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贵伸开膀子，要把猪递给她。春兰一试，实在沉重，直压得弯下腰抬不起来，着急地说：“不行！不行！”大贵把猪扔在地上，拍了拍身上的雪说：“你搬回去吧。”春兰笑了说：“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你给俺搬进屋来吧！”大贵挪动脚步说：“不，这黑更半夜的……”他说着，扭头就向回走。春兰走上去拽住他，说：“俺爹娘老了，搬也搬不动，这有百八十斤。”大贵待了一会，说：“好！”伸手又把猪扛在肩上，通通地走进屋子去。春兰先进屋，点了个灯亮儿，说：“爹！大贵给咱把猪找到了！”老驴头怔了一下，说：“什么？”他从被窝筒里伸出毛毵毵的脑袋，看见大贵扛进猪来，放在柜橱上，张开胡子嘴，呵呵地笑着。春兰娘问：“是大贵？”老驴头说：“活该咱不破财，这才叫人不落意哩！”急忙穿上棉袄，转过身来对大贵说：“咱也赞成你们这个反割头税了！”大贵说：“当然要反他们，房税地捐拿够了，又要割头税。他们吃肉，就不叫咱喝点肉汤！”老驴头说：“那我可知道，就说冯老兰吧，他一天吃一顿饺子，吃咸菜还泡着半碗香油。”大贵说：“天晚了，你们安歇吧！”他迈开大步走出来，老驴头说：“春兰！忙送你大哥。”春兰送大贵走到门口，才说搬动两扇门关上，又探出身来说：“你慢走？俺就不谢谢你啦！”大贵回头笑了笑，说：“谢什么，咱又不是外人。”春兰笑吟吟地说：“那倒是真的！”这句话还没说完，她看见前边墙根底下，黑糊糊地站着一个人。又问：“大贵！你看那是个人？”大贵趋着眼睛看了看，说：“许是个人。”又回过头来说：“春兰！你回去吧！”春兰说：“天道黑，你慢走！”大贵说：“好说，谢谢你！”３３朱大贵顺着那条小街往家走，走到街口，那个黑影又不见了。天晚了，风声在大柳树林子里响起来。走到自己门口，才说开门，里面有人开门出来，是朱老星。大贵问：“天晚了，你来干什么？”朱老星说：“夜晚睡不着觉，我想咱光这么闹，也不知道西头的有什么动静没有，别不声不响地告咱一状，我来跟你爹说了说。”大贵说：“不要紧，他抓住咱什么把柄了？”朱老星说：“嘿！他是刀笔，心里一琢磨就是个词儿。”大贵说：“哪！他能见得天了？”朱老星呲出牙笑了笑，说：“不得不防备，是不？”大贵说：“是呀！睡觉吧，天晚了。”朱老星离开大贵，走到栅栏门口，影影绰绰地觉得身子后头有个人影。推开栅栏进去，又回转身把栅栏锁上。一返身时，觉得有个黑影儿跟着他。回身向左看看，看不到。又向右看了看，也看不到。看不到嘛，又象有个黑影儿跟着。立在屋门口，抬起头来想了想：多少年来，心上总是不静，觉得身子后头老是有个黑影跟着，也就不多疑了。返回身想上茅厕里去，发现身子后头果然有个人影，贴着他的身子站着。朱老星一时心急，回身一抓，没有抓住。他还不肯放过，攥起拳头，瞪开眼睛盯着，一步一步撵过去。那人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不提防后脑壳一下子碰在茅厕墙上，咕咚地一声响。朱老星一步跨过去，抓住那人的领口，拉到眼前一看，那人麻沙着嗓子哈哈笑了，是李德才。朱老星心上还在蹦，问：“你想干什么？”李德才说：“我找你，找来找去找不到，料着你在朱老忠家里，我在门口上等着来。”他弯着腰，不住的哈喽哈喽地喘着气。他年幼的时候，得过风湿病，罗锅了腰，一到冬季就发起喘来。朱老星问：“黑更半夜，你找我干什么？”李德才说：“看你说的！吃了人家粮食，花了人家钱，趴在人家帐上，你忘得了，人家忘得了？”朱老星听话里有话，说：“外边冷屋里说话。”两个人走到小屋里，老婆孩子们正在睡着。朱老星打个火抽着烟，问：“我什么时候，吃了谁家的粮食，花了谁家的钱？你是来要帐？”李德才说：“哪！当然是，你忘了，人家可忘不了！”朱老星抬起头来，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来。他摇晃摇晃脑袋，说：“忘了。”李德才轻轻冷笑一声，向前迈了一步，用烟袋指着庆儿和巧姑说：“这是什么？”朱老星说：“我的孩子呀！”李德才又问：“这是从那儿来的？”朱老星说：“是我孩子他娘养活的。”李德才又指着庆儿娘，说：“这是那儿来的？”朱老星说：“我花钱娶来的。”说到这里，李德才又麻沙着嗓子哈哈大笑，说：“这不就得了吗？你娶媳妇的钱是那儿来的？”李德才这么一说，朱老星才想起来，十几年以前，他娶庆儿他娘的时候，借过冯老兰一口袋小麦、五块钱。他说：“啊！倒是有这么回子事。可是多少年来，我断不了在他院里拾拾掇掇的，也没要过他的工钱。我娶孩子他娘的时候，在冯家大院拿了一口袋小麦、五块钱。老头说：‘你缺着了拿去吧！这点东西，你也就别还我了。’”李德才咧起大嘴说：“我那亲娘！他什么时候有过那么大的施舍？”李德才一说，朱老星也就想过这个理来。他说：“那可怎么办呢？我误会住这个理了。要不，有这么两个五块钱，两口袋小麦，我也早就还清了他了。”李德才说：“还他吧！他立时巴刻跟你要，今日格晚上叫我找了你大半夜。”朱老星说：“当下我没有。”李德才问：“你没有怎么办？”朱老星撅起嘴来，唔唔哝哝地说：“我知道怎么办？”李德才说：“看你说的？这是人家跟你要帐，你倒问起我来了。”随后，李德才又唠唠叨叨地说：“也该咱倒霉，谁叫咱管这个闲事来？管闲事落闲事，你若还不了人家，就跟我去一趟，当面跟老头儿说说，也算给我摘了这个套儿。”朱老星说：“去呗！说什么咱也还不上他，这年头儿，人吃的还没有，哪有钱还帐？”李德才说：“咱就去？”朱老星说：“走！”两个人才说迈动脚步走出来，庆儿他娘从被窝筒里伸出脑袋来，头发蓬松地问朱老星：“你去干什么？”朱老星说：“我去见冯老兰。”庆儿他娘说：“甭去！那里有那么宗子事？陈谷烂芝麻的，又来找后翻帐儿！要命有命，要钱没钱！”李德才一听，弯下腰咧起大嘴，说：“我那亲娘！你怎么这么说？”庆儿他娘披上棉袄，咕咚地坐起来，朱老星说：“算了，黑更半夜，你起来干吗？”庆儿他娘说：“你等一等再去，冯家大院里有黑屋子、木狗子，私立刑房，要夹就夹，要打就打。”李德才说：“你说的！那是对外村的，对咱乡亲当块儿，有什么过不去的事，那么歹毒？有我一面承当。”庆儿他娘说：“我可先说给你，穷秀才！你们要是捅俺一手指头，管叫你们闺女小子折斤斗儿。”李德才笑着说：“没有的事，当面一说就完事了！”说着话，两个人走出来。北风刮得很紧，街道又黑，两个人一出门，放开脚步走到西锁井。到了冯家大院梢门口上，那个古式门楼，阴森得怕人。叫开门走进去，朱老星一进高房大屋，深宅深院，头发根一机灵就竖起来。三层大院没有一点光亮，只冯老兰的屋子里还亮着。走到窗台根底下，朱老星立住，李德才说：“我把朱老星叫来了。”冯老兰说：“你把他带进来！”李德才和朱老星走上高台阶，走进那黑暗的屋子。进了屋也不叫他们坐下，就在地上站着。冯老兰戴上老花眼镜，正看着帐簿，把眼镜对在帐簿上看了老半天，才问：“朱老星，你给我送了钱来了？”朱老星到这个节眼儿上，又后悔了，他不应该认这笔陈帐。说：“没，我记不得欠你什么钱！”冯老兰说：“你记不得不行，有帐管着。”李德才也说：“是呀，帐上不在嘛，没说的。帐上在着……”朱老星说：“就说那一口袋麦子、五块钱吧，那是十几年以前……”冯老兰不等说完，挥了一下手，说：“是呀！十几年以前，就是二十几年以前，芝麻烂得了，糠烂得了，这帐还能烂了？”朱老星一时急躁，说：“当时你已经放了响炮啊！你说，‘这么一丁点东西，你拿去吧，也别还我了！’有你一句话，这些年来，我也没搁在心上。再说多少年来，俺给你大院里拾拾掇掇，没要过工钱呀！”冯老兰问：“多少？拿帐来！”朱老星说：“我没帐。”李德才走上一步，拍着屁股说：“对呀！你没帐可瞎咧咧？”冯老兰说：“是呀！多少年来，我也没打算跟你要过，这咱你变了心了，我才跟你要。”朱老星一听，整个头上、脸上红涨起来，气得头发根里都憋红了。口口吃吃地问：“我，我，我变了什么心？”冯老兰说：“你和朱老明、伍老拔他们，跟我打了三场官司。今年我包了咱县的割头税，乡亲当块儿，你们不帮忙，又要反起我来。甭说是五块钱，一口袋小麦，就是一块钱，一颗麦子粒儿，狼叼来的岂肯喂狗？”朱老星当时下无话可说，心里想：“咱就是没留这个心眼儿，他欠咱的咱没帐，咱欠他的他有帐。这可有什么办法？”他说：“你叫俺穷人们替你摊的兵款，比这五块钱、一口袋小麦还多得多！”冯老兰把手在桌上一拍说：“甭说不好听的，你还钱吧！”朱老星说：“咱几辈子都是老实人……你算算吧，算清了我还你。”冯老兰拿起算盘，说：“咱也甭细算了，让着你点吧！”他念着：“五块钱，三年本利相停，不用利滚利儿，十几年也到一百块钱。这一口袋麦子，按怎么算？”朱老星一听就急了，口吃得说不上话来。他说：“你，你，你这么算不行！”冯老兰把笔管在桌子上一戳，把眼一瞪说：“怎么算？你红嘴白牙儿，吃了我的算拉倒？”黑屋子里升着煤火，热得厉害。朱老星一时急躁，觉得身上热烘烘的，一股劲出汗，汗珠子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一想到这笔钱拿不出来，浑身打起哆嗦，抖颤圆了。说：“你容我一个时候吧，我还你。你要是脚底下刨钱，我没有！”冯老兰提高了嗓门，说：“你没有不行！”李德才说：“杀人的偿命，欠帐的还钱！这是上了古书的，你为什么不还？”朱老星嘴唇打着哆嗦，说：“估了我的家，我也还不起！”李德才拿眼瞪着朱老星，点着下巴说：“你还不起不行！”冯老兰说：“你还反我的割头税不？”朱老星说：“这个不能一块说，棉花、线，是两市。”冯老兰说：“你说是两市，我偏说是一回事。伍老拔还欠我一笔老帐！”说着，他拿出一大串钥匙，开了大橱子，拿出几本帐簿。每本都有半尺厚，蓝粗布面，上头贴着红签。他翻翻这本又翻翻那本，说：“那年滹沱河决口，河道往南一滚，他们在河南的宅子滚到河底里。两年，他借了我二斗荞麦种籽，后来他的宅子又滚到河堤上。他脱坯盖房没有饭吃，使了我十五吊钱的帐，年年要年年不给我。还和我打官司，反抗我的割头税！”朱老星撅起大厚嘴唇，嘟嘟哝哝地说：“反欢了，还得反哩！”李德才瞪了朱老星一眼，说：“净是你们这些刺儿头。人家包税，碍着你们蛋疼？走吧，今天晚了，明儿再说。”冯老兰说：“回到家去，躺在炕上，摸着心窝想想吧！”两个人走出那座黑屋子，屋里太热，一出门可冷起来，皮肤一紧，浑身毫毛都乍起来，刺痒得难忍。出了梢门，李德才说：“你走吧，我还有点事。”就又退回来，走回冯老兰的屋子里，他还没睡觉。李德才说：“我可碰上个新闻儿。”冯老兰问：“什么新闻？”李德才说：“大贵上春兰家去来。”冯老兰扬起头，想了老半天，懒洋洋地说：“那妞子，她硬僵筋！一顷地、一挂车，她还不干。不干也好，我还舍不得哩！我辛苦经营，怎么容易弄这一顷地、一挂大车！”李德才说：“甭着急，咱慢慢儿磨她。”３４等李德才出去了，冯老兰把他年轻的老伴叫过来睡觉。别看他年岁大，倒娶了个年轻的太太，还上过中学堂。说是年轻，现在也不年轻了，是续弦。他睡在炕上，翻上倒下地睡不着觉。朱老忠、朱老明他们反割头税的事，在他心里成了病疙瘩。一进腊月门，反割头税的声浪，就飘过乡村，飘过田野，飘进冯老兰的耳朵。他听到这个风声，还不相信。他的一生，还没有经验过，在这小小的僻乡村里，会有一种什么力量，能阻止他收取这笔割头税。第二天一早，冯老兰在他黑暗的屋子里点上灯，趴着炉台烤火。对着窗户喊了一声：“贵堂！贵堂！”冯贵堂听得父亲叫他，手里拿着一卷书，从西厢房走到父亲屋里，笑嘻嘻地问：“什么事？爹！”冯老兰想问问这割头税的事，可是不先从这上头开口。他问：“河套外头地上拉了多少粪？”他这么一问，可把冯贵堂问住了，昂起头来，转了半天眼珠，才说：“说是……我还不清楚，是咱三兄弟看着拉的。”冯贵堂不停脚地跑出去找冯焕堂，一出二门碰上赶车的把式冯大有，就问：“咱河套外头拉了多少粪？”冯大有直了一会脖子，说不上来，说是“咱二把式赶车拉的”。冯大有又去找二把式，二把式说是拉了八十二车，才回来告诉冯贵堂。冯贵堂一进二门，冯老兰偷偷地瞪着眼睛在门道口看着他。冯老兰一见冯贵堂，他的老脸就垂下来，说：“别小看了过庄稼日子，不是容易！”他又问：“明年那块地耩什么庄稼，你有打算没有？”说着话，又走进他的屋子。冯贵堂跟在父亲后头，支支吾吾地说：“哪，明年开春儿再说呗。”冯老兰摇摇头说：“哪，不行，……今年一过秋天，你就该有个打算，明年那块地耩高粱，那块地耩谷子，那块地耩棉花……打算好了，按着需要打耙地，再按着耩种的先后送粪。明年一开春，铲着凌碴儿就得碾地、耙地。咳！……”他说着，又摇了会子头。他觉得象跟木头说话一样，你尽管说，他们只管当成耳旁风，不是闲费唾沫？他又暗里想：“不行，不行，贵堂不是种地的材料儿，还得叫焕堂管家。”冯老兰一袋一袋吸着烟，说：“咳！依我说咱不做这个买卖，种庄稼才是本等，你硬要做买卖，咱才开了杂货铺子，开下花庄，上天津跟外国人打交道。赚钱多是多，可赚来的钱一点也不实着，就象那杨花柳絮一样，风一刮就飞了。”他后悔，不该把钥匙头撒给冯贵堂。冯贵堂不服父亲的理，撇起嘴说：“那里？那里有那么轻渺的钱儿？”冯老兰说：“你要包税，我就听你的话，包了这割头税。核算了咱今年能收到的地租、利息、红利，共是二千二百元。又从杂货铺和花庄上提出一千八百元资本，共是四千元投的标。要是这笔钱收不上来，可不打了蛋？那一块一块的、又白又光的洋钱，不象杨花柳絮一样叫风吹飞了？”冯贵堂说：“你就不算算，只要能收到百分之六十，不，只要能收上一半，就能赚八千到一万元。你在家里坐着，这一万块洋钱就窜到你手里来了。”自从吃腊八粥的那天，反割头税的人们，就从这个乡村走到那个乡村，从这座土坯小屋走到那座土坯小屋。那些穿着破袍子、破棉袄的人们，揭开门上的蒿荐，从这家走到那家，组织反割头税的事。可是，今天冯老兰一问，冯贵堂还不知道。冯老兰又摇摇头说：“你把什么事儿都看得容易了，哼！”不等冯老兰说完，冯贵堂拧起鼻子说：“你亲眼见来？还是别人在你耳朵底下瞎咕咕？”冯老兰说：“这比亲眼见的还灵，我一想就是这么回子事。你不要忘了，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他们就在咱的眼里插棒棰。严运涛坐了狱，还有他兄弟严江涛。如今他们闹起什么赤色农会，还要到县政府里去请愿，要求撤销割头税。”冯贵堂一听就有点腻，嘟嘟哝哝地说：“咳！咱当不了这个家，你叫老三当家吧！”冯老兰说：“你甭闹气性！你会念书，会法条儿，未必会当家。你整天价躺在屋子里看书，人家闹腾得翻了江，你还不知道这反抗割头税的事！”冯贵堂说：“我从不把那起子庄稼人们放在心上！”冯老兰一听就火了，气得胡子一翘一翘地说：“你说什么？咳！你初生之犊不怕虎啊！”冯贵堂说：“爹！你别长敌人的威风了吧！那里有什么虎！谁是老虎？”冯老兰说：“谁是老虎？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朱大贵，在我眼里比老虎还厉害，可你不认这个帐儿！他们和咱打了三场官司，又反咱的割头税。”冯贵堂说：“他们瞎字不识，掉不了蛋。”说着，把身子一拧走出去了。父子二人的谈话，算是最后决裂了。冯老兰心上烦躁起来，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瞪出黄眼珠子想：老祖宗给冯家大院挣下了无穷的富贵，造下多大的势力，子孙们凭着这种势力度过一生。从村镇走到城里，从他睡觉的土炕，走到衙门口的大堂上，没有遇上过有谁敢挡住他的去路。他希望的是金钱、土地、放荡的生活和子孙万代的殷富。这些东西在他眼里，遍地皆是，只要你吃着心地盘算，就能随手拈来。今年硬是从天上掉下一种声音来，要挡住他的脚。他想，不得不注意了。前几天冯老兰一听得反割头税的消息，就打发伙计们到县政府，到各区公所去送些年礼，把求他们帮忙的话也说了说。他想，这些庄稼脑瓜子，也不过扬嚷扬嚷就算了。可是伙计们一回来就说：“各区里都有人在闹腾，一致说要反割头税，打倒冯老兰！”这老头子可着了慌，他嫌冯贵堂办事不牢靠，亲自坐上小轿车，今天走到这区，明天又走到那区。告诉他的伙计们，要怎样才能收好这笔割头税。不几天，大小刘庄、大小严村，反割头税的人们动起手来。冯老兰要先发制人，吩咐立刻安锅收税。紧接着反割头税的人们也赶前安上杀猪锅，抵抗收税。锁井镇上反割头税的人们，把杀猪锅安在朱大贵家门口。这好象在冯老兰眼里钉上一颗钉子。钉子虽小，却动摇着冯家大院的根基。冯家大院在一百年来，这是第二次碰上——第一次是和朱老明打了三场官司。听李德才的说法，反割头税的人们好比是一团烈火，这团烈火，趁着腊月里的风，蔓延地烧起来。冯老兰和冯贵堂谈完了话，穿上一件粗呢大氅，皱着焦黄的脸，搭拉着两绺花白胡子，拎起他的大烟袋，走到聚源宝号，坐在柜房里。把脚翘在桌子上，黄眼珠子盯着屋顶，一袋一袋抽着。刘二卯风是风火是火地闯进来，一迭连声说：“这还行！这还行！朝廷爷没有王法了！”冯老兰瞪出黄眼珠子站起来，问：“怎么样？还没有人去杀猪？”刘二卯说：“都给朱大贵夺了去，他们大喊着，‘不要猪鬃猪毛，不要猪尾巴大肠头，更不要一块七毛钱！’……”不等刘二卯说完，冯老兰拿起大烟袋锅子，在桌子上一敲，啪的一声。说：“他，非法！”喊声震得屋子里嗡嗡地响。刘二卯咕咚地坐在椅子上，说：“咳！看我这幅子买卖要赔帐！”冯老兰就势问：“你说什么？”刘二卯说：“完了，我赔钱定了！”一说要赔钱，象有锥子钻冯老兰的心。近几年来，他变成一种新的性格：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只能赚大钱，不能赔小钱。刘二卯赔帐只是十块钱的事情，他这十块钱，要是不遇上什么波折，可以杀几百只猪，冯老兰一赔帐就是四千元。他想到这里，咵地一下子把身子趴在桌子上。一只手拍着桌子说：“去！去！骂他们，骂他们六门到底！有一个人敢吱声，钉碎他的踝子骨！”可是刘二卯不愿捅那个马蜂窝，他本来是个庄稼人，种着二十亩地，还过得去。从去年开始，才当起保长，管村里的事。今年包这镇上的税，也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可没有想到，一出门就碰上打杠子的。正说着，冯贵堂走进来，撅着小黑胡髭，滴溜着黑眼珠。见他的老父亲实在气得上不去下不来，慢悠悠地拍着两个巴掌说：“别生气，骂什么街？不显得咱冯家大院小气？咱先给他们宽仁厚义，吃小亏不吃大亏。不行，咱再上衙门口里去告他们，和他们再打三场官司。好象吃焦炸肉，蘸花椒盐儿。吃不完咱的炸肉，就把他们那几亩地蘸完了！”说着，故意显出得意的神色。胖胖的脸上，亮光光的直发笑。冯老兰说：“那是以后的事，今天出不了这口气，我连饭也吃不下。”一定要刘二卯去骂三趟街。他说：“非压压朱老忠和朱老明的威风不行！”刘二卯有冯老兰撑着腰，心里一横，拿起杀猪刀，一出聚源号的板搭门，就跳脚大骂：“谁敢欺负我刘二卯，敢反对我的割头税，有小子骨头的站出来。”他在十字大街上，骂过来骂过去，骂得人们一街两巷地看着，象是看玩狗熊的。冯老兰立在聚源号门口上，拍着大腿喊：“你上东锁井骂去！”刘二卯偷偷放下杀猪刀，红头涨脸骂向东锁井：“妈的要造反，要上衙门里告你们一状。”骂着骂着，两脚走过苇塘，上了坡到了大贵门口，直骂得嘴上喷着白沫。朱大贵气得直瞪眼，冷不丁解开小棉袄，脱了个光膀子。拿起杀猪刀在条案上一拍，摆摆手把刘二卯叫到跟前，手指头指着心窝说：“来，你拿起刀子来，照着我这儿捅一下！”刘二卯一看，朱大贵要比他，他不敢拿起刀子捅朱大贵，只是楞住。朱大贵说：“你不，那就你解开衣裳，我捅你一下！”他把刀在条案上一拍，就赶过去。看热闹的人们，都吓黄了脸，春兰的心也在跳着。江涛走出来，想把朱大贵拽回去，朱大贵说：“甭拦着我，先捅了他狗日的再说！”他把脑袋一扎，照刘二卯捽过去。江涛跑上去紧拦着，才把他拽回院里。慢言细语地说：“骂街的，顺嘴流血。吃肉的，顺嘴流油。咱不跟他单干，咱发动群众。”好说歹说，才把大贵的火头煞下去。大贵从小里，跟着朱老忠走南闯北。又到军队上闯荡了几年回来，心气更加硬了，成了有名的红脸汉子。就是脾气拐孤，碰上还有点暴腾。朱老明听大贵生了气，哈哈大笑，说：“好小伙子！杀猪杀红眼了，杀猪刀子可别攮到敌人脖子上。”朱老明一说，大贵气儿更壮上来，拍着胸脯说：“甭说是刘二卯，就是冯老兰来了，也得敲狗日的两颗门牙。”伍老拔嘻嘻哈哈地说：“那也不值得，敲也得敲别人的，冯老兰那老家伙，甭敲他自己会掉下来。”朱大贵说：“好！那就不敲他的，冯贵堂来了，也不跟狗日的善罢干休！”贵他娘听大贵话说得厉害，瞪起眼睛，啐了他一句：“呿！说那么大话干吗？关着个门儿，在自己家里，敢情大风扇不了舌头。”贵他娘一说，大贵又把才穿上的棉袄脱下来。江涛、朱老星、伍老拔一齐上去，才把他拦住。这时，大街上的人们站了满街同子，关心着反割头税的事。朱全富老头的猪，还在锅里泡着半截，露着半截。一半黑的，一半白的。朱全富很着急，水热了怕烫住毛了，刮不下来。刘二卯还立在杀猪锅一边骂骂咧咧。朱全富说：“刘二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大贵家去了，你还堵着人家门子骂。”刘二卯把白瓜眼一翻，说：“堵着他们大门骂？还堵着他们门儿敲呢！”说着拿起一块半头砖，照准大贵家门光地就是一家伙。朱全富把两撇小胡子一乍，说：“你这不是骑着人家脖子尿尿？”朱全富奶奶也走上去说：“你五尺男子，说的是什么话？叫大男小女的听着难听不难听？”刘二卯把脚一跺，说：“我的嘴，我愿怎么说就怎么说！”正在这刻上，贵他娘一出门，看见刘二卯还堵着门骂街。一下子跳起来说：“他跑到东锁井来数脏嘴，来！扯他的嘴！”她这么一说，二贵和庆儿跑上去就要撕他的嘴唇。刘二卯大骂：“娘的，日你们东锁井的姥姥！”他这么一骂，全街同的人们都赶上去，说：“打他个囚攮的！”喊着，人们呜噜地挤上去，刘二卯在头里跑，人们在后头追。刘二卯跑过苇塘，立在西坡上，回头一看，把人们拉在后头，又大骂起来。贵他娘说：“赶他个野鸡不下蛋！”贵他娘迈开大步望西一追，全街同的人也跟着赶过去。正是离年傍近，男人们赶集的赶集，杀猪的杀猪，净是一些妇女、老婆儿、小孩子，一直赶到聚源号门口。刘二卯抱着脑袋钻进铺子里，不敢出来。贵他娘站在门口叫阵：“刘二卯！甭扯着老虎尾巴抖威风，你出来咱在大街上说说！”春兰气不愤，也走上去说：“你们土豪霸道惯了，包了割头税。你们收了这样血汗钱去，老人花了掉牙，小子花了忘性强，念不了书，大闺女花了养活大胖小子！”刘二卯在柜房里听着大街上骂骂冽冽，实在骂得对不上牙，开门走出来，红着脖子脸说：“娘的，朝廷爷还有王法哩！你们在老虎嘴上跳跶什么？”贵他娘一见，就说：“上去，扯他！”朱全富奶奶说：“小伙子们！去，撕他！”庆儿他娘也说：“甭怕，来，打他狗日的！”人们齐大伙儿拥上去，春兰拧住他一只耳朵，庆儿他娘扯住他袍子大襟，小顺撮住他的头发，庆儿抱住他的胳膊，二贵抱住他的腿。乱乱腾腾，挤挤攘攘，要把刘二卯抬起来，闹得不可开交。刘二卯开初还装大人吃瓜，挺着个脖子不动。见姑娘媳妇们真的打起他来，打得鼻子上流出血来。急得不行，实在走不脱，猫腰把裤子向下一褪，脱了个大光屁股，说：“姑娘们！谁希罕？给你们拿着玩儿吧！”春兰一看，忙捂上眼睛。姑娘媳妇们捂上脸，合眉攥眼往家跑，一下子把人们轰散了。二贵看刘二卯不识好歹，弯腰在车沟里挖起一块牛粪，啪唧一下子甩在刘二卯屁股沟上。刘二卯又从屁股上把那块牛粪挖下来，甩在地上说：“看小孩子们，真是坏得出奇！”冯贵堂在柜房里，听大街上人们骂得不象话。不慌不忙，迈着方子步走出来。把手一摇，说：“老乡亲们！就是为了这么一点钱吗？是呗？咱不要了，白送给老乡亲们过个年，看看好不好？”他说着，还不住地笑。人们把眼一楞，说：“他娘的！他这是收买人心！”大贵伸起胳膊一震乎，人们一闹轰，冯贵堂撒口不要割头税了。反割头税的人们，一个个直起腰、抬起头来。可是他们早就有了经验，和冯老兰做斗争不是容易。不能光看冯贵堂打了个花胡哨，他是笑里藏刀！那天晚上，直到夜深，他们还在朱老忠的小屋里坐着，心上敲着小鼓儿，抽着烟说话，等着应付事故。后来，他们又说到冯老兰逼帐上，朱老星把冯老兰逼他还债的事说了说。伍老拔说：“甭理他，那老狼早白了尾巴尖儿，他留着这个后手哩！”朱老忠说：“他要想撮住咱的尾巴，咱算不干！”伍老拔说：“这老王八蛋，我算钻到他心里去了。他自小里是个吃饭黑心，放屁咬牙，拉屎攒拳头的家伙！”朱老星一听，慢搭搭地说：“他老是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到了霜后，别的草都吃完了，他才反回头来吃咱哩！”朱老忠笑眯眯地说：“他吃不了，咱跟他泡啦！”３５冯老兰压不服朱老忠和朱老明，当天晚上，和冯贵堂商量了对策。第二天一早，冯贵堂坐上红沱呢小轿车，红漆轱辘滴溜转着进了城。在大堂门口下了车，扬长走进衙门口。县长王楷第在会客室接见了他。冯贵堂一进门，王县长在椅子上坐着。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中等身材，吊弓腰，长着两撇黑胡子。穿着蓝绸袍子，青缎团花马褂，缎子帽盔红疙瘩。一见冯贵堂，立起身来请他坐下。王县长问：“冯先生，今天进衙门有什么公事？”冯贵堂拱起两手说：“我代表割头税包商来见县长。”王县长听说是代表商人来见，他问：“关于割头税的事？”冯贵堂把朱老忠以及四乡农民，抗不交税的事说了一遍。王县长问：“朱老忠是个什么人物？”冯贵堂说：“是个庄稼人。”王县长说：“一个庄稼人，也不过是为了过年吃口肉，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来找我？”冯贵堂说：“他背后有人哪！”王县长问：“什么人？”冯贵堂说：“严江涛，他是有了名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王县长摇摇头说：“一个学生娃子，不过散散传单，喊喊口号，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冯贵堂看王县长不凉不酸的态度，有些着急，说：“不管作为大小吧，他是个共产党，是严运涛的兄弟。今年冬天，他从保定回来，在四乡里串通反割头税，加上个不大不小的罪名，他是‘集众滋事，惑乱税收’。不能置之不理！”说着，他态度有些急躁。王县长说：“他是共产党，你有把柄？拿来！”伸手要证据。冯贵堂拿不出证据，当下有些口吃，急红了脸说：“我花四千块大洋包下这割头税，县政府就得保证我收足这四千块大洋，否则我无法交足包价。”王楷第不比往日的县长。这县长根柢深，他在保定老军官毕业，当过旧政府的议员，是北洋官僚张省长的老同学，给别人办过军需，如今放他这一任县长，就是因为他宦囊空虚，想给他个饭碗。当下他看冯贵堂很火戗，把黄脸一沉，两手扶了扶金边眼镜，说：“你交不足包价，有你交不足的办法。你是包商，我是县长，你为的是赚钱，我为了执行上峰的公事。你收税商人不去收税，跑到我衙门里来罗嗦什么？”冯贵堂见王县长脸色不对，才想到，今天进衙门是空着手儿来的。脸上立时挂下笑来，谦虚地说：“在下有些唐突，对不起王县长。”他只好拱起手退下去，备办了隆重的年礼，送进衙门去。３６冬天的早晨，满天雾气腾腾，出去十步就看不见人影，大杨树上乌鸦不叫，白色的冰凌树挂向下垂着。江涛踏着堤上的雪路，想进城去跟贾老师研究运动进展的情况。刚刚走过大渡口上的小木桥，一辆轿车，响着铃声走过来，走近了一看，是冯贵堂。江涛背过脸让他过去，一阵细雪飘过，车后面走过了两个人来。前头的一个，穿着老羊皮袄，戴着毛线猴儿帽，是贾老师。后头跟着一个青年，身上背着个小包袱，是张嘉庆。江涛在小桥头上站了一刻，等贾老师走上来。抬手打个招呼，说：“我才说去找你，你们就来了。”贾老师说：“咳呀，跑不过来呀！昨日格才从南乡回来，今天一早就来北乡。运动一起来，就象大海里的波涛，各处乱动。”江涛一手握住贾老师的手，一手握住张嘉庆的手，三个人沿着千里堤向回走。一路走着，江涛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情况。贾老师倒背着手，一边走着一边听，楞着眼睛考虑。听了江涛的谈话，眼睛笑成一对月牙儿，连声说：“好！好！你创造了一套工作方法。”不绝口地称赞着，又问：“你是怎么掌握的？”江涛说：“你不是说，解决什么问题，掌握什么矛盾吗？”贾老师又连连点头说：“是呀！从阶级观点出发嘛！错非真正在群众里树立起好的骨干，才能搞好一个运动。象你吧，面对人人进行工作，一个一个村的占领。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向四外发展，这种开辟工作的方法，真是太好了！”他说着，觉得浑身热了，摘下猴帽，头上冒起白气。眉毛上和胡髭上满身尽挂了霜花。江涛瞪着眼珠一想，脸上忽然笑起来，说：“嘿！你要是不说破，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弄好的。”他又楞着眼睛想：需要分析！贾老师说：“去年嘉庆在河南里搞秋收运动，是掌握了广大农民要求冬天有饭吃、有衣穿，不冻死饿死的要求，一轰而起。你呢，是先经过组织，搞通思想，然后形成运动。这两种方法，在新开辟区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你是先组织群众，再形成运动。他是一轰而起，再巩固组织。”说着笑了，看了看江涛，又看了看张嘉庆，说：“两种不同的方法，说明了两个人的不同性格。”说着，又笑了一会子，笑得张嘉庆不好意思地起来。太阳在云端显了一下脸，又躲进去，雾露更加浓厚了，四面不见人影。树上的雪融化了，雪水顺着树干流下来。半融的雪水，象瞎马的眼泪一样，滴滴答答地落在堤上，落在他们身上，几乎把衣服淋湿了。到了江涛家门前，才从堤上走下来，走进小门，江涛把他们让到小屋里，叫母亲烧水给他们喝。江涛说：“这完全是农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我不过是从中联系了一下。”贾老师说：“好！应该谦虚。今天你在群众里站住脚跟，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干部。”说着，摘下猴儿帽，擦去脸上的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