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笑了，说：“你们这个官儿，谎啦！”严志和睁大了眼睛问：“什么？”李德才说：“这算什么官，连个官毛毛也没啦。我给你念念这两句儿吧！”“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男已于去年四月被捕，身陷囹圄一载有余。目前由南京解来济南，监押在济南模范监狱。大人见信，务与涛弟前来。早来数日，父子兄弟能见到面。晚来数日，父子兄弟今生难谋面矣……”李德才把这个“矣”字，拉得又尖又长，翘起一条长长的尾巴。又哈哈大笑了，说：“哈哈！完了，这信我看不是运涛的笔体。”严志和还没听完这封信，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再也听不清底下说的是什么。好象抛下怀里的热火罐，身上凉了半截，脸上渗出冷汗珠来。只觉得心里发烧，身上滚烫，浑身火辣辣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李德才，惚惚恍恍走到朱老忠家里。他也没有进屋，站在窗台根底下问了一声：“我哥哥在家吗？”贵他娘在屋里答应：“谁，志和吗？他下梨去了！”严志和转身走到梨园里，朱老忠正在树上下梨，离远望见严志和晃搭着身子走进梨园。沉着个头，摆动看两条胳膊望前赶，好象出了什么大事情。他扔蹦跳下梨树，紧走了几步，赶上去说：“志和！什么大事？走得这么急？”看严志和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只管向前走。心里慌了，说：“志和！志和！你怎么了？”严志和本来是条结实汉子，高个子，挺腰膀。多年的劳苦和辛酸，在他的长脑门上划下了几道竖纹，平时最硬气不过的。做了一辈子庄稼汉，成天价搬犁倒耙。当了多少年的泥瓦匠，老是登梯上高。一辈子灾病不着身，药物不进口。一听得亲生的儿子为“共案”砸进监狱里，就失去了定心骨儿。他迎着朱老忠紧走了几步，身不由主，头重脚轻，一个斤斗栽倒在梨树底下。眼里一阵昏黑，跳出火花来。朱老忠弯腰抱起严志和的脑袋，掐着他的鬓角，说：“兄弟，醒醒！”严志和在昏迷中，听得朱老忠的声音，眼里渗出泪珠来。牙齿打着得得说：“大……大哥！我有了困难了！”朱老忠一听，摇了摇头，把右手撑在腰里，说：“兄弟！说吧，有什么困难？这些个年来，穷弟兄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朱老忠不能躲到干树身上去。你门里的事，就是我门里的事，我朱老忠还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严志和听得说，张开两只手，打着颤说：“运涛那孩子，他被问成‘共案’了，陷在监狱里！”朱老忠把眼珠一吊，呆了老半天，缓缓地说：“卡监入狱了？”头上立时象打了个轰雷，随着眼前一道亮闪。转转眼珠，冷然地说：“我听得人家说，国民党大清党了。杀的共产党可多哪，咳！这个年月……凶多吉少啊！”说到这里，他又觉后悔，下意识的向回吞了一口，也没吞回一个字。严志和听说“凶多吉少”，身上颤栗起来。说：“大哥！你帮我这一步吧，跟我上趟济南，去看看这孩子！你走过京闯过卫，下过关东，我可没离开过这块土，出不去门呀……”说着，不住地摇着头。去年四月，国民党大清党，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了，入狱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杀死了。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一天夜晚，营长吹哨集合，点着名从队伍里把运涛和几个排长叫出来，过堂问供。军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严运涛！”他说。又问：“什么地方人？”他答：“河北省××县人。”军法官又问：“多大年岁？”他答：“二十六岁！”最后，军法官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不错，是共产党员！”供词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多说一个字，因为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谁也知道。运涛被扎上手铐脚镣，抛进阴暗的监狱里。到了今年夏天，北伐军到了济南。部队里又出了共案，牵连到他，才把他从南京解到济南。运涛立刻托人给父亲来了这封信，说他被捕了，叫严志和跟江涛去看看他。朱老忠立刻答应了老朋友的要求，耸了耸肩膀，响亮地说：“志和！这码事儿好说，天塌了有地接着，有哥哥我呢。说什么时候去，咱抬腿就走，这有什么作难的！”严志和听了这句话，心眼豁亮了。睁开眼来，挺了一下子腰，想扎挣着站住脚。一下子又闹了个侧巴楞，趔趄了一步，要倒下去。朱老忠赶上去，把他搂住，问：“你怎么了，志和？”严志和说：“头，晕眩得不行！”朱老忠背了他一只左手，严志和的右手扒住他的肩膀，两人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去。一进门，涛他娘见他搭拉着脑袋，满头是汗，眼睛也不睁一睁，一步一趔趄，骨架支不住身子。一下子慌了神，连忙走上去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朱老忠说：“莫喊叫，先安放下他再说。”两个人把严志和抬到炕上，把枕头垫高点，叫他还息着。朱老忠挤了一下眼，两人走到外头屋里。朱老忠坐在锅台上，温声细气儿说：“涛他娘！有个事儿，又想跟你说，又不想跟你说。不跟你说吧，你是一家主事的人儿。要是跟你说了，无论如何，你可得支持住身子骨儿。”涛他娘听朱老忠话口里有事，瞧见他手里攥着运涛那封信，心里有些嘀咕。她问：“是运涛的事儿？”朱老忠一句句把运涛的事情告诉她，涛他娘低着头，眼泪刷地流下来。当时，一个农家妇女还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在说书唱戏上，可知道监狱的黑暗无情，于是哭得更加痛切。当他们细声细气哭着的时候，老奶奶隔着灯龛看着，仄起耳朵听着，听得说“运涛入狱了”！她脸向下一沉，张开嘴惊诧地问：“什么，运涛入狱了？”涛他娘听声音不对头，慌忙走进去。老奶奶两腿一蹬，抽搐了几下，挺在炕上，难过得摇着头，合紧了眼睛。年老的脸上急骤的颤动，嘴里嘟嘟念念，好象在说什么。涛他娘一迭连声叫：“娘！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她慌里慌张，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头，说：“娘！你合上眼睛了？你合上眼睛了？”朱老忠走进来一看，把手掌放在老奶奶鼻子上，鼻孔里只有一丝丝凉气了。他说：“涛他娘别喊了，先给她穿衣裳吧！”一个年纪老了的人，生命就象风前的残烛，瓦上的霜雪，受不起风吹日晒，经不起意外的震撼了。运涛入狱的消息，象巨雷一样，震惊了她的神经中枢，截止了她生命的活动。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象在反复地说：“老头子还不回来……人活在世界上不容易着哪！”一会儿，眼窝渐渐塌下去了。涛他娘顾不得哭，赶快开箱倒柜找出装裹。贵他娘、顺儿他娘、朱老星家里的，都赶了来。给死去的人穿上新洗的褂儿，新拆洗的棉袄，箍上黑布头巾，头巾上缝上一块红色的假玉。朱老忠站在院里，手里拿着烟袋，指挥朱老星他们抬来一张小板床，放在堂屋。把老奶奶的尸首停在板床上，蒙上一块黑色的蒙头被，床前放上张饭桌。又打发贵他娘煮了倒头饭，做了四碟供献，摆在桌子上。打发伍顺找了一匹白布来，叫娘儿们给严志和和涛他娘缝好孝衣。严志和带着病从炕上爬下来，和涛他娘跪在干草上哭。贵他娘、顺他娘、朱老星家里的，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也在灵前弯下腰啼哭起来，涛他娘哭得尤其悲痛。黄昏时分，严志和家门楼上挂起了纸钱。一会儿，听得拐棍戳地的声音，朱老明拄着拐杖摸了来。进了门，哆哆嗦嗦站在灵前，弯下腰来哭着，泪水从眼洞里流出来。朱老忠也含着泪花说：“哥！人既咽气了，老哭也没用了！”朱老明说：“我觉得志和不是容易，为孩子们作难呀！”说着，又大哭起来。哭了一会，他用袖头子擦干了泪，问是什么病，什么时候断气的。朱老忠说：“光运涛的事，就够他们傤负的了，又添上办白事儿！”他把国民党大清党，运涛被关进监狱里的事情，对朱老明说了。朱老明抬起头来，喘了几口气，才说：“也该叫江涛回来，商量商量运涛的事情怎么办。革命军失败，运涛入了狱，对咱穷苦大众来说，是一场天大的事呀！”朱老忠自从老奶奶倒头，心上就架了火，时间不长，眼睛就红了，长出眵目糊来。他急得搓着手儿说：“谁承望的，咱一心一意等着革命军过来，把冯老兰打倒，给运涛和春兰成亲。咳！这一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朱老明说：“兄弟，要经心呀！说不清狗日的们要出什么坏招儿！”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刀子，用手一摸刀锋，噌楞楞响着。他说：“听得风声不好，我就磨了一件武器揣在怀里。碰上他们要害我，抽冷子抓住，先扎死他两个再说！”说着话，街坊四邻都来吊孝。晚上人们散了，严志和还在草上睡着。已经是秋天，晚风凉了，阶沿下有两只虫子唧唧叫着。小桌上放着一盏高脚油灯，冒着蓝色的焰苗，照得满屋子蓝蓝的。朱老忠把门关起，和朱老明坐在草上，三个人商量事情。严志和同意派人去叫江涛，他哑着嗓子说：“把运涛的信也送去，叫他请严家去写个信，托个人情，好到济南去打救运涛。他奶奶的事可不告诉他，那孩子自小儿跟着老人长大，跟他奶奶感情可热哩……”说着，又哭起来。朱老明眯瞪眯瞪眼睛，说：“兄弟！你甭哭了，身子骨儿又不好，万一哭得好儿歹的，可是怎么着？这会儿千斤的担子搁在你身上！”朱老忠也说：“老明哥说的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要好不了，一家子可是怎么办？”又对涛他娘说：“你去做点吃的吧，一家子哭了半天，还没吃饭呢！”那天傍晚，春兰娘听说老亲家去世了，也去吊孝，咳！闺女是娘身上的肉啊！听到运涛不幸的消息，慌慌忙忙走回家去，悄悄地告诉春兰：“闺女闺女不好了，运涛卡监入狱了！”自从那时，贵他娘把运涛的消息告诉了春兰，老驴头答应了这门亲事，革命军的光芒，和运涛的眼睛，就象两点萤明，在遥远的远方闪晃。隐隐显显，似有似无。就是这一丁点遥远的光亮，在她的心上就象太阳一样，照暖了她的全身。这时，她凭这股热力和光明来生活呀！当娘把这不幸的事情告诉她的时候，她心上一惊，又强笑着镇静下来。只是冷笑说：“呿！说他干吗？扔到脖子后头算了！”这句话还没说完，她的心上就激烈地跳动起来。真的，她倒一点也没有哭。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象干了底的深潭，就是投下一块石头，也难溅起点滴波涛。这咱她年岁大了，明白了一些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她明白，就是哭瞎了眼睛，对于革命，对于运涛，也无济于事。黄昏来了，暮霭象一块灰色的布，盖在她的身上。她觉得在这块布下生活，更心安一些。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就想躲进黑暗的角落里，让黑暗把她吞没。晚饭以后，天上落着一阵雨，象滴不完的愁苦的眼泪。树上风声起了，树叶子索索响着。突然间一丝意念涌上了她的心头：人活着，是为了愁苦，还是为着幸福呢？可是，她是没有幸福的。眼看一丁点革命的光芒，就要被黑暗吞没。她的心情，象从千丈高崖跌下深渊，焦虑得难耐。她想，活在世界上，也是个多余的人，死了倒也落得干净！她想到这里，象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搅动。犹疑着呆了一会，她又登上板凳，从柜橱上搬下箱子，把一身鲜艳的、过年时穿的新衣裳穿在身上。拢了一下子头发，点上灯，拿镜子照了照脸上。当她看到自己美丽的脸型，又摇摇头，心里想：我还这么年轻！想着，把镜子一扔，吹灭了灯，趴在炕上抽泣起来，她实在舍不得运涛。她哭了一会，抬起泪眼，在黑暗里蹑手蹑脚走到堂屋里案板旁，伸手扯起切菜的刀。在夜暗里，她看得见刀锋在闪亮。不提防一点响动惊动了母亲，她从枕上抬起头来问：“春兰！案板上什么东西响哩！”这时，她镇静了一下心情，装出远远的语音，说：“嗯，娘！你还没有睡着？是一只老鼠碰的吧。”娘翻了个身，自言自语：“你还没有睡？咳！闺女！你的事儿在我心里盛着哩！我能叫你老在家里一辈子吗！咳！天哪！运涛忙回来救救我闺女吧！”一句话打动春兰的心，她想：“他还会回来的！我不能带着不明不白的伤痕死去。这样，将永远无法洗净身上的脏污。”她想到这里，又放下刀走回来，坐在炕上。隔着窗棂，看得见天上的云彩散去，月亮出来了，天色蓝蓝的。她重又躺在炕上，盖上夹被，泪眼对着窗外的天空。月光透过窗格子，照在她的身上，照看她惨白的脸庞。２２江涛接到这封信，合紧嘴不说什么。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忽闪着长长的睫毛，捉摸着事情的根源和发展：１９２７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保属特委的负责同志，到第二师范来，在党、团组织中正式宣布：“北伐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反革命为了独吞胜利果实，暴露了本来面目，叛变了革命，反回头来屠杀共产党，镇压了工农大众。从今以后，国共合作不能继续了……但是，我们并不悲观，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广阔的，是远大的。同志们！我们要擦干了眼泪，拿起刺刀，开始战斗了……”从此以后，革命的高潮低落下来，北方沉入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里。江涛到教务处请了假，走到严知孝家去，请他写封信托个门子，好上济南去营救运涛。严知孝住在槐茂胡同，路东一个瓦楼大门里。江涛走上高台阶，拉了一下门铃。随着叮叮的铃声，有人踏着轻巧的皮鞋声走出来。问：“是谁？”江涛说：“我，江涛。”听得说，门吱地一声开了。严萍立在门口。她说：“噢，稀客，请进来！”说着，看着江涛，不经意地笑了。江涛问：“严先生在家吗？”严萍见他神情急迫，睁起大眼睛瞅着他，说：“星期嘛，不在家？”这是一座小巧的院落三合子青砖小房当院摆着两盆夹竹桃，正开着花。红的，粉红。白的，雪白。一畦十样锦，畦畔围着芦苇扎成的小篱笆。茑萝爬到篱笆上，开着杂色的小花。葫芦蔓爬到花架上，爬上墙头。严萍登着门板爬到墙上，把麻绳钉在屋檐上。江涛说：“留心，掉下来！你想干什么？”严萍说：“我吗？请你看看我的小花园吧。你没看见这房顶上，每年有一蓬蓬的瓜秧，结着红红的香炉瓜吗？我要叫香炉瓜爬着绳儿登上屋檐。”江涛说：“我看出你在园艺上的才能，你为什么要学师范呢？”严萍说：“我学师范，不象你学师范一样？”当时，她是女子第二师范的一年级学生。北房三间小屋，挺干净。里屋是严知孝的卧室，外屋是他的书房。有几架书，几件木器家具。桌上有一小碟黄瓜菜，严知孝手里端着碗芝麻酱拌面，在吃着。见江涛走进来，他问：“才说叫萍儿去叫你和登龙来吃螃蟹，你来了正好。”严萍在屋顶上说了话：“白洋淀的朋友送了螃蟹来，在水瓮根底下蒲包里养着。单等他这好学生们来了才吃哪！”说着，嗤嗤地笑起来。他们说的登龙，就是锁井镇上大槐树冯老锡的第二个儿子。现在育德中学读书，是严知孝他母亲的侄子。自从来到保定，常和江涛、严萍在一决玩。日子长了，就成了青年朋友。江涛走出来，对着严萍说：“可惜，吃不上了，我要回家。”严知孝从窗口里探出身子，他吃完了饭，把漱口水吐在花畦上，说：“怎么，要回家？”江涛说：“我父亲求人送了信来，运涛在济南，被押进监狱里。”严知孝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问：“为什么事？”江涛说：“他说，早去几天，可以见到面。晚去，就见不到面了！”严知孝沉思了一会，才说：“这样厉害的事情？”说着，把两只手扣在胸前，鼓起嘴唇，撅起黑黑的短胡髭。脚尖磕着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老长时间不说什么。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高身材，长四方脸，挺恬静。严萍从墙头上跳下来。说：“什么塌天大事？”说着走进屋里。江涛并没注意到她，只是对严知孝说：“我父亲还说，无论如何请你给济南的朋友写个信。知道你朋友多，请你设法求点情……”“求点情吗？”严知孝吧咂着嘴唇，象在深远的回忆：“咱不在政治舞台上，是朋友的，也该疏隔了……济南吗？倒是有个人。”他沉默了老半天，摊开纸，拿笔蘸墨，但不就写，眼睛看着窗外，象有很多考虑。嘴里缓缓地说着：“动乱的时代呀！运涛是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嘛，怀有伟大理想的人，才会为政治牺牲哪！我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说到为了民众，为了国家，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身上热烘起来。五四运动，我也参加过，亲眼看见过打章宗祥，烧赵家楼。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可是潮流一过去，人们就都坐了官了。我呢，找不到别的职业，才当起国文教员。象我那位老朋友，他在山东省政府，当起秘书长来。当然哪，他是学政治的，我学国文嘛。我教起书来，讲啊……讲啊……成天价讲！”他说着话，铺好了纸，写起信来。严知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国文系毕了业，一直在保定教书。除了在第二师范教国文，还在育德中学讲国故。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他从家里拿些钱来，买下这座小房，打算在这里守着他的独生女儿养老。他好清静，不喜欢象父亲一样，忙于应酬，奔波乡里之间的俗事。当然这些事情也短不了找到他头上，能推出去的，就尽量推出去。他经过中国近百年史上战乱最多的年代，亲眼看到战争给与民众的疾苦。他对军阀政客嫉恶如仇。每当给一个新的班次讲课，总是先讲《兵车行》，讲《吊古战场文》。每当一班学生毕业，都要讲墨子的哲学思想。他写好信，仔细粘好信口，用大拇指甲把浆糊光了一光。用两个指头捏起信角，放在桌面上。说：“去吧！到了济南，你就去拜见他。这人和我是金兰之交，能维持的，一定维持。不能维持的，也可以求他给个方便之处。……”他说完这句话，又沉思着。用手掌把信摁在桌面上，说：“可是现在换了当权，他们比封建官僚严格些，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就越发的利己主义了！”江涛立在严知孝面前，眨巴着长眼睫毛听着。严知孝又说：“自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安起国民党部来，门上画了青天白日的党徽，墙上写了蓝色的标语，还是一本正经的喊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可是不久，阎锡山和张作霖也挂起青天白日旗，贪官污吏和党国要人们书信往来，互相都称同志。人们今天盼北伐军，明天盼北伐军。北伐军来了，只是多添了些新军阀和新政客。对于平均地权啦，节制资本啦，反倒连点消息都听不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连提也不敢提。咳！既不是那样的颜色，也不是那样的货物了！于是，在广大民众里，流露的一些革命热情，也就冷淡下来。人们都说，这是换汤不换药，也不过如此而已！”江涛拿了信走出来，出门走不多远，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他：“江涛，你早点回来！给我从济南带点儿什么希罕东西来，嗯！”江涛回头一看，有两只俏丽的眼睛，从墙角上露出来。江涛又立住，停了一刻。说：“嗯……好！”他点着头说：“我给你的书，你可要看完，吭！”“唔！你就去吧！”那两颗黑亮的眼睛，又从墙角上缩回去。于是严萍，一个穿着瘦瘦的黑纱旗袍的细高身影，又映在他的眼前。她直爽、活泼，热情，爱把头发剪得短短，蓬松着，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方口平底皮鞋。细看起来，好象眼瞳有点儿斜，爱把两颗黑眼瞳偷偷地靠在鼻梁上看人，靠得越紧，越显得妩媚。不注意的人，看不出来。注意的人，并不认为是什么缺陷，反觉得她更加美丽。江涛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书籍给她读，她也偷偷地对江涛说过：“我向你学习！”２３江涛离开槐茂胡同，刮阵风似地往回跑，第二天黄昏时分，跑回家乡。离门口不远，看见门上挂着纸钱，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说：“奶奶！她为运涛的事情合上眼了！”他一进屋，娘和爹在草上坐着，见他进来，睁开大眼睛看着。他也不哭一声，向奶奶身上一扑，搂住奶奶摇晃摇晃，又握住奶奶的手，把脸挨在奶奶的脸上，头发索索地抖着。不一会工夫，全身抖颤起来，用哆嗦的手指摸着老人的眼睛说：“奶奶！奶奶！你再睁开眼睛看看我！再睁开眼睛看看我！”涛他娘见江涛难过的样子，一时心酸，拉开长声哭起来。贵他娘、顺儿他娘，也哭起来。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也掉了几滴眼泪，大家又哭一场。朱老忠把江涛抱起来，说：“人断了气，身上不干净，小心别弄病了。”江涛说：“我想我奶奶，她老人家一辈子不是容易！”朱老忠说：“你爹病了，单等你顶门立户呢，你要是再病了，可是怎么着？”江涛擦干了眼泪说：“不要紧！”那天晚上，等人们散完了，严志和说：“江涛！你哥哥的事情，可是怎么着？”江涛说：“这事，说去就去，赶早不赶迟哩！”涛他娘哑叭着嗓子说：“快去吧！不为死的为活的，孩子在监狱里……”严志和说：“咳！去好去呀，我早想了，路费盘缠可是怎么弄法？”说到路费盘缠，一家人直着脖颈不做声。严志和说：“使帐吧，又有什么办法？要用多少钱？”江涛说：“要是坐火车，光路费就得三四十块钱。再加上买礼求人，少不了得一百块钱。”严志和说：“你奶奶一倒头也得花钱。”说到这里，他咂着嘴唇作起难来。涛他娘说：“一使帐就苦了！”自此，一家人沉默起来，半天无人说话。江涛想：“上济南，自己一个人去，觉得年轻，没出过远门，没有经验。要是两个人去，到济南的路费，再加上托人的礼情，再加上运涛在狱里的花销，怎么也掉不下一百块钱来。家里封灵、破孝、埋殡，也掉不下五十块钱……”严志和想：“一百五十块钱，按三分利算，一年光利钱就得拿出四五十块。这四五十块钱，就得去一亩地。三年里不遇上艰年还好说，一遇上年景不好，房屋地土也就完了。要卖地吧，得去三亩。”涛他娘想：“使帐！又是使帐！伍老找就是使帐使苦了。他在老年间，年头不好，使下了帐。多少年来，利滚利，越滚越多，再也还不清了，如今还驮在身上，一家人翻不过身来。”当天晚上，一家人为了筹措路费的问题，没有好好睡觉，只是唉声叹气。严志和一想到这件事，心上就寒颤。他想到有老爹的时候，成家立业不是容易，如今要把家败在他这一代……左思右想，好不难受！第二天，开灵送殡，三天里埋人。依严志和的意见，说什么也得放到七天。朱老忠说：“咱穷人家，多放一天多一天糟销，抬出去吧！”朱老忠主持着：不要棺罩，不要戏子喇叭，只要一副灵杠，把人抬出去就算了。严志和说什么也不干，说：“老人家受苦一辈子，能那么着出去？”朱老忠说：“不为死的为活的，一家子还要吃穿，江涛还得上学，济南还有一个住监狱的！如今我们到了什么地步，还遵守他们那个老礼法？”说到这里，一家子人又哭起来，朱老忠和贵他娘也跟着掉泪。出殡的时候，严志和跟涛他娘穿着大孝，执幡摔瓦，江涛在后头跟着。朱老忠和朱老星亲自抬灵，哭哭泣泣地把人埋了。从坟上回来，朱老忠说，“志和，你筹办筹办吧！也该上济南去了，这事不能老是耽误着。万一赶不上，一辈子多咱想起来也是个缺欠。我看咱明天就走吧！”说完了，就一个人低着头踽踽地走回去。当天下午，严志和想来想去，无处借取，只好找到李德才，说：“德才哥，我磨扇压住手了！”李德才看严志和走到他眼前，哭得两只眼睛象桃儿。冷笑了一声：说：“哈哈！你也有今天了？‘革命军快到咱这块地方了’，‘土豪劣绅都打倒’，‘黑暗变成光明’，你的手就压不住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命军到不了，看你们捣蛋！”说完了，眯着眼睛，只管抽烟，眼皮抬也不抬。他看严志和低着头不爱听，又狠狠地追问了一句：“这不都是你们说的？”严志和不理他，只说：“家里倒了人，运涛在济南……”李德才不等他说完，就说：“运涛是共产党，如今国共分家，不要他们了，把他下监入狱了，是呗？你们革命？满脑袋高粱花子也革命？看冯家大少，那才是真革命哩，拆了大庙盖学堂，你们干得了？没点势派儿，干得了这个，老百姓不吃了你？你要使帐上济南去打救运涛？”严志和说：“唔！”待了抽半袋烟的工夫，李德才说：“小家小主儿，我不跟你们一样，去给你问问。”李德才过了苇塘，上了西锁井，一进冯家大院，门上拴着两只大黄狗，他猫下腰溜湫着脚步走进去。一直走过外院，到了内宅。正是秋天，老藤萝把院子遮得荫荫的。冯老兰正在屋子里抽烟，李德才把严志和要使帐的话说了。冯老兰听完了李德才的话，拉开嗓子笑了。说：“穷棍子们，也有今天了！那咱，他整天价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家帝国主义怎么他们了？日本军远在关东，也打倒人家？嫌人家来做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打倒人家干吗？真是！扭着鼻子不说理！”李德才说：“穷人们，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有什么正行。”冯老兰说：“他们大嚷着，革命军过来了就要打倒我冯老兰。革命军已经到了北京、天津，对于有财有势的人们更好了。显出什么了？没见他们动我一根汗毛！”正说着，冯贵堂走进来，见冯老兰和李德才在一块坐着，他也站在一边。听念叨起革命军的事，也说：“幸亏蒋先生明白过来得早，闹了个‘四·一二’政变，大清党把他们给拾掇了。要不然，到了咱的脚下，可是受不了！”冯老兰瞪起眼睛说：“你还说哩，要是那样，还不闹得咱家破人亡！”父子两个一答一理儿说着，不知怎么，今天冯贵堂和老爹谈得顺情合理起来。冯老兰一时高兴，说：“革命这股风儿过去了，这么着吧，我听了你的话，咱在大集上开花庄，开洋货铺子。什么这个那个的，赚了钱才是正理。”冯贵堂一听，瞪出黑眼珠，笑眯眯地说：“哈！咱也开轧花房，轧了棉花穰子走天津，直接和外国洋商打交道，格外多赚钱！”李德才坐在这里，听他父子们念叨了会子生意经，也坐麻烦了，严志和还在等着他。他问：“严志和想使你点帐，你看！周济他一下吧，他儿子运涛在济南押着。”冯老兰把眼睛一瞪，说：“他干别的行，干这个我不借给他。严运涛就是个匪类，如今陷在济南。我要把钱放给他，不等于放虎归山？还不如扔到大河里溅了乒乓儿！”李德才说：“不要紧，利钱大点。严运涛不过是个土孩子，能干得了什么？”冯老兰说：“一天大，一天折八个斤斗儿，钱在家里堆着，我也不放给他。那小子！别看他人不起眼儿，他是肉里的刺，酱里的蛆，好不仁义哩，要他个鸟儿就不给我。严志和卖地我要。”冯贵堂说：“东锁井那个地，不是坐硷就是沙洼，要那个干吗？”他对这一行没有什么兴趣，说完就走出去了。李德才说：“还是放帐吧，得点利钱多好。”冯老兰把脖子一缩，说：“嘿，‘宝地’！”说着，满嘴上的胡髭都翘起来。李德才笑了说：“你倒是记在心上了！”冯老兰说：“人家说，中国是农业国，土地就是根本，有了土地，子子孙孙受用无穷呀！全村有数的东西，我能忘得了？”李德才顺着原路走回来，严志和还在那里蔫头搭脑地等着他。李德才说：“钱有，人家不放。”严志和一听，碰了硬钉子，合上眼睛，头上忽忽悠悠地晕眩起来。使不到钱，去不了济南，营救不了运涛，运涛那孩子在监狱里受罪哩！他闭上眼睛呆了一会才睁开。说：“你给说说，帮补俺这一步儿吧。”李德才说：“你这人真不看势头！你就不想想，你是欢迎革命军的，他是反对革命军的。那早晚你与他对敌，打过三年官司。”严志和听得说，瞪起眼睛，张起嘴不说什么。他想到冯老锡家去，冯老锡才和冯老兰打完官司，输得家败人亡了，冯老洪家门坎更高。想来想去，只有一条道儿——卖“宝地”。他说：“他的新房都是我垒的。”李德才不等说完，插了一句说：“你图了工钱。”严志和说了半天好话，李德才又哈哈笑了，说：“你去地不行？”严志和说：“哪！把我那梨树行子卖给他吧！”李德才咧起嘴角说：“我那天爷！那个老沙沱岗子，人家冯家大院里，荒着的地也比你那个梨树行子强。”严志和说：“那可怎么办？”李德才说：“我知道？你到别人家去看看。”严志和低下头想了老半天：这是个死年头，谁家手里不紧？他弯着腰立起来，才说望外走又站住。当他一想起运涛在济南监狱里受罪，“早去几天，父子兄弟有见面的机会。晚去几天，就见不到面了！”说着，眼泪又流下来。李德才用手向外摆他说：“算了！算了！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家去想想吧，别叫旁人替你难受了。”一句话刺着严志和的心，呆住了一下，才伸起两条胳膊，看了看天上，说：“天呀……把我那‘宝地’卖给他吧！”李德才问：“你肯吗？”严志和瞪直眼睛，抡起右手说：“卖，我不过了！”说着，他咬紧牙关，攥起拳头，象要打人。李德才说：“你这是干什么？发什么狠？”严志和低沉地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心里难受，象有老鼠咬着！”他瞪出眼珠子，牙齿锉得咯嘣嘣地响。严志和决心出卖“宝地”，写下文书，拿回八十块钱来。进门把钱放在炕上，随势趴在炕沿上瘫软了，再也起不来。涛他娘问：“这是使来的钱？几分利钱？”严志和头也不抬一抬，说：“不，卖了宝地！”一说类了“宝地”，涛他娘放声大哭起来，说：“不能去‘宝地’！他爷爷要不依！”严志和几天没睡好觉，也不知道涛他娘哭得死去活来，哭到什么时分，就呼呼地睡着了。梦见运涛在铁笼里受罪，苍白的脸，睁着两只大眼睛向他望着……朱老忠送完了殡，一个人走回家去，坐在捶布石上抽了一袋烟。也不知怎么的，自从听到运涛入狱的消息，不几天脸上就瘦下来，眼窝也塌下去。连日连夜地给严志和主持丧事，心上象架着一团火，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等把白事办完了，身上又觉得酸软起来，浑身软洋洋的。可是事情摆着，他还不能歇下来，运涛在狱里，等他们去营救……朱老忠正仰头看着天上，盘算这些事情怎么办，江涛走进来。到了他面前，也不说什么，只是眨着两只黑眼睛呆着。朱老忠抽完了一袋烟，才问：“上济南，你去还是你爹去？”江涛说：“我爹身子骨儿不好，有八成是我去。”朱老忠又低下头，沉思默想了半天，才说：“你也想一想，你哥打的是共案，我可不知道你与他有什么关系不？”说完了，抬起眼睛看着江涛。江涛还是低着头，咕咕哝哝在想说什么。朱老忠不等他说话，又说：“我听人家说过，北伐军到了北京，逮捕了不少共产党员。那里出过这么一会子事，先逮住了哥哥，押在监狱里，兄弟去探狱，也被逮住了，兄弟也是共产党员……”朱老忠说到这里，不再往下说。江涛想：从这里走到山东地面，也不至于怎么样吧！而且年轻，还未出过什么风头……他倔强地说：“他们逮捕我，我也得去看看我哥哥！”朱老忠说：“那可不行，这不是赌气的事，不能感情用事。”江涛把自己不至于被捕的道理讲出来，朱老忠才答应他一同去济南探监。还说：“虽然这样，我们也得经心，道上咱再仔细说。”贵他娘听得说两个人要上济南去，走出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也要带些鞋鞋脚脚，穿的戴的。”朱老忠说：“我想明天就起程……”贵他娘不等朱老忠说下去，就说：“忙活一年不是容易，大秋来了，家里……”朱老忠说：“先甭说大秋，按庄稼人说，大秋固然要紧，可是打救在狱里的人，比大秋更加重要。我主意一定，不用多说，你给我包上两身浆洗过的衣裳，两双鞋，还有大夹袄……咳！比不得咱进城打官司，这一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碰上什么意外的事由，也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贵他娘问：“你还要替他打人命官司？”朱老忠听到这里，有些不耐烦，猛一抬头说：“嗯？他是我侄子，他是我们穷人群里的凤凰，如今陷住了，我不替他打人命官司谁去替他打人命官司？”说到这里，他又想起古书上说的：梁山泊的人马，还劫过法场……他想着站起身来，在院里蹓了两趟腿，运了一口气说：“俺哥们还不老……”江涛在一边看着这位老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问：“要带多少钱？”朱老忠说：“估计你们也没有多少钱。有多就多带，有少就少带，没有就不带。拿起脚就走，困了就找个庙儿就睡，饿了就沿村要口儿吃的。”朱老忠一说，江涛流下泪来，说：“忠大伯！你上了年岁，还能那样？咱还是坐火车去吧！”朱老忠说：“咱那里有钱坐火车！我十五岁上，一个人下关东，一个钱儿没带，尽是步下走着。”说完了，又吩咐贵他娘：“就是这么办，我走了以后，你和二贵把梨下了，收拾了庄稼，在家里等着我。还要告诉你们，在这个年月里，不要招人惹事，也不要起早挂晚的。”又叫贵他娘做两锅干粮带着，二贵不在家，叫江涛帮着烧火。朱老忠拿起腿走出来，明天要走了，他要上小严村去，看看严志和好了没有。一出村刚走上那条小路，看见春兰在园子里割菜，他又走回去，问春兰：“明天，我要上济南去看运涛，你有什么话要捎去？”春兰正弯着腰割菜，一听就红了脸，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眼里的泪，象一条线儿流在地上，说：“叔！要去吗？”朱老忠说：“明天就走。”春兰低着头，嗫嚅说：“我也想去。”朱老忠听了，看着春兰难过的样子，怔了半天，才说，“你不能去，咱乡村里还没这么开通，你们还没过门成亲，不要太招摇了。”春兰红着脸立起来，也不看一看朱老忠，只是斜着脸看着千里堤上。这时想起那天晚上，运涛临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谈过话，就顺着那条小道走了……她说：“你告诉他，沉下心去住满了狱回来，我还在家里等着他……”说到这里，鼻子酸的再也说不下去，把两手捂着脸大哭起来，眼泪从手指缝里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