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了一点信心，我就进一步地想，我是否可以鼓起勇气来改变这个家庭万恶的空间狭窄的状况呢？住房空间的狭小的确是我们家庭产生矛盾的主要根源。我们十八平米的房间，一套庞大的家具和一大一小两张床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地盘。我和我丈夫都是每周上班三天，其它三天则需要在家里工作。他写剧本我编刊物，他需要书桌我也需要书桌。但实际上，我们谁也别想使用书桌。因为孩子的奶瓶、药瓶及各种饮料瓶占满了桌面。你刚刚趴在桌沿上，冬梅来拿奶瓶了，不一会儿又来替亦池冲果汁了，不久又来给她拿什么药品了。我们一家四口人，大家都在这个房间里来来往往，都必须不停地你起身让我我侧身让你亦池成长很快，变化神速，一天比一天会说会跑。她一会儿要这个玩具，一会儿要那个玩具。她在房间里东磕西绊，摔着了就哇哇直哭。冬梅比较明白事理，亦池哭了，她就赶紧扔下手中活计来哄她。哄归哄，孩子仍然要叫唤：妈妈抱抱。我抱了一会儿，孩子又要爸爸抱抱。爸爸说：妈妈抱抱就行了，我还要工作呢。那么爸爸，你以为妈妈就不需要工作了吗？这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又完蛋了，谁都没有心情再工作和写作。一天三天五天，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每日醒来面对的就是一个繁杂拥挤大人叫小孩哭的日子，长此以往，我的脸色晴朗不起来，我丈夫更是阴沉逼人。我丈夫的块头又大，在这狭窄的房间里，他像呼吸不畅的困兽一般烦躁地团团转。莫名其妙的小争小吵在我们夫妻之间绵绵不断。我们一争吵，我生性敏感的女儿便忐忑不安地瞅大人的脸色，她那忧心忡忡的神情实在叫人不敢正视。才一岁多的孩子，她在想什么？害怕什么？我们给了她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啊！这全都是因为房子太小。我曾经试图蔑视空间狭小的问题。我经常以我的舅舅为榜样来鼓励自己。十五年前，我在医学院念书的一个暑假，是在上海度过的。我还带了一个好友，一起居住在我舅舅家里。我舅舅家住在上海西藏南路某条弄堂某栋老宅子的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了他们一家三代四口人。我和我的好友去了以后，这间房子就得容纳六口人了。只好三个人睡一张大床，三个人睡地板。红木的家具又大又笨，占去了房间的许多空间。幸好是夏天，我们的阿婆只好把脚伸在房间外头睡觉。阿婆笑眯眯地对隔壁的邻居说“：谢谢啊，我的脚搁在走道上了。”隔壁邻居也笑眯眯地说“：不要谢了。搁搁脚算什么。”大家就是这么心平气和。大早起床，每个人都得踮起脚尖走路。但是每个人的神态都是非常安详的。舅舅一家生活得不错。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却对生活环境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和睦相处。在转个身都困难的空间里，他们与阿婆居住在一起，他们说笑，看书，写字，结婚，生儿育女，居然始终都是和颜悦色的，一过就是好多年。我真不明白上海人这种身处蜗居而泰然自若的风度是从何而来。我们不行。我们没有这种风度，也没有这种素养。我现在的情况与我舅舅当年的情况相差不远，他们生活得阳光灿烂，我们却生活得水深火热。看来，我和我丈夫都不是可以随遇而安的人。天生的不随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比别人痛苦得多。要想不那么痛苦，就只有改善居住条件。现在的住房是我丈夫提供的，他已经对我们这个家庭作出贡献了。想要改善居住条件，那就是我的事情了。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在实行着公房分配制度的条件下，我们两个普通的年轻人，想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没有孩子，我完全可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居住一辈子。只要我能够安静地读书和写作，我绝对不会去碰房子这道尖端课题。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知道住房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权力与势力，意味着官高位重。它的分配绝对不是公平合理的。有的官员甚至有几套房子。民间不是流传有这么一句歌谣么：一等公民是公仆，三代不愁吃穿住。所以，当我的脑筋转到改善住房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为自己的想法吃了一大惊。我的大胆，还是来源于我的女儿。我既然生了女儿，就得养好她。我要让她从小就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温馨和友爱，让她感觉到幸福和快乐。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就那么几年，长大以后他所面临的将是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丑恶。所以，我要让女儿在她的童年时光里，充分沐浴父母的笑脸，让父母的爱给她一双坚强而自信的翅膀，以便她日后能够高高地飞翔。于是，在我女儿一岁半的时候，在我亲眼看着我一岁半的女儿在狭小的房间磕绊了无数次的时候，在我一连几个月无法工作的时候，在我丈夫一连几个月无法工作的时候，在小保姆长期借居在外的时候，在我们夫妻的笑脸被一日日的烦躁淹没的时候，我下定了要房子的决心。我的整个要房子的过程足足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小说，其曲折婉转，起伏跌宕，悲喜交织，真乃世间少有。当然如果要写的话，那又是另外一本书了。据说国家文艺政策文件有规定，对于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一定成就的人，有一些优惠的待遇，尤其是在住房和医疗方面。我们单位就有作家，在获得了全国性的小说奖之后，市里奖励了他一套宽敞的住房。我的小说《烦恼人生》也获得了全国小说奖，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套住房呢？我不知道市里是如何掌握和执行国家政策的。反正我获了好几项全国性的大奖了，从来也没有谁来表示一下国家的关怀。我知道我们的会议似海文件如山。文件虽好，哪能条条都执行？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人际关系就是很重要的了。我很沮丧的是，我与领导的人际关系很淡漠。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我的作品虽然在不停地获奖，我却猫在家里生养孩子，与外界一点接触都没有。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在创作上有点成就的人。我更不知道从哪儿着手要房子。我找到好朋友，与她在办公室避开人小声地密谈。朋友说“：文件嘛，摆在那儿可以不执行的。但只要有关键的领导发话，它不执行也得执行。”朋友又说“：你怎么不算有成就的人呢？你的《烦恼人生》在全国连连获奖，全国各大报刊都纷纷转载评论，你开创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新流派，你这还不算有成就？”我感到脸红。我有一点心酸。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要用我的作品为代价去换取物质的利益。我觉得这样做有一点不严肃，有一点亵渎文学。我对文学创作是出于天生的热爱。社会反响大或者小都不影响我的写作。我喜欢写，它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我相信我日后会写出更好的作品。如今要我拿我的作品去说事，让我到处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可做不出来。朋友对我嗤之以鼻，一言以蔽之曰“：迂腐！”朋友笑我“：如此迂腐的人竟也敢动心要房子，那你真是不知山高水深！”我这是迂腐么？朋友开导我说：只要真爱，深藏在心就行，日后一如既往地虔诚地写作就行。在这要房子的关键时刻，宣传一下自己的成就又有何妨？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嘛。”朋友说：否则，你就再没有其它理由写报告要房子了。你一天天长大的女儿就在你们那小窝里挤着吧！”我有一些开窍了。我思想上开了窍，并不等于我就会做了。思想与行动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朋友说“：那从现在起，你就当你的脸死了，你若不死脸，不狠心，你将为自己的住房受尽折磨。”一语成 。我这巫气十足的朋友早在预谋时期就看透了我。以至于到了写现在这本书的今天，我还高高地顶天住在没有电梯而且漏雨的八楼之上。不过当时，我朋友对我教益不浅，一番谈话之后，我就在她的指点下给市委宣传部写了一份报告。送报告的那天，是一个寒冷的飘着小雪的下午，我几经转车从武昌到汉口，揣着一张小纸条寻找某位领导的家。天黑了，肚子饿了，我在路边的小吃店站着吃了一碗面条。然后，慢慢踱到某位领导的家门口。我几次举手叩门又放下手，心里慌得不行，最后终于一跺脚，敲响了那扇门。这位领导是一个科级干部，是我的朋友介绍我去找他的。他很客气很简洁，打了一个哈哈就再也没有话了。我赶紧把一提水果放在他家的门口。我连他家里的门都没有进去。人家也没有邀请我进去。一份报告通过个人的渠道递上去了。另一份报告是由我们单位出面写的，以单位的名义向市委要房子。我们单位的事情办得比较顺利。因为我们文联的领导长期在文艺界做领导工作，对文艺工作者的住房窘况十分了解并十分同情。其实就连他们自己的住房也窘迫得很。好歹他们也是局级副局级干部，恐怕在同级干部中，像他们如此窘迫的也不多。要说干部廉政，我们文联的干部恐怕是最廉政的了，真是只有两袖清风一腔热血。所以，我们领导也就很能体会群众的疾苦。我将住房困难的情况一反映，办公室就找出了某某号文件对照，然后按文件精神向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打报告，说是我单位有一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在全国获得了什么什么奖，现在她住房困难，根据哪一条，希望能尽快解决她的住房问题。在申请具体的住房面积时，我们单位意思是写两室一厅为好。征求我的意见，我也连连说就两室一厅吧。就我当时的住房情况而言，如果我们还有半间房子，白天可以让我们工作，晚上可以让小保姆睡觉，我都是不会起意要房子的，更别说两室一厅了。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三室一厅。我们有孩子有小保姆，我们基本上在家里工作，我们光是书籍就有几箱子。我自己虽说从来没住过大房子，可我见过。我们夫妻俩的父母家都是大几十平方米和上百平方米的住房。多少房间才够住我是有谱的。问题在于我不敢想。想想连我们领导的住房都很困难，如果真的能够给我一套两室一厅就很不错了。开口就要三室一厅，人家会不会认为野心太大而不予理睬呢？和我一样，我们单位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单位领导说：就要两室一厅吧。别让上面觉得我们在狮子大开口。再说，住房是资格和级别和成就的象征，我哪里敢说我的成就值一套三室一厅？结果，报告一送上去就如黄鹤一去杳无音讯。几个月过去了，我还在傻等着。我以为总会有那么一天，某个通知从天而降，我从此就苦尽甘来。后来回想起此事，我觉得我这个人真是傻得太厉害了。有一次，我竟然十分天真地询问一个在市委工作的朋友，我说我的住房报告要经过哪几道程序才能够到达房管部门，而现在过去三个月了，报告应该到达哪一道程序了？朋友哈哈大笑。他说：你太天真太天真了！”我还不理解，问“：怎么天真？”朋友以他在市直机关工作多年的经验点拨我：如此公事公办地递送报告是绝对没有人理睬的，通过间接的关系，凭一提兜水果，报告也是送不上去的。他说：你的报告根本谈不上什么运行程序，真正要办成事的报告，都是要设法送给市委书记或者市长批的。原来是这样的！我简直太没有谱了！可是，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在哪里？我怎么能够见得到他们呢？就是见了他们，他们凭什么给我的报告签字呢？于是又重新写报告，重新送报告，这次得注意请有关领导一层层批意见。越往上层，领导越忙。我的熟人朋友也都是些普通工作人员，提起市级领导，他们比我更多畏惧几分。怎么办呢？这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大家善意的怂恿下，我去了几次市委，领导不是在开重要会议，就是不在办公室。总之，一次也没见着。坐在市委大厅里，我如坐针毡，心想：就算此刻领导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又能怎么样？人家领导那么忙，事情千头万绪，万万不可能看过你的小说，也万万不可能认识你，见着了领导说什么？说请您给我批一套房子吗？得了吧！再傻我也知道接近领导不是这种方式，是要有领导喜欢的人帮忙引荐的，是要通过领导的亲朋好友迂回的，或者在文坛、报社，广交朋友，将自己的成就狠狠地宣传。可惜这些我全都不成。这么一想，我站起来就走掉了。人走掉挺容易的，一身轻松，脚下生风。可是回到家里一看，丈夫皱着眉，女儿在哭闹，小保姆很不情愿地去借居处，我的心情顿时又沉重起来。我又后悔自己太不坚强。我再次被逼上梁山。我决心再去等候领导一次，就这么一次，死等。如果领导只是打官腔，我将拔腿就走。我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过不下去的日子，我将去南方，去中国人大批涌去的南方特区，去闯荡一次，去流浪一次。这最后的一次，我有幸见到了关键的市委领导。我怯生生地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没有想到领导不仅知道我，还阅读过我的小说，他说出了我小说的名字。我感激得一塌糊涂，差一点就掉下泪来。我可以不去南方了。一份报告，历时半年，几经曲折，最后终于压到了房地局某处处长的案头。也就是说，只要该处长按正常秩序工作，我的房子将指日可待。消息传来，我泪雨飞溅，与我丈夫钻进一家小酒馆里，举杯狠狠庆贺了一番。又有一阵子过去了，不见丝毫动静。打听到了房地局某处所在，进去一问，一位工作人员挂着面具似的微笑告诉我：我们这里的批条多着呢，连邓小平李先念的批条都有，办不办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能执行的毕竟是少数。不过，你可以等着。”人家说完，连我的名字都懒得问，就看报纸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人是一位科长。这科长给我当头一盆冷水。我站在某处那宽敞的办公室里，目瞪口呆，从头凉到心，从心凉到脚。然而，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心里再凉也得鼓起勇气继续走下去，毕竟我有市委领导批示过的报告。在文联机关，我把上述情况一摆，就有同事咔嚓击案，说：看你傻的！这不明摆着，要你拿炸弹去炸呀！”我当然知道“炸弹”是什么东西，就是礼物。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堂堂国家机关，又有本市最高领导的批件，竟然也还要使用“炸弹”。同事再次笑话我的天真。原来某处处长竟然是知名度极高的，十几年来许多老老少少的同志都因房子的问题与他打过交道。但凡打过交道的同志无不摇头撇嘴，似乎个个都有难言之隐。大家又给我上课，举了很多例子，都是投掷各种“炸弹”的方式，说仅供我参考。说是“：炸弹”切切不可投到办公室里。在办公室，当着众人面，人家就会把“炸弹”反掷回来，搞不好就炸伤了你自己“；炸弹”又是不可以白天投到人家家里的，一般须得夜深人静“；炸弹”还不可以太轻，轻了人家看不上；还不可以一次性地太重，重了人家怕担干系。要一次次地把分量累积起来。炸弹”投出的火候要掌握好。完全是陌生人的时候不行，人家避嫌不会收，要常去坐坐，混成熟人，这时方才可以下手。近在眼前的就有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位演员，方式方法就极好。这位演员开始是常送各种戏票舞票，常陪着看戏，说说人生百态的笑话故事。接着就看戏之前用车接，先去吃饭喝酒，看戏之后去宵夜听歌然后车送回来。炸弹”自在其中，又不露形迹。在大约花了千元之后，一套令人十分满意的房子就分下来了。听了这许多金玉良言，我后悔得恨不能重新投一次胎，学做演员，生就一身应酬功夫，好让女儿不跟着我这呆板的人受苦。说心里话，我是愿意送礼物的，也是愿意给钱的，人家有分房子的权力可没有白白给你尽义务的道理。一千元不多，三千元我卖了电视冰箱也凑得齐。一套价值好几万元的房子，只让你付三千真是太便宜了。我送礼送得口服心服，以后决不会翻悔，打死我也不会举报揭发。我有苦说不出的是，我无处表白。人家处长决不肯听我这番肺腑之言。我知道中国的事情都要在暧昧状态下做成。要意会，不可明说。你直截了当，人家就以为你是疯子。我不是疯子，可是我又天生地不善交际不会送礼。好多次，我提了名烟名酒，在大街上徘徊，远远望着某处办公室，等啊等啊，等什么机会呢？我也不知道。一等几个小时，等得口干舌燥，满面灰尘。可是当人家下班了，在大门口一露面，我的心就慌成一团，腿软得硬是挪不动步子，眼睁睁地望着人家渐渐走远。最后，我往台阶上一坐，恶心得直想呕吐。在跑房地局的这段时间，我心跳紊乱，寝食不安，全身软弱无力，食欲大减，体重下降到四十多公斤。我觉得自己生病了。我因为不会送礼物而郁郁成病。我躺在床上，茶不思饭不想。眼瞅着一家四口人在房间挤过来挤过去我就心口作疼。我丈夫深知我的苦处，陪在我身边端茶递水，还说以后决不再让我一个人跑，他会陪我一块儿去的。我苦笑。他陪我去有什么用？无非黄昏的街头又多了一个徘徊的身影而已。我真是感到奇怪，奇怪我和我丈夫在送礼这种区区小事上竟会如此如此地无能。时间在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我一趟趟地从武昌跑到汉口。我丈夫说过陪我就真的陪我。他陪我挤公共汽车，陪我购买礼物，到了房地局，他却不肯进去。他安排他自己在街角等我，由我去办公室与人打交道。我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目前没有房子，你等着吧。渐渐地，我没有勇气了。我耗尽心力了。我揽镜自照，看见了许多在这跑房子的岁月里产生的皱纹。我抱着女儿偷偷哭了一场又一场。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只希望我丈夫能够体谅我，尽量忍受空间的狭小。我只希望女儿将来能理解我，相信我曾经为她努力过。我的自信心一点点坍塌。原来我只是因为学习成绩一贯很好就自信得不得了，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做好，以为自己是个挺不错的人。这下子我清醒了，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难以适应环境的人，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如果说这世界上注定了要有一个倒霉的人群，我就是其中之一。就在这种心境里，就在这种情况下，就在这种处境中，突然有一天，某处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门牌号码。人家说：这就是分配给你的房子。如果你同意，马上就可以领钥匙。他们把我拖垮了，把我拖怕了，他们把最差的房子给了我，而我，不但没有讨价还价，竟然还欣喜如狂。我接过纸条，再三地感谢了某处处长。我飞奔出来，朝着在街角等候我的丈夫使劲挥动那张纸条。丈夫说：这是什么？”我像电影里演技拙劣的女演员那样，眉飞色舞地说：这是你的房子！”他们分配给我的住房，是在离市区很远很远的郊区，一个叫做常码头的地方。当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道路还没有修到这个生活小区。我们下车之后踩着泥泞，跋涉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我们那栋楼。这是个新建的，专门安置拆迁户的生活小区。这里没有交通，没有配套的生活设施，没有商店、煤店和粮店，没有幼儿园，没有医院。小区四周被农田和农舍包围着，小区内的窨井盖子全部被撬走，地面上只留下一个个黑洞。遇上一位在市委机关开车的司机，他饶舌地给我们介绍这个小区的情况，原来他们家就是这个小区里面最体面的人家，因为他是这个小区级别最高的人了。我们的狂喜慢慢地消退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这套住房。我和我丈夫都明白，在这个等级分明、关系网盛行的社会里，我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住房了。就连这套房子，党和国家有文件有指示的，我们都如同虎口掏食一般拿到手里，地段好的房子我们就不要去奢望了。我们打开了房门。一套宽敞的崭新的两居室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的女儿在这房子里可以像飞机一样滑翔。它是我们的！我们拒绝不了这强大的诱惑，我们走进去就不想离开了。行内人把这个小区的房子叫做崭新的破房子，它们修建得极其简陋，卫生间就是小角落，里面刚好容下一只蹲坑，像我丈夫这种大个子男人，蹲下去和站起来都需要费一点力气。可是对于我们这样两个迫切需要房子的人来说，它真是像天使一样美好。况且，这是我的房子。是市委市政府分配给我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它就是再差劲，也是我人生的立锥之地，也能够为我遮风挡雨。我们要了这套房子。我单位同事、我的朋友一听说房子在什么常码头，几乎都大摇其头。那儿没法住 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说。那儿太遥远太偏僻了！那儿纯粹是农村！武汉市稍微有一点能耐的人，谁去那儿居住！大家愤慨地斥责某处长敷衍人和欺负人。大家都认为我太软弱。大家说：你应该把这个结果去告诉市委领导。你应该坚持不要这套房子。大家都说：武汉市的房子多得是，哪里至于把你分到常码头去？有人怂恿说：告状去！告状去！写材料送给所有的领导，房地局某处太黑了，简直不把作家当人嘛！我一直都不吭声。我现在明知它是个陷阱也得往下跳。因为我实在实在再也没有勇气去和大大小小的官僚干部打交道了。常码头的确非常偏僻，完全没有进入城市的文明生活。我和我丈夫怀着初建家园的巨大热情，顶风冒雨，用自行车一趟趟地，将柴米油盐驮到了常码头。我们还挤出了一点钱，托朋友在汉阳一家砖瓦厂购买了便宜的地砖，请了当地农村的泥瓦匠，给我们的新房铺上了地砖，油漆了墙面。在五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我的女儿，我的丈夫，小保姆冬梅，我们一家四口离开了绿树成荫的水果湖，搬到了常码头。我和丈夫有了卧室。我们有了一间工作的书房。宽敞的客厅是女儿亦池和小保姆冬梅的房间，她们的床前有一块十几平米铺了地砖的场地，这便是女儿踢球骑车奔跑的地方。冬梅从此不必借居在别人家里。冬梅高兴极了。她主动提出晚上由她来照看亦池。我同意了。从此我可以睡整夜的觉了。我终于离开了别人的家，拥有了自己的家。即便再次发生家庭战争，谁也无权让我滚开。至于生活上其它的困难，我们再慢慢克服吧。什么叫做饥不择食？后来我体会到，我急忙搬到常码头去居住，这就叫做饥不择食。常码头生活小区其实就是乡下。我们单位的同事说“：池莉搬到乡下去了。”同事们来看望我们，开来一辆面包车，面包车被泥浆喷成了黄色的。我们包饺子请大家吃，饺子不够，我们只好让大家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这是因为常码头买不到鲜肉和面粉。在新居的第一个清晨，我是被嘹亮的雄鸡唱晓声唤醒的。随着鸡啼声声，狗也吠了起来，鹅也咯咯咯地吟唱。我来到阳台上，看见一排排农舍炊烟袅袅，农民提着裤子从自家后院的露天茅坑站了起来。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油然升上心头。在大城市里居然也能感受到乡村温馨的气息，这也算是一件罕事了。我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在自行车前面装了一个大大的货筐。我开始汇入大马路上骑车上班的滚滚人流。从常码头骑自行车到达我的单位，需要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当骑车骑到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没有力气了，骑不动了。我的腹部有两道长长的缝合伤口，腹腔有大面积肠粘连，从女儿出生到现在，我身体的疲劳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我的体重还在下降，我将近一米七 的个子总也达不到五十公斤。我只好半途下车，在路边歇息几分钟，然后再骑。下午下班之后从单位回家，我的自行车后面，驮的是一袋子米和面，前面的货筐里是菜蔬和副食，身上的背包里是我的信件、书报和杂志。我穿过市区之后，尘土满面地坐在马路边喘息。市郊的大风在我耳旁唿哨，血红的太阳在远远的西边落下，军用机场的飞机低低掠过我的头顶。人们匆匆地漠然地经过我的身边。我真像一粒灰尘，谁也不会注意到我，谁也不会体恤我的劳累。我的内心百感交集，脸上无动于衷。我对自己说“：你以为你是谁？可不就是一粒灰尘吗！”我望着周围的世界，我想，这些顶着烈日在田野里耕作的也是人，挑着箩筐捡破烂的也是人，坐在马路牙子上，脚边摆着木工工具等候雇主的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我这么想想之后就站起来，连臀部上面的灰尘都懒得拍打，就骑上自行车再奋力地往前踩。我们的确是跳了火坑了。但是，我们的女儿非常高兴。她在十八平米的客厅里奔跑嬉戏，开汽车，开火车，跳皮筋，踢足球。她乐得咯咯直笑。我和我丈夫经常会受到感染，加入女儿的游戏。只要孩子快乐，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跳了火坑就跳了火坑吧。冬梅在搬家之后也是高兴的。她总算能和我们住到一块儿了。她与孩子共用一个客厅。客厅是我们家最大的房间，她们很高兴。她们根本就不知道客厅是公共场所。冬梅从农村来，没有客厅的概念，女儿还幼小，也没有客厅的概念，加上我们家没有任何客人。我和我丈夫的活动场所是书房。我们的确没有把客厅当作客厅，客厅就是冬梅和亦池的房间了。冬梅可以在想用缝纫机的时候就用，她还拥有了自己的桌子和抽屉。这一切的一切在过去的水果湖小房间里是不可能的。所以，冬梅一天天施展出她料理家务的才能，竟也一天天长得漂亮起来。白胖整洁的冬梅牵着白胖整洁的亦池在小区内散步，引起全小区居民的注目。她们俩人见人爱，大受赞扬。大家都愿意与她们说话。亦池在这种环境里，性格得到了有益的发展，从胆怯畏生渐渐变得大方勇敢起来。我丈夫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在家里又养起了鱼儿种起了盆花。他上班也要骑车半个小时。但对于一个壮年男人来说，他还不觉得累。而且由于可以睡上整夜的觉，他的精神倒比从前振作多了。在常码头定居之后，我们有了书房。我关上房门便可以在里头写作。我被这个书房激励着感动着，文思泉涌。我在这里写作了《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等小说。这些小说一发表，就被频频转载，被收入各种集子，同时还纷纷获奖。我居住的地方过于偏僻，没有电话，外界与我的联系都是电报。在常码头居住的日子里，我的电报多得像雪花一样，春夏秋冬都在我的书房飘落。我对自己的状态满意极了。谁说我再也写不了了？谁说我被文学界淘汰了？我写作的时候，我的女儿经常趴在门缝里大唱《聪明的一休》里面的插曲：啊 啊 开动脑筋哪！”她唱了几句就被冬梅逮住，冬梅将她抱开，她俩笑着闹着离去。我的写作状态真好，我有写不完的东西。我真是被女儿的歌唱得脑筋大开。我的稿费来了。稿费虽然不高，但是它源源不断地接济着我们。亦池和冬梅喝肉汤的次数明显增加了。我们准备攒钱购买一台空调。如是，辛苦我一人，幸福了我全家，我心甘情愿。我并不怨恨常码头。恰恰相反，常码头的确是我这个飘泊流浪者的第一个码头，它使我有了归属感，使我在这里开始正常的写作。我写作生涯的根本变化，是在常码头开始的。住房的问题再度出现严峻的局面，不是因为我，还是因为我的女儿。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常码头小区并没有如我们期望的那样，配备齐全的生活设施，相反，一切的管理越来越松懈，原来留有的商店门面出租给了农民，农民贩卖的全是假冒伪劣商品。我们连食盐酱油都不敢使用他们的。小区里面的幼儿园也由私人承包了，弄成了一个仅仅是将孩子圈在院内的看护所，等于还是没有幼儿园。医院的房子眼看着一天天陈旧破败，被农民卸走了门窗，但是医生始终没有来上班。最后医院挂出了暂住人口登记站的牌子。公用电话只有一个，远在另一个村庄里。我们打电话要步行十五分钟。常码头的状况令人吃惊，却也在情理之中，一个连副科级干部都屈指可数的生活小区，能指望谁来重视它呢？我的女儿马上就满三周岁了。三周岁是孩子可以正式进入幼儿园的年龄，问题是常码头没有正规的幼儿园。亦池开始不要大人的陪伴，与我们玩耍的时候她不再显示出兴趣盎然的神态。她的眼睛开始跟随儿童。看见一个孩子，她便走过去牵起人家的手。亦池开始趴在小学校的铁栅栏上盯着操场里奔跑的小学生。她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另外的孩子与她比赛，她就会根本不要冬梅哄着喂，自己吃得很快。 有一天我带亦池在小区里散步，亦池一本正经地大人般地对我说：妈妈，我想上幼儿园。”我说：为什么？冬梅带你不是很好吗？”亦池说：冬梅是大人，我要和小孩子们在一起。我想和小孩子玩。”我说：你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你不怕别的孩子欺负你吗？”四岁的女儿在大年初一，高兴地穿上了我给她缝制的花衣服。不到三岁的亦池居然说“：我胆小是怕大人，我和小孩玩就不胆小了。”我的女儿有了她人生的第一个理想：想上幼儿园。我感到我女儿的话是认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可我的同事都笑话我，说每一个小孩都有这么一个过程，都说是想上幼儿园，其实都是童言童心，随便说说而已，一旦真上幼儿园，又哭闹着不想上了。亦池不断地与我谈话，不断诉说她想上幼儿园的渴望。从她眼睛里，我一再地感到她真诚的向往。我认为我的女儿与众不同，她不会是随便说说而已。我丈夫支持我的看法，他也认为我们的女儿不只是说说而已。这是我女儿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愿望。既然是这样，我想我一定得帮助我的女儿实现这一愿望。常码头的幼儿园不算幼儿园。几个家庭妇女，一群农村和城市混杂的孩子，成天被关闭在院子里，所有孩子的脸上都满面灰尘，这算是什么幼儿园？我们单位附近有一所幼儿园，那是武汉市最好的幼儿园之一。绿色的草地上坐落着几幢小洋楼，这是过去教会的房子。幼儿园里有正轨的幼师，有各种玩具，有保健医生，有钢琴房，有干净的小棉被，有一人一张整洁的小床。我想我的女儿应该上这样的幼儿园。而且这个幼儿园就在我单位的附近，想必我们也应该可以上这样的幼儿园。我想好了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女儿。一天傍晚，在街心花园里，我告诉亦池说：亦池，妈妈准备为你争取进入武汉市最好的幼儿园。在那儿，你不仅有小朋友，而且还可以画画，唱歌，游戏，学习认字等等。”亦池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亦池说“：我怎么没有看见这样的幼儿园呢？”我说“：它不在常码头，它在妈妈上班的地方。”亦池说：我们要搬家吗？”我说“：是的。我们要搬家。”如果不搬家的话，我们无法每天接送孩子去上幼儿园。来回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可以忍受，孩子不行。刮风下雪的时候，孩子会冻僵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搬家。亦池说：太好了！”亦池兴奋地 叫，张开双臂在草地上飞来飞去。突然，她汗水淋漓，赤脸红腮地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腼腆地说“：喜欢妈妈！”说罢她一头扎进我怀里，久久地埋着她的小脸蛋。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明白我和女儿的这次谈话决不是儿戏了。我要拼命兑现自己的承诺以回报女儿这份真挚的爱。我没有退路没有选择。我必须离开这个荒芜的生活小区，带着女儿进入现代文明之中。艰难困苦的调换房子的过程又开始了。本来以为，从前是没有房子要房子，无中生有，当然就会困难得多。现在我们是以房子换房子，总该容易一些。殊不知情况远远不是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我和丈夫几乎跑遍了全汉口所有的公房互换站，这才发现常码头的房子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像我们那样一套大两室一厅，如果换到我单位所在的花桥地区，只能换到一间房，而换到我丈夫单位所在的地区，还只能够换到楼层最差的一间房子，比如一楼或者是顶楼。如果只能换到一间房子，那我们的书房不是又没有了，那我们不是又回到了水果湖时代了？那怎么行呢？尽管希望是那样地渺茫，我们还是跑了一户又一户，到各种陌生人家去看房子，与人家交换条件。这时候，我的朋友们同事们又一次帮忙，牵线搭桥，我们就像蜘蛛，在一张巨大的网上不停地逡巡。每次都是以充满希望开始，以绝对失望告终。不是我们看不上别人的房子就是别人看不上我们的房子。奔波途中，我们经常一身尘土，满面疲惫，在街上的大众餐馆吃一点面条或者一些小吃来充充饥。从面碗里我抬起头，看见的全是和我们一样疲惫的人，全是眼神麻木，表情淡漠，对他人不再有热情的人。我的脑子像有一面响鼓在敲击：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生活！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人生！此时的中国文坛一片争论，关于“新写实小说”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我是不是“新写实主义”我不知道。但有言论说如果照我的写法，想像力就会受到限制。这一日在小餐馆吃面条的时候我看见了一街的行人，我看见了他们的肉身与灵魂，我看见了生活的魔法与人在如何周旋。我想有哪一个作家的想像力会比生活本身的形象力更丰富呢？这一次调换房子，我是拖不垮的。我心中有一个明确的信念，那就是：我的女儿必须上最好的幼儿园！只有我才能帮助我女儿实现她的理想。我的女儿太幼小了，如果我退缩，我的女儿就会遭受她人生最大的打击，她会因此而伤心失望。我不要我的女儿才三岁就遭受精神上的打击。可是我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奢求文明程度更高一些的幼儿园的时候，沉重的打击还是来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是一次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苦难。那是寒冬腊月的某一天夜晚。次日我有一个重要会议。省作家协会要为我和另一位女作家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作品讨论会。地点在武昌东湖。为了这个郑重的会议，我们单位安排好车，早晨七点来接我。其实从我的工作方面来说，常码头的居住已经给我和单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已经是专业作家了，作品不断地在全国发表。有许多来武汉约稿的杂志社编辑、会议通知、紧急的长途电话等等，统统被阻隔在单位。常码头既无交通又无邮电，只得由我们单位一次次派车送来。但我不敢对领导强调这些情况，强调这些情况好像自己有多么重要。我总是记得我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你以为你是谁？一粒尘土而已！话说那天夜晚约摸九点多钟，欢闹了一天的亦池睡下了。可睡了不一会儿，她突然哭了起来，说她肚子疼。我把孩子抱到我的身边。我给她吃了一点对症的药，替她抚摸肚子，为她讲着故事。但是亦池没有逐渐好转，而是突然呕吐起来，是那种持续不断的喷射状的呕吐，连胃液和胆汁都吐出来了。我再一看孩子的腹部，腹胀如鼓。我慌神了。我为孩子作了全身检查，又给她喂了一些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腹部更鼓胀。突然，孩子瘫软了，哭不出声了。她脸色苍白，嘴唇乌紫。她用力地挣扎着说了一句话：妈妈，我肚子胀死了，我说不出话了。”她头一歪，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我在我从前学医的经验里搜索枯肠，我拼命回忆小儿急腹症里是一些什么样的疾病，肠梗阻？肠套叠？这些急腹症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会很高的。我吓得直打哆嗦，赶紧让我丈夫设法去找医生。这时候，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作为乡村的常码头一片漆黑，这里没有汽车，没有医院。我们夫妻俩十万火急地用棉被裹着孩子出门求医。我丈夫骑着自行车，我抱着孩子坐在后架上，我们顶着呼呼的北风赶到了一个最近的乡村诊所。我们敲门，高声呼喊，最后砸门，诊所就是无人出来应答。孩子在寒风中又一次爆发呕吐，呕吐之后气息奄奄。时间就是孩子的生命。我们又骑车赶往市区的医院。在强劲的北风中，在坎坷的泥泞小路上，在下着雨雪的寒夜里，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夫妻怀抱孩子，泪流满面。我丈夫拼命踩了四十多分钟的自行车，我们才看见了市区医院的灯火。我的女儿在急诊室获得了急救。险情过去了。我们在凌晨三点多钟走出医院，我们得回家。雨雪更大了，我丈夫再也踩不动自行车了。孩子再也不能够在雨雪中受冻了。医院门口的人力三轮车工人一听说是去常码头，出了一个惊人的高价，我们默默认可了。我们回到了常码头的家中。我这才发现我的两条胳膊疼痛得动弹不了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怎么可能将一个裹着棉被的三岁的孩子抱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在平时，我是做不到的，恐怕一般人谁也做不到。我的胳膊简直不是我自己的了。天亮了，我们单位的车来接我去开会。会议上评论家们大谈小说的“形而上”，形而下”。我一点没有兴趣。真是无聊透顶。中国的小说就是太空洞了。没有人愿意正视真正的现实生活。没有人愿意正视中国人生存的艰难和苦难。没有人知道我昨天晚上在风雪中抱着孩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想去探究这是为什么。而我却只知道一点：我的小说还远远不够形而下，远远不够贴近生活本身。我要首先去生活。我首先要离开常码头。我首先要为我女儿的健康成长而苦苦奋斗。我的小说就是我们生命的挣扎史和奋斗史。行了，你们开会吧。从此以后，我可是要溜号了。女儿的一场大病使我痛下决心离开常码头。我放下了正在写作的小说，放弃了许多外地邀请的笔会，我全天候地执着地进行着房子的调换工作。不久之后的一天，我拿到了另一个生活小区两室一厅的钥匙。这个生活小区就在我们单位附近，也就是在幼儿园附近。我大功告成了。我的朋友和同事鉴于常码头的教训再次忠告我：这次可不能轻信别人了。这次应该提出要一套三室一厅，争取住房面积一次到位。你的女儿转眼就要上学了，要与你们分房间睡觉了，你们在家里写作，必须要有书房，你应该要求三室一厅。这一次我很想听大家的忠告，我也告诉自己不要永远为房子折腾，最佳方案是等待三室一厅。可悲的是，我又一次明知故犯，要了比常码头还要小的二居室。这只是为了兑现给女儿的一个承诺。女儿已经三岁了，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她的年龄不能够等待，她对幼儿园朝思暮想，她的朝思暮想不能够等待。而这套二居室离幼儿园很近。这就够了。再说，能够得到市区的二居室已经是我的运气了。我这个人运气不好，哪里还有可能等待三居室呢？这次换房成功，说来曲折，其实我的努力和奔波全都是外围的和徒劳的。要想公房某处给换套房子，还是那句话：要会使用“炸弹”，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老话管了总。然而这一次我是遇上了共产党的一个好干部。新上任的房地局局长本来就是穷苦人出身，深知民间疾苦。加上新官上任，一身正气，想为老百姓办一点实事。当我的情况传达到他那里去了之后，他当即就批下了一套房子。并为该地段目前没有三室一厅再三抱歉。在我搬家之后，局长还亲自上门看了看，又歉意地说“：对不起，实在是小了些。”我是何等幸运，遇上了这样的干部。他给的钥匙，我是一定要接过来的。作为回报，我决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去为难他了。于是，在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又一次搬了家。我们回到了城市的中心。道路宽敞和平坦起来，到处是商店。生活小区里有很好的绿化，鲜花在盛开。花园里玩耍的孩子洁净漂亮，不再是乡下孩子了。我还是从那位某处长手里接过的这串新钥匙。就是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市内没有房子了，就是他把我发配到了常码头。我将常码头的钥匙重重地放在了他办公桌上，冷着脸说：谢谢。”他那么刁难我，我还是回来了！常码头的两年，我受苦受大了。可是我还年轻，他却老了。我不想对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说什么重话。我抱着女儿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将漂亮的幼儿园指给她看，女儿笑得非常开心。另外，我还看见了医院，这家医院就在我们生活小区的附近。只要我的女儿能够正常地上幼儿园，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不至于投医无门，我对生活别无它求了。我们又一次重建家园。本来我们商量说，这一次搬家就算了，不装修了，打扫打扫清洁，搬进去住就得了。俗话说搬一次家如遭一次火，意思是说搬家对家庭财产损失很大。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很多，搬家也就不那么像遭火灾了。但现在生活水平高出从前很多，尤其是近年来，室内装修已经蔚然成风，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惯例。谁家乔迁，人都得要问一句“：准备怎么装修呀？”现在公家分配给你的公房就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框架，地上水泥粗糙，墙面粉刷马虎，电线线路拉得像蛛网。所以现在不装修一下就搬家的人家几乎是没有的。我们夫妻说好了。我们就做一次别人不会做的事情吧。我们就这么搬进来了。因为我们的经济能力还是不够强大。我们两人都是低工资，要养活孩子和冬梅，喜欢购买图书，还想天天有肉吃。一月下来，所剩无几。幸而，我还有聊胜于无的稿费收入，否则，我们就得过经常没有肉吃的日子。常码头是我们久盼之下第一次拥有的家园，所以铺了地砖，墙面一直到顶全刷了油漆，还装了紫红色的挂画线。连原料带工钱花去了将近两千块钱。可是后来我们搬走，另有一户人家准备搬进去，人家看了房子之后却拒绝付给我们三五百元的装修费。人家还振振有词地说“：我还不喜欢你们铺的地砖漆的墙呢！你们应该还房子的原貌才是。”这不免令我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所以说如今这不大的两室一厅，久住也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索性成全它的原貌。可是搬进来了之后，我们左看太简陋，右看不整洁，觉得这哪像个家呀，觉得我们那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讲究洁净酷爱漂亮的女儿哪能生活在这般粗劣的房子里头呀。于是，我们又冲动起来了，头脑发热，又去买地板买地毯买沙发买吸尘器。我们两口子蚂蚁搬家似的忙碌了好一阵子，一个看上去整整洁洁的温馨的小家庭诞生了。我女儿三岁，正是小女孩臭美得不行的时候。她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检阅我们的成果，朝我们满意地点着她的小脑袋。顿时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忙碌有了价值。我不知道这算什么情结。一味地迷恋侍弄家庭，迷恋那种色泽温暖的小家庭，那种一尘不染的小家庭，那种生活方便的小家庭，那种满含愉快的轻松的笑容的小家庭。难道我前世是个流浪汉？在安顿了家庭之后，我便兴冲冲地去幼儿园替女儿报名。没有想到幼儿园根本就不让随便进去，门房听我说来替女儿报名上幼儿园，就伸手找我要东西。我不知道人家要什么东西，人家说“：批文嘛。”上幼儿园还要批文，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人家却说：你这样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呢，我们幼儿园是随便就能够上的吗？在一般人眼里，三十多岁的女人一定是个大人，是个往老里去的中年人，是一个成熟的会办事的人。我也很愿意名符其实，天真幼稚已经使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恼火。搬家那天路过育才幼儿园，就自以为是地对女儿许诺过：几日咱们把家收拾停当了就来上学。岂知我们的孩子上一个幼儿园，手续也是相当复杂的。原来，这个幼儿园是市直机关的机关幼儿园。若是机关职工的子女，都有指标，到了年龄就可以入园。若不是机关职工的子女，就有名额限制了。有名额限制，就得需要上级领导的批示。幼儿园的上级领导机关是谁呢？人们告诉我，是人事局。我怎么也没有想通人事局怎么会管到小孩子上幼儿园这种事情上面来。最尴尬的还是我不了解自己是否属于市直机关工作人员。因为我们文联的直接上级是市委宣传部。但是有时候我又听说我们文联是一个群众团体。到机关办公室一问，大家哑然失笑，笑我工作了这么多年，自己所在单位的性质都还不清楚。我也有点好笑，但从来没人告诉过我，我怎么清楚呢？现在牵涉到我女儿上幼儿园的问题，我就非得弄清楚文联的性质不可了。一问清楚我就犯了大愁，原来文联是一国两制。行政编制的人员按市直机关职工待遇，其子女不仅可以入园，而且还可以公费。事业编制的人员不算市直机关职工，其子女入园须事先申请名额指标，而且是自费。我是专业作家，属于事业编制。所以我的女儿想上幼儿园就必须事先搞到批文，之后还得自己付费。我在办公室大发牢骚，我说咱们的人事制度怎么是这样的呀，简直不讲道理嘛。我们同事就劝我冷静一些，他们说谁也不要和咱们的人事制度讲道理，因为那是讲不通的。回到家里，我长吁短叹，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对女儿说“：咱们暂时上不了幼儿园了。”女儿问：为什么？”我只好答“：因为编制的问题。”我丈夫提醒我说：她才三岁。”我说“：就是这个问题嘛。”我丈夫说“：孩子懂得这是什么问题吗？”我说：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