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在记忆里索回。而这件事本身，也在走向死亡。　　最后，老两口终于睡熟了。　 第二十四章　　奎克莱依一家还在这儿，住在他们那幢靠近大路的房子里。他们像是跟树木一起，从这周围的景物之中生长出来，而且是那种瘦弱的、落满尘土、不引人注意的本地树。周围有些人住在砖房子里，房顶铺了防水的瓦片，四周是水蜡树树篱。他们是因为遭了天灾才搬到这儿的，因此，很爱宣扬他们的道德观。他们说，在现在已经成为住宅区的地方，一到潮湿的傍晚，就从奎克莱依家那所摇摇欲坠的破院子里散发出家禽粪便的臭气，这实在是一种耻辱，一定要报告给镇管理委员会。可是一直也没谁去报告。他们之所以最终没有去告奎克莱依小姐，是因为她望着他们时脸上显得相当坦然。于是，那些人又钻回到他们那砖砌的“陵墓”里--这似乎是专门建来包容他们死气沉沉的生活的--去听早晨收音机里的广播节目。他们站在带花的地毯上，在墙壁饰面进射出来的光彩中，纳闷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和谐他们竟也无法做到。于是，他们变得像他们的蜀黍扫帚似地既恼怒而又绝望。　　多尔·奎克莱依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皮肤变得更粗糙了，还生出些老年斑。她的关节也更大了，还有一直就生着的甲状腺癌。她的动作也迟缓了，那是因为这些年一直照管她养的火鸡而形成的习惯。那些火鸡神情阴郁，吹毛求疵般地绕着夏至草丛大踏步地转着，或者到山坡下面长着草丛的地方，总是神情阴郁地走着。多尔系着一条旧围裙，这是她用一条干净的口袋改的。她几乎总是把它系在身上，好引起火鸡对她的注意。其实这并不十分需要。可是她愿意。她愿意自己显得棕色与灰色相间，跟在这火鸡群后面大步走着。　　火鸡灰色的翅膀总有什么地方受过伤正在恢复。它们瞅瞅瞅的叫声有生病的迹象，至少有点不舒服。这样便可以解释多尔·奎克莱依为什么这样喜欢这些家禽。这些火鸡是不懂什么同情的。一她难道不能冒雨出去，从自己的头上取下防雨的麻袋，技在别人的肩上吗？不过对于多尔来说可以表示自己心中怜悯的机会总不够多。人们可以漫不经心地接受别人的同情，就好像那是抽象的善举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并不想接受下来，把它作为别人感情的依托展示出来。倘若那样，就让人尴尬了。可不是，就连巴布·奎克莱依也经常因为姐姐的抚摸而生气。　　不管怎么说，大伙儿都尊敬多尔，都从她那儿得到许多物质的东西，并且经常派她用场。就拿她家里的亲戚们说吧，经常在星期天坐着轿车来。就是她那几个肌肉发达个子老高的哥哥们、现在他们已经变得精瘦、干巴巴的。还有他们那几个长得跟他们一样细高、健壮的儿子。他们要嘛在她家横躺竖卧，要嘛搜寻他们喜欢的东西，工具呀，一块铁皮呀，或者养得很肥的小公鸡。多尔都不介意。还有哥哥们爱浮夸的妻子，以及她的侄儿们的老婆。她们喜欢往那儿一坐，把湿乎乎的尿布递给她，然后就大谈她们的工作和家务事情。有时候，她们停下话头，瞧瞧多尔，又赶快回转头去看她们自己的生活。那生活当然应该更有吸引力。她的侄儿媳妇们的肚子里似乎永远怀着孩子。而那些已经生下来的孩子们，在多尔的院子里四处乱跑，吵吵嚷嚷地找厕所，打碎东西。到了晚上，他们都钻进汽车，连头也不回一下，因为他们还要再来。倒是孩子们生活中那些总也不会改变的东西最值得赞美，也最为残酷。如果多尔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伤害，那是因为她奉献的太多了，留给自己的又太少了。这当然也合乎逻辑。上天赋予你美德，就是让你给予。　　到这个时候，她已经只剩下那美德最为核心的东西了。在她的面前，人们感到羞愧，或者害怕。因为这实在是太罕见了。有时候，她的弟弟巴布因为头脑简单，竟比别人更能分辨出这种尴尬或者赞扬的实质。他经常沿着走廊跑过去，直勾勾地望着她，就像一只什么动物，像一只被允许住在一幢房子里而不被加害的老鼠。当它在动物的智力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把这一切看作理所当然的时候，就会突然越过那个界限向外张望，在接近各种神秘的理解的边缘时，却又由于人的意识而重新闭合起来。于是，巴布--现在也已经是个老年人了--有时候就呲开淌着口水的鼠牙般的牙齿，露出一张发青的、有几分虚幻的脸，站在贮藏室的砖地上，站在姐姐身旁稍后一点。贮藏室一年四季都凉飓飓的。在蜡烛的光亮之下，他的一双眼睛瞅着牛奶或者面包。这些东西自身的形状从头到尾完好、动人。事实上，简直臻于完美。然后，巴布·奎克莱依像动物似地舒了一口气，越发细细地端详起他的姐姐，以求相互间的承认得到某种交流。　　而她，挪一挪那个牛奶直晃的碗，或者摸一摸新烤的松软的面包。在这种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当然比她那个动物似的弟弟向前多迈出几步。无限的爱和静谧借着烛光泼洒开来，将肌肤也融为寂静。要能这样，我就是死也放心了。多尔·奎克莱依心里想。　　当然，她想错了。　　巴布就在她的旁边。　　于是她赶快后退几步，吸了一口凉气，说；“怎么了，巴布？这么小的一间屋子，你也要紧跟在我身后。这地方只能站下一个人。你要对着牛奶哈气吗？你该去捋捋鼻子。你是会自个儿捋鼻子的。”　　对于多尔·奎克莱依，这就算是生气了。她总是转身走开，两只肩膀窄窄的，心里明白自己发火了。我应当更爱巴布，她想。可是怎样才算更爱他呢？巴布正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他的手帕都揉成一团一团的了。不过，要是告诉他怎么做，他自己也能弄得很好。　　有时候，她出去坐在屋子前面的台阶上，这边的栏杆还没有倒。她两只胳膊抱着膝盖，又做出姑娘时候就选定的那个姿势。她极力想接近那个尽善尽美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有时竟会像一条十分粗陋的口袋，自己套在她的头上。可惜不能永远这样。她被宇宙之浩瀚无垠、纷繁复杂吓住了。她自己有限的力量越发相形见细。她的弟弟坐在她身后，脑袋搁在尖尖的膝盖上打瞌睡。这时，脖子上那个甲状腺肿块就让她觉得一阵窒息。她刚才还觉得自己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突然间又变得那样沉重而悲苦。　　“你干嘛不回去呢，巴布？”她侧着身子对周围的黑暗说。“你在打磕睡呢！现在到睡觉的时候了。快去吧。”　　他几乎总是按别人的吩咐行事。可是，即使他走了，身影也还在窗帘上晃动。然后，黑暗笼罩了一切。但多尔·奎克莱依自己并没有从天上那注定人们命运的星座所布下的迷宫中解脱，那是无法解答的难题。她握着一双手，一直坐到很晚。　　当然，人们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多尔·奎克莱依这种对命运的思索。因为有些事情太崇高而无法言传。直到那天，她去帕克家……　　艾米·帕克记得，那是一个夏日，青草肥美，空气凝重，多尔穿得很体面，两条细长的腿裹在一件上面有小紫点的小方格棉布裙子里。帕克太太渐渐注意到，这是她最好的衣服。顺着多尔那张嘴巴，述涂抹着显然是很笨拙地搽上去的香粉。她平常从不搽粉，可是今天却搽了。她还别了一枚有个侧面浮雕像的胸针。这枚胸针很不错，只是已经忘了奎克莱依家是怎样把它弄到手的。它太好了，可是竟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尽管有一次有位太太停下来买鸡蛋时，曾经想买它。可是多尔永远不会把它卖掉。　　“哦，艾米，”关上纱门，坐下之后，她用那种拉得很长、不紧不慢的“奎克莱依式”的声音说。　　“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呢，多尔？”帕克太太问。她正把一堆衣服喷湿了，准备熨，看见多尔来了，心里还真有点儿烦。　　“我是来跟你说一件事情的，”奎克莱依小姐一边看着她那细长、柔软的手，一边说。“我不知道除了你该跟谁说。”　　“嗯，什么事？”帕克太太问，在这样一个闷热的日子，她对奎克莱依要讲的事情并无兴趣。　　“我弟弟死了，”奎克莱依小姐说。　　“你弟弟，你弟弟巴布？你说的是真话？”　　“是真话，”多尔·奎克莱依说。“我结果了他。我不想说我杀了他。因为我爱巴布。现在，当我死的时候，我不会感到太难过了，艾米，如果你理解的话。我虽然有时候糊涂，可有时候看得还确实很清楚。我知道，这是最好的结局。他那张脸告诉了我这一点。”　　说到这里，两个女人相互凝视着。多尔·奎克莱依那张脸那样坦然，艾米·帕克觉得自己一眼就看到了她的灵魂。她抓起朋友的一双手，一会儿放到这儿，一会儿放到那儿，不停地摩学着。因为她自己永远没有希望做出如此崇高而又如此简单的牺牲。她还摸着自己的面颊，觉得厨房里那样闷热。似乎一切都乱套了，或者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因为对于多尔这个行为那种让人糊涂的逻辑的恐惧和厌恶已经爬上她的心头。　　“哦，亲爱的，那么，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斯坦又正好不在，”艾米·帕克说，她是那种蚂蚁型的神志混乱的女人。她甚至散发着蚂蚁的气味。　　“你最好给警察打个电话，艾米，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多尔·奎克莱依说。　　“哦，好的，”帕克太太说。　　她打了电话。　　这个消息震动了警察塔克维尔脖予上那枚缀得松松的领扣。　　“我们最好回我家等着吧，”奎克莱依小姐说。　　“如果你愿意这样，那么好吧，多尔，”帕克太太说。　　“哦，他不会吓人的。已经拿一块被单把他盖上了。他死得很安静，可怜的巴布。”　　于是，两个老太太向奎克莱依家走去，一路上碰见许多人，这些人们坐在锃亮的汽车里，压根儿没注意到她们俩。她们是两个年纪很大、相当简朴、甚至很穷的女人。于是，两个老太太从她们生命的起点向前走去，她们的皮肉仍然渴望着的安慰把她们连在一起。她们周围那些早就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看起来那样陌生，而且须臾不可或缺。艾米·帕克边走边向她看见的东西微笑着，一棵树、一个罐头盒、一片灌木丛……尽管，当然，她没怎么被纠缠进去。　　还有一只山羊，一只名字叫“南”的母山羊，是这位已故男人的财产。这只羊跟着他的姐姐到了帕克家，现在跟在两个女人身后，得得地跑着，还不时摇晃着脑袋，咩咩咩地叫着，因为它的乳房胀得慌。要不然，它肯定会忘记自己尴尬的处境，伸长脖子去吃嫩树叶，还要把树叶从树枝上贪婪地揪扯下来。但是它还记着，便只好咩咩地叫着，得得地跑着，拉下黑色的羊粪蛋，怀着希望跟在这两个女人身后。　　不一会儿她们就到了奎克莱依家。艾米·帕克是个软弱的女人，她一辈子干什么都不成功。此刻，她祈祷着，希望上帝给她力量。而多尔·奎克莱依更有信心。　　他们带走多尔，把她关进班加雷一座疯人监狱，那倒是个可爱的地方。她的朋友帕克太太从这次打击之下恢复过来之后，那年冬天去看了她一次，还带去一些精心挑选的桔子和一些枣子。多尔和先前不一样了。在一间明亮的屋子里，她坐在一张靠背很直的椅子上，和来访问她的人谈话。看见这个人她显然很高兴。　　“你身体好吗，多尔？”艾米·帕克舔了舔嘴唇问道。　　“是的，我很好，”多尔没精打采地说。　　她的脸蛋胀鼓鼓的，和先前留给人们的印象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你的体重是增加了，”艾米·帕克说。　　“这是吃板油布丁的缘故，”多尔·奎克莱依脸上闪现出一丝阴郁的光。　　“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大伙儿吗？”艾米·帕克问。“或者有没有捎给周围邻居们的口信？”　　“我的弟弟也经常不断地这样问我，”多尔说。她坐在那儿，身体向前稍倾，就像一个坦诚的男人。“我不记得要对人们说什么了，艾米。以前倒是总记着，而且非得对大伙儿说说不可。现在，我已经迷路了，”她边说边向四周张望着，就好像她简直不能泄露这个充满了疯狂色彩的秘密。“我的姐姐不让我说呢！”　　“可是，多尔，你们家不都是男孩子吗？”艾米·帕克说。她本来可以挨个儿数出他们的名字，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谈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话。　　“我姐姐就是个姑娘嘛！”多尔说。“她知道那些东西叫什么名字。她知道圣人都是谁。有时候到了夜晚，我们点着灯，她就给我们讲上帝的恩惠。只有我们俩，那时候可真美。因为我自己一直不懂得多少事情。我知道动物的习性，它们的足迹和巢穴。我有一盒子彩石和四片只有叶脉的树叶。所以，你看，姐姐就不得不告诉我许多事情。她总是非常和蔼。直到那天她拿刀把自己砍了。她将那把星期四敲打了一整天的很大的切肉刀搁在脖子上，说：‘巴布，上帝要收你来了。’可是我还没有被收走，艾米。你说，这也算善良吗？”　　她俯身向前，似乎要怀着这种心境钻进朋友那双眼睛里。艾米·帕克看到，多尔·奎克莱依非常痛苦。　　“我们总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受苦，”艾米·帕克说着挽起朋友的手。“可我是个愚蠢的人。欧达乌德太太临死时，我也回答不了她的问题。”　　“欧达乌德太太？她在哪儿？”多尔·奎克莱依问，拢着她的头发。　　“你知道的，她已经死了，”艾米·帕克说。　　多尔开始翻艾米·帕克带来的那个纸袋，嚼着一颗可爱的、桔黄色的枣子。　　“这枣子挺好吃，”她说。“我一直爱吃甜食。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那些修女们经常说，这将是我的大罪。”　　她微笑着。　　那么，就算是罪过吧，多尔。艾米·帕克本来想这样说，可是没有。而是离开她的朋友，由着她这样升入天堂。　　艾米·帕克坐着一辆开得很平稳的公共汽车回家。大家坐在一辆车上喘息、冒汗、开玩笑、脑袋痛。她没等售票员过来，就把板在手里的钱掉了。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她默默地坐在那儿，一直想着在多尔·奎克莱依和欧达乌德太太心里搅动着的那两把“孪生”的刀子。那么，除此而外，还会有什么样的磨难呢？她问自己，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恐惧，虽然她正在回家，回到丈夫的身边。他是一个那样沉静的人，他也许在最后一刻才站起来，对她说些什么。斯坦会知道的，她心里想。　　于是，她得到了安慰。于是，冬天苍白的天空一闪而过，公共汽车里所有人的身体都撞在了一起。因为她是个肤浅的、耽于声色口腹之乐的女人，做过最后的坦白与忏悔之后，艾米·帕克甚至很快就又想起曾经是她的情人的那个男人，想起他那生着斑点的小腿，想起吊袜带怎样勒着他的肌肤。她曾经多么厌恶他，她又多么希望能和别的男人做爱，跟他们一起漂荡在深深的、爱的大海。忘掉他们的名宇，却记着他们的面容。到垂暮之年，在某一个冬天，当那面孔已经沉沦黄泉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却依然熠熠闪光。　　苍白的天空从这辆向家乡驶去的公共汽车上掠过。　　“哦，”老太太怯生生地说，大伙儿都瞧着她。“我把一先令掉在地上了，刚才公共汽车太挤，没法弯腰去找，也许在谁的脚底下。”　　大伙儿都挪来挪去，四处搜寻，跟这个丢了钱的老太太开着玩笑。　　终于找着了。　　“在这儿，太太，”一个很热心的男人说。“它兔了你步行回家。”　　大伙儿都笑起来。　　老太太也微笑着，但是垂下眼睛。跟他们待在一起，她很有点自惭形秽的感觉。有时候，她的那种素朴会像电火一样闪光。天空最后一抹苍白从头顶掠过。天已经晚了。她的外套领子上装饰着一块兔皮。此刻，她把它拉过来，捂到喉咙上，似乎是在防备会有刀子刺进来。这样，她觉得得到了一点保护。后来，他们就到了。　　 第二十五章　　　　　　　　　　　　　　　　塞尔玛·福斯迪克从服装店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她在那儿很可笑地生气，为一件在她看来很要紧的衣服上一个不值得一提的小毛病。电话间四壁贴着厚厚的、烟灰色的绒布，散发着淡淡的烟草味儿和别的女人留下的香水的气味。塞尔玛不用香水，因为她洒了香水总觉得鼻窦不适。此刻，她皱着眉头，敲打着电话机上那块丁字形的电木片。那玩意儿似乎正和谁合谋跟她作对。　　“哦，达德利，”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接通了电话。“这一下午，我在理发师那儿可折腾得够受。为了那件衣服还在‘格梅因’费了一番口舌。你是知道的，这件衣服早该做好了，可他们还没做完。”　　“是的。是的。是的，”达德利·福斯迪克说，或者是她正朝里面说话的那个“机器”发出阵阵回响。　　“所以，我打算，”她说，“到俱乐部随便吃一点儿东西，然后去听我在广告上看见的一个音乐会。”　　她的声音十分清晰，而且充满了长期训练而获得的信心。你在没有忘记自己的某一个本领是怎样学来的之前，运用起来总难得心应手。而塞尔玛·福斯迪克终于忘记了。　　“很好，亲爱的：”达德利·福斯迪克说。“如果你愿意，就去吧。”　　他会跟她在家时一洋，漫不经心地吃自己的晚饭。为了躲开那位年老的女仆拘谨的呼吸声，也许会吃得更快一点。　　“我觉得这样对我好一些，”塞尔玛说，同时因为自己的艺术感受力而对着话筒微笑。“这是一个挺好的音乐会。”　　我还不能回家呢，她轻轻地拍着电木话筒，心里想。我还不能，或者还不想。就好像她被生活可能突然强加于她身上的责任吓倒了。　　“那么好吧，再见，”她的丈夫——那位律师说。他在那个瞬间，或者别的什么时候，都没有什么奢望。“希望你玩得快活，”他说，完全出于对礼仪的尊重。　　塞尔玛·福斯迪克没再说什么就挂了电话。让丈夫扮演父亲的角色玩，似乎总是一种耻辱。于是，她拿起她那双好像受了屈辱的手套，离开那个漂亮的服装店。她直勾勾地向前望着。烦恼使她把高雅也错当成趣味低下了。她当然还要为她的衣服付钱。不过，穿的时候看上去总是不那么舒坦。　　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削瘦的妇人，穿一身黑。她的长袜很高雅，价格也昂贵，可是这并不能给她增加多少色彩。她走路的时候，特别是下台阶的时候，颇有特色地伸开腿，站稳脚，就好像她以为稍不小心就会摔倒似的。　　自从她的朋友马德琳·菲希尔死了之后，塞尔玛越发懂得了寂寞的滋味，而且发现自己的血液循环很不好。倒不是友谊使她血液流动。相反，因为友谊使她逐步认识到自己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必须的行为的技巧一无所知，而使得血液经常在血管里停止流动。尽管到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就连她的朋友菲希尔也不会。到后来，她的目光总是瞥向自己的内心深处。　　后来，菲希尔太太死了。到底是怎么死的，福斯迪克太太一直没能弄清楚，没能使她自己满意。因为，事实上，菲希尔先生，或者菲希尔家里的任何随从都没有给她以体贴的接待。实际上，有时候她不得不在那儿看家具。因此，她永远也不能确定她的朋友是不是只是由于年老而自然地死亡。　　福斯迪克太太拎着她那只鳄鱼皮小包，沿着暮色笼罩的大街走着。　　在俱乐部，她跟几位女士同桌，慢慢地吃裹有面包屑的煎鱼。　　“明天晚上见，”欧文思·约翰森太太说。　　“好的，明天晚上见，”福斯迪克太太微笑着说，颇有点儿心照不宣的意思。　　她心里想，如果马德琳·菲希尔还活着，会不会说些讥消的话，损害她的荣誉。因为，福斯迪克夫妇刚刚得到去政府大厦参加宴会的机会，跟与他们地位相同的绅士们一起吃饭。大家同样地富足，或者同样地贫穷。因此，他们一天到晚想着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更适合这个场面。　　与此同时，福斯迪克太太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听音乐会。当弦乐器奏响，金色的雨水从她的肩头流下。直到现在为止，她还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她的两只脚踝交叉着，白皙的皮肤上淡蓝色的血管很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皮肤似乎好多年没有用处了。她怀着一种谨慎的、颇为优雅的满足等待着。她的胃里没装多少食物，她的神经也很平静。　　我觉得自己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好，她心里想，除了那件衣服惹人恼火之外。她皱了皱眉头。这件衣服早该做好了，这家叫“戈梅因”的服装店实在太讨厌了。　　有几支乐曲福斯迪克太太早就知道永远不听才好，她甚至会以憎恶之心对待它们。这时，一个神情严肃、眼睑发黑、手拿提琴的犹太人被欢迎出来演奏一首协奏曲。福斯迪克太太把手里的节目单卷成一个很细很细的圆筒。如果可能的话，她真想让自己也变得更细小一些。她把两个胳膊肘抱得更紧，两条聚精会神的大腿间的距离也缩小了。这样压缩着，她或许会得到赦兔，腾空而起。但是对于自己的灵魂，她却束手无策。这个灵魂仍然被拴在那里，宛若拴在一根骨头上的气球，仍要做高尚的挣扎。　　那犹太人开始演奏，起初温柔地抚摸着音乐的肌肤。此时，他对它尚且把握得住，别人也都把握得住。塞尔玛·福斯迪克低下头——现在她已是满头华发——屈从于这种逢迎了。她心里纳闷，如果有那种机会，她会表现出怎样的柔情啊！并非什么肉欲，而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在天赐的音乐之风中摇动。音乐当然是她的爱。即使把她所有的虚假部分减掉——这个部分很多——仍然有些节奏简单、感情强烈的短句可以使她与之交融，并且在余韵中理解它挚朴的精髓。如果张开嘴，音乐就会从嘴巴进去，并且一直顺着喉咙钻到肚子里，该有多妙。她坐在那张合乎规格的椅子里打起瞌睡来，姿势十分别扭。她听着音乐。当音乐的卷须依照固定的图案爬到乳房周围的时候，音乐进入做爱的部分。　　犹太人演奏着。更大的困难在等待着他。尽管他曾经以妇熟的技巧，甚至带着几分天才，演奏过上百次，但是有那么几段总让他望而生畏。就在他明白已经度过难关的一刹那，汗水从他的肩肿骨和腿窝流了下来。期待之中，他的身体开始和着音乐扭动，尽管血还没有从他的一双黄眼睛里喷射出来。　　这支乐曲确实征服了那些敢于演奏它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征服了那些听曲子的人。塞尔玛·福斯迪克在这场攻击面前垂下了眼睑。由于自己逼近了崇高而感到震动，并且因之而惊恐。几乎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一生的某个时候，都可能被抬高到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象的高度。因此，这个妇人看了看便退却了。她对眼前的局面了解得那样清楚，感受那样强烈，禁不住热泪盈眶。当然，她也可以几乎马上就把这种局面忘到脑后。她的一双手被花得生痛，不是被她自己的指甲，而是被那令人生畏的山峰。　　就在这时，音乐把这个犹太人带到——几乎是扔到——乐队指挥的脚下。有的人被这个夸张的动作逗得味味地笑了起来。可是塞尔玛·福斯迪克这时简直被这首乐曲摧垮了，或者吓坏了，手里那张卷成小街的节目单掉到了地上。她的邻座看了都朝她皱眉头。她是个穿着质地考究的黑衣服的可怜巴巴的女人，发青的耳垂上镶嵌着很小的钻石。　　这之后，她悲伤地倾听着，或者被那音乐拨弄着。乐曲伸出来的枝权在她身上横扫而过，悲凉之情进涌而出。所有那些已经成熟的面孔都准备从这些树枝上跳下来。她从牧场上走过，腰肢纤细而略略倾斜。那是J种属于她个人的悲哀或者病态，注入到这音乐之中使她无法忍受。她平日里的种种毛病都翻腾起来，显露出真实的面目。　　她在那张很不舒服的椅子上侧身而坐，希望设法溜出去，可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紫罗兰。她正站在房子那边那条坑坑凹凹的混凝土铺成的小路上。盘根错节的忍冬灌木丛长得太繁茂了，延伸过来，一直爬上房子这边的砖墙。而这堵墙被紫罗兰映成一片蓝色。她看见父亲正站在那儿，这天早晨他没有刮脸。然而，那是父亲吗？是他吗？哦，爸爸！一阵恐惧涌上心头。因为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呼唤过父亲，没有。　　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这种极度的痛苦。因为对于像她这种小心谨慎的人来说，即使把所有的神经节都切断，也不会将这种痛苦表露出来。　　我必须出去，塞尔玛·福斯迪克心里说。　　她终于这么做了。当那才华横溢的演奏结束时，她擦着人们的膝头挤出去，嘴里吮着一块手提包里装的口香糖。　　福斯迪克太太渐渐走回到她那幢似乎是变得陌生了的房子。这幢房子白色的木头门窗和巨大的轮廓闪闪烁烁，就像一条船，在树叶和月光组成的深蓝色的大海里颠簸。因为在这个清冷的夜晚，风正徐徐地吹。她在踏上那条与坚硬的土地相联接的不长的跳板之前，长久地凝望着。她的两只脚在干燥树木头地板上留下白色的音符，几乎是立刻，一个身影推开一扇玻璃门，沿着走廊向她走了过来。红色的烟头照亮了那张脸。　　“是你吗，达德利？”她问。　　“是我，”他说。　　他们都有点尴尬。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这种关系是完全可能产生这种困窘的。　　“我试着给俱乐部打电话找你，”他说，“可是你已经走了。”　　“我不是对你说过要去听音乐会吗？”妇人提高嗓门说。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月光之下。那如水的月色沐浴着他们上了年纪的面孔和被这个环境包围着的躯体。　　“他们从家里打来个电话，”达德利·穆斯迪克说。他态度十分和蔼，那是从别的体面的男人那儿学来的。　　“哦，”她那张小小的嘴巴赶快说，“一定是父亲……”她没有再细问。　　“恐怕是这样，”达德利·福斯迪克说。“老头今天下午死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塞尔玛心里想。刚才被音乐激起的崇高的感情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到心头了。　　“啊，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她似乎只会这样说，两条瘦长的腿从地板这头走到那头，留下苍白无力的脚步声。　　“葬礼什么时候举行？”她问。　　“我想，可能是明天下午，”达德利·福斯迪克说。　　“我得国去，”她说，“明天。一早就走。我自己开车去。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去，达德利。你会理解的。花在路上买。”　　安排得圆满而且很有情趣。　　“可是，还有那个宴会！”她好像突然之间冻住了。“政府大厦的宴会！”　　“是呀，”达德利·福斯迪克说。　　因为老于世故，或者是由于残酷，他不想给她什么帮助。　　也许，乡村的葬礼，那种无足轻重的普通老百姓的小型葬礼——送葬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糟透了的衣服，坐在雇来的汽车里头，从枯黄的牧草间走过——很快就会完事儿，已经浑身无力的塞尔玛想。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对于她实在是太多了。她走进餐厅，喝了一杯苏打水。　　到了早晨，她的精力已经得到恢复，足以独自一人为父亲的去世而哀伤了。可怜的爸爸。她怀着一种迷恋想起他那双手，那是一双干体力劳动的人的手。她也想起他的沉默。她一直没能穿透这种沉默。并不是真的做过什么尝试，而是有时候她总怀疑那沉默之中包含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当她开着汽车从郊外的景物中驶过，一种恐惧袭来，妨碍了她进一步思索。不管怎么说，对于她不会有任何大彻大悟的机会。　　当她向那幢被死神统治了的房子走过去的时候，恐惧攫住了她的心。那株玫瑰光溜溜的枝干颤动着，上面栖息着几只小鸟，潮湿的泥土下过霜以后又蒸腾着水汽。她沿着那条小路走着，并没有将自己和她出生的这幢房子联系起来。　　一位腰里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到门口。她是雷的遗孀，塞尔玛几乎不认识。她想她的名字是埃尔西。她那张奶油色的脸扁平，相当迟钝，头发按照自己那个永远不变的发型束在脑后。她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女人。不过她的额头挺高，恬静而宽阔，使她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　　“母亲怎么样？”塞尔玛问道。　　如今她已经飞黄腾达，便害怕地意识到，在这幢房子里没有任何东西仍然属于她。　　“她在厨房里烤饼呢，”埃尔西说。　　雷的妻子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你进屋去看看她吗？”她问。　　“是的，”塞尔玛说。“哦，我还买来一些花。”　　埃尔西立刻从车上取下花，捧在她那双结实的大手里，给这个瘦弱的女人带来一种举足轻重的感觉。她们站在台阶上，嗅着被压坏了的菊花难闻的气味。不过花开得很大，是很名贵的品种。　　“这花多可爱呀！”埃尔西对塞尔玛说。　　她确实爱花。因为，说来奇怪，爱是她的天职。　　而塞尔玛·福斯迪克对生活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仍然把握不住，最多允许自己被不近人情地领来领去。她跟着埃尔西走进这幢房子，这房子里尽管发生了这样一桩大事，但四面八方仍然向小鸟和树叶大开“方便之门”，还让人们可以在这里寻觅阳光。塞尔玛的无足轻重完全彻底地显露出来了。　　斯坦·帕克去世那天，一直在后花园摸摸索索地干点杂活，或者坐下来休息，大多数时候是坐着。他穿着一件她让他穿的褪了色的旧粗花呢外套。因为明朗、坦荡、变幻莫测的阳光很快就要从这附近消失，而将那无底的冰冷的水池和蓝色的夜的湖泊裸露在大地之上，老头便穿着外套、戴上帽子坐在那儿。他有一根黑色的拐杖，是别人扔了不用给他的。自从几个月以前中风之后，他就拄着它走路，或者把它靠在他那把椅子上竖着。　　艾米·帕克不说这件事。人们是不愿意谈论中风这种事情的，特别当倒在地上的是自己家里人的时候。她只是在他的手够不着这根黑拐杖的时候，把它递给他，而且做得自然，就好像谁也不曾看见似的。斯坦这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在得到上帝的默许倒下来的时候，竟是那样简单。他躺在那儿，被完全摧毁了。那天，芬莱森家的人正来他们这儿。杰克和莫利过来办点事儿，讲点奇闻轶事。时间大约是十一点，她已经把茶倒了出来。他们都口转头，长时间地望着斯坦，向他请教应该怎样行事。不是指眼下，眼下把一个人从地上扶起来，那是很容易的。而是指长远。看起来他们需要对将来怎么办得到斯坦的指点。可惜现实不会等待，它自身就是潜在的未来。但是没有听到什么人的口答。杰克·芬莱森走上前，抱起了斯坦。事情就这么简单。老太太役哭也没叫，她只是眼巴巴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可是从后来的情形看，她显然是受了惊。她不愿见人，生怕不得不对人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