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倍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的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则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六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时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接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她老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我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作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七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包含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　　我的少年时代家里并无藏书，我总能从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找来一些残破的旧书偷偷阅读，而一旦被父母发现，那是要没收焚毁和责骂的，因为如果被抄家的人发现这些毒草，就会祸及大人。但外婆则是我的掩护者，她支持我读各种烂书，并帮我隐藏。我的学生时代，是盛行读书无用的，且没有考大学一说。我看见外婆裁减衣服很有趣，她甚至会做皮货，就也去拿她的剪刀画粉比划，要她教我裁缝手艺。她第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不应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学什么好呢？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法律。很显然她也许并不深知她父亲所学的法律究为何物，但她相信这个世界原是需要真正的法律来主持正义的。　　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天生具有佛性。她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既不恨抛弃她的丈夫，也不恨迫害过我家的那些人，永远对人恭谨热情。她不求人，但任何人求她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真正具备她那种完全发自身体本能的博爱。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永远相信在天地之间，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　　家父是一个身负剧变奇耻的人，一生暴烈，情不外露，身边人皆很怕他，但他却永远尊敬外婆。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　　八　　严格而言，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外婆，则远要轻薄。我最初的知识和教养基本完全来自外婆，父母对我的责骂，往往要被她来化解和开脱，母亲常说她把我宠坏了。几乎从儿时开始，我和外婆的每一次小别都会彼此流泪，包含1978年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后复学，她都要相送很远，我们都要哭一场。　　那时我已成人，她在我们家不仅抚养大了我们三姐弟，还抚大了我的三个表弟妹。她始终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却坚持不上桌吃饭的古老习惯，且永远要吃剩饭残羹，不肯浪费丝毫。家境在文革后已经日见优裕，但她仍然不改艰难岁月所形成的近乎残酷的节约生活，有时常常让我父母感到尴尬，怕人误会是对老人的虐待。比如，她会偷偷地上街捡破烂卖，或者到菜市去拾取农民都要扔掉的烂菜叶，拿回来处理干净后做来自己吃。我们姐弟都工作后，基本都要给她点钱，事实上她又从来不花一分，总是攒来寄给老太――她那个名义公婆。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抗战时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她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这点很像你外祖父。在母亲听来，其中的含义显然褒大于贬。　　当我也走进社会后，外婆感到她的使命已经完成，突然开始强烈的乡愁――每次与我母亲不快时，就会说让我回平原乡下去吧。乡下只有贫穷的远亲，母亲自然不愿满足她的愿望。后来大姐要生孩子了，把外婆接到武汉去帮忙照顾，等一切料理好后，外婆就和姑婆一起跑回了汉川乡下，再也不肯出来了。姑婆比她还大，她们是发小的干姊妹，两个老人竟然都抛弃满堂儿孙，在一个村子赁屋而居，外婆又开始她的裁缝手艺来自谋两老的生路。两家的后人皆很着急，但谁也无法劝说更不能强迫她们回城。　　我们只知道担心老人的艰苦和无助，并害怕别人指斥我们的不孝，当时却很难理解老人的内心真实需要。所有亲人都知道只有让我出马了，于是我从山里赶赴平原。我让还在汉川工作的五表叔把两老骗到他家，我一进门就忍不住跪地痛哭――我是真诚地不忍让外婆在乡下受苦――我抱着外婆的腿泣不成声，外婆一见我也泪流满面。姑婆一边抹泪一边埋怨：我就知道平儿一来，你就要动摇。外婆要拉我起来，我说您不跟我回去我就永不起来。外婆显然十分矛盾，最后长叹一声无奈地说：好吧，我跟你回。就这样，我又把已经还乡的外婆接回了她实在不愿终老的深山，现在想来竟是万分惶恐――我这样违拗一个老人的夙愿，究竟是孝道还是残忍呢？　　九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出差频繁，和外婆的告别渐渐都不流泪了。1983年的秋天，大姐带着小孩回山省亲，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又要到邻县去开会，早上向外婆辞行，外婆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忽然奇怪地悲从中来，顿时无语哽咽，外婆也抽泣起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腰已经佝偻了，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我竟然莫名地涌出无限哀伤，许久未曾流过的泪水一时间滔滔不绝。后来的事实使我相信，人对死亡是有奇异的预感的，只是当时还不能把握而已。　　三天后我回来经过恩施去看父亲，父亲说正要找你，外婆可能不行了。我们急忙驾车往利川狂奔，一路我还抱着幻想，希望外婆还能熬过来。由于我从来没想到过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总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报答养育之恩，当噩运骤然遭遇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冲到病床边叫唤婆婆时，她的神智还残存最后一点清醒，但吐辞已经模糊了。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勉强听到她说――平儿回来了？我没事，别哭，我打几个嗝就好了。渐渐就再也听不清她的咕哝了，而她的眼睛则始终没有睁开。　　原来那天早上大姐要赶车回汉，妈妈和二姐去送，外婆非要一起去，她好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大姐和她依旧是挥泪而别，车走后，外婆急匆匆地往回走，二姐远远看见她步履开始歪歪斜斜起来，急忙追上去扶她时，她正好要跌倒尘埃。医院一看就是脑溢血，马上下了病危通知。　　那时的小城医院设备简陋，医术有限，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手段。我在医院半步不离地守候了十天，亲眼目睹了我的至亲慢慢死亡的全部过程。从浅度昏迷到深度昏迷到瞳仁扩散，我日夜为她镇冰擦背吸痰，哭泣呼喊，对她说话――我相信她一直还有意识。她有时会流泪，有时会叹气，当我说我一定要让您回老家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她粗糙的手在我手中紧握且摇动了几下。　　但一切已经回天乏术了，那个早上，生命中最爱我的外婆终于远去。即使在此过程中已经深知这一结局的无法回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你手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你依然难以接受――你在那一刻无法不痛感人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我们有谁能与死神相争呢？　　十　　我亲手将她装进了棺木，亲手去挖了墓圹，亲手去覆盖了头三锄泥土。我为外婆写了一篇碑文，亲笔书写在石头上请石匠镌刻而成，然后用水泥石头为她砌了很坚固的佳城。起初我本坚持要送她回故乡安葬，但千里蜀道百重关卡，父母是坚决不能同意，只好让外婆在异乡暂栖了。　　那时我在单位的卧室里就能看见外婆的坟，许多个丧魂落魄的黄昏，我就会散步到坟边去枯坐。两个多月后，这座坚固的坟竟然奇怪地开裂了。母亲认为是石匠没封好，又买来水泥等请人重修完整。但几个月后，坟头又裂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连碑石都将倾倒。我对母亲说，这肯定是外婆想迁回故乡的表示，母亲深知其母的愿望，但她实在无能为力。我遂用黄裱纸给外婆写了封信，我发誓一定要在十年后把她移回平原，希望她理解，祈祷坟头不要再垮。我把信在坟前跪着烧了，再把坟修缮好，之后竟然神奇地再未垮过了。　　外婆走后，我再也无心在山里呆了。一年多后，我顺着她来时的路走向了平原，以后走得更远更坎坷、、、、、、等我十年后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外婆的墓木已拱，而我则是一个空空行囊的牢释犯。我无法还这些至亲的债了，但我一定要来偿外婆的旧愿――我要破坟开棺捡拾她的骨殖，背负她的遗骨回平原。　　我钉了个小木箱，带着几个朋友上山。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没有人知道入土十二年的人现在会变成怎样。我跪在坟前哭泣焚纸，洒酒祭拜，望空祈祷――婆婆啊，你如果想随我回乡的话，就请您变成骨头吧。――当年的棺木实在很好，我实在担心万一尸身完好，我如何能够将她运回呢？间关千里，岂是等闲之事。我和朋友们惴惴不安地刨开坟墓，在启开棺盖的那一刻，我不敢目睹我亲手放进去的外婆，遂站在一边等朋友报告。棺盖一开，所有现场的人都闻到风中飘过一阵檀香，无不感到意外。直到朋友说：没问题，来捡骨头吧。我才敢亲眼去看我的外婆――在完好如初的棺木中，外婆干干净净地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她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远去。我把她的骨头一截一截地捡进木箱，然后终于带回了平原，我实现了我对外婆的誓愿和感恩。十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从一些异乡残梦中哭醒――我又看见了婆婆或者父母。梦破之际，泪干之余，总不免幻想，假设在人间之外真有一个阴间，那该多好啊。在这个世间走失的亲人，还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死亡就变得毫不恐怖了。那些爱过你的人，只不过是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去时，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次开始生活；你在此间欠下的情，正好在彼处补偿，那一切都能得到救赎，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即使还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迫害和伤痛，但仍然有那些至亲和你一起，生生世世，不弃不离，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拉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从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惨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组织后的命运――大伯的革命与爱情一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只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一阵颤栗，甚而荡漾起如许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际，当我拟出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忽然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后，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我被这样一些词语压迫得艰于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我似乎看见大伯躺在四块黑铁般的词语之间----一头是命运和革命这两个古典词汇，一头是组织和爱情这两个现代词汇，它们的冰冷凝重更加显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个简陋平房中，大伯几乎百听不厌地再次在昏昏灯火下按响贝多芬的磁带。他指着咚咚咚冻轰鸣的四个音符对我说----你听，这就是命运之神在敲门。　　那时年轻的我，还不谙命运的颜色，以为只要插紧锁钥就可以阻挡无常的脚步。以后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后，尤其在身经自己的坎壈之后，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个神秘的组织或者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　　二　　我唤作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上个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之东流，他们仅得生还。　　大伯的父亲名曰张怀宽，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可谓最先沐浴过欧风俄雨的前卫青年。他在俄乡的漫游旅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瞟学了西医知识，回到田二河镇之后，开办了汉川县的第一个西医诊所。也许由于他曾躬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免也怀抱着一些激进的社会理想，当董必武在湖北发展中共组织时，他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党人。他一直以医生的身份从事着中共的地下情报、交通和武器医药供应工作，鄂省的黄麻苏区和洪湖苏区，乃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都曾经从他这儿得到过许多的帮助。最后终于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民国政府定罪处决于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烈士证给予认定。　　大伯出生于1919年9月。身为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的长子，他自然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是当年最新式的教育。几乎在中国乡村多还不知体育和西洋音乐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踢足球和学习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潜移默化地受着各种新思想的影响，还时常参与其父向“匪区”运送物质的冒险行动----虽然其父并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约是在1935年，16岁的大伯考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头角峥嵘的他买舟东下，沿着汉水的古老航道，一袭青衫飘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于启航，甚至幻想着此后云帆直挂，横济海沧。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还只是半壁苟安，东三省早已沦陷，军阀和赤潮仍旧割据和席卷着大地，而更大的灾难正即将到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先天中就蕴含着左翼血液的青年，则此后的命运也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国运之中。只是他当时并未足够的认识到，自家两代人头颅相许的事业，最终竟成为他一生的玩笑。　　三　　从残留下来的旧照来看，大伯当时确实还算一个风流倜傥的新式青年。他不仅成绩优异，相貌清奇，还会钢琴提琴，甚至西洋绘画，传说还有一个不错的歌喉。这些特质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学中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为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　　那时，大革命失败未久，在武汉曾经锋头很健的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无数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经播下的星星火种，又很快在天赋激情的爱国学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党学长陈约珥、王曦和黄成美等人，邀约大伯等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开始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参加这个组织的学弟，还有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当时名曰赵承修】。今天的湖北省党史，确认这是大革命之后武汉的第一个党支部领导的秘密组织，史称“都府堤18号读书会”。　　当年的这种读书会，不仅是在一起传阅禁书交流革命思想，他们还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乡下去宣传鼓动；发动农民，启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因而很快就被乡下的保甲组织揭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迅速抄查了这个窝点，并逮捕了所有骨干，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为所有的人皆未承认共党背景，警局也没把这些动乱孩子视为真正的敌人，于是关押一月后，全部交保释放，而且都还保留了学籍【放在今天，这样的事简直可谓匪夷所思了】。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主人公贺国威，真名叫做何功伟，是当时湖北省学生地下党的领袖。他在1936年6月领导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届秘密学联，大伯是省高的代表。学联以反对蒋桂战争为名，发动了全省各校的“反内战救国运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示威游行，大伯是联络乡村师范的负责人。但运动很快被弹压，秘密学联也遭到破坏，何功伟潜逃上海。但是同年9月，李锐【50年代成为毛泽东秘书，80年代中组部部长，当时名曰李厚生】密加凡【50年恩施宣传部部长，80年代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孙士祥【70年代一机部的领导】又组织了湖北省第二届秘密学联，任务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伯作为省高的学生会主席，自然又躬逢其盛，成为其中的主力。　　1936年底，这一伙狂飙青年又成立了左翼进步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史称“民先”。他们坚持在国民党设置的学生集中军事训练营中，与右翼的复兴社蓝衣社做斗争。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民先”解散，由中共正式领导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史称“青救”。大伯参与了湖北青救的组建工作，并担任武昌区团主委、宣传委员。这两个左翼社团，迄今仍被官方视为当时中共的重要外围组织。　　1938年2月，大伯经学长陈约珥介绍，在许云家宣誓，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许云是何功伟的妻子，担任了监誓人【建国后她成为中国妇联的领导】。从此他作为魏泽同党小组的一员，开始了他的地下秘密工作，并在钱瑛大姐领导的中共长江局青年党员训练班学习。按影视剧的老话说----19岁的大伯终于找到了组织。他内心充满激动，因为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多数如他一样的所谓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独裁，哀叹民生多艰，渴望以天下为己任，企图凭借组织的力量来推翻专制，改造社会，挽救中国。恰好偏安在西北延安的中共，这时正好抛出了这样一副“团结抗战，爱国救亡”的猛药，顿时迎合了自命有责天下的众多男女青年的心灵。　　他其实早就明白他的父亲也在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当他正式履新成为党员之后，他曾经回到故乡，满怀欣喜地向其父报告----他也是地下党了。五十年之后，他感慨地对我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听罢不仅没有惊喜和鼓励，而是狠狠地将他臭骂一顿。其父对他吼道：这种砍脑袋的事儿，有我一个已经是没法，你还掺和进来找死啊。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大伯沉痛地说----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出于父爱，他应该还有许多切肤之痛，他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四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几乎从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中共此后的胜算。也是在那之后，所谓的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猛发展。　　“青救”是由京沪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结合武汉的学生为主筹建的。此前活跃在武汉的左翼学生领袖----大伯和他学联的老战友李锐、魏泽同、孙士祥、陈约珥、密加凡等，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骨干。武昌区团是直属总团的二级组织，在这个分部负责的还有一个省高的学弟叫胡宝寿----此君后来和李锐等皆去了延安，改名为胡克实，是50年代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与胡耀邦、胡启立并称团系统“三胡”。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活跃，以后成为了名人的还有朱久思【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教育家】、严良堃【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等等大批人物。　　还有一个影响大伯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时刻登场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贵州籍北京学生，参加过“12.9”学运，这时也流亡到了武汉，并成为“青救”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大伯和他，当时仅在一些会议偶尔谋面，彼此是否地下党身份，由于各属于不同系统，互相并不清晰。他在那之后一直到21世纪时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罗明----这个名字建国后几乎一直把持着湖北省的宣传、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级离休之后，还“顾问”了多年。　　“第三厅”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词，在战时武汉，以郭沫若为厅长，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负责战时宣传和动员。大伯所在的“青救”，则主要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和合唱团，并成功地组织了全市市民的“抗战献金”运动。若干年之后，这一空前热烈和壮观的爱国运动，仍然为史家所称道；它几乎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见不多的蜜月纪念。　　要想说清大伯的个体命运悲剧，我实在无法回避这个悲壮的时代背景。个人在乱世的存在和选择，结识的每一个人或者身经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笔。几十年后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细想来，一切又好像在劫难逃。　　五　　1938年，陈诚将军指挥的武汉会战即将打响，整个江城都在山雨欲来的前夜，沉浸在一种悲情狂欢和壮怀激烈之中。每一个乱世儿女都似乎肩负着国家兴亡的使命，热血贲张地从事着战前的各种准备。大伯因为个人特长，负责剧社和合唱团的组织，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那时还是他们的小演员。冼星海经常来教他们演唱抗战歌曲，田汉阳翰笙等左翼名流，也不时出场来指导演出。　　就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夏日向晚时分，大伯和他的团员正在合唱练歌之际，坐落在武昌昙华林的省高教室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一个美丽的女生进来，落落大方地婉语：我是女中的代表，我叫王冰松。----在几十年后大伯的苍老回忆中，我隐约看见那一刻，大伯前世今生的悲剧之门，被咚咚咚冻地轻轻敲响了。此后的漫长余生，他似乎都还在那最初的惊艳中发呆，而那扇命运之门，也再未被合上，一个世纪的罡风似乎还一直在那里呼啸着、、、、、、　　王冰松是武昌一个资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学的高中生，一个惊才绝艳而又教养高贵的孩子，同时也是“青救”的成员。她的美丽绝非我大伯的神话，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看见她这种稀世风采，将怎样成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剧。　　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年代的邂逅相逢，几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样，开始他们乱世佳人的孽缘。那一年，他们也都才十八九岁啊。初初萌动的春心，放在国破山河之下，仿佛预示着他们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触自然而然，每夜的练习结束，美女需要护送。而大伯那时据她说----长得像她的哥哥----这一最初的主观印象，构成了女孩的安全感。以后则是“青救”组织去工厂农村做宣传，他们成了最佳的搭档。她能歌善舞，他是最好的伴奏。他口才极好，她成了演讲时最鼓舞激情的听众。在那个大时代，多数的革命爱情都基本类似，我无庸重复那些对他们而言感天动地的细节。他们相爱了，这一点难以置疑；而具体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能想象，在那个还比较封闭的年代，对于两个有教养的青年来说，肯定是要压抑着许多情愫。更何况战云密布，家国碎裂在即，更大的乱离正在等待他们，谁知道今生的聚散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他们只能像多数理想青年一样，暂时埋下火种，徘徊在最后的缘分门前，等待着河山光复之后的大地花开。　　六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　　若干年之后，我和大伯漫步于珞珈山的密林草径中时，我向大伯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苦笑着告诉我----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说：不自由，毋宁死；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价值大于生存。我们那一代人，许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招牌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至于结果，呵呵呵呵，这就是现在这些开始醒悟的人所说的“异化”----共产主义运动被“异化”了，我们成功地推翻了一个暴政，却得到了一个更加滑稽的结果。　　那么这种异化，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为何多数仁人志士的初衷，会被少数的寡头所操控？为何理想被强奸，以至于要把大家的祖国带进这样一个叫“新社会”的隧洞？这些问题，我逐渐从大伯的身世中看出端倪。接下来我继续说大伯的如烟往事----　　七　　武汉会战是惨烈的，所谓水陆空齐上阵，血流漂橹，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亲眼目睹的。有一天，他们正在帮助抢救国军伤员，敌机来袭，他们刚好抬走那个战士，一个炸弹就在那里炸下一个深坑。他们没有受伤，却也真正的吓坏了，他们开始要面对和思考必将到来的失守和流亡。　　在当时，国军的顽强抵抗，并非真的相信可以挡住日军的铁蹄，只是血气所至，非要做殊死一搏而已。无论国共，都在考虑要如何保存实力，以便为日后的党争天下埋下后手伏笔。王冰松那时还不在“组织”，她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四川，因此她的随行是无人干预的。她在临行之前找到大伯，委婉希望他能和他们同舟共济，溯江而上。她甚至自信地说----他们家包得有船只，她会告诉她的父亲他们的关系，父母必会同意的。　　然而大伯已经得到“组织”的指令，要他随省高一起迁往鄂西建始，几所中学将在深山中的三里坝小镇成立“湖北联高”。他必须在那里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为何要“地下”？这里有个历史问题一直为今天的人们所困惑----不是已经国共合作了吗？原来西安事变之后，达成的合作协议，其中规定共产党不得在战时的国统区发展党员，搞破坏统一抗战的活动。但是中共有自家的算盘，岂能为战乱中的民国政府所左右----这就是何功伟和大伯的父亲等无数党人，竟然在抗战之中死于自己国家法院审判的原因。同样这也是“皖南事变”之后，延安除开抱怨而不敢揭竿向内的深因所在。　　在凛冽的秋江之涯，大伯无奈地凝望着王冰松的泪眸，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组织身份和使命----这是他不能违拗的使命，当然也是他的宿命了。“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老年的大伯依旧回到了这个城市，他无数次要摆渡这条亘古的大江，当年他们如楚囚相拥，作新亭对泣的芦岸，早已变成时光的堤坝，所有的撕心裂肺都被割断在岁月那边，连那个楚楚深情的人儿，也走失在这个世界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他们当年的吻别，在今天的我看来，一定浸透了生离死别的况味。眼中泪心上血，必将在未来的余生淋漓润湿，永远难以洇干。他们身处乱世，命如飘萍，国家的兴亡犹未可知，儿女的聚散则多如云水的离合了。水逝云飞，鸿爪雪泥，浮生的悲欢不由自主，何处敢卜它年的归期和团圆？　　此后他们还能相见吗？他们一直隐忍的狂欢，会在来日渺渺的悲情之中决绝地浮现吗？我在大伯的生年，未敢去残酷地逼问。但是，我只知道他为那夜的离别，等过了他的一生；只为当初那一声然诺，他终身未娶地熬干了他71年的生命。就像那个夜晚的最后分手一样，他在垂老的蓦然重逢之后，再次转身走向了永恒的长夜。　　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八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苗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还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阳，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国府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材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80年代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更多的成了新中国的冤鬼，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而当年还有很多此类的悲剧发生】。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之后的翻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手的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他从此错过了他今后的官运，却迎来了他的厄运。　　九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而正是这些长信，向我揭露了一段可悲的历史，也揭露了一个党领导的黑暗内心。睽违近五十年之后，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来信，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党书记】来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拟写信给你，不想你的信却先到。时光如流水，会冲淡许多回忆，但有些事牢记在脑海，却永难忘怀。但四十多年别离，往事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离开武汉较晚，三道街已难见到常在一起的年青伙伴了。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战乱年代，动荡的人们，这一切原不能责怪、、、、、、　　原来她并未随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几个朋友结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峡到万县。她的哥哥的朋友张钧石在万县天生城办了个农民识字班，邀请她一起去做宣传救亡工作。就在这时，原来在武汉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领导罗明，也流亡到了这个山城。按晚年胡克实对王冰松的话说----“那个成天像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的罗明”，对她也可谓一见钟情。早在他从华北流亡到武汉认识她开始，就一直暧昧地表示着喜欢。但是她原本冰雪聪明，况乎心有所属，一直巧妙地保持着朋友的距离。　　罗明这时正好是川东特委的宣传部长，乱离之中重逢偶像，自然窃喜。他积极靠拢王冰松，以组织身份动员她入党。她那时也是热血理想青年，无需多说，即按照他的安排，和另一个女孩刘玉清，同去万县一中找到一李老师，然后在李的监誓下正式入党，成为“组织”上的人了。　　未久，她的父亲来信，要她去重庆陪送母亲到成都，她经组织同意，离万到渝。到了80年代她才得知，她走后不久，万县地下组织即遭到破坏，和她一起宣誓的女孩和其他大批党员入狱了。罗明安然无事，继续到重庆北碚负责地下党。　　十　　白沙位于江津县，是当时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今属重庆】。抗战期间，这个古镇成为了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教育集散地，许多学校都搬迁来到这里，名流荟萃，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老师，也多要来此中转以重新选择出路。所谓的大学先修班，大约相当于高考复习班，集中了各地的流亡学生，在这儿等待年考。这是教育部为天下学子所设的临时窝点，政府解决着这些寒士的基本生存。　　即便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国民政府仍力所能及地重视教育，要为国家养士抡才。大伯在先修班所接受的钱瑛指示，是要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继续从事学运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白沙距离重庆，大约也就半天的水程，熙攘乱世，他自然无从知道他的恋人也辗转来到了重庆。他轻松地经过了1940年夏天的大考，征得组织同意，选择了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经济法律系，主攻专业是比较宪政。　　钱大姐告诉他，武大地下党支部和乐山中心县委，会派人和他联系----当时的地下党联络方式，并非如今天的电视剧所表演的要对什么切口暗号，基本是来人直接告诉受谁所托即可。于是，大伯在这年的9月，辗转来到乐山大佛边不远的武大入学。他进去之后才听同学议论，就在前两月，武大地下党组织被破获，党员被捕逃散隐蔽甚至个别被处死，整个组织陷入瘫痪。【关于这批党员的党籍恢复问题，曾经是80年代中组部的一个要案】而乐山中心县委，也没有人来和他联系，他只好隐蔽身份埋首等待着。　　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对国民党的仇恨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与日俱增了----因为他和沦陷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弟妹来信告诉他，父亲在这一年已经被国民党处死。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突然失去组织的人多如牛毛，谁都认为自己还是党员，仍要继续单兵作战。谁也没想到，建国后这一类的同志，都会被视为自动脱党甚至叛徒，要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终身的歧视。　　他的左翼倾向决定了他不会完全转向书斋，在“青救”时代的活动培养了他的文艺天性。他开始组织学生成立“海风歌咏团”和“峨嵋剧社”，团结左翼同学，宣传进步思想，阅读秘密书刊，表演抗战戏剧。他一直在找党，看见乐山一家书店偷卖进步书籍，也要去试探联系。但是，党似乎遗忘了他这样一个无足重轻的卒子，他患肺病吐血，住院休学一年。他在病床上，开始了诗歌创作----他在武大的文学老师，是当时已经著名的女作家苏雪林；此前在重庆，他认识了徐迟等一批青年诗人，也喜欢上这一激情豪迈的文体。　　他的诗作开始发表在四川的一些报纸副刊上，他也许想过借此向那个不知流落何方的女孩表达思念，但是他确实没有料到，他真的被那个失散的爱侣注意到了----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已经杳无音信分别五年了。　　十一　　王冰松仍然隶属于罗明党组织这一条线，1939年来到重庆。她不仅见到了母亲，还遇见了许多当年在武汉的“民先”和“青救”团员朋友。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都希望他留在重庆，特别是罗明，还特意委托一个共同的朋友赵启海【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作者】，转来了给她的第一封求爱信以及照片和情诗。　　但是，用她半个世纪后给大伯的信说----他向我致意，我没有答应。那时他用王若庐名就读复旦，我们虽通信，我却从不涉及爱情，我始终以兄长看待他，从未想到和人谈恋爱。她的父亲已经在成都安排她乘坐一个苏联顾问的便车携母赴蓉，他父亲的好友瞿云白【瞿秋白的堂弟，留苏学生，托派】夫妇也将同行。她征得组织同意，还是决定启程。她答应大家，如果成都不好，再回重庆。　　她到蓉后，先去蜀华中学继续学业，“久久等不到组织音讯，确很苦恼。”她只好去信给罗明，果然第二学期，低班的学弟马瑞图才来和她接上组织关系。那时她已经是蜀华的“红人”了，经常和校方斗争，毕业时未参加大学统考，因为有人告诉她，她在警方黑名单上是第二名。那时她受《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影响，想学农经，金陵大学有最好的农经专业，可是当年不招女生，金大的一个助教介绍她去铭贤学院，该校偏处金堂，与外隔绝，是一个极好开展地下工作的地方。她的党组织关系一直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了罗明手上。　　不管怎么说，罗明看来都像是一个对爱情很执着的人，他喜欢上谁，不上手就有种誓不罢休的精神。1941年秋，罗明恰好也调到乐山，任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乐山和金堂在那个年代，相隔非近，辖属也不在一个地区，但是由于王冰松是他发展的，所以组织关系仍旧划归到他这条线上。他多次向她单独表示，出于组织安全的考虑，希望他们能够作为“假扮夫妻”一起展开工作，这样将有利于民族解放的大业。【当年党领导多爱运用这一说法，将女党员发展到床上】但是王冰松不是一般出生的女孩，坚决不吃这一套，以还在学业和家父反对为由，不失分寸地婉拒着她的顶头上司。　　也许她心中还在隐隐挂念那个远去鄂西的人，她多少有些神秘的预感，认为他还活着，他们还将在今生重逢。这时，奇迹出现了，她看见了报刊上署名为他的诗歌，她认出了他的文风，她找报刊打听到作者的通讯地址，然后急不可待地寄去了问讯。　　十二　　乐山故人苏东坡曾经有诗曰----因病得闲殊不恶。大伯根本未曾想到他辗转病榻的闲时草草，竟然真的会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机。拿到恋人的鸿书，贫病潦倒的他无法不涕泗交流。他急忙回函，彼此交换着流浪的足迹方向，倾诉着一千八百个时日的牵挂和渴慕。他们不断地热情联系，有着劫后重逢的悲欣交集。他们相约，就在这个暑假，他们各自放假的时候，到她父母所在的内江去见面----她大约准备正式将他介绍给家人了。　　他除开希望早日与她见面定情之外，还希望通过她找到当年的“青救”同仁。他知道那些同仁许多都是党员，通过他们可以重新找到组织。这些问题出于安全考虑，都不能在通信中表达，他根本无法想象，当年“青救”众所周知的“小姐气”最重的小妹妹，也已经成为了地下党员。他更不可能知道，她还是旧相识罗明的直属下级----这些情况，根据纪律，王冰松见面也是不能向他说明的，况乎在通信之中。　　大伯兴致勃勃地等来了暑假，他的病也基本痊愈，终于如愿以偿地启程。他满心喜悦忐忑激动地换上最干净但仍然陈旧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囊走向内江。他按照她事先给定的地址寻访到那幢华贵的小洋房时，已然是黄昏，他生命中难以承受的一个悲剧黄昏终于出现了。我多年后阅读台湾诗人郑愁予的诗句----那哒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只是一个过客----时，我依旧无法忍住我遥想大伯命运的凄凉眼泪。　　一个24岁的贫寒学生，带着他对爱情的全部幻想，在一个陌生小城的薄暮，局促不安地敲响了他的命运之门。仆妇把看似寒酸的他带进了那幢洋楼，他终于看见了他朝思暮想的青春恋人。他原先以为他们会抱头痛哭，会有种种情不自禁的激动。然而站在面前的她，虽然光彩依旧，成熟得更加风韵诱人，但是脸上的微笑却礼貌得十分冰凉，甚至还带着几缕嘲讽和不屑。他敏感的内心岂能不感到那种拒人千里的冰霜况味，但是他无法明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无法想象文字和本人之间，怎么会情感相去霄壤。　　青春少年到底还不谙世界的诡异，只能略识世故的颜色。在王冰松欲言又止的冷漠之中，大伯未能从她那哭过的眼眉间读懂少女的心思，只是自卑地以为她华贵的门户在嫌弃他的贫寒。他还是被她礼节性地留饭，整个晚餐所有家人的淡淡礼仪，像一扇巨大的石磨，把他多年的相思和深爱，终于一点一点地碾磨成碎片。　　尽管主人还是礼貌留宿，但自尊的他已经无法小驻倦足了。他独自走向江边，在那里终夜徘徊----他初尝失恋的滋味，这种滋味中还有一种受骗和受辱的感觉----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害我间关千里，风尘两袖来道一声再见呢？他只能想到死，脚下就是滚滚沱江，他实在不知道这异乡的河流将把他带向哪里。　　他艰难活到了次日，初生的夏日结束了他的噩梦，他决定无言挥别这个原本与他漠不相干的江城。1985年的冬夜，我们老少围坐在武大的小木屋中，大伯老泪还是无法自持，他说他徜徉在那个青石小街上，决定不去辞别，但是很奇怪，他的脚还是把他带到了那幢楼前，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去，他甚至看见了她和她表妹在花园中的背影----就是这个美丽的背影，一下子把他刺醒了。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向码头，他怕稍一犹豫就会自尊崩溃，要去祈求她的爱怜。　　他决绝地走了，他的教养使他没有勇气去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要这样转瞬剧变。这一转身就是半个世纪，挥手即成陌路，而陌路红尘，还硝烟弥布，他们的今生就这样少年般负气地错过了。等到若干年后终于能够听到她的解释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万千悔恨又何能重挽岁月的脚步。就像昆德拉所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他们的一生了。　　十三　　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就在他从内江回来不久，他突然在乐山的街上邂逅了罗明。他们是武汉时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该组织就被政府强行解散，他们再也未曾谋面，而大伯原不属于他那一条线，所以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党员。罗明实际是早就知道他在乐山，也受命要来联系他，但是由于乐山当时的恐怖形势，他自己暂时停止了活动，丢掉了很多党员的组织关系。另外的深因则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旧情未了，他还在继续谋求和王的假夫妻计划，所以不愿大伯进入他们的组织生活和视线。现在他突然出现，直接叫大伯去参加他们的支部活动，而且也不交代受谁指派，大伯在当时的敌我复杂情况下，自然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联系地点，以便自己弄明情况后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说。　　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明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明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到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明，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明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则依旧只能向权力倾斜。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官痞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党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他原本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十四　　他虽然一直无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对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缄其口，从此将爱的火种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没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坚守着一个贫困学生的最后尊严。组织也始终没来找他，他只好倾心于学业，在比较宪政，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上用功甚深，至于英语，则完全成了他仅次于母语的本事。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了。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中共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放军的到来。1948年底，解放军一度占领襄樊，要向沙市进攻，局里要员皆逃跑，他开始主持“应变会”来维持局面。结果解放军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复秩序，他听说江陵专员公署要逮捕他这个组织应变的共党，只好连夜逃亡武汉。　　1949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做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改朝换代，江山易帜，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一定的乱局。但是共产党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杀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明。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了。　　钱瑛大姐很热情的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他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发现组织的嘴脸原来竟是这样的莫测。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更何况党内在天下底定之后，是要重新论资排辈分封建侯的。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50年夏天又调回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总之，新社会于他暂时尚未任何祸福，他也就----“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这个最初的凶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共产党建国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应该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三十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够去再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量。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了。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这个运动似乎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革命开始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们了。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自然各界都要配合揪出几个分子。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民间谚语说----跑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这是指在劫难逃的意思。新中国为何要一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那些党内知识分子，那些过去革命的急先锋，为何要重复历史的兔死狗烹，被逐步剪除呢？　　失去组织的大伯，早在50年代初就以槛外之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时他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是怎样在那种残酷斗争中，被非人地洗脑的。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所谓新中国的现实是----远比旧中国还要禁锢。革命和革命的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他们那一代理想主义青年，之所以要舍命加入与他们原不相干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听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信毛泽东所说的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联合政府，相信多党共存，言论自由，结社合法，人权平等等等画饼。　　结果当共军进城之后，才发现真实的社会是等级森严，言路闭塞，个人崇拜，物权归公，民权剥夺----这难道就是几代人抛家舍业流血牺牲要为之奋斗的中国吗？难道储安平先生早在40年代预言的----国民党手上，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手上，民主是有无的问题----这一谶语就这样轻易兑现了？　　这样的困惑在初去延安的知识分子心里，也曾经有过。但是经过整风洗礼之后，多数坚持此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思想则基本阉割，即使残存，也不敢再斗胆放言了。于是大伯看见的他那些敢跟国民党叫板的先锋斗士，在新中国都变成了胆小谨慎唯唯诺诺的佞臣。更何况革命成功的盛宴还在开办，只要恭顺，多少也能参与分赃；于是明眼人也会明哲保身，转眼就能世故起来。　　但是那些在白区坚持战斗的知识分子党员，对他们而言，胜利来得太突然，他们还沉浸在要实现民主社会的梦想之中。因此，当突然看见新社会的格局，远不是自己当初的想象之时，他们多数开始深深的困惑了。他们在等待时机，在酝酿思想，他们终将要发言。　　更过瘾的是苏区来的共产党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他们是扛着枪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谁要还敢置疑枪杆子应该坐享胜利果实，那就只好继续用枪杆子对付了。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那些憋了很久的知识分子终于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他多少也算是混过“组织”的人，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其他更多的反动话，想说，但还是忍了下来。　　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把那顶早就预备好了的“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滑稽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这个社会这么黑，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为了“五类分子”----那是敌人的待遇。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当于“男儿脸刻黄金印”了。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罗明用计消除了大伯这一隐患，便更加努力地开始追求王冰松；甚至以组织命令的方式，要求她跟他同居，以便开展地下工作。这时的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而天性独立的她，且别说向来对罗明没生爱意，就算略有零星好感，如果他采取组织手段来谋求发展，那更只能是适得其反。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明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显然不入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　　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明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明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明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当然，偏狭的罗明也坚决地执行了他的组织纪律；从此，乐山地下党又多了一个自动脱党的人士。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明是武汉易帜时中共的三大接收要员之一，建国后自然春风得意。19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中南区统计局长】，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色胆包天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说可以再谈谈她的组织问题。她未予理睬，他竟然再次去信说----如果这样，那你想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皆不可能了。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又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洋洋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我虽脱党多年，比起他来，我无愧色。　　二十　　一个政党打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旗帜，吸引了万千仁人志士为之填沟转壑，但最后在理想青年尸骨上所建成的这个国家，却从起点开始就没有公道可言。公道对我们这个社会多数人来说，都还是一种奢侈的诉求；更多的我们只是想要少一点冤屈和迫害，因为人真正难以忍受的还是屈辱，它甚至超过了饥饿。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平反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现在开始要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在这个等级社会里，这是现实的好处，更何况他也确实冤屈，那他何不也试试运气呢？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大，上诉上访者太多，一时成为中组部督办的大案。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明手上，而罗明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到罗明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明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大案。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平反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他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睽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明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明，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明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明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明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资本家】的资助读书。如张来访，请不必理睬。”按当时他们的约定，大姑母即是地下党的代名词。　　这个消息对二十出头情窦初开的王冰松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脱党已经是背离了他们相识的初衷，更何况他还已经有了岳父。有了家室这犹作罢，还在继续欺骗她一个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岂不是无耻之尤。但是，她已经没时间去函追问了，因为他已经在来内江的路上。当他在那个悲剧的黄昏姗姗来迟时，等待他的必然是一个单纯少女的横眉冷对。　　年轻气盛不知世事险恶的他，何尝能平心面对这样的情景。他负气离去，用一生的孤傲独处来纪念着他内心那个爱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其中还埋存了如此卑劣的一个阴谋。他现在才想起，原来他从内江回来后罗明的出现，是因为得到了王冰松的消息。罗明不愿他再去找党，回归组织与他们相逢从而揭穿这个骗局，干脆一次性地中断他的关系，使他从此成为一个失去组织的人，永世不得翻身。而罗明对组织，也有了他至死坚持的说法。　　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二二　　即便有了如此真实的揭发，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远逝，生命半残，他能够凭借这个去惩办那个仍高踞权位的人吗？他不就是造了一个谣言吗？他可以说他就是这样听说的，你又能如何？你们中断的爱情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失，组织难道还会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烟独坐，默默垂泪。当他知道她已经寡居三十几年，内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躯还想在生命的黄昏，再给她一点温暖，于是去信委婉试探----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序曲，然而整个人生的正本就这样空白地翻过去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共创一个幸福的尾声吗？　　她何等聪明的女子，岂能不懂他的关关哀鸣。她回信说----志超兄，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的一生，竟会因我而被毁至此；越想越觉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谅我今天已经是几个外孙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没有把我的青春美丽给你，未能陪你熬过那么多苦难孤独，现在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衰朽残年去面对你呢？更何况儿孙绕膝，我要扔下他们再去陪你，也终觉残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来今生已是无法偿还，如果还有来生，我们再约好吗、、、、、、一个曾经骄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愿如世俗的黄昏恋一样来再续前缘。但是，她要设法来搬去压在她心中的那块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给他爱情了，那她也要来为他鸣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复党籍，有个尽量公道的晚年。于是她动员了当初所有的那些战友来为他证明，许云、孙士祥、魏泽同、密加凡等等都写出了证明，她甚至通过胡克实要找胡耀邦来干预。她自己则给武大党委写下了这样的长函【节选】----　　张志超曾担任“青救”武昌区团宣传部长，为人热情，能干有才。但他对罗明有时有所嘲讽。我在内江时仍保持学生时的单纯，热情坦诚，满怀理想，但是受了当时作为我的党内上级领导人罗明来函的影响，因此当张志超来访时，我态度冷淡。张志超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有傲气的人，当然有所察觉，本约次日再见，不想他却不辞而别，就此失掉联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愿保证我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情节。罗明对我所说情况，纯属子虚乌有的诬陷，结合他在乐山任中心县委书记五年的所作所为，除了砍掉大批地下党同志外，在武大从未发展一个新党员。张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组织的联系，他反倒打一耙，说张自动脱党。回忆“青救”时期张志超的才华能力，我不禁深深为之叹息、、、、、、　　二三　　武汉和上海，都在大江之边，然而“溯游从之，道阻且长”----他们已经隔绝了半个世纪。鸿雁往返，密密相约，他们在期盼着今生的劫后重逢。终于王冰松摔折的腿伤痊愈，她决定艰难成行了。　　那天，激动的大伯换上了整洁的对襟服装，让我赶紧擦拭窗户。临近中午，我听见一个宛若女生的恬美声音----请问张志超先生是住这儿吗？我赶紧回头，看见一个风韵犹存的老人略显局促地站着。她已星霜上头，鱼纹在脸，但是仍有一种高贵的美，在朴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从厨房冲出来，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来人。尽管这是相约已久的聚首，但两个老人彼此瞩望着对方的容颜，依旧一时不敢相认；或者说他们一生的期许、渴望、误会和寻觅，积淀了万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时，却顿时遗忘了语言。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着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　　　　　　　　　　　　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　　　　　　　　　　　　一　　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滩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像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残酷的余生。　　二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文革”在这一年才敢谓渐趋结束，尽管史书上是另一种说法。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怪胎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30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35岁，小的15岁，总共81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五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现在官拜副省长）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来成为同学。　　需要说明的是，那一年这个国家还兴“政审”，所以我们这个班上有许多同学的实际考分原本可上一流名校。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恩例—伙食费每月18元，助学金1至4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男生30个一堆住了两屋，余下年纪大的十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在文革中即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三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了“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有的比他还年轻，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女干部，找老李这个唯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嗯。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四?????　　朋友龙涛写过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的文章，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五四时代的学生头，头发三七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辄是齐刷刷地露着青皮。他身高1米73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28岁，但一脸老相。嘴型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象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衬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啊。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像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五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向来对老李，则唯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身俱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他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与人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鸟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硬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六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地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飘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又一年，“英明领袖”退位，胡耀邦总书记上台。学校组织收看完新闻，老李一个人开始高声起唱——焦城的山来焦城的水，焦城里出了个华政委——那个时代的学生何等的政治意识啊，于是皆合唱，皆大笑，一时全校此起彼伏。他们在老李的启示下，欢庆一个时代的结束啊！　　七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激进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我党何以一回儿反左，一回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是何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他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我看今天新闻出版署扫黄办的干部，大抵也还不懂这一来历。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须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书恋》。就这一次，写作老师还是忍不住原谅了他素日的不作文，给了他最高分，还声情并茂地拿到全班朗诵。读罢全班陷入沉思，我们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才子”全他妈傻了。没办法，高人出手，一击而毙。就那文笔，那种生世之慨，不到火候，学是学不来的，只能高山仰止。　　八　　老李只有两种爱好----书与烟。酒亦爱，那时喝不起，亦不吃请。每月学校发给他22元，他只吃8元，留两元买一条“圆球”烟，再买点肥皂牙膏等，攒一点回家上学的路费，余款便用来买书了。　　那时初开禁，好书突然成批，新华书店也兴排队。每逢周末，老李大早便开始徒步向舞阳坝，展览馆对面的书店都认识这个净买一些非畅销书的大叔了。钱有限而书常新，实在不忍割爱，老李也只向我一个人借。三元两元，等到月底一退完饭菜票，首先必来还，无论我怎么不收，他亦是会坚持到赢的。有时我也手空，到他借时我必说随后给，然后偷偷找人借了给他，因我深知他是不会再找人开口的。古人认为君子清且贵，老李即有这种气，永远的穷而不贱。　　抽烟，于他就算极奢侈的事了，有时也难免断炊。他的手指是黄的，嘴唇也显青紫。往往深夜，仍见他在黑暗中星火明灭，有谁能知他的苦痛。　　九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十二支曲在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十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壈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销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神经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一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文革后第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便被封了，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校方曾试图扣留，但因我们班这些大哥们的斗争，最后还是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我尚不懂论争所要达到的政争目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因为真正的真理，并非只能通过实践去检验。有不证而自明的，有演绎而推知的。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　　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邓先生出山了，我们最初满心欢喜，“四五”运动平反，拨乱反正，我曾在老三孔桥上幼稚地对老李说：我看好这个人，我相信中国的民主进程至此开始。　　老李眉头深锁，他远无我这种盲目乐观，但他也无从答对，他只能从经验主义出发，对我说——专制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民主，你不能总是冀望于圣君明主。然后这一年底，西单墙垮了，一个姓魏的愤青开始漫长的隐居。我与老李苦笑着在龙洞河畔抽闷烟。　　十二　　1980年的春天，我象一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同志》。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那时关于毛的评价尚无中央文件，我对这个伟人的质疑和批判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平反右派，当时读得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和毛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文革前的一系列运动造成哀鸿遍野，怨声载道，早已形成火山。国人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计结局，因此当毛为权力之争而发起这次斗争时，他只是借用了人民的积怨。而神的召唤和草民的潜伏要求奇妙结合时，遂酿成一场从人对物的破坏到人与人的互相残害的集体疯狂运动。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十三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文革时，报纸上的一些领袖合影，总有人脸上被打叉叉]。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地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唯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地吐，默默地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他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　　次日上午，班车到学校接走各县的同学，利川车先到，老李送我上车。车快开了，老李仍默立于窗前，我放好行李又下来与他握手。操场上人已散尽，一天好日，空朗朗地照着我们俩，只是无语，手却攥得像要落水的人。我看见阳光在老李的眼眶中打转，闪烁得让我鼻酸喉哽。喇叭声咽，促我上路，我硬生生地挥别老李，从此踏上一条彼此不知前方和归宿的路、、、、、、　　十四　　没有离别，也许就没有老李唯一留下的这几十封信。如果处在今天这个电讯发达的时代，大抵也不会残余下这些文字。假使连文字都消散于岁月的风暴中，有谁又能证明他曾在此浊世小驻。　　我们在各自的故乡等待着命运的发落。老李回到了建始三里坝的香树湾，那是一个我至今陌生的所在，他又像一个农民一样为他父兄扛起了锄头。夜里，在昏暗的灯下，他写了给我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家里分得薄田数亩，有点忙不过来，恰值我待业回家，能不以一次等劳动力顶上去乎？这几天汗流如雨，算是大力改造世界观了……在教育局的座谈会上，如同填自愿格式一样，我要求下乡教初中，只是不想回三里。看来局里可能满足我的请求。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我求得清净则心安无恙了。临行前夕，王新勇老师说过两句话：“你有点骨气，很好，也要现实一点。”句一也。“终身大事不能置之不顾，到人间来一场不易。”前一句有点朦胧，次日就明朗了，后一句很恳切，我不会不感动……　　女同学中不少人多久以来认为我怪诞，因为我对女同学一直太冷。我知道自己不易被人理解，所以不责怪她们。我取的态度是尊重她们的大多数，但尊重毕竟与亲昵有别。存在决定意识。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我说的这个原谅，最好莫过于忘记。忘记，才能使我心安理得。[我累极了，写字手抖，高水平加悠悠摇晃，书法甚佳，见赏。]　　我收到老李的信总是即复的，当时写了些什么，至今却是茫然。现在坐在异乡的灯前，抚看着23年前故人的手书，薄薄的笺纸像一篇枯叶，墨色也日渐黯淡如我们已逝的青春，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　　?十五　　80年代初，社会突然开始重视大学生了----尤其教育口，十分缺人。但那时教师待遇低，文革形成的社会地位也低，因此我们都不愿当臭老九。我们班的官家子弟特多，各挟背景，都想留校。真正有才的也不好留了，大家一视同仁----全部分去当老师。一个月后，基本都各就各位，只有老李在建始还没着落。　　穷人最需要工作，老李隔三岔五跑到县教育局去打听，总说让他再等待。这个毫无关系也毫无“追求”的老实人，他不知道命运又将如何作弄他。最后，局长亲自找他谈话----你的档案被组织部调过去了，你到县委去工作，好好干。这个对所有人皆可谓喜出望外的消息，对老李却如重雷轰顶。他久久沉默，然后乞求不去，甚至潸然欲泪。所有人皆不解----这个去处意味着踏上仕途啊，多少人借此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但老李却真诚地拒斥这一高就。局长自然不敢得罪县衙，他也不能辞职----那年月要工资养家啊。　　老李只好怏怏赴任，当夜给我一信，结句谓----“写到这里，烟已抽完三支。这时刻雨已经住了。昨天晚上揩湿的手帕就搁在我身边的洗脸架上，我把剩下的泪水通通咽下，这就去洗那手帕。”　　我分到了县教研室，马上参与全区先进教师表彰会的材料班子，然后驱车于山路上，然后像惊险电影一样翻了下去。我醒来时，看见万科长空空荡荡的头颅对着我的血眼，脑浆溅了我一身、、、、、、　　我只能仰卧于床两月。老李说来看我，后又来信说走到恩施，却又搭便车回去了。以后我才知，他到恩施车站排队买去利川的票，排到窗口，才发现钱包被人偷了。无奈，他只好又回去了。古人说----雪夜访戴，兴至而往，兴尽而归，何必见戴。老李正是这样的高致。　　十六　　先转录老李在我养伤时的一封信，大家也好看看他的文笔和思考----　　十二月七日书抵，今八时半取阅。为我弟转危为安幸之，乃不顾左右而速答。贵恙车祸所至，且有伤于头颅者，吾意非忧思宜也。亦当静养，俗务不必强为，雅行应止适可。杯盏间事，他日复加，今请避之。笈中或有消闲珍本，间时而读，得一笑而后暂释之，不得苦索经卷奥旨。吾历好诗余，草赋数言以奉，意在助弟遣向日郁闷，敢烦即和之乎？弟少减痛楚，已就笔砚，吾以己之所好累弟矣，愧之愧之。　　又承问下界事，渠侬扰攘，间有入于耳膜而震动者，吾辨之非清，无所用心使然也。“风起云涌”之谓，或有过当。系之以绳，塞之以笼，渠侬奈何？譬如出版结社，现代各国均称自由，付诸实践乃成画饼。画饼尚无功亦无过，向见之，查过已不迭。今有“现法”，宪法干甚事？……吾不准出某册，弟何处印行去？此“现法”较大批判倍有功勋，幸甚天下，天下幸甚，美哉现法也。或曰，书自有不可出者。试观之，前年似有滥出之势，性展览亦见于书市，今或稍减，官报斥之乎？官会批之乎？间有人出言辩人性兽性，言微而力弱，先排于末版之隅，后消迹矣。至于触我权势者，一文可受累牍斥，一书可受百会批。京师如是，我荆江两岸急趋奉之。《举手制止》为一靶，《父老兄弟》为一靶。“风起云涌”之谓，貌似矣。大学生开不开会，现法先无明文，后明文有案可稽，复何言哉？或思之：士心不可辱，事之起伏，此一时彼一时也。尔汝戏言，至于洞口内，能不“皆叹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乎？弟勉之，“不足与外人道也。”　　近者吾读俄国短篇小说，读郑板桥集，乃至读西厢新注。板桥集有深意，无粉饰。府祖出此老，人称一怪，吾不以为怪。先生若处今世，吾必师之。读书看戏，吾作贼为累犯矣。近日文牍倍增，吾昼夜加班不迭，乃至受小人督察，稍喘微息即遭白眼。吾三更拥衾静卧，仍“报答平生未展眉”，展转达旦。瞑目既难，辄思劳碌间趣事。譬若劳模材料甲，上令细书典型事迹，吾即细书，上责之曰：又不是写小说……吾复概述，上责之曰：又不是填履历表。譬如材料乙，上令作简介，吾即书其事略，上责之曰：你难道连细节描写也没学过？吾欲改标题之简介二字，上责之曰：自作聪明，哼。思之至此，一笑。楼上某少妇不解笑谁，半途掷尿壶若抛砖，竟有金石声，急伏床捶壁，嗔曰“你也睡不着吗？好生听话何苦有这般折磨。”吾羞之，即磨牙呓语装睡，复思看书受责，看电影也受责，渐有睡意，却自垂泪，和泪入梦乡也。　　十七　　在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改良还抱有几分希望的时候，老李则十分清醒地窥见了它的本质。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调的时代，是中国20世纪唯一美好的一个年代。我在当时还算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有追求，但同时也弥漫着波西米亚精神。或者说，我还希望能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去改造这个国家，但老李则选择了放弃这种努力。他从骨子里认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封建集权社会，距离真正的共和还很遥远，根据中国的士人传统——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因此选择一种隐的生活。但今天的社会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皆被剥夺，要想过一种古人似的隐逸生活实则已不可能，他只能委屈自己暂“隐于朝”——在县衙做一个默默隐忍的小吏。　　可想而知，他的洁身自好，又如何能在那塘混水里同流合污。在县委办的一年，也许是老李精神最为苦闷的一年。他给我的每一通书信都在讲述他的愤怒和哀伤。他向上峰不断提出调离，但上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个笔杆子，他只能被扣为人质。他又不是个喜欢吵架的人，但他更不是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只好选择一种鲁迅所谓“跪着造反”的方式—他把调动申请不断复写，每隔一天便呈递一份上去，也不吵闹。他对我说—我早已烦了他们，现在只想他们也早点烦我就好了。最后，上峰果然就烦了，他们从政以来，还没见过如此不识时务的人，终于同意把他退回教育局。谁曾想，教育局也要会写各种官样文章的人，一见他这个县委办下来的，便又把他扣留在局里继续当枪手。他说这叫才出虎口，又入狼窝。　　教育局相比县委，对他而言，稍有改善，但根本问题在于老李不是一个坐机关的人。他第一反感写那些弄虚作假的文牍，第二极不愿意与周边小人虚情假意地应付。他的不苟世俗也使他难容于人，于是他只好还是重操故技——继续不断上交调动报告。一年半左右后，他被发到了长梁五中——他实际上想到更远的乡村小学，但局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了。　　十八　　在一个后清教徒时代，一个人滥情是罪过，但一个人独身也同样难容于大众。这在性自由的今天看来，确有些乖谬和荒诞。一个人因为穷或残障而不能成婚，已多蒙歧视，如果他健康且尚可谋生而不婚，则难逃物议。老李这辈子与周遭世界的不协，也多与此相关。　　一般交往的人，是不能与老李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多会沉默甚至冷言相向，会使人难堪。我在很长时间也不理解他，自然也不敢问或劝他什么。其实毕业那年，他也不过31岁，用今日眼光而论，谈婚论嫁正当其时。但他似乎有意逃避着婚姻----他对前来劝媒的人是向无好感的。自然，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去主动追求谁；而在他的有限世界里，确也没有哪个女人能于风尘中辨物色而愿来爱他，于是，他就只能孤独地来去。　　我后来可以与他函议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则是——　　我近来颇闲适，故读书比冬春时坐得住一点。除了城里的“熟人”不多几回来介绍“朋友”外，知我不健谈者均不来座谈经济之道。朋友而要介绍，必是陌生人。先做朋友后“认得”，大抵“认得”以后就不那么“朋友”了。所以此戏法可以不演。至于人们要攻击，要把“古怪”形容得更古怪，我从来不想为之负责。光棍之“古怪”，自古而怪也，我自谓怪之不足……我其实本无绝对的“性忌讳”，只是不肯在爱情观上接受某些势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改造”而已……许多善良而不幸的人只能默默地走着善良而不幸的路，这些人并不主张禁欲主义，僧侣主义，只是看到[或经历过]“爱情”如何变成骗人的把戏，他们宁可清净些，也不肯去做该把戏的演角……此事我以为不好办，我自己都不喜欢衙门，找对象也当找个不喜欢衙门的，但又要一个不喜欢衙门的姑娘来爱衙门里的我，岂不谬哉枉也。何况年龄问题也实是一大障碍……我也要欢乐，有自己价值标准的欢乐。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看了他的这些回答，我深知他是一个理性至极的人。对于这样的明白人，所有的劝慰皆嫌多余。但他何以至此，我仍有些含糊。我想一个人的天性总是喜欢男欢女爱的，如果没有性倒错，不会从头拒斥此事。他应该有他的隐痛。那时我每年要去看他一回，有次对酌，我们谈起了这个话题，终于引出老李的故事，这大抵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叙述吧----　　老李在岭南某县当兵时还是小李，他管食堂采买，总去一家小店购物，也许他觉得那个女孩显得无助吧。那时物品多无包装，女孩则总是从柜下撕几叶纸为他包好，后来他发现那些纸竟是他向往已久的一些书叶，便搜藏阅读，并去找那女孩讨要。女孩说，这是她父亲的藏书，怕被抄家问罪，便只好拿来作包装纸，你愿读就给你拿去，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了。两人一来二往，渐成好友，女孩一家是下放来此的，以后也不知更向何方。老李乃穷当兵的，几年后则归宿已定。烽火乱世中的儿女，命运未卜，何敢触碰爱情这种高贵的话题。“即便心中藏有一个重洋，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到了他复员时，也终是默默相向，将人世间万种无奈都存进回忆。　　老李一生心高气傲，即使回家做个农民，自然也不肯接受家长媒婆的安排，更何况心中还装着一个大海。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也只孤独地不问世事。同事中有个公社书记的女儿，被另外一个老师纠缠得很无奈，谈了分，分了谈，觉得老李人好，便来找他倾谈。老李这人本来就是不走近觉得他怪人一个，一旦走近就会发现原来山高海深，不久这女同事就移情向他了。老李本来就不愿攀附权门，又加上扯进一个三角，更觉尴尬。但那女士自然是事事主动，关爱久了，老李虽未首肯却也不能说毫无心动。老李想先逃出这个是非圈后再作主张，恰好高考恢复，便考了，成绩可上武大，怕给家里添负担，却只填了师专。两人这时要起誓，女方说，你一走，我就宁可辞职也不在这个学校呆了，免得与那个人[前男友]缠夹不清。老李说，那你就等我回来结婚吧。结果老李入学半年，见那女友终是放不下那份工作，继续留在那里，便什么也不多说就吹了。那年头，乡下人自然要说他是陈士美了。老李也不分辩，只是从此选择了独身----这个世界再也不能说他什么了。　　有一年，老李在乡路上邂逅了背着娃娃的她，老李的独身乡下也都知道，她远远地含泪相望，老李仍只能掉面而去，这时的他，内心已枯寂如沉渊了。　　老李不要求别人做什么，但在乎别人的承诺。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因此他不会原谅别人的食言。他的心灵从此戴上荆冠，永远在暗夜渗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双温情的手，为他除去那些荆榛。　　十九　　昨天看了故乡一个朋友的信息，知道老李确实故去了，在他故乡的一方贫瘠土地上，有一所孤坟掩埋了他的全部岁月。他的智慧再也不会烛照我的黑夜了，他真的去了，我最后一点幻想终于落幕----我再也无法在尘世或方外找到曾经指引我的灯盏。陈布雷当年自杀时，自谓“油尽灯枯”。老李也在他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他的全部希望。他一定承受了生命的最后一击，他实在不想再去面对这个浑浊世界了，因此才会选择这个最古老的方式来洗尽他45年的烦忧和劳尘。而我，那时正幽居于另一个城市。我们无从话别，就像过去的一次寻常聚散……　　80年代前几年，我每年总要去看一次老李。每次都带几本书加上两条游泳牌卷烟。最后一面正好20年前的暮春，我从利川到恩施到建始再到长梁，五中记得在街后的半坡上，要沿着田埂路爬上去。我找到他的寝室，在二楼的一个单间，门从来不锁，我就径自入室落座等他----除了上课，他一般也无处可去。钟声响过，老李推门见我，仿佛昨日才来串门的熟客，脸上并无惊喜，只说了一声“你来了”，然后拿起一个巨大的搪瓷茶缸，转身又出门而去。半晌他回来，拿出另外两个大杯，将手中缸子里的散酒一分两份，又从床头挂着的那个黄书包里倒出一堆生葵花籽，说是学生送的，这就直接坐下开喝了。　　老李就是这样的魏晋风度，一点俗情没有。仿佛缺乏情义，但一旦坐下聊天，他往往又容易眼圈泛红。我们喝酒也不兴劝敬，说几句又沉默一回，如让外人看见，多半会觉得像两个陌生人在无言相对。不知不觉就有些飘了，酒也尽了，老李移步窗前，外面已是薄暮，看得见一些归飞的鸟影。靠墙摆着一架脚踏风琴，墙上则贴着几张曲谱----那是老李新谱的沁园春雨霖铃之类。老李仿佛自言自语----这琴缺几个音，没人要，我就从仓库搬回来了。然后他就坐下，自弹自唱起来。他苍凉的声音在斗室盘旋，沙哑而不失音准，其调式高古，满腔的幽怨尽抒于这乡村黄昏的暮烟沉霭中去。我一生也无法忘怀这一画面----我在其中读出了一个生不逢时者的全部孤寂和悲凉。　　晚上，我们真正的抵足而眠，两人都斜依于床头，黑暗中只见烟头的闪亮。我们就这样尽兴畅谈，只有在这样的夜话里，你才知道老李的内心是怎样的愤世，他根本无法超脱，巨大的黑暗一直深埋于心，他面对这个颓世这个腐朽的世界永远难以释怀。　　次晨我醒来，老李已去上课，桌上有个字条----你自己走吧，我不送你了。我们之间，原亦无须俗套，我也就收拾上路。路上村民说，班车刚走，我只好一路走回。十几里地，沿途的好山好水，鸟鸣佳音。走到城头，我看见了那条我至今也不知道名字的河流，浅浅地流淌于卵石和沙滩上。我怎么知道这就是永别，怎知这条无名的河也会涨水，会以其浑浊的怒涛吞噬我一生的兄长、、、、、、　　　　　　　　　　　　　　生于末世运偏消――幺叔的故事一　　每个人的记忆，大抵都应该有个起点；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断画面组成，仿佛面对一幅淋漓挥洒的水墨长卷，以致于连作者本身也无法辨出它的始笔了。　　我的回忆逆江而上，从宜都进入清江【古称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达它的源头――在那里有个小镇，大约是古代的屯戍卫所，唤作汪家营。　　汪营傍河而建，几百户人家，多居于吊脚楼上。彩廊【阳台的土家称呼】下的水流，在流经我童年的窗边时，还细小得尚无名字。现在想来，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线泪痕，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然而，正是这寂寞中消长的九曲涟漪，滋养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个牟家，他们子弟的兴衰荣辱，却正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奇特历史。　　二　　很长时间以来，事实上我已经淡忘了幺叔；甚至汪营小镇那摇摇欲坠如悬崖危巢一样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梦中，才偶尔荡漾出人世间最初的温情。前几年回鄂省，大姐感伤但平静的对我说――幺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后是带着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话重新拉进了一段岁月，内心如潮，但言语中却仓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仿佛就当是一个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吗？我想起1978年在大学时写幺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铜墙铁壁中写幺叔的笔记，我深知，他苦难的背影从来未曾从记忆中删除。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其实，幺叔和我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我知道，在我们家人的心中，素来是视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亲戚的。患难岁月中的惺惺相惜，结下的一些殊胜缘分，时常是胜过许多平常亲情的。　　幺叔姓牟，名鸿光，是汪营牟家的少爷，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辈的，按他们至今不乱的谱书，他就要算是最高辈份的一代了。牟家不仅在汪营，乃至整个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幺叔他们这一支派――号称高升堂牟家――可谓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门世家。高升堂是他们祖上世代传承的客栈货栈的连锁堂号，延伸在从小镇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的驿马风尘中，有多少商旅行贾和英雄豪杰出入于他家的屋檐。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时代，临时总统曹锟才会为这个僻乡蛮土的人家，亲自题匾为――惠及闾里。　　三　　要说幺叔，无法回避地要先介绍他的长兄――牟鸿勋。　　民国年间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说，牟鸿勋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幺叔年长许多，早在1908年便从武昌两湖师范毕业了，并经著名革命家孙武引荐，加入了当时的反清秘密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前的预备会上，牟鸿勋被推为起义的司勋和政治筹备员。孰料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检查炸弹时不慎引爆，清军戒严搜捕，将正在准备首义的牟鸿勋和彭、刘、杨等志士抓捕。审办此案的是督练公所的总办铁忠，很快监斩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却把牟暂锁于文昌门监狱备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刘杨路，倘牟牺牲，则此路又当多牟字矣】坊间另外的说法是，铁忠曾为牟鸿勋的恩师，对他向来赏识，眼见清室倾危来日无多，故意笔下超生，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后，首义成功，武昌光复，党人迎牟出狱，留任咨议局谋略。　　但很快北洋出兵讨伐，南北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危急。牟鸿勋乃倡议主办革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并亲任经理。这可以说是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名的第一份报纸，在政局未稳的当时，以号召革命巩固共和为宗旨，对南北议和清廷逊位建立民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谋略处改稽查部，牟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实业部，李四光为部长，牟出任副部长。袁世凯政府时代，牟为共和党提名，当选为众议员，并获授勋五位。　　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牟鸿勋潜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任司令，牟为副司令，而后来成为共党领袖的董必武，当时还只是蔡请来的靖国军秘书。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曾先后获授文虎、嘉禾勋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绝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电邀后，病逝于武昌。四　　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下文要叙述】；虽在偏远乡村，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国共两党开始了天下之争，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蒋公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已被共军占领的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共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蒋公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地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材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土地革命中，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了地主，且扣留在汪营，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五类分子”生涯。　　五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也许因为是家世的原因，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为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地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则被政府没收成为了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然而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他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派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含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