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忠说：“不用问，问，他也不说。我们两人从济南回来的路上，我旁推侧引地转着弯问了半天，他只说些革命的道理，不说出他们的根柢在什么地方。反正他们办的是咱穷人的事。说到这里，他又停住，眼睛看着远处老半天，把嘴凑在朱老明耳朵上，低声说：“大哥！这些年来，我老是这么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运涛那时候，我后悔咱没有找到这个门路，如今江涛可是共产党的人，咱们不能放过了，说干就是干！”两个人靠在门扇上晒着太阳，说了一会子知心话，商量着反割头税的事。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出来，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来，两人一路走着，朱老明说：“我看大贵这次回来不错，人聪明了，也能说会道了。我听他娘说，想给他粘补上个人儿。”朱老忠说：“年岁儿可是到了时候，你看谁行？”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行。”朱老忠听说到春兰，抬起头什么也不说。他又想起运涛来，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又想起铁窗里那张苍白的脸，掯着泪花的大眼睛。叹了口气说：“咳！为着运涛，我舍不得把春兰给了大贵。”说到这里，两位老人再也不说什么。他们同时感到心酸，几乎掉下泪来。他们为运涛难受，也为春兰难受。朱老明闭上嘴，眨着眼睛沉默了半天，从眼洞里滚出两颗大泪珠子。说：“咳！运涛一辈子住在监狱里，春兰还能活下去吗？运涛回不来，春兰可是怎么办哩？真是难死老人们了！我看别耽误了春兰，把这事儿给大贵办了吧！”朱老忠听着，觉得也有理。运涛一辈子回不来，春兰一个人可是怎么过下去？３０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明家里走出来，天上云彩晃开了，太阳从云彩里显出个浑黄的圆球。檐前滴着雪水，水滴滴在檐沿下，笃笃响着。路上的雪有了融化的痕迹，有人把泥土踩上去，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褐色或苍色的斑痕。两人说着话，走到朱老星家里。自从打官司失败，朱老星把几间房子卖了，借了冯老锡场院里两间小西屋住着。场院东墙有个角门，通到冯老锡家外院，外院通街是个大四方梢门。可是这场院不走梢门，正南开了个门，用柳条子编了个栅栏，上面插着一些枣树棘针。西面围着土墙头，西墙外头就是那个大苇塘。江涛和大贵一进栅栏，朱老星和他儿子庆儿，正在场上拉着碌碡碾谷槎。他们把场上的雪扫干净，把谷槎摊上碾着，累得脸上冒出白沫汗。江涛一看就问：“这是干什么？”朱老星见了江涛和大贵，也不停下。一步一步拉着碌碡，眯眯着眼睛笑，说：“你们猜不着。”庆儿闷着头不吭声，只是伸着膀子拉碌碡。这孩子有十二三岁了，脸上黑黑的，瘦干巴个子。江涛抬起头想了想，说：“嗯，就是猜不着。”朱老星歇下碌碡，从褡包上摘下烟袋来。先吹了一口，试试通气不通气。然后装上烟，打火抽起来。江涛问他：“大伯，你这是想干什么？”朱老星说：“为了冬天做饭烧炕的，我一家子人，一秋天拾下这垛谷槎。堆在场院里，狗在上头溲尿，猫在上头拉屎，老草鸡还在上头孵窝，弄得满世界肮肮脏脏。我捉摸了个法子：先把它碾烂，使些胶泥和起来，用板子拍得一方块一方块的。等晒干了，把它垒成院墙。做饭烧炕时，搬起来就烧。又当了院墙，又当了烧柴，一举两得。试了试，拉着风箱好烧着哪！”江涛合着嘴，心里暗笑。左思右想，想不出他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把好好的谷槎碾烂，又使胶泥和起来，垒成院墙，再把院墙搬来烧。把谷槎抱来做饭，不就完了吗？他问：“大伯，春冬两闲的，你歇歇身子骨不好？”朱老星说：“话有几说几解。你想这大好的天气，吃了饭能净歇着？好歹得摸索点活儿。再说这冬天，有钱人家升上个小火炉，屋子里暖烘烘的。咱穷苦人家，升不起火炉，在屋里呆着也是冷。摸点活儿做，浑身上下热热火火，比升个小火炉儿还美气。”他说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张开，只看见短胡髭一翘一翘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在门楼头底下眯眯笑着。江涛说：“你把这谷槎垛在院里，垛好点。多咱烧的时候，抱进屋里去烧，不就好了吗？”朱老星说：“哪，反正不如这么着归结。”江涛问：“这样你不省下点力气？”朱老星说：“力气是随身带着的，好象泉眼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向外冒。你要是不用它，它也就不冒了。你看大贵这身子骨，当了几年兵，在操场上摔打得多么结实，多么粗派。你看他那两条胳臂，一伸就象小檩条子似的。”大贵说：“你说这个，我相信。”朱老星说：“是呀！当兵对咱穷人固然没有好处，可是也落下个好身子骨儿。”大贵说：“我还学会放机关枪哪！”朱老星笑了说：“着啊！这放机关枪，对咱穷人本来没有好处。可是大姑娘裁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将来咱要是用着这机关枪了，拿起来就能放。话又说回来，在这严冬腊月，下雪天本来可以囚在炕头上，抽个烟歇憩歇憩。我觉得总不如把这谷槎归结归结好。”江涛说：“大伯！我看你费这把子力气，对于你的生活没有多大好处。”朱老星说：“你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捉摸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正说着话，庆儿他娘从屋里走出来，高喉咙大嗓子说：“他，成天价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么会打算，那么会打算，把个日子也鼓捣哗啦了，眼看就要蹾狗牙！”她是个大个子，身子骨挺粗派，乍蓬着头发。两只脚也是有尖儿的，可是比起男人的脚还长。说着话跺得脚后跟通通地响，手指头剜着朱老星的脑门子。她端出泔水来喂猪，一只半大猪，搭拉着大肚皮，从谷槎堆里钻出来，哼哼吱吱地跟着她跑。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闹起脾气来。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着，他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日子长了要是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就觉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的和美。朱老星把石头烟袋嘴含在厚嘴唇里，笑眯悠悠地说：“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大贵唔唔哝哝地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不过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他说：“你们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里肯歇着过？人吃饱了饭就得做活，随随便便地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是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下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价设想耕种到六七十亩地的事，他说，“种到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了。”就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家只养着一头牛，为了过财主日子，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白费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架不起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腿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象痨病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自从打官司失败，把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这几年又赶上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来，象你过日子这么俭省，又肯付辛苦，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朱老星把脖颈一梗，眯眯笑了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江涛说：“我想不出你这是怎么股子劲儿。”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我心上难受得不行，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就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他记起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掀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把屋里遮得黑咕隆冬的。庆儿娘坐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江涛问：“大娘！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该暖和一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朱老星问：“又出了猪税？拿多少？”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江涛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朱老星问：“是谁？”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朱老星眨巴了眨巴眼睛，问：“冯老兰？”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背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穷光蛋，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大贵一看就笑了。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地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兴小声儿说话？”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瓜子，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好汉。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返回头来把自格儿反对了！”朱老星支支吾吾地说：“那还不要紧，到后来才算老帐。”江涛说：“大伯说的对。忠大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咱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说到这儿，朱老星猛地站起来，气愤愤地说：“狗日的欺侮了咱几辈子，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停了一刻又问：“可不知道是谁的领导？”大贵指了指说：“就是咱江涛兄弟。”朱老星笑了说：“行呀，咱跟着走吧！”说到这里，他又犯了思索，说：“咱就是跟着走走！”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星家里走出来，又去找伍老拔，想问问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出了东街口，走上千里堤。天气晴朗，没有云彩也没有风。乌鸦在大杨树上，啄着雪花，又成群地飞起来，咶咶地叫着。他们顺着千里堤往东去。伍老拔家庄户，老年间本来在河南里，由于河流滚动，宅院坍进河里。滹沱河往南一滚，他家的宅基，又滚到河北里，正好滚在千里堤上。伍老拔他爹，就在这河堤上盖起两间土坯小房。现在桃李树成林了，大杨树也有一搂粗。在院子周围，栽上榆树和柳树，编起树枝当围墙，中间安个木栅栏。江涛和大贵一进木栅栏，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着。大贵连忙吓住它：“呆住！呆住！”伍老拔听得有人进来，等不得放下家伙，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拿着凿子走出来，他的两个大小子也跟出来。大的叫小顺，十七岁了，二的叫小囤，也有十二三岁了。小囤走过去，用两条腿把小狗脖子夹在腿裆里。伍老拔问：“谁？”朱大贵说：“你一看就认得，是运涛他兄弟，江涛来了。”伍老拔楞住，仔细瞧了瞧，笑哈哈地说：“原来是江涛，几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过去人儿小，身上老是土土浆浆。这咱晚人长大了，浑身上下没个土尘儿。”江涛笑着问：“老拔叔！你回家过年来了？”伍老拔说：“做长活，一年忙四季，就是盼个年呗。”说着话，伍老拔把他们领到做木作活的小屋子里。拍拍手说：“哈哈！江涛，你上了洋学堂，也算咱老鸹群里出了凤凰啊！”又笑哈哈地说：“忙来坐坐。”叫江涛和大贵坐在做木作活的板凳上。又对小囤说：“去，烧壶水来，叫江涛喝。”江涛看了看他的木作家具，问：“你这是做什么？”伍老拔说：“咳，甭提了。自从那年把官司打输了，我到河南里去作活。把地都去完了，只得靠着耍手艺吃饭。年下才回来，做点小家具什么的，求个过年的法儿。这日子怎么也得过呀！”江涛说：“咱那场官司，输得惨哪！”伍老拔说：“一直打了三年哪！上城下县，那时也没离开我。”他抬起头看了看大贵，又红了脸哈哈笑了。江涛看小顺用推刨刨着一条木棍，他问：“做的是什么？”伍老拔说：“他成天价没活儿做，我说十几岁的人了，又念不起书，跟我学了木匠吧，将来不是个饭碗？小囤，我叫他将来学种地。这才教他用湿柳木棍子，做小孩们拿着玩的刀啊枪的，用红绿颜色画画，卖个钱儿呗。”说着话，小囤提了壶拿了几个黑碗来，倒上水。江涛看那水土黄色，喝起来倒是甜甜的，就是有一股青泥味。他问：“这是什么茶？”伍老拔说：“那有什么茶？他奶奶这几天头疼脑热的，叫小囤到河神庙后头苇坑里，刨了些苇根来煮水喝。正赶上冯老兰趴在他家墙圈上看着，开腔就骂，还指挥护院的赶了小囤个骨碌子。真他娘的！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咱算惹不了他。”大贵喝着茶，吧嗒着嘴说：“这玩艺儿，败火着呢！”伍老拔说：“喝不起茶，这就是庄稼闹儿！”他动手凿着一块小木头，斧头敲得凿把乒乓乱响。江涛问：“你这是做什么？”伍老拔说：“我正在琢磨黄鼬铡。”又用手比画着说：“这地方凿个槽儿，这地方安个柱儿，再用一截破轧车刀，一块竹板就行了。把这玩艺下在黄鼬洞口上，黄鼬一出洞，一蹬这块小板就铡住。这玩艺用料少赚钱多。乡村里年幼的人们净爱买，现在正是时候，一过小雪，黄鼬皮就值钱了。咳！没有本钱，大活做不起了！”大贵说：“你净爱弄一些个古镂雕钻儿，不做黄鼬铡，就做黄鼬洞子，不行做个棺材什么的？”伍老拔说：“这是穷逼的呀！”说着，他又嘻嘻哈哈地比划着做黄鼬洞子的计划。黄鼬怎样走进洞子，怎样一蹬那块小板，那块砖向下一落，就把黄鼬堵在洞子里。比划完了，又嘻嘻哈哈地说：“饿死人的年头，真是没有法子！”大贵说：“大叔！怪不得人们都跟你叫乐天派。无论有多大事故压在你的眉梢上，还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看起来没有发愁的事儿。”伍老拔说：“嘻嘻！虱子多了不痒，帐多了不愁。人穷到什么时候还是一个穷字，能把两个穷字叠在一块儿？这年头，没有发愁的事，就是打不倒冯老兰是个发愁的事儿。”话是这么说，他瘦削的面孔，高颧骨，尖鼻准，高鼻梁底下两只大眼睛，他从来没有胖过。无论有多么紧急的事情，他的两条长腿，总是一迈一迈的，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着急的时候。江涛问起河南里的秋收运动，伍老拔说：“谈起闹个运动什么的，咱倒成了内行。我们少东家就是个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外号叫张飞。”紧接着，就谈了会子张嘉庆的事，说，“那人年岁不大，名气可不小。一说起秋收运动，一说起张飞来，在这滹沱河岸上谁都知道。”大贵说：“你说的这个我半信半疑，财主秧子们为什么给咱穷人办事呢？”伍老拔说：“这事儿，可是我亲身经过的。”大贵说：“哪，这人错非是中了共产迷。”伍老拔说：“没错儿，不信你也跟着共产党走走。”谈到这个节骨眼儿上，江涛把反对割头税的事对伍老拔谈了。伍老拔把屁股一拍，说：“对嘛！就是这么办，咱组织农会吧。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不来找我，我还想去找你们哩！”江涛见伍老拔接受了反割头税的意见，心里高兴，说：“好吧，今儿格晚上，你到我家里去，咱在一块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法好。”那天晚上，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朱大贵，都到江涛家里，坐在严志和的热炕头上，商量了一晚上。他们决心反对割头税，一齐下手，报那连输三状的仇。定下：先秘密组织，再公开宣传活动。他们从第二天开始，就背上粪筐去走亲戚。象扯瓜蔓一样，亲戚传亲戚，朋友传朋友。组织了大严村、小严村、大刘庄、小刘庄……象一块石头投进古潭里，激起无数波圈，一圈套一圈地，联系得多了，就一天天地联系得远了。３１当天晚上，朱老明在严志和家里开了会回来，睡在炕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一年来就是这样，人们一说起运涛，他就几天心里放不下。他又想起春兰，那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老是住在家里。她娘性子绵长，老驴头糊里糊涂，他们不会给春兰安排一生的大事。第二天他做了点饭吃，就去找朱老忠。朱老忠不在家，就跟贵他娘说：“我心上有一件事，想跟你说说。”贵他娘问：“大哥！什么事儿？”朱老明说：“我想，咱大贵今年也有个二十老几了，一直在外头跑了几年。这咱回来，连个屋子炕也没有，听说你要给他粘补个人儿？”贵他娘睁圆眼睛，看着朱老明把这句话说完，笑了说：“可不是，我心里正叨念这件事，可见你为咱大贵操心。”说着，又咯咯地笑起来。朱老明哑默悄声地说：“小子家一到了这个年纪，你不给他屋里寻下个人儿，就会恨老人糊涂。”贵他娘说：“大哥！咱给孩子安排安排吧，你看咱村谁行？”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是个好人儿。”朱老明说到这里，贵他娘可就不往下说了。春兰和运涛的事情她完全明白，如今运涛陷在监狱里，涛他娘把春兰比闺女还亲，怎么说给大贵呢！朱老明合着眼睛，听贵他娘答话，老半天没有声音，他说：“你别听人们瞎念叨，我总认为春兰是个好闺女。”贵他娘说：“人们念叨，是捕风捉影，到底是真是假，谁也不清楚。”朱老明说：“谁准知道？磨牙就是了。”贵他娘说：“就怕大贵不干。”朱老明说：“依我看他巴不得的。”贵他娘说：“你说的是春兰模样好？”朱老明说：“模样好是一个，也聪明伶俐。再说，象咱这户人家，寻人家什么主儿？比咱强的，人家不寻咱，比咱不强的，人儿再长得不象个样子，大贵也不干。春兰，咱就是图个好人儿。”贵他娘抬起头，迟疑了半天，听得朱老明说，她心上也有了活口儿，说：“商量商量再说吧！”朱老明说：“我想保保这个媒，我先跟涛他娘透透，他们要是可怜孩子们，也许一口答应下。”贵他娘说：“不就说嘛，要是说不明白，春兰一过门，老婆子还发懵哩！”说到这里，朱老明站起来，抬起头向着天上长叹一声，说：“咳！都是为儿女操心哪！”他从朱老忠家里走到村北，才说走回家去，又想上严志和家里去看看。摸对了道，走到小严村。一进严志和家小门，就放开嗓子喊：“志和在家吗？”涛他娘把眼眶对在桃形的小玻璃上，看是明大伯来了，问：“明大伯你来吧！他没在家。”朱老明听说志和不在家，就不想再进去。摸到窗户根前，说：“他干什么去了？”涛他娘说：“左不过是你们跑踏的那些事，你看他父子俩，成天价没了别的事儿了。”朱老明隔着窗户，一句一句地转着弯、捡着柔和话，跟涛他娘把大贵和春兰的事说了说。涛他娘笑了说：“早该这么着。”话虽这么说，她心里可想起运涛来：“咳！那孩子，他还在监狱里！”她想说同意，怕将来对不起运涛，想说不同意，可叫春兰等到多咱？犹豫了半天，眼里一下子流下泪来，说：“行啊，大贵也到年岁了！”朱老明听她犹豫不决，又不好断然决定，怕伤了涛他娘的心。可是一想到春兰年岁不小了，是大贵也罢，不是大贵也罢，也该给她操持个人儿了。就说：“我不过说说罢了，运涛还在监狱里，怎么能把他心上的人儿给了别人。要是叫他知道了，还恨他这个不明理的大伯呢！”涛他娘听了这句话，低头扬头地想了半天。眼圈慢慢红起来，睒着眼睛说：“十年……十年监牢，可也是个年月儿，当娘的能叫人家春兰老在屋里？”自从运涛入狱，只说是十年就可以回来，她还不知道是遥遥无期。又流泪说：“咳！春兰，孩子年轻轻的，受的委屈可不小啊！”朱老明也想：“怎么世界上难堪的事情都出在她身上？”两个人说了一会子话，唉声叹气了半天。涛他娘擦干眼泪，抬起头来说：“咱不能耽误人家春兰呀，运涛在监狱里，咱拽也拽不出他来。春兰在家里，活活地等着，可为什么哩？”其实，目前春兰出嫁不出嫁，不只在运涛。老驴头听到运涛的风声以后，也打算过这件事。要是寻个不如运涛的人，不用说春兰不如意，春兰娘也怕对不起她。想要找运涛这样人，可也百里不抽一。老驴头呢，想到老两口子上了年岁，离不开春兰，一定要寻个“倒装门”儿，这门子亲事就难对付了。春兰一心要等着运涛，这人儿把感情看得特别重，她看中了的人，就一心一意，受多大折磨也得爱他。她看不中的人儿，就是家里种着千顷园子万顷地，她也不干。这点脾性，乡村当块的人们谁也知道。甚至连那个玩弄女人的老手冯老兰，也再不敢想着她。如今连她的亲爹亲娘也算在里头，没有一个人敢跟她提起婚事。朱老明说：“人们都说，春兰那孩子长得高了，也黄了瘦了。”朱老明一说，涛他娘又流下泪来，她想运涛，又舍不得春兰。虽是两家，春兰就象在她家里长大的。她睁着两只眼睛，看他们一块儿长大。又睁着两只眼睛，看着春兰出秀成一个好看的姑娘。自从打算把春兰娶过来，没有一天不盼运涛早一天回来，早一天怀里抱上个胖胖的孙子。如今运涛要住一辈子监狱，说不定等运涛出来，春兰也就老了。运涛再也看不见春兰黑里泛红的脸庞，春兰也看不见运涛那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了。朱老明听涛他娘半天不说话，心上想：“咳！可怜见儿！涛他娘还以为运涛是十年监禁，不承想这一辈子娘见不到儿，春兰也见不到运涛了。可是早晚也少不了这一场剜心的痛啊！涛他娘要是个明白人，这会儿不能光为运涛，也得替春兰着想。还不如把春兰给了大贵，久后一日运涛要是有命出狱，再给他粘补别的人，普天下好闺女多着呢。咳！难死老人们了！”他一边想着，拿起拐棍走出来。叹了一声，说：“也够涛他娘操心的了！”涛他娘说：“你走吗？不进来暖和暖和？”朱老明说：“唔！我估摸天黑了，回去看看，该做点吃的了。”朱老明从严志和家走出来，才说往家走，又想：“要不，我再去找找老驴头。”他又迈开脚步，走到老驴头家。一进大门，就喊：“老驴头在家吗？”进了二门，老驴头掀开门上的蒿荐，探出半个身子，弯着腰笑了说：“是朱老明，快屋里来吧！”朱老明走到屋里，春兰忙拿笤帚扫了炕沿，叫明大伯坐下。她又背过脸儿，低下头做针线。老驴头说：“老明兄弟！可轻易不到我门里来……”朱老明说：“我衣裳破，瞎眯糊眼的，进不来呀！”老驴头说：“算了吧，你的眼皮底下那里有我老驴头啊？”朱老明说：“今天来，有个好事儿跟你说说，你喜欢哩，咱就管管，不喜欢也别烦恼。”老驴头呲出大黄牙说：“你说吧，咱老哥们有什么不能说的。”朱老明说：“咱大贵回来了，我说给他粘补个人儿，想来想去想到你这门里……”朱老明和老驴头说着话，他不知道春兰就在炕那一头，做着活听着。她听来听去，听说到自己身上，心上一下子跳起来，一只手拿着活计，一只手拿着针线，两只手抖颤圆了，那根针说什么也扎不到活计上。朱老明继续说：“我左思右想，你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老忠兄弟地土不多，你也只有那么几亩地……”春兰听到这里，脸上热辣辣的，红得象涂上胭脂，伸起脚咕咚地跳在地上。通、通、通地三步两步迈到槅扇门外头，春兰娘也就跟出来。老驴头哈哈笑着说：“行倒是行，俺俩做了亲家，先说有人给我撑腰板了，少受点欺侮。可是这闺女跟运涛……运涛还在监狱里。”朱老明说：“不能光为运涛，也得为春兰。你跟闺女说说，要是说对了，这门亲事就算做成了。”老驴头说：“你看，俺老两口子守着她一个，她出门走了，俺俩要是有个灾儿病儿，连个做饭的人儿也没有。再说这家里也冷冷清清的。”老驴头这么一说，朱老明紧跟着问：“没的，叫春兰在你门里住一辈子？”老驴头说：“我想寻个‘倒装门’，又是女婿又是儿。”说着，又嘻嘻笑了半天。说：“你要是说着老忠把大贵给了我，将来我这门里有男有女，有大有小，也算成了家子人家了。有二贵一个，也够他老两口子享受一辈子的。”朱老明说：“这样一来，你们老了，有一儿一女在跟前，倒是不错，街坊四邻也少结记你们，可是大贵也得干哪！”老驴头说：“跟老忠说说吧，咱乡亲当块儿，谁家人人口口、那厢屋子那厢炕都知道，也用不着隔村求人去打听。老忠和大贵同意了，我这几间房子几亩地，也就成了他们的事业。”说到这里，春兰娘掀开门帘走进来，说：“老明哥！老忠舍得吗？那么大小伙子了？”朱老明说：“反正是这么个两来理儿，大贵不上你家里来，春兰就上他家里去。”一边说着，几个人又哈哈大笑了半天，朱老明才走出来。春兰正在灶堂门口烧火做饭，她听到这刻上，就完全明白了。但当前占据她思想的不是大贵，是运涛。象有两只明亮亮的大眼睛，又在看着她。那个良善、淳厚的面容，很难使她一下子忘下。于是，思想就象静下来的春天的潮水，重又返卷上来，鼓荡着喧哗着，激动着她的心情，再也不能安静下去。她把饭做熟，也没吃，就走回屋里。灯也没点，一个人趴在炕席上，两只手抱起脑袋，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老驴头和春兰娘摸着黑影喝稀粥，老驴头看不见春兰端碗，问：“春兰又不吃饭了？”春兰娘说：“可不是，又哭哩！”自从运涛陷在监狱里，春兰不吃晚饭，半夜里一个人抽泣，已经不是一次了。可是，当娘的又有什么办法呢？老驴头吃完了饭，摸着黑影走到屋里，坐在小杌凳上，看着春兰呆了一会，说：“闺女！你也不小了，你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你本身的事儿不跟你商量，可跟谁去说呢？大贵，你们小里常在一块，再说当兵回来，长得越发的壮实了，你看怎么样？”老驴头一说，春兰哇地哭出来。老驴头又生起气来，拍打着大腿说：“你看，这是跟你商量哩！你这是为什么？”春兰一行哭着，说：“什么也不是，是嫌我吃你的饭，你多嫌我。早晚我拉着一枝枣树棘针，端着个破瓢，要着饭吃离开你这门……”春兰这么一说，老驴头也火了，说：“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谁又多嫌你来！”春兰见老驴头发了火，跺起脚跟说：“你，你，就是你！早先儿你就为冯家老头谋算我！”春兰娘赶上去插嘴说：“运涛要是十年不回来呢？”春兰说：“我等他十年！”春兰娘又问：“他要一辈子不回来呢？”春兰说：“我等他一辈子。”老驴头一听，可不干了，一下子闪开怀襟，脱了个光膀子，拍着胸膛说：“你瞎说白道，当爹的穷了一辈子倒是情真，可没有鬻过儿卖过女！”父女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春兰自从运涛坐了狱，哭哭啼啼，天天想念。可是她不能明哭，只是偷偷饮泣。多少屈情郁积在心里，今天象黄河决口一样，哇啦地哭起来。一边哭着，心上想念着运涛。一想起运涛，心上越发地难受。她猛地把脑袋一扎就往外跑，说：“今日格我活尽了命了！”一股劲出了大门，望着井台上跑。春兰娘看她要去跳井，抬起腿追出来。春兰一出门，碰上一个人从街上黑影里走过来，说：“谁？谁？是谁？跑什么？”春兰一听是忠大伯，停住脚楞住。春兰娘一五一十地对朱老忠说了，说到春兰要跳井，就象撮住朱老忠的心一样，跺着脚对春兰娘说：“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又折掇她？春兰！你给我回去！”春兰听得说，悄悄地走回来，也不哭了。朱老忠走到春兰家里，对老驴头说：“闺女是你的，可比我跟前的还疼。你们要是再折掇她，我就不干！”老驴头说：“我那天爷！谁折掇她来，谁家闺女不出阁呢！”朱老忠说：“俺春兰就是等着运涛，看你们怎么的？大贵要是成亲，去找别人。”老驴头说：“好，她不愿出聘，叫她在家里老一辈子，我再也不管了。”朱老忠说：“管，你也得管好。这么大的闺女了，比不得小孩子，不能叫她老是哭哭泣泣。”朱老忠看老驴头和春兰娘不再说什么，春兰也不哭了，就抬起腿走出来。他还有更紧要的事情，为了组织农民宣传队，还要去找严志和。婚姻事情，在春兰的一生中是件大事，可是在锁井镇上来讲，也实在算不了什么。目前家家户户，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是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锁井镇上，逢五排十加二七，五天两个集日。每逢集日，有成车的棉花，成车的粮食拉到集上。有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柴的、卖菜的。有木货铁货、农器家具、匹头苇席，要什么有什么。那天早晨，老驴头还没有起炕，就叫春兰：“春兰！春兰！今日格你跟我赶集去。”春兰从被窝里伸出头来，问：“干什么？爹！”老驴头说：“咱去赶个集，卖点菜什么的，换个钱好采办点年货，快该过年了。”说着，伸了伸胳膊，觉得很冷，重又缩回去，蜷伏着腰睡了一会。才说披上棉袄起炕，一阵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吹在他身上。他又把棉袄向上一耸，盖住头温了温。伸上袖子，拿起烟袋来抽烟。吧嗒吧嗒一袋，吧嗒吧嗒一袋，抽了两袋烟，棉袄还是暖不过来，又盘着脚合了一会眼。他上了年纪，火力不足了。一到冬天，老是觉得脊梁上发凉。春兰娘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忙起呀，不是去赶集吗？”老驴头问：“今日格是小集大集？”春兰娘说：“大集。”老驴头才穿上棉裤，他又想起来：这几天身上老是觉得痒，兴许是长了虱子。昨日晚上他就想叫春兰给他拿拿，可是又忘了。他又脱下棉裤来拿虱子，拿得不解气了，伸出牙齿，顺着衣裳缝咬，咬得咯嘣乱响。春兰娘又说：“饭熟了，还不起？”老驴头穿上裤子，再穿袜子，才穿上袜子，裤腰带又找不见了。翻着被窝找了半天，一欠身子，原来在屁股底下坐着。老驴头吃了饭，拿了两只筐，拾上几捆葱，几辫蒜，抱上两抱白菜。叫春兰挑上头里走，自己背了秤，在后头跟着。一过苇塘，就听得集上的喧闹声，早就人多了。春兰挑着担子在集上走，看见昨日晚上有人把农会的标语和告农民书，贴在聚源号的门外头。她楞了一下，把筐放在聚源号对过，挤了个空摆上摊。不一会工夫，聚源号门前挤了一堆人，都在那里看传单。朱全富老头，看了会子传单，从人群里挤出来，捋了捋胡子，摇着头说：“咳！又出了一宗税。”老驴头把秤递给春兰，赶过去问：“你说什么，出了什么税？”朱全富老头说：“割头税。”老驴头问：“什么叫割头税？”朱全富老头把割头税的事，告诉了老驴头。说一块七毛钱，老驴头还不惊，后头那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