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涛一边写着，就觉得奇怪，怎么都带着个“八”字？冯大狗吃着饭，看见江涛睁着两只明亮亮的眼睛看着他，就问：“这个兄弟好精神……”运涛说：“是俺兄弟……”又说：“还得请你劳驾走一趟。”冯大狗把手掌向上一伸，说：“用不着！”运涛只好拿上“冯富贵”的名片，走到学堂里。招兵的一听，是一位连长来说情，立刻去找冯老兰，运涛跟在后头听着。冯老兰拿起名片一看，睁开大眼睛瞪了运涛一眼，说：“什么冯富贵？是冯大狗，包上皮儿养不活的家伙！”啪地一下子，把片子抛在地上，用脚踩住。运涛看架势不好，慌慌急急走回来，把冯老兰的话跟冯大狗一说。冯大狗把筷子在桌上一放，说：“俺家族长的事，老天爷也管不了。”说着，端起屁股往外走。一家子人眼看着他走出去，江涛跟到门外看了看，见他蹒蹒跚跚走过苇塘，慑悄悄地走回来说：“欠把他拉回来，摁着他脖子吐出咱的酒饭！”一屋子人大眼睛瞪着小眼睛，谁也想不出办法来。朱老忠觉得这些人未免欺人太甚，一时气愤，心上急痒难耐，仇恨敲击着他的胸膛，走出走进，说什么也站不住脚了。耳朵里象有老爹朱老巩的声音在叫唤，他走到门道口，把手放在铡刀柄上，才说扯起来往外跑，又犯了思量：“还是从长里着想的好！”又走进屋里，坐在炕沿上抽起烟来。抽了一袋又一袋，沉思默想了老半天，猛地把拳头一伸，说：“好！目前事情既然落在咱的头上，也无别的办法了。也许坏事成了好事，去吧，去当几年兵吧，在他们认为是‘祸’的，在咱也许认为是‘福’。我早就想叫大贵去捋枪杆子，这正对付我心里的事！”他这么一说，朱老明、严志和，一屋子人都松了一口气。忠大娘拍着两个巴掌，负气说：“着啊！去吧，有什么愁的？”忠大伯和忠大娘一席话，倒把人们说乐了。运涛走到招兵的那里，要求放大贵回家睡一晚上觉，第二天跟他们一块走。招兵的说什么也不干。运涛说，“你们不要担心，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寺，跑了他有我顶着！”招兵的看运涛好身条，更聪明，才答应他打个手印，把大贵保回来。忠大娘见大贵回来了，心里也高兴，到朱老星家去找了俩鸡蛋来，动手给大贵包饺子。吃着饭忠大伯说：“大贵！谁叫你上西锁井去来？你不知道西锁井土豪霸道们厉害？就不经这个心！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还有什么办法？我孩子不多，也不是多嫌你，是为了咱有个捋枪杆的，将来为咱受苦人出力，你就安心服业地干去吧！干好了再回来见我。”大贵一听就哭了，说：“谁承望的？从关东回到家来，受人欺生，谁叫你想回老家！”忠大伯又说：“常说，艺不压身。比方你志和叔吧，本来是个庄稼人，他经心用意学会了垒房，就成泥瓦匠了。你要是学会了捋枪杆，说不定将来就有多大的升发哩！”忠大伯说了这句话，再不说什么，只是闷着头楞着。大贵剩下一碗饺子，忠大娘端在他跟前，他呆了半天也不吃。忠大娘撅起嘴，斜起黑眼仁盯着，把碗向忠大伯跟前挪挪，说：“快吃饭吧，饺子凉了！”忠大伯说：“你们吃吧，我不想吃。”忠大娘听得说，瞟了他一眼说：“什么，又不吃了？”忠大伯说：“我心里闷得慌。”忠大娘说：“就是那么爱忧愁，象个孩子，芥子大的事儿也忧愁。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穿，年幼的人们到外头去闯荡闯荡，经经困难也好。”说着，她把碗在忠大伯跟前一顿，说：“给我吃了！看看你，遇上一点小事就不好好吃饭，吃了！”忠大伯慑着眼睛看了看她，不言声儿端起碗来。忠大娘见人们都看着她，脸上一红，说：“你不知道他这个性道，就是得管着点儿，不能光由着他。”忠大伯吃完饭，天黑下来，说了会子话，人们才散了。一家人吹灯睡觉，明天大贵还要上路呢。大贵心眼悍实，在那个社会里，虽然出了这么大事情，他要离开家乡去给军阀们当兵了，还象没事人儿，把脑袋在枕上一搁，就呼呀呼地睡着了。朱老忠翻过来掉过去地睡不着觉，他自小里就是这个脾气，想干的事情一定要干成；想下关东，抬起腿来就闯了关东。好不容易到了关东，受了千辛万苦，才安下家立下业来，又想起家乡。本来贵他娘嫁他的时候，早就说好，不能离开她的家乡。他又舍不得她，死乞白赖，苦苦央求。贵他娘一时心思绵软，才折变了家产，跟他回老家。不管千难万难吧，总算回到家乡了。家乡无房也无地，他们又亲自下手盖房。好不容易把房盖上，有了家窝住处，大贵又被冯老兰抓了兵。一大溜子作难的事情集在他们身上，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满屋子黑暗，说：“天呀！天呀！”这时他的心肝就象要呲裂了，好不难受！心里又嘀咕起来：“他好霸道！要压得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一个人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说什么也睡不着觉。只觉得心里焦渴，身上发烧。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黑黑的，街上有敲木梆儿的声音，起了更了。他又把头放在枕头上，想到他再没有别的亲人，就只有贵他娘和两个孩子。一时觉得贵他娘对他的恩情比海还深，比山还重。这话一点不假，朱老忠年幼的时候，光棍汉儿一条。今天走到南，明天又闯到北，象棵没根儿的蓬蒿，心上拴不住笼头。鞋鞋袜袜没人做，睡起觉来缺半边人儿。自从贵他娘坐在他的炕头上，冬穿棉夏穿单，不管破的烂的，缝洗得干净利落，到什么季节，不用说话，衣裳就穿在身上。下地做活，黑灯瞎火地走回来，一进门有饭吃，一拎壶有水喝。不管走了多么远的路程，一进门炕上有个舒心的人儿，就象减轻了身上的疲劳。两个人搭了十几二十年的伙计，没拌过嘴，没吵过架，老夫妻总是睡在一条炕上。朱老忠常想：睡在她的身边呀，不穿棉袄过得了冬，不扇蒲扇过得了夏，忘了饥忘了渴。夜深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两口子常说闲话儿，朱老忠要说：“贵他娘！贵他娘！你就是咱的活神仙！有了你，我也扒住碗沿子了。”贵他娘就说：“俺不是什么活神仙，就是会做两手苦活呀！”朱老忠睡不着觉，贵他娘也失了困。孩子被抓了兵，明天就要离开家。娘呀，她的心象在滚油里煎着。军阀混战的年头去当兵，死着回来，还是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她的心，闪闪飘飘，跳个不停。由不得又想起死去的父亲和母亲，想起她的一生：贵他娘一生下来，娘就死了。爹穷得不行，养不起她，为了得到一点钱和一点粮食，养家糊口。她十七岁上那年就出了嫁。不承望生下一个孩子，那人儿又病死了。年轻的寡妇，孤零一人，在关东那个人烟稀落的荒村野屯上，有的是吃人的狼。她一个人忍气吞声过日子，晴天白日插着门，夜晚把门闩结实才敢睡觉。可是，瓮里没有水，坛里没有面，小孩子没有奶吃，饿得黑间白日咕哇咕哇地叫，实在使她心焦。孩子瘦得象皮包骨头，不久就饿死了。在一天夜里，她把孩尸用席头裹起，一个人抱起来跑到野地里，用手刨了个坑埋上。哭了两声，说：“短命的孩子，你生得不遇时了，爹死了娘还年轻，没法子把你拉扯大！”孩子死后，又过了一年苦日子，她觉得实在守不住。越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越想亲人。她倒不象别人一样，要守寡一辈子，满心眼里愿意找个靠身子的人儿。家族长是个白了尾巴梢的老狼，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她身子骨结实又漂亮，黑夜里跳过墙来，要和她做伴，她死也不开门。那家伙老羞成怒，逼着她往前走。使了她二百块钱的彩礼，才答应她抱起被子，走到朱老忠家里。自此以后，碾有人推，水有人挑，头痛脑热有人看孩子，刮风下雨有人给她拾掇院子。两口子操持了多少年，才象家子人家了，朱老忠又要回老家。她想：也好，离开老狼们远点儿，心里也好安静。今天她才知道：天下老鸹一般黑，老狼都是吃肉的，冯老兰早就白了尾巴梢儿！反来复去想着，难过得不行。朱老忠见贵他娘睡不着觉，划个火柴，抬起半截身子，点着墙上那盏小油灯。灯上冒起浑红的焰苗，在风前颤抖。看了看窗户还不亮，听不见鸡叫，他又翻了个身，问：“贵他娘！贵他娘！你身上不好？”贵他娘说：“不，不不好。孩子要走了，我心里难受。”朱老忠说：“谁不难受哩，又有什么办法？”贵他娘说：“孩子离开娘，瓜儿离了秧，这样的年头去当兵……”朱老忠听着，象枣棘刺着他的心，半天不说话。贵他娘说：“你想回乡，我就跟你回来。自从回到家乡，你看，这怎么能过得了日子？冯老兰比俺家族长还厉害！”朱老忠猛地说：“我不服他这个，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他说了这句话，再也听不见贵他娘说什么，抬起头来看了看，她已睡着，他就近给她盖好被子。看看贵他娘善良的面容，他的心上说不出地感激；有了她，才有了孩子们。有了她，才象一家子人家。有了她，他才不孤单。她分担了生活的担子，她帮助他在穷困的生活中挣扎。要是没有她，甭说成不了一家子人家，生活还很难过下去呢！他又看了看大贵，那孩子抱着脑袋睡得欢着哩。就在这天晚上，运涛从大贵家里走回来，心里想：“要是不叫大贵去看戏，也抓不了兵。”他一想到这里，心上就冷冷漠漠的，一个人走到春兰家门口，一敲门，春兰走出来开门。运涛走到机房里点着灯，想看一会书。春兰立在炕边不走，她问：“大贵被抓兵了？”运涛说：“唔！”春兰又问：“你叫他去看戏来？”运涛说：“唔！”春兰撅起嘴唇说：“上西锁井去，也不经点心，那人们净会放火打黑枪。去了也罢，也不看着点儿，活活叫人抓住。”运涛说：“他生心要抓你，找你的岔子，说什么也不行。谁又长着前后眼？”两人楞在那里，为大贵的命运担心，两颗心同时突突地跳动。第二天早晨，运涛一起身就去看大贵。忠大娘又给大贵做了顿好吃的，朱大贵吃完了饭，忠大娘给他穿上一身新衣裳，把常穿的衣裳包了个小包袱，叫他拿着。大贵又挑了几件扔下，说：“当上兵，什么都有了。”忠大伯在一边看着，呆了半天才说：“我先说给你，大贵！咱当兵不象别人家，不能抢抢夺夺，不能伤害人家性命，你打枪的时候净朝着天上。”严运涛、忠大伯、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还有江涛和二贵，送大贵到招兵处去。边走着，运涛就着大贵的耳朵说：“兄弟！哥哥对不起你，你去吧，干好了也给我来个信，我也去找你。”大贵说：“好，就是吧，巴望我回来的时候，弟兄们还能见到面！”运涛说：“怎么能见不到面哩！”一行说着，忠大娘从后头跟上来。走到苇塘边上，伸手扯住大贵，把几个煮熟了的鸡蛋掖进大贵口袋里，说：“孩子！想不到从关外躲到关里，也躲不开他们！你出去了，要保重身体。你离开娘了，娘也照顾不了你了。夜里把被子盖好，小心别着了凉。到了吃饭的时候，吃好吃歹的，你也吃口子。人是铁，饭是钢啊……”说着，掉下几点泪，她用袖子遮住。几年来她还没有流过眼泪哩！大贵眼珠子闪出晶亮的光，不等母亲说完，就说：“娘！哭什么？等你想我的时候，我踏脚儿就跑回来！”忠大娘一下子又笑了，说：“看你说得容易！到了军队上，就是人家的人了，人家愿打就打，愿骂就骂。”说着又哭出来。大贵说：“那里，我长着腿哩！”说着，忠大伯他们已经走上西坡，站在那里等着。运涛在一边看着，见母子俩难离难舍。眼圈儿一阵发酸，也流出泪来，心里说：“谁知道！这是什么命运哩？”江涛眨巴着又黑又长的眼睫毛，默默地不说什么。二贵离不得哥哥，他们自小在一块长大，这一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只是一股劲地哭。大贵被冯老兰抓兵走了，运涛心上也犯嘀咕。附近村庄上，不断地出放火打黑枪的事。他更变得少言寡语，净好闷着头儿想事。人们都说：“这人心里可有数儿！”他白天在梨园里做活，晚上插上门，在机房里点上小油灯看《水浒传》。春兰和江涛趴在一边，拿着笔写写画画。运涛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打算盘。不到一年，春兰讲得故事顺口流。江涛打得算珠夸夸地响，好象是大街上跑马。１４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运涛耪完家里的地，背上个小铺盖卷，出外打短工。他往北走出去十几里路，才下了市。做了两天活，又赶上天下雨，就找了个小梢门洞坐下看书。从早到晚，雨声叮叮当当，下个不停。这个小梢门，朝北开着，面对一片大敞洼。门外有一棵老香椿树，树下有个小井台，雨点在井台上淅淅沥沥下着，他坐在门槛上看书。眼看天快黑下来，运涛肚子里也饿了，想吃点东西，又无处去吃。正在犹豫，从梢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有三十多岁，高身材白净面皮，脸上有短短的黑胡髭。穿一身白裤褂，尖皂鞋子。看天黑了，门下还坐着一个人，他问：“你是哪里人？在这里坐一天！”运涛仄起头，看了看他，说：“小严村的，出外打短工，碰上下雨天。”那人接过他手里的书，看了看说：“《水浒传》，你上过几年学？”运涛说：“二年，是自己习会字的。”那人点点头，又问：“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运涛说：“父亲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农活，还能织织布，打个短工。”那人又点点头，默默地说：“乡村知识分子！”运涛腼腆地笑了，说：“咱算是什么知识……庄稼人认识几个字儿罢了。”那人说：“庄稼人能读《水浒传》，就算不错了！”运涛看他是个有知识的人，就和他谈起来。从读书谈到写字，谈到“国民革命”。那人也坐在门槛上，接过运涛的小烟袋抽烟。不知不觉，夜黑下来，那人看他年轻，又老实本分，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天黑了，你走不了了，宿在俺家吧！”运涛说：“敢情那么好！”又问了主家姓名。那个人姓贾，是城里高小学堂的教员，人们不跟他叫名字，都跟他叫贾老师。运涛一听，合不拢嘴的笑，他一生还没和有知识的人谈过话，今天却谈得这么投洽，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贾老师把他引进门，门洞里有个小门房，是个牛屋。一只老牛，正咯吱吱地吃着草。屋西头有条小坑，炕边有个小草池，贾老师叫他把行李放在炕上，坐下来休息。他仄起头，瞧着屋顶迟疑了一刻，又温声细气问运涛：“目前乡村里，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是一些个什么原因？”运涛坐着草池，把两只胳膊戳在膝盖上，拄着下巴呆着，听得问他，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原因挺多呀！眼下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日用百货，油啦、盐啦、布啦，都挺贵。买把锄头，就得花一两块钱。大多数农民，缺吃少烧。要使帐，利钱挺大，要租种土地，地租又挺重。打短工、扛长活，都挣不来多少钱，人们一历一历地都不行了。”贾老师看运涛说话，很有根柢，抬起头思乎了思乎，点点头说：“是呀！日用品贵，农产品贱，‘租’‘利’奇重，农民阶级渐渐地要破产了！”又眨巴着黑眼睛问：“还有什么原因？”运涛文化不高，猜摸着也能听懂他的话，说：“原因吗？租谷虽重，利息虽高，一年只有一次，如今这个捐那个税的太多了。地丁银预征到十年以后，此外还有学捐，团警捐……咳！多到没有数了！”贾老师不等运涛说完，把大手一按，撩起衣襟坐在运涛一边，亲切地说：“好，你看得一点不错！你不只识几个字，人还聪明，还懂得这么多道理。好啊，好啊，目前在乡村里就是缺你这样的人，做些革命的启蒙工作。来吧，咱们交个朋友，常来谈谈。”运涛见他这么亲热，怪不好意思地躲开了一些，又腼腆地笑着，说：“这可算个什么，庄稼人懂得什么深沉的道理！只是照实说说罢了！”贾老师乐得搓搓手，说：“对嘛！你亲身感受的痛苦，就是目前的农民问题嘛！”说完了，抬脚匆匆走进去。耽了一会，端出一大碗稀菜饭，两个窝窝头，还有一小盘咸菜。他说：“光顾跟你谈话，你还没吃饭哩！”运涛连忙站起来，说：“这可好，正饿了！”贾老师说：“饿了，你就吃吧。吃得饱饱的，咱们再谈。”他点上一盏小油灯，挂在近处墙上照着。运涛吃着饭，还听得院里雨响。心想：“要是不遇上这个人，睡没处睡，吃也没吃处。”吃完了饭，贾老师又问了他一会子家世和为人。第二天还是下雨，运涛走不了，贾老师也回不了城。他搬了个小炕桌来，放在炕上，脱鞋上炕。屋顶上吊着个小秫秸箔，他摸出笔墨纸张，放在桌上。两个人面对着面，盘上腿谈着，贾老师就在纸上写。运涛迫切要知道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农民才能过得下去。贾老师说：“那就必须把帝国主义打跑，把封建势力打倒。”又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运涛心上豁然亮了，点点头说：“就是，一点不错！”运涛听了贾老师谈话，心上象开了个窗，艳丽的太阳照进来了。贾老师说：“请你帮我做些事情吧！在乡村里，咱俩做个伴。”他在纸上写了几个项目，说：“比方说，捐税有多少种？具体到农民身上，他们要付出多少血汗？地租高的有多么高？低的有多么低？利息最高的几分？最低的几分？……嗯，能办得到吗？”又歪起头瞅着运涛，等他答复。运涛是个明白人，听到这刻上，看贾老师的行动作派，知道他不是个普通人。他听说大地方出了共产党，也听得说过共产党是“为咱穷人谋幸福的。”可是还没见过。今天，他思乎着有八成是遇上了，可也说不定。他心惊了一会子，脸上腼腼腆腆地热起来。笑了笑说：“掂对着办吧，巴不得我要来请教你。”他还想到，以后有个大事小情儿，打个官司什么的，城里有个熟人指点指点，那才好呢！贾老师说：“好嘛，你常来嘛！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人。常来谈谈，你们的生活啦，困难啦，有什么希望啦。我过去住在城市里，才来乡村里不久，什么都感到生疏。”停了一刻，他想了想，又说：“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他又歪起头瞅着运涛，等他表示态度。运涛是个聪明人，听到这里，心上一时焦灼，两手不由得摇动，心上颤得不行，他想：“我今天可找到光明了！”他笑了说：“哪，好多了，要是能得到你经常开导，说不定我就会明白起来。”贾老师说：“当然是！一个农民，他是爱劳动的，善良的，一经接触革命，就没有不聪明的。你知道什么叫革命吗？”运涛摇摇头，说：“不知道！”贾老师说：“就是封建势力、军阀政客们，不能推动社会前进，只能是社会的蟊贼。受苦的人们，工人和农民，就要起来打倒他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知道吗？”运涛听完这句话，心上更加豁亮起来。一时胸膛里发热，传到脸上，传到手上。他由不得心神豁亮，笑眯眯地说：“我得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一行说着，嘴唇和脸庞颤抖得不行，好象自己再也管不住它们。他这么一说，贾老师急起来，搓着手说：“好朋友！你自己知道就算了，可不能告诉别人！”停了一刻又说：“不过，要是有极可靠的人，也可以谈谈。”贾老师，是当时本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县委书记。他的父亲是天津工厂的工人，他读了二年中学，也在工厂里作工。父亲介绍他入了党，成了共产党员。为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苛捐杂税被捕过，受过电刑。直到如今，说起话来嘴唇打颤，做起事来两手打着哆嗦。去年冬天，他才从监狱里出来，军阀们追捕得紧，在天津站不住脚，组织上派他回到家乡一带，来开辟工作。在高小学堂里当教员。运涛又在他家歇过一夜，第二天早晨，日出天晴，他背上小铺盖卷赶回家去。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和父亲母亲围着桌子吃着饭，他把这话儿说了。严志和用筷子夹了一根咸菜，搁进嘴里，吮着咸味，低下头半天不说一句话。涛他娘也不说什么。一家子吃着饭，沉默了老半天，严志和长叹了一声，说：“跟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就教训到我骨头里去了。咱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说了这句话，严志和老长时间不吭声。运涛说：“我看他不是平常的人……”严志和不等运涛说下去，又说：“咳！现下那有咱庄稼人的活路！你还要经心，别学了大贵，那霸道们歹毒多多了！”运涛看和他说不入套，实在无法谈下去，他心里想：“去找忠大伯吧，他走南闯北，知识开通。一定不和他一样！”他吃完了饭，把饭碗一推，踩着房后头那条小道，到锁井镇上，去找朱老忠。朱老忠吃完了饭，正坐在小门楼底下歇晌，运涛把出去打短工遇上贾老师的话说了。朱老忠听着听着，由不得眉开眼笑，又低下头琢磨了一会子，连声说：“好，好，这不是一般人，是大有学问的！”运涛说：“我也这么看，他老是问：有多少捐？有多少税？地租高的多高，低的多低。还说穷苦人们要想得到自由，就得打倒军阀政客，庄稼人们一轰起来，解放自己。”朱老忠听到这里，把手一拍，铜声响气地说：“嗨！这就说对头了，这是一件好事情！”运涛说：“他还叫我常去谈谈。大伯！你说我去吗？”朱老忠拈着胡子，挪动板凳向运涛跟前凑了凑，绵言细语儿说：“去吧，孩子！去吧！扑摸扑摸，也许扑摸到共产党的门口。在老年间，咱这里还出过白莲教，闹过义和团哩！”运涛伸起脖子，哑咪咪地问：“真的？大伯！”朱老忠两只眼睛放出一道明亮的光辉，看着运涛说：“这都是你老巩爷爷亲口跟我说的。你老爷爷也想过参加义和团，打跑洋大人。你说的这个贾老师，一定是有根柢的人！”运涛把下巴拄在膝盖上，睁着大圆圆眼睛，想了半天，说：“这人一定是个共产党！”朱老忠畅亮地笑了，说：“共产党？我在关东的时候，就听得人们讲道过，苏联列宁领导无产阶级掌政，打倒资本家和地主，工人和农民翻起身来，如今也到了咱的脚下。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咱受苦人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运涛又眨着大眼睛沉默了一会子，慢慢抬起头来，问：“要是那样，我就还去找他！”朱老忠扬起下巴，呵呵笑着说：“去吧！去吧！放心大胆地去吧！”说着立起身来，打了个舒展说：“好！看样子，咱种庄稼的人们也有前途、有希望了！”从这天开始，运涛每逢星期的日子，就走到贾老师家去。贾老师和运涛谈了几次话，发现运涛是个阶级意识很清楚的人。运涛觉得每次和他谈了话，身上都是热烘烘的，看书做活都有劲。自此，严运涛觉得前面象亮着一盏灯，有一种力量鼓励他前进。他更爱给年轻的伙伴们讲故事，先讲一段故事，再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那时候，乡村里豪绅地主们的统治，还没有那么厉害，他们还睡在鼓里。只说他学得不着三不着两的，爱说疯话。年幼的人们都爱听他讲，今天讲，明天讲，讲得闺女小子们都不安起来。这时，春兰才长成身个，细身腰、长脸盘、黑粹粹儿的。听了运涛的宣传，象春天的苇笋注上大地的浆液，长出绿色的小叶，精神充沛，永不疲倦。又象春天的紫柳，才生出绿色的嫩叶，一经风吹雨洒，就会摇摇摆摆，向人们显示：只有她是值得骄傲的！这姑娘坐在门槛上做着针线的时候，学会了把身子靠在门扇上，捋着针上那根线，左捋右捋地捋半天，会使人怀疑她忘记把针线穿在布上。有一天晚上，她在机房里听了一会子运涛讲书，听得浑身热烘烘的。开门向外一走，觉得眼前迷迷离离，一进二门，她又楞住。仰起头来看着天上，满天星斗交辉闪亮。冬天，她穿一身黑色棉袄裤，夏天穿一身蓝布裤褂，显得朴素大方。她这几天又做了一件蓝布褂，去找运涛写两个字儿绣上去。运涛问：“写什么字儿？”春兰说：“革命。”运涛问：“写这字儿干吗？”春兰把嘴一扭，说：“你甭管。”她拿回去偷偷地把这两个字用白色的丝线绣在怀襟上。表示她一心向往革命，不怕困难。又表示她迎“新”反“旧”，勇往直前。正当药王庙大会上，她把这件新做的褂儿穿出去。这一下子，把个庙会哄起来：人们认得出来，是运涛写的字。只要她一走到庙会上，年幼的小伙子们就一群群地跟着看，喊：“看革命呀！”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说：“你想革命了？”有时候，她在大街上走过，小调皮鬼们赖皮馋眼地看着她喊：“革命！革命！”这时，她生了气了，冷不丁回过头去，瞪出眼睛说：“我革命，碍着你妈疼了？”但运涛并不因此嫌弃她，他更加骄傲：只有他能培养出这样敢于向旧社会挑战的人来！这事也不被村乡里掌事的先生们注意，他们认为：象老驴头这样人家的姑娘，被人玩弄是应该的。１５过了药王庙大会，运涛和父亲正在门前小井台上浇菜，严志和拧辘轳，运涛改畦口。浇着浇着，从正北来了一个人，戴着个旧礼帽，穿着蓝布长衫，腋下夹着个小包袱。运涛定睛一看，正是贾老师。他把小铁锨戳在畦垅上，迎上去问：“贾老师！你想找谁？”贾老师住下脚步，一下子笑出来，说：“我想找你。”运涛笑了说：“哪，你算是找到了。”运涛头里走，贾老师在后头跟着。到了小井台上，运涛对贾老师说：“这是我父亲。”贾老师点了点头，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拧辘轳，吃力了吧？”严志和见来了个穿长衫的先生，笑着停下辘轳，从小枣树上取下烟荷包，擦了擦烟嘴，捧上去说：“请你吸袋旱烟吧！”贾老师恭恭敬敬地说：“你先吸吧，大叔！”严志和见贾老师这么客气，这么礼貌，不由得两手打起抖，说：“稀客！稀客！请你先吸！”又对运涛说：“去，叫你娘烧壶水，上西锁井去买包叶子，客人来了！”贾老师抽着烟，在菜畦上转游着。北瓜圆了颗，开着大黄花，长上小瓜了。韭菜才一揸高，还有洋角葱、小茴香。他说：“庄稼人辛苦，吃菜方便。”严志和见他说起话来如情合理，说：“庄稼人，左不过是在土里粪里钻来钻去，一年到头象个土人儿。”说完了，怪不好意思的，撮起嘴唇笑。贾老师说：“庄稼人，谁敢瞧不起？没有庄稼人，就没有粮食吃，没有衣裳穿，都得冻死饿死！”严志和一听，很觉是味，笑了笑说：“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么说。每次进城，净怕人家城里人们说我：‘你，满脑袋高粱花子！’”贾老师听着，由不得弯下腰，笑红了脸。严志和也呲开牙笑。见运涛不出来，严志和走进去，问运涛：“那是个什么人？”运涛说：“就是我出去打短工的时候，交的那个朋友。”严志和想：打短工也能交这样好的朋友？他不相信。运涛拎了一壶水，拿着两只饭碗，摆在小井台上。贾老师坐在井池上喝着茶，边喝边谈。他问：“庙会上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群众对咱的主张有什么意见？”运涛两腿硌蹴在井台下头，对着贾老师说：“说起反封建，反土豪恶霸，人们都赞成。这号人们，在乡村里为非作歹，鱼肉乡民，看得见听得到。一谈起反对帝国主义，人们就不关痛痒了。他们不知道帝国主义藏在军阀身子后头，军阀割据，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统治！我这么说，你看怎么样？”贾老师听了，抬起头吧咂吧咂嘴唇，又点着头说：“对！是这个问题，农民是最讲实际的。那就要讲明白，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洋货：什么洋油、洋火、洋线、洋锁等等，剥削中国农民。”运涛谈了近来在乡村里工作的情况，谈到春兰现在很进步，怎样热心宣传工作，贾老师听了，喷地一下子笑出来，说：“聪明的姑娘，多么热情！就是太特殊了，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要明白，我们的心虽然是光明的，好比是一盏明灯，你端着这盏灯走过黑暗，就很难看清楚周围的事物。不要忘记，我们的周围还是黑暗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多！”随后又谈了一些别处的工作情况。运涛眼睛瞅着天上的游丝，扑楞楞地随风摆动。说：“就是！就是！”他明白了一层道理，就觉得很高兴。贾老师又说：“要和农民做亲切的谈话，一籽一瓣儿帮助他们。有的人专好讲些打破迷信哪，改革礼俗啊，讲些放脚剪辫子的事，惹起农民的反对。不能只说些空泛大事和枯燥的理论，搔不着痒处。我到过几个地方看了看，都是犯了这个毛病。要具体揭示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告诉他们这些痛苦是那里来的。”他又歪着头，眨巴着黑眼睛，笑着说：“你了解一下，农民怎样感受兵匪的痛苦，怎样感受官吏和劣绅的压迫，农民子弟为什么受不到教育，地里的出产为什么逐年减少……”他喝完了茶抽过烟，站起身来，在园子上眺望。一带长堤，堤上矗立着一棵棵白杨树，土地上小苗长得绿绿的。后面是一簇簇农民的家屋。他说：“好地方！好地方！”一时高兴，脱下长衫，搭在小枣树上，说：“运涛！来，咱俩浇浇园！”说着拧起辘轳来。阳光照着，鸡群在谷场上草垛底下啄食。公鸡站在小碌碡上，伸直脖子打着长鸣，引起谁家小屋里的娃子叫……他笑眯眯地说：“乡村风物啊！有多么美妙啊！”说着，他慢慢把斗子绞起，哗啦地把水倒进井池里。然后撒开辘轳，咯啦咯啦地放下去。运涛笑了说：“看你还挺熟练。”贾老师喘着气说：“不，是才学会的。每礼拜回家，除了谈工作，还要学些农活。我在工厂里学了三年徒，才学会钳工，又被捕了。到了乡村里，就要学农活了。从劳动里求生活，是最本分不过的！”运涛说：“你教着个书，满可以照顾一家人的吃穿了。”贾老师说：“不，在乡村里不会农活，怎么能领导农民工作哩！”运涛点点头，改好畦口走过来，问：“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工作？”贾老师说：“看样子你们可以做些组织工作了，把成年农民组织起来，还要团结青年农民和青年妇女。象春兰姑娘，就可以培养成青年妇女里的积极分子。要宣传我们的主张，目前我们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要具体宣传除三害：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打倒封建军阀，才能消灭战乱。这叫民主革命呀，明白吗？要一面宣传，一面组织，不能只宣传不组织呀！”一面拧辘轳，一面说着，累得气喘咻咻的。又谈了一会子别的话，运涛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贾老师转着眼睛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到了日中正午，严志和走出来说：“去吃了饭再谈话吧！”贾老师抬头一看，太阳正午了，拿起衣服就要走。严志和说：“那里话，光自运涛到了你家里，就在你家吃饭。”他一说，贾老师不好意思再走，跟着运涛父子走进家里，炕桌上摆好了饭，凉面条里搁上干菜丝。碗上喷出醋蒜的香味，刺激着鼻子。贾老师说：“嘿呀！你们一年还吃不上两顿面哩，叫我吃白面！”吃着饭，江涛走进来。端着一碗小米饭，默默地吃着。贾老师叫他坐在炕沿上，把面条拨在江涛碗里，说：“吃吧，吃吧，小弟弟，你今年多大年岁？该上高小了！”运涛说：“论过当，俺家里困难得不行，我爹愿叫他多念几年书，他还聪明。”贾老师笑了说：“唔！好嘛！愿念书好说，有时缺着短着的，我还可以帮补点儿。”他端着碗停止吃饭，歪着头笑着，左瞅瞅右看看。眼睛很有神，一下不离江涛。运涛说：“要说牛头地垅的事，俺还通达。学堂里的事，俺一墨不摸，贾先生多看顾吧！”贾老师说：“好说，交给我吧。”吃完了饭，贾老师又在运涛家小院子里转游了一会子，拉运涛到小场上说了一会话，就回城去了。贾老师来过之后，又过了一阵子，江涛要到城里去考学了。涛他娘叫江涛去找春兰，求她做一双新鞋，缝缝衣裳。江涛一进门，春兰在阶台上坐着做针线。歪起头儿问：“江涛！晴天亮晌的，不去上学，来干什么？”江涛说：“来找你哩！”春兰笑了说：“找我干什么？”江涛说：“我要上城里去考学，求你缝缝衣裳，做双新鞋袜。”春兰说：“嘿！你是大学生了，为什么叫我给你做鞋袜？我又不是你家的人儿。”江涛楞了一会，笑默默地说：“为什么哩？嫂子！咱早晚还不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江涛还没说完这句话，抬起腿来就跑。春兰脸上腾地一下子红起来，起身就赶。一直赶到外头院里，围着碾子转了好几遭。春兰捉住江涛，拧过胳膊，抬手就是一拳：“说！还舌头不在嘴里不？”江涛说：“不了，不了，饶了我吧！”春兰捽着江涛衣领子走回来，说：“好好儿坐在阶台上说话！小人儿家，要规规矩矩的。再瞎说白道，甭说不给你做鞋袜补衣裳，还要敲你脊梁哩！”春兰给他缝了衣裳，答应好好儿做一双鞋袜。又说：“你好好念书，念好了也是老人们的落场。”又到屋里拿出笤帚来，给他把身上扫得干干净净，拍了拍尘土，说：“去吧！”过了几天，涛他娘叫他们穿上新洗的衣裳，穿上新鞋袜，戴上草帽，哥儿俩到城里去。一进城门，大街上行人车马来来去去，买卖家都是光亮门面。石牌楼往南，路东里有个光亮大门，进了大门，都是粉墙屋子、玻璃窗。运涛领他走到贾老师屋里，贾老师和和气气地招待他们，让他们坐在椅子上，倒出金黄的茶水让他们喝。运涛说：“老人们说定了，想巴结兄弟念念书，可不知道怎么样？”贾老师说：“咳！庄稼人要想脱离‘压迫’，脱离‘剥削’，不是容易。除了豁出去斗争，还要学些文化知识。文化上的进步和政治上的进步，是密切关连的。我想我们还应该在乡村里办些半日学堂呀，平民学校什么的，结合着讲些时事政治。”运涛和江涛，在贾老师那里住了两天，学校一放榜，江涛录取了。正是五月末梢，麦子黄了，柳叶正绿，天气渐渐热起来。回家的路上，哥儿俩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可是江涛觉得有些离奇：自根儿没有这么一门亲戚，也没有这么一门朋友。见面不多，就不当外人看待。他问运涛：“哥！怎么他老是问那些‘剥削’‘压迫’的？”运涛说：“他们关心咱穷苦人的生活！”江涛又呆起两只大眼深追一句：“他们又是谁？”运涛瞅着江涛说：“他们？他们是共产党，是给咱穷人撑腰做主的。从今以后，孙中山也要扶助工人，扶助农民，联合共产党了！”可是，江涛这时还听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１６那天，他们从城里回来，江涛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去，给父亲和母亲报喜。运涛一个人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