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说：“不为什么，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文中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日本大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多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说完，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又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请便。”“‘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两天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领着裴文中(也有人说是押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着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绞，感慨万千。他知道，科学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学；在丑恶的人手中，只能变成罪恶。所以他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位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最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只得带着几个日本兵离开了周口店。此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又在北平活动了一个多月，并到周口店去过好几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周口店始终没有正式发掘；对“北京人”下落一事，不知什么原因，也没再问过裴文中。而裴文中自从被日本人弄到周口店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对“北京人”的命运又多了一份担心，一份牵挂。他想，日本人对“北京人”如此穷追不舍，照此下去，“北京人”有一天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上呢?但他一时又搞不清，那两个东洋“教授”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可以说，从１９４１年起，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就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北京人”的追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多年来踌躇满志、野心勃勃，而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的长谷部言人才感到大所失望。在极度的沮丧和懊恼中，不得不返回了东京。回到东京后的长谷部言人当即上书日本文部省，将在北平搜寻“北京人”一事作了详细汇报。长谷部言人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文部省：存放于协和医学院密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头骨已被转移，目前只存有石器时代的工具和一些科学价值不大的动物骨骼化石标本。经初步调查，是美国人转移了“北京人”化石，因为他们已预料到日本皇军将占领北平协和医学院。如果我们的调查和估计无误，“北京人”化石应该还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藏匿着。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搜查之中，只要尚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最后努力!同时，我们请求天皇命令华北驻屯军继续负责搜查“北京人”。长谷部言人呈上日本文部省接到长谷部言人的报告后，顿觉事关重大，当即便将此报告呈送日本裕仁天皇阅示。裕仁天皇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按照大卫·伯格米尼(ＤａｖｉｄＢｅｒｇａｍｉｎｉ)的说法，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战争首领。他不知疲倦，有奉献精神，细心、精明而有耐性。他继承了祖父的未竟事业，要将白人赶出亚洲”；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文化生物家”，把对帝国的管理职责留给大臣和海军司令，而将全部精力贡献给蘑菇和小虫子似的海洋生物。不管外界对这位日本天皇作何评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裕仁天皇对古物———尤其是对中国的古董字画和各种文物总是贪得无厌，格外欣赏。因此，当他看完文部省送来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后，马上便作了如下批示：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待查实后，从速运往日本帝国。日本文部省迅速将天皇指令交与日本大本营陆军司令部，由陆军司令部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转达了天皇的指令。至此，长谷部言人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历史使命，随后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周口店继续“从事”古人类的“发掘”与“研究”。而他多年来在中国苦苦经营却最终没有完成的搜寻“北京人”的“宏大事业”，则将由日本“北支总部”的一名著名侦探来接替完成。日本“北支总部”的这位著名侦探，叫锭者。锭者是个小个子，平头短发，留着一撮日本武士惯有的小胡子，看上去既精干又老练，而且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透射着一股阴冷的杀气。据不少人回忆，第一次见到这个日本人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在山间的夜晚突然撞见了一只饥饿的野狼!因此，在日本同行的圈里，锭者享有“老狐狸”之称。１９４２年底或１９４３年初的一个夜晚，带着一副宽边墨镜的锭者，从东京起程，然后在浓浓夜色的遮掩下，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中国古都北平。锭者潜入北平后，第一个找的人，就是裴文中，可运气不好，锭者第一次去裴文中家时，裴文中不在。裴文中回家后，家里人对他说：“来了一个日本人，叫锭者，还留下了一张名片。让你明天不要出门，有很要紧的事情找你谈。”裴文中拿起那张烫金的名片，斜了一眼，便随手扔在一旁。他想，跑不了，肯定又是来追问“北京人”的。第二天一早，锭者再次来到了裴文中家。锭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见裴文中，便显得十分的客气和热情。几句寒暄之后，锭者果然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北支总部’的侦探，奉军部最高命令，为找‘北京人’化石而来，希望能得到裴先生的鼎力相助。”“遗憾，我对你很可能无力相助。”裴文中不卑不亢。“我已经知道保险柜中的‘北京人’真的已经被人偷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碎的模型，同时我还知道盗窃者就是美国人。我想，这些情况裴先生不会不知道吧?现在，我非常希望裴先生能告诉我当时‘北京人’丢失的一些具体情况。”由于这时的北平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所以锭者的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顾虑，所有的询问都显得干脆利索，毫无拖泥带水之感。“我的办公室在西城兵马司９号，协和医学院在东城，两者离得远，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裴文中答。“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由谁掌管?”锭者问。“我只知道是美国人，到底具体是谁负责，我也不太清楚。”裴文中答。“‘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锭者问。“协和医学院娄公楼的地下室。”裴文中答。“你最后看见‘北京人’是什么时候?”锭者问。“大约是日美开战的前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头骨来研究而进过保存‘北京人’的地下室。”裴文中答。锭者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热衷于做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只要你肯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为尽快弄清‘北京人’的下落，从现在起你不能出门，至少两个礼拜内不能出门，要随时等我找你谈话。”锭者不愧是个精干、狡诈的老手，从裴文中家出来之后，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协和医学院内所有与“北京人”有关和可能有关的人，全部审讯了一遍，甚至就连曾用小车帮助博文把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进保险柜的勤杂人员常文学，也没漏掉。但锭者的“工作”，还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最后，锭者把“希望”押在了博文身上。博文，这个昔日风度翩翩的美国学者，在日本人长达一年多的拘禁中，此时已经明显地憔悴和消沉了。锭者这次找到他后，不分白天夜晚，一次又一次地审问他，有时还用种种毒辣的手段摧残他的身体，用种种卑鄙的伎俩污辱他的人格。渐渐地，博文的精神开始崩溃了，几乎很快就成了一个神经病。据说，无论锭者怎么严刑拷打，博文只把“北京人”怎样装箱、装箱后怎样押送到地下室、而后又怎样交到美国公使馆等详情讲一遍，就再也说不出其他情况了；至于“北京人”现在到底在谁的手上?去向如何?就是打死也不知道了。没有办法，锭者只好像扔麻袋一样将博文扔在了一旁。接下来，锭者在综合、分析了所有的调查情况后，又将追查的目标重点放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对于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来说，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那场灾难从天而降后，境况越来越坏，越来越令人感到绝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星期，英国最新型的、最强大的战舰“勇猛”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相继被日军炸沉，美国太平洋舰队眼望着它在太平洋滚滚燃烧；而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泰国也先后受到强大日本军队的攻击，于是新加坡沦陷了、香港沦陷了……日本陆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来，整个东南亚犹如山崩地裂，英美军队到处都在溃退、溃退。太平洋海岸的战争消息，使这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美军不寒而栗，而自身的遭遇更令人生出无限的伤感与恐惧。这些驻平、津、秦皇岛的美国海军，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在敌人占领的国度里，作为俘虏的滋味。他们白天的一切事务自然被取消了，晚上的夜生活也不可能存在，限制上街，限制串门，限制彼此窃窃私语，限制相互交头接耳，甚至限制四处张望等等一切人的正常活动。只要日本士兵走过来，他们就得立即鞠躬，稍有怠慢，便是一记耳光，而且打得还特别的响亮。因为不给日本士兵鞠躬，则意味着对大日本帝国及天皇陛下的不礼不敬，不忠不孝。锭者首先找到了驻华北美国海军司令官哈斯特上校。这时的上校司令官早已失去了往日神气傲慢的风采，他尽管依然身着军服并佩有日本人特许的长剑，然而却没有了半点军人的精神和气质，那长长的佩剑如同乞丐的木棍斜挂腰间，让人见后除感到可怜甚至滑稽之外，再也不能令人生出其他任何美感。是啊，事到如今，高等的白人终于被日本人折服，谁还敢不低下那高贵的头颅?但锭者审问的结果，令他有些出乎意料。哈斯特上校坦言：他确实曾经接到过美国公使馆的指示，让驻华北海军陆战队负责转移“北京人”化石；但他并没有具体承办这项任务，因为当时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要等着他去处理。至于“北京人”到底是什么模样?是高是低?是胖是瘦?是三块骨头还是五根肋骨?是装在白色木箱里还是装在红色皮箱里?是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他从未见过，因而一概不知。至于派去拉箱子的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拉的箱子?是拉了还是没拉?他也同样无可奉告。锭者只好暂时又放弃了哈斯特上校。根据新线索，锭者转而又找到了曾经去协和医学院运送“北京人”化石的美军上士斯耐德尔和中士杰克逊。锭者认为，不出意外，两位直接承办“北京人”化石的转运者，应知道“北京人”的去向。然而，当锭者见到两位“知情者”时，情形却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棘手得多，同时也要尴尬得多。斯耐德尔和杰克逊就站在锭者的面前，却紧绷着脸，不愿正面和锭者对视，因为这两个美国军人的不幸遭遇和未卜的前程，早就加深了对日本人的愤恨和仇视。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两位年轻的士兵虽身陷囹圄，却并不把眼前的这只“老虎”放在眼里。他们开始推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但后来在锭者的再三逼问下，才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去北平协和医学院押车装过一批“货物”，但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先将这批“货物”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之后又遵命押往秦皇岛，然后再放入了瑞士仓库。至于这批“货物”里面到底有没有红木箱或白木箱，红木箱或白木箱里装没装有“北京人”化石，则无从知晓。“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锭者一听，好不容易搞到的线索有可能又将断掉，一下有些急了。“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两位美国士兵并不示弱。“转运‘北京人’是你们的职责!”锭者强调说。“士兵的职责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两位美国士兵针锋相对，“而上级交待任务时并没有让我们知道箱子的颜色和形状，更没有告诉我们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都知道了箱子的颜色和形状，甚至知道了里边存放了珍贵的‘北京人’化石，那岂不意味着泄露了军事机密，违犯了军事纪律?”尽管锭者对两个美国士兵软硬兼施，但最终还是不能奏效，只得匆匆收场。锭者回到自己的住所，把近一段时间来所调查的结果细细分析了一番，而后便开始琢磨起来。尤其是美国人提供的情况，引起他高度的重视，尽管那些美国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语无伦次，毫无头绪，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既然美国海军陆战队受美国公使馆的指令而去协和医学院转移过一批“货物”，那么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肯定就在其中；现在只要搞清“北京人”从协和医学院运出后，美国人将它藏在了什么地方，那下一步找到“北京人”就大有可能。根据两个美国兵的说法，“北京人”已被他们转押在了秦皇岛瑞士仓库，假设美国士兵的话是真的，假设“北京人”目前还没有同其他货物一起被转移至别处，那么“北京人”就应该还藏匿在秦皇岛瑞士仓库的某个地方。锭者经过反复推敲，最后认定，可能存留“北京人”的地方只有两处：１．秦皇岛瑞士仓库(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最大)；２．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而要证实“北京人”现在是否存在，只有对这两个地方实施紧急搜查。锭者当即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作了报告，得到准许后，锭者马上带领着一群士兵，首先冲向美国陆战队兵营。经过好一阵搜查，结果还是没有。看来“北京人”惟一可能存在的地点，只有秦皇岛仓库了。锭者马不停蹄，又率队向秦皇岛火速赶去。往日井然有序的秦皇岛，此刻已经完全乱套了!１２月８日，日本军队缴下了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的枪支后，紧接着便对美国在秦皇岛及市区的所有物资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这时的秦皇岛码头，从北平、天津等地运来的包装箱已塞满了整个货栈，偌大的瑞士仓库也早已满得几乎放不下一只脚了，整个码头耸立起了一座座由货物堆积而成的小山包———有的用白色篷布遮盖着，有的顶端搭上几块草席，有的干脆什么也没有，任凭风雪肆虐。这些货物大多是在等待即将到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装载的。但如前文所述，从太平洋上过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未能靠岸，就已被日军截获。因而码头上的货物便成了一堆堆、一群群既无人运走也无人领回的“流浪孤儿”。由于战局不断恶化，秦皇岛港成为日军转运战备物资的专用码头。随着一批批军火的运进运出，原存放于码头和瑞士仓库的美国人的物资，有的被日军抛入大海，有的被运到大街上卖掉，有的被洗劫后则变成了日本人的私有财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地盘，以存放战争所急需的军火。锭者赶到秦皇岛港后，立即将“北京人”化石的情况向这里的日军司令官作了汇报，并要求派兵协助搜寻“北京人”。于是一时间里，整个秦皇岛港内港外，大小板箱统统以各种方式打开进行仔细搜查；整个码头、仓库和货栈，铺满了被从箱子中扔出的衣服、书籍、铁器、瓷器、木器等各色物品；日本士兵的皮靴在上边来回走动，几乎将这些抛散的物品碾成了一堆破烂。然而，锭者和他的士兵们经过三天三夜的紧急搜查，依然连一块骨头的碎片也没找着。这位著名的东洋“间谍”的梦想，再一次落空了!“这不可能，一定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搜查彻底!”当一个红着眼睛的日军大尉向锭者汇报搜查的最后结果时，锭者根本不顾眼前的事实，歇斯底里地咆哮道，“找，给我继续找!哪怕挖地三尺，也一定要给我找到‘北京人’!”“前几天有一批美军的行李从这里运到了天津，‘北京人’会不会被藏在了那里面呢?”大尉想了想，随便嘀咕了一句。“什么?你说什么?还有一批运走的行李?!”锭者喜出望外，阴忧的脸上立刻绽出激动与兴奋，如同一个溺水的孩子突然抓住了大人的手臂。“是、是的，是根据派遣军司令部的指令运走的。”“当时为什么要急着运走这批东西?”“为什么要运走?这不是我应该知道的。”“那么这批运走的货物现在放在什么地方呢?”锭者步步紧逼。“大概还存放在天津瑞士总库。”“真的?!”锭者几乎跳了起来。“是真是假，你不妨亲自去看一看。”锭者这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而后转身望着湛蓝的大海和来往如梭的船只，几乎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来：“‘北京人’，你休想从我的手中溜掉!”据有关资料透露，锭者得知这一大好消息后，并没有直接去天津，而是先悄悄地返回了北平。为什么?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很重要的女人!这个很重要的女人就是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魏敦瑞的秘书息式白。在这之前，锭者为寻找“北京人”的下落，曾先后三次找过这位协和医学院的女秘书兼保险柜的保管人。这位聪明、漂亮而又性感的女人，给他留下的印象美好而又深刻。男人对漂亮而又性感的女人，总是多一份说不出的情感，说不出的温馨，说不出的缠绵；这样的女人一旦出现在面前，便难以抵挡，不可抗拒。更何况，息式白还是一位他很想利用也必须利用的漂亮女人!当然，他找息式白的主要目的，并非仅是为了这个女人，而是要让她和自己一起去天津。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只有这位女人亲自到场，才能辨认出“北京人”的真伪。开往天津的列车喘着粗气在满目萧条的原野上爬行。锭者坐在窗前，眼望四处迷茫、翻腾的尘土和尖叫的狂风，那原有的兴奋和激动蓦地转变成一种恐惧和忧愁。连日来毫无收获的奔波，已使他这个尝够了表扬和赞誉的大日本帝国的第一流侦探，第一次遭到了上司的指责和不满。对此，他本人亦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辱和遗憾。他曾向上司一再保证，一定尽快查清“北京人”的下落，如果……他最终未能说出“如果找不到‘北京人’，就向天皇剖腹尽忠”这句话。但作为军人，一个赋有大日本帝国武士道精神的优秀军人，在他有辱了自己的职责和天皇赋予的神圣使命的时候，最终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是的，一切都要看此次天津之行了，要是天津的搜寻再没有希望，那……锭者闭上了眼睛，在隆隆的火车运转中默默在祈祷着上帝的保佑。据息式白晚年回忆，锭者和她来到天津兵营后，很快与这里的日军指挥官松井少佐取得联系。当锭者向松井少佐讲明此次天津之行的目的和重大意义后，松井少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忠诚，当面表示说：“为了拯救这人类伟大的财富，我愿协助做一切需要我做的事情。”翌日一早，锭者率领四名日本士兵赶赴天津瑞士总库，与经理罗契克拉经过一番交涉后，终于得到了可以进库搜查的允许。但对方要求说，在搜查时不得打乱仓库的正常作业；如果出现损失，应由锭者负责赔偿。显然，天津的瑞士总库不同于秦皇岛码头的货栈，可以任由锭者摆布。在仓库监工的带领下，锭者、息式白和４个日本兵一同进入院中一座最大的仓库里。只见仓库的地板上，堆积着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大皮箱、小皮箱、内务箱和包装箱，从标明的地址和文字可以看出，这些货物的主人来自十几个国家，其中美国居多；而其余一部分货物，正是锭者要搜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行李。“息式白小姐，你看这些行李箱中，哪两件可能装有‘北京人’化石。”锭者指着行李说。息式白围着这堆行李转了两圈，却未说话。由于行李箱太多，积压严重，几乎无法辨别。但为了锭者的面子和表示自己也在尽心合作，息式白指了指几个行李箱，示意搬下来打开查查看。４个日本兵钻进货堆，一一向外扯拽，但由于这些箱子都压在其他行李的底部，要安然无损地扯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经过一番折腾，一个个沉重的箱子还是被日本兵极其小心地抬到了仓库的走廊上，接着在监工的监视下，锭者用钳子和螺丝刀很快打开了箱盖。然而，当所有被怀疑的箱子一一打开后，除了只露出一堆堆衣服、书籍、儿童玩具以及美国士兵们一封封情书外，并未发现“北京人”的丝毫痕迹。锭者的脸上马上露出一阵阵的紧张与失望；而息式白望着那些已经离开主人的箱子，禁不住伤感万分，泪流满面。因为这时的锭者和日本士兵，谁也不知道———或者说永远也不会知道息式白小姐深深爱恋着的一个男友，正是已被日军当作战俘看押起来的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锭者低声咒骂着，命日本士兵重新将箱子封好，然后在仓库监工的监督下，将箱子搁回原处。也许是眼前的事实激怒了锭者，他不打算再听从息式白小姐的胡言乱语了。他感到这位漂亮的小姐对他总是敬而远之，并无诚意可言，既然如此，还指望她什么呢?他开始下令，让４个日本士兵把美国人的箱子挨个打开，逐一搜查，直到最后一个为止。于是，在锭者的亲自带领下，４个日本士兵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几十个箱子打开、封死，再打开、再封死，直至最后一个。然而，所有展开在锭者面前的，依然是些衣服、书籍、儿童玩具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北京人”最终还是以“避而不见”的方式拒绝了日本人的“来访”。锭者长叹一声，一下蹲在了地上。或许是仓库的沉闷，或许是由于锭者内心的悲切与恐惧，尽管外面飘落着零星的雪花，锭者的额头还是沁出了点点汗珠。锭者望望满库的物资，又望望息式白小姐，仍不死心地说：“息式白小姐，你说，从秦皇岛运来的美国人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混入了其他的货堆之中?”“也许吧。”息式白安慰地说。“我看有这个可能。这样，明天我再多找些人，将这个仓库中所有的行李箱全部搜查一遍。”“随你的便，但愿您能交上好运。”息式白小姐不冷不热地说。随后的两天，日本士兵在锭者的指挥下，又对天津瑞士总库的所有行李箱、包装箱，进行了无一遗漏的开盖搜查。但还是没有找见“北京人”的影子。锭者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又下令将仓库的每一个角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搜查了一遍。但，还是没有结果。锭者彻底绝望了。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锭者心情沮丧，神色恍惚，一言不发，只顾埋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浓重的烟雾掩遮着他那张蜡黄的脸，使息式白觉得眼前坐着的这位著名“侦探”，似乎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尊被人供奉已久的泥像。可惜的是，这位大日本帝国一流的侦探，终于在“北京人”事件上黔驴技穷了，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失败的痛苦之中。列车鸣叫着驶进了北平车站。锭者和息式白刚走出站口，就看到广场上挤满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而四周则是日军荷枪站立，正押送着美军向站内涌去。息式白没敢在此久留，尽管她很想弄清这帮美国兵的去向，但出于安全考虑，她与锭者匆匆分手后，便找了一辆人力车，回到了协和医学院的住处。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了一则消息：《驻平美海军陆战队转往上海江湾战俘营，昨日已从北平前门车站登车起程》。在这条醒目的标题下，还配有大幅照片，显示出在日军的弹压下，美海军陆战队登车的情景。息式白小姐这才搞清楚，昨天在车站见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去向。就在息式白小姐在住处阅读《晨报》，并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命运担忧———准确地说是替她深深爱恋着的那位陆战队员的命运担忧的时候，在西城一座华丽的别墅里，大日本帝国的著名侦探锭者，却正在悄无声息地一步步朝着死神走去……锭者回到住处，一反常态，既不忙着洗手吃饭，也不像以前那样马上忙着向他的上司汇报搜查“北京人”的情况，而是端端正正地坐于桌前，而后慢慢静下心来，开始撰写一份关于寻找“北京人”经过的《备忘录》。这个计划在他从天津返回北平的列车上就已想好了。从东京来北平之前，他没有想到“北京人”的搜寻会如此艰难———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也并未认为这件事就算得上有多么的艰难，只是战争所造成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氛围，使这件事情变得复杂了，棘手了，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了。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最终没有保持住一个大侦探遇事不惊的风度，而不得不像一只晕了头的苍蝇一样毫无目标地傻撞起来，以致如此快速地败下阵来。而这有辱大日本帝国和天皇本人赋予的重大使命的失败，对于他来说将意味着生命的到此终结。他深深感到，“自己的失败有辱天皇和大日本皇军的圣洁，有辱自己作为日本帝国一流侦探的声名，惟有一死，方能清洗掉所犯下的罪过。”于是，他将在一夜之间所写成的《备忘录》密封好，交给一位侍从，命他务必亲自转交给北支派遣军司令部。随后，他脱下自己身上那套精工做成的毛料军装，换上一件黑色礼服，跪在一个低矮的漆桌旁，面对墙上洁白明亮的镜子，在胸前慢慢划了一个十字，嘴里说了几句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话，便抓过一把日本武士军刀，慢慢对准自己的腹部，而后突然猛地刺了下去……正当锭者伏倒在血泊中，苦苦等待着生命的快快结束时，万万意想不到的是，前来拥抱他的，并不是死神，而是他的侍从。这位侍从当即将昏迷中的锭者送进了医院。经过紧急抢救，锭者的性命终于保住了，但他的侦探生涯却从此结束了。不久，锭者被送回了日本。送回日本的锭者很快便被关押了起来，直到二战结束，才恢复了自由。据说，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盟军缴获的日军情报资料中，有人发现了锭者死前书写的那份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从而引起圈内人士的极大兴趣。至于锭者在这份鲜为人知的密文中到底对“北京人”的下落记下了什么秘密，埋下了什么谜底，却始终无人知晓。当然，对锭者此次天津之行，也有传闻说，他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而对锭者自杀未遂一事，也另有说法：由于有人想从他的手上得到“北京人”，故他不是剖腹自杀，而是被人谋杀!总之，关于“北京人”下落何处的问题，由此再度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就在日本人绞尽脑汁、四处寻找“北京人”之际，１９４２年２月，中华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则消息：“北京人”神秘失踪中华社２月２１日电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化石和灵长类部分化石神秘失踪。这些来自周口店的古人类化石，经科学家鉴定，年代在５０万年以上，为亚洲迄今发现的最古老之人类化石，是不可多得的珍宝。它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及远古人类的进化，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日美关系交战之前，这些化石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初分装在两个木箱内，准备运往美国。１２月５日，带有“北京人”化石的专用列车离开北平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送向一艘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这艘轮船预定于１２月８日抵达秦皇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哈里逊总统号”也没有驶到秦皇岛。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北京人”的突然神秘失踪，如同当年突然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无数关心“北京人”的科学家纷纷致电、致信协和医学院的领导以及翁文灏、裴文中等，三番五次地询问“北京人”丢失的原因、经过和近况。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混乱年代，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谁又该来承担这份责任?“北京人”刚丢失不久，魏敦瑞忠诚的女秘书息式白便给远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魏敦瑞先生寄去了一封很奇特的信：拉利失踪，迄今下落不明，经各有关方面大力搜寻，仍无结果。信中的“拉利”，指的是什么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华建立了一种只能写二十五个字的所谓“红十字信函”制度。这种制度允许在日本占领国土上的人，与在战俘营中或在“敌对”国家中的亲友进行通信，但来往的信函必须经过日军严格检查后，方可投递。息式白小姐发往美国的信函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能把“北京人”失踪的消息尽快传递给美国的魏敦瑞，息式白在信中故意用“拉利”来替代“北京人”。因为她知道，日本人是看不懂“拉利”的意思的，只有远在大洋彼岸的魏敦瑞教授能心有灵犀一点通。据魏敦瑞的同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夏皮罗先生后来回忆，魏氏接到息式白的来信后，马上就明白了一切，他双手不停地颤抖着，眼睛却直直地望着东方，一直持续了足足有十几分钟。尽管魏敦瑞教授平时极具学者风度，是个自制力很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人，但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大失风度。他独自走到窗前，久久遥望着东方，满含热泪，默默无言。最后，也许是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悲愤的心情，突然大声喊叫起来：“是谁毁掉了‘北京人’?是战争，是日本人挑起的这场战争!战争是个臭婊子!”喊罢，竟仰天长叹，泪流不止。几天之后，魏敦瑞教授才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魏敦瑞教授立即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打探“北京人”下落的消息。而此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也正为“北京人”的丢失而大为恼火，他们一边致电指责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胡顿等人渎职，一边通过各种渠道探寻“北京人”的下落。然而这时的北平已不再是美国人的天下，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得到的消息，总是道听途说互相矛盾：今天从北平发来的电文称，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在日军占领秦皇岛兵营之前就已装上火车，向天津转移了，后来火车在中途被日军扣压，所有物件都经日军搜索后扔掉了，“北京人”当然也就在劫难逃；明天发来电文又改称，“北京人”化石已安全装上了“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正向美国开来，大约一周之后便可抵达美国；而后天发来的电文则称，“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被日军截获并租用后，不幸被美国军舰击沉，故“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已同“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一同葬身海底……魏敦瑞被这些眼花缭乱的消息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但作为一名杰出的古人类学家，他却深知“北京人”对人类演变的历史具有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因此为了能尽快寻找到这稀世之宝，他最后下定决心，以一个科学家的名义，给美国政府写信，请求帮助寻找“北京人”，并希望政府要利用各种场合谴责毁掉“北京人”的凶手日本人。魏敦瑞教授哪里知道，这时的美国政府早已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他写去的信如同泥牛入海，久久不见回音。尽管魏敦瑞教授每日焦虑不安，夜夜难眠，但这位痴迷的古人类学家却依然苦苦地等待着，哪怕一点点有关“北京人”的小道消息，也能引起他极大的兴奋。而这时的北平、天津及秦皇岛等地的人们，对“北京人”丢失一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说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统统装上一只驳船，准备送到开往日本横滨的一艘货轮上去，但恰在这时，驳船被美国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毁，于是“北京人”沉入了秦皇岛不远的海底；或说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把“北京人”装上船，而早在劫持火车之后，连同其他的美军货物一同扔掉或被当作“龙骨”卖给了当地的中国商人；或说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已经到了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但还未来得及装船日军就突然占领了天津。是在一片战乱中“北京人”不翼而飞，去向不明；而有的传说更是哗众取宠，神乎其神：日本人扔掉“北京人”化石后，被俄国一位神秘的女郎认出，而后携带着“北京人”火速逃往了欧洲……不管说法多种多样，也不管说法是否确切，所有的舆论矛头对准的，几乎全是挑起这场战争的日本人!而正当世界各地、尤其是北平和天津的百姓纷纷议论“北京人”，并将“北京人”的丢失和日本人紧密联系一起时，英文版《北平时事日报》突然又爆出了这样一条热门新闻：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骨被窃有名的“北京人”被模型所调换一个美国职员被怀疑为主要盗窃者中华同盟社消息：约在５０万年前居住在北平附近的人类祖先——著名的中国猿人的头骨发现被窃，在它原来的地方被运出而替换了一个模型。这个惊奇的事情是被两位日本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长谷部言人和该系的助教高井冬二先生所发现。他们在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９日到达北平，在周口店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当这两位学者去参观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极为珍贵的原始人类化石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北京人”头骨已被模型所调换。该学院里的一位美国职员被怀疑曾在“大东亚战争”爆发时取走了真正的头骨，因为他预料到日本将以武力占领学院。偷盗发生在两年以前吗?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使备受战争摧残的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尽管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北京人”依然难以忘怀，并偶尔也投以关注的一瞥，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推进，特别是后来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失败，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毁掉了“北京人”的罪魁祸首小日本最终将是什么命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命运决定着“北京人”的命运，或者说关系到“北京人”的命运。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８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迅速出兵中国东北，歼灭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９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化为一片废墟。当晚，由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１５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至此，中国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打败了日本人。但打败了日本人的中国人，能找回“北京人”吗?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自东京向世界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在被日本军队送往日本又被占领当局取得的掠夺品中，有来自已知人类最早祖先之一的山洞中科学上的无价之宝“北京人”。现在得知在取得这些掠夺物中，包括有粗糙的工具，雕刻的牙齿的装饰品和说明这些物品在１９２９年北平附近周口店石灰岩山洞中发现的位置略图。它们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保存过。从被没收的信中泄露，“北京人”的遗骸曾被中国人很好地保藏起来，躲避了日本科学家三年的追寻。在日本当局通知了盟军总部后，这些物品在东京帝国大学内找到。盟军总部的科学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职员怀特莫尔博士现在保管这个遗骸，并准备送回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这则新闻对世人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刚刚躲过了战争一劫的中国人来说，恐怕就不仅仅是一次震动，而简直就是一声飞来的福音，甚至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了!因为中国人包括不少外国人一直认为，“北京人”最大的可能是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而现在多年来渺无音信的“北京人”终于在日本露出峥嵘，这对苦苦寻找了多年的中国人尤其是科学家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安慰。当然，这毕竟只是一则报道，但发自美联社的、事关如此重大事件的报道，难道还能杜撰不成!何况，西方一家报纸早有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怀特莫尔博士便奉美国国务院之命，以盟军总部科学顾问的身份专程赶往日本寻找“北京人”，这与现在这篇报道中提到的“盟军总部的科学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职员怀特莫尔博士现在保管这个遗骸”完全吻合。所以，多年来所有关注“北京人”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对这则新闻的真实性坚信不移。一个多月后，即１９４６年１月２日，英文版的《北平时事日报》又发表了英国路透社１月１日发自上海的一则消息：“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当作掠夺物运往日本的“北京人”，将归还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据东京大学报告说，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寻找了三年之后，日本科学家在北平找到了“北京人”，有一个专家负责监督把它运往东京。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１９２９年中国科学家在美国人类学家合作下于北平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在研究是“北京人”与“爪哇人”孰老的问题上，科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科学家们同意“爪哇人”可能较老，但是“北京人”在科学上价值更大，因为他更像人一些。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科学家曾在发现过“北京人”遗骸的周口店附近进行过新的发掘工作，但是没有新的发现。“北京人”是中国被日本掠夺的宝物中首先将被归还的，但是中国爱国团体现在还正在设法取回其他被日本抢去的中国的古物和艺术的宝物。如果说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发布的那条新闻多少还让有些人不太放心的话，那么这次英国路透社发布的这篇报道，则完全让人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尽管在日本发现的“北京人”尚未经过中国人的最后确认，但这篇报道已经明确说明，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想想看，倘若被发现的“北京人”没有经过有关专家的鉴定，美国美联社和英国路透社能凭空捏造、瞎编新闻吗?于是，不少人积极提议，中国人应该尽快组织人马，到日本去拿回或者说寻找自己的“北京人”!这个机会终于到来。民国３５年，即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１日，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第一次飞入了日本的领空。日本投降后，同盟国便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被日军掠夺物资的接收等活动；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自然也要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这架第一次进入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承载的就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其团长就是朱世明将军；而代表团的顾问，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就李济先生当时的声誉而言，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前往日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由一种追寻丢掉了的灵魂的心引导出来的决定”。这所谓“丢掉了的灵魂”，指的就是“北京人”。事后有人曾怪他“放着正事不做而出去跑江湖”，这显然是对他一时的误解。他此次日本之行，主要执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务，专门的责任是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签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一点是教育部与外交部指定的工作，并在行前已征得盟军总部同意。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寻找、查证“北京人”!承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是下午６时前后。这是１９４６年３月的最后一天，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１０天，但下午６时的日本，仍是一片黄昏景象，在横滨这座大城市的附近，并不见与黄昏相随的万家灯火。据李济先生后来回忆，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虽说只有三十余里路程，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却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仅仅刚恢复到可以通车的程度。横滨至东京的这条路，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被炸光；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统统不见了，所见的只是一堆堆堆在路旁的破铁、乱板、残瓦、柱烬等。面对此情此景，李济感慨万千：“将近１０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应该说，这次由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的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此前，李济得到南京美国使馆的通知后，盟军总部就派了一位“中国通”的美国人史克门少校特别先到上海来与他接洽，但是他却错过了。日本的前一天，他去访史克门少校，少校又未到；到了东京的第三天，他又去找少校，少校却已飞往上海了。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中等身材，灰色眼睛，平常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最初他听说李济他们来日本寻找“北京人”，“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等李济将有关“北京人”的前后发掘情况以及它的重大意义与他交谈后，他很快便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北京人”了，同时也理解了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消息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报道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斯脱特的话决非儿戏，而是十分慎重。“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满口答应，十分爽快。李济先生与斯脱特道别后，接着就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他当然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１９４２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位曾经风光一世的教授顿时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度”，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便听说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作出判断，也无法判断，只能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李济随后又和号称“中国通”的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史克门少校于４月８日由上海返回东京后，４月９日便与李济会了面。由于他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甚深的造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可惜的是，史克门少校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不过，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前往；(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作中国代表团参考；(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及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的问题。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失，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里好好查找查找，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李济满口答应，因为这也正是中国此次日本之行的计划内容之一。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当即赶往京都。他们在京都共住了七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且同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李济便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史克门少校多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很富有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工作也甚为熟悉，并认识很多的东方学者，所以两人很谈得来，谈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自然，他们各自也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对此都很理解，彼此心照不宣。但一般说来，史克门少校是很同情中国的愿望的。在此期间，李济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史克门少校的意见：１．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２．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３．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即(１)从“珍珠港事变”算起；(２)从“七·七”事变算起；(３)从“九·一八”算起；(４)算到甲午战争那一年。对此，史克门少校认为，自“九·一八”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史克门少校的这些意见应该说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不过真正实行起来，盟军总部似乎也不是那么痛快，或者说显得很困难。至于何以如此，不得而知。一日，盟军总部有一个叫鲍尔士(ＧｏｒｄｏｎＢｏｗｌｅｓ)的高级美国顾问，在京都碰见了李济。鲍尔士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西藏考过古，与李济是旧相识了。两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兴。当鲍尔士得知李济所遭遇的困难后，很坦诚地对李济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极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肃一带的行为)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所以，我的意见这事最好就在盟军总部办理最好，不要推到ＡｌｌｉｅｄＣｏｕｎｃｉｌ去决定，那里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的。”听了鲍尔士的话，李济已心中有数。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门少校在京都寻找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依然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线索。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来是一件不应该成问题的事情，可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再者，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就曾向世界发布了“‘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的消息，今年１月１日英国路透社又发表了“‘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的消息，但现在，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对“北京人”到底找到没找到，找到后到底在谁的手里，又避而不谈甚至干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很显然，“北京人”还在日本人手上，或者遗失在了别的什么地方，是完全可能的；但谁又可以断言，美国就一定没有从日本人手上将“北京人”揽入自己的腰包呢?李济把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作了汇报。朱世明将军听了后，感到问题比较复杂，也很棘手，便当即给盟军总部发去一份《备忘录》，请求盟军总部继续协助查找“北京人”和其他人类学标本之下落。该《备忘录》原文如下：备忘录致威娄柏中将参谋长助理主文：为送还周口店的人类学材料及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１．根据报告，以下各项物件在战时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１)“北京人”标本，包括７个头骨，１２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２)周口店第１地点，第１５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３)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４)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５)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的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２．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军总部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２)和(３)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作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Ｃ．Ｉ．Ｅ．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３．为此请求盟军总部指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代表中国代表团的李济博士。更请盟军总部对那些还未发现的物品继续作进一步的搜寻。４．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１９４６年４月３０日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１．“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２．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３．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缴还代表团；４．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先生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５月５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先生离开了日本。５月２４日，李济给裴文中复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份《备忘录》和物品清单。李济的信全文如下：文中先生：５月２１日手示敬悉。弟于５月５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国大学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东西)，由盟军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毕。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录》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专此并颂撰安弟济手启卅五．五．廿四本来，此前裴文中曾致电在重庆的翁文灏，希望能随中国代表团亲自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但翁文灏不久回电说，国民政府已决定派考古学家李济随团赴日。所以，裴文中便给李济写去一封信，嘱他在东京寻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要回“北京人”的标本。李济从日本回国后，裴文中又迫不及待地给李济写去一信，询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所以才有了李济的这封回信。裴文中收到信不久，在北平见到了李济。当裴文中详细问及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时，李济告诉裴文中说，在东京他曾通过中国驻日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代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询问“北京人”的消息，但是盟军总部最后给他的回答是：长谷部言人已迁往乡间，住址不明；高井冬二可能在东京，但因住址不明，也查询不着。裴文中听后颇感奇怪，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日本是两个响当当的人物，既有知名度，又有详细地址，怎么会找不着呢?他认为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显然是美军总部欺骗了李济。就在裴文中焦急地等待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的同时，远在美国的魏敦瑞也十分关注中国此次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当得知李济先生从日本回国后，魏敦瑞博士马上催促美国方面，赶紧与中国取得联系。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２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怀特莫尔寄来的一封信：尊敬的裴文中先生：您大概已经收到了美国陆军当局在东京帝国大学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标本。在魏敦瑞博士的请求下我附上一张这些物件的清单。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物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如果您对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东西提供东京任何进一步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和美国陆军中校善克联系。你的亲爱的怀特莫尔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２日怀特莫尔曾在１９４５年从美国动身去日本寻找“北京人”之前，就由军邮转给裴文中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对裴文中说，他将奉命去日本东京盟军总部工作，同时又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接受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东京寻找“北京人”遗骨，要求裴文中为他提供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消息。裴文中当即给他回信一封，信中告诉他说，他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们二人是最后寻找“北京人”标本的负责人，他们可以供给他最后和最可靠的消息。但令人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后就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还是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了怀特莫尔的这封来信?更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怀特莫尔在信中说：“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的遗骨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但是不能这样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不说他在东京的寻找没有成功，或者说他在东京的寻找失败了，而偏偏要说“他不能这样做”?很显然，怀特莫尔有其苦衷和难言之隐，那么这苦衷和难言之隐是什么?按理说，怀特莫尔是盟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不仅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可为什么他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不能这样做”的呢?为什么开始让他专程去日本“做”，后来又“不能这样做”了呢?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而且，怀特莫尔在信中对他在日本询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到底见没见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见着了，这两人对“北京人”的下落怎么说?若是没见着，为什么?难道也是像盟军总部回答李济一样，是“住址不明”吗?很显然，从寄来的清单来看，盟军总部已经从东京帝国大学索取到了许多有关“北京人”标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这些材料，就得找到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而找到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就应该会有一个说法，即使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避而不谈，怀特莫尔也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为什么怀特莫尔避而不谈有关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一点情况，而只简单而含蓄说他“不能这样做”?怀特莫尔这句很微妙的话，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的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据悉，盟军在东京帝国大学发现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后，美国曾经特派专人代表洛氏基金会去东京进行了秘密的接收，事后却对外宣称，只接收了一些拍摄周口店的电影片。美国方面派去接收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派去接收的人到底接收了什么东西，接收了多少东西，也不清楚；而在接收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没有“北京人”，除了接收者和少数人之外，则更是没人知道。因此，裴文中反复看了怀特莫尔的信后，脑子里闪出的是一个又一个的问号。不过，根据怀特莫尔的建议，裴文中还是决定尽快与美国陆军中校善克取得联系。善克是盟军军事地质调查组的组长。此前，威娄柏陆军中将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备忘录》之后，便将《备忘录》迅速转交给了善克中校，并明确指示由他负责调查“北京人”以及其他化石的下落。同时，在魏敦瑞的反复请求下，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协助善克中校全力寻找“北京人”。所以，裴文中与善克取得联系后，为善克提供了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情况，希望善克中校尽快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于是，中国人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刚刚结束，由美军善克中校牵头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又在秘密中拉开了序幕。据美国方面留下的资料表明，善克中校是个相当精明而又十分能干的人。受领任务后，他很快组织起一个调查组，并按照计划，立即开始了行动。善克首先率领调查组仔细研究了由盟军总部转交过来的有关中国“北京人”的若干资料与情报，接着又对日本侦探锭者生前书写的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进行了一番研究。当对“北京人”失踪的前后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他立即启程，首先赶往关岛美军医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被日军所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中旬，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日军分别从北平、天津送往上海江湾战俘营，不久，又被转送到了北平丰台的一个集中营。哈斯特上校同他忠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海江湾和北平丰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又被日军于１９４３年９月分两批押往日本。而后，哈斯特上校和一部分陆战队官兵被送到了日本北部的一个废铁矿，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从事挖掘铁矿石的苦力；而另一部分美军则被送往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继续关押。战争结束后，关押在日本集中营的战俘陆续遣返回国。原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由于长时间的关押和日军的百般折磨，有四分之一的队员已死于非命；剩余的人员则因痢疾等疾病而导致了其他各种慢性疾病，个个生命垂危，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于是，美国军部决定：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在遣送回国之前，先送往关岛美军医院接受治疗。善克中校一行抵达关岛后，便驱车直奔美军医院。他们一路顺风，很快找到了正在医院疗养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哈斯特上校和大部分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员。善克简直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年，罪恶的战争便使哈斯特上校完全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精神恍惚的干瘪老头；而眼前这些活下来的陆战队队员也个个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目光呆滞。“哈斯特上校，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善克中校一脸真诚地说。哈斯特上校苦笑了一声，人世间的一切似乎早已大彻大悟：“没有什么，作为一个军人，命运就是如此。”“我这次专程赶来，是为寻找中国‘北京人’一事。希望上校能多多关照，把您所知道情况尽可能说得详细一些。”善克中校说完，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然而，哈斯特上校的回答却有些出乎意料，他既没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未提供什么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回答的内容与４年前在北平给锭者的说法大同小异。他只承认他受美国公使馆的委托，派人到协和医学院取走了“北京人”化石并运往秦皇岛。至于具体方案、办事经过、转运途径、存放地点、最后去向等等，他一概不知，无可奉告。善克中校大失所望。双方一下陷入沉默。“哈斯特上校，”片刻，善克中校又问道，“您作为驻北平海军陆战队最高长官，为什么对‘北京人’的转运没有负责到底呢?”哈斯特上校一下激动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勾起了他的痛处。也许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真实性，他大声强调说：“那时天要塌了，后来也真的塌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大敌当前，我要竭尽全力去维护我的部队，支撑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头!”二人的谈话，只得到此结束。虽是不欢而散，彼此倒也十分坦诚。根据哈斯特上校提供的线索，善克中校又在医院里找到了曾参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斯耐德尔上士———即前文日本侦探锭者曾经找过的那位美国士兵。两人见面是在一个晚上，窗外有星星，还有一轮似圆非圆的月亮，整个关岛沉浸在战后的寂静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许许多多有关生生死死的事情。这位在北海道历尽苦难总算幸运地活下来的美国海军上士，在接到医院有关部门通知后１０分钟，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的会客室。善克中校一见上士，便首先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上士放下拐杖，顺便接住了善克中校的手，嘴里却吝啬得没吐一个字，表情也显得出奇地平静。中校直截了当，提起了“北京人”。上士认真听着，还是一言不发。当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上士谈谈他的亲身经历时，上士这才抬起头来，专注地望着窗外，而后晃动着有些肿胀的脑袋，慢慢悠悠地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音调，那表情，那感觉，既像是一个诗人在对着皎洁的月亮朗诵自己的诗作，又像是一个老到的小说家在讲述自己某部书稿的构思，总之有关“北京人”的这段故事，他好像已经在关押期间打了５年的腹稿：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上午十点钟，奉上司的指令，我和杰克逊下士驾一辆卡车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拉东西。至于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因为在这之前许多美国驻北平机构都在忙着向外抢运东西，陆战队兵营也有大批物资开始运往秦皇岛港。因此这次去协和医学院，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例外，一切都是自然的事情。当我们开车走出海军陆战队兵营时，天空布满了阴云，不时飘落下零星的雪花，雪花落到车窗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并不影响我们的视线，更不会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驾驶卡车从东交民巷向东，然后转弯向北进入王府井大街，最后驶进协和医学院。我们向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让我们将车靠在医学院运货口的装卸台上，那些东西早就堆积在装卸台上等待我们了。卡车的尾门放下后，医学院的苦力开始将台上的板条箱和包装箱向车上装。由于我在车上指挥装箱的位置，所以就注意到两个带圆铜锁的红木箱，并指挥苦力把这两个箱子放在了车厢的最后边。现在看来，那两个箱子装的也许就是“北京人”化石。车装好后，我坐上驾驶室，杰克逊坐在车厢里以便于监视，防止万一出现差错。当我们返回陆战队兵营大院时，这时兵营已经开饭了。“怎么才回来?”麦克里迪中尉端着饭盒听完我的汇报后有些不高兴地问。“箱子太多，医学院的那帮苦力又不肯卖命，总是磨磨蹭蹭的，真他妈见鬼。”我答。麦克里迪中尉点点头，看样子已经理解了我们的苦衷，口气有些温和地说：“快吃饭吧，吃完饭准备卸车。”当我们吃完饭后，发现一群士兵正在麦克里迪中尉的指挥下进行卸车。卸下的箱子分别用红色油漆写上了哈斯特上校、罗宾逊中校等陆战队军官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清楚也没有去问麦克中尉。不许随便问上级的规定，是美军的纪律，这你是知道的。箱子上的名字写好后又重新装上了车，并用油布盖好，因为这时天空仍飘荡着雪花。当我们要回营房休息时，麦克中尉走过来说：“斯耐德尔和杰克逊，你们两个明天早上７点，押送运载这一车物品去秦皇岛，下午赶返平的火车回来向我报到。”尽管我们不愿意执行这项无聊的差事，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作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这天夜里，雪开始下大了。第二天早晨，大雪依旧下个不停，卡车的油布上足足积了两英寸的雪。我们将车上的雪扫掉后，急忙钻进了驾驶室，卡车在艾斯顿中士的驾驶下很快来到前门火车站。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辆装载陆战队兵营物资的卡车。通过火车站的苦力，两辆卡车的东西被卸下后又装上了北平至秦皇岛的列车。列车的第８节和第９节车厢归我们陆战队专用。大约１个小时之后，火车出了前门车站向秦皇岛方向驶去。我和杰克逊还有另外两名陆战队员怀抱卡宾枪，爬进各自的车厢开始了这趟押运的征程。没有暖气的闷罐车厢里，湿漉漉的冷得让人直打哆嗦，尽管我们带着毛皮手套，但手指还是很快被冻僵了，几乎握不住枪。路上的积雪时常将列车堵住，为了扫除障碍，火车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等待铲除轨道上的积雪，直到黄昏的时候才总算到达秦皇岛。借助港内专管搬运的苦力，我们监督着把物品从车上卸了下来，再用小车推进货栈和瑞士仓库。这时从天津和北平运来的各种包装箱已堆成了山，整个港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放满了，它们都在等待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的到来。我们总算去掉了一件心事，只是下午去北平的列车早就开走了。回营房已不可能，我们只好搭乘一辆黄包车，来到秦皇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霍尔库姆营地过了夜，第二天才返回北平。善克中校听完斯耐德尔的叙述，和同行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沉默了大约二分钟，然后才问道：“你确实在霍尔库姆营地住过一夜?”“是的，这不会有错。”上士答。“从日本侦探锭者留下的资料来看，此事你并未向他提起过?”“是的。我今天向您所讲的故事，从来都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您不是出于一种公心，如果您不是远道专程而来，如果您不是一名称职的美国军人，那么对不起中校先生，您也将永远听不到这个动听的故事。”“那个叫杰克逊的下士现在还在医院吗?”“他在北海道患了肺炎，死了。”“什么，死了?”“是的。杰克逊下士死了，还有麦克中尉，也死了。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对不起，中校先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上士结束了他的精彩叙述。善克中校似乎还是很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你认为‘北京人’的失踪，会出在哪个环节上？”“这该死的‘北京人’，我想……是在秦皇岛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之前。”斯耐德尔上士摇晃着浮肿的脑袋说完后，马上转入沉默，不再肯说哪怕一个字。善克中校点点头，对上士的合作表示谢意。而后搀扶着斯耐德尔上士，走出会客室的大门。当晚，中校一夜难眠。他把斯耐德尔上士的话回味一遍后，认为上士提到的霍尔库姆营地倒是一个新的线索，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霍尔库姆营地呢?第二天，善克中校又找来几个曾驻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希望能从他们嘴里再掏出一些新的情况。但这几个美国士兵对“北京人”丢失的事似乎并无兴趣，他们想的大概只是如何尽快回国和家人团聚。所以当得知中校是为寻找“北京人”而来时，他们当即表现出一副十分扫兴的样子。“我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谈谈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前后霍尔库姆营地及港内的情况。”中校的话说得很诚恳。“我们只是从窗子里看到日本兵在港区乱翻乱砸，有关‘北京人’转运的具体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很快也被俘了，先是关在营区，后又押到天津。至于‘北京人’的头骨，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几个士兵对中校的提问漫不经心地敷衍几句后，再也无话可说。中校又问了几个不关痛痒的问题，感到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草草结束了与士兵们的对话。但善克中校是一个办事执著的人，他的调查到此并未结束。他随后又在关岛美军医院查询了一个星期，当感到此地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后，便毅然决定亲自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再做一些更详尽的调查。于是，中校把在关岛调查到的情况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记录，而后马上又率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匆匆飞往中国北平。中国的北平此时已是一副深秋景象。抗战结束后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从长期蛰伏的睡眠中醒来后，此时又焕发出了它原有的活力。当年一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医务职员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虚弱的身体经过战后的营养补充，很快就开始变得精神焕发起来。整个协和医学院上上下下，几乎全都陶醉在战争胜利后的兴奋和喜悦之中。中国和日本———战胜国和战败国，毕竟是两种氛围，两种感觉。善克中校一踏进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便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之感。他找到协和医学院的领导人，说明来意，协和方面非常高兴，马上便给他做了很好的安排。……善克中校在协和医学院对几位当事人员一一进行了查询，而后又像当年日本侦探锭者一样，直赴秦皇岛，再去天津城。当该找的人找了，该去的地方去了，该查的疑点查了，所有的调查都到了该中止的时候，善克中校依然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最后，善克中校找到裴文中，将上述情况作了说明后，才不得不带着万分沮丧和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中国。善克中校回到美国后，马上着手为盟军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中校详细地叙述了他搜寻“北京人”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对“北京人”失踪这一悬案的分析与思考。其中，他认为有的问题是个盲点；有的问题是个问号；有的问题是个死结；有的问题简直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稀里糊涂一团糟!而善克中校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北京人”的最后推测是：或者“北京人”根本没有运到秦皇岛便已丢失，后来被日本人找到；或者“北京人”早已在日本人的枪托和皮靴下化为一片碎骨。而第一种可能性较大。无论何种推测，美国中校和日本侦探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没有搞清“北京人”的下落和去向；不同的是，美国中校没有像日本侦探那样剖腹自杀。大约是１９４６年底或者１９４７年初，曾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将军接到了由盟军总部转来的关于善克中校调查“北京人”的《备忘录》副本。朱将军匆匆阅罢后，立即呈送国民党政府，并要求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专门调查小组，继续对“北京人”实施调查。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在筹划全面内战，哪有空闲顾及什么“北京人”。尽管朱世明、李济和裴文中等人几乎每天都在盼着上面的音信，上面却迟迟没有回音。而这时，大洋彼岸另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大师，也在与死神的艰难对抗中，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哪怕任何一点有关“北京人”下落的消息。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２日，纽约上空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魏敦瑞大师躺在纽约医学院的一张病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犹如一尊人体雕像。尽管魏敦瑞自知病入膏肓，却依然死也不肯瞑目。自７年前那个落日的黄昏，大师得知“北京人”失踪的消息后，内心便一直忐忑不安，并一直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采用各种方式帮助寻找“北京人”。本来，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准备重返中国，亲自到那片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土地上去寻找“北京人”，谁知中国很快又陷入了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便如此，大师也始终心有不甘，直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他还连续两次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打听“北京人”的详细情况，并希望能派他的助手、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费尔塞维斯前往日本寻找。可惜没有结果。之后不久，费尔塞维斯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梭罗人化石的事迹公布于世，大师为此备受鼓舞，立即拖着病重的身体找到华盛顿当局，请求派他和助手一起去日本寻找“北京人”。遗憾的是，他的这次请求受到了同样的冷遇。就这样，大师卧床不起，整日躺在床上，且深知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了。但此时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惟有一件事情却实在无法舍弃，这就是：“北京人”!现在，他惟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政府再次发出最后的呼吁。于是，在那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大师招呼身边的医护人员，将他从床上慢慢搀扶到写字台前，然后勉强撑起身体，用颤抖的手握住颤抖的笔，再用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地给美国政府写了他生前最后的一份报告，强烈呼吁政府想法继续寻找“北京人”!多年之后，我们查到了这份报告：内政部：在科学上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它的丢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世界古人类研究科学上的重大损失和不幸。凭我的预感，这些化石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下，并很好地藏匿在某个地方。上月，美国地质调查所费尔塞维斯先生，成功地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了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从印度抢掠的梭罗人化石。这个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北京人”的发现已为时不晚。为此，建议内政部成立一个“北京人”化石调查小组，由富有经验并熟悉情况的费尔塞维斯先生率领重返日本国土，进行不同于任何以往形式的探寻。如“北京人”能重新面世，那么美国政府的行动，无疑将对世界科学做出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古人类研究者都要感谢美国政府在日本人的魔爪下，拯救了人类这伟大的财富。大师的这份报告由他的助手费尔塞维斯呈送美国内政部后，同他此前所呈交的所有报告一样，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大师写完这份报告的第三天，便与世长辞了。这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古人类学的世界级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北京人”。他留下的惟一的一条遗嘱，就是请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部主任夏皮罗博士继续寻找“北京人”!大师谢世后，全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同仁们无不为之深感悲痛不已。大师一生的言行以及在科学事业上所表现出来的尽职精神，使熟悉他的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而他忠诚的朋友和同事夏皮罗博士恪守了他的临终遗言，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对“北京人”无休无止的寻找。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人类学会副主席。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博士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夏皮罗博士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一直共同坚持研究从北京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上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博士对寻找“北京人”之事都有着莫大的热情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能寻找到“北京人”，也是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夏皮罗得知这一喜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加紧动手整理和研究有关“北京人”的各种资料，准备一有机会，便马上动身亲赴中国。然而，正当夏皮罗力图说服美国政府派他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线索之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鸭绿江畔的隆隆炮声和熊熊战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寻找“北京人”的脚步。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一份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的香港《大公报》摆在了他的面前，其中一篇文章，看后简直令他目瞪口呆：“北京人”被劫美国裴文中根据种种事实判定美日勾结掠夺我无价之宝［本报北京通讯］“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发表谈话，根据种种迹象，证明美国政府已将中国人民的无价财宝之一的“北京人”从日本运到美国纽约。这个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是１９２９年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掘而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它是中国人民无价的财宝之一，因此，也就从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七·七”事变后，它被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辗转流落，不知去处。今天，要追问一下，我们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愿宣布，运到东京去了。因为自从说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后，虽然后来又加否认，但以后永远没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过裴先生(１９４３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关了５０多天，也与此事无关)。再说，查找“北京人”之时与“北京人”失踪时相距不久，押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关在丰台集中营里，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平至秦皇岛之间)，他们那时统治了华北，自然能够由那个地方把“北京人”找到。因此，若干迹象证明，“北京人”已在美国。日本投降后，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但麦克阿瑟总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模型和照片、账本等。……这个把戏是很容易戳穿的。第一，日本人不会把毫无价值的“北京人”模型和照片送给麦克阿瑟总部(“北京人”的模型曾制作了若干份，分送给世界各国，所以模型并不是极珍贵的)。那个地质学者(笔者注：指美国的怀特莫尔)，前后都给裴先生来了信，中间一段却总无回音，也就说明其中的诡计了。我们相信，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后密不宣布，后来被麦克阿瑟总部“接收”，就运到美国纽约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珍宝是漠不关心的。裴先生当时曾托“军事代表团”中的李济在东京查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两人，麦克阿瑟总部的答复是，长谷部在乡下住，不知详细地址，高井虽然是在东京，但“住址不明”，“无法查找。”而我们知道，长谷部言人是“学士院”的副院长。高井当时是东京帝大讲师，裴先生的学生在东京都曾见过他们。因此，日帝与美帝所表演这套“双簧”是极为拙劣的。但是，中国人民是一定要把“北京人”追个水落石出，追到物归原主的。裴先生说，“北京人”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辛苦所得，个人对它的重视有如生命，在沦陷时期，曾不顾性命的来保卫它。在过去，“北京人”被日帝和美国合谋掠夺而去，我们虽然气愤万分，却没有办法。现在只有尽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在朝鲜以及亚洲赶走了美帝，并希望对日全面和约的早日缔结，我个人愿意到东京或纽约去尽一切力量使“北京人”回到祖国的怀抱!这篇文章尽管充满了那个年代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字措词上也显粗糙，但它却旗帜鲜明地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运到了美国纽约!这对全世界的考古学界，无疑于一颗横空炸响的原子弹!它不光让中国人感到吃惊，更让美国人感到震撼。尤其是对夏皮罗来说，简直就是惊恐万分了。但，未等夏皮罗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又将美国和夏皮罗推到了审判席上。帝国主义野心毕露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国发现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人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１９４１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是１９２９年由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平南部的周口店发现的，经科学家研究鉴定，距今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在科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北京人”发现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内。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狗咬狗的战争即将爆发。为占有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将化石运出北平，然后潜逃到美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隐藏起来，企图躲避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查询。老王不解：什么叫“合作联助班”?新校长说：就是从孩子上初中起，我们就以一中名义跟这些初中班结成合作伙伴，共同办好初中三年教学，之后凡初中出现的好生优秀生他就得给我送到咱一中来!老王一听，拍案叫绝：这招好!家长和初中学校都会欢迎的。新校长站起身说：那我回去就这么干了。于是，某市高考的抢生竞争便又向纵深发展了一大步，初中阶段的孩子和家长们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考的“黑色七月”的硝烟味开始向他们飘去……赶时———决胜关键是两招啥叫赶时?当然是赶时间呗。赶时间又有什么奥妙?奥妙太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我在走访过的所有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进入高三毕业班后，差不多所有学校全都没了新课程。这怎么可能?按教学大纲规定，高三的课程因高考的重点之重点内容呀?高三不教课，高考能取胜?对头，高三不教课，高考才能获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组组长王伟谈了他积累多年的“经验”。他说他们最早也一直按教学大纲规定，该在高三时照例上高三的课，等到高考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集中学生进行考前复习，但后来发现怎么弄就是感到紧张，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考所涉及的内容从头复习下来，学生感到紧张，老师也觉得难以完成。于是学校就作出了在高三阶段的上一学期必须把后一年的课全部教完，毕业班在来年春节后一开学就全面进入总复习，这个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课程压缩成两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后个学期进入高三课程。后来他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到底问题出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的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让你一无所获而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高招就出在高三的学期里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来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自己的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的宪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三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三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般，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有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是否这样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委太近了，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是考生一生命运的分水岭，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所以说，谁把高中三年的教课时间提前量加大，谁抢得的高考复习时间就越多，复习越充足，准备也就越有保障，高考成绩随之跟着越有把握。因此他想，也许这个线索能帮助夏皮罗彻底弄清“北京人”的真实情况，从而洗雪罪名，摆脱困境，同时也了却导师魏敦瑞博士临终前的遗愿。当费尔塞维斯的电话在夏皮罗的家骤然鸣响时，夏皮罗同样没有起床。一听完费尔塞维斯的报告，夏皮罗兴奋难抑。是的，夏皮罗现在对于“北京人”的渴望，已经不仅仅只为实现魏敦瑞博士的临终嘱托了，还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寻找“北京人”作为终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因此，哪怕有关“北京人”的一点点消息传来，都会令他激动不已。夏皮罗匆匆用完早餐，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拨弗利办公室的电话。对方接话的人是戴维斯。经过与戴维斯简短的对话，夏皮罗立即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重要的信息出现。他虽然还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但他感到很有必要马上见到弗利博士。于是，夏皮罗再次拿起电话，向戴维斯谈了打算与他和弗利先生会面的想法，并希望会面越快越好。很快，对方同意了，并将时间约定在当日上午９点。由于时间紧张，夏皮罗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饰，特意带上一台袖珍录音机，接着匆匆下楼，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城区，然后兴冲冲地来到了纽约东６８街弗利博士的办公室。一进门，弗利和戴维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热情的手，以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学家的到来。由于弗利正忙着处理一件事务，所以双方刚见面不过几分钟，谈话尚未切入主题，弗利便急着要离开，只好让夏皮罗先听戴维斯谈谈他所知道的情况。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没有过多的寒暄，便言归正传。未等对方开口，夏皮罗首先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我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吗?”“当然可以，随您的便，夏皮罗先生。”对方回答得很痛快。于是，夏皮罗打开了录音机。在静静在小屋里，戴维斯开始缓缓讲道：那是１９４１年秋季，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一名司药中士，驻在秦皇岛的霍尔库姆营地。我属下的１７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医疗单位，归弗利医师指挥。当时弗利是驻在天津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医。那时，中国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日本的军事扩张随时会扩大范围，于是美军最高指挥层决定把驻在北平、天津、秦皇岛由哈斯特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一律调往菲律宾基地，准备阻止日军在那里登陆。但事实上日本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菲律宾实施了登陆。我们预定于１２月８日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秦皇岛出发。在１１月底，我接到了弗利医师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几只标着他姓名的军用提箱，正从北平运到霍尔库姆营地，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营地，等到１２月８日再装船运走。在运走之前务必要小心看守才是。不久，有一列从北平开来的货物列车停在营地里的侧线上，卸下了弗利医师的军用提箱。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跟别的待运的行李放在一起。１２月８日，纽约时间１２月７日清晨，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营地已被日本人包围，六七架日本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发出隆隆的震人的声响。我往海港看了一眼，发现日本军舰的炮口已冲向我们的营地。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国干起来了。我的脑海中刚划过这个念头，就听见包围的日军用喇叭喝令我们投降。我立即在房间的箱子上架起一部机枪，准备抵抗，同时迅速打电话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司令官哈斯特上校告诉我，北平陆战队兵营也遭到了日军的包围，让我先守住营地，等待指示。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最后还是奉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军缴械投降了。随后，日军立刻把营地里的海军陆战队员逮捕，在把我们押送到天津去监禁以前，日军准许我们每人把私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而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作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非常感谢你，戴维斯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也是我首次听到。如果您提供的情况在记忆上没有问题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人’化石并没有送到秦皇岛港的瑞士仓库。”“化石从来就没有在瑞士仓库存放过，我敢保证。”戴维斯坚定地说，“至少在日军占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前是这样。”“我很想听听弗利医师所知道的‘北京人’的情况，也许他掌握的情况更多，更细，更令人感兴趣。”夏皮罗有些歉意地说。“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我现在就去叫他。”戴维斯说着走出了小屋。大约两分钟后，弗利博士出现了。他一走进小屋，便连连道歉说，“很抱歉，夏皮罗博士，让您久等了。”弗利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罗的对面，以征询的眼光望着夏皮罗说：“夏皮罗先生，您想让我谈哪一段情况?”“就从你参与转运‘北京人’化石开始讲起吧。”夏皮罗重新打开了录音机。弗利心情很自豪，看上去却是一副沉思状。他停了片刻，便开始说道：我是接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负责这几只箱子的。１９４１年深秋，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的官员经过与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同事反复商量，决定先把“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护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承担运送任务。后来我考虑可能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的关系。我那时在中国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务，决定准备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到马尼拉，然后再从那儿转道回美国纽约，这可能便成为让我护送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适的理由。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电话，从天津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校告诉我说，北平协和医学院有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要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护送任务由你承担，为避免路上产生麻烦，我已告知他们在那批化石运往秦皇岛装船之前，将装有化石的木箱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可名正言顺地通过海关等关口的检查。我问上校，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就是那批化石，并一再叮嘱我要用心护送，不要出现任何差错。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我就给秦皇岛霍尔库姆兵营的戴维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小心保管。１２月４日，协和医学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我于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从天津赶到北平的陆战队司令部，目的是让我看一看装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状，以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出现差错。化石停放在兵营后，我看到箱子大约长度为５０英寸、宽２０英寸、高１０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内，然后装在军用提箱里，四周塞满了棉花、木屑之类的杂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后来这些箱子写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写着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写有上校名字的那个军用提箱也装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陆战队员的护送下运往秦皇岛，我也随之回到天津家中准备撤离。后来，战争爆发了。就在１２月８日那一天，我也同其他陆战队员一样，被驻天津的日军松井部队逮捕，并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兵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日军知道我是一名军医并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就准许我回到英租界的家中居住，还可以在城内走动走动，但不许出城。这种情形维持了约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从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运来的私人衣箱和装有化石的军用提箱。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箱子没有被打开过，但当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私人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原装在箱子中的几个解剖用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这时我又想打开那几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军用提箱，可又考虑到这不属于我检查的范围，就取消了这个念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那些箱子送给我而不送给那些在营地的陆战队队员。这可能是日本人有尊重军界的习惯吧。到底日本人打没打开过这几只箱子?假如打开了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形势越来越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预感到自己将可能再度被捕，而一旦被捕就别想在短时间内出来。于是，我决定把北平运来的几只军用提箱交给几个人保管。第二天，我便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了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箱子则交给了我平时最信赖的两个中国人。事实不出我的预料，不久我就又被捕了，并重新送到陆战队俘虏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上午我们被突然告知要转往上海，并马上起程，于是已成为战俘的陆战队员赶紧收拾行装，被日本人用卡车送到天津西火车站在那里候车。记得那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刚过，天时阴时晴，并不断地飘落着点滴雪花。尤其是那北风，刀子一样在脸上划过。我们在寒风中堆挤在一起，手和脚很快就冻僵了，整个身心都在颤栗。想起以后不知要在残暴的日本人手里度过多长时间的战俘生活，或许这一辈子永远也回不到家乡了，甚至连尸骨也运不回美国就被日本人扔掉，心中便越发地感到悲哀和绝望，甚至有好多士兵在凄冷的寒风中竟低声抽泣起来。正在这时，从北平驶来的火车鸣着长笛呼呼隆隆地进站了。我们和从北平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车被押往上海附近的一个俘虏营。在那里我向一同被关押的哈斯特上校报告了写有我的名字的装有化石军用提箱的情况，他听后没有说什么，但看出他的心情很沮丧。一天，我又见到了哈斯特上校，他告诉我，那写有他的名字的军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虏营，这只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这只箱子里到底装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箱子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受我们的公使馆或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先生委托的缘故，每当日军检查我们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时，哈斯特上校都想方设法把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蒙混过去。后来，包括哈斯特上校在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被送到上海附近的江湾另一个战俘营。在转移时，哈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所必须经过的例行检查。至于采取的什么奇特方法，上校没有告诉我，当然那时也没有心思问得太具体。后来，我们以及我们的行李又被转移到北平附近的丰台。在那次转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来，这只军用提箱三度避开了日军的检查好像是一种奇迹，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上校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可悲的是，这只历经风险而保全下来的箱子，最后还是失踪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哈斯特上校分手的时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处旧铁矿，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奶酪驰名于世，可那里的恶劣气候也同样举世闻名，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被遣返美国为止。……夏皮罗后来撰文说，弗利的这次谈话，对他是一次很大的触动，但有的问题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还是向弗利提出了一个疑问：“弗利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于你。”“什么问题?讲吧，不用客气。”弗利很坦然。“既然你所知道的那几只箱子装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你从日本遣返回美国后，没向美国当局报告这只箱子的前后情况?”弗利对此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样，很快回答道：“哈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级，越级报告是不符合军队规定的。夏皮罗先生，这您应该知道。”夏皮罗一时无话可说。从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出来后，夏皮罗快速返回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疑团，立即打电话将费尔塞维斯找来，然后关上门窗，打开录音机，请费尔塞维斯和他一起认真听听戴维斯和弗利的谈话。随着录音带沙沙地转动，戴维斯和弗利那从容镇静的谈话声便在夏皮罗的办公室里顺着岁月之河清晰地流动起来。办公室很静，四周也很静，屋里除了录音机里的谈话声，便是两人的呼吸声，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细微的音响。整整一个小时过去后，费尔塞维斯和夏皮罗才将录音全部听完。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费尔塞维斯刚刚听完录音便对弗利的证词首先提出了疑问。夏皮罗认为费尔塞维斯所提出的疑问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赞同。两人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认为有关“北京人”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但一时又深感迷惑不解。是的，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北京人”的调查线索到这里已经出现了迷茫和紊乱。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与质疑：第一，按照弗利的说法，他曾看到的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里，然后再装在军用提箱里的。这一方面与夏皮罗之前所了解到的“化石先是仔细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围填上棉花，然后再放入军用箱内”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与亲自装箱的胡承志所讲“北京人”先是装在小箱子里，然后再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说法完全不符。“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样包装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这个前提如果不能首先确定，后面的结论就无法成立。假如“北京人”真的如弗利所说，是装在了玻璃罐里，那很可能这玻璃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化石，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都知道，玻璃罐既坚硬又容易破碎，如此贵重的“北京人”化石是不可能装到玻璃罐里的，不但转运途中极为不便，即使放在陈列馆展出的化石模型，一般也不会装在玻璃罐内。更何况，“北京人”将由中国转运至美国，需远涉重洋，历经坎坷。除非是傻瓜，否则是决难想出如此下策的!第二，按照弗利的说法，包装“北京人”化石的是军用提箱，而不是两个木箱，而且至少应该是四个军用提箱；另外还有一只标有哈斯特上校名字的军用提箱。对此，夏皮罗和费尔塞维斯之前曾访问过已回美国定居并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女士，息式白肯定地对他们说，包装“北京人”化石只用了两只军用提箱。而中国的胡承志也对笔者亲口说过，包装“北京人”化石用的肯定是两个木箱，而不是什么军用提箱，更不是四只军用提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胡承志亲手装的两个木箱经博文交到美国公使馆或美国海军陆战队后，美国人为了便于携带和转运，又将木箱换成了军用箱。但从“北京人”化石的性质和数量来看，这“换”谈何容易!何况军用箱也很难盛下“北京人”的所有化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弗利所说的那几只军用提箱呢(如果弗利所言是事实的话)?莫非弗利所说的几只军用提箱里所装的压根儿就不是“北京人”，或者只装有部分“北京人”?因为从夏皮罗在美国大使馆查到的一些原始资料来看，这些原始资料中有“许多珍贵资料和上层遗物一同运往美国”之类的记载；而根据中国的贾兰坡先生所言，当时除了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了装箱外，对别的化石也装了好几十箱!而且，这好几十箱化石也和“北京人”的命运一样，有的被日军捣毁，有的被日军运往了日本，有的则下落不明。第三，按弗利的说法，他在天津收到从秦皇岛转来的行李后，打开自己的私人衣箱时发现有两样东西被盗。却并没有打开军用提箱检查“北京人”化石是否还在。弗利的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着足够的不合理性。因为军用提箱里装的是“北京人”化石他是知道的，其重要性和他自身的职责他也是明白的，那么为什么明明发现自己的箱子已经被盗，却依然无动于衷，不去打开军用提箱检查一下“北京人”化石是否也已被盗呢?再者，弗利所说的那两位“平时最信赖的中国朋友”又是谁呢?如果弗利真的是将箱子交到了那两个“最信赖的中国朋友”的手上，那么箱子就应该不会丢失。因为凭借两个中国人的智慧，在自己的国家里藏住两只箱子，躲过日本人的视线，是不应该成问题的。第四，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和哈斯特上校在北平丰台分手后，哈斯特上校还拥有那只军用提箱。而美国记者普鲁勃在１９５２年发表的那篇报道中却说，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装上开往秦皇岛的火车后，哈斯特上校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了；并且哈斯特上校在去世之前也从未提到过那只箱子的事情。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到底该相信谁的呢?哈斯特上校并没有参与“北京人”化石的包装和运送，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哈斯特上校本人的性格、兴趣和爱好来看，他对此事也不会过分热心。因为作为运动员出身的哈斯特上校在华任职期间，除了对中国的艺术品稍感兴趣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更像一个武士。第五，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回国后之所以没向美国当局报告箱子的事，是因为不能越级报告。弗利的这一解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稍加琢磨，便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据夏皮罗此前的调查，哈斯特上校从日本遣返回国后，于１９５２年不幸去世。哈斯特上校在去世前，未向美国当局报告过箱子之事，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按照夏皮罗的理解，“北京人”的整个转运计划和过程是由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秘密协商而定的，哈斯特只不过是请去帮助完成这项非军事行动而已，所以转运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的事并非哈斯特上校的本职工作，因而“北京人”失踪后主要责任自然也不在他身上。哈斯特回国后，美国当局并未对他进行过这方面的追查，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引火烧身，自找麻烦呢?因此，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哈斯特上校未向美国当局作报告(或者还没来得及去报告)，似乎算在情理之中。然而问题是，哈斯特上校去世后，尤其是中美之间上演的那场到底是谁偷走了“北京人”的指控与反指控的闹剧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后，作为这方面情况的惟一的知情者的弗利先生，无疑有责任、也应该向美国当局报告。可弗利先生却一直未向美国当局透露只言片语，直到今天，才将在内心深处已经冻藏了３０年之久的情况说出，这又是为什么呢?……经过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夏皮罗带着诸多的疑问，又来到了弗利博士的诊所。当他向弗利和戴维斯提出一些疑问并请二位给予解释时，却遭到了弗利婉言谢绝。弗利明显有些不快地告诉夏皮罗说，他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可信的，要是有差错，那一定是别人而不是他和戴维斯。继续谈下去是不可能了，夏皮罗只好离开了弗利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