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虚空主要以厌倦的形态表现出来。叔本华认为，人类注定要在忧虑和厌倦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他的话一r。事实上，与优虑相比，厌倦正引起更多的有待精神病医生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不断发展的自动化将给普通工人带来大量的空闲时间。遗憾之处在于，其中许多人不知道用这些新获得的空闲时间来做什么。例如，让我们来看一看一种对人造成伤害的抑郁—“周日神经症”。当结束了一周的繁忙工作、内心的空虚开始表现出来时，他们感到了生活内容的贫乏。不少的自杀案例可以追溯到这种存在虚空。如果认识不到潜在的存在虚空，人们就不能真正理解抑郁、攻击和成瘾等广泛存在的现象。发生在领救济者和年老者身上的危机，也是如此。不仅如此，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掩盖了存在虚空的伪装和假象。在一些情况下，遭受挫折的意义意志还代理性地为一种权力意志包括最原始的权力意志和金钱意志所补偿。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遭受挫折的意义意志被享乐意志所替代。这就是存在挫折常常以性的补偿的方式出现的原因。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性的本能冲动在存在虚空中是无法控制的。同类的事件出现在神经症案例中，其中包含着几种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反馈机制和恶性循环形式。然而，人们可以反复地观察到，当这种症状侵人了存在虚空后，就会持续发展。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必须治疗的不是一种心灵性神经症。然面，如果我们不用意义疗法来补充心理治疗，我们将永远不能成功地使患者度过他的状态。因为，通过填补存在虚空，患者将会免于进一步的症状复发。因此，意义疗法不仅表现在上述的心灵性案例中，而巨还表现在精神病性案例中，有时甚至在体因性(虚假的)神经症中。由此看来，马格达·B·阿诺德曾经说过的话得到了验证:“每一种治疗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如何有限，还必须是意义疗法。”①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患者询间其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生命的意义我怀疑医生是否能够用一般性的词汇来回答这一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此，重要的不是一般性的生命意义，而是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生活的特定意义。用一般性词汇来解释这一问题类似于象棋冠军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师，请您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一步棋是什么?”除了某一棋局中的某一特定情境或某一对手的特定个性之外，不存在任何所谓最①马格达.B·阿诺德和约翰，A·盖森，《人之人》，罗纳德出版社，纽约，t仍4年版，第618负。好的甚至较好的一步棋。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人不应该寻求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都拥有需要完成的特定的事业或使命。因此，他的个体不能被替代，他的生活也不能被重复。因此，每个人的任务与他实现这一任务的特定机会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二。因为生活中的每一种情形代表了对于人的一种挑战，提出了一种需要他加以解决的问题，生命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最终，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相反，他应该认识到，被询问的应当是他自己。总之，每个人都应追问生命的意义;并且，每个人只有通过承担他自己的生活才能向生命做出回答;他只有通过成为负责任的人才能对生活做出反应。因此，意义疗法从责任中看到了人的存在的真正实质。存在的实质这一对于责任的强调反映在意义疗法的无条件告诫中，即:“尽情地享受生活，好像你已经获得再生;而不要像你初次那样，错误地来做今天的事!”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一格言更能刺激一个人的责任感，它引导你去想象，第一，现在就是过去，第二，过去还能被改变和修改。这一观念让人们面对自身的生命有限性 和他自己生命将会终结的现实。意义疗法试图使患者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此，他应当为什么负责、负责什么、向谁负责的问题必须由患者自己选择。这就是意义治疗师最不愿意像精神分析师那样向患者施加价值判断的原因，因为他从不允许患者将价值判断的责任推给医生。因此，将生活的任务解释为向社会负责还是向他自己的良心负责，是患者的任务。然而，有些人不是根据分配给他的任务，而是根据分配任务给他们的人来解释他们自己的生命。意义疗法既不是说教也不是布道。它就像远离逻辑推理一样远离道德劝告。用一种形象化比喻来解释，意义疗法所起的作用更像是眼科专家而不是画家。画家试图向我们转达他所看见的世界的图景;眼科专家试图使我们能够看见世界的本来面目。意义治疗家的作用是扩展患者的视野，以便使得潜在意义的全部内容都能为他所意识、所看见。我希望强调，人必须是有责任的并必须实现其生命的潜在意义，生命的真正意义应当发现于世界之中，而不是在人的内心，也不是在被认为是一个封闭系统那样的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发现生命的意义。我把这一特征称为“人的存在的自我超越。”这句话指出了一个事实，人总是指向或被指向某件事或某个人—一种等待实现的意义或另一个将要面对的人，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对于自己遗忘得越多—通过将自己献身于所服务的事业或者是他所爱的另一个人—他就越具有人性，就越能实现自我。所谓的自我实现根本不是一种可达到的目标，原因仅仅在于，人越是争取得到，他就越容易丧失。换言之，自我超越只有作为自我超越的副产品时才是可能的。到此为止，我们表明，生命的意义总在变化着，但从未停止存在。根据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途径来发现生命的意义:(1通过创造一种上作或做一件实事;(2)通过体验某件事或遇见某个人;(3)通过我们对于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态度。第一条成功或实现的途径，思十分明显。第二和第三种需要加以解释。在生活中发现意义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体验某些事物—如真、善、美—通过体验自然、文化或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通过体验另一个人—通过爱他。爱的意义爱是理解一个人个性的惟一的、最核心的方法。一个人除非爱另一个人，否则就不能完全认识另一个人的实质。通过他的爱，他就能够看到被爱的人的本质和特征;而且，他甚至还能看到潜在的、尚未实现但应该实现的东西。进一步讲，通过他的爱，他能使被爱者实现潜在的可能性。通过使他意识到他能够做什么，他应该成为什么，他能够使这些潜能变成现实。在意义治疗中，爱并不仅仅解释为是在所谓升华意义上的性驱力和本能的附带现象。①爱是一种与性一样的初级现象。正常情况下，性是一种表达爱的方法。当性一旦成为爱的载体，也只有在成为爱的载体时，性才是合理的，甚至是神圣的。因此，爱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是性的副产品;相反地，性是一种用来表达被称之为爱的、最亲密体验的方法。①一种作为初级现象的结果而发生的现象。潜力。它将把一个人的悲剧变成一场极大的成功，把一　　发现生命意义的第三条途径是经受苦难。　　受难的意义我们永远也不应忘记，即使当我们面对绝望的情境时，当我们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我们也能发现生命的意义。因为那时可以最大程度地证明人的独一无二的个人的困境变成一种人类的成就。当我们不再能够改变一种情境时—想象一下不能治愈的疾病，如不能手术的癌症—我们将会面对改变自己的挑战。让我来举一个清晰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年老的全科医生因严重抑郁而向我咨询。他一直因两年前失去他所钟爱的妻子而痛苦。现在，我能够怎样帮助他呢?我应该告诉他什么呢?我没有告诉他什么，而是向他提出r问题:“大夫，如果你先死了，而你的妻子还活着，将会发生什么呢?”“噢”，他回答道:“对她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她将遭受多大的痛苦啊!”对此，我做出回答，“大夫，您看，她免受了这场痛苦。正是您使她免受了这场痛苦—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您现在必须活下去并怀念她。”他一言不发，握了握我的手，平静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发现一种受难的意义，如栖牲的意义时，受难就不再是受难了。当然，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治疗，因为第一，他的绝望不是疾病;第二，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使他的妻子复活。但在那一时刻，我确实成功地改变了他对不可改变的命运的态度，因为从那时开始，他至少可以发现受难的意义，这是意义疗法的基本内容之一。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发现生命的意义。这是为什么人甚至准备去承受苦难的原因，当然，如果他的受难是有意义的话。让我阐述得更清晰一些，受难并非发现意义的必要条件。我只是认为，即使在受难的情况下，意义也是可能存在的—当然，如果受难是不可避免的话。然而，如果它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它是心理的、生物的或政治的原因，做消除这些因素的事将是有意义的。寻求不必要的苦难的人是受虐狂而非英雄。去世之前曾经担任乔治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的艾迪斯·威斯科波夫·琼尔森在一篇有关意义疗法的论文中指出，“我们当前的心理卫生理念强调人应该保持偷悦，不愉悦是一种适应障碍。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也许应对下述事实负责:由于对于不快乐产生的不快乐，进而导致对不可避免的不快乐的心理负担增加。”①在另一篇论文中，她表示希望意义疗法“一可以帮助对抗美国当前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趋势，一些不可治疗的受难者几乎不可能为他的受难而自豪，也不认为受难使之变得高尚而非堕落”以至于“他不仅不高兴，而且还因不高兴而感到羞耻。”②①《对维也纳一个精神病学学派的评论》，见考变态与社会心理学学报)，51期，1995年，第701一7}3页:②《愈义治疗和存在分析》，见(心理治疗通报》，X958年，第12以页。在一些场合，人们没有机会去做自已的工作或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从来受难就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勇敢地接受受难的挑战，生命直到最后一刻都会充满意义，并且，直到最后也会保持这一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无条件的，因为它甚至包括了不可避免受难的潜在意义。让我回忆可能是我在集中营中所经历的最深刻的一次体验。可以很容易通过精确的统计数据证明，集中营的生存率不超过." }。我到达奥斯维辛时想要保住藏在上衣中的我写的第一本书的手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必须忍受并克服我的精神上的孩子的损失。并且，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可以让我幸存下来;既不是我目己肉体的也不是我精神上的孩子!所以，我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生活是否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注意到，我一直努力寻求的答案早已为我准备好，并且不久之后，我就得到了这一答案。这件事发生在当我不得不交出我的衣服，并穿上刚抵达奥斯维辛就被送进毒气室的囚徒的破衣服时，我在这一新获得的衣服的口袋中发现的不是我的手稿，而是从犹太析祷书中撕下的一页纸，其中含有一句最重要的犹太祷告语。我应该如何解释这是一种巧合，而不是一种激活我的思想的挑战。稍过片刻，我想起来我将在不久的将来死去。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所关心的与我的大部分难友有所不同。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能够从集中营活着出去吗?如果不能，所有这些受难都是没有意义的。”使我不安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苦难，这些发生在我周围的死亡有意义吗?如果没有，那么最后活下去也没有意义;对于一种其意义取决于这样一种偶然事件的生活来说—正如人逃跑或不逃跑一样—最终将根本不值得活着。”临床性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因他们面对的人生问题而非神经症的症状来求助于精神病学专家。今天一些拜访精神病学家的人在以前将会去拜访牧师和神学家。现在他们常常拒绝将自己交给牧师，而是把诸如此类的间题带给医生:“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治疗的心理剧我想介绍一个实例;曾经有一位失去11岁男孩的 母亲在试图自杀后住进了我的医院。医生请她参加了治疗小组，当她正在参与意义治疗的心理剧时，我碰巧进人了房间。她正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在她的孩子死后，她独自一人带着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大儿子生活。这个可怜的男孩只能靠别人推着轮椅移动。然而，他的母亲不接受这一命运。但当她试图与他一起自杀时，正是这个瘸腿的孩子阻止她这样做:他说，他喜欢活着!对他来说，生活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他的母亲，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她的生活怎样才能有意义呢?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她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呢?我临时参加了这一讨论，并询间这一组的另一位妇女。我问她多大年龄，她回答说，ii岁。”我说，“假设你不是30而是80，而且正濒临死亡。现在你回顾一下你的生活，一种没有子女但极其富有并且享有社会威望的生活。”然后，我请她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形下她感觉如何。“你感觉怎样?你将会对自己说什么?”让我从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中引用她实际所说的话，“噢，我嫁给了一位百万富翁，我过着衣食无忧的快乐生活，并且我将永远这样!我讨好男人;我讨好他们!但是现在我80岁;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位老人回忆，我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必须说，实际上我的生活是一种失败。”然后，我请残疾儿童的母亲同样通过回顾她的生活 来想象自己。让我们来听一听她不得不说的:“我希望有孩子并且实现了这一愿望;一个孩子死了;然而，另一个，瘸腿的孩子，如果我不照顾他，也将被送到孤儿院去。尽管他又残疾又无助，但他毕竟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尽量为他安排一个充实的生活;我已经使我的儿子变成了一个优秀的人。”在这时，她带着眼泪和哭腔继续说:“至于我自己，我能够平静地回顾我的生活;因为我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我尽力去实现它;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为我的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生活没有失败!”用垂暮之人的眼光来回顾自己的生活，她突然能够从中找到了一种意义、一种甚至包括了她所受痛苦的意义。通过同样的现象，还清楚地表明，一种短暂的生活，例如就像她那死去的儿子所过的生活那样，也可以充满欢乐与爱。这种生活比持续几于年的生活更有意义。　　过了一会儿，我对整个小组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只为研制脊髓灰质炎血清而被反复针刺的类人猿是否理解它的受难的意义?小组成员们一致认为，当然不行;由于其智力有限，它不能进人人类的世界，即能够理解受难意义的世界。然后，我提出下面的问题:“人怎么样?你们认为人类世界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吗?想来可能难以置信，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一个在人的世界之外的世界;一个终将找到人类受难的意义何在的世界?　　超级意义终极的意义必须超过和超越人的有限的智力;在意义疗法中，我们是在超级意义的背景下来讲述的。正女〔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要求人所做的不是去忍受无意义的生活，而是忍受他缺乏用理性方法理解绝对意义的能力。意义比逻辑更深刻。不顾超级意义概念的心理学家迟早会因他的患者而处于尴尬境地。正如我的女儿在六岁时问我这个问题时一样，“您为什么要说起上帝?”对此，我回答道，“几周之前你正患麻疹，然后上帝给你送来了康复。”小女孩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她反驳道，“是的。爸爸，但是请不要忘记:也是他先给我送来了麻疹。”然而，如果患者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人们不应反对利用其宗教信仰的治疗作用，并进而利用他的精神资源。为了这样做，心理学家们可以将自已置于患者的位置。一位来自东欧的神学家找我并告诉我他的故事时，我正是这样做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他失去了第一个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孩子，并且，现在他的第二个妻子不能生育。我以自己的观察认为，生育并不是生活的惟一意义，因为那样生命本身将会毫无意义，并且本身没有意义的事情不会仅仅由于它的永存而获得意义。然而，作为一位正统的犹太教徒，这位神学家把他的这一境况看成是在他死后将没有儿子为他诵读经文，因而深感绝望。但我没有放弃。我问他是否希望在天堂再次看见他的孩子，希望做最后一次努力来帮助他。我的问题带来了他的热泪盈眶，现在他绝望的真正原因出现了:他解释道，由于他的孩子作为无辜的烈士而死去，因而将在天堂中被放在最高的位置。而他作为一个年老而有罪的人，不能指望被安排到同样的位置。我没有放弃，反驳道，“先生，难道你没有想到，这正是你在你的孩子死后仍然活着的意义:尽管不像你的孩子一样无罪，但你仍可以通过这些年的受难而得到纯化，以便最终你也可以在天堂中与他们在一起?圣经上不是写着上帝保留你的所有眼泪吗?所以，也许你的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他通过一种我为之打开的新的视角，发现了摆脱受难的办法。生命的短暂性那些看起来从人的生命中夺去意义的事情不仅包括 受难而且也包括死亡。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说，只有生命的短暂性才是潜在的;但是，一旦这种生命的短暂性得以实现，它们就在那一时刻变成了现实;它们得到了拯救并被带到过去，在那里，他们得到拯救并免于短暂。因为，在过去，除了不能取消储存的所有事情外，没有任何事情是无法挽救的失去。因此，我们存在的短暂性无法使其变得无意义。但是，它确实构成了我们的责任;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以我们实现短暂的可能性为转移。人类不断地做出与当前潜在可能性有关的选择;其中哪些将被斥为非存在，哪些将会实现?哪种选择将永远成为现实，成为一种不朽的“时间沙滩上的脚印”?任何时候，人类必须决定，或好或坏，什么将成为他存在的纪念碑。当然，通常人们只通过田野里的残株认识到短暂性，而忽视过去的丰厚收获，包括他曾做出的业绩，所有的欢乐和所有的苦难。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毁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除。我应该说既存在是存在的最肯定的种类。　　意义治疗由于将人的存在本质的短暂性牢记在心，因而不是悲观的，而是积极的。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悲观主义者就像一个人，他带着害怕和悲伤看他的日历，由于他每天撕去一张，随着一天天的过去。日历变得越来越薄。另一方而，积极处理生活问题的人，每天从日历上撕去一张，并将其整齐仔细排列，并在背面写下一些日记，他能够骄傲而愉快地对于这些记录做出反应。如果他注意到他正越来越老，这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有理由去嫉妒他所看见的或对他自己失去的年轻怀旧吗?他有什么理由去嫉妒年轻人?为了年轻人所拥有的可能性，为正等着年轻人的将来而嫉妒吗?“不，谢谢您，，的爱我有过去的现实”他将会想到，“与可能性相反不仅有已经完成的工作和被爱者而且还有勇敢承受的苦难。这些苦难甚至是我最自豪的事情，尽管它们是不能被引起嫉妒的事情。　　作为技术的意义疗法一种现实的恐俱，如死亡的恐惧，不能由精神动力学的解释来平息;另一方而，一种神经症性恐俱，如旷野恐怖症，不能由哲学理解来治疗。然而，意义疗法也发展了一种处理这些问题的技术。为了理解每当使用这一技术时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以一种常见于神经症病人中的状态预期性焦虑作为一个起点。这种恐惧的特征正是患者所害怕的东西。例如，一位赤面恐怖患者，当他进入一个大房间面对许多入时，他实际_卜将更容易脸 红。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可能将谚语“希望是思想之父”修改为“恐俱是事件之母”。具有讽刺意昧的是，恐俱往往带来人所害怕的东西，正如一种强迫意向使强烈希望的东西变得不可能。这一过度的意向，或称“超意向”，尤其常常见于与性有关的神经症。一个男人越是想要表现他的性能力，或一个女人越是想表现经历性高潮的能力，他们就越不能成功。偷悦肯定是而且必须是副效应或副产品，并因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目标本身而受到破坏。除了上面描述的过度意向之外，过度关注，或者如意义疗法所称的“过度反应”，也可能是致病因素。下列诊断报告将表明我的意思:一位年轻的妇女向我泡怨她的性冷淡。病史表明，在她还是孩子时，她曾经受到他父亲的性侵犯。然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并不是这一创伤性的经历本身最终导致了她的神经症。因为结果表明，通过阅读流行的精神分析读物，患者常常在终有一天要为这种创伤性经历付出代价的恐惧中生活。这一预期性的焦虑既导致了证明其女性化的过度意向，也导致了过度注意她自己而不是她的性伴侣。这足以使患者不能达到性快乐的顶点，因为性兴奋变成了意向以及留意的一个目标，而不是保持一种对性伴侣的非意向的投注。在短期的意义治疗后，患者对于她经历性兴奋能力的注意和意向产生了“去反应”，“去反应’，是意 义疗法的另一个术语。当他的注意力再次集中于适当的目标，即性伴侣时，性高潮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意义疗法的技术之一是“矛盾的意向”技术。该技术建立在两种事实之上，一个是恐惧带来他所害怕的，另一个是过度的注意使他所希望的成为不可能。早在1939年，我就用德语描述了矛盾意向。恐惧症患者由于这种作用的结果去仔细地关注他所害怕的东西。让我回忆一个案例。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由于他害怕流汗而向我咨询。每当他估计将要流汗时，这一预期性的焦虑足以使他流汗。为了切断这一恶性循环，我建议患者，当流汗将再次发生时，自己就决定故意向人们展示他将出多少汗。一周之后他向我汇报，当遇到有人引发他的预期性焦虑时，他就对自己说，“我以前只流一夸脱的汗，但是现在我至少将流四夸脱!”结果是，在忍受了四年的恐惧之苦后，仅经过一次咨询，他就在一周之内完全摆脱了这种痛苦。读者可能注意到，这种治疗是由患者态度的转变构成的，他的担心被一种相反的愿望所替代。通过这一治疗，风吹走了焦虑之帆。然而，这一程序必须利用人存在于幽默感之中的自我解离的先天能力。每当被称为矛盾意向意义疗法的技术得到运用时，这种解离能力就能实现。同时患者能够将自已与神经症拉开距离。与此相一致的陈述可见于戈登·W·阿尔帕特的著作(个体与宗教》中:“学着嘲笑自己的神经症患者可能正在走向自我控制，可能会被治愈的。阿尔帕特的陈述表明，矛盾意向技术是有效更多的病例报告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方法。有一位患者是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在许多医院经过许多医生的治疗，但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当他进人我的医院时，他极度地绝望，承认他几乎要去自杀。几年来，他一直遭受书写痉挛的折磨，近来变得十分严重，正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危险。因此，只有快速短期治疗才能扭转这一形势。在开始治疗时，医生建议患者去做他通常做的相反的事情;也就是与书写得整齐而清楚的想法相反，让他用尽可能燎草的方式书写。还建议他向自己说:“现在我将向人们展示我的字多么潦草!”在他故意试着写潦草字时，他却不能这样做。“我试着写得撩草但却做不到，”第二天他说道。在48小时之内患者用这一方法使他摆脱了书写痉挛，并在治疗后的观察期仍保持良好。他又成了一个幸福的人，并完全胜任工作。有一个相似的病例，是处理说话而不是书写障碍，由于一位在维也纳波利克林尼克医院的同事而与我发生了关系。这个病人是他多年临床实践中遇见的最严重的口吃病例。在口吃者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能够免除说话障碍，即使是一会儿，只有一次例外。这次例外发生在 他2岁时，他在一辆公共汽车_上。当他被售票员抓住时，他认为逃脱的惟一办法就是诱发他的同情心，因此，他试图去表明他是一可怜的口吃的男孩子。在这一时刻，当他试着口吃时，他不能这样做。他实践了矛盾的意向，尽管不是出于治疗的目的。然而，这一介绍不应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是在单一症状的病例中，矛盾意向的方法才是有效的。通过这一意义治疗技术，我在维也纳波利克林尼克医院的同事成功地治疗了最严重和病程最长的强迫性神经症。我举一个例子:一位65岁的妇女在60年中一直患强迫洗涤。医生通过矛盾意向来开始意义治疗，并在两周之后患者开始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在进人医院之前，她坦言道，“对我来说，生活简直就是地狱。”由于受到强迫观念和细菌恐怖的阻碍，最终她整天卧床不能做任何家务。说她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病症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一种强迫观念还会进人她的意识中。然而，正如她所说的，她可以“对它开玩笑”;简而言之，运用矛盾意向。矛盾意向还可以用在睡眠障碍的病例中。对于失眠①的担心导致了对人睡的过度注意，而它又转而使患者不能这样做。为了克服这一特殊的担心，我通常建议患者不要试图入睡，而是做相反的事，也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清醒。换言之，对于人睡的过度关注，产生于不能这样做的预期性焦虑，必须用不要人睡的矛盾意向来代替，而入睡很快就实现了。①在多数案例中，对于失眠的恐惧是由于患者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身体自动向自己提供实际需要的最少量的睡眠。矛盾意向并不是万灵药。然而，在治疗强迫症和恐俱症时它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特别是那些以预期性焦虑为基础的病例。而且，它是一种短期见效的治疗方法。然而，人们不应认为这一短期的治疗方法只会产生暂时性的疗效。用已故的艾米尔·A。古塞尔的话来说，“正统弗洛伊德理论的常见幻觉是，效果的持久性是与治疗时间长短相对应的。”例如，在我的文件中有一个病历报告表明，一个患者在20年前接受了矛盾意向的治疗;然而，治疗效果却是永久性的。一个最显著的事实是，不管相关病历的病因基础是什么，意义疗法都是有效的。这证实了艾迪斯·维斯科波夫·凉尔森曾经作出的一个陈述:“尽管传统的心理治疗坚持认为治疗必须以病因的发现为基础，但是，可能的情况是，某些因素可能在童年早期造成了神经症，而完全不同的因素在成年期可能减轻神经症。”①①《对维也纳一个精神病学学派的评论》，见咤变态与社会心理学学报》，}l期，】955年，第7l一70}至于神经症的实际形成原因，除了躯体的、精神的因素之外，预期性焦虑的反馈机制似乎是一种主要的致病因素。一种症状是对一种恐惧的反应，这一恐俱引发了症状，而症状又转而强化了恐惧。一种相同的事件链可见于强迫症患者与缠绕他的观念斗争的过程中。可是，这样反而增加了使其不安的力量，摆脱压力的斗争引起了新的压力。这一症状再次得以加强!另一方面，如果患者停止与他的强迫观念斗争，并试图通过以一种嘲弄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通过运用矛盾意向—恶性循环将会被切断，症状将逐渐减轻并最终衰退。在幸运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可能引起症状的存在虚空时，患者将不仅能够嘲笑他的神经症性恐惧，而且最终将成功地完全忽视它。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预期性焦虑必须由与之相矛盾的意向来加以抵消;过度意向以及过度反应必须由“去反应”来加以中和;然而，如果患者不能投注于特定事业和生活中的使命，去反应最终也是不可能的。①（这一论断得到了阿尔帕特的支持。他曾经说，“当努力的重点从冲突转向无我的目标时，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睡全，即使神经症从未完全消失”(同上，第95页)。不是神经症的自我关注打破了循环的形式，不论它是同情的还是藐视的;治疗的途径是自我超越!集体性神经症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集体性神经症，每个时代都需要对这一疾病进行白己的心理治疗。当前的集体性神经症的存在虚空可以被描述为个体的或个人的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可以被定义为缺乏意义。然而，就心理治疗来说，如果它不能使自己摆脱当前虚无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它将永远也不能在大众层次上处理这一状态;相反，这样的心理治疗代表了集体神经症的一种症状而不是将它治愈的可能。心理治疗将不仅反映一种虚无主义思潮，而且尽管是不情愿地和不明智地，向患者传递的实际上是一种漫画而不是人的真正画面。首先，在人的“只不过”教育中包括一种危险二这种理论认为，人只不过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或者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这种观点使得一个神经症患者相信，他倾向于相信自己只不过是外部或内部环境影响的棋子或牺牲品。这一关于神经症的宿命论由于否定“人是自由的”心理治疗而得到培育和加强。当然，人是一种有限的事物，他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这种自由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而是对于环境采取态度的自由。正如我曾经所指出的:“作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两个领域的教授，我充分地意识到人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情境。但是，除了作为两个领域的教授外，我还是四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也就是说，即使在可以想象的最恶劣的情况下，人也具有勇敢地承受的能力。我在无意间成了一位见证者。”泛决定论的批判精神分析常常因所谓的泛性论而受到指责。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也怀疑这种指责是否合理。然而，在我看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错误和更危险的假定，即我所称做的“泛决定论”。我的意思是，泛决定论忽视了人对环境采取何种态度的能力。人并非完全地被规定或被决定，而是可以决定自己或屈服于环境，或勇敢地面对环境。换言之，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人不仅仅是存在，而且还要决定他怎样存在，在下一时刻将成为什么。出于同样的原因，每个人都有在任何一个瞬间改变的自由。因此，我们只能在一种涉及整个群体的统计分析中预测他的未来;然而，一个人的个性仍然具有不可预恻性。任何一种预测的基础将由生物的、心理的或社 会的条件所表达。然而，人的存在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超越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能力。如果可能的话，人能够改变世界，如果需要的话，人能够改变自己。让我引用J博士的案例。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惟一能够被称之为是阴险狡猾的人，一位撒旦式的人物。当时，他通常被称为“斯坦因霍夫(维也纳的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大刽子手”。当纳粹开始实施死亡计划时，他全力执行这一计划，并且，对于这一分配给他的工作十分狂热，以至于他没有让一位精神病人逃脱毒气室。战后当我回到维也纳时，我询问J博士的情况如何。他们告诉我说，“他被俄国人囚禁在斯坦因霍夫的一间单人牢房中。然而，第二天他的牢房的门敞开着，J博士从此不见了。”后来我以为他与其他人一样，在同党的帮助下逃到了南美。然而，近来，找接待了一位前奥地利外交官的咨询。他曾多年被关押在铁幕之后，起先在西伯利亚，后来在著名的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当我对他进行神经病学检查时，他突然问我是否听说过J博士。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接着说:“我在卢比扬卡认识了他。他在约40岁时因泌尿系膀胧癌死在了那里。然而，在他死亡之前，他变成了你可以想象的最好的难友!他安慰所有的人，他遵守可能想象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他是我在监狱多年中遇到的最好的朋友!’‘ 这是J博士—“斯坦因霍夫大刽子手”的故事。我们怎么能够敢于预测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测一台机器、一台自动化设备的运动;而且，我们甚至还可能预测人类精神活动的机制和“动力”。但是人远不止于精神。然而，谈论自由并非就此而止。自由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只是真理的一半。自由只不过是整个现象的消极方而，积极方面是责任。这就是我建议东海岸的自由法典应当由西海岸的责任法典进行补充的原因。精神病学信条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事物能使一个人丧失所有的自由。因此，在神经症的甚至在精神病的案例中，自由的残余都是存在的，不论其是如何的有限。实际上，患者的个性最内部的核心甚至没有被精神病学所触及。　　一位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丧失他所有的功能，但是仍然保持着人的尊严:这是我的精神病学信条。没有它，我认为不值得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受破坏的大脑机器不能被修复吗?如果患者不是很多，安乐死将会合法化。　　回归人性化的精神病学长期以来—实际上有半个世纪之久—精神病学一直把人的意识解释为一种机制，其结果是把精神疾病的治疗仅仅当成是一种技术。我认为，这一梦想已经完结。现在开始出现在地平线的不是心理学化的医学的轮廓，而是人性化的精神病学。然而，一位仍认为自己的作用主要是技师的医生将承认，他只是把患者看做一架机器，而没有看见疾病后面的人!人并不是一种物品;物品具有相互决定的特点，但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最终成为的—在才能和条件限度之内—取决于他自己。例如，在集中营，在这一生存实验室和试验场，我们观察并发观了一些难友过着低贱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像圣徒一样生活。人在内心存在着两种潜在性;哪一种潜在性得到实观将取决于自己的决定而非环境。我们这一代人是现实的。因为我们开始按照人的真实面目来了解人。毕竟，人是发明奥斯维辛毒气室的人;然而，他还是带着对于上帝的祈祷昂首走进毒气室的人。附言1984悲剧乐观主义的案例仅将此书献份艾迪斯·威斯科波夫·晾李森，以犯含孙早在1065年就在美回开菇钓探李套义疗法伪开拓性努力。泌在这一顿域伪诱献是不可信蛋的。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应当如何理解“悲剧乐观主义”。简而言之，它的意思是，尽管存在着“三重悲剧”，人们仍然能够保持乐观。正如意义疗法所表述的，一种由人的存在的几个方而构成的三重悲剧可划分为:(1)痛苦;(2)内疚;〔3)死亡。事实上，本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面对这些痛苦时，人们怎样才能仍然表现乐观?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提问，尽管生活存在着悲剧的一方面，但它还能保持潜在的意义吗?作为回答，这里引用我的一本德文著作的标题的一句话，“而对任何情况下的生活”。这句话假定人的生活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是最悲惨的情况下都具有潜在的意义。并且，这种假定会使人具有创造性地将生活的消极方面转化为积极的或建设性方面的能力。换言之，重要的是，在任何既定的条件下都能够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在拉丁语中被称为是乐观主义—因此，我提出了悲剧乐观主义，一种面对悲剧的乐观主义，并认为人类具有三种潜能:(l)把痛苦转化为成就;(2)从内疚中获得完善自我的机会;(3)从生命的短暂性中获得采取负责性行为的动力。然而，必须牢记的是，乐观主义并不是可以随意命令和调遣的东西。人们甚至不能无视各种可能，对抗各种愿望，任意地强迫自己保持乐观。任何对于希望真实的东西，对于三重苦难的其他两个部分同样也是真实的，因此，信仰和爱也是不能随意命令和调遣的。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它一再指和命令人们“快乐”。但是，快乐是不能强求的;它必须是自然产生的。人必须有“快乐”的理由。人们一旦发现了理由就会自动地快乐起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并不是追求快乐，而是通过实现内在的且隐藏于一种既定情境中的潜在意义，来寻求快乐的理由。对于理由的需求同样存在于人所特有的另一现象—“欢笑”之中。如果你希望某人发出笑声，你必须给他提供一个理由。例如，你必须给他讲一个笑话。否则，你就不能通过催促他让他真的笑起来，或者让他要求自已笑起来。当人们催促照相机镜头前的人说“茄子”时，结果人们在完成的照片上只能看到他们虚假的笑容。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在意义疗法中被称做是“过度意向”。它在与性有关的神经症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患者越是不能忘我地献身，而是直接寻求性兴奋即性交快乐，他对于性交快乐的追求就越是弄巧成拙。实际_卜，被称做是“快乐原则”的东西只不过是快乐的破坏者。个体寻求意义的努力一旦获得了成功，不仅能够给他带来快乐，而且还能使他获得应对痛苦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寻求意义的努力遭到了失败，又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它可能导致一种致命的后果。例如，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在诸如战俘营或集中营这些极端场所有时可能发生的事情。首先，一些美国士兵曾经告诉我一种他们称之为“放弃一切，，的行为模式。在集中营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行为模式。在早晨五点，拒绝起床干活，留在棚屋里，躺在沾着粪便的草垫上。没有任何事情—包括警告和威胁—能够使他改变主意。然后发生了一些很典型的事情:他从口袋深处掏出一支他隐藏很久的香烟并开始抽起来。在那一刻，我们知道，在大约48小时以后我们将看着他慢慢死去。意义的意志己经消沉，结果他对于短暂快乐的追求也消散了。这难道不能使我们想起另外一种我们日复一日所面对的类似情况吗?我想起了那些年轻人，他们分布于世界各地，自称是“没有未来”的一代。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一支香烟，他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毒品。实际上，吸毒只是一种更为常见的群体现象，它是一种由于对我们的存在需求的挫折而产生的无意义的感觉，并转而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今天，并非只有意义疗法指出无意义的感觉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 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如艾尔文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所指出的:“在精神科门诊连续治疗的40名患者中，12名(3}9}0患者的问题与意义有关。”在巴罗奥托以东几千英里外的情况也只有1%的差异;最近的相关数据表明，在维也纳，常见抱怨中的29%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正在消失。至于无意义感的形成原因，人们可能说，即使是在简约化的风格中，人们也是拥有足够的生活用品，但却缺少生活的目标，他们拥有谋生手段但缺乏意义。当然，一些人甚至连谋生手段都没有，我特别想到了现在失业的大众。5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致力于研究一种发生干年轻病人的特殊的抑郁症的文章，这种病我称之为“失业神经症”。文章指出这一神经症产生于双重的错误认同: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就等于生活没有意义。结果，每当我成功地说服患者自愿参加青年组织、成人教育、公共图书馆和诸如此类的组织时—换言之，每当他们用一些没有报酬但有意义的活动充实了他们大蛋的空闲时间时—他们的抑郁消失了，尽管他们的经济状态没有改变，他们饥饿依旧。事实上，人并不仅仅依靠福利存活。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引起的失业神经症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几种可以追溯到精神动力学的或生物化学的状况的抑郁。根据它们可能是哪种情况，相应地，分别采 用心理疗法和药物疗法。然而，就无意义感而言，我们不应忽视和忘记，它本身并不只是一个病理学问题;我不想说他是神经症的迹象和症状，相反，我认为它是一个人的人性的证明。但是，尽管它不是由任何病理学的东西所造成的，它还是可能产生病理学上的反应;换言之，它是一种潜在的病。在年轻一代中集体的神经症症状普遍存在着:这一神经症有三种表现—抑郁、攻击和成瘾—大量证据可以归结到意义疗法所称作的“存在的虚空”，一种空虚的和无意义的感觉。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抑郁病例都可追溯到无意义的感觉，自杀—有时它是由抑郁导致的—也不总是产生于存在的虚空。但是，即使并非每一件自杀案例都是由于无意义的感觉而产生的，如果他意识到了一些值得为之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个体对待生活的动力将战胜自杀的冲动。因此，如果一种强烈的意义倾向在防止自杀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对存在自杀危险的案例，干预性因素又是什么呢?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我在奥地利最大的国立医院工作了四年时间。在那里，我负责管理重度抑郁病人的大病房—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试图自杀后被收人院的。我曾经计算过，在这四年中我至少诊治过12，以X)个病人。在工作中，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且每当我遇见具有自杀倾向的人时，我仍然会利用这些经验。我常常向这类病人说，以前有患者一再 告诉我，自杀没有成功，他们是多么的幸福。他们告诉我，儿周、儿个月、儿年之后，他们的难题确实有了解决方法，他们的间题有了答案，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即使在一千个病例中只有一例发生了这一积极转变，”我继续解释道，“谁能说这种转变或早或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但是，首先，你必须活着去看它发生的那一天。所以，为了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你必须活下来，并且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能放弃生存的责任。”关于群体神经症状的第二个方面—攻击行为—让我来引用一个曾经由卡罗琳·伍德谢里夫作过的实验。她成功地建立起了童子军小组之间的相互攻击模型，并且注意到，只有当这些年轻人致力于集体性目标—如把往营地运送食品的马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一共同任务时—攻击行为才会消失。此时，他们不仅没有相互攻击，反面为了必须实现的意义而立刻联合了起来。至于第三个问题—成瘾，我想起了安奈玛丽的发现。她注意到，正如试验和数据统计所显示的，她所研究的90%的酗酒者都遭受着一种极度无意义感的折磨。在斯坦利对吸毒者所做的研究中，100%的人相信“一切都看起来毫无意义。”现在让我们转向意义问题本身。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意义治疗者关注存在于人的一生中必须独自面对的场合中的固有的潜在意义。因此，在这里我将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生活意义进行详细的阐述，尽管我不否认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长期的意义。引用一个比喻，想象一场电影:它是由成千上万的单个画面所组成的，每幅画面都表示一个意义，然而只有当最后一幅画面放映后，我们才能理解整场电影的意义。然面，如果我们不首先理解电影各个组成部分、每一单个画面的意义，我们就不能理解整部电影。生活不也如此吗?生活的最终意义，不也是在它的结束，在死亡之前，才表现出来吗?这一最终的意义难道不也是取决于每一独恃情境的潜在意义是否得到最好的实现吗?从意义疗法角度来看，意义和它的观念是完全现实的，面不是漂浮于空中或收藏于象牙塔中。我将意义的认知定位于彪勒的“阿哈”经历和马克斯，惠太海默的“完形”概念的中间地带，此处的意义是某一具体场合的个人意义。意义的概念不同于经典的“完形”概念，因为后者意味着一个“人物”在“一个地方”的突然领悟。而在我看来，意义的概念更特别地针对看在现实的背景下意识到某种可能性，或者用简洁的语言来表述，意识到在某一特定情境下能够做什么。那么，一个人是如何发现意义的呢?正如查洛恃，彪勒指出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是研究那些似乎发现了关于人类生活本质问题答案的人们的生活。”然而， 除了这样一种传记性的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运用生物学的方法。意义疗法把良心看做是一种敦促者，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指示我们在某一既定的生活情境运动的方向。为了完成这样一种任务，良心必须作为一把量尺用于一个人所面对的场合，并且，这一场合必须按照一套标准、一种价值观的等级结构来加以评估。然而，这些价值观不能被我们在良心的层次采纳和接受—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它们构成了我们人类进化的道路;它们建立在我们的生物学的过去，并植根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最深处。康拉德·洛伦兹在提出他的生物学优先概念时，可能也想到了相同的问题。并且当我们两人最近就我们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生物性基础的观点进行讨论时，他热情地表述了他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存在着一种预先反应性价值论的自我理解，我们就可以假定，它最终是深藏于我们的生物性遗产之中。正如意义疗法所指出的，存在着人获得生活意义的三条大道。第一条是，通过创造一件作品或做一件实事。第二条是通过经历某些事或遇到某些人;换言之，意义不仅可以在工作中发现而且可以在爱中发现。在这一背景下艾迪斯坚持认为，意义疗法的“经历与成功同样有价值的观念是有治疗作用的，因为它补充了我们对于以内部世界经验为代价而获得外部世界成就的单方面的强调”。然而。最重要的是通向生活意义的第三条道路:甚至某一绝望场合的无助受难者，在面对他不能改变的命运时，也可能超越他自身，超越式地成长，由此来改变自己。他可能将一个人的悲剧转变成为胜利。还是艾迪斯在前面所提到的，曾经表达希望意义疗法“可能帮助对抗当前美国文化中的某些不健康趋势，在这里不能治疗的受难者几乎没有机会为他的受难而自豪，不能认识到它使人高尚而非堕落”以至于‘他不仅不高兴，而且他还因不高兴而感到羞耻”。在25年中我一直管理着一家综合性医院的神经科，见证了我的病人将他们的困境转化为人类成就的能力。除了这些实际的经历之外，我还获得了一个人可以在受难中发现意义的可能性的实证性证据。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许多越南战争的战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示，尽管他们被囚禁得异乎寻常的痛苦，受尽了精神折磨、疾病困扰、营养不良和孤独寂寞之苦，但还是在囚禁经历中发现了自我成长的经验”。但是，支持“悲剧乐观主义”的最有力的证据在拉丁文中被称做“偏见式论证”。杰里龙就是正如在意义疗法中所称做的“人的精神挑战性力量”的生动证据。“杰里龙自三年前的一次车祸以来因颈部骨折而一直瘫痪。当车祸发生时他才17岁。现在杰里龙可以用嘴咬着棍子打字。他通过特殊电话装置参加了社区大学两门课程的学习。对讲电话装置使得杰里龙既可以听，也可以参与课堂讨论。他还用业余时间去阅读、看电视和写作。”在他寄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目的。我在决定性的那一天所采取的态度成了我生活的信条:我的颈部折断了，但我的人没有折断。我现在开始了大学里我的第一门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我相信，我的残疾只会加强我帮助其他人的能力。我知道假如没有受难，我取得现在的成长是不可能的。”难道这就是说，受难是发现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当然不是。我只是相信，尽管有时受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仍能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如果它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要去除这一原因，因为不必要的受难是受虐狂而非英雄壮举。另一方而，如果一个人不能改变造成他受难的环境，那么，他仍能够选择他的态度。杰里龙无法选择是否折断他的颈部，但他确实决定了不让发生于他身上的事折断自己。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首先应做的是创造性地改变造成我们受难的环境。但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如果具有“受难的技艺”，那就是有优势的。实证性的证据表明，百姓也是同样的见解。奥地利民意调查者最近报道，许多受访者认为具有最高威望的人既不是伟大的艺术家也不是伟大的科学家，既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是伟大的体育明星，而是那些经历了巨大苦难但仍然高昂着头的人。现在转向悲剧三组合的第二个方面—罪感，我将告别我非常着迷的神学概念。在我看来，只要不能全面地探索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在最终分析一桩罪行时就不能理解它。完全地解释一个人的犯罪将等同于解释他或她的罪感，不把他或她看成是一个自由的、负责任的人，而是看成一个有待于修理的机器。甚至罪犯本人也厌恶这一态度，更喜欢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在伊利诺伊州监狱服刑的罪犯的信，在信中，他悲叹，“罪犯们从来没有机会解释自己。他必须在各种已经给定的借口中选择。社会应当受到谴责，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指责被置于受害者身上。”而且当我在圣昆丁向囚徒们发表讲话时，我告诉他们，“你们是像我一样的人，正因如此，你们是自由地实施犯罪，成为有罪的人。然而现在，你们应通过超越它，通过超越自己，通过变得更好来克服罪感。”他们感到被理解了。并且，我收到了来自前囚徒的一本笔记，说他已经“与以前的重罪犯建立了一个意义治疗小组。我们是27个强壮的获得新生活的人，我们都是原来那个小组的成员。只有一个回去了—而他现在也自由了。”至于集体性犯罪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让一个人为 另一个人的行为或集体的行为负责是不合理的。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一直不知疲劳地公开反对集体性犯罪的概念。然而，有时使人们脱离他们的迷信需要许多教育的技巧。一位美国妇女曾经当面向我提出指责，“你怎么还用德语—阿道夫·希特勒的语言—撰写你的一些著作?”作为回答，我间她的厨房里是否有刀，当她回答有时，我做出沮丧和惊恐的动作并惊叫道，“你怎么能够在许多杀手用刀谋杀了许多受害者之后，还使用刀呢?”由此，她不再反对我用德语撰写著作。悲剧性三组合的第三个方面与死亡有关，但它与生命也有关系。因为在任何时候，构成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在走向死亡，并且这一时刻从不重复发生。然而，正是这一短暂性提醒我们尽力过好生命的每一刻。它当然是，并因面成为我的警句:“尽情地享受生活，好像你已经获得再生;面不要像你初次那样，错误地来做今天的事!”实际上。恰当地做事的机会，实现一种意义的潜在可能性，受到了我们生命的不可逆转性的影响。但是潜在可能性本身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一旦我们使用了一次机会，实现了一种潜在的意义，我们这样做了一次也就是全部了。我们把它放人了过去，在那里它被安全地储藏起来。在过去，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逆转地失去，相反地，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逆转地储存和珍藏。当然，人们往往只看见田野里的残株而忽视了过去的丰厚收获，他们带来了生命的收获:完成的业绩，爱过和被爱，最后是他们带着勇气和尊严经过的苦难。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可能知道，没有理由去怜悯老人。相反地，年轻人应该嫉妒他们。确实，老年人在将来没有了机会，没有了可能性，但是他们拥有比这更多的东西。与将来的可能性相反，他们拥有过去的事实—他们实现了的潜在可能性，他们完成了的意义，他们实现了的价值—任何人都不能从过去消除这些宝贵财富。在看待发现受难中的意义的可能性时，生命的意义是无条件的存在，至少是潜在的。这一无条件的意义是与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观相对应的。正是它保证了人的尊严的不可消除性。正如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一样，甚至那些最悲惨的人，每个人的价值也永远与他或她在一起，因为它是以人在过去已经实现的价值为基础的，并且不是发生于现在可能不再保持的有用性上。更详细地说，这一有用性常常是根据对于社会福利的功能来定义的。但是现今的社会的特征是成就导向的，结果是它高度崇拜成功而快乐的人，并且它尤其崇拜年轻人。它实际上忽视了其他人的价值，并且通过这样做，它模糊了在尊严方面的价值与在有用性方面有价 值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如果某人不认同这一区别，并坚持认为，个人的价值是来自于他的当前的有用性，那么，说实在的，人们应当为按照希特勒的思想实行安乐死计划辫护，否则就会产生矛盾。这就是说，“仁慈地”杀死那些失去了社会用处的人，因为其年老、不能治愈的疾病、智力低下或者有残疾的人是有道理的。仅仅用有用性来混淆人的尊严，产生于一种概念上的混乱，它可能被追溯到传播于许多大学和许多分析性表达中的虚无主义。甚至在训练分析的背景中这样的灌输也可能发生。虚无主义并不认为，不存在任何事物，但它表明，任何都是无意义的。当他发表“有学问的意义”概念时，他是正确的。他本人提起的一位治疗者曾经说过，“乔治，你必须意识到世界是一个玩笑。没有公正，任何事物都是随机的。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你的一本正经有多么的傻。在宇宙中没有大的目的。仅此而已。在你作决定时没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不必将这一批评普遍化。原则上，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是这样，治疗者应该看到，他们在使受训者免除虚无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向他们灌输债世嫉俗主义，这是一种反对他们自己的虚无主义的防御机制。意义治疗者可能遵守一些由其他心理治疗学派规定的培训和认证要求。换言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 与狼共舞。但是当这样做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应当是披着狼皮的羊。没有必要对于人的基本概念和生活哲学的原则不忠实，这些概念是存在于意义疗法之中的。这样一种忠诚并不难保持。鉴于事实，正如伊丽莎白所指出的，“在心理治疗的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学派像意义疗法那样不墨守教条。”并且在意义疗法第一次世界大会上(1980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我不仅赞成心理治疗的再次人性化，而且还支持我所称做的“意义疗法的去权威。”我的兴趣不在于培养只会重复“他的师傅声音”的鹦鹉，而是在于将火炬传递给“独立的、有创新的和创造性的精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断言，“让我试图将大量形形色色的人统一地暴露给饥饿。随着饥饿程度的加剧，个体差异将会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一种不安宁的、急迫的相同表情。”感谢上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知道集中营的内情。他的主题放在了用维多利亚豪华风格设计的睡椅上而不是奥斯维辛的污秽处。在那里，“个体的差异”并没有“模糊”，而且相反地，人们变得更加不同了;人们揭去了他们白己的伪装，猪和圣徒都是这样。并且，今天你不用犹豫地使用“圣徒”一词;想一想马克西米伦神父，在奥斯维辛忍饥挨饿，并最终被注射进了石碳酸而遭到谋杀，并在1983年被封为圣徒。你可能责怪我引用了这些非常规的例子。但是，请阅读斯宾诺莎(道德论》的最后一句，所有伟大的事物就像它难以被发现一样地难以被意识到。当然你可能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提到真正的“圣徒”。仅仅提到高尚的人还不够吗?确实，他们只是少数人，他们总是少数。但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加人少数的挑战。由于世界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除非每个人尽力去做最好的，否则所有的事情将还会变得更坏。所以，让我们保持警惕—双重意义上的警惕:从奥斯维辛，我们开始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从广岛，我们开始知道了人正处于何种危险之中。作者简介　　 维克多·E。弗兰克尔是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教授。他是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被称为“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的意义治疗的创始人。他的著作被《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称为“或许是自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以来最有意义的思想”。　　 弗兰克尔博士生于10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博十和哲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度过了三年。　　 弗兰.克尔19 .4年首次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发表文章，此后出版了30本著作，被翻译成包括日语和汉语在内的23种语言。他曾任哈佛大学以及匹兹堡、予迭戈、达拉斯等地大学的客座教授。27所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美国精神病学会授予他奥斯长·普菲斯特奖‘，他曾经应邀在世界各地大学作学术报告，仅在美囚各地就作过90多场巡回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