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知孝说：“孩子的事情，要自己去考虑……”当他一想到二师学潮还不知落到什么结果，又把这话迟疑下，不再说下去。严萍听着这句话，眼泪一下子流在眼边上，猛地跑过去，倒在爸爸的靠椅上，抖动着身子哭起来。象有多大的哀愁，呜噜呜噜地哭个不停。严知孝抱起女儿，摇摇头说：“苦啊，苦啊，孩子！你心里苦啊！怎么就这样的不幸？你两个要好，他偏偏遇上这样大的事故！”严萍拍着爸爸的肩膀，说：“爸爸！去，去，去拉黑旋风他们那帮子人来，打他们！”严知孝听得说，立刻伸出手，掩上严萍的嘴，说：“不要说！还不给我闭上嘴……”他搂起严萍的脖颈，抬起头长叹一声，说：“咳呀！天哪！难呀，难呀，真是难呀！我不能走那一条路，我天生成软弱无能，没有本事。我敢走那条路的话，也落不到这个地步！”他两眼看看黑暗的天空，滴下泪珠来，扑簌簌地落在地上。黑旋风是严老尚的好朋友，和严知孝年岁差不多。严老尚七十大寿的时候，还来过他家。这人既无军衔，也无户口，带着几百号人，在津浦路两侧过着自由浪荡的生活。据说他那些人们，能窜房越脊飞檐走壁，都是一些古楼雕钻的家伙。严萍一下子坐起来，摇晃着身子说：“不，我们不能再软弱下去！打他们，解决第二师范的问题。”严知孝说：“不能，孩子！我还不肯走那一条路。咳！卖国贼们，当他们需要‘民众’的时候，就把‘民主’当做招牌。他们不需要革命了，不需要‘民众’了，就翻了个过儿，拿起武器来，开始用武力镇压了。在保定我还有点名望，还有几个老朋友。我舍出老脸去见他们，要是他们不听我的话，我就和他们拼了！”严萍睁开泪眼，望着爸爸，问：“爸爸！他们应该被逮捕？他们犯了什么罪？”严知孝说：“不要问我，孩子！我是有民族观念的人，我有正义感，我明白抗日无罪！当然维护正义也是没有罪过的！”严萍跪在地上，两手拍着爸爸的膝盖，说：“爸爸！我对你说，我爱江涛，我不能眼看着反动派杀害他们！”一行说着，不住地摇着头，摇乱了满脑袋头发。严知孝低头看了看严萍，那孩子倒在地上，抽抽咽咽地哭着。他跺跺脚，仰望着上方，说：“天啊！我们遭了什么罪呀！嗯？我们犯了什么样的国法呀？”他扶起严萍，说：“孩子！我下了决心了，一定要腆着老脸去见他们……”５１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穿上丝罗大褂，提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陈氏公馆去找陈贯群。一出大门，正碰上冯贵堂走到门前。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髭。严知孝、陈贯群、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故里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站在冯老洪的一边。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俗事。再说同族两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也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就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他帮助冯老洪，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里走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表兄！你要出门？”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脚，说：“呵！你才来了，我想到贯群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说着，两个人又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怎么，到保定来打什么官司？”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我是法科毕业嘛！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捻着帽盔疙瘩，转了几个圈儿，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的钱。”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实业，乡村里兴开水车了？”冯贵堂说：“那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鹰。你要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冯贵堂说：“那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折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严知孝问：“听说你回了家，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长工们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们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日本维新才多少年，实业上发达得多快！”严知孝听他说到农业上的事情，倒发生了很大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人工，垫办不起。”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你猜怎么样？庄稼百姓们一个人也不来！”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你。”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很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田园，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可以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油。严知孝心中有事，觉得实在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冯贵堂和冯老锡不和，他又怕引起冯贵堂多心。直到冯贵堂抬起手看了看表，有十一点钟了，才站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这时严知孝心上才松下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冯贵堂说：“我住在第一春。”第一春饭店，是当时保定市最大的旅馆。一些冠盖往来，大商巨贾，上城下县都住在这儿。冯贵堂说：“长时间不见了，我还想请你去吃顿便饭。”严知孝说：“贯群初到保定，在那里吃过一次饭，也有好久不去了。你住在那里还行，你有钱。”冯贵堂说：“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可是有的人，象我那老爹一样，就成天价叫钱支使得不行！”一面说着，严知孝提上手杖，跟着冯贵堂走出来。走到胡同口上，冯贵堂又走进槐茂酱园买酱菜。据说酱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乡下人进城，一定要买些酱菜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冯贵堂买了十篓面酱、五篓糖蒜，还买了什么紫萝、姜芽、螺丝萝卜一大堆。等得严知孝很觉心烦，才想自己走回去，冯贵堂又喊了人力车来，也没问价钱，两个人就坐上去。到育德铁工厂的门口，冯贵堂又叫人力车停住，拉起严知孝走进工厂。大院里放着几座打铁炉，几个人拉着大风箱，扇着呼呼的火苗。并排放着十几辆大水车。冯贵堂走到水车跟前说：“你看，这种水车，在目前就是最进步的了。要是套上大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严知孝用手杖敲了敲水车的木轮，笑了说：“这比辘轳好多了，手拧辘轳，一天只能浇个一亩多地。”正谈着，经理走出来，招呼他们到办公室里喝茶。冯贵堂说：“我们不喝茶了，要去吃饭。”他对严知孝说：“我还给他们建议过……”又伸出手摆过经理说：“你们要想法子把这枣木轮子换成铁的，这水车就灵便多了。”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个大木轮子，觉得很笨。说：“这要是着了水，该有多么重！”又拾起一根木棍，走过去敲着木斗子，象梆子一样，嗙嗙地响着。说：“把这木头斗子换成铁板的，这辆水车能轻便多少？”经理说：“那样一来，就更现代化一些，可是成本就增加多了，乡下人哪个买得起？”冯贵堂歪楞歪楞脑袋，说：“我就买得起！宁多花钱，也要买顺手的家具呀！这么一改良，少说一辆水车每天能浇五亩地。”经理看他对改良水车很热心，由不得笑了笑，说：“好，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能改良的尽可能改良。”两个人看了一会子水车才走出来，坐上人力车到第一春去。他们走过第一春两层大院，叫伙计打开正房的门。屋里摆着铜床、沙发、藤篾椅子。冯贵堂请严知孝坐在沙发上，递过纸烟吸着。又拿起缨摔子，到门外掸着鞋上的尘土，叫了伙计来，拿过菜单，请严知孝点菜。严知孝说：“你点吧！说起吃喝，我倒是外行。”冯贵堂问：“喝点什么酒？”严知孝说：“我也不想喝酒，我嫌辣得慌。”冯贵堂说：“嫌辣，喝甜酒，来瓶子果子红吧！”冯贵堂拿起铅笔，就着茶几写着。说：“吃香酥鸡吧？嗯，吃焦炸肉？我就是爱吃这个玩艺儿，蘸上点花椒盐儿一吃，又香又脆。唔，来一个烧玉兰片，竹笋出在南方，北方人是不常吃的。来一个糖醋大肠，再来个素菜，清清口。再来一个三鲜汤——海参、鱿鱼、鱼肚。”严知孝在一边看着冯贵堂，心上直觉好笑。他想：一个人几年不见，就有这样大的变化；过去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学术的，如今变得这样的市侩气！冯贵堂写完了菜单，掏出手巾擦去嘴上的唾涎。一面点着菜，嘴上直想流出酸水来。等不一刻工夫，伙计陆续端上菜来。冯贵堂尝了一下果子红酒，觉得不够味，又要了半斤二锅头来。喝着酒，冯贵堂问：“听说，第二师范又闹起学潮来，他们要抗日？”严知孝说：“是呢！”冯贵堂说：“真是！国家不亡实无天理，人家日本人怎么了？也抗人家？”严知孝不以为然说：“如今日本人打进中国的国土，抗日无罪！拿着素有训练的军队，去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了什么……”冯贵堂不等严知孝说完，停止吃菜，楞起眼睛，拿筷子一突一突地说：“不，你可不能那么说，过去我就是这样想，其实错了。别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那副嘴巴子，比枪还厉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哄转了，拿出四千块钱包了割头税，眼看一万块大洋就赚到手里。谁知他们暗里使劲，串通四乡里穷得没有饭吃的人们，起来抗税。闹得我四千块大洋赔了个精光。光看他们手无寸铁不行！”严知孝说：“对穷得没有饭吃的人，应该……”冯贵堂右手拿着一块香酥鸡，蘸一下花椒盐，啃一口鸡肉，喝一口酒。喝得脸上红红的，满头是汗。他又扬起头来，歇了一口气说：“对这些人，不能‘怀柔’！过去我也是这样想，老人家说我，我还不听。结果共产党闹了个集体大请愿，把我跟老人家赶了个野鸡不下蛋，把税局子砸了个唏哩哗啦。赔钱是小事，丢人是大事。他们这一下子就摘了老人的面了，差一点没把老人气死！”严知孝笑眯眯地看着冯贵堂。说：“还能把你们怎么样了？”冯贵堂说：“经一事长一智，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儿，那算是不行！”说到这里，严知孝看看表，十二点快过了，他要到北菜园去，放下筷子走出来。冯贵堂手上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啃，送出严知孝，看着他坐上人力车，才又跑回去吃他的香酥鸡。５２北菜园陈家公馆，有一副光亮的大门，门前有对石狮子，张牙舞爪，在石座上蹲着。严知孝按了一下电铃，有仆人走出来。他说明了来意，在门房里坐了有半点钟工夫，才有仆人带他进去。走了很长的一段砖砌甬道，有一段花墙隔着。花墙外面，有一排木槿树，开着紫色的花朵。穿过一个贴金的圆门，院子里方砖漫地，老藤萝过了开花季节，垂着长荚。厅前有古式廊庑，廊庑下站着几个带枪的随从兵。他走上石阶，竹帘里有人轩然大笑了，说：“嗬！知兄！请你进来！”帘声一响，走出个人来。高大身材，白胖个子，长四方脸，鬓角上的头发稀疏了。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握住严知孝的胳膊。这人就是十四旅旅长、保定卫戍司令陈贯群。三间客厅，黄柏槅扇，雕镂着花鸟人物。屋里都是硬木家具，五彩螺钿放着光彩，地上铺着花毛地毯。严知孝坐在沙发上，仆人敬上茶来。递上一支雪茄烟，严知孝伸出手掌挡回去。陈旅长说：“知兄！无事不到我这儿，有什么动用之处？”他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又说：“今天我还有事情。”陈旅长的父亲，和严老尚曾有一面之交。陈旅长到保定接任卫戍司令的时候，为了联络地方上的士绅名流，拜访过严知孝，请他出头做些社会上的公益事业。因为是几辈子的老交情，两个人倒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严知孝抬起头来，看着陈贯群说：“没有什么大事……倒也有一点小事。”陈旅长靠在沙发背上，跷起一条腿，语言轻渺地说：“什么事情？谈谈吧！”严知孝说：“就是学校里的事情。”严知孝一说，陈旅长就会明白。他问：“是关于你以后的……”不等他说完，严知孝把手一摇，咕嘟了嘴说：“不！个人小事，我是不找你的。”陈旅长响亮地笑了，说：“知兄！还不失尚老遗风，扶危救困，爱国恤民。我想为你自己的事情，是不来找我的。”严知孝摸着胡髭，清了清嗓子说：“本着爱国家、爱人民、爱天地万物的精神，我想我应该出头说句话。日寇占据了我国的满洲，进攻上海，企图进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愿意起来抗日，这是应当应分的事。你的部队包围了学校，把他们饿起来，这好象是说不许青年学生抗日？”陈旅长一听，拍了个响掌，笑着说：“嗨！原来是为这件事情！这事情主管不在我这里，在委员长行营。行营里说，他们以抗日其名，而宣传共产主义之实！企图鼓动民众，颠覆国家。而且，他们也竟敢赤化我的部队，在本旅的士兵里，已经发现有抗日的活动……”说着，他生起气撅起嘴来，瞪圆了眼睛，乍起两撇黑胡髭。严知孝说：“这倒不必多心，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才敢这样直言不讳。我觉得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可怕的，不必把他们描绘得如狼似虎。都是些个活泼有生气的青年。也不要强把抗日说成共产！”陈旅长说：“知兄，你要是这样说法，可就有些危险了。”严知孝张开两只手，惊讶地说：“怎么？我不能这样说吗？我亲身接触过他们，教育过他们。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要抗日……”陈旅长打断他的话，说：“知兄！你不必这样激愤。你说，今天为什么而来吧？”严知孝说：“我吗，请你撤除包围二师的部队，给青年学生以抗日的自由！”陈旅长把精神涣散下来，又笑哈哈地说：“哈哈！我还没有这等权力。请你从中奔走一下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出首，我负责释放他们。三天以外，是委员长行营的权力，我也难说话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又伸出三个指头，说：“三天！三天！”这时，随从兵给他披上武装带，递过高筒皮靴，门外有汽车的喇叭在催着。他又说：“今天是你来，要是别人，我还不能这样说。”严知孝只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陈旅长看他要走，伸手把他拦住说：“论私情，咱们是世交。论公事，你是地方士绅。咱们说一句算一句。就请你做个中间人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到案，这样也显得我脸上好看些。”严知孝说：“这还得我出马？”陈旅长说：“你老兄伸一伸大拇手指头吧！”最后，严知孝把要求释放江涛的话也说了，陈旅长说：“看有没有权变的办法吧。”两个人随说随走，一阵沉重的皮靴声，把严知孝送出大门。他眼看着陈旅长坐上汽车，伸手打了个招呼，汽车嗤地开走了。汽车开到卫戍司令部，陈旅长一直走进办公室。看看时间快到，他喊了一声：“来人哪！”随着喊声，随从兵走进来。陈贯群说：“问问白参谋长，通知一团了没有？”随从兵走出去不久，有一个穿着散装便鞋的人走进来。这人脸儿挺白，矮胖子，眉毛稀疏。他弯了一下腰说：“通知了。”他看看时钟又说：“我再打个电话催一下，叫三个营长都来吗？一团长呢？”陈旅长说：“一团长不是不在吗？”猛地，他又有所考虑：“在这么紧要的关键上，他为什么又请假了？他为什么不在？”好久了，他就有所怀疑：一团长年轻，好读现代书籍，言谈过激。他说：“也叫市党部刘主任来一下。”白参谋长说：“好，我来办理吧！”说着，走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话。时间不长，门外蹄声一响，有三个拿马鞭子的军人走进来。行了军礼之后，端端正正站在屋子地上。陈旅长说：“坐下，今天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说着，市党部刘麻子来了，陈旅长叫他坐下。喊：“来人，冲茶呀！”参谋长指挥随从兵冲上茶来。陈旅长说：“今天谈谈关于第二师范的警戒问题。刘主任，你谈一下内部情况。”刘麻子端端正正地站起来，说：“内部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我调查了一下，他们抢劫了十袋面粉进去，这是一种越轨的行动。”刘麻子一说，陈旅长又火起来，问：“那营的值勤？”听得问，那个小个子营长，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说：“职营的警戒。”说着，他脸上唰地黄下来，他预料这顿处分是不会脱过的。陈旅长说：“妈的，睡觉来？里边是共产党，是政治犯，你知道不知道？走脱一个，我陈贯群要你的脑袋！”他说着，直气得吹胡髭。脖子脸都红起来，猛地又喊了一声：“来人！”等参谋长走进来，他说：“交军法处……这是委员长行营交代的任务，我旅长还担着干系，去！交军法处！”小个子营长，知道说也无益，但他还要哀求两句，说：“我是旅长的老袍泽……”陈旅长把手一摇，说：“滚开！妈拉巴子，怎么的？”他睁着大眼睛，看着那营长走出去，才说：“刘主任！你继续谈。”刘麻子说：“不过，十袋面粉，并不能救多大急，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饿得他们自行出首，还是有希望的。”陈旅长问：“还有什么情况？”刘麻子说：“有一部分学生家属来到保定，他们中间有些联系，也有些活动的迹象。现在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叫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只要自行出首，就可以减轻处分。”陈旅长说：“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管不着。白参谋长！谈谈你的计划。”白参谋长拿出他的稿本来，说：“是这样计划的，陈旅长看不合适再……”陈旅长看他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吞吞的，把眼一瞪说：“你快一点，老是嘴里含着个驴獠子似的！”陈旅长一说，白参谋长两手打起颤来，索索地说：“我计划，把二团一营放在寡妇桥上，二营放在西门，三营放在车站。任务是巡逻盘查行人。对二师的警戒，还由一团担任，不过岗哨要密一点。”陈旅长问：“只两层封锁线？”白参谋长说：“唔！”陈旅长把桌子一拍，说：“妈的！跑掉一个砍你的脑袋！”他一看，是对参谋长讲话。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道歉。又说，“不过，跑脱一个，委座也要砍我的脑袋呀！到了那时候，这罪过是你担哪，还是我担？”白参谋长蹙了一下眉头，笑了说：“当然是我担。”陈旅长扔给他一支烟，说：“一言为定？”又撩起眼皮看着他。白参谋长说：“这还有错儿？”陈旅长又叫二位营长，谈二师内部情况。当他们说到二师学生在士兵中有活动，士兵也有了动摇，陈旅长又焦躁起来。他说：“要增加第三道警戒线，放在五里以外的村庄上。”最后，他说：“从明天开始，三日以内不要出错。三日头上，午夜三时我们就要动手。”刘麻子说：“他们要是不出来呢？”陈旅长说：“不出来？好！架上机关枪，架上小炮，搜！委员长的主张：宁误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刘麻子说：“用不着小炮，也用不着机关枪，我们就逮捕讯问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全部材料。”陈旅长把二位营长送出去，又把刘麻子叫住，问了一下严江涛的情形。刘麻子说：“他是共产党里的骨干，我们那儿有他的名单，是要犯！”陈旅长问：“这人怎么样？”刘麻子说：“这人呀，精明强干，漂亮人物，个儿不高，社会科学不错。据说，他是国文教员严知孝的女婿。”陈旅长一时笑了，说：“这就是了！”他连点了几下头，又说：“可以维持一下吗？”刘麻子说：“不行，问题在行营调查课。前几天，黄校长、杨校长、张校长都到我那儿去过。他们对二师学潮颇有意见，责备本部办事不力。十三座学校同时罢课要求抗日，就是第二师范的主谋。第二师范护校运动的主脑有五个：夏应图、严江涛、刘光宗、曹金月、杨鹤生。其中，严江涛是骨干分子，赤化甚深！陈旅长问：“这人激进？”刘麻子说：“不一定激进，激进不一定可怕，主要是思想毒害极深，破坏能力极强，煽动性极大。他在知孝及严小姐庇护之下……”陈旅长听了刘麻子的报告，把鼻子一拧，说：“那可怎么办？”刘麻子说：“看吧！”这时随从兵拿进信来，说是有一位“故交”在公馆里等他，拆开信一看是冯贵堂。见刘麻子拿起帽子，他喊了一声：“送客！”亲自把刘麻子送出门来，随后上了汽车回家。到了门口，冯贵堂弯着腰从门房里走出来，睁圆两只眼睛，嘴上唏唏溜溜地笑着说：“贯群老兄！几年不见，你……”陈贯群扭头看了一下，说：“贵堂弟！光顾过财主了，也不来看看我。”冯贵堂走上去抓住陈贯群的手，笑着说：“财主什么？不过是过个庄稼日子罢了。”陈贯群说：“谁不知道你是保南名门，号称冯家大院。是不？”说着，又挺起大肚子笑。冯贵堂说：“不过是享祖爷的福罢了，谁又挣了什么来？”两个人手牵手走进客厅，陈贯群把冯贵堂让在沙发上，说：“祖爷治下，儿孙享受，这还不是老规律？象咱这一辈人，谁又挣了什么来？”冯贵堂从沙发上站起来，拱了拱手，说：“象你老兄就不同了，一个卫戍区的司令，比道尹权力还不小，而且是拿枪杆的人，偌大地方的治安，偌多人口的生杀予夺之权，操在你的手心里。”陈贯群说：“权力大遭难大。象你吧，不做官不为宦，不吃俸禄才不担惊哩！今天做官，比往日大大不相同了。委员长又派了什么政训员来，今天政治，明天政治，咱军人只学会了打仗拿地盘儿，懂得什么政治？”冯贵堂说：“有什么难的，越是大官越好当，你动动笔，下边人们就得跑断了腿。”说着话仆人敬茶敬烟。冯贵堂眉飞色舞地喝着茶，吸着烟问：“目前治安上有什么大困难？”陈贯群说：“甭说别的，光是这个第二师范就闹不清了。委员长行营命令包围逮捕，地方士绅们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冯贵堂问：“还有谁是反对的？”陈贯群说：“地方上，校长们都主张快刀斩乱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起来。知孝就反对。”谈到这里，冯贵堂哈哈笑着弯下腰去，说：“他呀，甭听他的！你还不知道？他是书呆子一个，尚清谈。读书本子行了，懂得什么刑科大事。”陈贯群一听，楞住了一下，挺了挺脖颈问：“江涛是个什么人物头儿？”冯贵堂扎煞起两只手，笑着说：“哈哈！一个青年学生罢了。前几年俺县出了个贾老师，在高小学堂里教了几年书，象老母猪一样，孱生了一窝小猪儿，如今就成天价摇旗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那里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懂得什么社会科学？光是看些个小册子，设法笼络青年学生和乡村里一些无知愚民，象集伙打劫一样。这江涛就是他教育出来的。他哥是个共产党员，‘四·一二’政变的时候逮捕了，他爹跟我们打过三场官司。他爹还有个老朋友叫朱老忠，这人刚性子脾气。几个人帮在一块，越发闹得欢了。”冯贵堂一行说着，陈贯群在一边听，不住地撅起胡子，咧起嘴角。他明白这地方民主力量确实有基础，实力非同小可。一想起委员长行营对他的嘱托，两只手扶着沙发背，连连摇颤着脑袋。冯贵堂说：“迅雷不及掩耳，快刀斩乱麻，一点不错！一切‘怀柔’都是错误的，都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这完全是经验之谈！”陈贯群把手在沙发背上一拍，说：“下决心！就是这么办了！”冯贵堂又说：“是呀！善而不能治者，恶而治之，亦一途也！管他是抗日是共产呢！”说着，仆人摆上饭来，陈贯群留冯贵堂在家里吃便饭。吃着饭又谈起严江涛和朱老忠的家世。陈贯群又问：“你县里县长是谁？”冯贵堂皱起眉棱说：“是王楷第呀！他就是上了几天老军官，武人治政，那里能行哩！”陈贯群又连连点头说：“这个人我倒是知道。”５３严知孝从北菜园回来，不落家就到第二师范去。一下人力车，那个小军官迎上来，棱眉横眼地问：“你是干么的？”严知孝头也不抬，径直往前走。小军官又往前赶了一步，说：“站住，你是干什么的？”严知孝说：“我是这学校的教员，要到学校看看学生们。”小军官嗤地抽出盒子枪来，说：“站住！”严知孝扭头看了看想：他怎么这个凶样子？说：“你那是什么态度？扬风乍毛的。我要到学校去，你能不叫我去？”小军官拿着盒子枪，一摇一摇地说：“当然不能随便叫你进去！”说着，粗着脖子出气。严知孝一下子楞住，瞪着小军官看了半天，才说：“你疯疯势势，想干什么？”他觉得实在气愤，冷不丁伸出手，啪啪地打了小军官两个耳光。小军官躲不迭，倒退了几步，连连喊着：“造反，捆起来，他通共！”这时，有几个士兵赶上来，要捆严知孝。他瞪起眼睛，眼瞳上网着血丝。拿起手杖说：“来！我打掉你们的狗牙！陈旅长都不敢怎么我，你们打电话问问！”他这么一说，士兵们都呆住。他又说：“我叫严知孝，你问问，能不叫我去看学生？”这时士兵中有懂事的，看他跟上司有瓜葛，忙走上来说：“老先生忙去吧，我们不知道，也别生气了！”一面央恳严知孝，小军官忙去打电话报告，请示。严知孝嘴里一股劲地说：“今天真是晦气！”说着，走到门下敲门，等韩福叫了江涛来，才开门把他迎进去。江涛笑吟吟地搀着严知孝走进会客室，请他坐下，叫韩福老头端上茶来。江涛问：“严先生！你来有事吗？”严知孝说：“不是我的事，是你们的事。我想当个中间人，说合说合。事情总得有个结局呀！”他又盯着江涛说：“这两国交兵，也得有个完哪，学校总归是学校！”停了一刻，又象给学生上课一样，反问了一句：“这，在个学校里，动刀动枪的，总是不妥当吧！”他看到大门里有学生站着岗，手里拿着枪刀耍着练着。也有的蹲在墙下看书。他想要怎样说法，才能使江涛明白目前的形势。其实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闹起学潮来，这个墙圈里就成了自由的国度。在这片国土上，用一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组成了领导和军队（学生纠察队），建立下特殊的生活秩序和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高度乐观主义的精神，克服饥饿、疾病和侵害，跟统治者作尖锐的斗争！江涛还是不住地笑着，开门见山地说：“老师！不是市党部派来的……”说到这里，看严知孝脸色不象往日一样，又停下来。严知孝说：“不是市党部，是卫戍司令部……我教一点钟的课，也是师生，不能眼看我的门生们遭荼毒。还是看清时局，离开这里吧！”一面说着，看了看窗外有人，用眼睛看着江涛示意。江涛说：“哎，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要生气。”嘴里这样说，抬起头来眨着大眼睛，体会到事情到了关键的时刻。严知孝紧插上一句，说：“事到适可而止，过则尤不及。年轻人心眼发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们还是转移阵地吧，何必吊死在这一棵树上？”江涛听话中有因，低下头忽闪着长睫毛，楞了一刻，也不说什么。他考虑：严先生来得正是时候，已经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严知孝说：“是时候了！我诚心诚意地劝你们离开学校。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衔命奔走。不呢，你们还‘斗’你们的‘争’，我也没拿蒋先生的津贴！”说完了又点着下巴，问：“懂得吗？”严知孝比今说古，劝说了一阵，江涛也给了他个下台阶的话：“老先生的意思，我可以给护校委员会传达一下，大家同意的话，再通知您。”说着，他想捎出个信去，又说：“不过，目前离开不离开，问题不在我们。当局不给抗日的民主，抗日的自由，解散了学校，又宣布我们是政治犯，不让我们离开，又有什么办法？”严知孝觉得话说到这里，也就算完了，待久了还不知道出什么事故。“出首”的话不能从他嘴里说出去。就拿起手杖，走出会客室，在院里站了一刻。看了看他熟悉的房屋和树木，老松和侧柏，不禁兴叹一番，走出大门。饥饿象猛虎的两只利爪，紧紧抓住人们的咽喉，挼搓着，动摇着斗争的意志。白色恐怖，象郁闷的沉雷，开始在空中震荡了。严知孝的谈话，小魏隔着窗子都听到了。他一切都明白，一连十天吃不饱饭，站岗站不住，睡觉睡不着，心上老是突突乱跳。他老是觉得在这里坚持，不如到乡村里去开展抗日工作更有益一些。这事别人不知道，张嘉庆可是明白。小魏站岗的时候，看见焦猴子和小王在门口，坐在墙根底下，把头顶在墙上看书。小魏问：“小焦！你看的是什么书？”小焦说：“是《铁流》。”小魏问：“头顶墙干吗？”小焦说：“这样肚子里饿得轻点。看一场忘我的斗争，看见抗日革命的远景，肚子就不饿了。你读一读《士敏土》吧，把头顶在墙上，读不一会，眼里老是闪着红旗。嘿！这里一杆红旗！嘿！那里一杆红旗！心里燃起抗日的火焰，心口象架上一团火，就一点也不饿了。”小焦说着，小王读着书，嘴上咯咯地笑着说：“这叫画饼充饥！”“文学家”小赵走过来，说：“不，这是一种思想修养，说文学能治病哩！”小焦说：“只能治思想病，情绪不好的时候，一看革命小说，就壮起胆来。”小王说：“望梅止渴就是了，好比一说十四旅攻进来，就会腾地一下子站起来干。”看书解决了小魏的思想问题，他下定决心：到乡村去工作。下了岗走到大门前，看见张嘉庆从厨房里背出几张狗皮，挂在门楼上的旗杆顶上，大喊：“保定市的工人阶级！诸位同学们！反动派施行饥饿政策，饿坏了抗日的人们……”他在向校外开展宣传。狗皮在六月的阳光下，放散着饥饿的、血淋淋的红光。张嘉庆慷慨激昂地演讲，不能感动小魏。他觉得越是这样，问题越是无法解决。一直叹气：“咳！还是到乡村去工作好！”小魏越看越觉得心慌：他想：“还不如听母亲的话，转学到北京去。那里学生运动更高涨。”他走回来，想找个人谈谈这种心情。走到教员休息室，门前有缸藕，六月天气，藕花正开，花瓣红红白白，又鲜又嫩。他扯下几片花瓣，搁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觉得喷香。一面吃着，小焦、小王、小赵，也跑了来，一同吃藕花。正吃着，小赵往缸沿上一耸，捋起袖子，伸起胳膊，从缸底里拽出一尺长的又白又嫩的藕，连泥带水，张嘴就吃。小王一看，袖子也待不得捋，也拽出一根。小魏和小焦也伸进手去，抬手一看，两人攥住一根，用力一拽，小魏只拽到一截截。他抬脚就赶，赶一会子小焦，又去赶小赵，赶来赶去，人们都吃完了，他又乐滋滋地去找张嘉庆。走上楼梯一看，张嘉庆手不停笔，正趴在桌子上写宣传品，眼睛盯着小魏，说：“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吗？”小魏说：“饿得心口里直痛，肚子里热糊糊的。我想，我们应该转变个斗争方式，回到乡村里去。发动农民起来抗日，不能光是认准了这里！”张嘉庆说：“你愿回乡村，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去不了！”小魏说：“在目前来说，在乡村里发动抗日更方便，暑假里学生们都回家歇伏天，先和他们进行谈话，再约他们一同向农民进行工作，把日寇占了东北之后，东北同胞们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