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问……题？”他有点迟疑地问。　　“我是个搞技术的。”她说。　　“我知道，我也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对家庭担负不起什么责任，我不会做家务，也不想学。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我惟一的嗜好是看书……可以这样说，我对家庭生活缺乏准备而且非常不习惯。”　　“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点相似。”　　“我们最好各自都是自由的，我不愿意成为家庭的奴隶。”　　“这，您尽管放心，我这个人的性格，恐怕在社会和家庭里都当不了奴隶主。”　　她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微笑，这笑显得有那么点冷酷，像她那张照片。他觉得她在嘲弄他。　　“我的意思，”这是她第二次用这话开头，仿佛她老在岔开他的话，“我们各自吃各自的饭。其他花销，比如衣服、书籍也是各买各的。”　　“这个……”他虽然不了解徐力里，却没有想到她如此之“独”，结了婚还分灶、分账，这是他又一个没想到，第二次结婚与第一次果然处处不同。　　“好吧，这对我也挺习惯。”他说，觉得很扫兴，尽管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兴。　　“我的意思是，”徐力里第三次说这个开头，“我不想做母亲，有人结婚就是为了做母亲，可我绝不做。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晚上住在一起，你结过婚，自然明白我说的意思。”　　这一次，他对她的“意思”全都明白了，她不想尽妻子的责任，也不要他尽丈夫的义务。两人毫不相干。这叫夫妻吗？放到别人身上，这是绝不可以容忍的事。而柳若晨却突然产生了一种解脱感。这样好，最好。刚才那个毫无反应的部分给他造成的紧张，一下子放松了。　　“问题”很快谈妥了，他回到另一个房间，那是他的书房，里面放着三天前刚刚从那大屋里搬出的单人床。他感到好笑，这次婚姻就是换了一间房子，把原先当做卧室的房间让给了她，自己睡到了书房里。他用一间向阳的冬暖夏凉的大房间为自己换得了一个名分上的妻子，和一份不再被人叨扰的安静。　　对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俩遵守着一个默契，谁也不曾吐露一点。连住在楼下的弟弟柳若明和妹妹柳若菲都没有发现。　　不久，柳若明兴冲冲地跑上楼同哥哥商量。市开发公司要买他们这幢楼，出价六十万，另外再给他们三套单元房。柳若晨拿不定主意，他对这幢楼总有一种畏惧，一种厌恶，这是他父亲用剥削的钱买来的，他们兄妹三人本不应在这里住，只是政策落实到他们头上，才搬了回来。住可以，卖行吗？柳若明看不上哥哥这种优柔寡断的样子。“算了吧，收起您那套左派论调吧，什么不合适。买主是国家，卖就是于国于己有利，不卖就是给市政府出难题。”妹妹柳若菲闹得更凶，她当了二十几年狗崽子，不能白当，精神摧残得要物质补偿，她离开了丈夫那个小窝，可住在自己漂亮的小楼里却没有钱买双漂亮鞋，二伯父回来答应带她去美国，虽说伯父有钱，但总不如自己有花得痛快，后半生她要过得舒服点，没钱一切是个零。　　柳若晨为难了，一个刚刚转正的党员，可以这样做吗？他想到了妻子，只有跟她商量商量了。　　“这是你们家的事，我不管。”徐力里一把尺在图纸上量来量去，头也没抬。仿佛这事与她毫无关系。　　“你去问问你父亲。”他说，“我们不能犯错误。”　　徐力里没有说话。晚上，她推开他的房门，对他说：“父亲说，政策允许，完全可以。”这是徐力里参与柳家惟一的一件事，也是柳家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件事。他多少觉得她还算个柳家的人。　　房卖了，兄妹三人各分了二十万元。弟弟高高兴兴拿着钱搬走了，妹妹拿着钱申请去美国找二伯。柳若晨把钱全部交了党费。组织动员他留下，他执意要交，这一举震动了全局，他被评为年度优秀党员。　　他和徐力里搬进了普店街对面那幢二十二层的黄山大楼。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仍是各住各的房间。没有了楼下弟弟妹妹的喧嚣，他觉得有些孤寂，这个小单元门一关，把他和她关在一个单独的世界里，但他们仍没有把两个人合到一个更小的世界。柳若晨和徐力里就这样清清白白而又不明不白，孤单而又自在地“共同”生活了五年。　　今天一大早，徐力里就出去了。他从来不问她去做什么。他们每天是用灯打招呼的。他下班回来看见她屋里的灯亮着，就说明她回来了，还没有睡。房间黑着灯，就表示她还没有回来，或是睡了。谁知她会不会注意到她的房间之外还有一个住着他的房间，有一盏会亮也会灭的灯。　　窗外，是人声鼎沸的热闹世界。柳若晨望着楼下那条已成为自由贸易市场的小街。个体摊贩们一大早就吆喝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国营商店里难得见到活蹦乱跳的鲜鱼，粮店里买不到的各样品种的五谷杂粮……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他把目光聚集在密集的人流中，分解一个个的人。一个胖胖的老妇人领着个小男孩，那孩子指着一个货摊拼命地拉那个老人，于是那孩子手上多了一把木制的大刀。一个中年妇女提着装满鲜菜的网兜和一个鱼贩激烈地争执着什么，突然扭身要走，鱼贩拉住她。不一会儿，那妇女的网兜里多了一条鱼。他的目光又落到一个戴着眼镜与自己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子身上。那男人显然是走得不耐烦了，拎着一只活鸡想往外走，又被一个女人拽住了。他甩开她，仍想走，可那女人硬扯着他朝一个人堆儿里挤，那儿可能有什么稀罕货！中年男人无可奈何地垂着头跟她走了。柳若晨看着这一对男女，他忽然有点羡慕，羡慕那被拉扯得垂头丧气的男人。一个男人，在生活里也许需要一个女人拉扯一下，需要跟在一个女人屁股后面无可奈何，垂头丧气。　　他想起死去的她，如果她活着，说不定他们今天也会挤到这人群中去，她会挽着他的胳膊，就像从对面普店街走出走进的那一对对青年男女一样。她有这个胆量，即使在那“兴无灭资”的时代，她也敢在街上挽着他走路，在树荫下的暗处突然踮起脚儿来亲他一下。可徐力里不会这样，也不能指望有这样一天。　　他不由得有些伤感，有些沮丧，进而有点冒火。他感到了没有家的悲哀，也感到一种对徐力里的恼火。他相信天底下没有人过着他这种生活，没有他们这样的夫妻。　　他扭转身子，窗外的世界太刺激了。空荡荡的房间也让他感到刺激。他不会抽烟，没有赖以排遣烦恼和缓解惆怅的东西，每当他要思考的时候，他总是习惯地搓着手中的笔，久而久之，笔杆上被他搓出了深深的痕迹。他搓着笔一下又一下，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十分强烈。———到她房间里去！他为什么不可以进去看一看，坐一坐，翻一翻？那是妻子的房间，他完全有权利进去，以一个主人的身份进去。搬家时，是若明找朋友一起帮他搬的，他帮她把东西乱糟糟地堆在屋里后，就再也没进过那房间。　　他把笔插到口袋上，走到她的房间门口。门没有锁，他们是君子协议，两个人又都是君子，谁也没有违反过。可今天，柳若晨决定当一次小人。他打开了门。　　房间干净，陈设简单。他结婚时买的那张床和一对椅子，她从娘家搬来的写字台和一只棕色皮箱，两个书架。都是些他早已见过的东西，所不熟悉的是单身女人房间中特有的一种馨香。　　这不免让他扫兴，当了一次小人，却一无所获。他不甘心转身就走，既然已经当了“小人”，索性就当到底。他在床上坐了坐，很快又站起来，把坐皱的床单拉平，他打开皮箱，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她的内衣、内裤。他赶紧盖上，仿佛自己做了件令人脸红的事，心也有些发慌。他又走到写字台前，玻璃板下压着许多照片。每张照片都有她。她梳羊角辫儿的红领巾照，戴着团徽和大学校徽的少女照，她与父亲和弟弟徐援朝的合影，陈毅同志和他们兄妹合影的纪念照，以及她各个阶段的集体合影照。没有他。他和她没有拍过合影照，他曾有一张照片由介绍人转交给她，但她没有放在这儿，这不怪她，他们本来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　　左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叠钱。右面的抽屉是梳子和剪子之类，中间的抽屉，里面是书和笔记本，会不会是日记？猎取她的秘密这一念头牵动着他，他相信已接触到了秘密，一个他想窥探的秘密。他看看身后，门是关着的。他急忙拿起一本翻开，不是日记，是工作笔记；又翻开一本，是会议记录；再翻开一本，是学习札记，一本本全翻过去，他彻底失望了。　　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再一次地失望了。　　剩下的是几本外文专业书和一本小说。不会再有什么了，他拿起小说，随意翻着，这是一本“文革”前出版的《简?爱》，他觉得有点好笑，她还喜欢读小说，读这本充满了爱与恨的《简?爱》？这么说她还不是一个不谙尘世情感的修女。或许这书里有哪些话吸引过她，使她也像在那几本外文专业书上一样划上些红线。　　他没有发现红线，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夹在书中间的照片，一个他所熟悉的人的照片。　　他惊呆了。　　是他，绝对是他。虽然照片上的他那样年轻，额头没有皱纹，脸形要削瘦些，体形要健壮些。他还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现任市长，他每天都要见上一面的阎鸿唤。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用解释吗？他无力地合上书，放回抽屉里。他终于发现了她的秘密，五年的谜底，轻而易举地就被他探知了。原来，她心里也有一个人，是过去的恋人，还是现在的情夫？　　他浑身颤抖地走出她的房间。　　保姆秦阿姨恰巧买菜回来，她立刻发现了柳副市长的这种“小人”行为。　　她对于柳家夫妇这种互不相干的生活，已经由惊讶到习惯了。她的工作就是根据他们夫妇的不同口味，做好早晚两餐饭，洗洗衣服收拾一下房间。她是个本分的农村妇女，从不干涉主人的个人生活，可这一次，她惊讶了。　　“柳同志，您……”秦阿姨情不自禁地问。　　“你少管！”柳若晨恶狠狠地嚷道，“记住，不许跟她说，你听到没有？不然我辞掉你！”　　“你们两口子的事，我从不多嘴的。”秦阿姨被他的凶相吓傻了，她从来没看见柳同志这样凶过，他一贯是客客气气，文质彬彬，和风细雨的。但今天，柳同志变了，变得像一只要吃人的鸠。第 四 章　　　　一　　杨建华瞅了个空儿，凑到老耿队长面前。　　“老队长，和您商量个事儿。”　　“嘛事儿？”　　建华笑笑，掏出一盒“金皇后”牌过滤嘴香烟，送到老队长面前。　　老队长推开建华的烟，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根放到嘴上，他从不让烟，也不抽别人的烟，他就这么个脾气。　　“不行，师傅，今天，您得抽徒弟一根儿，我有大事和您商量。”建华不容分说地把烟又递到师傅手心里。　　老队长犹豫了一下，便把自个儿的烟放回烟盒，接过了建华的一根烟。他家里有个把家的内当家，烟钱总是给不够数儿。老队长奖金见涨，市场上物价见涨，就是内当家发的烟钱不见涨。老头儿只好抠自个儿，买烟自己省着一点点抽。没烟也不跟别人要。不然人家就会跟你要，给心疼，不给，许你抽人家的，不许人家抽你的？他不愿落个占小便宜的名分。都说烟酒不分家。他分，分得一清二楚。今个儿，他看出建华确是有事和他商量，敬的烟可以抽，抽完了，谁也不欠谁的。　　“啥事儿？有人给你说媳妇儿了？该找了，找个好心眼的，别的啥也别挑，像那个妖精，模样倒好，心黑。”　　“这辈子我不结婚了，我和小蒙过得挺好，现在我养他，老了他养我。”　　“他养你？那要看他长大娶个什么媳妇儿。人老了还是有个伴儿好。嘿嘿……”老队长说到这儿，打了个顿儿，他知道自个儿有个怕老婆的坏名声，老想着纠正纠正，“像我老伴儿人么是厉害点儿，但对我是尽心尽力。她不让我抽烟，是对我好，怕我得癌症。省下钱给我补身子。天天回家热汤热水的。孩子不行，嘴上再甜，但心都在自己的小家上，谁真格的惦着你？儿子要多想你点儿，媳妇就不干，别看我不吭不哈的，早看透了。要靠还就是靠老两口相互照应着，儿子、媳妇、闺女、女婿，一个都指望不上。”　　老队长一跟建华扯起自个儿家里的事儿，就没个完。他家那点儿底，他又不愿都抖落出去，就只在边边沿沿上发发牢骚。他家人丁兴旺，老两口一辈子养了六男一女，实指望七个儿女成人后，自己能得到他们的孝敬。“赶明儿七个孩子，一人给你十块，就够你舒坦的啦。”那时候，不少工友这样对他说。谁知等孩子们大了，挣了钱，成了家，世上的风俗却变了，不兴儿女孝敬老的，反倒兴起老的倒贴小的来了。老伴克扣他的烟钱，哪儿补了他的身子，全都给了儿子娶媳妇，现在媳妇倒是都娶上了，又添了个新花销，每到星期天，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闺女、女婿、外孙女蝗虫似的飞来一片，吃呀、喝呀，好吃好喝的塞了一肚子，又蝗虫似的呼啦着飞走了。老伴糊涂，对老头子管得挺紧，可对儿女们却一味娇惯。　　“师傅，我今天和您商量的事儿，可比娶媳妇事大，关系到我的事业。”　　“事业？那你痛快说吧。你有啥主意尽管说，师傅听你的。看着队里这帮小青年吊儿郎当的样子，我真憋气，放到五几年，早把他们整治了。”　　老队长的思维天地，就这么一个工程队和那么一家。　　“不，师傅。我是想调个工作。你知道吧，市里盖了十五层的大饭店，咱们公司四队参加盖的。”　　“咋的，你想调四队？”　　“不，那个饭店是中美合资的，人家想要我去那儿。”　　老队长呼地站起身，把剩下的半截子烟拽到地上，扯开脖子就嚷：“没门儿！你，你想溜号？怪不得小青年都看不上咱这工作，就是你带的头儿。这市政工人怎么就干不得了？容不下你啦？非得钻到那十五层的高楼上去给外国人当三孙子？你为啥？为的吃喝着方便？没门的事，从我这儿就不答应！没有咱，什么大饭店，全他妈的狗屁，我让它没水没电，拉屎拉尿都没处流。”　　建华不再解释，解释也解释不清。老队长反而会越嚷越凶。　　“算了，师傅，就当我没说。我这不是想和您商量嘛。”　　“这事儿没商量！”老队长大嘴一嚷，建华这扇希望之门算是关上了。　　一连几天，杨建华一直很沉闷。他不愿再想这件事，但它常常不由自主地又在脑子里转悠上了。　　七年前，他曾经是威风凛凛的一团之长，手下有二千六百多个兵团战士，一百二十万亩粮田和草原，数不尽的牛、马、羊。他脑子里有一幅美丽壮观的建设蓝图。可这蓝图，他没能实现。知识青年大返城，起初是股小流儿，很快就汇成了不可阻拦的大洪流。他批准放走了一批知青，直到最后剩下了为数不多的早已成家的人，他是其中的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柳若菲早已回城了，他的婚姻并不是回城的障碍却是回城的通行证。妻子写信来、拍电报来催他办回城的手续。她的二伯父从美国回国，这正是个调回城的好机会。然而，他只把她的户口转了回去。他不肯走，团里还有几百个知青看着他，团长拔腿跑了，团里准乱了营。一年过去了，剩下的几百人也陆陆续续地走了，能走的全走光了。连队里再也见不到战士整队坐在食堂大厅里听他讲话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亲亲热热围上来的知青伙伴。草原更加空旷，一群羊在草原上缓慢地移动。他望着那群羊，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离群的羊。他感到孤独和失落，羊尚且要追上自己的群体，自己呢？这儿曾经是他的战场，有他的理想和憧憬。但大部队早就撤回到城市，他这只孤雁该在哪儿找到整体，柳若菲已经四个多月不来信。这是个感情突变的年月。他们是结了婚的，也会变吗？兵团已经准备改为农场，师部让他继续担任农场场长。他犹豫了，一夜之间，两盒香烟，死亡了无数脑细胞，他做了一个抉择，决定去赶回城的队伍，他不想让小蒙蒙失去妈妈。　　城市接纳了他，但并不欢迎他。他不再是一个指挥员，而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他是回到了一个整体，但不是那支虽不威武，但很豪迈有气势的军垦部队，而是汇进两手空空的待业大军。　　半年后，他被安置在市政公司施工队当了工人。他回来，没有保住这个家，小蒙还是没了妈妈。而他在施工队一干就是五年。　　施工队几乎是一支文盲的队伍。老的老，小的小，老的拿张报纸认不得几个字，小的看学历，全是初中、高中毕业生，但却不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式。建华的水平在队里不只是高出一星半点儿，全队老少全服他，他干活有力气，遇事有主意，讲话有水平，写文章不费劲儿。只有一个人不把他看得那么高，这就是老队长。他是建华的师傅，他提拔建华当了副队长，自个儿就认为什么事都得由着他。他是没文化，可是有技术，什么工程都干过。别说建华刚来了五年，就连公司的头头们谁敢惹着他！硬活儿还得靠这个六十年代初的老劳模披挂上阵，所以老头儿倔着呢。老队长就像个监工，整天瞪着个眼珠子，跟在工人屁股后面挑毛病，看不上眼就骂。小青年们就变着法子蒙骗他，捉弄他。建华有过几次新的施工想法，合老队长心思的他就听，违他章法的他理也不理。在他眼里，你个副队长的任务就是领着大伙儿去干活儿，活儿怎么干还得听他这个老师傅的。　　在这样一个单位干下去，能干出什么名堂！杨建华心里窝火，有时就埋怨妈几句：　　“当初，让您去兵团，您就是不去，您要去了，我就不回来了。”　　“妈哪儿也不去。你回来有什么不好，做人不能心气儿太高。”　　建华一直弄不清妈为什么不肯去内蒙。母亲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从小他就常听母亲对农村那些往事的回忆，那些人好，天也好，地也好，在农村养成的习惯改都改不掉。为什么不能去内蒙呢，那儿有的是地，种菜、种豆、养猪、养鸡，可由着性子来。建华在兵团一结婚就写信劝妈妈来，可妈妈总说想去，又说不能去。建华猜不出母亲的心思。　　回来有什么不好？他说不出来，嘈杂的街道，狭小的住房，简单的劳动……与那个广阔的天地相比，他仿佛是回到了一口狭长的深井，只能见到巴掌大的蓝天。　　建华从小在这条胡同里就是个尖子，中学读书时，他从不怀疑自己能考上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然而命运却使他丢掉了上学的机会。当了五年道路工人，他自学了企业管理专业的课程，拿下了自学考试的文凭，然而他的知识在这个小小的施工队却施展不开，公司里的一切都是老章程。春生了解他，给他提供了合资企业的这么个好位置。可这又成了泡影。　　建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烟。门砰地被推开，陈宝柱一阵风闯了进来，一看见建华，他收住了脚步，嘿嘿嘿地笑笑。　　“嘿，大哥，一个人蹲在屋里想谁呢？”　　“别耍贫嘴，有事说事，没事修犁去，今天我检查了，有七台犁还没保养。”　　“没问题，这点活儿说完就完。哎，队长，小哥儿几个都问，这个月没活干，奖金没戏了吧？”　　“对。”建华有点不耐烦。　　“得，咱这媳妇儿算是娶不上了，连个烟钱都挤不出来了。”陈宝柱做出一副苦相，凑到建华跟前，“大哥，给哥们儿拿个主意，我想辞职。”　　“辞职？”建华吃惊地看着他，“你又要胡闹了。”陈宝柱劳教回来后，安排哪个单位，哪个单位也不敢要，还是建华想方设法给他办到队上当了正式工人，所以建华的话，宝柱从来俯首帖耳。　　“我是说真格的，不是闹着玩儿。”宝柱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你猜，万家福那小子有多少钱了？妈的，最起码四五万，人家个体户，算捞上了。”　　“你什么都知道。”　　“他自己说的。这小子想办工厂，说办工厂得十万，他还差两万。”　　“跟你说的？”建华还是不相信。　　“那小子能跟我说实话？他跑银行去贷款，跟义兰说的，还让义兰保密。结果义兰昨晚上在马路上凉快时，全给他抖落了。气得万老头给了家福一个嘴巴子。昨天你在屋里不知道，打得可热闹呢。”　　“家福这个人肯吃苦，也有知识，心灵手巧。像你这样的不行，搞个体也不是人人都能赚大钱。”　　“所以，我才想着你嘛，干脆你也辞职吧。我跟着你干，我就不信你没家福能耐，你当头儿，我当腿儿，咱们也挣个十几万，到时候不干活，光吃利息就能痛痛快快活一辈子。”　　“你别整天光做梦想着发财，你是国家正式职工，应该想着怎么干好，别光这山望着那山高，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到队里来的。”　　“妈的，后悔了，谁知这两年变得这么快。放着万元户不当，跑这儿挣一天十八大毛。”　　“你呀，死了这条心吧，公司有规定不准辞职。行了，快干活去，不然一会儿老队长回来又撸你。”　　“他奶奶的。”陈宝柱骂了一句，挠挠头皮，晃着膀子出去了。　　杨建华轰走陈宝柱，看看表，快下班了，老队长还没回来，他想去看看工人们，电厂工程刚结束，又没新活儿，工人们没事，准是在打扑克呢。果然，他出了队门，就听到对面的那排平房，又说又笑，怪喊怪叫，好不热闹。这要是让老队长听见了，能把窗户玻璃砸了。　　他走到门口，刚想进去，又站住了。怎么，里面有个女的声音：“我就再唱一个，你们可得说话算数。”　　“没问题，最后一个！”有人喊。　　“不行，我才听了一个，得给我补一个。”陈宝柱阴阳怪气的声音，接着是大伙噼里啪啦的掌声和起哄声。　　杨建华听出来了，她是市政工程局宣传处的干部肖玲。　　他对肖玲的印象很好。她从不像局里有些干部，一到工程队总是居高临下，装腔作势，端着个架子。这姑娘谈吐大方，活泼、直爽。她来队里是了解施工队的情况，写简报的，但哪次来，她都要先跟工人们干一阵子活儿。她爱笑，一边说一边笑，工人们根据她的笑声和名字称她为“小铃铛”。肖玲只在一个人面前不笑，那就是杨建华。他们俩见面总是一本正经的，除了谈工作，就很少有话说。　　肖玲人小体轻，但“铃铛”在施工队工人心目中的分量可不轻。有她在，没出息的小伙子们干活都起劲。她一句话，就能攻无不克。这并不是夸张。肖玲让小伙子们服气，她哪次来都认真学门子技术，一来二去。她学会了开铲车、开推土机、开辗道机，甚至能替换工人们拖电镐，端汽锤，道路工程队的机械活，她全拿得起来。而且她还会唱歌，再加上人精神，两只眼黑亮黑亮的，说话就冒精气儿，难怪，队里的小伙子，着了魔似的喜欢她。　　杨建华也喜欢这个姑娘。喜欢看她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喜欢看她那混在工人堆里满不在乎拼命干活的身影。看见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拿她跟柳若菲做比较。柳若菲绝不是个乐观的女人，她的笑声是罕见的，但少女时期的柳若菲身上有那么一点东西跟肖玲很像，是什么呢？杨建华说不出。然而这种不自觉的比较却常常影响了他正常的心理。当他远远看到工人们，特别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工人和她竟一无遮拦又毫无水平地说话，或是在她面前故意相互打逗，哗众取宠，以引起她的注意和笑声时，他心里就冒火。他有一次忍不住发了火，沉着脸把那几个小伙子一顿好溇。他希望工人们自重，工人们不理解；他维护肖玲的尊严，可她似乎也不领情。休息时，肖玲和工人们一起吃饭，笑声不断。他走过去，笑声立即停止了。去它的吧，杨建华再也不干涉这种事了。　　屋里肖玲唱完了歌，小伙子们撕毁协议，非让她再来一个。肖玲不干了，笑着跑出来，和正在门口听着的杨建华撞个满怀。　　“对不起，杨队长。”她吓了一跳，赶紧道歉。　　建华显得更尴尬：“没什么，我刚从队部来，你来有事吗？”　　“我是来向你要电厂道路工程施工总结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反倒跑到这儿唱歌？”建华心里一股火。　　“嗨，十几天没来了，一来就被大伙儿截住了，有什么办法？”她笑笑，“现在也不晚哪。”　　“晚了！”建华还是发火了，“看看你的表，现在下班了。”说完，他气呼呼地走了。　　　　二　　万家的钱库又多了一张一千元的定期存款单，万家福的爹却把整个存款折一张又一张地重新数了一遍。现在，数存款单成了家福爹的一大享受。他一辈子不好什么，老了老了，终于有了一好，数存款单。这可比在路灯下甩扑克，下象棋提精神，让人忘记一切。这么闷的天，门和窗户都关上，他一点不嫌热，“钱”的作用可真神了。　　这八十张存款单是一张张存出来的，每张一千元，每存一次换一个储蓄所。家福爹有算计，“文化大革命”时，凡银行两千元以上的存款全部冻结。很多人家被抄，是红卫兵小将找到银行，在银行内部造反派的支持下，查出来的。平时你再装穷，银行那儿可挂着号呢。今后谁敢保证就再也不会来这么一下子呢。为了保险起见，他宁肯多跑十几里路。　　“老头子，这么热的天，你闷这儿干嘛？”家福妈叫着门。　　“嚷啥？洗澡呢。”家福爹赶紧把单子放进铁匣子里，然后拉开门插销。　　家福妈进了屋，见到装钱的铁匣子心里就明白了：“没事瞎数个嘛劲儿？”　　家福爹赶紧把匣子上了锁。他知道这锁屁也不顶，只要这匣子被人发现，用不着费劲砸锁，只要把匣子往怀里一揣就能把八万块“命根子”拿走。他加把锁，是想锁住老伴和儿子的眼。老伴是个厚道人，过日子精细，但就是手太松。过年过节，侄男侄女来了，她几块几块地往人家手里塞钱，一点儿不知道心疼。儿子是他最要防范的人。这孩子心眼儿活，卖百货每个月进钱都不少，他看着心里欢喜，将来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问题在于家福太不安分。本来只要爷俩这么搞它几年再赚个十来万的，没什么问题，但家福偏偏要变着法地琢磨着把攒得的这笔钱拿来办工厂。工厂是这么好干的？国家现成的厂房，现成的机器设备，现成的原料、人力都那么费劲巴拉的，你一个个体户，靠着几万块钱就能搞出名堂？他费了不少口舌说服儿子，儿子却仍绝不了办工厂的念头。他只好垄断了全部财产。儿子的买卖也得向他报账，收入一笔笔地上缴，他查不出儿子的账上有什么毛病，但心里老怀疑儿子跟他打埋伏，这小子能跟顾客赚钱，谁能保证不赚他老爹？　　“你亲眼见那条牛仔裤只收了十四块钱？”他抬眼问老伴。儿子的话，他不大信，明明可以赚七块，却只赚了三元。　　“我说你少疑神疑鬼的好不好？省点脑子多活几年吧。钱是我收的，还能错了？”　　“噢，噢。”他不再追问了。老伴是他派出去的监督员，她的话，他还信。　　万老头把铁匣子放进大木箱的棉裤裆里，盖上盖儿，又用把大锁锁上，这才轻松地喘了口气。　　“家福还没回来？”他又问。　　“回来你能看不见？就那么巴掌块地方。”老伴儿不耐烦地顶他一句。　　“我是怕他回来不进家，又跟门口的胡聊天，把时间全耗在嘴上。”　　他站起身，拿毛巾擦把汗，开始准备明早的买卖。他打开电冰箱，拿出一个塑料篮子，扒拉着里边的鸡蛋问老伴：“这有多少斤？”　　“三十五斤。”　　“个儿大了点，跟你说过了，得买那一斤十三四个的，这么大的，一斤也就十一个。”　　“嫌大以后你自个儿买，人家送来的就这么大，你不要？到自由市场上看看去，那鸡蛋一斤顶多八九个。”　　万老头没词儿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鸡蛋一个个拿到明儿摊煎饼时用的小柳条筐里。他摊煎饼有三着偷手：一是量上，面里兑水兑得稀，摊得薄；二是质上，绿豆面里掺点儿白面、玉米面，而且比例越掺越大；三是在鸡蛋上下功夫，一角二分买进的鸡蛋卖一角九分，用个鸡蛋就有七分的赚头儿。他算计着自个儿的煎饼摊地处位置好，早晚上下班的人流不断线，尤其早晨很多人怕上班迟到，不敢进早点铺去挨个儿买果子，便到他摊上来买煎饼果子吃，有的人还专爱吃这一口。所以万家的煎饼摊买卖兴隆，不在乎质量不质量，每天都赚个二三十元钱，四季旱涝保收，没有例外。　　“早上广播预报了，这两天有暴雨，你看咱这门槛是不是得再加高点儿？”老伴儿不放心地看看那半尺高的水泥门槛。　　“我看用不着。雨水小进不来。雨水大，一尺高都白搭，去年宝柱砌了一个高门槛，不照样进水没辙儿。”　　老两口儿说是说，还是齐心合力把一袋袋豆面，怕水的东西全放到屋子里搭的两层小阁楼里。　　门砰地被推开了，万家福兴冲冲回来。白衬衫湿透了，贴到身上。进了门先奔水缸，一铁瓢水咕咚咕咚进了肚，立刻又变成汗刷地从汗毛孔冒出来。　　“都几点了，才回家！天天晚上净去干嘛了？”万老头数落着儿子。自打那天晚上他为儿子在胡同口瞎吹牛，打了儿子几巴掌，儿子一连两天没再理他这个爹。那巴掌重了，父亲想，当着邻居的面，打了他，他能不记恨？别看儿子蹲过大狱，面子照旧薄着呢。今天，父亲先开了口，这就等于主动向儿子赔不是。一条裤子，少赚四元，准是怄气呢，老是这么怄下去，三百四百的就全跑了。　　儿子抹抹嘴，没吭声，打开电扇吹风。　　“明天闹不好要下雨，旁边屋那货包垫起来没有？不然雨下起来，灌进屋，货可就全糟蹋了。”　　儿子还是没吭声。　　家福妈怕儿子又把他爹惹急了，这老东西低次头也不容易，赶紧说：“家福，你爸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气象预报报的可是暴雨，我看你还得垫高几尺。”　　家福还是不吭气。他早摸透了父亲的脾气。他来了火，你别理他，来闷的，他就服软了。　　“我是为你好，你个孩子家懂嘛！我可是经过的事多了，办事要牢靠，听老的话，吃不了亏，不然，你闯了祸，受一辈子罪。”万老头忍不住，还是想与儿子说话。　　“为我好，就别管我。”家福终于接了话茬子，他听出父亲的话头子软了。　　“看准了屁！国家的政策你有准儿，卖煎饼，搞点小买卖，什么时候不让干了就收摊。本钱小，吃不了大亏。你卖他买，两方便。不偷，不抢，不剥削谁。办工厂行吗？你一个人干不了，就得雇人。雇人，你就得养活他，人家还得说你剥削他，这不明摆着的事嘛。今天国家允许，明天就不见得，工厂大了，来个公私合营，过几天又没收，你不信等着瞧。几年工夫搭进去不算，你投的几万块也得白搭进去。一分钱收不回来，收回来的就是一顶剥削分子的大帽子。”　　“我认了。”家福闷声闷气地说。　　“我不认。”家福爹比儿子的声音高八度，“一分钱不许动！”　　“那，咱们分家！我挣的那份归我，你没权干涉！”家福也硬了起来。父亲打他从来是当着外人打给别人看，以显示他做父亲的威严，在家可从不碰他一个手指头。　　“混账！家里哪儿有钱？！”万老头这话是嚷给别人听的，对门宝柱妈瘫在床上，耳朵可没聋。她要听见了让宝柱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小子不是东西，真要起了贼心，能连窝端了你。他赶紧压低声音，“你小子死了心，我活着，你就一分钱拿不走。”　　“算了吧您，血汗钱？我办工厂赚钱比您赚得干净，赔钱赔个心甘情愿。”家福笑着瞥瞥他父亲。　　“我赚的钱怎么不干净？你说！你个小混账，小王八蛋！给我滚！”万老头最怕人说他买卖不地道。没想到外人没说他，儿子却拿这话来戳他心窝，他火了。　　万家福拍拍屁股起身出去，今天反正说不通了。　　做买卖，虽然赚头大，但他总觉着不光彩。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你去折腾，从中赚钱，这钱挣得不硬气。父亲那种赚法更没劲儿。他要生产产品，要看着那些没用的材料在他手里变成抢手的商品。但父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私人企业，雇工不可避免，剥削也无法摆脱。他却想摆脱，先按股份分工，等投资收回了，再缴还股东，让工人们都成为股东，再研究制定新的分配方案。比如上缴完国家税收，扣除生产基金，剩余利润一律采用岗位工资加利润提成奖分掉，真正做到按劳取酬。他只掌握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所有权自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每个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这样或许能摆脱那两个可怕的字？他脑子里出现一个乌托邦。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政策会不会变，私人企业现在开了口，又能维持多久？他并不怕收归国有。真能收归国有，还正说明他的企业干得像回事儿了。他担心的是那顶帽子。他可不愿意干个几年、十几年给头上来顶剥削者的帽子戴。“文革”期间，他家没有被抄，就因父亲是个体劳动者，头上没那顶帽子！可他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背上就有个无形的包袱，这全因为爷爷头上有那顶帽子。搞社会主义，今后还会不会有那种帽子？这个风险太大了。政策不变，万家福自信能成为当今中国一个财力雄厚的实业家。怕就怕没干几年就变，那他可就成了身败名裂，分文不值的坏蛋了。　　他走到胡同口。马路边和马路上，三三两两坐满了乘凉的人，一帮子闲人。他转身朝张义民家走去。他和张义民是同学，关系不密切，但也没闹过别扭。张义民在政府工作，或许他能对政策看得准些。　　张义民家里亮着灯。门上挂着个门帘。他敲敲门。　　“谁呀？”是张义兰的声音。　　没想到义兰今天在屋里，每天她都是马路边闲聊的常客。万家福一阵心跳，想悄悄溜掉。又舍不得放弃这次与张义兰单独谈话的机会。他没答话，咳嗽了两声。　　里面没再问，咣当一声，门插销打开了。　　万家福推开门，屋里一阵热气夹着香脂气。　　外屋没有人，他便向里屋走去，里外屋不过隔着层木板墙。　　“哎呀！”张义兰突然尖叫起来。　　万家福愣住了。张义兰穿着一条粉红的短裤，上身裸着，正在擦澡。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找义民……找你哥问个事。”他的血一下子涌到脸上。　　“你，你快给我出去！”张义兰用毛巾挡住胸脯，又羞又急。　　万家福这才醒过味来，赶紧退到外屋。　　“谁让你进来的，他又不在！”义兰气恼地在里屋喊。　　“我敲了门，见门开了，就进来了。”家福慌忙解释。　　“我以为是我哥呢，他就爱不答话光咳嗽。”　　“对不起。”家福见义兰口气软了下来，心里才不那么乱扑通了，他生怕义兰把今天的事和他过去那块病联系起来，那可就全完了。　　“我哥上高伯年家去了，天天不到十二点不回家，你走吧。”她下了逐客令。　　瞧这口气，高伯年家、市委书记在她嘴里就像是提到她菜店一个售货员的名字。　　“义兰，”万家福迟疑了一下，决心把话说出来。“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那你到外边等着去，这要叫人撞见，算怎么回事。”　　“好，好。”万家福答应着退出屋去。屋外一丝凉风吹来，他才发觉自己不仅身上全都是汗，连手掌心里也湿漉漉的。他蹲在小院门口，想着一会儿怎么张口。含蓄些，怕没个结果，直截了当，又怕她接受不了。他好恨自己，要不是那次“失足”造成千古恨，他什么样的女朋友找不到！何必为她，弄得魂都没了。　　他，不该明知道那个女孩子是下过水的，还单独找她谈话，不该控制不住自己，不该……不该的事情多着哪，偏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她那会儿可能是疯了，突然发狂般地吻他，他感到一阵眩晕，又有一股急待发泄的欲火，但他克制着，一动不敢动。她是一个十六岁未成年的学生，但比自己的老师还懂得性，他害怕，却又舍不得推开她，想在那狂吻下多醉一会儿。她突然拉灭了灯，把他的手拉向她，他的防线崩溃了，经不住这巨大的诱惑。正在他的快感得到放纵之时，他被抓住了。被到学校来寻找她的哥哥当场抓获。他成了强奸少女犯。　　他感到无地自容，从一个人民教师到一个罪犯。　　直到成了罪犯，他也没有见过女人的身体。今天，无意之中，他看到了，虽然只是一闪，却印象鲜明，使他脸热心跳。他这会儿蹲在门口，想着一会儿该说的话。但却总是恍恍惚惚，拢不住神儿。　　“进来吧。”张义兰在屋里喊他。　　万家福慌忙起身走进去，见她穿上了一件红底白碎花的没袖连衫裙，一头黑发披散着，正在梳头。　　“什么事？说吧。”　　“小兰，”他讷讷地说，“我，我想办工厂。”话一出口，不知怎地变成了这个。　　“你跟我说了八百遍了，钱弄足了吗？”　　“钱好办。”　　“别吹！小心让你爸再给你个耳掴子。”　　“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想冒冒险。”　　“你胆可够大的，对了，找我哥干啥？”　　“想问问他，私人办企业，有多长的寿命？”　　“哟，这么大的政策，他哪儿管得了？那是中央定的，你问他，他准不表态。他说话可小心了。”　　“只要中央现行政策允许，我就干。我搞企业还帮着国家解决待业青年，创造财富呢。就算是与国营企业竞争一下又有什么不好？促进他们改革嘛。”　　“嗄，你办个多大的厂子呀，还想着与国营赛。”　　“厂子现在小，由小到大呀，啥事不是从小到大？”　　“你觉着这么对，就干呗，谁也没拦着你。”张义兰嘴一抿，刚洗过的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一只笑涡，把万家福看得发呆，他鼓起勇气。　　“小兰，你跟我干行吗？”　　“什么？你说什么？”张义兰吃惊地望着他。　　“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冒险？”　　　张义兰松了口气，笑了：“算了吧，我才不呢，售货员再没出息，也是国营的，让我跟你们掺乎干个体，不成了笑话吗？从国营退到个体去。”　　“不跟我干也没什么，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和我好？”万家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完这句话，像是跑完了漫长的马拉松全程。　　张义兰的眼睁圆了。她虽然吃惊，但没恼火。她喜欢男人追她，可她绝不想跟万家福。一个个体户，又是劳改释放犯，虽说人性情挺乖巧，长得也白净，可自己也不能嫁他。“你想到哪儿去了？”张义兰正色说，“这不行，我明确告诉你，以后永远别跟我提这事。”　　万家福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知道，你是嫌我犯过错误……”　　“咳呀呀，你快别说了，那叫错误呀？那叫犯罪！你快走吧。”　　张义兰说着，真的站起来，硬是一把把万家福从屋里推了出去。　　咔嚓一声，门插上了。第 五 章　　　　一　　张义民姿势潇洒地骑着新买的锰钢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乘凉的人群。　　他精力充沛。今儿晚上，他更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像这辆新车一样灵活。一连四天没有去高伯年家，今天接到了高夫人的电话，态度特别热情。看来，自己的沉默已经使他们坐不住了，这个效果是他最满意的。让他们带着内疚来迎接他，明白他是做了牺牲的，他才能取得在这个家庭里的平衡。　　在同龄人中间，他总是佼佼者。他很自信，在任何竞争中，他从不相信对手会是胜利者。大学期间，班里只发展了一批党员，他是第一个入党的。全中文系只有一个市委机关的分配名额，而他如愿以偿。到机关后半年，一同被分到机关的二十三位大学生中，只有两个人被调去给市委领导当秘书，一个是刚离休的原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儿子，一个就是他。而且他做了市长高伯年的秘书，这个职位往往是由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出类拔萃的干部担任的，可他成为市长秘书时，不过刚刚二十八岁。他只当了两年半的秘书，高伯年转任市委书记，他对自己这个年轻的秘书相当满意，在离开市政府大楼之前，便把他安插到市政府新成立的一个重要部门综合处去。于是张义民又成为市委、市政府机关里最年轻的一位处长。然而，张义民并不满足，他的眼睛总是不断向上看，瞄准上一个阶梯。他心怀大志，而又小心翼翼。他潜心研究着领导的每一个意图，判断着领导的每一个脸色，分析着领导内心的好恶，然后决定哪些事要抓紧办，哪些事可以缓办，哪些应该先办，哪些可以时机成熟再办，哪些需要领导明确指示才能办，哪些不要等待领导发话就该主动去办。所以他的事情总是办得漂漂亮亮，深得领导赞赏。这是他成功的诀窍，而这种诀窍又不是一般人可以领悟和掌握的。他在这方面的精明，确使人望尘莫及。　　然而，世界总不能让人十全十美，尽随人意。张义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出生在一个有光荣革命资历和地位的干部家庭，这使得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比具有这种条件的人多几倍的力气，他完完全全是凭着自己出人头地的。他平时十分谦恭，然而在谦恭的背后，是一种抱负，他要做人上人。而做人上人他最大的缺憾是没有一个稳固的政治靠山。机遇使他找到了这座城市里最大的政治靠山，他不能让它溜走。他不仅凭着自己的精明赢得高书记的器重，而且凭着自己的外表和头脑的灵活赢得了高夫人的赏识。他刚当了半年的秘书，沈萍就看中了这个整天“长”在她家的英俊青年，准备把女儿嫁给他。张义民原来只想过成为高伯年“线”上的人，而从没敢想过能成为市委书记家庭的成员。当沈萍含蓄而又明白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一颗福星降临了。　　读大学时，不少女同学追求过他，但他谨慎地一次次地逃避了。他这个人是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为人谦卑，那是对同事和上级，但在同学中他又常常显得清高。在这清高的外表下却又隐藏着一种自卑，不是自卑自己，而是自卑自己的家庭。这个家庭与他这个人太不相称了。他不相信那些追求他的姑娘，看到他那个低矮、简陋的破窝，那个一天到晚喷着酒气的瘸腿父亲，那个打扮俗气、举止缺乏教养的妹妹后，还会爱他。于是他向全班封锁了他的家庭住址。可是毕业前夕，班团支部书记，一个貌美、人精的姑娘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门口，他自惭形秽，面红耳赤。她却全不在乎他家的地位高低，境遇好坏。他露了底儿，可她并不因此看轻他。他们关系很快“白热化”，甚至谈到了毕业后，分到房就结婚。　　但她与高婕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倒不是因为高婕长得比她更漂亮，而是因为高婕有个举足轻重的父亲。在张义民的爱情天平上，政治砝码压倒一切。　　高伯年对此事不露声色，不介入，然而张义民却清楚地感到，他的首长对他又悄悄地多了一层长辈式的关照。高伯年调到市委去之前先把他安排当了处长，就是一个明证。　　只是高婕的态度却常使他感到捉摸不定。她时而显得很亲热，兴致勃勃地与他谈天说地，时而又冷若冰霜，居高临下地把他从家里“打发走”。于是，一个漫长的了解过程开始了。张义民以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来对待这场决定他命运、前途的恋爱。他经受着一次次冷落和嘲弄，忍受着自尊心的一次次折磨。　　张义民每天晚上都要到高家去坐一坐，也不管高婕是否在家。她不在，他就向高书记汇报市政府的情况，他们处掌握着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动态，于是高书记不用在市委常委会上听取阎鸿唤的汇报，就掌握了市府的基本情况。　　高婕出了事，他感到震惊，也感到屈辱，他毕竟是个男人，当他站在门口，听到屋里谈的一切时，他真想冲上去，揪住高婕的脖领子，狠狠地打她一记耳光。平时你高傲得像个公主，可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恶狠狠地想，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然而，他没有动，他训练有素的大脑神经控制了他的一切冲动。　　他的理智救了他，使他在这场突发事件中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高婕自己的过失给他的恋爱天平加上了一个砝码，使本来倾斜于她的杠杆平衡了。他要抓住这个平衡。　　沈萍见张义民进了门，忙不迭地招呼：“义民来了，坐坐，我给你去叫你高伯伯。”　　高夫人少有的谦卑、热情，立刻被他注意到了。她嘴里的“你们高书记”变成了“你高伯伯”。　　高伯年走进房间，脸沉着。张义民站起身，高伯年礼貌地伸手示意请他坐下。两个人在沙发上坐好。　　“沈阿姨，您也坐。”张义民完全知道即将开始的是一场什么内容的谈话。虽然高伯年的脸色阴沉，张义民却心中坦然。在交谈双方，他第一次处于主动者的位置，而对方则是揪着心听取他的表态。　　“不，你们谈。我给你们做点冷饮来，我刚刚学会了做冰淇淋。”沈萍巧妙地把谈话留给了丈夫，她觉得由丈夫来谈话，效果会更好些。　　一阵沉默。一个在考虑怎样谈才不失身份，一个故意不开口，目的是攫取更多的东西。　　“你有几天没来了吧？……部门的工作情况怎么样？”高伯年终于张了口，然而却习惯地扯上了工作。　　“还好。”张义民避开了第一个问题，接住了第二个话题，“市政改造整体规划方案需要做重大修改，阎市长让我们会同规划部门、建工部门，一周拿出具体实施的意见，因此压力很大。”　　“噢，鸿唤已经和我交换了意见。有些我是赞同的，但市政改造是个大事情。规划可以搞得长远一点，宏大一点，但具体制定实施方案，要实际一点，稳妥一点。切不可凭着一股子蛮劲，一时的冲动，就不顾一切地干起来。总想着自己干出点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但别人没干过的事情总有他没去干的道理。我担心我们有些同志不肯接受五八年‘大跃进’的教训，以为大刀阔斧就是改革，其实这是蛮干！是‘左’的错误思想的表现。”　　张义民十分仔细地听着，他听出“有些同志”指的是谁。他钦佩阎鸿唤，同时又很怵他。这位市长不是从听你说些什么来衡量你，而是从你能干什么来认识你。因此，他在阎鸿唤面前，常有一种危机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使市长十分满意，这不免让张义民苦恼。市长对基层的情况相当熟悉，有着十分合理而准确的想象力和预见性，所以当你未经实际调查，未付出应付的劳动代价，便向他汇报工作时，肯定会被他不留情面地揭穿。这一切，都使张义民隐隐感到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某一个人，而是来自一种发展趋势，来自发展中不断自然产生出来的取代者。有阎鸿唤当政，他张义民要想像以往那样顺顺当当地上升不容易，他要花费许多真气力。这也是他急于想加入高伯年家族的原因。有了这个符号，他就能借助风力，扶摇直上，而不必跟着阎鸿唤的屁股后面去登山。现在高伯年的话中露出的不满，不禁使他暗喜。阎鸿唤与高伯年的资历相差太远，远不是高伯年的对手。高伯年可以提议阎鸿唤当市长，也完全可以提议免去他的职务，尽管目前他俩是平级干部，但老的永远主宰着年轻的。　　“阎市长要求我们仍按‘七一五方案’搞，改造工程从交通改造入手，听阎市长讲，好像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支持这个方案。”张义民望着高伯年，试探地说。　　“七一五方案”，是阎鸿唤亲自组织制定的一个改造工程方案，因为定稿是七月十五日，所以称为“七一五方案”。这方案否定了高伯年当市长时制定的一个方案。两个方案的分歧点，在于完成市发展整体规划的第二步，即改造工程的入手点。高伯年的第二步是在解决电力和城市用水问题之后才开始企业改造。而阎鸿唤则认为第二步是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进行旧区改造。高伯年很恼火，其实对于两个方案先搞什么后搞什么，他并没看得很重，他看重的是他提拔起来的新市长，竟敢于否认他这个老市长的方案。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否决了阎鸿唤的“七一五方案”。当然“否决”不是以决议的形式，而是根据常委会的惯例，高伯年摇了头，就算做否决。这就是权力、威望的象征。在常委会上，阎鸿唤没有成功，却在第一步能源工程完成之后，又突然重新拿出自己的“七一五方案”，先跑到国务院，取得领导认可。让高伯年没法子再讲话，这种做法堪称高明，也实在可恶。高伯年现在甚至比阎鸿唤刚提出“七一五方案”时还要恼火。在阎鸿唤从北京回来向他传达副总理指示时，他按捺不住，大发雷霆。一个市长怎么能未经常委通过就可以直接向中央征求意见！现在阎鸿唤并没有因为他发了火而变得慎重些，仍然按他的方案，组织实施，这无疑是明目张胆地对市委书记权威的公开蔑视和挑战。　　“先生产，后生活，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高伯年觉得手有些发麻、发胀，他用力把拳头攥起来，有节制地在沙发垫上捶了两下，“修什么现代化公路，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表面繁荣。”　　“阎市长的‘七一五方案’的精神已经向各区局传达了，据说有的区已经收集了群众反映，尤其老城区，居民反映很强烈，说阎鸿唤是‘好市长’，‘最知道老百姓的冷暖’。”　　“好市长”三个字又一次强烈地刺激了高伯年的神经，他笑笑，“小张啊，遇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依你看，是把生产搞上去，从长远上解决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好，还是挖肉补疮，放弃大事不抓只抓那些眼前利益的事对呢？”　　张义民没有马上回答，他明白高伯年的想法，是想让他说出一堆反对“七一五方案”的话，然后以此为据，拿到市常委会上去驳倒阎鸿唤。他对“七一五方案”，内心是矛盾的，他承认阎鸿唤的总体规划是科学的，这个新市长办的事件件是实事，绝无一句空话。他久住普店街，当然知道住“三级跳坑”的滋味。但他并不希望阎鸿唤成功，这不仅因为阎鸿唤使他惧怕，也因为普店街已经与他无关，况且，他的命运之绳已系在高伯年的航船上了。　　沈萍救了张义民的驾。她端着两盘自制的冰淇淋走进来，在门外，她就听见高伯年谈的根本不是她授意的内容，心里很不高兴。她把盘子放在两个人面前的茶几上，踩踩丈夫的脚，提醒他该言归正传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你记住，作为一个青年干部随时要敢于讲真话、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高伯年理解了妻子那一脚的用意，收住这个令他恼怒的话题，开始考虑如何转入下一个同样让他恼怒的话题。　　“那天，小婕把她的事情向你坦白了没有？”高伯年有意不去看张义民。　　“小婕很坦白。”张义民很冷静地回答。　　“究竟是怎么回事？”高伯年不是故弄玄虚，他到现在也弄不清女儿出事的具体缘由，又不愿亲自问她。　　“一个外地歌唱家，在组台演出时，与高婕产生了几天热情，他们没有想到会有孩子。事情就这样简单。”　　“混蛋！”高伯年骂起来，从与张义民谈话起，他就憋着一肚子火，这时正好发泄出来，“堕落，简直是堕落，她丝毫不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沈萍赶忙压住丈夫的火气：“你吵什么，听义民说嘛，扣帽子，骂人能解决问题吗？义民你说呢？”　　“我觉得高婕对那个演员不过是几天的热情。这也是一时糊涂，文艺界受西方性解放思想影响，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往往比较轻率。高婕大概是受环境熏染。”　　“对，对。我同意义民的说法。”沈萍忙点头赞同。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指的是你与小婕的关系。”高伯年的目光由冰淇淋上转向张义民，“我作为国家干部，绝不干涉你们年轻人的生活选择，但作为小婕的父亲，还得了解你的态度，我们做老人的，心里要有数。”　　张义民虔诚地望着市委书记，他发现平时威严的书记突然显得很老，很疲惫。他搓搓手，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说：“我反复思考过了。我希望继续保持与高婕的关系，我想用自己真挚的感情去融化她，高婕现在更需要的是温暖，如果因为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就断绝了关系，对她会是个更大的打击。我问过高婕，那个演员有妻子，他不可能同高婕结婚。”　　高伯年又一次被激怒了。女儿一点儿不珍惜自己的名誉，随随便便就去同一个男人睡觉，而那个男人怎么就敢去欺辱一个堂堂市委书记的女儿，他就一点不害怕吗？　　“想结婚，我也不会准许。”他恨恨地说，他痛恨那个害了女儿的混蛋，然而就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能加在这个混蛋头上的所有报复，只能是这么一句毫无用处的话，他不可能制裁这个人而丝毫不损害自己的女儿。为了保全女儿的名誉，同时也为着自己的名誉，他只能听之任之，一瞬间，他感到悲哀，他的权力原来小得可怜。　　“所以，我要爱护高婕，否则，她会感到人生太冷漠，对生活失去信心，而真的堕落下去。”张义民完全表达出自己编织好的一片真诚。　　“小婕不会堕落，你们不要老用这个词好不好？她是一时糊涂，人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关键在一个人的根儿是什么样的，小婕从小正派、聪明，绝不会变坏。”沈萍不愿听到别人把“堕落”与女儿联系在一起，更怕把这类问题说得严重了。　　高伯年站起身，走到张义民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关键时刻张义民表现出了对自己的忠诚。他叹口气，并没表示出更多的东西。他的感激不能让对方发现，应该使对方认识到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请您相信我，高书记。”张义民不失时机地进一步表现自己的忠诚。　　高伯年仍不做声，手指轻轻捏了捏张义民的肩膀，然后离开了客厅。　　“义民，小婕在楼上等着你呢。”沈萍一颗石头落了地。　　“沈阿姨，那我上去了。”　　“义民，你要想法给她减轻思想压力。你是知道的，你高伯伯最疼爱她，这孩子被宠惯了，无论她说什么，你都别生气，她是故意的。另外，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包括对你们家里人。”　　“我明白，您放心吧。”　　张义民此刻，心情非常轻松，他给予了高家最需要的承诺，也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高伯年夫妇在心理上的欠账单。　　他走进高婕的卧室。这是一间布置得极有情致的卧室，墙上挂着两幅抽象派风格的油画。鲜明的对比颜色上，抹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几何图形，这是高婕和她一个画友的杰作。两只组合框里摆着一些不协调却很有味道的小摆设。几只绒布做的小动物围着一个瓷制的老寿星，两只洋娃娃旁站立着一员泥雕的中国古代将军。墙角是一架漆得黑亮的钢琴。　　房间的主人坐在床上，背靠着一只竖起的枕头在读书，她指指沙发椅，示意走近她床边的张义民坐到离她三米距离的地方。　　“身体怎么样？”张义民坐下，看着高婕。她乌发披肩，薄薄的白色乔其纱睡裙恰到好处地显露出她身上那些迷人的女性线条。她真美，美到即使遭受了玷污，也丝毫不损害她的形象。他不由地想，从哪个角度考虑也不能丢掉她。　　“想必你一定在我父母面前充当了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的义士角色，讨得他们欢心了，对么？不然他们不会让你上来。”高婕放下书，淡淡地说。　　张义民一时无言以对。他没想到她仍是这么个态度，他有力量去征服她的父母，却无力去治服她。她的眼睛，语言，总是具有一种穿透力，让他无法遮掩。　　“我们不是一种人，你何必要做个牺牲品？”高婕看着张义民，又拿起了书，仿佛是想宣布此次谈话的结束。　　“高婕。”张义民尽量使自己的语调显得平静，“今天我不想同你争论，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太没意思。我说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谈不上什么牺牲。尽管我有我的道德观念，尽管我希望你生活得严肃些，但我能理解你，能原谅你的行为。我从没想到这是为讨你父母的欢心，我这个人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更不想依仗谁的势力去达到某种目的。你难道不相信会有人真爱你，你以为那个摧残了你并溜之大吉的人是真对你好吗？”　　张义民说着，自己都被自己的语言感动了，他必须要扫除高婕心里那个障碍，不然她不会真爱他。　　“噢，你真那么崇高？”高婕仿佛是惊奇地睁大眼睛，笑笑，“如果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市委书记，是个老百姓，你也会如此宽容我的行为，违背自己的道德观念考虑问题？那您就太伟大了。可惜，我们家老爷子是市委书记，所以无法印证我的推断。”高婕又放下书，站起身，“说心里话，我对你并无恶感，相反还有一点欣赏，人非圣贤嘛。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们向往、追求的不一样。你热衷于政治，而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的奋斗，想的是如何爬得更高，官做得更大。我也奋斗，我追求我的艺术，追求生活的真实。在你们眼里，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事都出格，放荡不羁，可在我眼里，你们这些人虚伪，根本不理解什么是人，也不懂得真正尊重人。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你们是能摆出一副为别人牺牲的嘴脸。一旦自己不需要时，你们又最能牺牲别人，让所有的人为你的个人利益服务，我说得对吧？”　　“不对，你这套理论不仅贬损了我，也是污辱了你的父亲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革命者。”　　“别混为一谈。”高婕截住张义民的话，“我崇敬那些为理想而牺牲的勇士，而不是你们。”　　“你的概念太含混了，我们？我们是谁？”张义民有点坐不住了。　　“一小部分人，在权力集团中的一小部分，权力暴发户，口心不一的人们，心里最看重的是地位、金钱、汽车、住房，嘴上却冠冕堂皇，谁敢公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高婕，你怎么能这样说。把关心、爱护甚至爱你的人都说成是虚伪，难道那个污辱了你的人倒是高尚、真实的？你思维太混乱，结论太荒唐了。”　　“他真实就在于他需要得到我，我的真实就在于我爱他，而并不一定和他结婚。你能像我一样坦白吗？你敢对我说，你是为着得到我父亲的庇护，想跨入这个家庭才耐心等待、大度宽容、忍气吞声的吗？”　　“够了。”张义民打断高婕的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尖刻，赤裸裸地当面剖析他的灵魂，他受不了了。　　“我再说一句，我观察了你很久，觉得你太可怜了，你从不敢违背我父亲一丁点儿，每句话都是适合他的口味和心思，像我父亲意志的奴隶。”　　张义民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地烧得难受，他用力压下了自己想在高婕那漂亮而冷酷的脸上猛挥一拳的念头，站起身，走到门口，又转过头。“随便你怎样分析，这是你的自由，我只劝你冷静地想一想，不要把被污辱当作幸福，更不要把污辱别人的人格当作愉快。你不爱我，我不勉强，但我奉劝你不要伤害你父母的感情，你总不至于怀疑他们对你的爱吧？”　　“我当然不怀疑父母爱他们的女儿，但他们老了，权力也不会维持多久，他们这种爱的方式也维持不了多久了，这里，我也得提醒你一句。好了，你可以走了，欢迎再来。”　　狂妄、骄傲、尖刻、糊涂！张义民走下楼，心里恨恨地骂着这个令他着迷又令他惧怕的姑娘。随她去好了，很快，她就会属于他，沈萍连房子都为他们准备好了，这一切高婕都知道，她从没反对过，这就够了，结了婚，看她还敢如此猖狂。张义民对任何事从不悲观，悲观情绪只会让人无所作为。他对一切充满信心，早晚有一天，她会听从他的摆布，在他获取她父亲一样的地位，在她的父亲失去了原有地位的时候。　　　　二　　张义民骑着自行车离开了高家小楼。　　外边依然闷热，热风、热气。他沿着利华别墅的小路，缓缓地骑着车，时间已近十点钟，骑到家需要三十五分钟，但他一点不着急。回去干什么，关进那个闷罐子？罐子的空气是污浊的，连人带家具都散发着一种臭气。一天不离开普店街，一天没有他真正的家。那个生养了他的地方不过是他的古拉格岛，现在他该搬出那个鬼地方，离开那帮俗不可耐的群体。他该生活在这里，往返于利华别墅和黄山高层大楼之间。每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都有些恋恋不舍，这里的空气都格外清新。　　星光闪烁，朦胧的月光洒在幽静的花园里，投下一片片银白，一株株树影。这里是个幽深的世界，也是个威严、凛然不可侵犯的地方。　　迎面四辆摩托车急驶而来，几个男女，唱着，笑着从他身边掠过。他狠狠地瞥了一下他们的背影。他对这些幸运儿怀着一股天生的仇恨，凭什么自然界赋予了大家一样的皮囊，而偏他们的幸福“得来全不费功夫”，自己却要靠苦熬苦挣。空气中飘着一股香气，这种香味他很熟悉，高婕身上就是这种味儿。这是一种幽香，妹妹义兰有时也爱用香水，但香得呛人，使他发晕，有一次，他特别注意了高婕梳妆台上香水的牌子，照此托人从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到了一瓶法国“迪安娜”牌香水，希望妹妹身上的香味能让他舒服些。谁知换了牌子，香味却依然如故。难道香水作用于不同人身上，气味还会产生差异，张义民根本没意识到，这种差异正来自他的心理。　　后边又响起急促的摩托车声，张义民本能地向边上靠了靠，把正中的道路让给这些目空一切，飞来飞去的家伙。谁知那声音嘎地停住了，一辆摩托车在他的自行车前划了个圆弧。　　驾摩托车的是徐援朝，车后坐着一个姑娘，两条裸露的大腿分叉在摩托车架两旁。　　“嘿，哥们儿，我一眼就看出是你，眼力不错吧？好久不见，听说你混得还可以。”徐援朝潇洒地用脚蹬着地，掏出一盒香烟，轻轻一弹，甩出一根烟。　　张义民毫无思想准备，烟从面前飞过去，掉到地上，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去拾。　　“算了，换一根。”徐援朝把烟盒递到张义民面前。　　张义民只好从上边抽出一根叼在嘴上，然后用手捂住徐援朝伸过来的打火机，点着烟，他不明白徐援朝为什么又回过头来特意追他。　　“怎么，跳舞还是看节目去了？”他尽量做出很随便的样子，顺口问。　　“天太热，出去兜兜风，谁他妈的想到骑摩托都兜不出风来。这雨憋着不下要闷死人了。”　　“这里还算凉快，市内更热。”　　“怎么，又去巴结高书记？噢，不，未来的老丈人去了？”徐援朝笑着说。　　张义民的脸拉了下来，他想回敬这个纨绔子弟一句，但又忍住了。他是在给高伯年当秘书时，认识徐援朝的。那时徐援朝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家等待安置，闲着没事就在大院里蹓跶。他的身份，当时市委书记徐克的儿子，他的形象，细高个子，漂亮面孔，再加上他满不在乎、洒脱倜傥的风度，都使他在别墅大院里挺扎眼。他是在这大院里出生的，高伯年搬进利华别墅已经是第三代住户了，阎鸿唤则属于第四代。大院里的很多勤杂人员都和他很熟，尤其老花匠是看着他穿着开裆裤长大的。他常帮老花匠浇水、剪枝，和警卫聊大天。张义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人物。了解了他的身份。他们俩年龄相仿，徐援朝也从不端什么架子，张义民便很想跟他交个朋友，高干子弟在他眼中总包着一层神秘的光圈，他想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方式。所以，每次碰到徐援朝，便有意识地站下来和他随便聊上几句。最初，他觉得徐援朝很健谈，似乎无所不知，进而，他就觉得徐援朝很浅薄，这个公子，什么都见过，但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而且知识贫乏，对各种边缘学科，当代新思潮，各种新观念，一无所知，只是天南海北地胡聊。原来，徐援朝这些人除了父母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个光圈，竟不如一个贫民子弟。张义民心里油然升起几分得意和自信。不久，徐援朝分到了外贸公司保卫科当了科长，见面的次数少了。后来，即使见了面，徐援朝的态度也变了，变得十分冷淡，甚至傲慢。张义民开始忐忑不安，他不知徐援朝态度突然降温，有什么“背景”。是不是哪句话冲撞了他？没有，张义民一向跟徐援朝说话比较谨慎，是不是自己哪一次态度上先冷淡了？也没有，张义民虽然从心底里看不起徐援朝，但他对市委书记宠爱的这个公子，一贯的原则是接近他，怎么会表现出冷漠呢。平时遇上再紧急的事儿，他看见徐援朝都要停下来，寒暄一通。慢慢地，张义民才发现徐援朝冷淡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对所有大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从小抱过他的老花匠。原来，这小子狂了，社会宠惯了他那颗优越的灵魂，使他又重新意识到他原来是这座城市的“太子”。张义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落在地下的心充满了对这个“太子”的仇视和轻蔑。总有一天，他要把徐援朝这类八旗子弟，踩到他的脚下。但他现在犯不着得罪徐援朝。于是，只要那位“太子”迎面骑车过来，他还是招招手，不管对方是否答理他，只是在自己招手的时候，心里总要骂一句“这个混蛋”。三年前，徐克退居二线，调到北京，高伯年当了市委书记，张义民才不把徐援朝放在眼里。徐克管不到他头上了，以后，两个人在利华别墅相见，便互不理睬，擦肩而过，也形同路人。　　今天，徐援朝掉头追过来主动跟他说话，想干什么，难道是为羞辱他？　　“开句玩笑嘛，哈哈。”徐援朝拍拍张义民的肩膀，“刚听说，老弟荣升大处长了。”　　张义民不认为徐援朝是恭维他。这小子不是普店街的住户，把处长这个角儿会看得多重。在徐援朝眼里，局长，部长都算不得什么。他笑笑，反唇相讥：　　“我可听说，你早是个老科长了。”　　徐援朝仿佛什么也没听出来，仰脖哈哈一笑：“老皇历了。不像老弟，市委第三梯队，前途无限量。”　　摩托车后座上的牛仔短裤女郎不耐烦了：“别逗了，有事没事呢？你要说你在这儿说，我先骑车回去了。”　　徐援朝没有回头，只是用手向后拍拍那姑娘的屁股：“别闹，耐心点。”然后又对张义民说，“这么热的天，回家干什么，走，到我们家玩玩去。”　　“谢谢，我还有事。”张义民目前并不想与他深交。　　“别蒙人了，都快十点了，这么晚能有什么事？别摆谱了，你天天到这儿来，敝人寒舍你还没来过。走吧，随便坐坐，就当认个门，跳跳舞，正缺个男伴。”　　徐援朝的邀请，在张义民眼中是自己的胜利。他终于让这个“太子”知道了他的分量，居然低头主动向他表示要交个朋友。但是，如今的张义民已经不是刚刚跨入厦门路222号大院的 那个小秘书了。他自信自己能成为这座花园主人之一，高家家族的成员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他早已没有去见识一下徐家的欲望。他现在去徐家就是赏光了，他不能赏给徐援朝这个光。　　“等没事的时候再说吧，现在没时间，明天市政府又是一天会，我得早点休息。”他的这番话，是为着表示一下自己对徐援朝的轻蔑，强烈的报复欲支配着他。　　“少坐一会儿呗，今天我家从北京来了几个朋友，认识认识对你有好处，北京信息多灵，你不想多了解点什么？”徐援朝漫不经心地踩着摩托，似乎在等待张义民的最后决定。　　“北京的朋友”这几个字让张义民心动了。看样子徐援朝也算真心实意，去就去，认识几位北京的干部子弟还是很有必要的，谁知道将来哪道门向他开呢？　　徐克这幢房子，看外表与高伯年那幢样子区别不大，但走进那扇雕花大玻璃门，张义民立刻发现了它们的不同。这幢房子有一个十分宽大的前厅，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光可照人，像个舞场。从门口到二楼楼梯上，铺着一条紫红色的长地毯，另一条紫红色地毯拦腰横跨，两端伸向一楼两侧的棕色菲律宾木雕花房门口。徐克毕竟是市里的元老，他的住宅从内部结构到装饰都比高伯年的房子气派，考究得多。　　张义民随徐援朝走进一楼左侧的房间。　　房间很空旷，摆着三套沙发，上面坐着几个男女，显然他们就是那些飞车的男士和飘香的女士。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说过的那位高伯年的未来女婿，现任市政府综合计划处处长张义民。”　　几个男的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徐援朝按着张义民的肩膀，给他介绍：“郭小军，中组部的，李建民……”　　“中组部”三个字使张义民的思维停顿了太久，以致没听清下面的名字，只记住了“外经委”、“中华贸易总公司”、“振华经济开发公司”这几个对他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单位名字。　　“这位，你一定认识，他是柳副市长的弟弟柳若明，咱们市赫赫有名的华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副总经理，百万富翁。”　　柳若明长得文雅、秀气，和他哥哥很像，所不同的是他眼中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神态，而柳若晨是一副书生相。　　“听我哥哥介绍过你，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今天认识你十分荣幸。”柳若明蛮有风度地握握张义民的手。　　“比不了你，年轻的总经理，我很佩服你哥哥。”　　徐援朝拉着张义民走向那几个姑娘，她们却好像没看见他俩，仍在各行其事。剪指甲的剪指甲，削水果的削水果，随着音乐晃晃的还在晃，甚至连眼皮都不抬。这多少让张义民有点尴尬，自惭形秽。　　徐援朝发现了双方这一神态的微妙，便笑着拉过来和他俩一同回来的牛仔短裤女郎：“罗晓维，咱们市里著名女歌星。大名鼎鼎，电视里一定见过吧？”　　大名鼎鼎？张义民不知道，他从来不听那些浑身扭动，有气无力的通俗歌曲。他很少看电视，晚上不在家，到高伯年那儿又不看这种节目，所以没机会在荧屏上认识她。为了礼貌，他还是伸出手：“呵，久仰，久仰。”　　罗晓维让他们俩一恭维，显然是高兴了，拍了徐援朝的后背一下：“就你那么迂腐，还一本正经地介绍什么，一起玩玩呗，一会儿不就熟了？”然后，她拉过张义民，“来，我招待招待你，想喝点什么？可乐还是橙汁？”　　徐援朝笑了：“好了，义民今晚可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照顾我们哥们儿。”　　张义民被拉在沙发上。罗晓维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可乐递给他，自己打开一瓶矿泉水倒在杯子里，又加了两块冰。“喝吧，都热死了。”她坐在张义民的沙发扶手上，一股香气直冲张义民而来。　　张义民觉得有点发晕，刚才罗晓维拉住他的手时，他就有点发傻，虽然他已经在名义上交过两个女朋友，可还从没有跟一个女性有过任何肌肤的接触，女孩子的肌肤对他还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地。他不由得往远处悄悄挪了挪。　　“北大毕业的？”罗晓维喝完杯里的水，问他。　　“不，师大的，怎么？”　　“北大进入政界的最多。”罗晓维笑了。　　“你呢？音乐学院毕业的？”　　“酒吧学院。”罗晓维又笑起来，“从酒吧走向荧屏怎么样，这条成功之路还算可以吧？”她为自己又开了一听橙汁，倒在杯子里，“不过，我曾经考过，可没考上。其实，如果考上了，生活也许就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自在。那些大学生心高脸皮薄，干这个怕丢面子，干那个怕失身份，死抱着洋腔洋调和那张干巴巴的文凭活一辈子，绝成不了红歌星。白白有个好嗓子，唱的歌儿没人听。他们也羡慕我们赚钱多，可又放不下架子来抱我们的饭碗，只好看我们到处组合演出，灌带子，出名，唱红，白白干瞪眼。”　　罗晓维大大方方地谈着，就像跟一个早已熟识的老朋友谈天，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这态度感染了张义民，“名”和“利”其实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他从来回避谈这个。她却直言不讳，毫不顾忌，这倒使他不由得羡慕起她来。他注意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姑娘。她有二十二三岁，刚才脱掉了套在外面的蝙蝠衫，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米黄色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两只黑黑的眼睛，配上小巧的鼻子和嘴，整个人显得十分娇小可爱。　　“现在人们都想弄张大学文凭，你这种思想倒很特殊。不过，人的追求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像你这样的大学生中佼佼者，又另当别论。”　　徐援朝朝他们走过来：“哦，看来你们谈得很投机。”他拍拍张义民的肩膀，“不陪我们晓维跳跳舞吗？”　　“不，我不会，你们跳吧。”张义民忙摆摆手。他跳舞并不外行，他是为高婕学的。高婕是歌舞团的，未婚夫怎么能不会跳舞！可他今天不想跳，尤其不愿在这里跳，这种环境和气氛，他很不习惯。　　“咳呀，你这么好的身材，不会跳舞太可惜了。来，我负责教你，保险一教就会。”　　张义民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大灯已经关闭，四面壁灯亮了，屋顶上一盏转球彩灯转了起来，把一束束五色光柱抛洒在正在舞曲中起舞的对对男女的身上。而且，他们的舞姿很特别，跳舞时不仅搂着腰，而且脸贴着脸，几乎是全身都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不由得心里一阵狂跳，脸也红了。　　“来，怕什么，都是自己人。”罗晓维站起身，拉住他的手，“家庭舞会的优越性，不怕出丑，没人笑话。”　　“好了，晓维，好好照顾我的哥们儿。”徐援朝笑着拍拍张义民的手，“别犹豫了，快跳吧。”　　罗晓维的手又小又软，张义民觉得自己的手发烫，像一股热流，由与她接触的部分流向全身，他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怕什么？不是还有中组部的干部在吗！这里的男性公民们哪个不是有头衔和身份的人，他们既然不怕，自己又怕什么？跳跳舞又何妨？只要注意保持距离就行。　　他和罗晓维转入舞池。　　“你原来会跳呀，为什么说谎？”罗晓维很快发现张义民的舞步很熟练。　　“我是不习惯你们这里。”　　她笑笑：“这有什么？跳舞本来就是为了寻求快乐和刺激，何必假正经，像你这样，恨不得拉开几尺的距离。”　　“不，跳舞是种体育性的娱乐，它……”　　罗晓维笑起来：“那您去体育馆好了，最好您只用一个小指头顶着我的腰。”　　“那不行，转起来，我非摔倒了不可。”　　“不会的，我会立刻抱住你的。”　　他情不自禁地搂紧了她的腰，她也顺势把身子贴向他。他感到了那凸起的少女柔软而又敏感的部位，触到了她细细的发丝，闻到了阵阵袭人的香气。他觉得自己再一次发晕了。他闭上眼，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梦一样的世界里。拥靠着罗晓维迷人的身体，陶醉在这音乐中，他忽然觉得人生并不都是奋斗，也有舒适和感官的享受。这个舞池中有最现代的性观念，也会使人产生最原始的性感觉。他的手不由朝她的腰部下面滑去。　　突然，外面几道划亮夜空的闪电，又响起一阵滚动的闷雷。张义民吃了一惊，手松开了。　　“天要下雨了，我得赶紧回家。”他说。　　“援朝刚才对我说，今晚不让你回去了，就住在这儿，这是我的任务。”罗晓维并不松手，话里似乎有某种暗示。　　住在这儿？张义民又是一惊。不，陷得太深就无法自拔。他是高婕的未婚夫，高婕可以走得很远，可他却一步也不能走错。　　“不，我得回去了。”他猛地推开了她。第 六 章　　　　一　　市政府大楼，六二○会议室，人称“政府决策地”。凡有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都在这里召开市长办公会。　　今天，确有一个重大方案要在这里出台———市政交通改造的二号方案。秘书在会后起草会议简报时，把这次市长扩大办公会议称为：“本年度市政府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办公厅主任却将这句话抹去，改为：“这是一次对我市市政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的会议。”　　阎鸿唤又抹去办公厅主任的话，写上这么一段文字：　　“我们掀翻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群众会很快看到城市建设将发生的一系列连锁变化。事实会证明，这一造福于民的方案对一座城市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这是根据七一五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出的一个交通改造工程方案。方案一经实施，等于给这座城市动了一个改头换面的大手术。根据七一五总体规划：整个市区将分解成几个相对独立的综合区，将中心区北移。考虑城市发展沿革、地形特点、新旧区之间的关系、公共场所的现状，以及近郊土地使用条件等因素，在市的四郊建立四个外围区。形成市区、综合区、居住区三级结构体系。在总体上将城市各项高度集中的复杂功能活动，从功能和时间上分解开来，形成彼此隔离而又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以解决目前城市布局混乱、中心建筑密集，人口稠密，居住拥挤，工厂包围住宅，住宅包围工厂，污染严重，道路不成系统，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的混乱局面。　　解决这些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继续扩大城市区域，在建卫星城上下功夫。这条途径比较简单，但大量的农业土地被占用，将会造成对城市生活供应及生产原料供应不足的威胁。二是从改造城市交通道路入手，通过疏理城市“血管”，让城市“肌体”活起来。但难度相当大。　　阎鸿唤果断地选择了第二条途径。他不喜欢拖泥带水，割一刀就要让它见血，手到病除。温吞水，留后遗症那不是他的作风。　　交通改造方案由此制定。　　按照这个方案，整个城市道路系统将由一个环城路和一个环郊路构成环形路网系统骨架，并整修九十七条干道为辅助线。这个路网系统把全市联接起来，并且有效地将市区布局做出合理切割。　　与会者对这个经国务院领导同志认可的大胆构想，当然无异议，但具体的实施，摆在面前的许多现实困难又障碍重重。　　这项工程一旦开工，面临的是，七十多家中小企业、七所中小学校、十九个机关事业单位、五千多户居民的搬迁。施工力量不足，市财政力量不足，几处改造旧居民区的资金需全部占用；地下管道，通电线路将受到破坏，重新铺设。本来就十分紧张的交通系统，在施工期将更为紧张，施工沿线居民的正常生活会受到干扰……　　这一刀动好，全盘皆活。动不好，伤筋动骨，甚至会导致城市的整体瘫痪。　　讨论非常激烈。一个不可行的方案再宏大，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市长们的责任不是给市民讲述一个美妙的童话，而是要干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然而，这个方案终于通过了。　　阎鸿唤回到办公室，走到桌前坐下。下一步他要审定实施方案，他习惯地掏掏口袋，空空如也，才想起，刚才开会前就没烟了，他抽的是秘书长给的烟。自己的烟，昨晚上就断了顿儿。改不了的坏毛病，这两年，他的烟越抽越凶，几乎一支接一支。每月工资他交家里五十元，其余的交给秘书小朱，安排他的吃饭和抽烟两项开支。近一年，几乎月月小朱都向他报亏损，他只好下令降低伙食标准，以补抽烟的高额支出。然而，最近，他发现秘书不能尽职，香烟总是供不应求，心里不免有点恼火。小朱是他亲自挑选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人很精明，性格也对路，也许就是性格相像，秘书太有主意了，才敢犯上，怠慢他。　　他叫来小朱。　　“烟。”他伸出手。　　小朱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刚毕业不久就当上他所崇拜的市长的秘书，他何尝不想把市长交办的事情干得漂漂亮亮的。但他无论怎样努力，市长也能在工作中挑出他的毛病；无论怎样精打细算，也解决不好市长的抽烟问题。工作中的差错，他认账。但抽烟问题，市长却显得近乎无理。市长每天能抽三盒烟，一个月近二百元的香烟费。他不忍心让市长抽次烟，既是对他身体负责，又是为了照顾领导体面。可光供应高档烟，市长的伙食费只能降到每顿五角钱，现在市场物价老涨，机关食堂的伙食费也提高了，五角钱的伙食费，连个像样的乙菜也吃不上。他几次试图把市长的烟量压成两盒，结果一切努力全是徒劳。他只好四处巧立名目为市长讨烟。堂堂一个市长，手里掌握着多少个亿，可就是自己腰包里穷得叮当响。　　阎鸿唤见小朱没递烟，刚想发火，抬眼见秘书一脸难色，又把火压下去。　　“怎么，又没钱了？”　　小朱把开支明细账单递过去：“市长，您就减少点烟量吧，现在到处宣传戒烟呢。”　　阎鸿唤接近账单看也不看就揉成一团扔到纸篓里。他计算机式的脑袋里储存着全市几十亿经济账，哪多哪少，哪盈哪亏，一清二楚。他能变魔术般地从僵死的数字中，挖出成倍的钱，去干一项接一项的工程。但对自己二百多元的工资开支，却总是一笔糊涂账，心中无数。　　“过去好像没有这么紧。”　　“那当然了，过去您一天抽两包。过去的烟没有现在高级，现在烟厂把烟加个过滤嘴，提个档次，以前您抽‘大重九’就成，现在抽‘金恒大’，差一半的价呢，动不动再抽个‘万宝路’，‘三五’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