗歌的时代，他成了诗人；在崇尚金钱的时代，他成了款爷；在官人们喜欢研读权术的时代，他写出了一代权相《张居正》交结当朝新贵。他一步不拉地紧跟着这个堕落的时代，在体制内备享尊荣。这样的一个文化怪胎，竟然还要去谈佛论禅——古诗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仿佛正是他的写照。正如海上文坛产出余秋雨，孔孟之乡生下王兆山，三楚文脉之中也配套冒出了熊召政。斯人而生于斯世，六根未尽又八面玲珑，确实是吾土的一道奇观。　　只要想想湖北籍前辈文人聂绀弩、胡风、杨刚、曾卓等的遭遇，看看当世乡人胡发云、余世存、杨恒均、鄢烈山等的文章，我不知道熊召政老师是否汗颜。反正我面对这样一些挑战强权而又被迫害的名字时，我自觉惊惕惶恐而卑微。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极权在背后帮你们撑腰、屏蔽和删帖，余王熊诸位是否还能在禄位上活得这么安全而自得。就像余秋雨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一样，熊召政指责我不应该伤害他这个同样的“受害者”。我倒想请天下士民一起来见证——在这个神奇国度，有活得如你一样名利权色兼收的“受害者”吗？　　所幸我们都已看见了黎明，天亮之时，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鸣！千古沧桑策蜀路——德阳罗江县地震亲历札记一　　风云际会的三国年代，有两位一时并称的人中龙凤，那就是著名谋士—卧龙诸葛亮和雏凤庞士元。庞士元英年早逝，却留下了一个著名的“三计策蜀”的典故。正是因为刘备采纳了他直取成都的这一计，他乘白马奋勇当前，不幸在落凤坡被蜀将张任射倒尘埃。今天他的墓祠仍在罗江县的白马关上，配享着百姓香火。而他的宿敌张任将军的墓室，也在罗江城边的云盖山，和他遥遥对峙着。　　尘世间的恩怨情仇，最终都归于尘土。同一方大地包容了这两个攻蜀据蜀的政敌，万户千家的有情众生，依旧不论是非地传颂着他们各自的英雄传奇。四川盆地始终都像一个俊杰奇士出没的巨大舞台，在历史的烽烟战尘之中，穿梭着那些层出不穷的脊梁和背影。只有那至今还辙痕深刻的金牛古道，见证着他们奔波救蜀治蜀的千古艰辛。二　　四川是一个移民大省。清初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如此膏腴之地却十室九空，不得不号召“湖广填四川”。正因此，这里形成了多元的移民文化，使得此地人民颇具包容之心，且惯能穿州过府走南闯北；故有“无川不成镇”一说。　　四川的历史，在青简记载之外，自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那格外璀璨的远古文明，迥异于中原文化的美轮美奂，都显得神秘而高贵。尤其是那来去无踪惊鸿一现般的突兀，在一个以史传著称的国家，竟然是无迹可寻。其预设的伟大悬念，使我在数千年之后还能感到某种彻骨的荒凉。　　仿佛在某个遥远的年代，这里就曾经浩劫，一个几近成熟的文明被骤然终结。那时的领袖不得不带着他的人民，匆匆掩埋下他们的各种稀世之珍，然后踏上异乡或者世外。一个族群带着他们曾经的创造、发现和文明程度，远远地走出了我们的视线。剩下一片肥沃盆地，像一个被遗落的金盏，等待着无数兴亡往来的南渡衣冠。三　　罗江却几乎是一个疏世独立的小县。尽管早在西晋即设县治，也许因为太靠近德阳绵阳这两座重镇，不得不在以后的年代历尽兴废。仅仅在有清一代，便废立三次。在新中国，也大抵如此。最近的一次由镇复县，也就是12年前的事。　　一个只有400多平方公里、24万人丁的县域，长期以来，自然难为外人所闻。如果不是因为它东接绵阳，西连绵竹，北望北川，南下什邡，恐怕至今依旧无闻于世。　　但是自从“5.12”汶川地震以来，它却因为周边这些迅速名震遐迩的悲惨地名，而终于渐为人知了。因为在这个怵目惊心的日子里，仅仅这个小县，也同样遭遇惨祸。房屋倒塌八万余间，老幼伤亡三百多口，直接经济损失一百多亿元。　　就这样，原本一个天府福地，由于地处震带之冲，不免也要同担天灾之害。骤然之间大地疮痍，满目断壁残垣；好好的锦绣温柔之乡，却突然窝棚遍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免顿生沧桑之慨。似乎人间歌吹犹闻，却已然万般繁华如梦了。四　　清朝乾隆年间，罗江曾有一个书香名门，诞生过一个西蜀名士李调元。他们“一门三进士，父子两翰林”，这在一个穷乡僻壤，自然是誉满闾里的荣耀。即使今天，调元镇的命名依旧还在纪念着一代文星，而故居“醒园”的留存，仍然提示着读书进取的后辈来者。　　李调元在乾嘉盛世，也算是个敢于强项的谏臣。后来为和绅打击排挤，不免也曾流放新疆—这在中国的多数时代，几乎也是耿介文士的宿命。好在故园山水，尚能兼容逃客，但凡归去来兮，多能找到退路。仕进不济，还是可以容身江湖的。　　传统读书人，一般来说，多是“依于儒，据于老，逃于禅”的思想结构。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一旦放弃，老庄和禅佛之道，大抵也能疗伤愈饥。也因此，这样的思想系统，往往竟然也构成他们的命运。　　高蹈还山的李调元，未能成为名臣，却意外地成为了川菜川剧的记录整理和传承者。当然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民间出版家和诗人。一个与朝廷不和谐的官，最后被逼成了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许于他本身而言，并非理想人生，但是对于今日犹耽于口耳之乐的川人来说，却实在是一件幸事。　　李调元一家的巨幅浮雕，至今仍矗立于罗纹江畔的危崖上。但是他读书的鹡鸰寺，却在此次的浩劫之中，毁于一旦。而故居醒园，也在两百多年的风雨之后，开始摇摇欲坠了。五　　因庞统“策蜀”而终于到手建立的蜀国，最终在治蜀名相诸葛亮的手上，还是二世而亡了。庞统祠的对联之中，还有后来文人的推许—两人有一安天下—这是对这一对策士多么高的期许和评价啊！可是下联却是无尽的哀惋—千古成双伴夕阳—即便怎样的鞠躬尽瘁，终不能挥戈挽日。英雄气短，兴亡还将怎样的频繁而漫长。“埋尽英雄芳草地，消磨岁序夕阳天。”此中的无奈和惆怅，只有那些亲历衰兴的过客，可能才会深深领会。　　地震之后十几天，我再次来到白马关的庞统祠凭吊先烈。但见瓦棱倾覆，残砖遍地，陵墓也骤现裂纹了。这个清代修复的国保建筑，在支离破碎的阳光下，灰熄香冷，顿显荒芜之气。再转顾山下人家，层层废墟边上，却已炊烟又起—这是一个怎样顽强耐创的族群啊，不断茁生的求存意志，永远在坟墓和瓦砾之间岁岁枯荣。　　在庞统祠的众多楹联中，我真正看出川人的恢弘和大气的，是这样一副—真儒者不图文章名世；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这是对儒巾将兵的庞统的赞誉，更多的却是对我辈犬儒的嘲讽。在这样的挽联之下，蝇营狗苟的所谓儒生，岂能不觉汗颜。　　想当年庞统屈居县令之际，无心衙务而被夺职，邻国的鲁肃都要为之向刘备保荐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只有放在“别驾”位置上，方能一腾“骥足”。想想人生的种种际遇和结局，很多时候实在是依违两难。　　两位名臣的艰辛努力，六出岐山的最终失利，蜀汉政权还是毁于阿斗一代。时事造就了英雄，英雄却总难挽时事，这，也几乎是千古不易的命数。　　武侯祠的名联曰——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样的警言，说的是逝者，也许点破的还是来人啊。　　　　　　　　　　　　　　　谁分巨擘除荆榛——2009年度中国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們，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冠，它无时无刻不在鞭挞刺疼着我们的神经。我更深知，还有众多优秀的民间写作者，一直在底层边缘韧性地战斗。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在一寸一尺地拓展我们母语—汉语的表达空间，在不断澄清着被独裁者污染的汉语品质。　　谨此，向这些高贵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致谢。　　　　　　　　　　　　【代跋】岁暮致我的所有读者　　在我虚掷了45年生命之后，突然才想起应该为自己留下一点文字；而此时，我已经为别人编辑过几百种书籍了。尽管还在动乱的小学年代，我就曾经确定要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今生；但是命运于我，往往竟如闹剧般荒诞。古语谓造化弄人，只这一个“弄”字，即可令所有的过来人明白此中的疼痛。　　几乎是在壮心褪尽的中年，在厌倦都市风尘而重新撤回山野村居之后，才真正开始检点内心的箧笥，在其中搜寻若干年来的隐痛之源。我忽然惊觉，那些在我命途中经过的亲长朋辈，那些尊贵、善良而无辜的人们，他们来去无迹，如果没有我的回顾，那这个世界对他们也实在太过薄幸。于是，我试着重新拾起废墨颓楮，开始打理自家的断简残编。　　而这时，我才发现我已言说得太晚。在扑面而过的时间之流里，个人的记忆和情感都在次第风化。又或者说，在那些被刻意遮蔽的历史中，我所亲历的往事，也许将被后来者消解为虚构。西贤谓――只一次发生的事，即可被疑为从不存在。如果个体如此刻骨铭心的痛与笑、惧与恨，竟然也许将在集体失忆的青简中被勾销和覆盖，那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经过，岂不确如梦影星尘般虚无。于是，我不得不在这样的忧惧之中，赶时度岁，辞旧迎新。　　所谓的新岁于中年后的人生，实在仿佛一张强从窗棂外挤进的鬼脸，乃是不请自到的催命判官。桌上的时钟总会在这样的寒夜开始读秒，那嘀哒的跫音一如岁月的檐溜，正一点一点滴水成冰。于此夜独听，则更恍若骨节的寸断，在心底里必将隐忍那锥心的车裂凌迟。　　我知道，此刻在我的故乡，在我所经过的多数地方，在你们的城市，雪花的飘飞好似某种默契――我们都在分担这种岁暮的寒冷。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你们的担当，这个世界的冷就会迎面吹进我的骨髓，我一定会提前被漫无边际的严冬所雪藏。亦如我这书写在江湖之外的衰朽文字，假若没有你们的偶然过访，我则必如被世界遗忘的古代戍卒，定将在自敲自听的寂寞更鼓中坐老天荒。　　因是我要双手合十，感谢你们。　　你们也许是我杯酒倾盖的老友，也许是我陌路订交的新知；仅仅因为一种渐渐失传的高谊古风，你们才会来此书山深处，造访一个被时光弃置的旁门老兵。我无法揣知你们的真实容颜，但每一缕飘过的视线哪怕是惊鸿一现，也必将同时烙印于我的心窝，并在孤寂生涯里回漾起感慰的涟漪。　　许多时候，我就像一个在地铁拉响喑哑弦索的盲人――繁华世界在我所不及的头顶，苦乐兼备的音符暗蕴于我的胸中。为自己独奏是生命多数时候的无奈，但偶然驻足的路人，其倾听一耳所隐含的悲悯，却正是这些落寞歌者赖以苟活的春温。　　坦诚地说，我需要这种施予――只有那些貌似强大的人，才会回绝施舍。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冰冷而邪恶的时代，个人不足以抵抗遮天蔽日的寒夜，于是善良人只好互赠一句良言，传递一席真话，来作为朋友接头的暗号。我们借此互相辨识，仿佛找到前世的胎记，遂可以彼此搀扶着走完今生。　　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们――除了这些古旧苍白的文字。即便是这样一些独白，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难存原样。假设还有有心人着意眷顾，那搜索“旁门兵栈”四字，也许还能在某个虚拟的空间与在下相逢一笑。谨此遥祝列位，岁岁年年永远顺心，永远不被伤害。　　　　　　　　　　　　　　　　　　　　　　　　　　　　　　野夫 于大理茶隐村舍附录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9年公告一．获得2009年当代汉语贡献奖提名的作家有林达（作家）、刘自立（政论家）、野夫（作家）。二．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本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野夫先生。三．　　土家人野夫出生于湖北利川，这个偏远山地的60后生人有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血统，父族和母族则为现代中国革命的两大革命党裹挟，命运无能自主而颠沛造次。终极追问、身份认同和归宿……因此跟野夫先生相伴，至今无解，在索解中也成全了野夫。　　这个蛮巴之地的少年樵夫，其心智和活动空间注定不在深山老林。他求学远游，其文学以及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怀，与启蒙一时的80年代中国同步。从学校走出的野夫曾肩扛警徽，在体制内生活，是一名在册的国家干部。1989年六四国难发生后，二十来岁的野夫为救助志士友人辞去公职，并因此被陷入狱。出狱后，野夫赴北京求生，曾做过书商，在90年代的市场大潮中游走周旋，编辑策划过一系列品质卓异、具有前瞻意义的图书。跟混迹官场一样，在商场也小有所成的野夫并未埋首迈向小康，反而又一次选择放弃，做了一名彻底的浪子游侠及行吟者。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野夫数度奔走于灾区，其行峻急，其言恳切，再次体现出他多年一以贯之的境界。我们想说的是，在野夫的身上，入自在境与济危救世结合一体，安然、不忍、旷达、凝重交融辉映。　　提及言说，野夫毫无疑问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作家。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他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参与80年代文化建设的青春创作；以及最近五年来的散文写作。这个在官场、商场里生活过而伤痕累累的侠者，在国家社会的命运变迁中经历了家破人亡、国恨家仇的志者，沉寂多年的作者，一旦放声歌哭，就把自己从狭隘的文学情感中拔出，而进入国家历史的层面，与悠远的时空对话。是的，野夫先生的写作是审美叙事、生命叙事和历史叙事的结合。也因此，这个迟到的归队者，让久违了汉语神圣家族的读者们备感激动。　　《别梦依稀咒逝川》、《地主之殇》、《组织后的命运》、《江上的母亲》、《革命时期的浪漫》《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些文字多围绕个人或家族命运的遭际沉浮，以挽歌的悲怆穿透苍凉、沉重、冷酷与荒谬的历史迷雾，浇灌块垒，告慰斯人，执拗不休地追问命运，洞若烛火地考察真相。这其中奔涌着炽热的血气，同时又闪耀历久弥坚的智慧。至于那些怅惘、无奈、哑然、冷傲、幽默和会心，我们想说，它们从来都属于天地间度尽劫波的吾国吾民，而在威权和谐、资本猛进的当下，它们也当然属于抱残守缺、快意恩仇、无从让渡、不能大同，紧紧握住我书、我口、我心的野夫先生。　　野夫先生在散文中为当代汉语贡献了恐惧、残忍、死亡等有着中国特色的概念，这些概念由无数中国人的眼泪、心血和生命组成。在野夫先生心证般的文字里，我们看见当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或多或少是恐惧、残忍、死亡的人格形式，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多游离于文明、自由、人心之外。可以说，野夫先生不仅以自己的生存示范了一种文明自由的可能，而且以散文的形式为当代人招魂。　　野夫的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珍贵。它有别于当初高迈的超现实牧歌，完满的形式主义实验，老练的知识分子叙事；也有别于当前庸俗愚蠢的左翼现实主义回流，狂妄肤浅的右翼资本主义布道。它有辞赋的华丽、杂文的老辣、悼词的凄凉和回忆录的从容展开。它可能不是杰出、完美、精炼、政治正确和独具一格的，但它肯定是浪漫、抒情、沉郁、保守且锥心刺骨的。我们其实更想说的是，野夫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践行着在一个二流时代做忠实臣子的本分；同时他又刷新了个人永远先于时代，心灵总是包容社会的真理。他的写作里充满浪漫的折损，抒情的必然，沉郁的累积，保守的孤独，非如此不可的锥心刺骨和一唱三叹。野夫恢复了汉语内部最正派、最高尚的那部分品质，经由这些品质的指引，野夫拯救了一种被官僚体制糟蹋、蹂躏了多年的语言，拯救了一种被国家意识形态凌辱、猥亵了一个甲子的文体，散文经由野夫对语言和历史的深入体察，恢复了自己的高贵与尊严。　　野夫令人吃惊地在汉语、文体、历史与情感之间，找到了最稳固的平衡点。这个对野夫来说也许轻而易举的珍贵平衡点是一个语言性的解剖台，极权制度滋生的罪恶，因为这个解剖台的存在露出了它的肠肠肚肚，露出了它的一切秘密；被凌辱、被欺压的人民，则因这个平衡点的存在而被刻意制成标本，可以让后人清楚地观察它的每一个脉络。语言就是说，但语言更是记住：野夫的写作还原了语言最内在的秘密。我们要为野夫喝彩，但归根到底是为汉语喝彩，它在它信得过的操作者那里，令人罕见地走上了自己最正确的道路。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十分荣幸地向野夫先生颁发2009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在这里，颁奖不仅意味着对过往的总结，或者说宽慰；正如野夫先生在质问二十年前告密者的新作里所言，我们想用这样的形式来更好地面对彼此间的笑与泪，以便在不远的未来，能够一道坦然地接受晨曦，以及审判。　　野夫先生代表作：《尘世挽歌》，大陆自印本。《江上的母亲》台湾南方家园出版公司版。　　　　　　　　　　　　　　　附录二：评网上老野　　　　　　　　　　　　　　　　　　　　　　　　　　　　　　　　　　李绍贵　　　　　　　　　　　　　　　　　　　　　　　　　　　　　　　　　　1、　　我与老野素不相识，仅仅因为在网上阅读老野的文字，觉得他是一个狂人、趣人、才子、义士，是一个具有第一流智识而人生经历具有标本意义的当代传奇土家汉子，但由于当代中国历史所造成的复杂原因，以及老野自觉选择的低调行事风格，使其成就与价值至今似仍甚少被多数人所知和充分评价，甚而至于被家乡人遗忘了。所以我不揣浅陋，于春节闲暇之余，从网上捞取资料，罗列排比，形成了这篇观评老野的文字。由于我与他从未有过往来，所以我这篇仅仅根据网文写就的印象记，可能难免出现事实方面的错误，我想，老野和少数熟悉老野的人，一定会一笑置之。2、　　老野，是少数哥们对他的尊称，也是他自己在清江社区使用的网名，其笔名野夫，初次使用于1982年于利川成立“剥枣诗社”时，近几年也在网上自称“土家野夫”。　　度其笔名意义，似有山野匹夫、野性汉子之双重意义。而观其后来人生，崛起于1978年恢复高考之初的利川草莽之间，沉落于1989年的血性锋芒之时，漂泊于90年代至今的商海文海之内，迄今大半生行迹似恰恰印证了其笔名含义：一个山野匹夫、一个野性汉子，在时代的扭曲夹缝中爬过、走过、笑过、哭过、堕落过、奋起过------莫非老野20岁取笔名时，就已预见到了后来的人生？3、　　老野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地区利川县城，那正是左祸肆虐、文革酝酿、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其后来跌宕起伏的大半生，完全可以看作20世纪后半叶至今当代历史的一部缩影，也可以看作60年代出生的恩施土家族血性儿女载沉载浮的命运史的一个注脚。迄今为止，他上大学两次，做公务员两次，当警察一次，陷囹圄一次，做出版商、编辑十多年，断断续续从事创作近三十年。察其已过不惑之年的大半生，可谓享读书的福，结文字的缘，吃思想的亏，坐仗义的牢，赚编书的钱，目前正在动电视的脑。当老野穿州过府、东西求索、南荡北闯、云游四方之时，当老野终于腰缠万贯、满身创伤之际，蓦然回首，他大起大落的灵魂中肯定有四个挥之不去的地方：恩施、武汉、海南、北京——这四个地方恰恰构成一个地理十字架，枷上了他的人生。他的眼泪与欢笑、奋斗与憧憬、情感与思考、坎坷与斗争、出世与入世，他记忆中一步又一步曲折起伏的酸涩故事，无不与这四座城市有关。巴山、火炉、海韵、雪国，铸就了他狂野、火热、浪漫、孤愤的人生传奇，铸就了他深邃、孤独、忧伤、悲悯的精神世界，铸就了他不朽的文字。　　他也许还记得家乡农户的堂屋里乡亲们推着石磨磨包谷小麦的情景。少年时代，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做那个推磨人；青年时代，我们梦想自己是那石磨本身；而到了中年，我们却发现自己不过是被碾压的包谷、小麦而已！4、?　　老野是狂人、趣人、才子、义士，是恩施第一流人物的一个典型，是家乡利川的骄傲。说他狂，因其胆子特大，他入世的位置基本上每一次都处于领跑时代的前列。他是文革后初期较早赶考大学成功、在偏僻的恩施最早接受来自武汉新思潮的一个大学生；又是最早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组织恩施民间诗社进行第三代诗歌实验、同步于省内国内文学创作潮流的先锋诗人与作家；1986年又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二届作家班成员，因缘际会结识了许多今日大名鼎鼎的师友，自己也开始拥有风流才子之名。1988年毕业后又主动申请到刚刚成立的海南省、成为最早南下海南特区闯荡生活的人；80年代末年又因为朋友两肋插刀而身陷囹圄四年半；90年代中期又是最早一批下海经商、而今已腰缠万贯的出版商-----而每捣腾一次，他都能鼓捣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和故事，用他家乡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精杆子，一个不折不扣的搞搞神。　　说他有趣，因为他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者，甚至也不是一个通常所见的古典意义的文人。他自学通达琴棋书画，快意江湖嗜好烟酒，“坏事”做绝赖皮不认。他是右派后辈、干部子弟、大学生、诗人、作家、教师、公务员、警察、牢释犯、编辑、出版商、经理、制片人、风流荡子。他遍历工农商学兵、红黄蓝白黑。他的复杂经历养成了其亦正亦邪、亦庄亦谐、亦雅亦俗的个性特征。所以在他的文字里，我们可以读到政治历史时事和商道，也可以读到哲学宗教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还可以读到涮坛子、黄段子和日股子。这种出世很远而又入世很深的生活中的趣人，本身就是一首意味丰富的诗歌、一部蕴籍耐读的小说。5　　侃到老野的创作和思想，自我感觉任督二脉还远远没有打通，功力不够。　　老野从事的是真正的创作----而不是写作。写作只是一种技巧地记录，创作则是由于带血的灵魂的驱使。写作是出于字数的拼凑，创作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当代的文学创作，在立场上可以分为三类：帮忙派的歌德文学、帮闲派的风月文学、批判派的人道文学。老野的创作属于第三类，其家族、家庭、个人的苦难，也必然把这个“知道好歹”的血性汉子逼入第三类创作中去。　　所以，阅读老野的文字，我们感到痛快、感到宣泄、感到几十年的压抑找到了出口。然而，阅读老野的文字也需要阅历和定力。老野渗透在那些忧愤文字里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艺术、人生、价值观，大大不同于流俗，大大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他是一个完全的另类。　　老野今日的哲学思想似乎介于释、道、庄、禅之间。他对于人间悲苦的感叹、对于官方价值的怀疑、对于一切神圣的呵佛骂祖，都使人不得不作如是之想。于是他的文字就成了一面镜子，让你不得不驻足自我沉思、自我观照、反省时代。　　其历史观和政治观，则具有挑战主流的战士姿态，在某些人士眼里，无疑属于敏感的、应该封杀的敌人。在诸如延安时代、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反右斗争、文化革命、改革开放、89事件、国际共运等等话题上，老野的观点均迥异于时流。老野肯定是钱理群先生“1957年学”、巴金“文革博物馆”的双手赞成者，他必定也赞成1957年那本应该著名但直到如今却少有人所知的三大理论——储安平的“党天下”、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当然，这三大理论至今很难传播，这三大人物也都不得好死好评。这也正是老野的很多创作不可能发表于公开杂志、不可能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自觉保持低调行事风格的主要原因。他是当代中国一个真正的另类，他的著作最好藏之于名山、藏之于深网。在可见的未来，老野必然不能见大功、著大名于当世，但也必然有知音于民间、于未来，就让那些有缘人去碰老野吧！当老野2006年把自己的家命名为“旁门兵栈”时，又何尝没有这一层考虑呢？　　老野的文笔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雅、简洁、含蓄，也回荡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化、扭曲、苦难等主题。其叙述融合着诗人的赤子激情、小说的曲折繁复、学者的理性解剖、恩施的特行粗口，以及沧桑巨变中个人的创巨深痛。这些，使他的文字像锥子，似钳子，亲切如故乡酒，少见如山野菜，使你尝了快乐并痛苦着，喝了还想再喝，吃了还想再吃。　　非常有意思而又耐人寻味的是：老野一家三代，在政治上总是下一代反叛上一代，儿子反叛老子——他的爷爷1949年前是一个地主乡绅，他的父亲则作为50年代中共最早一批地方干部反叛他的爷爷而后来变得寡言少语，而老野又反叛他的父亲到处漂泊——到现在，老野还有什么可以反叛呢？传统尽了！上帝死了！！所以老野孤苦无依。老野还有幸运，他还可以用一支如椽之笔为自己家族的每一代人立碑，可以凭借文学为后人留下烛照自我与时代的镜子。　　但是我们呢？我们这些自以为出生于70年代、80年代就比老野们多懂一些什么、多接触一些新潮事物的后辈，其实所面临的山川江河、日月星辰、社会结构，又有多少新鲜变化？传统尽了！上帝死了！！老野们还可以自救，我们却躲往何处？或者在何处抗争？读着老野的文字，想着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我不寒而栗了！我们的路究竟在遥远的何方？！6　　我们70年代生人、80年代生人为什么对60年代出生的老野倍感兴趣？为什么老野的经历、创作与思考引起了我们年轻一辈的共鸣？　　其实，老野是希望异代不必同、后浪推前浪的，我们也希望老野们渐行渐远，但是可惜，时间仿佛凝固，人间仿佛静止——我们发现老野、反复阅读老野，就象我们发现鲁迅、反复阅读鲁迅，总有一个感觉：哎呀！他说的不就是我吗？他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于是我们开始怀疑：历史难道是在循环？或者是在原地踏步？　　曾经，我对此困惑了一段时间。今天，我尝试着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解释：　　一．当代一些人在系统地有意识地遮蔽老野们，造成他们在广泛的公众视野中缺席——而物以稀为贵，我们因此在心理上对他们感到特别好奇；　　二．从根本上讲，二十年代以来至今的八十年，尽管社会的表层波谲云诡、反复动荡，但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上，即在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上，并没有质的变化，这种雷同的深层结构，用一个现在已经有意识很少提起的术语一言以蔽之，即斯大林模式，造成了我们与老野们处于相同的黑屋子里。　　斯大林模式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一个“权”字：一党揽权、个人专权、层层集权、干部特权、对外霸权，可谓“五权主义”！也可以归结为“垄断”两字：垄断生命、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文教、垄断司法、垄断真理、垄断媒体、垄断人际、垄断资源，可谓“九大垄断，九九归一”！这种权力垄断模式，就是碾压几代人命运的石磨，就是连绵不绝的几代人苦难的制度根源。八十年中，在这黑屋子里，我们几代人都渴望生命尊严、资源共享、官商分离、竞争政治、言论自由、新闻真实、学术挺进、司法独立、道德高尚、人际和谐、社会温馨——但是在斯大林模式下，苏联、东欧、蒙古、朝鲜、越南、古巴、中国等等，却存在很多相反的、扭曲的社会现象：生命低贱、官商经济、鸡巴政治（裙带政治）、掌声（举手）表决、虚假新闻、赞歌文艺、评比文化（奖状、锦旗、称号）、排座文化、入党现象、八股文章、泡沫学术、脆弱司法、虚伪道德、、、、、、　　在这种模式没有根本变化之前，这些扭曲的社会现象就会反复发生、反复上演、反复吞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　　在这扇巨大的石磨下，我们与老野们、我们的父辈爷辈、老野们的父辈爷辈都遭遇着同样的肉体或精神的伤害，都面临同样的生存困境，只不过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在这扇巨大的石磨下，我们与老野们在灵魂深处必然不约而同地苦苦思索着相同的问题：我们的命运、艺术的命运、真理的命运——我们在祖国的大地上究竟何时能够自由地行走？能够自由地生、自由地死、自由地笑、自由地哭、自由地说、自由地唱、自由地赚钱、自由地奔跑？　　因此，我们感兴趣于老野，是因为他的人生经验、生存方式对我们仍然具有参照作用。我们共鸣于老野，是因为他的生命思考、创作策略对我们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年代，但我们却同是命悬一条线上的蚂蚱！7、　　当我进入这个结尾的时候，巴山深处下起了大雨，清江、凤凰山、连珠塔在雨雾蒙蒙中已经看不清了，龙洞河滚起了浊浪，天空中偶尔劈出一道闪电、响起一声惊雷——在这个时候，我回望20世纪的中国，也是那么雨雾蒙蒙、雷电交加——我得坦率承认，我在回望历史时的困惑迷茫，来自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书写传统：一个是大历史、主流的书写传统，另一个是小历史、非主流的书写传统。前者为范（文澜）、郭（沫若）、龚（育之）、廖（盖隆）等人书写，由学校、媒体加以广泛传播。当我从“正确”的学校进入浑茫的社会以后，特别是当网络进入我的生活之后，却发现在一些闪闪烁烁幽暗明灭之处还存在另外一种小历史。这种非主流的历史大致由四部分人书写：一是“两头真（针）”的干部，从瞿秋白《多余的话》，到陈独秀最后的意见，从顾准文集与日记，到韦君宜的《思痛录》，从周扬胡启立胡绩伟到李慎之李锐李普——在他们晚年的著作中，总听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二是一些学术界的研究者，陈寅恪钱理群朱学勤王彬彬吴思——在他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拂尽尘土、彰显埋没的努力；三是一批艺术家的记录，王实味流沙河戴晴章诒和——在他们的记录里，能看到泣血的个人的人生经验；四是完全的地下书写，例如ICPC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那100多位成员的文字。这四种人眼中笔下的历史，为别一个世界，别一个中国。于是这两部历史、两个中国常常在我的头脑中纠缠、吵骂甚至斗殴——再看看全部中国历史的书写，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的定位不错的话，老野那组回忆文字，当属于后一种书写中的第三类。　　在清江两岸刮起风雨的此时此刻，在那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的洱海岸边，老野也许正在品一杯涩茶，正在慢慢回味他心中的疼痛与温暖——那些亲友之死的疼痛（外婆、祖父、父亲、母亲、如波），囹圄之思的疼痛，商海搏击的疼痛——还有那些遍及天下的朋友带来的温暖，家乡利川的、民院中文系7801班的、剥枣诗社的、武大的、海口的、海南出版社的、“黄山诗派”的、、、、、、在他回忆他的疼痛与温暖时，我们再次了解到了别一个世界，别一种生存，别一种情怀。　　但是，未来的老野将走向何方？他如何保持“生活老野”和“思想老野”的平衡？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峡谷行走中，老野可谓二十而立，三十而不惑，四十已知天命，所以他在知烟、知酒之后可以进行“茶隐”了。当然，老野可以在所谓新世纪的余生都选择 “茶隐”下去，因为仅仅那篇《别梦依稀》就可以孤篇盖过多数人了，更不用说他还有《江上的母亲》等等雄文，他已经做了多少人都没有做或想做而做不出来的事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仍然想在此作出一个关于老野未来的推测——在可以看见的未来，对于如何维持“生活之我”与“精神之我”的平衡是一个“生还是死”的问题，揆之于历史和现实，其人生前途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或者自宫而顺服，或者自残而妥协，或者自慰而沉默，或者抗争而封杀，或者自杀而阴消，或者自隐而出世（出家或信教），或者流亡而出国——我希望老野不选择以上任何一条道路，他应该而且可能隐于洱海之畔，凭借“生活老野”的支撑，拓展领域、推出文集、创立理论。当然，他也不必创流派、做明星、公众化——最终做一个思想上创作上的苍山（巴山）派“老野飞刀”，为人间留下一部可供永远研读的武林秘籍！果如此，老野，那就请珍惜身体，少喝酒、少吸烟，护肝、保肺，那就辛苦你了！附录三：还应有恨——读老野《是非恩仇二十年》　倾城　　4月28日深夜，我在巴东的一家酒店里打开老野从QQ传来的文字，《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这个难眠的春夜竟然诡异如斯。当我在老野直面熊召政的檄文里读出这二十年来的家国飘零、河山纷乱、人性卑污时，笙歌之后的那点微茫醉意早已被一举荡尽，而手边的会议指南封底赫然正是熊召政的软文《巴东赋》，相较之下，熊氏这些塑料花一样的文字显得格外刺眼。　　前些时日，老野在他的《旁门兵栈》上开始连载《二十年来余一梦》，那是一个囚徒在禁中写下的爱情诗篇。出于个人习性，我一向不惯做一个私人历史的追问者，于是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只存在于他偶尔语焉不详的叙述和朋友不经意间的几句闲聊。在这个爱早已被物化、钝化至虚无的年代，我们一路走来大多已遍体鳞伤，内心坚硬如铁，我宁愿相信那是一个早已随风而逝的荆棘鸟般的童话。　　在《颓世华筵忆黄门》里，老野曾写道，“青春的混迹，萧然的过往，挥别的双袖间大抵笼下的真是几片云彩。那些繁华与艰涩，惊怖和欢愉，如今皆已遥远；一如广场上那迭经翻修的方砖，早已抹平曾经的铁蹄。弹洞般的心灵，在向晚的冷眼转顾中，恍惚徒剩空穴来风似的荒凉和无凭——逝者如斯，往事之传奇竟如虚构，仿佛一切未曾身经一样。”“在黄昏的苍山下检点平生屐痕，万事万物皆显温柔。昆德拉说，即便是绞刑架，此刻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此时的老野，似乎已经提前开始了自己这一生的《追忆逝水年华》，虽然孤愤犹在、犀利不减。　　当时我的心微微一凉，总预感还会发生一些也许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当章诒和在南周发表那篇关于冯亦代、黄苗子告密事件的文章之初，我并未给予太多关注，只当作是李辉指斥文怀沙“大师”事件的余韵。后来渐往深处想，才惊觉于南周的超常胆识与庙算谋略。夜来犬吠声，惊破路人胆，在精密的大幕构陷之下偷生，我们最擅长的无非是战战兢兢又自以为得计地保全自己，悄然转身掩面苟延着存活，并以此作为成熟于这个时代甚至分得一杯残羹的标志性事件。　　与章文相比，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产生的罪恶在当下是无法见诸于公众的，短时期内这篇文章也许只能流传于小众，特别是在这样敏感的时期。　　面对这样的一个罗生门，我其实无话可说也无需多说。江湖中有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基于此，我并不赞成对过往的历史全然采取貌似公允大度的宽恕与遗忘态度（或许这正是一些人和一些团体所希望的），已经有太多的人为此付出了终生代价，那些泪水不能白流。　　老野是谁？熊召政是谁？他们极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如果江山依旧。　　老野在文中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一个都不能饶恕，这远不仅仅是一个身世坎坷的土家汉子血性犹存快意恩仇的悲怆，缩在龟壳里偷生的我们应该知道，天道循环无穷无尽，历史这个小姑娘被任意打扮和调戏的后果，只会导致下一次更深的伤害与背叛的来临，让这个国度一直在漩涡里打转毫无寸进。　　深夜，我向老野发了一个短信：还应有恨... ...　　　　　　　附录四：亞洲週刊2009年第20期專訪：湖北作家野夫　　　　　　　　　　　　　　六四告密者恩怨情仇解密　．江迅提要：作家野夫在網上撰文揭露茅盾文學獎得主熊召政六四後設局陷害、導致他家破人亡，引發新一波反告密風潮。熊召政日前致電野夫表示道歉，卻不願說出真相。野夫說他寫文章是為不再生活在互相臥底的時代。主文：中國，中華民族，包括每一個人，有太多的歷史需要懺悔。只要有一絲懺悔，就意味著良知，意味著和解。湖北省自由撰稿人野夫（本名鄭世平）和現任湖北文聯副主席、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作者、茅盾文學獎得主熊召政，在八九年「六四」事件期間的恩怨，近日引發新一波「告密」風潮。野夫稱，「六四」一年後，他陷入熊召政設局的所謂給海外民運送機密文件的陷阱，被逮捕判刑，家破人亡，十九年來熊召政始終沒有給個說法，於是他揭開這「臥底」事件，以揭開歷史真相。為此，熊召政日前致電野夫，「泛泛的道歉」卻沒有被野夫接受。野夫四月二十八日在自己的網絡博客發表《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須面對的末日審判》長文，引起軒然大波，網上跟帖無數。雖然，在各大網站旋即刪除了原文轉貼和跟帖，但很多小網站和個人博客依然紛紛轉貼。野夫說：「看來這個民族還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從所有的跟帖看，幾乎都是聲援我的。很多朋友、老同學，還有文人、作家，給我發來手機短信和電郵，支持和理解我的這一行動。」五月八日晚，在野夫和熊召政共同朋友的撮合下，熊召政兩次用別人的手機給野夫打了總共半個多小時的電話。熊召政先給野夫一個道歉：「對不起，野夫兄弟，不管你怎麼樣，多年來，我還是視你為俠義的朋友兄弟。很抱歉，我沒有你那麼堅強，我進去三天之後就全部招了。我為你所受的苦表示歉意。」野夫問他當年事情的真相，熊說：「當年那個案子，你有很多懷疑，我也有很多疑點，其中的原因我現在還不能向你解釋。等到我老了黃土埋脖的時候，我再來說明真相吧。」熊說，二十年前的那些事，涉及到另外一些人，他現在還不便說。熊召政在電話中對野夫說：「我看了你的博客，你還是那麼充滿激情。我早已回歸平淡了，九四年我就皈依佛門，有了很多禪悟。你不要以為現在的人們還像你一樣關心社會，他們早就遺忘了這些，一切都沒有意義。我們都是受害者，一個受害者何必要去傷害另一個受害者呢？」野夫說：「你當時對我說，你和民陣聯繫了，海外來人了，但從後來法庭的證詞看，根本就沒這回事，全是你的虛構。你為什麼要這樣誘騙我去犯這一罪，最後我坐牢，而你什麼事情也沒有，繼續升官發財。」野夫五月十一日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他當初退了黨。我就想不通，同是湖北作家，祖慰當時也退了黨，前兩年他從海外回到大陸，一直過著隱名埋姓的日子。國家這樣的政治氛圍中，不說在『六四』期間退黨，就是參加遊行和簽名的人，當局都沒有放過，要升一個小官都不容易，而熊召政不僅退了黨，還是刑事犯罪嫌疑人，怎麼可能沒有一點處分，現在還升任湖北省文聯副主席。他要對事件有個清楚的解釋，為什麼九二年他釋放不久，就成為湖北省第一個高爾夫球場的董事長，升官發財一點不誤，他如何解釋當時對我說的那些引我跌進陷阱的話？」野夫說：「我為什麼現在要逼問這件事，十八年來他始終沒給我一個說法，現在我的文章在網上發表了，在輿論壓力下才給我泛泛道歉，我讓朋友給他帶信說，如果他要道歉，不要在電話裏說，我把電郵地址給他，讓他給我寫個電子信件。他不願意留下任何文字。我不能接受他電話裏這樣的道歉。」熊召政說還不能說五月十一日，熊召政對亞洲週刊就此事作出回應。他說：「現在說那段歷史，還不到時候。現在不說，不是沒有什麼可說。過一段日子，我會選擇一個恰當的時間談這件事。過去這麼久了，對當事人而言，會有很多記憶的誤差，信息方面的不準確。這麼多年過去了，每一個人只能看到他自己分析和判斷的一面，他很難能看到別人所面臨的問題和所持的一面，現在就這麼去談，我覺得時間還不到。文化人很容易放大自己。」他倆之間的那些事，發生在二十年前「六四事件」及其以後一年的事。「六四」後，野夫經歷了為躲避當局追捕的逃亡，幾經曲折回到湖北藏匿。野夫與熊召政常常見面，商榷如何響應海外民運，要籌劃成立組織，籌辦地下報紙。一次，野夫友人拿到一套秘密文件，想送給海外民運組織。熊召政聞悉，自稱聯繫了「中國民陣」，說在廣州接頭交貨。按熊召政的部署，野夫和他各自從武漢前往廣州，相約一家酒店。野夫將文件交給了熊召政，卻始終沒有見到海外來人。熊召政聲稱已由他交給「中國民陣」的人了。回到武漢，熊召政又約見野夫，說「民陣」將給他們提供一筆地下活動經費。翌日，野夫在大街上被捕了。以後，法庭審案期間，一個偶然機會，野夫看到了一份案卷，內有武漢公安局處長回答法庭庭長，關於為何不起訴熊召政的一個筆錄。他才明白，所謂「民陣」接貨的事，全屬子虛烏有，整個過程就是熊召政和當局設下的陷阱。不過，十九年過去了，在五月八日他倆通電話時，熊召政說，他當時確實與「民聯」聯繫了，他們也派人來了。當時他對警方始終沒有承認，因此被釋放了。野夫在電話中對熊說：「這一理由明顯不成立。我當時都向警方承認的事，警方不可能不追問你，一查到底。你說海外民陣來人了，當時海外來人都是真名實姓的，你說誰和你聯繫的，我馬上可以找出他們對證。」據野夫說，電話裏，熊就支支吾吾。「我可以判斷他的電話沒有誠意，因為其一，他先說他進去就招了。後來又說他關鍵的問題沒有承認，於是他得以釋放。連我都已坦白的問題，警方豈能不追索到底？如有追索，我有罪，他豈能脫罪？」野夫說，今天把它公開，原因之一是受了章詒和關於「告密」和「臥底」的文章的啟示。由曾任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高院院長李玉臻（寓真）零九年二月發表長篇紀實作品《聶紺弩刑事檔案》；接著，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章詒和，連續發表《告密者—誰把聶紺弩送進監獄》和《臥底》、《我沒錯》三篇檄文，對當代文化人告密舉報行為多有涉及。一場「告密風波」引發「告密文化」、「臥底文化」的大爭論，正在中國社會發酵。用章詒和的話說，「野夫大學畢業後，來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處工作。本可以科員、科長、副處長地拾階而上，過著好日子。偏偏他明大理、重大義，於是，人生拐點發生在了八九年」。「六四」當夜，得悉北京血腥鎮壓，血性的野夫聽從良心的召喚，當即淚如雨下地寫下抗議和辭職報告：絕不做獨裁政府的鷹犬和劊子手。次日上午他到公安局留下報告和警用配置，離開海南，千里單騎，向北漂泊。「六四」大追捕中，為營救掩護舊日兄弟出海逃亡，他自己成了追捕對象，也開始逃亡。九零年落入圈套，脫下警服的人穿上了囚衣，以「反革命洩密罪」被判處六年徒刑。服刑期間，父親癌症去世；出獄不久，母親投江自殺。九六年，野夫獨自前去北京打工。如今，野夫在雲南租了一個農家院子，在此生活、寫作。零八年四川地震前，他在四川德陽市羅江縣開展農村調查，有關鄉土社會的問題，準備寫書《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狀的觀察和憂思》。正好發生地震，於是就在當地參與抗震救災和災後的精神重建，現在這部書已經完成一半「危機篇」，即危機應對的內容，正在寫另一半「常態篇」。據悉，野夫此書的「危機篇」，已先在海南《天涯》雜誌上發表了，反響特大。有評論認為，是反映四川地震的文章中最具深度的佳作。其中《治小縣若統大國》、《廢墟上的民主夢》、《餘震綿延的大地》，前兩篇被評為零八年中國散文學會評選的優秀散文獎並列第四名。長篇小說《父親的戰爭》即將出版，由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近日將在上海東方衛視電視台開播，散文集《江上的母親》也將於六月在台灣出版。野夫說：「我在五年前才重新開始寫作，是寫作而不是創作，因為沒有創造和虛構。我只是在努力記磘身邊過往的親友，記載他們在這個有史以來最殘酷和荒誕時代中的遭際，透過家族史和個人命運，藉以還原歷史的真相」。五月十一日，野夫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以下是訪談摘要。事隔那麼久了，為什麼今天要公開？我忍了十八年，如今「六四」二十年了，無論是對這個時代的記憶，還是對我個人的申冤，都必須說出真相。當然，這也是受了章詒和事件的衝擊。如果是在以前，我揭露熊召政當年說不清楚的那些角色的話，很多人會以為我在誣衊他。如今在章詒和筆下，那些著名的文人和知識分子，像黃苗子、馮亦代這樣我們心中崇拜的老人，都曾經幹過這樣的髒活的時候，熊召政會幹這樣的事，也就可以理解了。整個湖北文壇，其實大家心裏都知道他幹的這些事。只是人們不公開說而已。我是他的受害者，想到我屍骨無存的母親，我必須說出真相。如果熊召政早些年向你道歉，你能接受嗎？這十八九年來，如果他先向我道個歉，我這個人還是有恕道的。如果他說有些真相還不到說的時候，但我對不起你了，那我或許也原諒他了。因為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度，幹髒活的人多的是，你道了歉，說明你天良未泯。過了十八年，我開始揭發了，你才泛泛道歉，他無非就是想將這事早早撫平，不希望我繼續揭露他而已。這就是為什麼我不依不饒的原因。由於他，我付出了青春生命和我的整個家庭。每個人最終都將面對歷史。刺已經紮進我們肉裏，需要剝皮或許才能拔出。你相信歷史真相會給你個說法嗎？我們每一個人生在這個歷史中，都要面對它。所有的真相，所有的檔案都擺在那兒。不可能把所有檔案全部銷毀或改寫。即使檔案被銷毀，但你能保證當年所有涉案審查的那麼多公檢法人員都喪失良心嗎？你現在要我拿出證據，我拿不出，但當局可以公開當年的檔案，證據就在裏面，所有的供詞都在那裏面。我對熊召政說，你覺得我冤枉了你，我特別希望你透過法律途徑起訴我。你覺得揭開這一歷史真相對這個社會有什麼意義呢？我知道，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像熊召政那樣幹髒活的是一大批人，從中學生舉報教師、大學生舉報教授，到單位裏同事互相告密。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特務政治社會，是一個許鞍華的電影「特務迷城」的時代。如果大家都有恃無恐地去做這種髒事，自願的、主動的、積極的去做，那真是一個人心道德很恐怖的時代。我之所以要寫文章揭露，是希望中國的文人要以做這種事為恥，為做這種事感到後怕。我們不能再生活在一個互相揭發、互相臥底的時代。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六四事件過去二十年了，今天你怎麼看？對八九年「六四事件」，政府當局從當年的「暴亂」改為「動亂」，再改為「風波」，而後是「事件」，在定性的措辭上，已經在不時作出修正，也可以說是一種「平反」，但為什麼就不能正視面對這一段歷史呢，作出正式的平反呢？鄧小平當時說過，如何評價這段歷史，二十年後由下一代人去說。如今二十年過去了，新一代領導人應該面對和處理這一歷史問題。如果今天一代知識分子、「八九」一代人都對此沉默的話，我認為是可恥的。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無數人失去生命，無數人家破人亡，無數人流放他鄉，像我這樣的在我身邊有一批人，他們是大時代的小人物。他們的悲劇就是這一代人的悲劇。你知道此舉對你有政治風險嗎？我知道有風險。文章在博客上發表後，一些親友為我安全再次表示擔憂，怕我由此惹禍。我願意以自己那小人物的時代悲劇，來引起大家反思，讓大家還記得那麼一件事情。現在我們的孩子都不知道當年發生過那樣的事，我女兒只知道父親坐過牢，不知道父親為什麼坐牢。在她成長的年代，只知道她父親坐牢就是一個壞人（野夫邊說邊抽泣），我認識的無數個當年被判刑而坐牢的受害人，這段歷史風波留下的陰影在他們心中至今揮之不去，一代知識分子，一代歷史經歷者，大家怎麼就避而不言呢？這些日子來政府部門有沒有找你？至今政府什麼部門都沒有找過我，這就是一種進步。十年前，我如果發表這樣的文章，肯定會被政府請去，至少請我「喝茶」了。我沒有接到一個警告，沒有受到一次騷擾。至少到此刻為止，還是平靜的。這個社會，當你面對不僅是一個有錢的個人，甚至還面對著他背後支撐他勢力的強權，我這樣做有可能是在冒險。不過，我更相信社會的進步。世道人心是天下最大江湖。我堅信，道義江湖還存在人們心中。無論來自那方面的傷害，我都敢於面對。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和解先要有真相現在有人提出「六四」和解，你怎麼看？「和解」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和解的第一步是弄清事實真相，說出當年真相。熊召政個人要和我達成和解，首先他就要說出真相。政府與民眾和解的話，也要說出歷史真相。第一說出真相，第二給予平反，至於賠償、追究、清算、追訴，那是另一個話題。我知道，要譴責羅馬總督而不只是詛咒猶大；我知道，強權體制決定的人性卑劣有時情有可原。為了歷史的整體進步是可以達成社會和解的，否則就會你死我活，以惡報惡，沒完沒了。我贊同透過和解推進社會和民族共同進步。■野夫小檔案本名鄭世平，土家族，一九六二年生於湖北恩施。七八年考入湖北民族學院中文系。八六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組建湖北「後現代詩人沙龍」。八八年在海口市公安局政治處任職，八九年「六四」事件因支持學生，公開宣布退出警界。後因參與掩護民運人士及所謂「洩露國家機密」，被捕判刑六年，九五年減刑出獄，以民營書商和自由撰稿人在北京謀生，當下在雲南租住農家小院潛心寫作。已發表作品百多萬字。零六年獲「第三代詩人回顧展」之「傑出貢獻獎」。更多作品無法公開發表，流傳於網絡，獲「二零零九當代漢語貢獻獎」。■熊召政小檔案生於一九五三年，湖北英山縣人，參過軍，下過鄉，經過商。七九年以轟動的長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步入文壇，獲首屆中青年優秀新詩獎。八一年入職湖北作家協會，曾任《長江文藝》副主編、湖北作協副主席，現任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湖北文聯副主席兼文學藝術院院長、湖北政協常委。在新詩、舊體詩詞、散文、小說、歷史諸領域均有頗高造詣。零四年其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獲茅盾文學獎。零五年湖北省政府授予省五一勞動獎，並被選為「湖北十大新聞人物」。■1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