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而龙走进了自己那栋楼，推开门，正好碰到楼下的邻居，一位在国内国际都有点名气的动力专家，又穿上了那件磨成光板的，原是长大衣，硬给剪短的外套。这身打扮，使于而龙回想起他们俩在那九平方米的“优待室”里，所度过的患难日子，这位有着学者、博士、教授、专家一系列让他倒霉头衔的总工程师，是于而龙心目里又一个可敬的老夫子。　　“干嘛又穿起这套行头？”　　“敲钟去！”　　“哦，你已经知道了？”　　“不愉快的消息，总是要比预料的来得快些，而好事才常常多磨！”　　“我白给他磨半天嘴皮。”　　“你多余去找他，我这就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什么不好的呢？”　　“那么，你的理论——”　　“唉——”他沉重地叹一口气：“在钟声中慢慢死亡吧！”　　“不会的，不会的，这场历史的歇斯底里会过去的。”　　他望着那对闪烁火花的眼睛：“不过，我未必看得见。”　　“你不要这样灰颓，廖总！”　　“谢谢你的好意，我努力挣扎挣扎看！”　　“去吧，去吧，也许实验场会唤醒你的灵魂！”于而龙握住他的手，紧紧地，久久也没有话。　　回到屋里，只听谢若萍在过道里叮嘱着房间里的儿子：“菱菱，明天，楼下廖伯伯要去工厂实验场上班，他上了点年岁，眼神又不济，路上人来车往万一有个闪失呢？我看你这个大学，成天大批判，也没个正经的，学不学两可，干脆，明天你甭到学校去，陪廖伯伯一趟吧！告诉他郊区车怎么坐，在哪儿倒车。”　　“是喽！是喽！”于菱在他姐姐屋里答应着。　　于而龙在心里暗暗感激他的老伴，她是个识大体、懂事理的女人，别看她有时候唠叨两句，可她有着一颗善良的、同情别人的心。　　“干吗不进屋去对他讲？”他问。　　“谁知他们姐弟俩画什么？不让我看。”　　姐弟俩在屋里格格地笑着，他琢磨不透于菱近些日子，为什么一个劲地热衷绘画？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儿子有许多事对他是讳莫如深的，使他有些苦恼。于菱在他眼里，是被看做浅薄的、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事业上的追求，基本上是属于浑浑噩噩，谈不上多大指望的家伙。但是，他有时冒出的一句话，两句话，又觉得孩子并不是毫无头脑的。记得前几年，于菱复员回来当工人那阵，兴致一来，向他姐姐学过几天绘画，但很快五分钟热度过去了。好容易他妈妈活动得把他保送进大学，怎么？于而龙纳闷，不学高能物理，又要回头学美术？儿子不像女儿，他觉得于莲几乎没有什么回避他的，她把他既看做是亲爱的爸爸，又看做是谈得来的朋友，可开始长胡子的儿子，却对他有着分明的隔膜。　　他推开女儿既作画室，又作卧室的屋门，于莲正披着睡衣，捧着一部俄文版的《伊索寓言》，边走边译给她弟弟听，于而龙很快从寓言的含意，明白了她的意图。很明显，因为她不赞成弟弟找的对象，做姐姐的总是进行不惮其烦的教导。　　“莲莲，莲莲……”于而龙心里念叨：“连我们做父母的，都相当明智地不再干预，放手不管了，你一个做姐姐的，干吗偏要从中作梗，做那种讨厌的反对派，一定要使菱菱不和那个舞蹈演员相好呢？”　　于莲的散漫随便和落拓不羁，使得头脑相当开通的于而龙也对女儿的行止得耷拉着眼皮——“什么时候真得和她剀切地谈谈，咱们是中国！”可她，睡衣也不系紧，肩头都滑了出来，高耸的胸部，随着她边译边笑的语声在颤动：“城里的耗子决定邀请乡下的耗子，到他家来做客……”她掠了她爸爸一眼，似乎在说：“你别管我们的事，我非把他们的爱情给搅黄为止。”　　这个怪特的姐姐脾气呀！“那个乡下耗子啊……”她半点看不上眼。　　确实也是如此，于而龙承认，那个舞蹈演员有点轻佻，有些浮飘，是个很少见过大世面，小家子气十足的姑娘；可是爱情蒙住了眼睛，人就会变得盲目，于菱偏爱上这位特别外在，特别浅薄，像小市民一样眼皮“拉浅”的演员，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采取封建社会的家长威力，用强硬手段断绝这对情人的来往。尽管全家四口人，有三票反对，但决定性的一票，是他自己，他投定了，就再也不能更改。——“嗐！也是头犟驴啊！”　　那时，他从部队服役期满回来，都是谢若萍张罗，在厂里安排了工作。不知怎么碰上了原来的同学，现在是舞蹈演员的柳娟，而且，不由分说，就如胶似漆地亲密了起来。谢大夫医院里有许多好看的姑娘，热心人成打地给他介绍过，并不比演员差到哪去；部大院里也有合适的女孩子，门当户对，比那个小家碧玉有身份多了。　　不，于菱死活不干，偏要和这个跟高歌好过几天的舞蹈演员交朋友，谁也不能拆散，把他妈妈的胃病都气犯了。　　“你要从政治上考虑利害，小祖宗——”谢若萍恨不能明明白白告诉儿子：你要为你老子想想，高歌现在是个什么人物？你从他手里把这个姑娘夺过来，该考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苦苦地追求了好几年，现在，又有汽车，又有洋楼，就缺那么一位漂亮夫人；可你倒好，半路上给人家截走了。　　于菱回答着他妈：“廖伯伯说得有理，在爱情上，谈不到温良恭俭让，好比物理学电子俘获现象那样，用不着讲谦逊。我爱，我就大胆地爱；我追，我就勇敢地追。一个质子变为中子的过程，总要释放出一个中微子，就让高歌成为那个质量等于零的中微子吧！”　　“你混蛋透顶！”犯着卡他性胃炎的妈妈骂着：“气死我啦，跟你老子一样，一头死不开窍的水牛！”　　“廖伯伯讲：一个缺乏强烈爱情的男人，算不得一个男人；一个不敢爱、不敢恨的民族，准是个没出息的民族。他说，他要年轻五十岁，也会加入竞争的行列，在爱情的斗牛场上，就应该有卡门一样火热的爱情。”　　“哎呀，他不怕廖师母从阴间回来掐他。”　　那都是两年前的旧话了，如今既成事实，不接受不行，老两口也只得默认了。　　惟有于莲，她尝过爱情婚姻生活的不幸，还在一个劲地说服他：“……乡下耗子胆战心惊，稍有一点响动，就吓得失魂落魄。虽然食品很丰美，有乳酪、有面包、还有蜂蜜”她又继续朗读俄文，可于菱却盯着他的父亲，显得多少有些局促不安地，摆弄着手里的油画笔。大概知其子莫如其父，于菱每当有些什么不想让老子知道的事，而常常逃不脱那双敏锐的眼睛。这时，在许多画稿中间，一张半开纸大的画幅上，有一个人面蛇身的女人，吸引住他。这显然不是于莲的手笔，那种漫画式的夸张，肯定是他儿子的杰作了，那个妖精用一种可恶的眼神，憎恨地仇视着她所看到的一切。尤其是那一副刚用炭铅勾勒上的秀郎眼镜，毫无疑问，是画家信手添上的了，这一添可不打紧，影影绰绰地看去，酷肖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于而龙朝那幅画走过去。他女儿合上了那本《伊索寓言》，严密注视的眼神紧追着她爸爸的身影，似乎觉得他不应该是这种样子，起码报以会心的一笑才是。但是，那一连气追问的“干什么”当中，既有责难，也有惶惑，以至还有点害怕，自以为深刻理解爸爸的女儿，弄得不懂起来。一直到于而龙抬起手来，去撬那绷在画架上的揿钉时，这才喊了声：“爸爸——”　　于而龙回过身来，望着于菱：“你搞这些只有傻瓜才干的事，是什么意思？”　　“我干的——”姐姐回护着弟弟。　　“不，姐姐，用不着瞒住爸，我要画一张贴在我们学校那大批判专栏上，凑凑热闹，别以为全中国九亿人民都是哑巴，都是不会讲话的牲口。”　　“哦唷，英雄！”于而龙冷笑地说，假如没有和王纬宇这两次为了实验场，为了廖思源的交锋，那么今天如果不在表面上，至少在心底里会赞赏儿子这种敢作敢为的勇气。然而现在这种拼命三郎的做法，至少在这个打过游击的于而龙心里是采取否定看法的，应该积聚力量，应该等待时机，就像过去石湖支队处于劣势时那样，可是，怎样才能给他们讲明白呢？　　“爸爸，我们不是孩子！”于莲温和地走去拉于而龙坐下。　　但是，于而龙甩开了她的手：“你们这是在作死”他本想说，聪明的剑手，决不会把柔软的下腹部去迎敌人的剑锋，而是应该躲其锋芒、避其锐气，然后，找到对手的破绽，一鼓作气，置其死地，一点也不手软地战斗到底。但是，于菱冷生生的一句话：“与其像狗似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如像人一样地死去——”把于而龙气得两眼发黑，于是回过手来，就要去撕那张画。　　于莲一下子站在他和画架的中间，挡住了他的手，急促、气愤地喊了一声：“爸爸——”那高昂尖锐的声音，把在厨房里做饭的谢若萍都给引来了。她直以为出了什么事，推开门，只见爷儿三个都赤红着脸互相僵持着。　　“怎么啦？你们怎么啦？”　　突然，于莲那对特别明亮的眼睛里，簌簌的泪水像一串珠子从脸颊上滚落下来，她说：“爸爸，你从来不是一个胆小鬼，能指望你的儿女是贪生怕死的懦夫吗？……”　　泪水使他匆匆而来的火气，匆匆而去，伸出去的手收了回来。他想：也许是这样，每一个时代的人，走上他革命道路的方式，怕不会是尽同的，由他们自己去闯吧，他们自会对他们所走的每一步负责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在回忆的波浪里越陷越深了……　　那蛇身人面像又在脑海里升了起来，张着血盆大口，似乎要把这个世界都吞噬下去，紧跟着，那条张牙舞爪的章鱼，又朝他扑了过来，他仿佛感觉到那章鱼触脚的吸盘，在紧紧地吮着他，随后，又听到那熟悉的笑声，在耳边隆隆作响，也不知是王纬宇，还是王惠平的腔调，告诉他：“需要，弄假成真；不需要，真亦是假！哈哈哈！”　　于而龙果真被这些幻境搅得有点头晕，把那支没有吸完的纸烟，从舷窗扔到湖水里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乱到这种地步，脑子里简直像开了锅一样。　　毫无奇怪之处，亲爱的游击队长同志，谁让你整整三十年不回家乡呢？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久别以后回到那里，必然会产生一种激动，这是很自然的。更何况石湖对他来讲，又非一般乡土关系，因为这块土地，几乎每一寸，都是经过他的手，和敌人抢来夺去，好容易才成为人民的江山，所以就格外容易动感情了。　　假如他不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回乡，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了。他做不到心如古井，能够喜怒哀乐，不动声色。不行，刚才县委副书记关于船家下落的两句话，差点露出了声色，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谢若萍早就给他预料到了，医生的职业习惯，总要给病症作出确切的诊断，她说：“你回石湖，心情决不会好的，比不得王纬宇，他三头两遭地到家乡转转。”　　“从何说起呢？大夫！”　　“信不信在你，因为我想，能使你欢乐起来的因素少，相反，让你失望、伤感的东西倒可能是很多的。”　　说对啦！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虽说于而龙已经六十出头，但终究不是那种老朽昏聩，感情麻木的人，他的血还是很热的，他的爱和恨还是挺强烈的，才回到故乡多大会儿，也就是一天不到的工夫吧？倒觉得自己的心，像跌进了无底深渊，透不过气来地下沉，而且是无止境地沉下去。　　不知谁在提醒他：　　“前面就是三王庄了！”　　第二章 （2）　　于而龙恨不能一步跨到三王庄，来到鹊山脚下，去凭吊那块殷红的石碑，一个石湖地区最早牺牲的女共产党员的坟墓。　　三十年来，一直牵系住于而龙的墓地，现在离他愈来愈近了。他模糊中觉得芦花好像并未牺牲，而也许还活着，只不过是长时期的分别，现在又该重逢了。但芦花确确实实是他亲手放进墓穴里去的，就在那棵已不存在的银杏树的附近。自那以后，没有给坟上添一把土，现在，可以弥补多少年来引以为憾的事了。　　他盼望着独自在石碑旁边坐下来，在毫无纷扰的情况下静静地想，只有安详的氛围、静谧的环境，才有助于思路的畅通。他要在凭吊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凭吊，凭吊是怀念已成历史的过去，思索却是为了战斗，为了明天。所以他需要好好地回味，三十多年，逝水般的日月，冲淡了他的记忆，而现在，他多么想把断续的历史画面一幅幅联缀起来，构成一个完整复原的当时形象，好作出新的判断，来帮助自己（恐怕还不仅是自己！）打开那把锈锁，揭示出哑谜的谜底。　　芦花！于而龙真想朝村西大声喊：我多么需要你的帮助呀！“上岸歇会儿吧！支队长！”王惠平向他提议，同时注意观察他的脸色。　　于而龙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否决了自己。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有一位信奉王纬宇的县委书记陪同，那么长眠的女指导员肯定会皱眉头的。　　“快赶回柳墩去吧！”他尽管这样说，目光仍舍不得离开原来耸立着银杏树的村子尽头，可是新盖的房屋，挡住他的视线，游艇又不理解人的心情似的飞快行驶，三王庄很快落到身后边了。　　芦花……于而龙在心里同她交谈起来。　　要不是意外地巧遇着他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恐怕此生也只是在魂梦里来到她的身边了。只是一句无意中的言谈，才导致游击队长，重返故地，在石湖上乘着游艇疾驶啊！　　“芦花，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劳辛，我们那位感情洋溢的诗人！”正是这位记者兼诗人的罗曼蒂克式人物，使于而龙三十年回乡的梦变为现实，而他和认为早已牺牲物故的劳辛见面，实在是极其偶然的。　　　　去年，一九七六年的最初几天，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满城白花，阵阵哀乐声中，阳明，原来在根据地里他们的政委，长期卧病以后，也随着那颗殒落的巨星与世长辞，再也比不上那一年春天，整个中国更为苦痛的了。　　阳明是一位非常体贴关怀下级的领导干部，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于而龙心肌梗死发病住院，这位政委还拖着很重的病，来看望过他。很清楚，是路大姐去告诉他，并要他来的。那时，周浩的处境要更糟糕些，一个被命名为“还乡团支队长”的挨批之人，怎么能到医院里来探视他于而龙呢！又不知该造出什么舆论，作出何等文章。但是，在部队工作的阳明抱着病来看望了，他身体瘦得可怜，但精神矍铄，一个劲地说啊笑啊，劝于而龙不要颓唐，鼓起信心活下去。　　“你就放心吧，阳明同志！”　　“我对你还是蛮有信心的，谁让你是一条龙呢。”他温和地笑了，自从于而龙认识这位领导人以来，从来都是这样和蔼可亲，令人感到格外温暖。　　谢若萍对这位部队首长说：“现在他是趴下的虫了！”“没关系，鱼龙变化，未来还是可以飞腾的。看咱们那头铁打的狮子，不也被捆住了手脚嘛！”他轻松地谈起周浩。在那乌云滚滚的日子里，这种谈话方式使于而龙惊讶，为什么他不把事态看得那么绝望悲观，好像不得了，天全黑下来了。阳明敲敲他那铁床，发出丁当的声响：“有句俗话，叫做百炼成钢，听见没有，这是从烈火中炼出来的金石之音；你搞多年工业，更该明白这个道理。像我癌已扩散，指日可数之人，还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呢！千万不要灰心失望。”他笑着问：“还记得六七年，我作为你的同谋犯，从你们工厂偷着往外运那套动力实验资料？”　　“全让他们烧了，二十年辛苦，付之一炬！”　　“造孽啊！”他叹了一口气：“总有恶贯满盈的一天！我记得那时候你也曾经趴下，可不曾服输，用他们的话，就叫做蠢蠢欲动，伺机再起，现在怎么啦？背一回氧气袋上台做检查，就失去勇气啦！”　　——他全知道，全知道，一切他全了如指掌啊！　　但是于而龙万万没料到，他出院还不曾来得及去探望政委，倒先接到了他的噩耗。谢若萍害怕老伴过于激动，直到开追悼会了，才不得不告诉。　　——芦花，你该比我更熟悉阳明同志，他还是你们那一届抗大分校的负责人，那是一位多么严谨正直的老同志，又是多么爱护干部，关怀下级的好领导啊！　　于而龙还记得最初攻打县城失败以后，政委来到三王庄，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他那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不能使于而龙的忐忑之心稍稍平静下来，多少有点耗子见老猫似的，估计周浩式的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于是端坐在船舱里他的对面，准备迎接这场暴风雨。后来，游击队长才体会到政委和司令员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安排在船舱里个别交谈，正是他的细致之处，不像“将军”，那管人前人后，噼里啪啦一顿机关炮，搞得人下不了台。　　阳明没有责备他，连一点批评口吻都未流露出来，而是文静地询问着战斗的全部过程，哪怕极其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再三再四问个齐全，半点也不着急。那时候，于而龙是刚出炉的烧饼，虽然有股热劲，但还显得软嫩，是个才学会打仗的初级指挥员，有些问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有些数字，模里模糊说不准确——要碰上周浩，眼睛早直了，就得朝你拍桌子。但他挺有耐心，宁静地等于而龙想好再回答，这时，只听水声汩汩地拍打着船帮。　　王纬宇打发通讯员长生，至少来送过十回茶水，最后，阳明笑着说：“回去告诉关心你们队长命运的人，我保险不把他吃掉。”　　事后，游击队长把参谋——王纬宇那时是参谋，叫到偏僻处，生气地问：“你在搞什么名堂？怕我把屎盆子全扣在你脑门上么？”　　“如果你需要的话，也许会那样做。”　　“敢作就敢当，我不像你。极力主张打的是你，出了娄子拼命把自己摆脱出来也是你。”那时，王纬宇仗打得英勇，没有少给他哥苦头吃，凡是能教训王经宇的地方，他都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这一仗，就是打他哥在县城的奥援。　　他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测量一下领导同志的温度，拿船家的话讲，也就是要观一观风色！”　　接着，政委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似的，一项一项都摊在船舱里，类似沙盘作业那样，从最初对敌情的判断，到一场攻坚战设想的形成，再从一二梯队的运用，发起攻击的时机，各种火力的配置，一直到部队的干部思想，战士情绪，从头至尾的政治工作，像剥莲蓬一样，一层一层给于而龙剖析着。　　时属深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忍受凄寒，而我们这位石湖支队长，却像三伏天里钻进了灶炕，汗流浃背地听政委以商榷的口吻，同他探讨战斗的得失。那些个破绽哪！那些个漏洞哪！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恨不能从船帮的缝隙里钻出去。　　——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学生呵！　　死去的政委当时毫无责备的意思，声调也不曾提高半分，而于而龙比受着斥骂、受着鞭挞还感到难过痛心。这才能叫做真正的触及灵魂呢！　　指挥员的卤莽，是要以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来补偿的，但是政委却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轻敌的苦头，不作调查研究的苦头，轻易被人动摇自己判断的苦头——哦，了解得多么仔细啊！——我们都吃过，要是多在你们耳边吹吹风，至少会使你们慎重些，小心些。怪我吧，怪我来你们支队太少，而且也晚了点。”说着，紧握住于而龙的手：“二龙，打起精神，我们来不及办军官学校，只好边打边学，要付出一些学费，也是势所必然。”　　可是一旦获得一些成绩，取得一点进步，阳明决不会忘记夸奖和鼓励的。就在那以后不久，支队在陈庄、三河镇之间打了胜仗以后，政委赶快派记者来写他们。　　他们就从那时起结识了劳辛，一个和他们生长环境迥不相同的人物，这个从海外跑回祖国来抗日的华侨青年，留着浪漫主义的长头发，写着充满激情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诗句。　　说来也不怕丑，于而龙从不讳言，那时他和芦花是没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间的轨道，甚至常挂在嘴边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晓得他们彼此谁挨着谁。延安那是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了，但实际距离多远并无确切的概念。尽管来不及地像饿汉般吞食着新名词，差点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听懂劳辛那些古怪的外国话，比读天书都困难。什么“普罗意识”、什么“布尔乔亚的情趣”、什么“以狄亚”、什么“生蒂门答”、什么“我的烟斯披里纯来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当熟稔以后，于而龙和芦花——主要是充满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击队长，才悄悄地问他那些洋话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解释sentimental的涵义，诗人费难透了。甭说在四十年代，现在有谁来尝试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谊，心和心在逐渐靠拢，革命是他们牢牢联系的纽带，但激情却是焊接剂。哦，还有，诗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隐讳，而且是并不衰减的对于芦花的真挚情感——那时人们多么坦率和忠诚呀！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时光。所以后来，传说诗人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曾经使他们多么悲痛了一阵啊！　　　　但历史有时会重演的，巧合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要不然也就不能称之为充满戏剧性的世界了。是阳明使他们相交结识；三十多年以后，又是他让于而龙和劳辛重逢叙旧，然而却万万没有想到，是在政委的追悼会上。　　“你还是不要去了吧！”谢若萍劝说着她的老伴。　　“不，我爬，也要爬去参加追悼会的。”　　按说革命队伍里，并不存在那种旧的伦理道德，但于而龙一直把阳明同志，赵亮同志，还有一些老领导，当做是自己的前辈，起心眼里尊敬他们。不顾他老伴的劝阻，到底赶去参加这位“恩师”的追悼会。等他走进灵堂，致悼词的一位负责同志都快要结束他的讲话了。　　他只好在肃穆的人群后面垂首站立，那位负责同志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时不时地把讲稿捏在手中停下来不做声，而且是长时间的停顿，大家也都沉静在自己的哀思里。此时，在寂静的灵堂里，听得出欷哽咽的声音，出席追悼会的，绝大多数都穿军服，而且有把子岁数的部队首长也不少——他女儿画中的那位老兵也该来的，然而遗憾，他在面壁！一般讲，人老了就不大容易激动，但一个个竟至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可见人们对死者怀念是多么深切了。　　悼词里提到的死者在南方根据地，在苏浙皖，在苏中苏北，在江淮地区工作战斗的历史。那些听来怪熟悉的机构名称，部队番号，使于而龙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去。尤其一听到抗大分校，立刻想起了芦花，她曾经去学习过，而且还想起来，当她学习结束后，政委仍照顾地把她派回石湖。在离开抗大时，政委把他自己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记得还是根据早年陈望道的译本，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的）郑重地送给芦花：“这是我给你和二龙的一份纪念品！”在抄本扉页上，有他的蝇头小楷，并排写着芦花二龙的名字……于而龙不敢想下去，因为他和芦花的婚姻，曾经有过许多议论，直到今天，还可以说是余波不息。想起最初的政委的第一次支持，那等于是一份结婚证书呵！从此，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银杏树下有了一间新房，是多么不容易冲破那重重思想束缚，盼到了这一天呀！哦！不敢再往下想去，他担心涌塞在胸头的感情，会控制不住从眼眶和喉头冲了出来。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们也是不幸的一代，因为我们受到了多得多的挫伤和痛苦，有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于而龙想起不久前阳明开导自己的话，心里觉得堵得慌，他努力稳定住自己，因为他老伴直是嘱咐：千万千万不要激动！　　离他不远，站立着一位同样迟到的吊唁者，他瘦削枯干，乱发蓬松，拄了根老气横秋的手杖，一直不能安安生生地老实呆着，左顾右盼，躁动不安，惹得周围的人都不很满意。　　追悼会最后在悲戚的气氛里，大家鱼贯地绕骨灰盒一周退出灵堂，每个人都放慢了脚步，虽然再看不见他亲切的面容，听不到他温和的声调，但还是希望在诀别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向政委作最后的道别。　　于而龙凝视着那个不肯有片刻安静的老头，一颠一跛地从他面前走过去，曾经注意地掠了他一眼。当他拄着拐杖掉头绕回，正好和于而龙走了个对面的时候，那满是密密皱纹的老眼，突然亮了起来。他先迟疑了一下，接着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好像要抓住什么地走出行列。这样，灵堂里出了点小乱子，服务人员赶快搀扶他出去。见他摇摇晃晃，直以为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等于而龙退出灵堂，在宽阔的台阶上，明显在等候他的那个老头，一跃而起，用手杖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不会认错人吧？”　　“你是——”于而龙惊异地站住。　　“要不是我老眼昏花，你该是跟我打过短暂交道的那条龙吧？”　　说得半点不差，于而龙怔住了，该死的记忆力，怎么丝毫捕捉不到一点印象呢？脑血管硬化会使智力衰退么？这个不肯安生宁静的老头是谁？虽然在眼镜后边，闪烁的火花，使他多少有点熟识，但那也是快要熄灭的残灯余火，唤不起久已沉睡的记忆。不知道面前像蔫萝卜似的老头是哪方人士？什么时候打过交道？一个大工厂的领导干部，接触面是广的，要有个秘书在就好了，小狄会用最简练的语言告诉他，客人是什么身分、级别，和应有的接待规格，谈话时的分寸；有时实在措手不及，当着客人的面，她就用俄语讲。现在，哦！老头的手还伸着，等着他握，简直太失礼了。　　“啊呀……”他用手指戳着于而龙，嘻嘻笑道，“支队长，你大概是贵人多忘，不才小可曾经写过你的战地通讯《水不在深》，还留有一点印象么？”　　于而龙像被电击似的一颤，记忆像破闸之水涌过来。“妈的——”他忘情地骂出了声，把老头紧紧挟住，几乎无法相信地：“活见鬼，你是劳辛？”　　“货真价实，丝毫不差。”　　于而龙欢悦地喊了出来：“呵！我的诗人。”　　“还诗人呢？倒不如说是一个活着的死人罢了！”这位“诗”“死”不分的诗人嘿嘿地笑，是那种玩世不恭地笑，和公墓四周庄严肃穆的气氛不相吻合，于是惹起别人明显的不满。太张狂了，太忘形了，竟然这样肆无忌惮地笑，未免太亵渎故去的人了。“不不不！”劳辛毫不在乎地，“阳明同志如果活着，他也会高兴的。来——”他张开膀臂，甩掉手杖，“咱们再拥抱一次！”　　“庆贺我们活着见了面！”　　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劳辛用拳头擂着于而龙宽阔的前胸：“你呀！你呀！”　　“你不是‘光荣’了么？说得活灵活现，千真万确。”　　劳辛又笑弯了腰：“我也一直以为你‘革命成功’了呢！直到我去了趟石湖，才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找呀找呀，你在哪个避风港里呆着？”　　于而龙想起他那九平方米的“优待室”。“我不信，你会找不到臭名远扬的我？”　　“我认为你不会离开部队。”　　“早就当老百姓了。”　　“说明白的，现在干什么？”　　“无所事事，一个自由哥萨克。”　　“彼此彼此。你要不这样，就不是于而龙了。”劳辛深情地注视着石湖上出名的蛟龙，时隔好几十年，除了花白的头发，饱经沧桑的鱼尾纹，依然是那高大不屈的身材，魁梧结实的躯干，而且还是那样器宇轩昂、神采飞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不由得叹息：“一条好船，卷起风帆，落下桅杆，在避风港里抛锚系缆，真可惜啊！”　　握别的时候，劳辛紧握住他的双手：“重新碰见你，真高兴，至少，在给我开追悼会时，又可以多一个生前友好了。”　　他的风趣、乐观、充沛的感情，仍旧不减当年，使于而龙想起这个诗人、记者，当年曾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子汉，他那翩翩风度，潇洒姿态，是相当有魅力的。记得那时在石湖湖滨召开群众大会，他总是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挥着年轻有力的臂膀，指挥台下的战士和乡亲，分部轮唱《保卫黄河》。哦，那激情澎湃的场面，现在想想也十分动人哪！那时候，人们什么都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诗人找不到一张写诗的纸，更谈不到吃穿用和枪支弹药了。可惟一不缺的是嘹亮的歌声，即使饿着肚皮，也要敞开喉咙唱出鼓舞人心的歌声。那一刹那间的劳辛，是一团炽烈的火，青春的火，热情的火。那时不讲究什么歌唱艺术，但是在他手臂的挥动下，那一部一部“风在吼、马在叫”的歌声，像暴风雨里的石湖，波涛起伏，巨浪翻滚，不可遏制，无法阻挡，显示出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歌声里，似乎看到沉默的石湖人不再沉默，忍受的石湖人不再忍受，起来了，谁也无法让他们再弯下腰去！　　脑海里的歌声消逝了，他目送着那个老态龙钟走远的劳辛，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是当年热情洋溢的诗人。时间是最最无情的，即使最坚硬的黄金，慢慢地，全部光泽也会被时间磨蚀掉，最后变得灰暗浑浊起来。然而，革命者的意志，越是砥砺，越是坚定，越经过时间的考验，也越能映现出铮铮的光华。　　岁寒方知松柏之后凋啊……　　　　老战友走远了，于而龙却久久不见儿子来接他，在公墓门前焦躁地来回踱步。他估计，而且十猜九准，准是于菱拽着那位司机朋友，去试验他的单缸摩托了。　　是谢若萍向厂里要的车，并派于菱陪同做伴的，来的一路上，就听他“发明家”儿子不停地询问属于汽车修理技术上的问题。　　于菱复员回来直到上大学之前，一直是在厂里机修车间待着的，和司机班混得鬼熟，肯定，请司机去进行某种技术上的指导了。　　对于他儿子的“发明”，他早就下了断言：“菱菱，就冲你的五分钟热度，保证搞不成功。最后，汽缸搞坏，自行车报销，你才能太平，我们大家也都睡得着了。”　　因为于菱白天要在那所著名的大学里，啃他根本啃不动的高能物理——活受罪啊！儿子，你当初少养养鸽子，少喂喂猎狗该多好！——只有礼拜六才能回家装配修理他的车。于而龙每逢周末深夜，常常会被那摩托发动的响声惊醒，不堪其扰地向老伴埋怨：　　“你的宝贝发明家快要把我们折磨出精神分裂症啦！”　　他老伴总是原谅儿子：“不比出去给你闯祸惹事强？”　　总算那个汽缸和它主人的性格一样，也是五分钟热度，响过一阵以后，无论用脚踹、用绳拉，它像懒牛一样趴在那儿，再也不肯干活了。于菱曾经求教过在动力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还著过书，立过说，创造出新理论的廖总，这位被打倒的权威也束手无策，他只好安慰于菱：“或者你把它扔掉，扔进垃圾堆；或者，你再去买个新的。这个汽缸跟我一样，老朽啦！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啦！”但于菱偏不肯丢手，每礼拜六从学校早早溜回来，而且照例在半夜噗噗地把于而龙惊醒。　　“纨)子弟啊！……”于而龙望着那宽阔的马路上，每一辆驶过来的北京吉普，都以为是他们该回来接他了，结果都从他面前疾驰而过，气得他直骂于菱。　　“……一辈子休想有个出息，没有头脑，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完蛋货！什么都想搞，什么也搞不了，毁坏东西倒是拿手好戏”他可以历数儿子的罪状，那台飞利浦录音机是他修理的，聋子成了哑巴；于莲留学时买的基辅牌照相机是他调整的，结果不得不送去大修；电视机不知他怎么鼓捣了一下，人的脸色总是以黄绿为主，老有一股做贼心虚的样子；而电冰箱经他换了一根管子以后，从此发开寒热，不肯好好干活，消极怠工，唉……　　要说不偏心的父母是绝少的，于而龙喜欢他的女儿，尤其欣赏她那锲而不舍的精神，虽然在艺术创作上，挨过不少棍子，但从来不曾气馁过，仍旧在苦苦地刻意追求，力臻技巧上的成熟，不断地从古今艺术作品中汲取营养。她花的买画买书的钱，连老两口眼都直了，得到一幅大师的影印本，能通宵达旦不知饥饱地欣赏着。　　而且手不停笔地写生素描，很少见她哪天不摸画笔，除非发烧三十八度，被她妈妈强迫躺下来。但是，“苍天不负苦心人”是句空话，许多耍嘴皮子的爬得高高地，而她辛勤追求自己天国的艺术家，却一直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钉子碰得也越来越多了。　　但于莲和她妈妈一样，对自己的弟弟有些偏疼，尽管他不成材，姐姐也喜爱他；尤其他越来越男子气，也被于莲艺术家的眼光欣赏，所以她认为于菱应该有一个比舞蹈演员还好的爱人。除了这点不同意见外，做姐姐的没有不支持他的，甚至答应放下画笔，坐在那辆改装的摩托车上，由于菱驾驶着兜风去。这辆没有上过牌照捐的老爷车，只好在天黑以后才敢出动。有一回他向他姐姐吹牛：“保证不比美国的哈雷差劲！”　　摩托车开出部大院，于而龙向他老伴发出照会：“大夫，快准备急救箱抢救伤员吧！”谢若萍责怪他为什么不拦阻住，闯了祸该怎么办？于而龙回答说：“不让他碰个头破血流，不会长记性的。”　　果然，不大一会儿，摩托车倒骑着于菱回家，走路都一瘸一拐地，吓得老两口忙问：“你姐姐呢？”　　那位花枝招展的画家，着意打扮了一阵才坐上车的，要出事该怎么得了？于菱安慰大家：“幸好，姐一点没碰着。”　　“她人呢？”谢若萍还是不放心。　　“碰上廖伯伯家的陈剀，在慢慢往回走咧！”那还是这个书呆子头一回出现在他舅舅家的时候。　　尽管于而龙答应掏腰包，给他买一辆“轻骑”，免得半夜被他吵醒，但于菱偏不接受老子的好意——“何其相似乃尔，这混账东西！”游击队长叹息——照旧，也不照顾老爹的冠心病，继续在做他的“试验”。　　隔了好久，吉普车才终于驶来，上了车，一看后座上有从花圈上跌落下来的白绢纸和碎银箔，于而龙心里明白了。那一丝一片，多么像点点滴滴的伤心泪痕啊！　　他问：“又去献花圈了？这是第几个啦？”　　于菱没有吭声，那个年轻司机也保持沉默，怪不得耽误很长时间，从市郊的大学开到广场，路程可是不近，半个城市都绕遍了。　　于而龙叹口气：“送到什么时候为止？难道还能得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么？”　　两个年轻人仍旧不作任何反应，这时，车子蓦地急刹车，一批抬着花圈的吊唁队伍，从车前走过。于而龙看到那些人的脸部表情，已经是愤怒盛于悲哀，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表示着内心的抗议，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而是烈火了。　　于而龙心里感到压抑，一种近乎窒息的压抑，一种近乎绝望的压抑。即使在石湖黑斑鸠岛上，濒于死亡前夕的时候，他也不曾这样悲观过，难道真的就三千年为一劫地下去了吗？　　他摇摇头，似乎在喃喃自语：“没有用的，一点用都不顶，最好的记忆是在心里。”　　没想到坐在后座的于菱，忿忿地说：“中国人都像你这样，早亡了！”　　他像被噎住了似的哑口无言。　　　　就这样，战友重逢，劳辛还约好来年雁回，春到石湖，一齐来看芦花，给她坟墓添上一土，然而现在，雁群结成人字形的长队，在游艇上空，嘎嘎长鸣地往北方飞去，可是，劳辛他未能践约，只是于而龙一个人孤身只影地回到了石湖。　　果然，他的一句玩笑话，竟成了不幸的谶语，年初，在政委的追悼会上相遇；年底，又在诗人的追悼会上送他去天国了。　　他是含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时候整个中国布满了希望的曙光，是在欢乐的笑声、胜利的锣鼓声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手边，是未完成的诗篇《女指导员》，大概也和诗人对芦花真挚的感情一样，成为不尽的思念了。　　安息吧，劳辛……于而龙默默祝祷着。　　但是，三十年前，在芦花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不肯阖上的眼睛，那惊疑不定的神色，那想说而说不出的话，那不肯撒手而去的对生命的留恋，始终是于而龙心目中的一个疑团。由于劳辛的出现，这疑团陡然间膨大起来了。　　正是劳辛，在他重访石湖的那年，曾在搭船的时候，碰上一位船家老人，两盅酒下肚，老人谈起往事，告诉劳辛说，芦花当年搭他的船单独过湖，在沼泽地上了岸，急匆匆地走了。不一会儿，他听到了枪声……　　一切简直太神奇了，于而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是真的吗？他要求劳辛再说一遍，两眼几乎直了似的等着。　　劳辛挺纳闷：“说什么？”　　“就是你刚才讲的。”　　“讲的什么？”他懵懵懂懂地反问。　　“刚说过就忘，就是船家老爷子告诉你的话呀！”　　也许他看到于而龙那几乎变形的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仔细地重复一遍：“那是个爱唠叨的老头，说什么也不肯单独送我过湖，要不是我那两杯老酒的威力，才打不开那话匣子。他说他解放前，搭过一回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给了五块大洋的船钱，让他赶快渡她过湖，结果，哪知道，没送到地头，她着急在沼泽地上岸走了。好，没隔多大一会儿，就有人在苇子里开了黑枪。”　　于而龙从沙发里跳了起来，吓得陪客人坐着的母女俩都傻了。“你怎么啦？”谢若萍见他紧张得直捂胸口，只以为又一次发作心肌梗死，喊于莲快去拿氧气枕头，并且狠掐他手腕上的内关穴。他止住了紧张得要命的母女，一时像背气似的急得说不出话。　　于莲赶紧偎依住他：“爸爸，你怎么啦？快说话，吓死我了！”　　“莲莲，你哪里知道啊！”他躺倒在沙发上直是喘息。　　劳辛那时已是于家的常客，莫名其妙地瞪着主人：“我以为你犯了羊角风呢！干吗大惊小怪，我说错了吗？有什么值得你躺在沙发上直哼哼？简直叫我糊涂！”他对于莲讲：“你那宝贝老子，真把大家吓得性命交关。”母女俩都笑了。他点起了一支他送来的哈瓦那雪茄，非要于而龙吸口烟，镇静一下让别人提心吊胆的神经。“人上了岁数毛病就多啦！”　　于而龙呻吟着：“老兄，你晓得你说了些什么？一个多么重要的情节，而且是三十年来，一直都不知道的情节。要是真的话，那么已成为历史的事实，岂不是又要重新认识了么？那船家老人不至于信口雌黄，他有什么必要吹嘘呢？虽然我们家乡有那么一种废话篓子，但他言之凿凿地提到了五块银洋呵！”　　五块银洋，铁的证据。　　那就意味着，除了那个被芦花打死的武装特务，还有个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在苇丛里开了黑枪……　　他坐不住了，一刻也不能等待地着急起来。　　“莲莲，快给休干班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我要回老家；若萍，马上给我收拾点简单行李；菱菱呢？让他去民航办事处买飞机票。快，越快越好。”　　“你疯啦，你疯啦！”谢若萍急得直搓手。　　“神经质、歇斯底里！”劳辛用手杖跺着地板骂他。　　疯也罢，神经质也罢，他立刻就要走，谁都领教过于而龙的脾气，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因此，他决定先把飞机票搞到手，“可菱菱呢？——”　　这时，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敲开了他们家的门，谁也不认识这位来客，也不知是于菱在工厂里的同伴，还是学校里的同学？——一直到今天，也不晓得他是谁？那一双热情的，多少有点冒险神色的眼睛，在不太亮的楼道里闪着光，他轻声地向这家人极其神秘地说：“这两天，千万千万，叫于菱留点神，小心点！”说完匆匆转身走了。　　于而龙和他老伴四目相视，心里直犯嘀咕，正在纳闷儿子究竟会发生什么需要小心的事？才回到客厅里坐下，只听楼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柳娟，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屋里来。气急败坏，面如死灰，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双本来非常秀媚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立了起来：“……他们，也不知是什么人，在公共汽车站，在大街上，就把菱菱给，给抓起来，戴上手铐给，给押走了”这时，她才发现屋里有客人，连忙用手掩住了嘴，失神地倚在门上。　　晴天霹雳，满城的杨花密密蒙蒙，像雾一样挡住了视线。屋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　　——芦花，菱菱的悲剧，使我的行期拖了下来。　　整整拖了一年，我才终于回到石湖，芦花。原谅我吧，原谅我来得这样晚，但愿那船家老人活得结实！　　第二章 （3）　　于而龙估计到他们俩会出事，不是女儿，就是儿子，但是没料到会来临得这样快，正如石湖上猛然间一场严酷的早霜那样，葳蕤的枝叶一下子就给打蔫了，整个家庭笼罩着一层死气沉沉的气氛。　　在那最初的惊魂不定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泪水，谁都是瞪着眼睛愣愣磕磕地怔着，除了奔走、打听、托人、求情不停地忙着外，回到这间屋里，就只知道呆呆地坐着。如今全家都已记不起来，那最早的几天，是怎么过来的？至少有一个礼拜没有举过火，做点什么热食吃过。全家要不是被这一棒打蒙了，那么显然是在等待挨第二棒，因为在那做狗易、做人难的年月里，株连本是一件例行公事。　　由于不知道哪个机关抓的，自然也不会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就更不可能知道按法律的哪一款，哪一条逮捕法办的了。所以他们倒盼着株连，甚至满门抄斩才好，起码知道儿子的下落，去法场，到阴间，也好全家一路同行啊！哪儿都没有消息，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担心被秘密处决的阴影——那是完全能干得出的，而且也无法不使人不联想的，渐渐在他妈妈、姐姐和那舞蹈演员的脑海里，占据了主要位置，于是屋里似乎嗅到了一种恐怖的尸臭。　　只有于而龙不相信，然而他说不服她们。　　就在全家已经毫无指望的时刻，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两次失去儿子的路大姐给他们带来了消息，确实因为那幅恶毒攻击的漫画，给抓起来的，不过，人还活着，而且似乎还好。　　“你见到菱菱了吗？路妈妈！”柳娟扑了过去。　　路大姐点了点头，直到这一会儿，全家才像举丧似的哭了出来，连于而龙这个铁打的汉子，也禁不住老泪纵横，泪眼模糊地瞅着她们娘儿三个，虽然不是放声痛哭，确也把多天来憋在心胸里的悲愤和痛苦，一古脑地倾泻出来。　　女人的眼泪啊，对于而龙来讲，简直就是无声的命令。他忙得焦头烂额，不但顾不上三十年前芦花牺牲时的谜团，甚至自己的冠心病也全忘了。　　——原谅我吧，芦花，原谅我来得这样晚！　　终于，王纬宇来了，他也探听到了于菱的下落，特地过来送信的，而且还表白自己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也无法效劳了。　　“菱菱这一刀戳得太深，谁也不敢讲话。想想吧，那是咳嗽一声，都能把人吓出神经病来的大人物，菱菱去招她惹她，不是没病找病吗？何况那小子假充英雄，供认不讳。”　　“全承认了？”谢若萍关切地问，很清楚，他了解的情况要更多一些。　　“现在你们只好去求一个人给讲讲情，年幼无知，受人蛊惑吗！”　　“谁？”　　“我看老于你最好亲自去求一趟小农他爸——”　　“找他？”　　“为儿为女嘛！”　　于而龙真想大吼一声：“滚！”但是，一口唾沫，又把这个“滚”字咽了回去。　　他记得，即使在那时，劳辛还婉转地劝说：“还是靠咱们自己想办法吧！”　　劳辛也被于菱的悲剧给卷进来了，在他们这一家人的心目里，最够朋友，最讲义气（这可能是一个为标准左派所不爱听的词）自然要算死去的诗人了。于菱被关的两个月，他和这家人一起，分担着不幸和痛苦。　　哦，那真是乌天黑日，家国同运的日子啊！儿子被抓走关进牢房，连个探监的权利都无法获得；女儿开始为那张惹祸的漫画受到株连，派驻到他们单位的那个小头人，硬说是她的手笔；于而龙更不轻松，那位过去的亲家，硬的软的胁迫他去学习班……所以每当谢若萍坐在门背后小马扎上静静流泪的时候，劳辛便在书房里摸出手绢来擤鼻子：“我的灵魂都长锈了，欲哭无泪，生活实在是越来越艰难了！”然后，他安慰失去儿子的母亲说：“你别哭啦！我们来想办法吧！”　　尤其是谢若萍想念她的儿子，差点都要疯了，她时常半夜从梦里惊醒，忍不住地悲伤哭泣。不是说她梦见菱菱浑身血污、拷打致死啦，就是给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啦，弄得于而龙心烦意乱，赶紧起床给她找镇静剂。她知道老头子不爱听这些玄虚的东西，可母亲的心呵，总得有个诉说的对象，要不然，非憋得心肌破裂不可，于是劳辛，有着骑士风度的诗人，听到做母亲的悲诉以后，发誓地说：“豁出老命，也得让你们母子见个面！”　　他四处去请托奔走，好话说了千千万万，低声下气去恳求，去央告；虽说他不是什么有名的诗人，而且也早歇业改行，但诗人的气质却是很浓重的，从来做不惯这类低头哈腰说好话的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破船多揽载，谁让他生有一颗容易同情别人的心咧？终于劳辛豁了出来，把他那支最珍爱的猎枪，都奉献出去，送给了一个能说得上话的权贵。　　“不出点血是不行的，二龙——”他总结着经验：“社会风气败坏到这种程度，光你我保持贞节，就寸步难行，所以我干脆赞成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定出价码才好，这种不明不白地送礼，比贿赂更割肉！”　　于而龙以那种真正猎人的遗憾，深表歉意地说：“真可惜了，那是一支多么漂亮的猎枪，是著名的安茨厂七十年代装上自动校正仪的产品，王牌货，足足可以对付一头熊或者一群狼的，然而却喂了猪，白搭了！”　　——劳辛啊劳辛，谁让你心胸里有这种上古遗风，如今被人看不大起的高尚情感呢？你偏要追求真理，你偏要主持正义，你偏要把他人的忧愁苦恼当做自己的事，你偏要把战友闯祸的儿子，看成是自己的骨肉，而且你竟然比做父母的还要袒护，公开地宣布：“菱菱是无罪的。”那么，一支高级猎枪也就无所谓什么舍得舍不得的了。　　还真是亏了他的奔走，谢若萍见到了被关在一座临时监狱里的儿子。老天爷啊……（在这种时刻，人们往往容易产生一种原始的宗教感情，由衷地感激那并不存在的苍天）于菱居然完整无缺地活着，她这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仅仅坐了几天牢，儿子变得傲慢、倔强和那么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粗声鲁气地对他妈妈讲：“你不要再来这种鬼地方了！”　　做母亲的点点头，第一次听到儿子说出这种有分量的，一点也不是孩子气的话。好不容易批准的五分钟探监时间很快过去了，只得流着泪告别，谢若萍一下子跌坐在那里，被带走的儿子，连回头看一看妈妈的权利也没有。唉！生活啊！多么严酷的现实！于是手脚本来不利索的诗人，搀扶着伤心的母亲，走出了那座阴森的院落。　　“我们来想办法，把孩子给活动出来，哪怕牺牲一切，不过，大夫，你一定答应我，别再哭……”害怕眼泪的劳辛，扶着她在小胡同里慢慢地走着。　　于而龙在远处的岔路口，坐在汽车里等着，想到一个共产党员竟然还会有这一天，到共产党的监牢里，探望被共产党抓起来的儿子，实在是个非常难堪的讽刺。他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那位焦大的话，他从来是捆人的，哪有被人绑起来的道理。然而，于而龙此刻却是被紧紧缚住了，比焦大的命运还不如，因为他连探监的权利都得不到，理由很简单，根据他目前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属于不可信那一类的，所以想看一眼儿子也不可能。　　他怅惘地望着那深深的小胡同，难道生活总这样永无尽头么？　　其实，王纬宇还是有板眼的，劳辛亲眼看到他出出进进那座警卫森严的院落，从来也没受到过刁难。于是诗人又总结性发表着感慨：“富人多吝啬，穷人倒慷慨，这年头，能帮忙的，不肯帮忙；想帮忙的，帮不上忙，大概也是条规律了。”　　“他？”于而龙说：“还来不及逼我去学习班揭发批判‘将军’呢！”　　“真是个好样的——”劳辛赞叹那位革委会主任。　　“夏岚讲得就更加赤裸裸的了……”谢若萍告诉她丈夫：“昨晚上她说：‘这目标并不是要搞掉周浩，周浩算老几呢？说实在的，也是个小角色。关键是他身背后那位东山再起的大人物，明白吗？于而龙去揭发周浩，正如小卒过河那样，能顶大用罢了！’她说得再清楚没有，‘若萍，我敢给你打保票，只要老于去学习班，菱菱保证不成问题，可以放出来。这不是我的话，上头的。’”　　这下子，于而龙总算明白了，那一回在马棚婚礼闹出的事故，在这儿收拾了自己。他对他老伴讲：“下回再有机会探监，告诉菱菱，让他死心塌地把牢底坐穿吧，我办不出那种卑鄙无耻的事，孩子会原谅我的。”　　劳辛说：“这世界还不全是他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这样绝望，咱们分头活动去吧！”他汽车都不坐，拄着拐杖走了。　　“咱们怎么办？”　　这个不肯出卖灵魂的汉子，就像当年打游击经常碰到过的情况，一下子落入敌人的重围里，得靠自己冲杀出去似的寻求出路。　　再说，有什么办法？儿子吗，骨肉吗，何况他只不过画了一张漫画，只有半张报纸那样大小，一条盘成一堆的蛇，一张女人的脸，就至于招惹了弥天大祸，去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窗风味。倒不是做父母的偏袒自己的儿子，在那无边无沿的专政拳头下边，动辄得咎，做个人也实在太难了。　　人家也都奇怪地问：“你们菱菱究竟画了什么呀？会被抓去坐牢？”　　“一条化作美女的毒蛇。”　　“连书本都有过的呀！犯什么法？”人们已经习惯成了自然，凡是上了书的、登了报的，那还有什么错嘛？　　“啊呀，你们这些人，比我还愚，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可以拿这个打你，你可不能拿这个打他，何况那个该死的混蛋家伙”他不得不在人家面前骂几句自己的儿子：“偏给那个女妖精，画上一副秀郎眼镜，而且，那发型，男不男，女不女……”　　每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听话的对方，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动作，赶紧把门关严，然后捧腹哈哈大笑，而且还总是说：“菱菱那小子可真够有种的，敢碰那娘们，了不起，用现在的革命词藻来说，可也实在够反动成性的了。”于而龙很难揣摸对方的语气，是褒还是贬？既然是于而龙肯张嘴去求的人家，大概也是些气味相投，可以直言无讳的同志或是战友。于是央求这些人：“我可不像你们，还有兴致去笑，想办法活动活动，把关着的菱菱给弄出来吧！”　　最后，终于奔波到诗人自己都失去希望了，有一天，突然晕倒在电梯间里，幸亏有于莲陪着，赶紧送去医院急救，他对给他治疗的谢若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掉进这个十八层地狱里去……”　　实际上，那支安茨厂高级猎枪还是起了点作用的。那位受贿者（劳辛并不认识，而且也没见面，一切交易，全靠一名中间人在接头的）确实是卖了点力气，看来这一枪打准了，传过话来，有可能获得释放。　　就在这个时候，在写作班子所租用的高级房间里，据说是要通宵达旦突击一篇稿子的夏岚，对那个通天才子讲：“你快给打个电话吧！以那位老娘的名义，告诉他们，矛头直指她的那个于菱，出狱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永远也不得在这个城市露面。”　　“谁说的？要放他？”才子搂住丰腴的佳人，惊诧地问。　　“已经决定要放了，你要知道，像于而龙这类人，活动能量还是很强的，除非他什么时候咽了这口气。”　　那位瘦骨嶙峋的才子，伸手去抓枕头旁边的电话，一边扒拉开那本厚厚的《金瓶梅词话》在拨号码，一边朝身旁那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讲：“现在我才懂得‘天下最毒妇人心’这话是半点不假的，你跟老娘简直不相上下。”　　“女人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她对着手镜，用美国蜜斯佛陀的淡色唇膏，仔细地涂抹着。　　于而龙终于把儿子从牢房里接了出来，并且答应把他送得远远地，唉，一杯搀了砒霜的酒啊！　　他直到那时才懂得，为什么月台都筑得像运粮河里那长长的趸船，正是为了装载人们的感情呀！在列车就要开动的那几分钟里，告别的旅客像工厂做超负荷运行试验一样，感情的热流一下达到顶点。何况他们全家是送一个一去不回的亲人呢！　　——孩子！也许等到你做父母的时候，才能体会我们在那一刹那被揉碎的心！人就怕老年丧子，虽然你并不是死，但那种勉强的活着，和死有什么差别呢？……　　于菱不是去出差，不是去旅行，也不是一年一度享受探亲假的职工，更不是像他过去服三年兵役的义务兵，因为那样总是有回家的一天。而他是罪人，一个画漫画的罪人；那么，如果不说永远永远，至少也是遥遥无期的日子以后，才能重新踏在月台的这块土地上吧？　　谁也没有让来，只是他们一家人来给于菱送行，大概多少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雾蒙蒙的暮霭里，三位女性，他老伴、他女儿、还有他儿子的女友，都有些禁受不住。可是，又好像互相制约似的，谁也不愿使永不回来的年轻人，增添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负担。妈妈的心，姐姐的心，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的心，都沉浸在无言的哀伤里，泪水在眼圈里打转，但强忍着不使流出来。这时，任何一句稍微动心的话，都会使泉涌般的泪水夺眶而出。所以两位男子汉，于而龙和那位业余漫画家，在注视着月台上的大钟，希望它快快跳过几个分格，早点结束难堪的场面算了。　　然而要度过开车前的几分钟也不容易，月台上的大钟好像停了一样——不奇怪，电钟是间歇半分钟才跳动半格的，于是，年轻的充军者便找些话来和他姐姐交谈，好熬过这属于死亡前的弥留期：“你猜我，在牢里看过一本什么好书？”　　姐姐了解自己的弟弟是不怎么好学的，虽然他也挂过大学生的牌子，但一听他报出书名，不由得一惊：“什么？赫尔岑的书？”　　“描写十二月党人的。”　　于而龙马上以卫道者的姿态呵斥着：“你少说两句，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原谅我吧，孩子，至今我还记得你对我的指责：“中国人要都像你这样，早就亡国啦！”　　于菱冲着他爸苦笑了一下，并不是有意地反驳：“书是路妈妈去看我时留下的。”　　“她？”　　“路妈妈找到我可是不容易，就是不让她进，她干脆坐红旗车来，硬往院里冲，那些狗们拦不住了，她说她是失去儿子的母亲，有权利来看望孩子，无论犯了什么样的王法，总是许可亲人探监的。”　　于而龙望着他老伴，而她，也凝视着自己的丈夫，都从心里感到“将军”那无言的爱。老头子自己被搞得焦头烂额，路大姐还拖着病去奔波。这位已经尝过一个儿子丢散，一个儿子牺牲的妈妈，又承受起做母亲的苦痛滋味，也许失去儿女的妇女，母爱会更加强烈吧？　　开车的铃声响了。　　忽然，那辆浅茶色的上海车一直开到站台上来，他们全家都以为王纬宇来了，因为于菱是他以工厂革委会名义，联系安排到沙漠那边的；倘若不然的话，连这点相应都沾不着。难道他会像多年前送于莲那样，又在站台上手舞足蹈，扮演得意的角色？只见小车司机从车里捧出点心和水果，对于而龙讲：“王主任说他要开个会，来不了车站，叫我把东西给菱菱送来，顺便接你们回家。”　　“哦！你来了——”于菱向司机打着招呼。　　“等着吧，菱菱，我也快来跟你做伴了！”司机耸着肩膀回答。　　于而龙认出来了，正是年初那个给于菱运花圈的司机小伙子。他把一件件东西全递给了车窗里的于菱，于菱接不过来，乐了：“喝，纬宇伯伯，以为我真的去西伯利亚了！”　　谢若萍紧忙瞪她儿子一眼。　　“哦，差点给忘了，还有王主任一封亲笔信，没封口，你看看就明白，到那儿交给管理你们的人，让他给转交上去，大概会有些照应吧？”　　当母亲的衷心感激地说：“纬宇伯伯多关心你呀！”　　于而龙关照司机先走，不必等他，司机也了解老书记说一不二的脾气，不想勉强，便先开走了。　　列车也终于启动了，谢若萍和柳娟再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那个父亲被杀死，爱人被夺走的舞蹈演员，哭得像泪人儿一样。独有于莲，跟着列车往前跑，叮嘱着她的弟弟：“勇敢些，一定要勇敢地生活下去。菱菱，千万不要泄气，至少，我们能活得过他们。”　　于菱大声地回答：“我懂，姐姐，我懂，你们放心吧！”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那封王纬宇的亲笔信扯了个粉碎，扔在月台尽头。　　列车驶出车站，速度越来越快，于莲不追了，站在那儿，望着她弟弟越来越模糊的身影，泪珠像线似的一串串流下来。　　载着于菱的列车，终于完全消失在那雾蒙蒙的黑夜里去了，黑暗把那个画漫画的罪犯给吞噬掉了。全家人呆呆地站在月台尽头处望着，似乎想从这迷雾般的夜幕上，寻找出什么答案。　　然而，那是一个能得出正确答案的世界么？　　“走吧，回家去吧！……”站台上已经空无一人了，这也许是一列最晚发出的列车，整个车站都安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完全不能习惯，一个镇日间喧嚣的车站，突然猛一下变得这样沉默、这样空寂、这样阴暗。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仿佛车站刹那间死去了一样，变成了一个失去生命的躯壳，而这个躯壳正以沉重的压力，紧紧地压在这四个失去亲人的送行者头上。　　“回去吧！菱菱不会回来的了，柳娟，走吧！”　　那个苗条颀长的姑娘伫立着，好像没有听到似的。　　“别站着啦！娟娟……”谢若萍说着，不由得鼻子又酸了。　　“阿姨，你们先走吧！别管我啦！”柳娟回过身来，婉转地恳求着。　　“让她站一会儿吧！”于而龙同情地说。　　就在那一刻，无论是老两口，无论是于莲，都觉得这个舞蹈演员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错的了。她至少在于菱被捕以后，没有马上断绝来往，没有怕受株连而赶紧洗净或者开脱自己，更没有落井下石，反诬一口那还不是家常便饭么？　　她和这家人一块流着泪，操着心，度过了那最难熬的几天。全家都相当满意她的表现，甚至都想说一声谢谢她。现在，于菱一去再也不回来了，他俩告一段落也是理所应当的，让她在这月台尽头作最后的告别吧！谁也没有埋怨她的意思，她做到了她应该做的，还有什么可以责难这个舞蹈演员的呢？　　“那我们走啦！娟娟……”　　“你们走吧！阿姨！”　　现在，偌大的空旷站台上，只有这个似乎弱不禁风的纤细姑娘。夜风飘动着她那蓬乱的头发；她还在看着，想努力穿透那层薄雾，看到那颗离她愈来愈远的心。她对自己说：无论走多远，哪怕到天边，那颗心也是属于她柳娟的。　　倘若不是她的父亲，那位中学校长的不幸惨死，也许柳娟早和高歌结婚了。在宣传队里，要论艺术才能，五分钟热度的于菱，远不是那个歌手的劲敌，弹过几天夏威夷吉他，“我的月亮”、“我的太阳”也吼过一阵，但于菱很快兴趣就转移到别的上面去了。至于向女孩子献殷勤方面，于菱也算得是条笨虫，但他的优越之处，就是他有一个比较显赫的老子，和一颗忠诚的心。所以那几年，舞蹈演员像跳“波尔卡”一样，时而这边，时而那边，如同一枚不稳定的指针，在高歌和于菱之间摇摆。　　几乎和于菱一家被“礼请”出老房子，开始倒霉的同时，柳娟一家也同样是厄运临门了。她父亲被关在学校地下室里，那些突然间要主大地沉浮的年轻学生，轮番折磨着这个吞了一辈子粉笔灰的老校长，他惟一的罪过就是把知识传授给这些孩子，教他们做人，而不是去做畜生。然而现在，他们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而悔恨，老校长就仿佛成了鼓励他们吸食鸦片的毒犯，于是最后，他就被这些他亲自教过的“暴徒”，用最原始的刑法，活活拷打死了。那种无限延长的死，奄奄一息地拖了好几个日日夜夜，才最后咽下了一口气，告别了他的学生。这也许是他循循善诱的一种报应，谁叫他那样精心培植这一棵棵小树呢？现在，每一棵树都变成了棍子，那么，亲爱的老师，就只有伸出脊梁挨揍了。　　死去几天以后，柳娟才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谁去交涉？谁去料理？谁去收尸？谁去送火葬场？在没有一个人敢伸头的情况下，寡妻弱女不知该向谁求援？　　在柳娟最艰难的时刻，于菱不像那个势利眼的高歌。柳娟找到了他，他便默默地跟她去了，而敲开了高歌家的门，只见这个胳臂上缠着尺来宽红箍的歌手，慌不迭地躲开了这一对划入黑类的子女，生怕沾惹上什么是非借故走了。　　柳娟直以为于菱也会因此走开，拉住他。　　于菱挣脱开她的手：“我是一个已经失去一切的人，同你一样，也无所谓害怕再失去什么了！”于是默默地承揽下柳娟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当然，自己家庭被抄被轰，父亲被抓被关，使他自然而然地同情那母女俩的遭遇。帮她们料理完了丧事，柳娟还没来得及从悲痛的深渊里，向他表示感谢，他，那个有着一颗赤诚的心的于菱，就参军走了。　　于菱在部队三年服役期间，那个高歌一天红似一天，官职、权势、威风、待遇，无不称心如意。只是命运总不使他感到十全十美，尽管有的是巴结他的女性，但谁也比不上柳娟。于是他拼命纠缠着这个舞蹈演员。但她想到她妈妈说过的：“他是什么人？娟娟，你可要看清，他是和整死你爸爸的人一伙。”就竭力躲着他，避开他。人的性格有时是这样：愈得不到愈追求。但是高歌很像人们常讲的：赌场上得意的人，情场上却是个失意者。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确实赌赢了，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差点当上中央委员，可是，真遗憾，却赢不了一个女孩子的心。　　复员兵一回来，那时还作兴半夜三更倾城出动，敲锣打鼓去游行庆祝的；广播电台一个劲地提醒听众有重要新闻，但又故意捱到很晚很晚才发表，于是大家都有组织地跑上街去。于菱想不到会在灯火通明的马路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发现了那个婀娜多姿的舞蹈演员。他只叫了一声，但在喧嚣的人流里，相隔得那么远，她居然听到了。脸上登时笑开了花，叫着菱菱，离开自己的队伍跑过来，在明亮的莲花灯柱下，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年轻人也够有意思的了，于菱在部队生活三年，整整给柳娟写了三年的信，平均一个月一封，都是交给他爸爸妈妈的战友，肖奎阿姨给发的。一直到复员时，肖奎把一沓子三十多封信，原封不动地给他拿出来。　　于菱眼睛都直了：“啊？阿姨，你一封也没有给我发？”　　肖奎说：“如果那个女孩子心里有你，她肯定会等你，信，发不发都一样；如果人家并不爱你，发多少信都是白搭。”　　——肖奎啊肖奎，你可真能给孩子们开玩笑啊！　　那还是柳娟头一回来到部大院，谢若萍看到被高歌苦苦追求着的女孩子，坦然地同自己儿子亲亲密密地来往，脸都吓白了，那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她的胃炎一下子就犯了，成天胸口捂着热水袋。　　于菱把那三十多封信，一古脑地塞给了她，大约也在同时，塞给了她那颗忠诚的心。　　“呶！——”而那个漂亮得出奇的演员，爱情更加焕发了她的风采，从手提包里，捧出了三大本日记：“给你，菱菱，整整你走后的三年，一天不落！”　　爱情，像大海的潮汐一样，涌上来的时候，那是不可阻拦的。　　　　但是，古往今来，凡是真挚的爱情，无不遭受着磨难和挫折。于菱被那列客车拖到沉沉的黑夜里去了，她在那站台上站着，几乎站了一夜，看来，她的菱菱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条件是严酷的，那就是要在边远的省份，在沙漠那边，遥遥无期地待下去，永远不许回来，连偶尔有特殊情况回来看一眼也不行，这样的活着，对这个家庭来讲，和死去又相差几许呢！　　但是柳娟从来也没有失望过，因为那画家的一句话，着实叫她增强了信心：至少我们要活得比他们长久，谁也不能违背宇宙生死的法则，他们总是要死在我们前头。等着吧，菱菱，上帝会收拾他们的。所以，甚至到了几乎绝望的情况下，柳娟，这个娉娉婷婷的舞蹈演员，仍旧坚持每个礼拜来三趟，帮着收拾料理一些家务。她干起活来，洒脱勤快，扎上个白围裙，简直像跳《天鹅湖》似的那样轻盈。无论这家人怎样劝导她，晓谕她，给她把话说得既坦率，又真诚，认为她完全没有必要，更无什么义务非要等待于菱，那是和无期徒刑毫无差别的呀！但她，却置若罔闻地笑笑，每星期二四六一下班，准时来到，把于菱的房间收拾得跟他在家时一模一样。然后，坐在那里，放那不知听了多少遍的录音带，深沉的富有情感和色彩的女中音，在整个屋宇里回荡着：“……忘了吧！忘了吧！把我忘却，记住那春雨中的一朵白花……”　　原先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轻浮儇薄的女孩子，没想到竟是如此忠贞和痴情的姑娘，连于而龙自己都怀疑了，到底是谁的眼光正确，他儿子，还是他自己？　　起初，全家人还以为她可能做做样子，来个光荣的撤退，坚持不了多久的。演员嘛，逢场作戏，感情浮飘得很，尤其搞舞蹈的，跳跳蹦蹦，肯定是早早晚晚就会拉倒的。何况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尤其高歌至今也并未死心，仍旧属意于她。当然，那位明星未必非要娶她，仅是目前几位非正式的女伴争风吃醋，特别是那匹卷毛青鬃马像狗皮膏药缠着，就使他穷于应付。王纬宇曾经以过来人的资格给他敲过警钟：“小高，不要被女人搞昏了头！”但是，那种曾被屈辱的男性自尊心，总使他对柳娟耿耿于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除非事先来电话告诉有演出，电报大楼的钟响六点以后，准听到她的敲门声。　　“死心塌地要做那朵雨中的白花了！”画家不是生气，也不是羡慕，而是有点嫉妒地说。　　谢若萍隔三天就得在医院里值个晚班，常常是过了零点才往回走。凑巧，有一天夜里她下了班，刚走出医院门口，一辆大客车载着一群有唱有闹的散戏演员驶过去，没开过去多远，车停住跳下一个人继续驶去了。在漆黑的夜幕里，路灯朦胧，她并未注意到是谁在那等着，走到眼前，只听轻柔地唤了她一声“阿姨”，她才惊奇地发现：“啊！娟娟！”　　“怎么这么晚才下班？”柳娟诧异地问。　　刚卸完妆的柳娟，脸上的油彩还没擦拭干净，深深的眼圈，越发显得楚楚动人。谢若萍想象得出，她在那一车欢乐的，无忧无虑的男女青年中间，该是个什么滋味？她想到自己也和柳娟一般大的时候，正是游击队的卫生员，也是过早地尝到了战争的艰辛，记不得有那么多青春的欢乐。现在战争倒是远了，不必担忧鬼子的扫荡，不必提防国民党部队的反扑，不必害怕饥饿的袭击，不必畏怯疲于奔命的转移行军。可是有的人，正如于而龙爱说的那样，总要找个石臼给自己戴起来。像柳娟，于菱走了就走了吧，不，偏要等，在绝望里还抱着一腔热血在等，人家多年结发夫妻还因为政治的挫折，派性的纠葛，劳燕分飞，各自东西呢！她，像现在走在漆黑的马路上一样，也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但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路太黑了，阿姨，您经常有晚班吗？”　　等谢若萍说出了口，自己也后悔了，不该告诉这孩子的。　　“阿姨，以后下晚班，您等着我来接您。”　　“别胡闹，你一个姑娘家。”　　“我不怕，我有一把刀！”　　谢若萍笑了：“孩子气，你别来接我，我不许。”　　但那是推不掉的，不论天热天冷，不论刮风下雨，整整大半年，她几乎从未间断过；对一个刚刚二十四五岁，纤细荏弱的女孩子来讲，确实需要点毅力呢！　　这样，到了去年七月底，强烈的地震余波，把部大院的楼房都晃动起来，于而龙家的电冰箱，竟自动开步走，向酒柜靠拢；走廊里那位面壁修养的老兵，也翻了个身；于莲披了条床单，打算开门下楼，才想起自己连乳罩都没戴，裸着身子，全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砰砰敲门。　　于而龙开了门，正是气喘咻咻，面如土色的柳娟。　　当时，谁也顾不得问她：“你有家里的钥匙，干吗还死命地擂门啊？”　　但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候，也许马上都要入地狱的前夕，她同这家人生死与共，全家人才真正相信了她。第二天，雨下得多么大呀！谢若萍和柳娟顶着一把伞，在露天地里淋着。　　“冷吧？娟娟！”　　“不冷。”　　“真的不冷？就一件衬衫，还撕破了。”　　“阿姨，我一点都不冷，还热得直冒火呢！”　　谢若萍把娇俏苗条的演员往身边揽得紧些，在沙沙的雨声里叹息：“娟娟，你干吗把你的命运，同我们正在衰败倒霉下去的家结合在一起呢？一条快沉的船，你不太傻了么？”　　她不吭声。　　“再说，菱菱根本没日子回来的呀！”　　她继续不说话。　　“娟娟，我从心里喜欢你，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孩子才劝你，你年轻，漂亮，应该得到你的幸福，不要把个人的青春给耽误了。”　　柳娟过了好久好久，才低声地说，在哗哗的暴雨里，多么像录音带上那个女中音的歌喉：“他十年不回来，我等他十年，他一辈子不回来，我等他一辈子——”到了这种地步，谁还能讲她是在说空话呢？那确确实实是从她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声音。“如果，那真是有罪的话，我也有责任，因为从我心里，痛恨那个女人；而且我”当着母亲的面，还有什么不好讲的呢！“您也知道，我真的爱他。”　　她不敢对谢若萍讲于菱留下的那本赫尔岑的书，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怎样冒着茫茫风雪，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去，和被沙皇充军发配的丈夫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如果于菱向她招手，她会毫不犹豫地穿过那茫茫无际的沙漠，到他身边去，只要有真正的爱情，地狱也会变成天堂。　　连最顽固的反对派于莲都动摇了，妥协了，承认了她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而且戏谑地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雨中的白花；破例地给她画了几幅肖像画，一幅在万里长城上她翘首企望的小品，不知为什么，马上就使人想起一位古代的忠实于自己爱情的妇女。　　　　　　于菱到了边疆以后，只寄来过一张没有通讯处的明信片，谢若萍当时就哭了，她懂得处于那样状况下的人，这是惟一的通讯方式。但是，从此就音信杳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二月到三月，天天盼着来信，连那不满足的明信片也收不到一张。谢若萍慌神了，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偷着哭。难道于而龙能不想念远方的儿子么？终究是自己的骨肉啊！　　每当邮递员来送信，老夫妻俩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去等待，然而总是失望。而每一次失望以后，就更增加一分对儿子的悬念，全家越发地紧张起来，直以为于菱又出了什么事？那些日子，屋子里又笼罩着不吉祥的气氛。　　一直到四月初，才收到了于菱寄来的第二张明信片，全家松了一口气。可是只写了四个大字：“问大家好！”使他们琢磨了半天，也弄不懂他写的这个“大家”究竟是谁？后来，终于豁然开朗了，这个“大家”正是广场上的那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啊！　　于而龙又想起了他儿子曾经噎过他的话：“中国人要全像你这样，早亡了！”于是他第一次挤在那熙熙攘攘的广场里。是的，他早就想来的，而且也早就应该来的，但是，他身上终究有着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广场上人山人海非始一天，女儿、柳娟绘声绘色向他讲述广场上逐日发生的一切，而且那个老大不小的画家，让舞蹈演员架着，爬到高大的华灯上，摄取整个广场的全景，连夜冲洗出来给他看。他也不止一次萌出到广场上去的念头，但是，立刻，脑海里那位循规蹈矩的君子就站出来阻拦。于莲甚至都有些奇怪：“爸爸，难道你当初闹革命时，也这样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声音表明了他心头的负担是多么沉重！“爸爸，我记得你讲过，那个从苏区来的红军，甚至劝你和芦花妈妈去杀人，可你，连广场都不敢去！”　　于菱的明信片把这位游击队长带到广场上来了。　　如果说那天在王爷坟，在马棚工人住宅区婚礼宴席上，只是看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局部，那么在这泪飞如雨的清明节广场上，他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石湖，那人民反抗的波涛，已经是不可压抑，快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他想起那个酒喝多了的骑兵，充满醉意的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这时，才发现自己敢情还有一个叛逆者的灵魂。难道他说得不对吗？我们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这帮乌龟王八蛋爬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作威作福吗？　　然而，那一个血风腥雨的夜晚终于来了，倘若不是那天早搏频繁，心律不齐，他也完全会裹在包围圈里，被棒子队殴打的。直到深夜，那两个女孩子才披头散发地回到家，而且，也是她们有生以来，头一回用肮脏的字眼，唾骂着那些恶贯满盈的大人物，几乎每一句话，都足够判处十五年徒刑的。　　倘若于菱在的话，广场方砖上能不留下他的血迹么？那些天，这个不曾挨揍的游击队长，要比那些洒下热血的“阶级敌人”还难受，因为他终于像蜕壳似的，经历了一个苦痛的过程，决定把自己划归“阶级敌人”那个行列里去。因为一个城市中，竟会有百万“阶级敌人”，那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究竟应该站在哪里；游击队长如果还懵懂的话，那他就算白活了。　　谢若萍说：“亏得菱菱走了，要不——”　　于而龙反驳说：“难道在广场上洒下鲜血的年轻人，就不是我们的孩子吗？”　　那天夜里，于而龙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位劝人去杀人的老红军赵亮，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穿好衣服，推门就要出去。谢若萍早被他的动静惊醒，赶紧披衣起来，在门口一把拉住了他。　　“你要干什么？”　　“出去走走。”　　“你疯了吗？半夜三更！”　　“若萍，我的心快要憋死了……”　　“你不能再去闯祸……”她完全理解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不明白他的性格！一旦他认准了什么，那是用二十匹马也拉不回头的骑兵团长啊！她怎么也忍不住，哽咽了一声二龙，泪水便迸裂出来，但她拼命咬住嘴唇，不叫哭出声来。　　于而龙将他老伴的手，抓得紧紧地握了会子，然后，一言不发地掉头走出屋去。　　谢若萍知道不该拦他，而且也拦不住他，然而作为一个忠诚的伴侣，患难与共的妻子，那颗心又紧张地提溜起来。又像那十年里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搬来个小马扎，坐在门背后，悬心吊胆地等待着老伴回来。　　请不要笑话一个懂科学的医生也会迷信。在这以前，每当那些一朝得志的“革命家”，把于而龙架走去游街、批斗、刑讯、逼供、拳打脚踢、坐喷气式或者关押在黑牢、地下室不见日月星光的时候。做妻子的总是在门廊后的小马扎上忐忑不安地坐着，和那位理应挡住恶鬼进宅的，然而偏偏挡不住的门神爷在一起，等待着，等待着，老天保佑，好像每次都不曾扑空过，终于等回来了。尽管遍体鳞伤，踉踉跄跄，但终于是活着回来的。　　她现在又坐在小马扎上了，因为她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然后才是一个医生，有什么理由去笑话她呢？　　于而龙走在雾蒙蒙的街道上，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朝那封闭了一阵，又恢复原状的广场走去。他记得五十年代的时候，不是“十一”，就是“五一”，他总有机会在观礼台上得到一个席位，和那些熙熙攘攘的游行队伍同欢共乐。然而现在，马路上就他一个人踽踽行走，除了影子，在路灯下，时而前，时而后地陪着他，简直是少有的寂静。他也奇怪，当年那种主人公的感觉到哪里去了？好像走在别人的土地上似的，尽力避开那些拎着棒子的值勤人员。　　他望着广场上的血——其实什么都没有，和血泊里隐隐约约的那个红军战士的形象，他的入党介绍人似乎在询问他：“二龙，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在这里呀！政委。”　　“那广场上有你洒下的一滴血么？”他的脸色严峻起来，显然在等待着他的答复，要他指出在哪块方砖上，曾经沾有他于而龙的血迹。　　然而他能说些什么呢？　　赵亮奇怪地瞪着他：“那么，你那颗共产党员的心呢？”　　“原谅我吧，老赵！”头渐渐地低垂了下来。　　他又听到了那一口江西土话：“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他们也没长着铁脖子，他们也没两条命，他们不饶你，你也不能饶了他们……”　　于而龙在广场中央蹲了下来，用手抚摸着脚前的那块方砖，也许是一种错觉，也许是一种精神作用，他似乎触摸到那潮湿的，还有点温暖的血液。他恨不能跪下来，趴在地上，去亲一亲这沾满年轻人鲜血的广场。他在心里喊着，也许是在呼唤他那在远方下落不明的儿子吧？　　“孩子，你们来捶击我这颗共产党员的心吧！因为我是老兵，可是我却不在我的阵地上……”　　第二章 （4）　　游艇降低了速度，沿着满是碧绿菖蒲的水道驶了进去，不一会儿，一个被如丝如缕的垂柳，围得水泄不通的小渔村，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就是柳墩。　　司机揿着喇叭，驱散湖面上觅食的家鸭，向岸边靠拢，立刻，柳枝里钻出来不少孩子，从孩子身上已感到春天的暖意。看，他们都光着屁股，赤条条一丝不挂了。骨碌碌的小眼睛，贪馋地盯着漂亮的游艇，至于艇上的客人，则是成年人关注的对象了。　　早有飞也似跑去送信的孩子，老林嫂放下手里编织的蒲草拎包，走来迎接他们。她责怪地问水生：“找了这么半天，耽误大伙鱼汛！”她又询问她的孙子：“都弄了些什么时鲜货，秋，还等着下锅呢！”　　于而龙挥着空鱼篓子回答：“可丢脸啦！两手空空。”　　老林嫂怎么能相信，石湖上出了名的鱼鹰，会空着手回来？　　“确实。”于而龙向失望的候补游击队员解释。　　她无法置信地摇摇头：“真蹊跷，想必是人老了，都那么不中用了？”　　于而龙笑着：“确实是这样，不但鱼没钓着，倒被咱们的县太爷给钓回来了！”　　王惠平在众多百姓面前，很有气派地笑了一下，这种笑声听来有些耳熟，哦，想了一会儿，和王纬宇那朗朗的笑声颇相近似。果然，于而龙不幸而言中，王惠平满石湖地搜索，确实是要来钓他的。　　于而龙的东山再起，严格地讲，和县委副书记的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不知为什么，犹如大年初一吞下了一个冷团子那样，总觉得搁在心窝里是块病似的。尤其是要了好几个长途电话，找不到他的“纬宇叔”以后，确实有些慌神。幸而天保佑，夏岚接了一次电话，告诉他，一切都挺好的，请他放心。　　“我给工厂打电话，他们说纬宇叔要出国考察，可是当真？”　　夏岚不置可否，只是说：“！该怎样照应你的支队长，你也不是不明白！虽说不至于搞到夹道欢迎的程度，至少也要盛情接待才是。”　　也许是心有灵犀，王惠平连忙应声回答：“我懂，我明白了！”　　接电话当时在场的他妻子懵懂地问：“你明白了什么？”县委副书记抢白了她一句：“不让你晓得的事别插嘴！”　　石湖绿豆烧，也可算是一种小有名气的酒，甜脆爽口，而且有股子后劲，饭桌上，两盅酒一下肚，副书记展开了一个全面攻势，轻重火力一齐朝于而龙扑来。　　“支队长，我算是借花献佛，请干了这杯。哎呀，老嫂子，让孩子们张罗，快入座，给你这杯酒，来，碰一碰，这是一杯高兴的酒，干了，一定要干，一定——”他一饮而尽，并把酒盅反扣过来给大家看。　　水生赶快把酒盅斟满，他媳妇，一个腼腆的小学教员，忙进忙出地端菜，县太爷降临到一个平民百姓家，终究是一种不寻常的殊荣，小两口决定尽最大的力量来款待；尤其是水生，他妈都观察得出，对王惠平要表现得更加热情一点原谅他的实用主义吧！　　老妈妈，要知道这是他的顶头上司呵！　　县委副书记酒酣耳热，谈笑风生，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支队长是个六十出头的人，甚至打趣道：“看新换上的这一套，还真像个新郎官咧！”　　大家都笑了，只有老林嫂正襟危坐，于而龙看得出，她对县委副书记只是一般的应酬，泛泛的来往，不像水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面露对上级的如慕如渴的驯顺之情。　　为了表示有礼貌地恭听，于而龙点燃一支古巴雪茄，在袅袅的青烟里，那个拘谨的老妈妈，变成了一个候补的游击队员，一个生龙活虎似能干泼辣的大嫂；而正高谈阔论他十年来景况的县领导人，却成了当年那位胆怯木讷的小伙子。哦！那兵荒马乱的年头里，普遍都存在着营养不良的又黄又瘦的气色，而他，从县城来的高中生，就更明显些。　　呵！青黄不接的春三月，也是游击队难熬的日子啊！　　“咽不下去吗？哈哈……”　　老林嫂毫不客气地打趣她丈夫的助手，那个年轻人正苦着一副脸子，吞咽着糠菜团子，说实在的，不光他，谁吃都要拿出一点毅力才行。　　“看你这样子，倒像是吃药，小伙子，你来参加支队，赶上了老天出日头，好天气啦，不管好好赖赖，顿顿都能揭开锅。开头两年，能吃上糠菜团子，就像吃鱼翅海参席啦！”　　心地和善的老林哥马上过去给王惠平解脱窘境，拉走爱管闲事，言语赛过快刀利剪的老婆：“算啦算啦！倒好像你吃过海参席似的，我问问你，海参啥样子？”　　“你知道？”老林嫂反唇相讥。　　“我当然知道，海参和花生一样，是在海里长的花生。”老林哥很自负地说。然后，悄悄地往那三个兜的学生装口袋里，塞进两块米饭锅巴。那时，这只是重伤员才能偶尔享受的优厚待遇，大概越是艰难困苦，人们的同情心也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