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看作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其它反应的动力性刺激。如果我们不同时知道这种威胁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有机体会如何对它作出反应，那么对于任何有机体内的威胁，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描述。当然，在神经病理论中，绝对是既有必要了解威胁感的性质，又有必要了解有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动物研究中的威胁概念分析一下动物行为紊乱方面的研究就不准看出，这种研究通常都是针对外界和情况的，而不是针对动力方面的。一旦使外界的实验安排或情况稳定下来。就以为完成了对心理情况的控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错误了。（例如。可以比较一下二十五年前的情绪实验。）当然，最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性的，只有有机体觉察到或因之作出反应的，或以某种方式受其影响的事物。这一事实，以及每一个有机体都与其它有机体不同这一事实，不光应该得到口头上的承认，还应该承认它影响着我们的实验安排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例如，巴甫洛夫（373）已经证明，动物必须有某种类型的生理气质，否则，外部冲突情况就不会导致任何内部冲突。而且我们所感兴趣的，当然也并不是各种冲突情况，而是有机体内部的冲突感。我们还必须承认，个别动物的独特历史使动物们对于一个特定外部情况的个别反应各不相同，例如在戈恩特（Gantt）和李得尔（Lidde11）其台作者的研究中正是如此。我们通过对于白鼠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某些例子中，有机体的特性对于决定是否会因为相同的外部情况而衰竭是至关紧要的。不同的物种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一个外部情况进行观察，作出反应，感到受威胁或是不受威胁。当然，在许多这样的实验中，冲突和挫折的概念用的并不严格。此外，由于忽略了对有机体所受威胁的性质应该个别界定，便似乎无法解释各种动物对于同一情况所作出的反应有某些不同。有一点说法比通常用在这类文献中的说法更合适一些，这就是史勒所说的“要求动物做它不能做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了已知的所有动物研究，但我们还应该使它的某些含义更清楚一点：例如_，从动物手中夺走对它重要的东西，可以导致同要求有机体做它不能做的事情所引起的一样的病理反应在人身上，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之外，这一概念还应该包括某些疾病和某些对有机体整体人格的损害的威胁性质等因素，它使一个动物能够而对一个要求它做一些无法做的事情的情况，它仅仅通过对这一情况毫不在乎，对它平心静气，甚或可能拒绝对它进行察觉，便可以以一种非病态的方式对它作出反应。也许这一比较鲜明的特点可以部分地通过在史勒的说法上加一个强烈动机的说法来获得：“当有机体面临着一个它非常想解决或者必须解决但却无法解决或对付的任务或情况时，便会出现病态反应”。当然，甚至连这也是仍然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包括已经提到的一些现象。然而，它是为实验目的而对威胁理论所作的一种颇为实用的叙述，这是它的优点。另一点是，由于忽略了在动物面临的非威胁性或威胁性选择情况中以及非威胁性和威胁性挫折中进行区分，动物的行为显得并不前后一致。如果设想动物正处于迷宫中一个选择点上的冲突情况，那它为什么不更经常地崩溃呢？如果设想剥夺食物二十四小时是对于老鼠的挫折，那这种动物为什么不崩溃呢？显然，说法或概念都有必要作一些改变。一个忽略区别的例子是不能区分两种选择：动物在一种选择中放弃了某蝉事物。在另一种选择中则什么也没放弃，在这种选择中目标保持不变并不受威胁，但动物却有两条或者更多的途径来实现这同一个得到了保障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渴又饿，但必须在食物和水之间进行选择，又得其一不能两全时，它就更可能有受到了威胁的感觉。总而言之，我们决不能就其本身来界定一种情况或一个刺激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已被对象（动物或人）所结合——以动力的方式，通过它对实验所涉及到的特别对象的心理含义。一生经历中的威胁健康成年人所受一般外界情况的威胁比普通的或者有神经病的成年人要少。我们应该再一次想起，尽管这种成年的健康产生于童年的没受威胁。或是对威胁的顺利克服，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却变得越来越不受威胁的影响，举例说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极有信心，他的男性气质使几乎不可能受到威胁。一个人如果一生中一直被人深爱着，并感到自己值得爱、可爱，那么，你不再爱他了，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必须再一次求助于功能性自立的原则。威胁作为对自我实现的妨碍象戈尔德斯坦所做的那样，将威胁的大部分个别例子都归在“对最终自我实现的发展有着实际的妨碍或妨碍的威胁”这一大红标题下，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强调将来的以及当时的损害有许多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引用弗洛姆“人本主义”的良心这一革命性概念，作为已经觉察到对成长或自我实现道路的偏离时例子。这一概念同弗洛伊德超自我概念的相对性和由此而来的缺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将“威胁”和“对成长的妨碍”搞成同义词，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情况在当时从主观上来说是没有威胁的，但在将来则是有戚胁的或对成长是有妨碍的。孩子在现在可能会希望得到一种让他高兴，安静，感激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却对成长有妨碍。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父母屈从孩子就会产生溺爱引起的精神变态。疾病的单元性由于将精神病因同最终有缺陷的发展等同起来，造成了另一个由它的单元性质所引起的难题。我们的意思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疾病都来自同一个根源；也就是说，精神病病因看起来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侯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光病因，而且精神病理学都可能是单元的。也许我们现在所说的医学模式上的各种单独疾病实体，实际上是对一种深层的一般性疾病的表面、特殊反应，正如霍尼（Horney）所声称的那样（107）。我关于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实验（294）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在辨别出有一般心理疾病而不是癔病或臆想病或忧虑症等特殊神经病的患者方面卓有成效。既然我在这里的唯一目的是证明这种关于精神病理病因的理论导致了重要的问题和假说，就暂时不再试图进一步探讨这些假设。有必要做的只不过是强调下它的各种统一化、简单化的可能性。第九章破环性是似本能的吗？从表面上来君，基本需要（动机、冲动，驱力）并不是邪恶或有罪的。一个人需要食物、安全、归属、爱、社会认可、自我认可和自我实现，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绝大多数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是他们渴望满足的愿望，是值得嘉许的。即使是为了科学上的谨慎起见，我们也必须说，这些愿望是中性的而不是邪恶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或全部的人类能力（进行抽象活动的能力、讲合乎语法的语言的能力、创立哲学的能力等等），而且也适用于人在素质上的差异（主动活动或被动活动、mesomorphy or ectomorphy较高或较低的能量水平等等）。至于渴求优异、真、美、合法、质朴的那些超越性需要（314），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文化中，把它们说成本质上是坏的、邪恶的或有罪的，这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关于人性和人类的那些原始材料本身并不能解释在我们的世界中、在人类的历史上和在我们自己的个人性格中显然可见的大量邪恶。诚然，我们有足够的事实把大量所谓的邪恶归咎于身体上的疾病和人格上的缺陷。归咎于人的无知和愚蠢，归咎于人的不成熟，归咎于败坏的杜会机构和江河日下的世风。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肯定到底有多少邪恶可以归到这些因素上去。众所周知，邪恶可以通过健康和治疗，知识和智慧，年龄上和心理上的成熟。良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它健全的社会习俗和体制而逐日减少。但到底减少了多少呢？这些措施能把邪恶减少到零吗？现在确确实实可以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拒绝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人的本性就其本质而言，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看主要地和根本上是邪恶、有罪、刻毒、残忍、暴虐、凶狠的。但我们却不敢声称在人的本性中没有一丝一毫趋向邪恶行为的似本能倾向。很清楚，我们对各种情况仍然知之甚少，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出这样的断言，我们手头至少有些证据是与这种断言互相抵触的。但无论如何，这类情况毫无疑问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而且这些问题也完全能够由一种经过适当扩充的人本主义科学来加以解答（292，376）。本章试图用经验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所谓善与恶的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我们并不想给出一个定论，但我们提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对于破坏性的认识即使没有达到最后断案的地步，但却有了很大的进展。来自动物的材料首先。那种看上去象原发性的进攻性确实可以在一些动物种类那里见到。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动物身上，甚至也不是在很多动物身上，但确实在某些动物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进攻性。有些动物看上去好象是为杀死别的动物而杀死别的动物的，它们好象并不是出于某种明显可见的外在动机而表现出进攻性的。一只狐狸跑到鸡窝里会大开杀戒，它所杀死的鸡是它完全吃不了的，猫追老鼠更是尽人皆知的。牡鹿和其它处于发情期的有蹄动物会主动寻衅斗殴，有时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同伴。许多动物，甚至一屿高等动物，它们一旦步入老年，由于明显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会变得愈加恶毒，以前比较温顺的动物这时会不宣而战。在许多不同的动物那里，杀戮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有人曾对实验室的老鼠进行了研究。这一着名的研究表明，在老鼠身上完全有可能培养起野性、进攻性和残暴性，正如人们可以在它们身上培养起解剖学特征一样。至少在老鼠这种动物那里，实施暴虐的倾向有可能是原发性的，由遗传得来的，它对老鼠的行为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在别的动物种类那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人们还普遍发现，野蛮残暴的老鼠与温和柔顺的老鼠比较起来，其肾上腺显然要大得多，这一发现使以上情况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当然，遗传学家们也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驯化其它种类的动物，在它们身上培养起温和柔顺的性情，使它们一点也不残暴。正是这样一些例子和观察使我们能够向前一步，接受在所有可能的解释中那种最为简单的一个，这就是，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行为都来自特定的动机，而在此之前，这一特殊的行为还是被一种遗传冲动所激发起来的。但是动物中其它许多表面看来是原发性的暴行，如果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的话。并不完全象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动物身上，如同在人身上一样，进攻行为能够通过许多方式，由许多情景激发起来。例如，有一个因素称为领土性（14），我们可以例举在地上筑巢的鸟儿为例来对这一因素进行一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一群鸟为自己选择好了繁殖的处所之后，别的鸟儿只要进入这片范围就会遭到进攻。但是这群鸟仅仅进攻那些冒然闯入的不速之客，而不会进攻别的鸟。它们并非见着别的鸟儿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其发起进攻，它们仅仅进攻那些不速之客。有些种类的动物见着别的动物就要进攻，甚至连它们的同类也不例外，只要这些动物没有它们这特殊族类的气味和外袁。例如吼猴常常组成一个紧密的群体，任何别的吼猴如果想要加入这一群体，就会遭到声色俱厉的攻击，被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但是如果这只猴子能够磨过足够长的时间，它最终就会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并且又去进攻那些闯入这一群体中的不建之窘。通过研究这些高等动物，人们发现进攻行为越来越同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这些研究十分复杂，我们不可能在此详加引证，但我们可以说，这种统治地位，以及时而从它那里发展出来的进攻性，对动物来说确实具有功能的价值或者求生的价值。动物在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取决于它进攻的成功与否，而它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又决定着获取食物的多寡、它是否能够获得配偶，以及其它生物方面的满足。实际上，在这些动物身上表现出的所有残暴行为，只有当必须使统治地位合法化的时候，只有当必须在统治地位方面实行一场革命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一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别的动物种类，我还没有把握。但是我猜想，领土现象、进攻陌生动物的现象、满心嫉妒保护母兽的现象、以及其它常常用本能的进攻和残暴来加以解释的现象，通常都是由争夺统治地位而引起的，而不是由那种为进攻而进攻的特殊动机引起的。这种进攻可以是手段行为而不是目的行为。通过研究类人猿，人们发现进攻很少是原发性的，更多则是派生性、反应性和功能性的，是对一种动机整体、社会力量整体和直接的情景决定因素所作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反应。象黑猩猩这种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我们丝毫也不能猜想它的某一行为是为进攻而进攻的，这样的行为绝不存在。这些动物特别是在幼小的时候是如此地可爱，如此地富于合作精神，如此地友好，以至于在某些群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形式的，不瞥是为什么原因而采取的残暴的进攻行为。大猩猩也有类似的地方。至此，我可以说，关于从动物到人的整个论据确实都必须经常加以怀疑。但是假如我们为了论述起见接受这样的论据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作为起点开始我们的推论，我们就必须作出如下结论：这些动物的行为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好相反。如果说人有来自动物方面的遗传因素的话，那多半都是来自类人猿的，而类人猿与其说是富于进攻性的，还不如说是富于合作精神的。这一错误是一般伪科学思维的一个例证，这种伪科学思维可以十分恰当地描绘成不合逻辑的动物中心主义。人们犯这种错误的步骤通常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建立一套理论，或者树立一种偏见，然后再从整个进化领域中选取那种最能说明这一论点的动物；其次，他们故意对所有不适宜于这一理论的动物行为置若罔闻，如果某人想要证明本能的破坏性，他就千力百计要选取狼，而将兔子置诸脑后；第三，他们都忘记丁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个人对从低级到高级的整个线系等级进行研究，而不是去选取某些他所喜爱的动物种类，那幺他就能够见出明显的发展趋势。例如动物越是向着高等发展，食欲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纯粹的饥饿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302）。而且，动物的可变性也越来越强烈，从受精到成年这段时间也越来越长（当然不排除某些例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反射、荷尔蒙和本能变成越来越不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被智力、学习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取代。从动物那里获得的证据可以总结如下：第一，从动物到人的讨论从来都是一项细致入微的工作，因此在讨论时必须十分地小心谨慎；第二，原发性的和由遗传得来的趋于破坏性或残暴进攻的倾向在某些动物种类那里的确可以见到，但这类动物可能比大多数人所相信的要少一些，在某些动物种类那里，这种倾向完全不存在；第三，如果我们对动物表现出来的某些特殊的进攻行为进行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为更经常地都是对各种刺激物所作的继发性的和派生性的反应，而不仅仅是某种为进攻而进攻的本能的表现；第四，动物愈是往高等发展，它的纯粹原发性的进攻本能就变得越来越微弱，到了猿人那里，关于这种本能的证据似乎根本就找不到；第五。如果人们细致入微地研究猿猴这一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耶么，在这里，有关原发性的恶意进攻的证据几乎完全找不到，相反，我们却能找到太量有关友爱，合作精神甚至利他主义的证据。最后一个重要之点来自我们的这样一个倾向，即当我们除行为以外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设想出一些动机来。现在，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们都普遍同意，多数食肉动物杀死它们的猎物都纯粹是为了获取食物，而并不是为了施虐，如同我们取得牛排是为了食物而不是出于戕杀的欲望一样。所有这一切最终意味着，从今而后任何认为人的动物性驱使他为进攻而进攻、为破坏而破坏的进化观点都应该加以怀疑或拒绝。来自儿童的材料对儿童的观察、实验研究及其发现有时似乎就象一种投射方法一样，就象罗夏测试的墨迹，成年人的敌对都可以投射到上面去。我们常常昕到人们大谈儿童时天生的自私和破坏性，关于儿童的自私和破坏性的论文远比关于他们的合作、友爱、同情等的论文要多，而且后者本来数量就不多，却还常常遭到忽视。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们经常把小孩看成是“小鬼”，天生就带着原罪，内心深藏着仇恨。毫无疑问，这一幅未经冲淡的画图是虚假的。我必须承认，在这一领域内还缺少科学的材料，实在令人遗憾。我的论点只是建立在少数儿篇有关儿童同情的出色论文（特剐是墨菲的论文）（352）、我自己与儿童相处的经验、最后还有某些理论考虑（301）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即便是这些不充足的证据在我看来也足以使人对下面的结论产生怀疑，即儿童主要是些充满破坏性、进攻性和敌对的小动物，人们必须用纪律和惩罚来约束他们，这样在他们身上才会出现少许的善性。实验的和观察到的事实似乎表明，正常的儿童事实上经常都是怀着敌意的、具有破坏性的和自私的。但是在别的时候，也许同样经常地他们也是慷慨的、富有合作精神的和无私的。决定这两类行为出现的相对频率的主要原则似乎是。当儿童感到不安全的时候，当他在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归属需要和自尊需要方面受到根本阻碍和威胁的时候。他就会更多地表现出自私、仇恨、进攻性和破坏性来。在那些基本上受到父母的爱和尊重的儿童身上，破坏性则要少一些。而且在我看来，现有的一切证据都表明破坏性事实上确实越来越步。这意味着，儿童的敌意都是反应性的、手段性的或防御性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一岁或者更大一些的健康的。得到爱和关心的儿童，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任何可被称为邪恶、原罪、施虐狂、从伤害他人中取得乐趣、破坏性、为敌对而敌对或者故意实施暴行的情况。恰恰相反。细致和持久的观察往往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在自我实现者身上看到的每一种人格特征、所有可爱的、令人钦佩和羡慕的品质都可以在这样的婴儿身上见到——当然要除掉知识。经验和智慧。人们之所以如此喜爱、需要儿童，一个原因就是，儿童在他们生活的头一二年完全没有明显的邪恶、仇恨或恶意。至于破坏性，我十分怀疑在正常的儿童身上它会直接地、主要地表现一种简单的破坏驱力。许多表面的破坏行为如果考察得更加仔细的话，都可以从动力学观点加以分析。儿童把一只钟拆得支离破碎，这在他心目中并不是要毁坏钟，他只是想对钟进行一番检查。如果在此我们硬要用原发性驱力来解释儿童的行为，那么好奇心是比破坏性远为明智的选择。其它许多在心情不安的母亲看来是破坏性的行为，实际上不仅表现了儿童的好奇心，而且还是一种活动、游戏，儿童是在运用他日益成熟的能力和技巧，甚至是在进行实际的创造，例如儿童把他父亲精心打印出来的笔记剪成一些十分漂亮的碎片，就是这样的。人们常常认为儿童纯粹是为了从恶毒的破坏中取得乐趣而去进行破坏的，对此我表示怀疑。也许在病理学病例中，例如在癫痫病、脑炎后遗症中会出现某些例外，但即便是在这些病例中，至今还无法知晓儿童的破坏行为是否完全没有可能是反应性的，是一对这种或那种威胁的反应。亲族敌对是一种特殊的、时常令人迷惑不解的情况。一个两岁的儿童对他刚出生的弟弟会做出某种危险的进攻行为。有时他的敌意还表现得十分天真和直率。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两岁的儿童只是不能想象他的母亲能够同时爱两个小孩。他不纯粹是为了伤害而伤害，而是为了继续占有他母亲的爱。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心理变态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所采取的许多进攻行为经常看来都是没有动机驱使的，也就是说，他是为进攻而进攻的。我认为在这里需要有一个原则，这一原则我最初是从露丝·本尼迪克特（40）那里听到的，她在试图解释安全的社会何以参与战争时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原则。她的解释是，安全、健康的人们对那些广义上是他们兄弟的人，那些他们与之可以彼此认同的人并无敌意，对这些人也并不表现出某种进攻性来。他们是友好、充满爱和健康的，但如果他们认为某些人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就要起来消灭这些人，如同他们在杀死扰攮不休的昆虫或屠宰动物以获取食物是无罪的一样。我发现在理解心理变态者时，有必要假定这些人与他人没有爱的认同，因此就有可能漫不经心地伤害他们，甚至杀害他们，而在他们这样做时，却并无仇恨或者快乐，正象他们杀死那些有害的动物一样。有些看上去十分恶毒的幼稚反应可能也是由于这种认同的缺乏，也就是说，儿童这时还不够成熟，还不能进到人际关系中去。最后。在我看来，遗迹牵涉到某些相当重要的语义方面的考虑。说得尽可能简明扼要一些，这就是，进攻、敌对和破坏性都是成年人的语汇。这些词语对成年人意味着的那些意义对儿童却完全不适用，因此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必须对它们有所限定，或者重新作出界定。例如，儿童在他们生活的第二年，经常在同一个地方玩耍，而且是彼此独立地玩耍，彼此互不干扰（73）。即使在这些儿童中间出现了某些自私的或进攻性的相互干扰，这也绝不同于发生在十岁儿童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因为他们彼此都没有意识到对方。如果一个儿童从另一个儿童那里将一个玩具硬抢过来，这种行为与其说象成年人的自私的进攻，还不如说象一个人拚命从一个盖得紧紧的箱子中把某样东西拽出米。一个主动的幼儿发现母亲的乳房被从他嘴里拽出来，于是拚命大喊大叫；一个三岁的儿童还击惩罚他的母亲；一个五岁的小孩尖声高叫：“我真巴不得你死”；一个两岁的儿童不停地动拳头打他刚出生的弟弟；所有这些都与上面的情况相同，我们都不能把小孩当作成年人来对待，我们也不应该象解释成年人的反应一样来解释他的反应。大多数这类行为，如果放到儿童的参照系数中从动力学观点来加以理解的话，可能都必须当成反应性的行为来加以接受。这就是说，这些行为都极有可能出于失望、遭到拒绝、孤独以及那种害怕失去尊重和保护的心理，换句话说，都是出于他们的基本需要受到阻碍，或者出于他们感到了这种受阻所带来的威胁，而不是由于他们生来就有一种仇恨或伤害的冲动。这种用反应来对行为进行的解释是否说明了所有破坏性行为，而不仅仅是大多数这样的行为，我们目前拥有的知识——或者无宁说我们知识的缺乏——还不允许我们立刻作出判定。人类学材料对各种材料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借助于民俗学而得以扩充。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对民俗学材料作哪怕是匆匆的一瞥，就会向有兴趣的读者证明，在现存的各种原始文化中，敌对、进攻或破坏行为的数量是不定的，从 0％到几乎100％不等。象阿拉伯西（Arapesh）这样的部落就十分温和、友好，一点也不表现出进攻性来，以至于他们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找到一个愿意抛头露面的人来主持他们的仪式。很是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象恰克亲人（chukchin）和多杜人（Dodu），他们内心中充满了仇恨，以至于人们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才能阻止他们的互相残杀。当然这里所描述的都是从外部观察到的行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作为这些行为的基础的各种无意识冲动。所有这一切据可能与我们所能见到的大异其趣。我曾直接了解过一个印第安部落——北布拉克福特（Northern BLackfoot），因而在这点上还有点发言权。我对这个部落的了解尽管还是不充分的，但却足以直接使我确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破坏行为和进攻行为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这个部落的固定人口是800人，在过去15年里他们中间仅仅发生过五次打架斗殴的事件。我是用我所掌握的所有人类学手段和精神病学手段去寻找他们社会内部的各种敌对的行为，这些敌对的行为与我们更大的社会比较起来确实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在气质上就是友好的，而不是恶毒的，他们平常的闲聊起着传播新闻的作用，而从不对人说三道四、漫骂诽谤。魔术、巫术和宗教几乎无一不是为整个部落的利益服务的，都用于治病救人的目的，而从不用于破坏、进攻或复仇。我在这个部落逗留期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对我有丝毫恶意或者敌对的表现。儿童很少在肉体上受到惩罚，这个部落里的人都蔑视那些残酷对待自己的小孩和同伴的白人。他们即便在喝酒之后也较少表现出进攻性来，借着酒劲，那些年老的布拉克福特人往往变得更加快活、直率，对一切人都更加友好，从不撒酒疯或与人斗殴。所有那些例外都是确确实实的例外。这一部落里的人一点也不软弱，北布拉克福特的印第安人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十分强健，自尊。他们只是容易把进攻看成是错误、可怜或疯狂的罢了。其实，人并不必然都象美国社会中的一般人那样，更不用说象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的人那样富于进攻性或破坏性。来自人类学方面的证据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身上的破坏性以及那些恶毒或残酷的行为看成是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或威胁而产生的继发性的和反应性的后果。一些理论的考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们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这就是，破坏或伤害是一种继发性的或派生性的行为，而井不是一种原发性动机。按句话来说，人的那些敌对行为或破坏行为实际上总是有一定原因的，都是对另一事态的反应，都是某种产物而非初始的源泉。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破坏行为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某种破坏性本能的直接的和最初的产物。在任何这类讨论中，我们可以作出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本能与行为之间的区别。行为是由许多力量共同决定的，内部动机只是其中一种。可以简略些说，任何关于行为决定的理论都必须包括以下至少三方面决定因素的研究：（1）性格结购，（2）文化压力，（3）直接的情景或领域。换一句话来说，对内部动机的研究只是任何对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所涉及到的三个领域中的一都分。有了这样一些考虑，我就可以把我的问题重新表述如下；第一，破坏行为是如何被决定的？第二，破坏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是某种遗传的、先定的和特定的动机吗？这些问题当然仅仅在一个先验的基础上才能一下子得到回答。所有可能的动机合在一起，本身都并不能决定进攻或破坏的发生，更不用说某种特殊的本能了。必须把文化总体牵涉进去，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直接的情景或领域也必须加以考虑。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人的破坏行为有如此多的来源，以至于谈论某种单一的破坏驱力都是荒谬的。这一点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当某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扣除道路上的障碍时，破坏行为偶然也有可能发生。婴儿在努力拿到远处的玩具时往往不会注意到他正踩着别的玩具（233）。破坏行为可以作为对基本威胁的伴随反应之一而发生。因而任何使基本需要受挫的威胁，任何对防御或应付系统的威胁，任何对一般生括方式的威胁都容易引起焦虑-敌对的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类反应中经常都会发生敌对的、进攻性的或破坏性的行为。这归根到底是防御行为，是某种反应，而不是为进攻而进攻。对有机体的任何损害，对有机体退化的任何察觉都有可能在不安全的人心中引起类似受到威胁的情绪，因此都有可能引起破坏行为，例如在病人大脑受损的许多病例中就是如此，在这些病例中，病人疯狂地努力通过多种多样孤注一掷的措施来支持他那摇摆不安的自尊的需要。有一个造成破坏行为的原因通常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被忽略，也往往被表述得很不准确。这就是对生活采取的独裁主义（303）的态度。如果一个人非生活在森林中不可，而在这森林中动物都分成两群，其中一群动物能够吃掉他，另一群动物则又能够被他吃掉，那么进攻就成了明智和合乎逻辑的事情。那些被描绘为独裁的人肯定都经常无意识地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这样一个森林。这些人遵循着最好的防御就是痛快的进攻这一原则，因而就会无缘无故地对人拳打脚踢。对东西进行大肆破坏，而这整个反应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且有当人们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为了预防他人的进攻时，整个反应的意义才会显露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防御性敌对的众所周知的形式，施虐-受虐的动力学现在已经分析得相当透辟了。人们普遍认为，某种看上去十分简单的进攻行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因素使得那种诉诸某种纯粹的敌对本能的做法看起来过于简单化了。这种情况同样也适合于那种想要支配他人的势不可当的冲动。霍妮和其他人所进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这个领域内，求助于本能分析是没有必要的（198，448）。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强盗们的攻击和义愤填膺的正义之士的防御从心理上来说是不一样的。上列这个表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扩充。我举这几个例子是想说明，破坏行为常常都是一种征兆，都是一种导源于许多因素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持一种动力学观点，他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这些行为源于不同的因素，但表面上却有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动力心理学家并不是一架照相机或一台机械的留声机，他不仅想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发生。临床经验心理疗法的文献中所记载的通常的经验就是，暴力、愤怒、仇恨、破坏欲、复仇冲动等等实际上大量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即使不是明显可见的，也是掩藏在表面底下的。或许有人会声称自已从来没有感到过仇恨，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病理学家对此都不会严肃对待的。他会毫不迟疑地断言这个人只是抑制或压抑了他的仇恨。他会期待着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现这种仇恨的情感。但是，自由地谈论一个人的暴力冲动（而非把这些冲动实施出来）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净化的作用，能够减低这些冲动的频率，清除掉其中的神经质的、不现实的因素，这也是心理疗法中常有的经验。成功的疗法（或者成功的成长与成熟）的一般效果总是大致相当于我们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情形：（1）他们远不象一般人那样经常地体验到敌对、仇恨、暴力、恶意和破坏性进攻；（2）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愤怒或进攻，但这种愤怒或进攻的性质却常常转化成了义愤，自我肯定、对被剥削利用的抵抗和对非正义的愤怒，也就是说从不健康的进攻转化成了健康的进攻；（3）比较健康的人似乎都远远不是那么害怕自己的愤怒和进攻，因此当他们表现自己的愤怒和进攻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暴力有着对立的两极，而不仅仅具有一个方面。暴力的反面可以是不那么强烈的暴力，或者是对暴力的控制，或者是努力不做暴力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暴力中存在着健康与不健康的两极对立。但是这些材料却并未解决我们的问题。弗洛伊德及其忠实的追随者认为暴力是出自本能的，而弗洛姆，霍妮及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则认为暴力完全不是出自于本能。了解一下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极富教益的。来自内分泌学、遗传学等等的材料任何一个想把目前所知道的关于暴力来源的一切材料会聚在一起的人，也必须去挖掘内分泌学家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情况在低等动物那里相对说来又是比较简单的。毫无疑问，性激素和肾上腺以及大脑垂体激素明显地对进攻性、支配性、被动性和野蛮性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因为所有内分泌腺都共同地起着决定作用，所以这些材料中的某些材料就变得非常复杂了，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处理。但这些材料却万万不可忽略过去。有证据表明。雄性激素与自我肯定、搏斗的意愿和能力等等有关。另外还有些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分泌出不同比例的肾上腺和非肾上腺，这些化学物质与个体的搏斗而不是与临阵逃脱的趋向有关。关于这一问题，心理内分泌学这一交叉学科毫无疑问会告诉我们大量的东西。来自遗传学的材料，来自染色体和基因的材料明显地与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关联。例如，最近有人发现，具有双重男性染色体（双重男性遗传基因）的男子差不多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暴烈。这一发现本身就使得纯粹的环境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了。在最和平的社会里，在最完善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仅仅因为自身的遗传因素就会是十分暴烈的。这一发现当然会使人重新注意到下面这一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即男性，特别是青年时期的男性是占需要一些暴力昵？是否需要某种东西或人来与之搏斗，与之发生冲突呢？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不仅成年人是如此，甚至婴儿以及幼小的猴子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内在地被决定了的，抑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被内在地决定，只有留待将来的研究者去研究了。我还可以提一下来自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语义学、各种病理学、政治学、神话学、心理药理学以及其它方面的材料。但我们无需更多的材料就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都是经验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些问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当然来自许多领域的材料也使得各方面学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通力合作，共同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上面这一随便取来的材料标本已经告诉我们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观点，告诉我们不要把破坏性要么完全归之于本能、遗传和生物命运，要么就完全归之于环境、社会力量和学习。遗传论和环境论之问的争端早就应该结束了，但却至今尚未平息下来。决定破坏性的因素显然是多元的，在这些决定因素中我们必须把文化、学习和环境都包括进去，这即使在今天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另外，下面这一点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生物方面的决定因素也起着基本的作用，虽然我们还没有把握确定它们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即使退一步我们也必须承认，暴力之所以不可避免，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质，即便只是因为人的基本需要时刻都会受挫，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事实。我们知道人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造出来的，即暴力、愤怒、报复，是基本需要受挫所产生的习以为常的后果。最后，我们毫无必要在全能的本能和全能的文化之间进行选择。本章阐述的论点已经超越了这种两分法，并且使之成为不必要的了。遗传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就人来说，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确实存在一些生物或遗传方面的决定因素，但在多数人身上，这种决定因素却是十分微弱的，而且还是零星片断的，是一些残杂和碎片，而不是在低等动物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完整的本能。人是没有本能的，但看上去他却的确有着本能的残余、“似本能需要、内在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这些微弱的似本能倾向是好的、人们所期望的是健康的，而不是邪恶的。人们把它们从灭绝殆尽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巨大努力是可行的和有价值的，而且这的确是一种健全文化的个主要功能。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分在阿尔波特、沃纳（werner）、安海姆（Arnheim）和沃尔夫的着作中，已充分明确了行为的表现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①当代心理学因为过于实用土义，所以放弃了一些本来对于它关系重大的领域。众所周知，由于心理学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耐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高兴、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很少有发言权，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神学研究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end-or enjoymentoriented）的人也绝少有用或者根本无用。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人贡献甚少。现代人最迫切需要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合乎需要的方向扩大管辖权。这一章也是一个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这一公认的看法挑战。我们将在第14章做这个工作，这一章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1.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2.应对更多地是由环境和文化的可变因素决定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机体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表现和深层性格结构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谓投射试验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表现性”试验。3.应对多半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表现几乎总是非学得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4.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压抑，约束、阻止、受文化移入的影响），表现则往往是不受控制甚至是不可控制的。5.应对的目的通常在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常常如愿，表现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花，那是无意的。6.应对特别表现为手段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则往在就是目的本身。7.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它可能成为无意识的），表现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8.应对需要作出努力，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需费力。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然流畅，富于表现要想放松则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应对和表现在应对行为的决定因素中，总是包括冲动、需要、目标、目的或职责。这种行为的出现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知，走向某个目的地、采购食物、寄信、做书架。或者为薪水而工作。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应付一个问题（296）。因此，它表达了与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的联系；它不是独立的。它或与直接需要有联系，或与基本需要有联系，它既与手段也与目的相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心理学家迄今所讨论的表现行为的类型虽然是有起因的，但一般都是无动机的。（即虽然表现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现性行为只不过表现、反映、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其实，它往往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态；和善深情者的仪表，美女的姣柔、颓丧者绝望的表情、委靡的姿态，肌肉的松弛，以及书法，步行、举止、跳舞、笑的风格，等等，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是为满足需要而做出来的①。它们只是从属现象。以上尽管是事实，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即有动机的自我表现（motivated self-expression）的概念，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比较复杂的人能够没法做得诚实、优雅、仁慈、甚至天真质朴。搞过精神分析和处于最高级动机水平的人了解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的确，这是他们唯一最根本的问题。自承和自发性属于最容易获得盼成就，如在健康的孩子那里就是如此，自承和自发性也属于最难获得的成就，这表现在自省型、自我改进型的成年人中，特别是表现在曾经是或现在仍旧是神经过敏的人的身上。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精神神经病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类患者就象个演员，根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选的角色。我们可以举简单和复杂的两个例子来揭示有动机、有目的的自发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表面的）矛盾，即道家的无为而治，放任自流，就象绷紧的肌肉或括约肌一样。至少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最适宜的舞蹈方式莫过于自然、流畅、自动地合着音乐的节拍，应和着舞伴无意识的愿望。优秀的舞蹈者能够姿意忘情地跳舞，变成任音乐摆布，任音乐弹奏的被动的乐器。他不必有愿望、批评、指导，甚至不必有自我。从非常真实有用的意义上说，甚至他在旋转、滑行，跳得精疲力尽的过程中，他可以一直很被动。这种被动的自发性或者说由衷的尽兴能够产生一些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就象在岸边任浪花拍打自己的身体，就象任人细心温柔地照料自己，让自己承受爱的抚慰，或者象一位母亲，任孩子吸奶，嬉戏，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然而，很少有人能这样跳舞。大多数人会做出努力，会受到指导，会自我控制地、有目的地去跳；他们会仔细地听着音乐的节奏，经过有意识的选择，然后合上拍子。一句话，无论从旁观者的角度，还是从主观角度来看，他们都将是不高明的舞蹈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把跳舞当作一种忘我的和有意抛弃控制的深切体验来享受。大多数优秀的舞蹈者不需训练就能跳得很好。不过教育在这里也能有所帮助，但那必须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内容是自发性和热切的纵情，是道家风格的自然、无意、不挑剔以及被动，努力不做任何努力。舞蹈者必须为此学会抛弃禁锢。自我意识、文化适应和尊严。（你一旦摒弃一切欲念，对外表不以为念，那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逍遥飘游——老子）对于自我实现的本质的检验提出了更为棘手的问题。处于这个动机发展水平的人的行为和创造可以说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开放性，无所掩饰，不行修饰，暴露自我，因而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现性（我们可以象阿斯锐纳那样，将其称为“自如状态”）。并且，它们的动机在质量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与安全、爱或自尊的一般需要如此不同，我们甚至不应该同样用需要来称呼这些动机。（我已建议用“超越性动机”或“后动机’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动机。）如果把对爱的渴望称为需要，那么自我实现的内驱力就不该叫需要，而应换一个名字，因为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其中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最为贴切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爱和尊重等可以看成是机体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的特性，自我实现并非这个意义上的缺乏或缺陷。它不是机体为自身健康而需要的外界的某些东西。例如，就象树需要水一样。自我实现是机件内已经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机体本身的增长。正如树向外界环境索取养料、阳光和水，人也向社会环境索取安全、爱和地位。但无论是对树还是对人，这里才是真正的发展，即个性发展的开始。树都需要阳光，人都需要爱，然而一旦这些基本要素得到满足，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就开始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发展了，他们用这些普遍的要素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句话，此时发展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的。似非而是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言之，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它是“第二次天真”、聪明的单纯、“适意的状态”（295，314，315）。一个人可以通过解决次级的优先的动机问题努力向自我实现接近。这样他就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求自发性。因此，在人发展的最高的水平上。象其他许多心理学上的两分一样，应对性与表现性的两分被解决了、超越了，努力变成了通向非努力的道路。内在与外在的决定因素应对性行为的特点比表明性行为更多地受相对属于外在的决定因素的控制。它几乎总是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和需要的解决与满足来自物质世界或者文化世界。归根到底，正如我们看到的，它是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一种努力。表现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形成对比，它的特点在于更多地受性格学因素的制约。（见下文）。可以说，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靠共同努力相互适应，表现性实质上是性格结构本质的附带现象。因此，在第一例中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同时起作用，而在第二例中，人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学的规律。表现派和非表现派艺术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下面是一些推论；（1）可以肯定，如果有人希望了解性格结构，可供研究的最好行为是表现性行为。而不是应对性行为。目前对于投射（表现性）测验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2）说到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学的最好方法的长期争论，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性行为并不是存在的唯一一种行为，对于它的研究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3）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关系。原则上，研究自然世界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性行为，但是，对表现性行为却可能并非如此。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已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需要以自然科学为桥梁。与学习的联系两相对照，理想的应对性行为是学习的结果，而理想的表现性行为则是天然的。感到绝望、气色好、愚笨或者发怒是不必经过学习的，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则一般必须经过学习。在对成就测验和对罗夏测验的反应的决定因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另外，如果没有奖励，应对性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但表现性行为的延续不一定需要奖威来维持。前者为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控制的可能性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不同的决定作用，也以不同的敏感性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中表现出来。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实际上，控制和表现在定义上就是对立的。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上面讨论的有动机的自我表现。因为那正是学习怎样不受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结果。对于书法、跳舞、唱歌、讲话、情感反应的风格的控制最多只可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对一个人的反应的监督和批评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种控制或早或迟会由于疲劳、精神涣散、分心，或者注意等等，不辞而别，更深层、意识性更弱、更自动和更性格化的决定因素会取而代之（6）。全面地说，表现不是有意的行为。表现与应对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不需要费力，而后者在原则上需要作出努力（艺术家仍是特例）。在这里需要有一点警惕。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自发性和表现性总是有益的，无论什么样的控制也总是有害的和不可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性同自我控制相比，给人的感觉更好，更有意思，更为实在，无需任何努力，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上都是可取的，正如乔哈德（Jourard）所证明的那样（217）。然而，自我控制或者抑制有好几种意义，其中有的非常健康、非常理想，即使不提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也是这样。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阻挠或放弃对基本需要的满足。有一种控制被我称为“协调化的控制”（Apollonizing control），它根本就不会对需要的满足提出丝毫疑问；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人们享受到更大而不是更小的满足，例如，通过适当的延迟（如在两性关系上），动作的优雅（如在跳舞和游泳时），审美的趣味（如对待食物、饮料），独特的风格（如在商籁诗中），通过仪式化、神圣感和庄严感，通过办事办得完美无瑕而不是办完了事。而且还有 一这需要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一个健康的人并不是只会表现。他必须在想进行表现对能够进行表现。他必须能够使自己无拘无束。当他认为必要时，必须有能力抛开一切控制、抑制和防御。但他同样也必须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缓享乐，彬彬有礼，缄默不语的能力，有驾驭自己的冲动，避免伤害别人的能力。他必须既有能力表现出酒神的狂欢，也有能力表现上出日神的庄重；既能耐得住斯多葛式的禁欲，又能沉溺于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既能表现，又能应对，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暴露，又能自我隐瞒；既能寻欢作乐，又能放弃欢乐；既能考虑现在，也能考虑未来。健康的或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多才多艺的，他所丧失的人类聪明才智比常人少得多。对于达到了极限的完备人性，他能够做出更多的反应，采取更多的步骤；也就是说，他具备人类所有的聪明才智。对环境的作用应对性行为特别是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并且在这方面多少会取得些成功。相反，表现性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何时它如果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也并不是预谋的，主观促成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我们可以举一个正在进行谈话的人为例。这个谈话是有目的的。例如，一个推销员正在试图争取一份订货，谈话就是为此而进行的，大家彼此都很清楚。但是，推销员讲话的风格也许无意识地表现出敌意、势利或傲慢，他可能因此而失去这个订货机会。这样，他的行为的表现性方面就可能具有环境效果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讲话者并不希望有这些效果，他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出傲慢、敌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所给予的这种印象。表现性的环境效果，假如出现了这种效果，也是非动机性的，无目的的，属于从属的现象。手段和目的应对性行为总是工具性的，总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的行为（上面讨论的有意抛弃应对的例子除外）一定是应对性行为。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表现性行为，例如书法的风格，或者与手段或目的全无关系，或者接近成为目的本身的行为，例如歌唱、闲逛、绘画、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等等。第14章将更详细地审查这一点。应对与意识最纯粹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或至少不是充分有意识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风格。的确，电影、唱片、漫画或者模仿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它们，但是，这往往只是特例或者至少并不典型。有意识的表现性动作被认为是特殊、异常或者居间的例子，如选择衣服、家具、发型等。但是，应对可以是而且其特点就是充分有意识的。一旦它成为无意识的，也会被看作例外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情况。释放和宣泄；不完善的行动；保守秘密虽然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表现，然而它对机体却有些益处，有时甚至是预期的益处。列维所谓的释放行为就是一例。以独自咒骂或者类似的私下发怒的表达方式为例，也许比列维提供的更具技术性的表达方式更能说明问题（271）。反映机体状态的咒骂当然是表现性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对性行为——做出这种举动以满足某种基本需要，尽管它可能在其他意义上有满足作用，反之，它似乎也会引起机体本身的状态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只是副产品。我们一般也可以将所有这类释放行为解释为通过以下途径来保持机体舒适，即降低紧张水平：（1）允许未完成的行为完成；（2）通过完成性的原动的表达来排泄积蓄的敌意、焦虑、兴奋、高兴、狂喜、爱或者其他产生紧张的情绪；或者（3）别无他求地准许进行任何健康机体所沉迷的简单行为。自我暴露和保密似乎也是这样。宣泄很有可能象布鲁尔（Brener）和弗洛伊德最初解释的那样，实质上是释放行为的一种更为复杂的变体。这也是象所有似乎迫切要求表达的受阻行为一样的未完成行为的自由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满足性的）。坦率的忏悔和泄露秘密似乎也属于此类情况。假如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心理分析的顿悟，并进而能够解剖它，我们也许会发现，它也符合我们那一系列的释放或完成现象。最好将那些属于对威胁的应对性反应的固执行为与那些不受感情干扰、纯粹属于完成一个或一系列尚未完成的行动的倾向的行为区分开。前者与危及和满足基本的、部分的、和（或者）神经病的需要有关。因此，它们可能属于动机理论的范畴。后者很可能是观念运动的现象，因而与血糖标准、肾上腺素分泌、自主唤起和反射倾向这类神经和生理的可变因素关系密切。因此，当我们试用理解一个跳上跳下寻求（愉快的）刺激的小男孩时，最好引用生理状态的原动表达的原理，而不是用他的动机生活来解释。当然，装模作样，隐藏自己的本性，肯定会造成一个间谍所必须忍受的那种压力。自自然然，毫不做作，肯定会轻松自在的多，决不会那么令人疲劳不堪。诚实，坦率，放松也是如此。重复现象；持续的不成功的应对性；解毒作用创伤性神经病人的反复的恶梦，不安全的儿童（或成年人）的更加杂乱无章的恶梦，儿童对于他最恐惧的事物的长期迷恋，惯性肉跳、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动，分裂行动，还有着名的神经症无意识行为表现，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解释的重复现象中的例子。由于这些现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彻底检查他的一些最基本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一些新作家如芬尼切尔（Fenichel）（129），库比（Kubie）（245）和卡桑宁（Kasa—nin）（223），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他们将这些行为看成是群决一个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反复的努力，这种努力有时会成功，但经常是失败。可以将这类行为比做一个无望地处于劣势但孤注一掷的斗士的情形，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爬起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简而言之，它们象是机体克服一个困难时所做的无望但却是不懈的努力。因此，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必须将它们考虑为应对性行为，或者至少是应对的尝试。这样看来，这些行为不同于简单的持续动作、宣泄或释放，因为后者不过是在完成来完成的行动，解决未解决的问题。一个被屡次重复的、有老狼形象出现的故事所制服的儿童，往往在有些场合会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可以出现在他玩耍，谈话的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他所提的问题，编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图画里。可以说，这个儿童是在消除这个问题的毒素或者减少它的刺激性。因为，重复就意味着熟悉、释放、宣泄，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做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防御工事，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功地付诸实施等等。我们可以期待强迫性重复将随者使这种强迫性得以出现的决定因素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中，控制的努力失败了。显而易见，不安全的人的机体是不能够体面地服输的。他必然要继续再三尝试，虽然这样做可能毫无意义。这里我们可以引证德沃赛厄基纳（Dvsiankina）（367）和蔡加尼克（Zeigarnik）（493）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到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限定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具有一定表现性的持续行为和具有一定应对性的持续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横跨一种单一类型的行为，而且还扩大了所有进一步划分出来的分枝类别。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这一大类别之中，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很可能还包括运动肌的持续动作，激动的表现（既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以及一般的观念运动倾向。要把下列现象包括在“重复性应对”这一大类中也是同样可能，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受到侮辱的感觉，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的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的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的乱交，以及其它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对概念进行适当的修正，那么对神经病本身，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描述。当然，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鉴别诊断（differential diagno-sis）的工作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要问一下：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进一步的例证可参见默里的列举（353）。神经病的定义现在一般都认为，典型的神经病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都是典型的应对机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然而，许多症状虽然称为神经病症状，却也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相反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见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真是神经病的，也就是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如果一种神经病症状的确有一种功能，对病人起了一种作用，我们则必须假定这种症状能使这位病人有所好转。如果有可能使病人的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消失的话，那么，从弹论上讲，他无论如何也是会受到伤害的。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的焦灼状态，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定。这可以恰如其分地比喻为将房屋立于其上的基石抽掉。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它已破碎不堪，远远不如其它石头，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脸的。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某种至关紧要的作用，那么将它抽掉非但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于患者有益。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责难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心理机制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治疗者了解到它到底起什么作用之前，决不应该随便瞎治。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后一种症状如果被解除，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而只会于病人有益。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所乐于承认的要大得多（463，487）。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症状治疗时危险一直是被夸大了的。告诫人们一下，一般将神经病想象得简单一点也是颇有好处的。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象区别先后一样重要。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无能为力的感觉本身却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毫无益处，患者从来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它法。灾难性的崩溃；无能为力机体的所有防御性努力统统归于失败的情况是会偶尔发生的。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戈尔德斯坦（Goldstein）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在不能进行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由此引起的行为。这种人不是陷进了自己所害怕的境况（260），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222），等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285）。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有机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此外，灾难性崩溃另一种特点是没有功能，没有目的；换句话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做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如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但克利（Klee）也有其它的解释。可以参考（233）。这种必须同神经性的应对区别开的表现，还有另外一个例证。这就是人类和猴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丧志。这种人可能会达到完全放弃一切努力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努力还有什么用处。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丧志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别开。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预后（prognosis），有较大的康复可能。一种有类似结果的类似区分，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对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预后。人体心理症状我们所做的区分正在人体心理医学领域里应该特别有用。正是在这个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它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笔误和口误都看做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所单独决定的。谁要是探究一下遗忘等是否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他斥为非决定论者。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精神分析学者除了无意识的动机之外，再也想象不出别的解释。这种观点在神经病学领域里还可以站得住脚，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神经病症状都确实有无意识的动机（当然也有其它决定因素）。在人体心理学领域。这种观点却造成了不少混乱，因为很多相对来说属于人体的反应根本就没有目的和功能，也没有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机。诸如血压高、便秘，胃溃疡之类的反应，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人体过程的副产品或附带现象。没有人会希望（至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希望）有溃疡，高度紧张、冠心病发作等等（暂不考虑间接受益的问题）。一个人所希望的——对外界隐瞒消极的倾向，压抑惹是生非的欲望，或者努力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这一切都只有付出身体上的代价才能得到。但这种代价总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不希望有的。换句话说，这类症状通常不会象一般神经病症状那样有直接的益处。邓巴（Dunbar）的事故多发病例中的骨折现象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匆忙、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当然使骨折更容易发生；但这些骨折现象是他们命中所定，而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益处。可以暂且假定，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人体症状怍为神经病的直接益处制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命名，将它们称为变形表现（conversion）症状或者更笼统地称为神经病症状。如果人体症状是神经病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它们最好被赋予另外的名称，如生理性神经病，或者象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人体症状。一个神经病过程的副产品不应当同该过程本身相混淆。在结束这个论题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有机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表现出来的或实际的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而是表现（虽然很明显，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是一个应对性症状，即在一个拒绝排泄粪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讨厌的母亲表示无意识的敌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强健肌肉，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桑塔格（sontag）的一篇论文（433）可以用来证明，对同一种人体心理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这是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的毁坏面容的面部痤疮。这种状况的最初出现以及分为三个周期的复发，都同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感情压力和冲突恰好重合。皮肤病在三个周期的发作，时机选择得恰好使这位妇女得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避免性问题的愿望，才在无意识之中煞费苦心地生出痤疮来；这或许也象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过失的自行惩罚。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要想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连桑塔格自己也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机体失调涉及到冲突，压力、焦灼，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有一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多数论者所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放任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了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不是这种症状。有必要提防将目的性强加给可能是出于偶然的事情。我想象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结过婚的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报告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情妇倒也没有这种事。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开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检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没有那么玄乎的解释。原来患者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作为表现的自由联想这同一种区别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目的性、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它之所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精神分析理论的庞大结构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很少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几乎根本没有，就是连推测也寥寥无几。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促成或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Rorschach）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容易地检验一个早已为人所熟知了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报告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已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得以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许多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列。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要说自由联想不无意义，颇有用处，那么也同说罗夏试验不无意义，颇有用处的原因完全一样。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现实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有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task orientation）。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从得出一个答案同得出另一个答案一样容易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Rorscharch plates）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何问题的对立面。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罗夏板，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自由联想也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censor—ship）、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舍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便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于是，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等，会差不多完全决定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说的话。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也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的作用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表真情的过失（Frendian slips），以及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进行表现。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的自我（ego）。从原则上讲，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是尽最大可能地将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排除掉。安静的房问，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无拘无柬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各自作为文化代表的责任置之不理，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express his words），而不是应答（cope with his words）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一一出现。当然，我们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表现得仿佛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的面貌焕然一新。艺术，作为独特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有很大的优越性，最后，也许应该就此说儿句话。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科学实验都比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更受外界的制约。第十一章自我实现的人——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自 序本章所报告的研究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异乎寻常的。它最初不是按照常规的研究安排的。它不是一项社会性的研究，而是一次旨在解决各种个人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科学问题的私人性的冒险。我只是力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获得教益（这对于个人探索非常合适），而不是对其他人进行论证。然而，完全意想不到这些研究对我如此具有启发作用，满含着令人兴奋的东西，以至尽管有方法上的缺点，为其他人写出某种形式的报告还是合情合理的。另外，我思考心理健康问题是如此急切，以至任何意见、任何材料，不管怎样有待讨论，都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这种探索原则上是如此困难，以致于假如我们要坐等惯常可靠的材料，我们将不得不永远等待下去。这样，似乎应做的唯一有气魄的事就是不要害怕错误，投身进去，尽力而为，以期能在从大错到最终纠正它们的过程中，学到足够的东西。否则，目前对待这个问题就只有置之不理。因此，我在还不知道会有什幺用处的情况下，将下面这个报告呈献出来，并向那些坚持传统的信度、效度，以及取样等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歉意。研究对象①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选自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和朋友，以及一些着名人士和历史人物。另外，在一次对年青人的研究中，对三千名大学生进行了筛选，但只有一名大学生可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有一、二十名也许将来可作为研究对象。我不得不断定，我在老研究对象那里发现的自我实现的类型，对我们社会中的正处在发展中的青年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与艾维林·巴斯金博士和但·里德曼合作，我们开始对一组相对健康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我们任意决定在大学生中选出最健康的1%。虽然继续了两年之久的这次探索，在完成之前被迫中断，但它在临床水平上还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也曾希望由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人物能够用于研究，但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和文化。（这本身就是个引人深思的发现）。淘汰或选择研究对象所依据的第一个临床的定义除了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外，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消极的选择标准使被选对象中没有神经病，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方面的强烈倾向。也许身心疾病要求更仔细的研究和甄别。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给予罗夏测验，但结果证明这些测验在显示被隐藏的精神变态方面比在选择健康人上更有用。选择的积极标准是自我实现的确定的证据，自我实现还是一个难以确切描述的征候群。为服务于我们讨论的目的，自我实现也许可大致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这使我们想到尼采的告诫。“成为你自己！”他们是一些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高度的人（148，160，347，398）。他们的潜能也许是个人特质的，或者是泛人种的。这一标准还意昧着，研究对象在过去或现在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基本感情的需要，以及对于理解和知识的认知需要的满足，或者在少数事例里，对这些需要的征服。这就是说。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和无忧无虑。感到被公认，感到爱和被爱，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被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者价值取向。至于基本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或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自我实现意味着基本满足再加上最起码的天才、能力、或者（人性的）丰富。我们采用的选择技术大体上是重复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在对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使用过，本书附录对此已有描述。这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人或文化的非技术的信仰作为开始，对自我实现症侯群的各种扩大的用法和定义进行比较，然后再更仔细地给它下定义，——在下定义时，仍然采用现实的用法（可称为词典学层次的用法），但是，同时排除在通俗定义中常见的逻辑和事实的自相矛盾。根据修正过的通俗定义，第一批研究对象小组选出来了，其中一组质量高，一组质量低。以临床风格对这些人进行尽可能仔细的研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最初修正过的通俗定义又按照现在手中的材料进行进一步的修改。这样就得出了第一个临床的定义。按照这新的定义，对最初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筛选，一些人保留，一些人淘汰，一些新的成员补充进来。然后，又继续对第二种水平的研究对象小组进行临床研究，如果可能，进行实验和统计研究。这又导致了对第一个临床定义的修改、订正和补充。然后，又根据这一个新的定义进行再筛选。经过这样不断重复，一个最初模糊、不科学的通俗概念就能变得越来越精确，在特性上越来越便于操作，因而也越来越科学。当然，一些客观的、理论的，和实际的考虑会干扰这一自我调整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发现，由于对通俗用法进行不切合实际的苛求，以致没有一个活人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小缺点、错误，或者荒谬而停止考虑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换言之，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就不能用完美来作为选择的标准。另一种难题是属于这样的情况：所有事实都告诉我们，不可能获得临床工作通常要求的那种丰富而令人满意的资料。研究对象候选人在得知研究的目的后，变得注意自己，变得呆板。对全部努力一笑置之，或者断绝合作关系。鉴于这种早期经验，对于老研究对象一直是间接研究，实际上几乎是偷偷摸摸的。只有较年轻的研究对象才可能被直接研究。既然被研究的活人的姓名不能公开，那么两种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就不可能得到，或者甚至说普通科学研究的要求就不可能达到。这就是：调查的可重复性和可据以作出结论的材料的普遍有效性。这些困难部分地由知名历史人物的有关材料，以及对于一些青年人和大方的儿童的补充研究所克服。研究对象可分成以下各类：实例：7名非常理想和2名很有希望的同代人2名非常理想的历史人物（晚年的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7名很有希望的知名的历史人物（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简·亚当斯，威廉·詹姆士，史怀彻，A·赫胥黎和斯宾诺莎）不完全的实例：5名相当肯定有某些不足，但仍然可用于研究的同代人不完全的或可能的实例：G·w·卡弗，尤金·V·德布斯，汤姆斯·埃金斯，弗里茨。克赖斯勒，戈塞，帕布洛，卡萨尔斯，马丁·布伯，丹尼洛由他人研究或建议的实例：多尔斯，阿瑟·E·席根，约翰·济兹，大卫。赫尔伯特，阿瑟·韦利，D·T·铃木，艾德莱·史蒂文森，s·阿勒奇蒙，罗伯特·勃朗宁，R·w·埃米森，F·道格拉斯，J·舒马比特，B·本奇刺，艾达·塔贝尔，H·塔布曼，乔治·华盛顿，布林，乔治卡尔·穆恩辛格，J·海登，C·皮萨诺，E·比·威廉·罗索（A·E·），P·雷诺尔，H·w·朗费罗，P·克罗波特金，j·阿特基尔得，汤姆斯·摩尔，E。贝拉米，B·富兰克林，J·米尔，w·怀特曼。材料的搜集和描述这里的材料与其说来自特殊的、分散的事实的通常的收集，不如说来自我们的朋友以及相识的人的总括或整体印象的缓慢的发展。很难造成一种情景，能向我的老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尽管这对于年青的研究对象可以做到）。与老研究对象的联系是偶然的，并且是一般的社会形式。而一旦有可能，随时都可向朋友们和亲戚们提问。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太少，以及多数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全，任何定量描进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复台印象可以提供，而顾不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价值。（既然调查者完全不能确信什么是描述，什么是投射，当然这些印象也就不会比有控制的客观观察更有价值）。对于这些总体印象作整体分析，可得出以下最重要和最有用曲总体印象，据此，可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对现实的更有效的洞察力和更加适意的关系这种能力被注意到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不诚实，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识别他人的不寻常的能力。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的非正式的实验中，与不太沈稳（tess secure）的学生相比，在更沈稳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准确地判断自己教授的倾向，也就是说，在s—I测验中，后者得分更高（294）。随着研究的进展，可以逐渐明显看到，这一效率扩大到生活的其它许多领域——实际上是被测试的全部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在智力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作为一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一个非正式的试验表明，由于较少地受愿望、欲望、焦虑、恐惧的影响或较少地受由性格决定的乐观或悲观倾向的影响，无论他们手中掌握的是何种情况，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的准确率似乎总是较常人更高。最初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许多原因，现在有种倾向越来越明确，即，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看法、见解）的洞察力（不是鉴赏力）。我希望这一结论或者假说可以迅速用实验验证。如果这一结论被验证，那么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会过分。最近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蒙利·凯里（Money·Kyrle）指出（338）；他相信单凭神经病患者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不如健康人那样准确或有效这一情况，就可以断定神经病患者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无能。神经病患者不仅在感情上属于病态，而且在认识上就是错误的！假如健康和神经病分别是对于现实的正确和不正确的理解，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鉴赏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根据经验验证的。探入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为一个真正的价值科学、因而也是为一个真正的伦理科学、社会关系科学。政治科学、宗教科学等等获得一个不完全的根据。适应不良甚至极度的神经病对感觉的干扰完全可能达到影响光感。触觉、或者味觉的敏锐的地步。但是这种作用很有可能在远离纯粹生理的感觉领域内得到证实，诸如艾因斯特朗（Einstelln-ng）等的实验就可提供证明（279）。随之可以这样推论：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觉的影响（这体现在最近的许多试验中）对健康人应该对比病人小得多。先前的一系列考虑主持了这一假设；这种在对现实的感觉上的优越性导致一般意义上的推理、理解真理、作出结论，符台逻辑地和高效地认识的优越能力。在本书第13章中，还将详细讨论这种与现实的优越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和有启发的方面。过去发现自我实现者可以比大多数人更为轻而易举地辨别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陈规当中。大多数人都将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赫伯特·米德非常透彻地将此称为“明净的眼睛”。（the innocent eye）作为学院派与临床心理学之间的另一座桥梁，人们与未知事物的关系问题似乎特别具有研究前途。我们健康的研究对象一致不惧怕未知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关系融治，同已知事物相比，他们甚至往往更为前者吸引。他们不但能容忍意义不明、没有结构的事物（135），甚至喜欢它们。爱因斯坦的话相当有代表性，“我们能够体验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的确，这些人是知识分子、研究者和科学家，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智慧力量。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智商很高的科学家，由于羞怯、习惯、忧虑、或其它性格上的缺点，单调地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工作，反复地琢磨、整理、分类，为此而浪费时间，而不是去发现，就象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对于健康人来说，既然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就不必劳神去降鬼，吹口哨壮胆走过墓地，或者抵御想象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他们也不急于整理未知的事物，过早地将它们分类和标签化。他们不固守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处于灾难中对于确定、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作为相反的例子，我们可在戈尔德斯坦的脑损伤或强迫性神经病的病例中看到突出的例子。当整个客观情况要求时，自我实现者可以在杂乱、不整洁、混乱、散漫、含糊、怀疑、不肯定、不明确，或者不精确的状态中感到惬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在科学、艺术、或一般生活中是完全合乎需要的）。这样，怀疑、试验、不确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延迟作决定的必要虽然对太多数人是个折磨，但对某些人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刺激性挑成，是生活中的一种高境界而不是低境界。对自我、他人和自然的接受自我实现者有许多在表面上可以察觉的、最初似乎是不同的，互不相关的个人品质，可以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更为基本的态度的表现形式或派生物。这个态度就是；相对地不受令人难以抬头的罪恶感。使人严重自卑的羞耻心、以及极为强烈的焦虑的影响。这与神经病患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描述为由于罪恶感、羞耻心和焦虑感或者三者之一、二而丧失了能力。甚至我们文化中的正常成员也会毫无必要地为许许多多的事情感到内疚或者羞愧，并且产生无谓的焦虑。我们的健康人发现，接受自己以及自己的本质同时并无懊恼、抱怨，甚至对此并不过多考虑都是可能的。尽管他们自己的人性有种种缺点，与理想有种种差距，他们可以在根本上以斯多葛的方式接受它们而不感到有真正的忧虑。如果说他们是自满，那会传播错误的印象。相反，我们必须说。他们能够以一个人在接受自然的特性时所持的那种毫不置疑的态度来接受脆弱、过失、弱点，以及人性的罪恶方面。一个人不会由于水的滑湿，岩石的坚硬或者树的翠绿而抱怨它们。儿童是睁大了眼睛，用毫不挑剔和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他们只是注意和观察事实是什么，对它并无争论或者要求，自我实现者也是以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性的。当然，这并不同于东方的出世观念，不过出世观念在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特别是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研究对象那里也能观察到。可以看到，这等于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观点，即，已经自我实现的人对现实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研究对象看见的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中的人性。他们的眼睛并不为各种眼镜所累，从而歪曲、改变，或者粉饰所见事实的真象（26）。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接受层次是所谓动物层次。自我实现者往往都是优良的、强健的动物，他们的胃口很好，生活得非常快活，没有懊悔、羞耻，或者歉意。他们似乎始终食欲良好，他们似乎睡眠香甜。他们似乎没有不必要的压抑而享受性生活，其他相对来说是属于生理性的冲动也都是如此。他们不仅在这些低层次上能够接受自已，而且在各个层次上都能够接受自己，例如爱，安全、归属，荣誉、自尊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被看成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它们之所以能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其原因仅仅在于：自我实现者倾向于接受自然的作用而不是因自然的作用不合意而愤愤不平。普通人特别是神经病患者常有的反感、厌恶在自我实现者中间是相对少见的，他们较少挑食、厌恶身体的产物、身体的气味以及功能等等。这是上述自我实现者倾向于接受自然产物的表现。自我接受与接受他人的紧密相关体现在两个方面：（1）他们没有防御性，没有保护色或者伪装；（2）他们厌恶他人身上的这类做作。假话、诡计、虚伪、装腔作势、面子、玩弄花招，以庸俗手法哗众取宠，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异常罕见。既然他们与自己的缺点甚至也能和睦相处，那么这些缺点最终（特别是在后来的生活中）会变得令人感觉根本不是缺点，而只是中性的个人特点。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绝对不存在罪恶感、羞耻心，黯淡的心绪、焦虑和防卫性，而是指他们很少有不必要的罪恶感等。动物性的过程，例如性欲、排尿、怀孕、行经、衰老等，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接受。因此没有一个健康的妇女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或者这个性别的任何生理特点而产生罪恶感或者防卫心理。健康人确实为之感到内疚（羞耻、焦虑、忧伤、或者防卫）的是：（1）可以改进的缺点，如懒惰、漫不经心、发脾气、伤害他；（2）不健康心理的顽固的残迹，如偏见、妒忌、猜疑；（3）虽然相对独立于性格结构，然而可能又是根深蒂固的一些习惯；（4）他们所属的种族、文化、或群体的缺点。一般情况可能是这样：如果事实与最好成为什么或应当成为什么之间存在差异，就会使健康人感到不满意（2，148，199）。自发性；坦率；自然自我实现者都可描述为在行为中具有相对的自发性，并且在内在的生活、思想、冲动等等中远远更有自发性。他们行为的特征是坦率、自然，很少做作或人为的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贯不遵从习俗。假如我们实际计算一下自我实现人不遵从惯例的次数，就会发现记录并不高。他们对惯例的不遵从不是表面的，而是根本的或内在的。他们独特的不守陈规以及自发性和自然性皆出于他们的冲动、思想和意识。由于深知周围的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理解或者接受他们，也由于他们无意伤害他人或为某件琐事与别人大动干戈，因此面对种种俗套的仪式和礼节他们会善意地耸耸肩，尽可能地通情达理。例如，我曾见过一个人接受了别人对他表示的敬意。虽然他曾私下嘲笑甚至鄙视这类敬意，但他并未因此而小题大作，伤害那些自认为是在使他高兴的人们的感情。其实，自我实现者的这种遵从习俗的行为就象轻松地按在肩上的一件斗篷，可以轻而易举地甩掉。自我实现者实际上从不允许习俗惯例妨碍或阻止他们做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或者根本性的事情。在这种时刻，他们独立于惯例习俗的灵魂便显露出来，然而他们并不同于普通的波希米亚人或者反抗权威者，这些人将区区小事小题大作，把对无关紧要的规章制度造反当作天大的事。当自我实现者热切地沉迷于某个接近他的主要兴趣的事物时。他的这种内心态度也会表现出来。这时，他会毫无顾忌地抛开平时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在遵从惯例上他仿佛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他对习俗的遵从仿佛是有意的、存心的。然而，当自我实现者与那些并不要求或期待俗套行为的人们相处时，他们就会自动地抛掉行为的这种表面特性。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可以看到，他们愿意与那些允许他们更自由，更自然、更有自发性的人们共处，这使他们能够摆脱那些他们看来有时是费劲的行为。因此，象上面那样相对地控制行为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从这个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或推论：这些人有相对自主的、独特的、不遵从惯例的道德准则。奉行常规习俗的没有思想的人有时可能认为他们不道德，因为当情况似乎要求如此时，他们不仅会违反常规还会违反法律。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是最有道德的人，尽管他们的道德准则与周围的人不尽相同。正是这种观察使我们坚信，普通人的一般的道德行为主要是遵从习俗的行为，例如，是以基本上被公认的原则为根据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由于与一般习俗以及普遍接受的虚伪、谎言疏远，由于与社会生活不协调，他们有时感到自己表现得好象是异国土地上的间谍或外侨。但愿我没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其实，他们有时也出于对惯例的僵化刻板和对习俗的盲目短浅的恼怒而故意放任自己。例如，他们可能会试图教训一个人，或者试图保护一个人的感情以及利益免受不公平的伤害。有时，他们可能会感到热情在沸腾，而这些感情如此令人愉快甚至狂迷，以致压抑它们似乎就是亵渎神明。据我观察，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并不为自己给予旁观者的印象而感到焦虑、内疚、或者羞愧。他们自已声称：他们之所以按惯例行事，只是因为这样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或者只是因为其他方式会伤害人们，使人们感到难堪。他们对现实的轻松的洞察力，他们的接受性和自发性非常接近于动物或者儿童，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冲动，欲望、见解、以及主观反应的一种优越的觉悟（148，388，392）。对这种能力的临床的研究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弗罗姆的这样一种看法：一般正常的、适应得很好的人，往往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什么，他要什么，以及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等等问题（145）。正是这样一些调查结果最终使得自我实现者与其他人之间一个最深刻的差异被发现，这差异就是：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与普通人不同。我们很可能必须为自我实现者另外创立一种具有深刻区别的动机心理学，例如，一种研究表达性动机、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泛性动机的动机心理学。也许将生活与为生活做准备作个区分是会有益处的；也许动机的概念应该只用于非自我实现者。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奋斗，而是在发展。他们努力成长得日臻完善，努力以自己的风格发展得日益全面。普通人的动机是为匮乏性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奋斗。自我实现者虽然并不缺乏任何一种基本需要的满足，但他们仍然有冲动。他们实干，他们奋斗，他们雄心勃勃，但这一切都与众不同。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动机就是发展个性、表现个性，成熟、发展，一句话，就是自我实现。这些自我实现者能够比常人更具有人类性吗？他们是否更能显示人种的本来面目？他们在分类学的意义上更接近人类吗？一个生物种应该由它的残废的、不正常的、发展不完全的成员或者完全归化的、受到限制的（caged）以及被训练好的模范来鉴定吗？以问题为中心我们的研究对象_一般都强烈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身以外的问题上。用流行术语来说，他们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自身一般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一般也不太关心他们自己，这正与不安定的人们中发现的那种内省形成对照。自我实现者通常有一些人生的使命，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些需要付出大量精力的他们身外的问题（72，134）。这些任务未必是他们喜欢的，或他们为自己选择的，而可能是他们所感到的职责、义务、或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而不采用“他们想要做的工作”的说法的原因。一般来说，这些任务是非个人的，不自私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与人类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或家庭的少数几个人有关。除了几个例外，可以说，研究对象通常与那些我们已学会称为哲学或伦理学的永恒问题和基本争论有关。这些人习惯生活在最广泛的合理的参照系里，他们似乎绝不会见树不见林。他们在价值的框架里工作，这种价值是伟大的，而不是渺小的，是宇宙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是从长远出发的，而不是从一时出发的。总之，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但都是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家。当然，这种态度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具有意义。例如，我们最初研究的主要显着特点，如宽宏，脱离渺小，浅薄和偏狭等，就可以归入这种更一般的态度的名下。他们超越琐事，视野开阔、见识广博、在最开阔的参照系里生活，笼罩着永恒的氛围，给人的印象具有最大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意义，它仿佛传播了一种宁静感，摆脱了对于紧迫事务的焦虑，而这使生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并且对于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都变得轻松了。超然独立的特性；离群独处的需要的确，我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可以离群独处而不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以及感到不舒适。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明确喜欢与外界隔绝以及独处，其程度，明显比一般人更大。内倾和外倾的两分法几乎完全不适合于这些人，我们在这里也不采用这种两分法。最有用的术语似乎就是“超然独立”。他们常常可以超然于物外，泰然自若地保持平静，而不受那些在其他人那里会引起骚乱的事情的影响。他们发现远离尘嚣，沉默寡言，并且平静而安祥是容易的。这样，他们对待个人的不幸也就不象一般人那样反应强烈，甚至在不庄重的环境与情景中，他们似乎也能保持尊严。他们的这种沉默也许会渐渐地转变为严峻和冷漠。这一超然独立的特性也许又与其他某些品质有联系。首先，可以认为我的研究对象比一般人更客观（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是更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当问题涉及到他们自己，阻及他们的愿望，动机、希望、或抱负时也是如此。从而，他们具有一般人不常有的集中注意的能力。他们强烈的专心致志又带来心不在焉这种副产品，这也就是轻视以及不在乎外在环境的能力。例如，他们具有熟睡的能力，不受干扰的食欲，在面对难题、焦虑、责任时，仍然能够谈笑风生。在人数众多的社会关系中，超然独立招来了一定的麻烦和难题。它很容易被“正常的”人们解释为冷漠、势利、缺乏感情、不友好、甚至敌意。相比之下，一般的友谊关系更具有相互依恋、相互要求的性质，更需要再三的保证、相互的敬意、支持、温暖，更具有排他性。的确，自我实现者并非在一船意义上需要他人。然而，既然被需要和被想念通常是友谊和诚挚的表现，那么显然超然独立就不会轻易为普通人接受。自主的另一层含义是自我决定，自我管理，作一名积极、负责、自我调练的、有主见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兵卒，完全为他人左右，做一位强者而不是弱者。我的研究对象们自己下决心、自主拿主意、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是一种微妙的素质，难以用语言形容，但它却十分重要。这些人使我懂得了我以前理所当然地视为正常的现象，即，许多人不用自己的头脑作决定，而是让推销员、广告商、父母、宣传者、电视、报纸等替他们作决定。这实际上是十分反常，病态、软弱的表现。这些人是供他人指挥的兵卒，而不是自己作决定，自己行动的人。结果他们动辄感到无助、软弱、由他人摆布。他们是强权的牺牲品，软弱的哀怨者，不是决定自己命运，对自己负责的人。对民主政治和经济来说，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无疑是灾难性的。民主、自治的社会必须自我行动、自我决定、自我选择的成员组成，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是自己的主人，具有自由意志。根据阿希（Asch）和麦克里兰德（326—328）做的大量实验，我们推测自我决定者约占人口的5％——30％，其比例的大小由不同的环境决定。在我的研究对象中，100％的人是自我行动者。最后我要下一个绪论，尽管它必将使许多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感到不安：自我实现者较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更不容易为他人所主宰。不管“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这两个名词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被定义，在这项调查中，它们是经验事实，况且它们是有不同程度变化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定义。自主性，对于文化与环境的独立性；意志；积极的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是贯穿我们已描述过的大部分自我实现者的特点之一。既然自我实现者是由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推进的，那么他们主要的满足就不是依赖于现实世界、依赖于他人、文化、或达到目的的手段，总之，依赖外界来实现的。宁可这样说，他们自己的发展和持续成长依赖于自己的潜力以及潜在的资源。正象树木需要阳光，水分和养料一样，大多数人也需要爱、安全，以及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能够来自外界。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些外在的满足物，一旦人们内在的缺乏由外在的满足物所填补，个人真正的发展的问题就开始了，这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问题。这种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面临遭遇、打击、剥夺、挫折等时的相对稳定。在可能促使他人去自杀的环境中，这些人也能保持一种相对的安祥与愉快。由于这种情况，他们也可称为“有自制力”。既然对于受匮乏性动机促动的大多数人，其主要需要的满足（爱、安全、自尊、威信、归属）只能来自他人，那么，他们就必然离不开这些有用的人。但是，由成长性动机推进的人实际上却有可能被他人妨碍。对于他们，决定满足以及良好生活的因素现在是个体之内的，而不是社会性的。他们己变得足够坚强，能够不受他人的赞扬甚至自己感情的影响。荣誉、地位、奖赏、威信以及人们所能给予的爱，比起自我发展以及自身成长来说，都变得不够重要了（209，360，388，403）。我们必须记住，要达到这种超然于爱和尊重的境界，最好的方法（即使并非唯一的方法），是事先就有完全同样的爱和尊重的充分的满足。欣赏的时时常新自我实现者具有奇妙的反复欣赏的能力，他们带着敬畏、兴奋、好奇、甚至狂喜，精神饱满地、天真无邪地体验人生的天伦之乐，而对于其他人，这些体验也许已经变得陈旧。对于自我实现者，每次日落都象第一次看见那样美妙，每一朵花都温馨馥郁，令人喜爱不己，甚至在他见过许多花以后也是这样。他所见到的第一千个婴儿，就象他见到的第一个一样，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产物。在他结婚三十年以后，他仍然相信他的婚姻的幸运；当他的妻子六十岁时，他仍然象四十年前那样，为她的美感到吃惊。对于这种人，甚至偶然的日常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事务也会使他们感到激动、兴奋、和入迷。这些奇妙的感情并不常见，它们只是偶然有之，而且是在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到来。这个人可能已经是第十次摆渡过河，在他第十一次渡河时，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一种对于美的反应以及兴奋油然而生，就象他第一次渡河一样（115）·研究对象们在选择美的目标方面存在着一些区别。一些人主要向往大自然，另一些人主要爱孩，还有几个人则一直主要热爱伟大的音乐。但确实可以这样说；他们从生活的基本经历中得到了喜悦、鼓舞，和力量。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参加夜总会、或者得到一大笔钱，或者一次愉快的宴会中取得上述同样感受。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种特殊体验：对于我的几个研究对象，他们的性愉快，特别是情欲高涨提供的不仅是一时的快乐，而且还有某些基本力量的增强和复苏。有的人是从音乐或大自然中得到这种增强和复苏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神秘体验一节中更多地说明。很有可能，这种主观体验的浓烈色彩是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本质上新鲜具体的现实相连的一个方面。也许我们所说的陈腐的体验是停止以丰寓的感觉去洞察这个或那个领域的结果，因为这些领域现在表明已不再具有优点、益处、或者威胁性，要不然就是不能再把自我放入其中了（46）。我越来越相信对自身幸福的熟视无睹是人类罪恶、痛苦以及悲剧的最重要的非邪恶的起因之一。我们轻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往用身边的无价之宝去换取一文不值的东西，留下无尽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不幸的是，妻子、丈夫、孩子、朋友在死后比生前更容易博得爱和赞赏。其他现象，如身体健康、政治自由、经济富强等也是如此。它们的真正价值只有在丧失后才被认识到。赫兹伯格（Herzberg）对工业中“保健”（hygiene）因素的研究（193），威尔逊（Wilson）对圣·尼奥兹“阀限”（margin）的观察（481，483），我对“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研究（291）都表明，如果我们能象自我实现者那样对待身边的幸事，我们的生活将得到极大的改进。神秘体验；海洋感情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这些被称为神秘体验的主观体验。是相当共同的体验。威廉·詹姆斯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前一节谈到的那种强烈感情，有时变得气势磅礴。浑浑沌沌、漫无边际，所以可称为神秘体验。我在这一题目上的兴趣和注意，首先得到我的几个研究对象的支持。他们用暖昧而又通俗的措辞来描述他们的情欲高涨。我后来想起这些措辞曾被各类作者用来描述他们称为神秘体验的东西。在这些神秘体验中都有视野无垠的感觉，从未有过的更加有力但同时又更孤立无助的感觉，巨大的狂喜，惊奇、敬畏，以及失去时空感的感觉。这最终使人确信，某种极为重要极有价值的事情发生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受主体结果被改变了，增强了，这种体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把这些体验从所有神学的或超自然的关系中分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们已经混淆了上千年之久。虽然在后来的谈话中，有几个人引出了半宗教的结论，例如，“人生必然有意义”等，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自发地制造这种束缚。因为这种体验是一种自然的体验，很可能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也许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描述它更为合适，例如，海洋感情。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了解到，这种体验能够以较小的强度出现。神学作品一般地假定，在神秘体验与所有其他体硷之间，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上的差异。一旦从超自然的关系中发现了神秘体验，并把它作为自然现象来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把神秘体验按从强烈到微弱的数量上的连续统一体加以整理。我们从而可以发现，微弱的神秘体验在许多人那里，甚至可能在大多数人那里都会发生，并且，在幸运的人们那里，一天可以发生数十次。很明显，强烈的神秘体验是一些极大增强的、有着自我的丧失或自我的超越的体验，例如，正象贝尼迪克特所描述的：以问题为中心、高度的集中，献身行为，强烈的感官体验，对音乐或艺术的忘我的热切的欣赏（40）。关于高峰体验的进一步研究请见另一些文献（252，293，295，31O，315）。自从这研究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以来（现在仍在进行中），我已逐渐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峰者（peakers）与非高峰者（no-peakers）的区别上。很可能两者之间只是程度与数量的差别，但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在z理论（315）一文中我已作了详细的陈述。如果需要简单的总结，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是讲究实际，追求实效的人，是成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中间变体（mesomorp-hs）。而高峰者除了上述情况外，似乎也生活在存在的领域中，生活在诗歌、伦理、象征、超越的境界里，生活在神秘的、个人的、非机构性的宗教之中；生活在终极体验（endex periences）中。我预言这将是关键的性格逻辑的“种类差别”（class differe-nes）之一。这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那些“健康的”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更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改革者，成为政治家、社会工作者、改良者、领导者，而那些超凡脱俗的高峰者，则更可能去写诗、作曲、研究哲学，献身宗教。社会感情由A·阿德勒创造的“社会感情”这个词，（2）很恰当地描述了我的自我实现研究对象们对人类的感情的风范，在这方面，它是唯一可通用的术语。尽管自我实现者偶尔对人们表现出气愤、不耐烦、或者厌恶（下面将具体描述），但他们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他们具有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就好象他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人对于兄弟的感情总体上是爱的感情，尽管这些兄弟愚蠢、软弱、或有时显得很卑鄙，他们仍然比陌生人更容易得到宽恕。如果一个人的视野不够开阔，其中容纳的历史时期很有限，那么他就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与人类一体的感情。自我实现者在思想、冲动、行为、情感上与其他人毕竟大不相同。当自我实现人在这些方面要表现自己的时侯，在某些基本方式上，他就象一个异乡的异客，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不管人们可能多么喜欢他。他经常为普通人的缺点感到苦恼气愤，甚至被激怒，而他们对他来说，通常不过是一些不断给他制造麻烦的人，有时甚至变成痛苦的不幸。不管有时他与他们之间的间隙有多大，他总是感到与这些人有一种最根本的亲缘关系，同时，如果不说有一种优越感，至少他必定认识到，许多事情他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对许多事情他可以明察而他们却不能，有些在他看来是如此清楚明了的真理太多数人却看不见。这也就是阿德勒称之为老大哥态度的东西。自我实现者的人际关系自我实现者比其他成年人（当然不必与儿童相比），其有更深刻和深厚的人际关系。他们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融合、更崇高的爱，更完美的认同，以及更多的摆脱自我限制的能力。然而，他们的这些人际关系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质。首先，我观察到，这些关系的其他成员比一般人很可能更健康，更接近（常常是非常接近）自我实现者。考虑到在全人口中，这种人只占很小的比例，这里就有一个很高的选择标准。这种情况，以及某些其他情况说明：自我实现者只与少数几个人有这些特别深的联系。他们的朋友的圈子较小，他们深爱的人在数量上是很少的，其原因部分在于在这种自我实现状态中去接近某人似乎需要占用很多时间。忠诚不是一时的事情。一位研究对象对此这样说：“我没有时间照应许多朋友，也就是说，如果要交真正的朋友，是不可能同时交很多的。”在我的小组里，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一位妇女，她似乎特别善于交际，简直使人感觉到她生活的天职就是与她家庭的成员、家庭成员的家庭成员，以及她的朋友们、朋友的朋友们保持密切、温暖、美好的关系。也许，这是因为她没有正式的工作和事业，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妇女。这种专一的排他主义的确能够与普遍的社会感情、仁慈、爱和友谊（正如上面所描）同时存在。这些人倾向于对几乎所有人和蔼，或至少对他们都有耐心。他们对儿童有一种特别温柔的爱，并且为儿童们所接近。在一种非常真实即使是特殊的意义上，他们爱或者更确地说同情整个人类。这种爱并不意味着缺乏鉴别能力。事实上，他们能够的确也以严厉的口吻，认真地谈到那些应受谴责的人，特别是那些伪善实际的低评价甚至在与这类人面对面地接触时也并非总是表现出来。对此，有段话大致可以作出解释：“太多数人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本来有可能很了不起。他们犯各种愚蠢的错误，以致感到极为痛苦，但仍不明白他们本意是好的为何会落得这个结果。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往往会在深深的痛苦中付出代价。他们应该受到怜悯而不是攻击。”也许，关于他们对他人的敌对反应，最简明的解释是：（1）这是理所应当的；（2）这是为被攻击者或某一个人好。按照弗罗姆的意思，他们的敌意的基础并不是来自性格，而是反应性或情境性的。我所掌握有材料的那些研究对象还一致表现出另一个特点，在此也不妨一提，这就是，他们至少吸引一些钦佩者，朋友、甚至信徒，崇拜者。自我实现者与他的一系列钦佩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厢情愿的。钦佩者们要求的总是多于被钦佩者愿意给予的。而且敬佩者们的热心常常使被钦佩者为难、苦恼、甚至厌恶，因为他们常常越轨。情况总是这样，当被迫建立这种关系时，我们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和蔼的、令人愉快的，但是，一般都尽可能有礼貌地回避那些钦佩者。民主的性格结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我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地都可称为是民主的人。以前对于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性格结构的分析是这个观点的根据（303）。但这种分析过于复杂，这里不便重复，我们只可能简单地描述这种表现的某几个方面。这些人都具有显着的民主特点。他们可以也的确对于任何性格相投的人表示友好，完全无视该人的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政治信仰、种族或肤色。实际上，他们甚至好象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区别，而这些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如此明显而且重要。他们不但具有这个最明显的品质，他们的民主感情也更为深厚。例如，他们觉得不管一个人有什么其他特点，只要某一方面比自己有所长，就可以向他学习。在这种学习关系中，他们并不试图维护任何外在的尊贵或者保持地位、年龄之类的优越感。甚至应该说，我的研究对象都具有某种谦卑的品质。他们都相当清楚，与可能了解的以及他人已经了解的相比，自己懂得太少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毫不装腔作势地向那些可以向其学习的，在某方面较自已有所长的人们表示真诚的尊重甚至谦卑。只要一位木匠是位好木匠。只要某人精于自己使用的工具或是本行中的能手，他们就会向他表示这种真诚的尊重。必须小心地将这种民主感情与缺乏对各种趣味的鉴别力，与笼统地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等同的作法区别开。这些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杰出人物，他们选择的朋友也是杰出人物，但他们是性格、能力、天赋上的杰出人物，而不是出身、种族、血统、家族、家庭、寿命、青春、声誉、或权力方面的杰出人物。自我实现者有一种难以琢磨的最深奥也最模糊的倾向；只要是一个人，就给他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对于恶棍，他们似乎也不愿超越某种最低限度去降低、贬损、或侮辱其人格。然而这一点与他们强烈的是非、善恶观是共存的。他们更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挺身抗击邪恶的人和行为。对于邪恶引起的愤怒，他们不会象一般人那样表现得模棱两可，不知所措或者软弱无力。区分手段与目的、善与恶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发现有谁在区分自己实际生活中的是非时经常没有把握。不管他们能否用言词将这种状态表达清楚，他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混乱、疑惑、自相矛盾，或者冲突，而这些在普通人处理道德问题时是很常见的。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的道德力量很强，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他们只做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事。不用说，他们的是非概念往往是不合习俗的。D·列维博士曾提出一个表达我描述的这个品质的方法，他指出，若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人会被称为与上帝同道或神圣的人。说到宗教，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信仰正统宗教，但另一方面，我只知道有一个人自称无神论者（整个研究小组里共有四人）。我所掌握情况的其他几人在确定自己是属于无神论时犹豫不决。他们说他们信仰一个上帝，但与其说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一个有形的人物，不如说描绘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因此，他们这类人是否可以称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完全取决于我们选用的关于宗教的概念或定义。如果但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那么这些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属于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地使用“宗教”这个术语，包括并强调超自然的因素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这当然是更为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当中几乎无人信仰宗教。自我实现者的行为几乎总是表现得手段与目的的界线泾渭分明。一般地说，他们致力于目的，手段则相当明确地从属于目的。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我们的研究对象经常将对其他人说来只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的经历和活动视作目的本身，这就使情况复杂多了。他们较常人更有可能纯粹地欣赏“做”的本身；他们常常既能够享受“到达”的乐趣，又能够欣赏“前往”本身的愉快。他们有时还可能将最为平常机械的活动变成一场具有内在欢乐的游戏、舞蹈、或者戏剧。韦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数孩子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具有将某种陈腐的程序、机械呆板的体验加以转变的能力。例如，在他们的把戏中，就有遵循某种方法或某种节奏把书从一个书架运往另一个书架的事情。富于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一个相当早的发现表明，自我实现者的幽默感不同于一般类型。由于这一特点为我的研究对象所共有，当时很容易就发现了。对于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们并不感觉如此。因而，恶意的幽默（以伤害某人来使大家捧腹），体现优越感的幽默（嘲笑他人的低下），反禁忌性的幽默（硬充滑稽的猥亵的笑话）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开心。他们的幽默的特点在于：常常是更紧密地与哲理而不是其他东西相联系。这种幽默也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为它主要是笼统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忘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妄自尊大。这种幽默有时以自嘲的形式出现，但自嘲者不会表现得象个受虐狂或者小丑。林肯的幽默就是一个范例。林肯很可能从来投有开过伤害他人的玩笑，他的许多甚至绝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种意义，远不止仅仅引人发笑的作用。类似于寓言，它们似乎是一种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如果简单地以开玩笑的数量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对象可以说不如普通人那样幽默。在他们当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双关语、笑话、妙语、揶谕和开心的巧辩更为常见。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会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脱胎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这个情况的附加物，它是自发的而不是事前策划的，并且往往绝不能重复。由于一般人习惯于笑话故事和逗人发笑的材料，因此，他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严肃庄重。这类幽默会有很强的感染力，人的处境，人的骄傲，严肃、奔波、忙碌、野心、努力、策划都可以看得有趣、诙谐、甚至可笑。我是一度置身于一间摆满“活动艺术”品的房间之后才对这种幽默感恍然大悟的。在我看来，“活动艺术”品以它的喧嚣、动荡、混乱、奔忙、劳碌、以及乱七八糟地对人生幽默地进行了讽刺。这种幽默感也影响到专业性工作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游戏，在严肃对待的同时，也可以有一些轻松。创造力这是我们研究或观察的所有研究对象的共同特点，无一例外。每个人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显示出具有某些独到之处的创造力或独创性。本章较后部分的讨论可以使这些独到之处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但有一点要强调，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与莫扎特型的具有特殊天赋的创造力是不同的。我们不妨承认这个事实：所谓的天才们显示出我们所不理解的能力。总之，他们似乎被专门赋予了一种冲动和能力，而这些冲动和能力与该人人格的其余部分关系甚微，从全部证据来看，是该人生来就有的。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种天赋，因为它不取决于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似乎与未失童贞的孩予们的天真的、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所有人与生惧来的一种潜力。太多数人随着对社会的适应而逐渐丧失了它。但是某些少数人似乎保持了这种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方式，或者先是象大多数人那样丧失了它，但在后来的生活中又失而复得。这种创造力在我们的一些研究对象身上并不是以着书、作曲、创造艺术作品这些通常形式体现出来的，相反，它可能要低贱得多。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作为健康人格的一种显现，仿佛是映在世界上的投影，或者，仿佛为这个健康人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涂上了一层色彩。从这个意义看，可以有富有创造力的鞋匠、木匠、职员。一个人会以源于自己性格本质的某种态度，精神来做任何一件事。一个人甚至能象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观照世界。在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个特性单独提出，仿佛它与那些引它出现和由它导出的特性是彼此分离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我们现在讨论创造力时，只是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前面称为更强的新颖性、更深的洞察力和感觉效力的东西。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相对于那些更狭隘的人才具有创造力。并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人较少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和阻力，他们较为自由，一句话，较少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用积极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更自然、更具自发性和人性。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创造力，也是这一点引出的结果之一。假如我们象在儿童研究中那样，设想所有的人都曾经是自然的，并且他们的最深层本质也许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除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性外还有一整套表面的但却强大的约束，那么这种自然性肯定会受到控制以至不会出现得过于频繁。假如没有扼杀力量，我们也许能认为每个人都会显示出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对文化适应的抵抗从赞同文化和融合于文化这个单纯的意义上说，自我实现者都属于适应不良。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超脱于包围着他们的文化。由于在关于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谈及抵制文化造型的问题，由于象里斯曼（Riesman）已明确指出的那样，保留剩余部分对于美国社会十分重要，这样，甚至我们并不充足的资料也显得比较重要了。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的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至少可归纳以下些成分：1.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做事的方式时，都同样囿于表面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守旧，当然更非赶时髦。这个特殊的内在态度通常表现如下：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哪些习俗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大妨碍，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也把生活弄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大多数他们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他们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由于在什么晚会上不太关心礼貌、举止和风度，别人往往会对他们耸耸肩膀。但是，既然这种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作用，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就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干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压力之中，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之时，表面的习俗就暴露了它那浅薄的面目，抛开它也就象抛开肩上的斗篷一样容易。2.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因不公正而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现在他已厌恶地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社会改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毋庸置疑的益处和必要性。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当急速的变革成为可能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具有转向激进派的很大可能。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是现实的，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在真正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猛烈的社会行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经常提出讨论的另一点是关于享受生活，过得愉快的希望。这一点与全力以赴的狂热的反抗几乎水火不相容。在他们看来，后者牺牲过大，而又不能获得预期的微小的成果。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有急燥、热情的插曲，现在大都懂得对于急速变革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的态度，愉快的努力从内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从外部去反对它，与之较量。3.与文化分离的内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在几乎所有研究对象身上都有所表现，尤其在讨论作为整体的美国文化时，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时更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它，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慈爱和反对，赞同和批评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们依靠自己的眼光从美国文化中选择好的东西、拒斥坏的东西的情况。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这种态度的确与一般的消极顺从文化造型大不相同，后者可在许多有关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独立于他人，喜欢独处（前面对此已有描述），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的需要及偏爱不象一般人那样强烈，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4。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以称为有自主性的人，他们受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社会原则的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美国人，而且广义地说，他们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人类的成员。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么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美国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美国话、有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们同过分社会化（Ouersocidized），行为机器化（robotized）、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假定：这个研究对象小组不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的小组，而且还更少文化适应、更少平均化（Less flattened out）、更少模式化。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连续统一体是按照从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与文化的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如果这个假定可以站得住足，我们至少能够从它再推出一个假设：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独立于自己文化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象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当然，这又引出了关于什么组成了良好的美国的问题。总而言之，观察结果表明，相对健康的人有可能在美国文化中产生。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这样一个老问题。这些相对。健康的人们凭借内在的自主与外在的认可之间的复杂结合得以生存，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容忍拒绝完全文化认同的独立性。这当然不是理想的健康。显然，我们不完美的社会一直把约束和限制强加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是减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越是不能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能够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性质而感到孤独，从而加重自发性的降低，减少潜能的实现。自我实现者的缺陷小说家，诗人，和随笔作家们常犯的错误，是把一个好人写得过分好以至把他漫画化了，结果使大家都不愿意做这种人。人们把自己对完美的希望，以及对自己缺点的罪恶和羞愧，投射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对于这些人，普通人对他们要求的远比自已给出的更多。因此，教师和牧师通常被认为没有欢乐，没有世俗的欲望和弱点。我认为大多数试图描写好人（健康人）的小说家把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提线木偶，或者不真实理想的虚假投影，而不是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我们的研究对象会表现出人类的许多小缺点。他们也有愚蠢的、挥霍的、或粗心的习惯。他们会显得顽固、令人厌烦或恼怒。他们并没有摆脱浅薄的虚荣心和骄傲感，特别是涉及到他们自己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时更是如此。他们发脾气也并不罕见。我们的研究对象偶尔会表现出异常的，出乎意料的无情。必须记住，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超越常人的能力表现出一种外科医生式的冷静。假如他们有谁发现自己长期信任的人不诚实，就会毫不惋惜地中断这种友谊，而并不感到痛苦。一个与自己并不爱的人结婚的妇女，在决定离婚时表现出的果断几乎近于残忍。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很快从哀悼亲友死亡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以至显得有些无情。这些人不仅坚强，而且不为大众舆论所左右。有一次，当一位妇女在一次聚会上被介绍给他人时，她因对方乏味的俗套而大大激怒，因而有意让自己的言行使对方感到震惊。也许有人会说，她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人们不仅会对她本人而且会对主持聚会的主人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虽然我们这位研究对象想要对这些人疏远，但男女主人却并不想这样做。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主要起因于研究对象对于非个人世界的专注的例子。当我们全神贯注或者沉醉于自己的兴趣时，当他们热切地专注于某个现象或问题时，他们可能变得对周围事情心不在焉，毫无幽默感，忘记了他们一般的社交礼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喜欢聊天、逗乐、聚会等的特点往往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的言行可能使人感到很痛苦、震惊、羞辱、或者感情受到伤害。这种超然独立至少从旁人来看是令人不快，它的其他后果上面已经列举过。甚至他们的仁慈也能使他们犯错误，例如，出于怜悯心而与某人结婚；与神经病患者、不幸的人和大家讨厌的人的相处中陷得太深事后又感到后悔；有时为无赖行骗开了方便之门；由于给出的东西超出了应有的范围从而间或鼓励了寄生虫和精神变态者，等等。最后，前面已指出，这些人也有罪恶感，焦虑、悲伤、自责、内心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现象并非源于神经病，然而，今天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无视这一事实，往往根据以上现象就认为这些人不健康。我想，这种情况给我们的教海是，我们大家都应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好人、非常好的人，乃至伟人都是可以找到的。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创造者、先知、哲人、圣人、巨人和发起人。即使这些人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然而，就是他们也会不时流露出易怒，暴燥、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价值与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者以哲人的态度接受他的自我、接受人性、接受众多的社会生活、接受自然和客观现实，这自然而然地为他的价值系统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接受价值，在整个日常的个人价值判断中占很大一个比例。他所赞成或不赞成的，他所反对的或建议的，他所高兴的或不高兴的，往往可以理解为这种接受的潜源特质的表面衍生物。自我实现者的内在动力不仅自然地无一例外地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基础（因此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看，充分发展的人性是全球的、跨文化的），而且还提供了其他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1）他与现实的特别适意的关系；（2）他的社会感情；（3）他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状态；（4）他所特有的对于手段和日的的区分，等等。（见前面）。这种对待世界的态度及其炙践所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就是：在生活的许多方而，冲突、斗争、以及选择时的犹豫和矛盾减弱或消失了。很明显。“道德”很大程度E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在一种异教徒的气氛里，许多问题似乎没有道理，并且淡化了。其实，与其说解决了这些问题，不如说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了，它们原本鲍非一些内在固有的问题，而只是一些“病人制造的。问题，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里接受祝福或不接受祝福，蝎酒、只吃某些肉类或只在某些日子里吃肉。对于自我实现者不仅这些琐事变得不重要了，而且整个生命进程在一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例如，两性关系，对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态度，对死亡本身的态度等。对于这种发现的更深层次的探求使笔者想到，被视为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其他东西，可能是一般人普遍心理病态的毫无道理的副现象。一般人被迫在许多冲突、挫折和威胁中作出某种选择，价值就在选择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自我实现者，这些冲突，挫折和威胁都消失或者解决了，就象关于一个舞蹈的争论会平息一样。他们觉得两性表面上不可调和的斗争不再是斗争，而是快乐的协作，成人与儿童的利益其实根本没有那样强的对抗性。对他们来说，不但异性间和不同年龄间的不和是如此，天生的差异、阶级、种性的差异、政治的差异、不同角色间的差异，宗教差异等等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些差异都是焦虑、惧怕、敌意、进攻性、防御和嫉妒的肥沃的温床。但现在看来，它们似乎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对于差异的反应就很少属于这种不值得追求的类型。师生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范例。我们研究对象中的教师的行为方式非常健康，这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同于一般人。例如，他们将它理解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志间的冲突，对权威、尊严的威胁。他们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严，前者很不易受到威胁，而后者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冒犯。他们并不试图做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也不搞威吓学生的权力主义。他们并不认为学生间、师生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他们也不会摆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象木匠、管道工一样普通人的本色。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没有猜疑、小心翼翼、自卫、没有敌意和担心的课堂气氛。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间关系中也同样如此，当威胁减弱了，这些类似的对威胁的反应往往也就消失了。绝望的人和心理健康的人的原则和价值观至少在某几个方面是不相同的。他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自己隐蔽的心理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有着深刻的区别，这种感知和理解的组织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人的价值系统。对于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来说，周围世界充满危险，就象是生活在莽林中，他又象生活在敌国领土上，在其中既有着也可以支配的人，也有可以控制他的人。就象任何贫民区居民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受低级需要特别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支配和组织。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则不同，由于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他能够把这些需要及其满足看得无所谓。并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级的满足。这就是说，两者的价值体系不同，事实上也必然不相同。在已经自我实现了的人的价值系统中，其最高点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它是个人独特的性格结构的体现。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而没有两个自我是完全相同的。只有一个雷诺尔（Renoir），一个布拉姆斯（Rrahms]，一个斯宾诺莎。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同时个人化的程度却又更高、他们更加鲜明成为他们自己，他们也不象任何常人对照组的成员那样容易彼此互相混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相似之处甚多但又迥然不同。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人化，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自我实现中二分的消失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最终归纳和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可由对自我实现人前研究中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本章以及其他章节有好几处断定，过去认为是截然相反、对立、或二分的东西，其实只对不健康者存在。在健康者看来，这些二分已经解决，对立已经消失，许多过去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东西合并和结合为统一体。例如，在健康人身上，心与脑、理性与本能、或认知与意动之间由来己久的对立消失了，它们的关系由对抗变成协作，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一句话，在健康人身上，欲望与理性相互吻合、天衣无缝。圣奥古斯汀说：“挚爱上帝，为所欲为”，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解释为“做健康者，为所欲为”。在健康人身上，自私与无私的二分消失了，因为他们每一个行动从根本上看既是利己又是利他。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又非常不受约束，喜爱声色口腹之乐。当责任同时也是快乐，工作等于消遣时，当履行职责并且讲求实效的人同时也在寻求快乐，而且的确非常偷快时，职责与快乐、工作与消遣也就不再相互对立了。假如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也最个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诚实，假如最讲道德的人同时生命力又最旺、欲望最强，那么继续保持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关于以下对立我们也有同样发现，这些对立包括：仁慈与冷酷、具体与抽象、接受与反抗、自我与社会、适应与不适应、脱离他人和与他人融合，严肃与幽默，认真与随便、庄重与轻浮，酒神与太阳神、内倾与外倾、循规蹈矩与不合习俗、神秘与现实、积极与消积、男性与女性、肉欲与爱情、性爱与教友爱等。对于这些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互相协作的，它们之间并不发生冲突，它们的利益也无根本分歧，而神经病患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的认知、意动和情感结合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形成一种非亚照士多德式的互相渗透的状况。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的满足不是处于对立，而是趋向一致，许多个重要的哲学两难推理都被发现有两种以上的解答，或者根本没有答案。假如两性之同的冲突结果在成熟的人那里根本不存在，而仅仅是成长的阻碍或削弱的征兆，那么谁还愿意选择这种冲突的关系？谁会深思熟虑地、颇有见识地选择心理病理学？当我们同时发现两位女性都是健康的妇女之时，我们还有必要在好女性和坏女性之间选择吗？仿佛她们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就象在其他方面一样，健康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的区别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学。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研究有缺陷、发育不全、不成熟和不健康的人只会产生残缺不全的心理学和哲学，而对于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必将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心理科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