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illtrustyouandhonoryou.Iwilllaughwithyouandcrywithyou.Iwillloveyoufaithfully.Throughthebestandtheworst,Throughthedifficultandtheeasy.WhatmaycomeIwillalwaysbethere.AsIhavegivenyoumyhandtohold.SoIgiveyoumylifetokeep.SohelpmeGod.I,takeyou,tobemyhusband,mypartnerinlifeandmyonetruelove.Iwillcherishourfriendshipandloveyoutoday,tomorrow,andforever.Iwilltrustyouandhonoryou.Iwilllaughwithyouandcrywithyou.Iwillloveyoufaithfully.Throughthebestandtheworst,Throughthedifficultandtheeasy.WhatmaycomeIwillalwaysbethere.AsIhavegivenyoumyhandtohold.SoIgiveyoumylifetokeep.SohelpmeGod.InunisonEntreatmenottoleaveyou,ortoreturnfromfollowingafteryou,ForwhereyougoIwillgo,andwhereyoustayIwillstay.Yourpeoplewillbemypeople,andyourGodwillbemyGod.Andwhereyoudie,IwilldieandthereIwillbeburied.MaytheLorddowithmeandmoreifanythingbutdeathpartsyoufromme.iwanttotakethisman/womantomylawfulweddedhusband/wife,tolovehim/herandcherishhim/her,forbetterorworse,forpoorerandricher.这，已经超出这次的话题了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一世纪的风流（1）有人送醋亦风流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想起了徐树铮将军当年的自喻——“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识我亦知音”。徐将军毕竟是丘八出身，作个诗豪迈一下也要赌上脑袋，然不免杀气太重。醋属于酸性，就是喝一坛子下去也无妨，更适于女性。饭后小休，随手取一本书来看，恰好看到冰心的一段故事，不禁微笑。冰心，名谢婉莹，其人堪称剑胆琴心，小的时候学的是骑马打枪，潇洒男装，有秋瑾之风；渐长，侠气微收，女儿态毕现，天资聪颖，秀外慧中，可称东方女性中的瑰宝。晚年有人问梁实秋先生冰心如何，梁先生回答：“长得很好。”可见其当时在那个圈子里的魅力。给这样的女孩子送东西，香囊、顾绣可以，手枪，宝刀也无不可，然而，却有人送醋给她，岂不是怪事？事情的确是有的，有人不但送醋给她，而且是送了一大坛。送醋的就是林徽因。起因是冰心写了本小说《太太的客厅》，里面有个似曾相识的人家，妻子风流大方，把倾慕者弄得团团转，丈夫木讷老实，只能无言尴尬。就有人附会说这恐怕写的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了，因为林徽因活泼大方，家中是当时有名的沙龙所在，而梁思成沉默寡言，在来宾的高谈阔论中往往少见身影。冰心并不否认。在林梁婚姻中，梁家家世辉煌，本人又是建筑大家，但家中的风采，却似乎被林徽因采尽，当时的女性舆论，颇有替梁思成不平者。看来冰心也是若有若无的有感而发。而林徽因何许人也？外表秀丽，内里刚烈，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敢对彭真、万里口出不逊的人物，捅这个马蜂窝结果会怎样？当时林徽因不在北京，去了山西考察建筑，大家不禁拭目以待，想看看这位才女回来怎样收拾这个局面。是和冰心来个笔墨大战？还是干脆去来个当面对质打官司？林徽因回来看到这篇文章，竟然只是嫣然一笑，叫人把太原捎来的老陈醋给冰心送去一大坛。林梁一家可以想象冰心看到这一大坛醋的感受。恼羞成怒？我想，她更可能会大笑一场。因为她毕竟是冰心，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冰心，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一定会被这种幽默逗笑的。在日本，也有过类似的趣闻，只不过对象相反，是山口百惠结婚的时候，新郎三浦友和简直像参加了中国足球队，收到大量寄来的刀片、安眠药和上吊绳，以及无数谴责他娶山口百惠是鲜花插上牛粪的信件，都是那些偶像被夺的影迷们愤怒的表示。看来，老实木讷的梁思成居然得到了和山口百惠一样的待遇，连冰心这样出色的女性都来给他鸣不平了。也许只有鬼精灵的林徽因，才能从冰心的文字后面读出那一丝酸酸的醋意来。看来，林徽因实在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我想她看到能有冰心这样优秀的女子来吃醋，心里只怕是既惊又喜的感觉吧——而送一坛子醋的处理方法，也实在是妙极了，还带了一点小女子炫耀老公的俏皮，竟让人生不起气来。看林梁合影，林的笑容总是一如的灿烂。有这样灿烂笑容的女子，一定是嫁了个好老公。妻子有这样灿烂的笑容，老公大概也一定很幸福。忽然想，梁思成是个出色的工程师，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来远舰轮机大副，也是个搞技术的，都说女儿的梦中情人多半有些像父亲，看来，说冰心吃一点醋，还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呢。吴文藻也堪称一代风流了，唉，莫非女人总是没有知足的时候？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一世纪的风流（2）有朋友提到军事家蒋百里和林徽因还有间接的关系，当时大吃一惊，心想这两位年龄相差很大，似乎也没有绯闻……仔细想想，其实蒋百里和林徽因还真是一个圈子里的，两个人和这个圈子里的一位潇洒狂生都有缘分，那就是被称为至情至性的康桥诗人徐志摩。蒋和徐的关系很近，徐志摩与前妻张幼仪的婚姻是蒋百里的撮合，因为蒋是徐的亲戚加好友（徐的姑父是蒋的堂兄，对了，顺便说一句，金庸是徐的表弟，小的时候两个人感情还不错呢），而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也是蒋百里的朋友，两家在蒋的寓所相遇，张君劢极看重徐志摩的诗人才气，徐父则看重张氏的家柄，遂订婚。此后蒋、张介绍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因了这个关系，徐志摩通过梁启超父子的关系出洋，在伦敦结识了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此后就迷恋上了林徽因。徐志摩的浪漫不可救药，已到天地无用的地步。张幼仪是才女加美女，学贯中西而且性格娴淑，出身显赫而不骄纵，对志摩极好，按说可算佳偶。张是传统的窈窕淑女，但这种温柔的结果适得其反，徐诗人情怀，总喜欢感情上有些波浪才能找着感觉，因此对如此平静的爱情无法接受。后来徐张离婚徐志摩对张幼仪有不少暗面评价，说起来无非是第一封建包办，第二缺乏共同语言，第三没有感情。其实三个理由都拿不上台面，“封建包办”反映的是徐志摩自己的革命精神，这个精神是结识了一大帮欧洲文化人比如罗素以后产生的，这些人无一不是风流债一筐，看得志摩不免神往；缺乏共同语言难以理解，因为幼仪受过中西双重教育（徐很早就说幼仪是“乡下土包子”，不知道此言何来），和徐离婚后做到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两个人并无文化隔阂；没有感情一说可谓牵强，因为后世同情徐的朋友说法都是两人极不相容，而看徐没有见到林徽因时自己的评价，却说他们“伉俪情深”，而且写过诗表达两人的爱情。我的看法志摩当时是个少年狂童，还不懂得负责任，说这些话更多的是安慰自己的良心吧，反正幼仪越不和他相配，他心里边的歉疚就越可以少些。看志摩给幼仪的离别句子——“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记得当时还有一首诗，好像什么月白，青天，还却自由身之类的话，全是自己的快活，可见从来没有从妻子角度考虑过。可是当时张幼仪正怀着身孕，看看后来回忆文章中对两人当时对话的记录，徐志摩正在紧追林徽因，一听说幼仪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张幼仪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女性，此后终生对徐志摩的风流韵事缄口不提，自强不息，在志摩百年后曰：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志摩当时还有着追求“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的期待，读到此处不禁长叹——唉，志摩太残忍！徐见到林徽因后便开始拼力猛攻，——别忘了林徽因与他老师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已有婚约，而徐与梁思成还是朋友！徐志摩是从来没有这种心理障碍的。当时十六岁的林也是多情种子，面对“中国的雪莱”前来进攻不免陶醉，按照在伦敦的交往轨迹分析，两个人应该是相恋而不是徐单相思。那时候诗人怎么如此吃香？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闲话好男人外一篇幸而——注意我用了幸而二字——此事没有成功。林的老爹林长民比较清醒，他和徐志摩也是朋友，甚至曾以情人书信的方式做过文字游戏（这个后世之人可能感到奇怪，其实和凝以下，中国古代的文人常玩这个游戏，还经常把朝廷比成恋爱对象呢，不足为奇），对此事一直持反对态度。可是我以为这件事的关键还是林徽因自己。她恋爱是恋爱了，可是并不糊涂，这是个飘逸如风的女子，也是唯一能在徐诗人魅力下超脱的女子，不可谓不奇。林徽因对徐志摩的决裂，大概就发生在徐逼着怀孕的张幼仪签字离婚的一瞬吧。她后来说徐志摩也是一个会欢喜穿粉红绣花鞋女子的那种人，可算看透了志摩风流背后不负责任的本质。所以当徐志摩要求林徽因“许他一个未来”，林徽因乖巧地回绝了，她并非对徐志摩没有感情，但是明白此人终非佳偶，一句：“你能帮我扛心里的重担吗？它会像千斤重担压我一辈子？”带出了对于张幼仪的同情和委婉地对志摩的不满，在林徽因的心里，爱情的顶上还有一重天呢。但是徐依然锲而不舍，追问：“就为了成就那虚无飘渺的道德？”林徽因巧妙地答道：“道德，不是枷锁，而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最后加上一句——“我不是没有来，只是无缘留下。”年龄上徐志摩要大，心理上可是林徽因比他成熟得太多啦！特别是最后一句如空谷足音，够志摩琢磨感怀几十年的了。当林徽因最后选择了梁思成，回答思成“为何选择我”的疑问时，她同样狡默地回答：“这个答案很长，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一份甜蜜，一份俏皮，里面还暗暗地藏着一句潜台词，选择思成不是为了道德，而是明白这是个能和自己厮守一生的爱人。林徽因可谓懂得对自己负责的女孩子。志摩如火，思成如山，徽音如水，最终，大山间一湾清泉。对于徐林之恋，蒋百里的态度很可玩味，他肯定要维护徐志摩的，因为是好友至亲，他也有些爱情至上的倾向。但是对张幼仪的事情恐怕蒋百里也不无看法，因此没有看到蒋对此事的撮合。只有泰戈尔访华的时候，蒋百里曾设法帮助，志摩和徽因在老泰面前被称为“金童玉女”，不过，那已经是罗敷有夫，事过境迁了。蒋百里何许人也？他对林徽因的看法肯定比徐志摩要清醒得多，战略上无法打赢的仗，根本就不要去筹划。只怕百里先生暗中要为志摩叹气：全中国的女人哪个不好找你非要爱上了她？徐志摩此后和赛珍珠、陆小曼过从，赛珍珠大体是柏拉图式的恋爱不表，陆小曼那件事又体现了徐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呆气”，终于完成了一次从朋友家里夺妻的传奇。但是，陆小曼只是林徽因的替身，而且等而下之，徐对她的痴情，与其说是对陆小曼本人的爱，倒不如说是徐自己的感情闸门已经蓄洪太满，不得不宣泄了。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一个让吴晗先生暴走的错字感觉上，以民国女子的婚姻而言，真正可以和林梁一比的，我以为，那个时代，只有冰心和吴文藻。冰心和林徽因这两个福建女子，该是颇有心结的。冰心《太太的客厅》把林徽因写得天下无贼，林徽因反手送去一大坛醋更是绝地反击。只是，仔细看来，其实两个人的婚姻快乐得很相似，所以她们之间的战争，只会让我们觉得有趣，而不会觉得恐怖——这种战争中没有失败者。冰心有一个不为太多人知道的小故事。说是冰心浪漫，总不免问吴文藻对自己究竟感情如何。为了剖白心迹，吴文藻索性弄了个大号镜框，把冰心的照片镶进去，放在自己桌子上。冰心看了，果然大为满意。不过，到底是当作家的，心眼比别的女孩子多半个，看看老吴实在不像这样的情种，忍不住问——“你把我的照片放在桌子上，真的会看吗？”我天天都看的，吴文藻信誓旦旦。于是，过了些日子，冰心就悄悄地把照片换成了阮玲玉的。可怜的吴博士接连几天都没有发现……冰心与阮玲玉的区别，就算我这外人也一目了然，何况她自家老公？！这种事儿，冰心是当笑话来讲的，当然不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她只是笑吴文藻这书呆子居然也有这种心思来讨好人。梁思成和吴文藻，都是好男人。好男人也是一本书，也要女人会读才可以。冰心之读吴文藻，如观李后主词，粗头乱服不掩国色；林徽因之读梁思成，是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她不会被第一章就有五十个人物吓倒。所以我说她们是一类人。陆小曼读徐志摩则是因为人家都夸这本书好而放在书架里得意洋洋，只因是自己的便不再当一回事。翻过两页大概觉得还不如街上的小报刺激，于是撕了去垫鱼骨头——及至书撕尽了看到最后一页才醒悟这本书真好，可惜此时所能做的只剩了追忆。所以，陆小曼和林徽因、冰心，却不是一路人。小资，也有不一样的小资法。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读郁达夫《钓台题壁》诗日前和几位编辑朋友吃饭，吃到中间，有两位工作比较狂热的抛开梅菜扣肉又讨论起了稿子，中间冒出一句——“今天，你搞日了没有？”嗯，这什么词儿啊？好奇之下一问才知，“搞日”一词原来是个典故，在北京编辑界颇为流行。可能近来穿越流行，仓颉经常在北京的大街上游荡，三天两头创造出“BT”、“雷”之类新词，让字典追着改都来不及。大环境如此，作为文化人的一员，编辑们自然也不甘人后，这“搞日”一词，竟然是报纸上出了错字的意思。这个词兴起来没多久。原来，某大报前些天发了篇历史评论，编辑一个疏忽，竟把“抗日”排成了“搞日”，一直到报纸上市了才发现。老总看见“搞日救亡运动”，抱着脑袋在屋里转圈，心说，我们当年确实抗过他们一回，可是我们并没搞他们啊！这简直……结果当班的编辑扣了五十块钱，“搞日”的典故，也就在圈里传开了，谁的版面出了错字，就是谁今天“搞日”了一回。若不知内里究竟，看了这个词，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啊。实际上，据老编辑讲，排错字这种事儿在所难免，“搞日”这类错误也不胜枚举。而且仿佛冥冥之中自有神灵，一旦出错，常常错得十分可怕。比如，“文革”中，某报一次文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排错，竟然错成了“中国人民解散军”，报纸已经印出来才发现，赶紧满街跑着往回收才避免一场灾难。有经验的老编辑分析，这种错误也是有时代特色的：比如把“抗日”错成“搞日”，这明显是五笔字型造的孽，而“解放军”变成“解散军”呢？肯定和当时的铅字排列有关，“放”和“散”都是反文旁，当时这两个铅字位置是在一起的，排字工人一时眼花实在正常，但错得如此“政治”，不由人不怀疑那排字机跟“地富反坏”有亲戚关系。根据大家说法，中国的报刊编辑制度一向是严格的，各级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比如周恩来总理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的清样，性情温厚的吴晗据说确实抓出过不少问题来，并不是摆摆样子的。但是，也有人比较宽容。比如吴晗。他是旧文人出身，虽然做了北京市副市长，依然保留着一点儿喜爱潇洒自如的风格。这怎么形容呢？诸葛亮算是旧文人的偶像了，人家怎么说诸葛亮的？“读书不求甚解”，“观其大略”。这种注重大的走向，忽略细节的性格，可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色。它有提纲挈领、主次分明的好处，也有不够细致，轻视数字的坏处，难以用好坏形容，只能说是一种特点吧。吴晗就有点儿这种风格。所以，在吴晗手下，偶尔报纸上出个错字什么的，也未必会受到严格批评。这对于畏惧文字狱的朋友们来说，实在是件难得的好事。不过，据说温文尔雅的吴晗也曾经有一次对校对出错发过火，这事情虽然怪异，却没法怪吴先生。那是北京一家大报，一天刊登新闻，里面写到——“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如何如何。这报纸给吴晗看见，感到十分新鲜，北京市副市长是我吴晗啊，什么时候冒出个本家兄弟吴哈来？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社。检查结果，原来是排字错误，加上校对不认真，让错字蒙混过关。报社赶紧向市长道歉，深表遗憾，请组织批评。吴晗发火了？那就不是吴晗了。吴晗很客气，不就是弄错了个名字吗？他没怎么当回事儿。不过吴晗的秘书和报社联系，还是认为报社应该做个更正说明。报社这边赶紧应承。第二天，吴晗拿过报纸一看，上面有更正消息呢。哦，报社行动够快的啊。吴先生拿起来细看，只见上边写着——“本报昨日×××一文中‘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应改为‘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哈’，特此更正……”好脾气的吴副市长看了什么反应？那就不用我说了吧……曾因酒醉鞭名马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隐藏在《围城》后面的梅贻琦先生因为上学的时候不用心，诗词的平仄都弄不太清，所以朋友们谈论诗词，萨一般是三缄其口的。不过，看了郁达夫的《钓台题壁》，忍不住慨叹一声，刘海粟曾说他无意作诗人，但论文学成就却是近代诗词第一，大体不是一个夸张的评价吧。郁达夫的诗如下：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这首诗从背景上说，有辞官厌世之说，不过郁达夫是一个辞官的诗人，而不是一个会写诗词的官僚。立场不同，文字的灵魂也不同，若把这首诗单单当做政治宣言来读，甚至当做革命宣言来读，郁达夫大概就要去跳海了。这首诗中，萨以为可做诗眼的，乃是这两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的诗中仍是风流本色郁达夫通常被称做狂士，而我以为有人对他的另一个评价则更为贴切，那就是“专情放任的浪子”。从这两句诗看，深以为然。“曾因酒醉鞭名马”背后并非一个狂字，亦不到一个悔字，而是一个惜字。生怕情多累美人，背后亦不是一个狂字，亦不是一个得字，乃是一个忍字。狂生背后的郁达夫，其实是个爱得深沉之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大约因为亲眼见过一个很出色的女孩子同时被两个更加出色的男孩子追求。此时，若这个女孩子不出色，自是一份极大的骄傲和资本。若这个女孩子平庸，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偏偏这女孩子非常出色，于是，她不再是取舍的问题，而是为不忍心伤害其中任何一个而苦恼。所以她的表现就与“生怕情多累美人”很相似了。郁达夫的“怕”，或与此相近。“生怕情多累美人”中“生怕”二字，体现的是一个动的境界，若是换成已经发生的“多曾”“屡屡”，境界就会变得滞涩而直白。“生怕”是在将届未届的地方，事情还没有发生，但已经存在。这如同许多爱情，一生没有说出口，却真实地存在一样。诗词中的动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妙境，“呼儿将出换美酒”就是动的，若说“拿马换了一坛酒”，内容一样，境界可就完全不同了。僧推，僧敲，之所以难以取舍，问题在于这两个都是动的，如果是和僧进，僧入相比，诗人有什么不能取舍的呢？偏偏一个推，一个敲，都是动的，又都动得不十分理想，所以诗人才难受，才无法取舍。“生怕”一词，似乎仍然有些直白，或为诗人一气呵成，未加雕凿的原因吧。可改否？换成“常怕”如何？换过之后一看，不行，生怕就是生怕，从心里怕，达夫性情中人，别的词代替不了这种要表达的感情。我曾读“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对末尾一雪的字同样有些不妥的感觉，但遍寻词句，虽然屡屡觉得找到了比它更好的，过了几天，终于发现还是不如这个字，最后觉得，我还是玩不了诗词啊。郁达夫诗，入世的成分，出世的成分，几句词尽在其中，浑然立体，有些颂歌式的文字让人吃不消，大体还是因为只是一个平面。官也辞了，心一直在风中，并不是郁达夫不出仕了，而是他的心从来不是属于仕的。郁达夫做斗士是业余的，骨子里是一个魏晋名士。想想近代的文化人中谁可与他一比呢？苏曼珠或许可以，虽然，风格上完全相反。忽然有一点淡淡的戚然。郁达夫最后是因为抗日工作被杀害在苏门答腊的，这位“狂士”的死，缘于中国文人那种最传统的道德——对国家和民族的节操。在这首1931年的诗中，他写到：“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表面上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无关，骨子里，莫非还有一个一语成谶的意味在里面？中国的名士，是屡屡有这样故事的。佯狂难免假成真，郁达夫不是狂士，他藏在狂士面具后面的深情，有谁读懂？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砸汽车打人的大学校长（1）读一位朋友写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文章，忽然感到似曾相识，仔细想想，竟然让我想起了《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这可不是说梅先生和高松年的原型有什么关系，我的看法，钱钟书先生恰恰在有意无意用梅先生来反衬高松年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这里面，涉及两位校长各自的一段“经典名言”。梅先生那段让我感到似曾相识的话，是这样的——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不过，对梅贻琦的“大师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有必要把握它的完整含义。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以钱钟书先生的年龄和经历，他应该比较熟悉梅先生，甚至可能对梅先生在清华的讲话印象很深，而看完这段话，我觉得，对于《围城》中的高松年校长，在对教授问题的理解上为何那样自负，终于可以有点明白了。高校长的“经典名言”云——“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这话说的冠冕堂皇，逻辑全无问题，毛病在于和梅先生的话放在一起来看，高下立判。这首先是一个对自己有没有信心的问题，高先生的姓可以让人联想起武大郎，可算巧妙。这也是一个办学方向问题，梅校长是拱手相邀的谦谦君子，剧场经理，高校长是重视控制的行政专家，司令长官。我有一个恶意的猜测，钱先生这样写高松年，应该是先看过梅先生的训导（否则高的观点之结构，内容不会和梅那样形似），等到要写一个“三闾大学校长”，就忍不住拿梅先生作镜子了。而高松年对自己观点的得意，则使钱先生有替他写一写心理潜意识的意思——正因为梅先生在教育界的地位，若是真有高校长这个人，当发现自己能够提出一个与梅先生“异曲同工”的理论时，在外人的捧场之下，心里对自己的满意和惊讶，恐怕也是难以言喻的，于是，就难免经常挂在嘴边了。平心而论，钱先生写《围城》，每个人都有好有坏，李梅亭是小人，但是他会讲课；方鸿渐算是好人，可是他的毛病多得让人摇头都来不及（赵辛楣说得好——你是好人，可是完全没有用）。高松年也一样，只是能把人写到如此入木三分，也就是钱先生了。我一向认为钱先生的《围城》最大的优点就是语言国际化，所以翻译成英文依然能够保留八分神韵，但是，这等在文字间玩玩游戏的事情，钱先生还是免不了的，只不过不被人重视罢了。就像高松年这一段，如果不是看到梅先生的这段话，我是死活不会想到里面有埋伏的，因为钱先生一个字也没提梅校长嘛。记得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面提起，钱先生被人构陷送到干校，理由是某种攻击言论，而学校里的同仁们并不相信，认为假如这真是先生所说，恐怕还要风趣些。信然。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砸汽车打人的大学校长（2）傅斯年做学问做到大学校长，都是斯文人，总应该有些和光同尘的意思了吧？不幸得很，有些事就是邪性。和尚要练武术，大学校长，也未必都这样文气的，砸汽车、打人的大有人在。砸汽车的，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何许人也？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台湾大学校长怎么会去砸汽车呢？确切地说需要做两点纠正：第一点是傅先生并不是自己去砸汽车，而是号召别人去砸汽车；第二点是傅先生号召大家去砸汽车的时候，自己还不是大学校长。那是五四时期，傅斯年还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一个有学问的小愤青。五四时期是怎样一个时期呢？大学生闹事敢烧外交部长家房子的时代。钱玄同说过人过四十就该死的时代。能和钱玄同“人过四十就该死”振聋发聩之言相提并论的就是傅斯年的“坐汽车的就该枪毙”。据说傅斯年作此言，是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发出这样的抗议。换了老萨，大约也会这样说，不过，就是一句气话，几分钟以后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是啊，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是好人啊!于是，傅先生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是，大伙儿都同意，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好人啊？到五四运动兴起，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嘀”了一声喇叭。在美国嘀喇叭基本等同于口出脏言。在中国倒没这个习惯，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这句话来了——坐汽车的就该枪毙！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这个人就是梁实秋。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种砸汽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已经过去了大约九十年，梁先生这句话今天还是有入木三分的感觉呢。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傅先生不免教唆之罪。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却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格贯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都不变。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做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做一段代理校长。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要求其实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也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后来傅先生去了中国台湾办台大，不到两年就病逝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选址还是很浪漫的。那些中国人 文人篇 文人篇 砸汽车打人的大学校长（3）要说傅先生砸汽车，未免有点儿牵强，因为他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的。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长中间，也不乏这样的——比如，要打学生……此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看老萨写到蔡元培先生打人，估计一帮北大的师伯师叔（萨爹是北大的，所以就算是刚进北大的学生咱恐怕也得捏着鼻子尊一声师叔）已经把拳头攥起来了——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蔡元培蔡先生何许人也？毛泽东都要尊称一声——“我敬爱之孓民先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先生，至今长盛不衰。先生遗爱北大，人皆感之。造蔡先生的谣，你不想活了吗？这个……那个谁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好，那你说，蔡先生究竟要打谁了？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你们这帮人……没错，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他北大的学生。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