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还想反？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和光荣远行到城里去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位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个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指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不画像的问题，到底反不反动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人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怀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的四类分子，主要原因是盐早没有盐午怪器，其他人也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和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异常的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实这个词的含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于部和乡亲们，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乐观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有些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成功地自杀了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口是血，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里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相，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口去，就可以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十分惊奇。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作“放转生”，显得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脱了苦海，是一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淋漓的污血和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就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骨子大不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也要去看看，去指手划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博大。他一手揪住耳，另一只手在猪头下全部没入皮肉——早已把刀直桶桶地送入胸口，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出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把刀从容地揩拭干净。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巳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地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着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　栀子花，茉莉花　　　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关于天气）　　吃饱了，吃饱了，还想吃一碗就是。（关于吃饭）　　我看汽车是不会来了，你最好还是等着。（关于等车）　　报上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一句都看不懂。（关于读报）　　他人是个老实人，就是不说老实话。（关于仲琪）　　……　　进人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暖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这种让人着急的方式，就是马桥人所说的“桅子花菜莉花”。我发现，一般说来，马桥人对此不大着急，甚至一点也不怪异。他们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像话，不大合乎逻辑。他灯似乎不习惯非此即彼的规则，有时不得已要把话说明白一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很吃力的苦差，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勉为其难的迁就。我不得不怀疑，从根本上说，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辞就是他们的准确。　　因为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马仲琪是怎么死的。总结人们的意思：仲琪有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些；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婆娘的一身病明明是治得好的，可惜找不到对路的药；走到哪里都是个干部的样，就是没有个当干部的相；新屋倒是砌了一栋，砌了又不是自己的；黄老五对他最好，没帮过什么忙就是；是个有面子的人，没有什么话份；说他偷东西实在冤枉，他不过是没给钱就拖走了屠房里一块肉；黄藤是他自己吃的，说他自杀根本不符合事实……听了这些话，我明白了么？没有明白么？　　我大体知道，仲琪守着一个卧床久病的婆娘，日子很艰难，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了。重阳节的前夕忍不住在屠房偷了一块肉，被当众抓获，写检讨书贴在墙上。大概觉得无脸做人，他第二天就喝了黄藤水。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的事情不能被马桥人说得清清楚楚，在一种栀子花莱莉花的方式中得越来越暖昧，只能证明马桥人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或者说不愿接受这样简单的事实。也许，他们觉得在事实的每一个环节之外，还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实，他们的很多话都被那些隐形的事实搅乱。破坏和分解，只能变得牛头不合马嘴。　　仲琪用笔批下了数不胜数的“同意”，最后一个“同意”是上地批在自己偷肉的检讨书上，张贴墙头公之于众。在检讨中，他骂自己是贼，是无廉耻的家伙，是愧对党和政府也愧对先人的反动分子。有些话写得过头，可以使人想见当时惶恐的程度。其实，他一生一知道太多别人的秘密，知道远远近近太多瞒天过海的恶行，但自己从来安分守己，非分的一根稻草都不敢取。他的本分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吗？没有。他被一批批他洞悉无余不以为然的人抛下，眼睁睁地看他们发财，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紧巴，猪油罐子都没有什么腥味。他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呢？在我的想象中，他走进了屠房，掏着自己空空的衣袋，吸着火热逼人的节日气氛，终于决定一块肉上开始自己改变。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肉，只得到了自己众目要民千夫所指之下无限耻辱。　　那么他该怎么办？　　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　　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躇。我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　亏元　　一九六八年，我参加了一次调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永向东”的群众组织，想解脱两个省委干部，事先须查清这两个干部全部亲人的政治情况。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就这样，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居然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　　我们首先到了北京、锦州、沈阳的好几座监狱，了解那个干部的一位堂兄。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五十年代中因为一次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先后在上述监狱里服刑。我惊讶地发现，不管他写下了多少上诉材料，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的生命是应该的。当我们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觉得自己罪有应从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作“政府”：“政府，我再也不会上诉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我突然生部一种恐怖：一种对“安”字、“宋”字以及其它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车店以外还响着武斗的一阵阵枪声，到处有街垒，有弹痕，有硝烟，经常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把大车店里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九六八年的辽宁，“红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泽东思想”派正在围剿“毛泽东主义”派。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竟使火车停开，使我和三个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比如很难被我的女儿理解。在后来人的眼光里，除了“红司”、“革司”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理论、作派、趣味、表情、着装、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事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读学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那么一场场红着眼睛的相互厮杀是怎么发生的？　　这就如同我曾经不能理解十字军的东征。我读过天主教的《圣经》也读过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除了“上帝”和“真主”一类用语的差别，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淫乱、不得说谎等等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译本。那么十字与新月之间为什么会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圣战？他们用什么魔力驱使那么多人从东边杀到西边又从西边杀到东边，留下遍地的骨和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的哭嚎？在黑云低压以及人们不会永远记住的旷野，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是词义碰撞着火花？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凝固成落日下抹一抹的闪光？……　　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不断造就着语言的血案。我不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词语进人不可冒犯的神位，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无一不在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最大的同义性：成为战争主导者们权势、荣耀、财产、王国版图的无谓包装。如果说语言曾经是推动过文化演进以及积累的工具，那么正是神圣的光环使语言失重和蜕，成为了对人的伤害。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这个世纪获得了科学和经济的巨大成果，也留下了空前的环境危机、怀疑主义、性解放。留下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它几百次战争的纪录，使战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世纪战亡人数的总和。这个世纪还喷涌出无数的传媒和语言；电视，报纸，交互网络，每天数以万计的图书，每周都在出产和翻新着的哲学和流行语，正在推动着语言的疯长和语言的爆炸，形成地球表面厚厚积重的覆盖。谁能担保这些语中的一部分不会触发新的战争？　　语言迷狂是一种文明病，是语言最常见的险境。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我每天呼吸着语言，吸吮着语言，在语言的海洋里毕其终生，被一个个词语引人新的思维和感觉。一次次对那次辽宁之行的回想，只是使我多一点对语言的警：一旦语言僵固下来，一旦语言不再成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而被当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语者脸上露出自我独尊自我独宠的劲头，表现出无情讨伐异类的语言迷狂，我就只能想起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马桥，一个七月十五祭祖的日子里。盐午的叔叔马文杰平反了，父亲当汉奸的事也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以前没有给他们好好地办过丧礼，现在当然要补偿。盐午是马桥最有钱的人，请来了洋乐班子，国乐班子，准备好好热闹一下。又准备了八桌酒席，给村里村外的一些亲友送去红帖。　　回村祭祖的魁元也接到了一张红帖，打开一看，脸立刻变了色。他叫胡魁元，帖子上竟写成了“胡亏元”。　　“亏”字太不吉利，也充满着敌意——虽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出于写贴人一时的马虎和懒惰。　　“我嬲他老娘顿顿的！”　　他愤愤地撕了红帖。　　他不能容忍一个“亏”字，就像五十年代的法官不能容忍一个“宋子文”，红司派的战士们不能容忍“革司”二字，十字军不能容忍“真主”二字。一场语言圣战就从这里开始。　　他没有去赴宴。看着人们抹着油嘴从盐午家那边回来，恨恨地吞咬着自己的一个生红薯。他对家人说，他要找盐午家里的算帐。其实，他出门后先到煌宝家里坐了坐，又到复查家的菜园子里摘了条黄瓜吃吃，最后到天安门前看后生打了一阵台球，看一桌后生摸了一圈麻将，根本不敢去找盐午。他甚至害怕盐午知道他来了，知道他要来吵棚。光是天安门那宅子的气势，足以把他的尿都骇得夹回来，他如何吵得过人家？幸好，他游游荡荡的时候，发现盐午家还在装修的一间铺面里，有一把电钻丢在地上，大概是停电了，工人喝茶去了，没有收捡。刚才在这里打下手的盐早也不见了，可能是缠上了另外一件什么事。魁元左右看一看，眼明手快地将电钻塞进怀里，又顺手拿了两个插座板，溜出大门，跑到他三哥家的红薯地里，挖了一个坑埋下再说。他知道这样的东西以后可以卖到哪里去。　　他不慌不忙回到家里，又是擦汗又是偏风，把跟着他的狗踢得惊叫，好像他已经很有权利这么踢了。　　“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魁元是好欺的么？”他兴冲冲地对母亲说。　　“盐午那个货如何说？”　　“如何说？一切后果归他负责”　　只是没有说有什么后果，又如何负责。母亲看他忙着脱皮鞋擦皮鞋，忘了进一步问下去，去给他做饭。两个嫂嫂抱着娃崽在门边站了一会，对事情的结果有点半信半疑，迫使魁元再次说了几句大话：“他盐午有钱又如何？我一去，他就晓得的。”　　吃完饭，魁元在家里呆不住，出门去找电视看。刚走到路口，发现路上堵着三个汉子，借着月光看出，其中一个是盐午手下的一个管家，姓王。魁元装作没有看见，想擦身而过。　　“走就是么？”王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等你好久了，说，是要我们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吐？”　　“你说什么？”　　“还装蒜？”　　“开玩笑呵？三哥。”　　魁元笑了笑，想拍拍对方的肩，手还没搭上去，对方一出腿，他就刷地一下矮了半截跪在地上。他两臂护住脑袋大喊大叫“你们敢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　　一个黑影给了他一拳，“哪个打人？”　　“告诉你们，我也有兄弟……”　　他腰上又挨了一脚。　　“说，哪个打了你？”　　“没打，没……”　　“没打呵？这还像句话。好好说，电钻藏到哪里了？莫伤了和气。”　　“本来就是不要伤和气么。今日你们发的帖子那样缺德，我还没跟盐午哥说……”　　“你说什么？”　　“哦哦，我说我还没有跟马董事长说……”魁元还没说完，感觉头发被一只手揪住，脑袋不由自主地朝上牵引，扭到了王的大胡子面前。他看到的大胡子已经大大倾斜。　　“你还想同我们耍一耍？”　　“说，我说，好好好我说……”　　“走！”　　魁元的屁股上又有一次巨痛。　　他带三个汉子到红薯地里，双手刨去一些浮士，把电钻和插座板取出来，毫无必要地把插座板拍拍灰，攻击它的质量，“这些都是伪劣产品，我一看就晓得。”　　“给点草鞋钱吧。”黑影们拿了电钻，顺便剐了魁元的手表，“今天算是给你个面子，以后再不懂味，割了耳朵再说话。”　　“那当然。”　　这件事是怎么被他们发现的，魁元满心纳闷但不敢问。他根本不敢吭声，直到黑影远了，脚步声完全听不见了，才站起来哭丧着脸骂：“崽呵崽，老子不杀了你们就不是人——”　　他摸了摸手腕，那里确实空了，又到土坑里刨了刨，那里也确实空了。他决意去找村长。　　村长根本不愿意听他谈什么亏元不亏元，手表不手表，听他哭了起来，也只是眼角瞟了他一下。村长是个戏迷，晚上去天安门看戏。可惜这天没有什么好戏。台上是双龙弓那边来的一个厚度班，唱一些七拼八凑的地花鼓，唱腔、身、化妆、锣鼓完全草得很，凑几个人在台上打禾晒谷一般，牛头不对马嘴地唱下去，实在没有词了，就来点挤眉弄限的秽言或昏话，博得台下一笑，也算将就。台下已经有好多人往上面甩草。　　村长没找到烂草鞋，便走出场子上路回家去睡觉。突然，一个哇哇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颈根已经被两只手掐住，身子向前栽倒。额头不知砸在什么东西上，脑袋里一阵金星四冒。他想看清身后是什么人。想明白这是一回什么事，但感到右耳处一阵清凉，用手一摸，那里已经空虚了很多。“耳朵——”他惊恐地大叫。他听到身后有衣衫撕破的声音，听到身后黑影用最快的速度，吱吱咯咯咬着嘴里的什么东西，然后一口吐在地上，跳起脚来猛睬猛跺，再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朝远处人流最稠的方向拼力一甩。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完成的。　　“姓王的，捡你娘的耳朵去呵——”　　是魁元透出酒臭的尖叫。　　“王拐 子，你不听君子言，耳朵喂狗去呵——－”　　魁元显然是一刀割错了人　　“魁拐子你要死呵，搞错了咧！”分边有人在喊。　　周围的人多起来了。有人冲上来了，拦腰搂住疯了般的魁元。一阵扭打之后，魁元甩倒来人，冲破只拦，朝坡上的暗夜里跑去。　　村长还处在全身哆魄的惊骇中，捂着脑袋右边的流血处，一个劲地哀哭。“耳朵……哎哟哟我的耳朵哟……”他四肢落地狗一样在地上寻找。有人突然想起来，说刚才魁元朝饭铺那边扔了什么，或许就是扔的耳朵？于是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那边，那边的人也赶紧把一双双脚挪开，为流着血的村长，为几支朝地上扫来扫去的手电光让出空间。他们弯下腰，很快找到了一个纸烟盒子，还有几块西瓜皮，几堆猪粪，就是没有发现一片肉。最后，一个娃崽眼睛尖，在一只烂草鞋里把这片肉找到了，可惜已经血肉模糊，嵌进了一些砂粒，糊了黑黑的泥污，而且完全冰凉，怎么看也不像人的东西了。人们说，它没有被狗叼走，是不幸中的万幸。　　人们松弛了双脚，可以大大方方朝地上踩了，不担心踩着什么珍贵的东西了。脚下的土地，重新结实坚硬起来。　　村长头缠着白纱布从乡卫生院回来，已接近第二天早晨。据说耳朵是马马虎虎缝上了，但魁元那贼养的做得太绝，把它嚼咬得不成样子。郎中说，耳朵最后能不能接活，暂时还没有把握，先接上看吧。很多人围在他家的门口，探头探脑前里面看。　　三个月以后，魁元的案子终于在区法庭判决。他逃跑到岳阳，还是被盐午派治安联防队从那里抓了回来。他的罪名是暴力伤人加盗窃，两罪并罚，判刑八年。他没有请律师，也显得无所谓，站在法庭上还不时朝后面几个要好的后生咧咧嘴，笑一笑，头发朝后潇洒地一摆。如果不是法警喝止，后面的那些后生已经把点燃的香烟朝他丢过来了。　　“烟都抽不得么？”他作出很惊讶的样子。　　庭长问他最后有什么说的，他又作出很惊讶的样子：　　“我有罪么？笑话，我有什么罪？我只是看错了人，只怪我那天喝多了一点酒。你们晓得，我平时是不喝酒的，除非是人头马，XO，长城干白，孔府家酒顶多也只喝一小杯。我的问题是朋友太多，人家一见面硬要我喝，有什么办法呢？不喝对不起朋友可！舍命陪君子吧。再说那一天是七月半，鬼门开，不喝对不起先人……”　　他被法官打断一次以后，连连点头，“好好好，我拣重要的说，实质的问题说。当然，我是做了一点不那么文明的事情，但是，这不是犯罪，绝对不是犯罪，顶多只是一下看花了眼，就像一失手，打烂了一个碗。你们说对不对？我相信经过今天的审判，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胜于雄辩。我已经向上面反映了这个问题。专署的李局长很快就会来的，就是粮食局的局长，我前不久还在他那里吃过饭……”他关于那天吃饭时天气、环境、菜谱的种种描绘，再一次被法官不耐烦地要求略去，只得从命。“好吧，不说李局长了。上面对这个事是有看法的。省里的韩主编也认为我没什么问题。韩主编你们都认识吧？……怎么？你们连韩主编都不晓得？他是我老爹最好的朋友呵！原来就是我们这个县文化馆的呵！我劝你们打个电话去问一问，问一问他，省政府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　　他的十八扯足足耗费了二十多分钟。　　法官盯着他一口焦黄的牙齿，觉得他一口歪理，驳斥了他的申诉，让警察把他带了出去。他留给人们一个背影，还有过于长的西装裤，垮在脚后跟的裤脚边在地上扫来扫去，拖泥带水。　　开眼　　魁元在牢里服刑一年多以后，病死了。消息传到马桥，他老娘一口痰卡在喉头一命呜乎。事情到了这一步。魁元家与盐午家的仇就结得更深了。简单地说，魁元的三个哥哥砸烂了天安门的一些玻璃，打伤了盐早。盐午后来又差人冲了魁元家的丧礼，一团团狗屎打在灵牌子上，供桌上，还有两口棺木上。两家人都操刀操火统的时候，村里人才请来了牛头从中调。　　调解的结果，是盐午作了些让步，答应给魁元家其他人八百元“安慰费”，魁元家也就往事不提，恩恩怨怨一笔勾销。牛头依照旧规矩，主持了开眼的仪式，杀一只黑叫鸡，鸡血入十几个碗，双方的男人全部喝下。双方代表又各拿出一支临时 做成的竹箭 自己先在箭上砍一刀，再把两支箭并在一起，双方一齐用力折断，以示今后不再互相打杀——各方执断箭为。最后，双方各自请出一个无子无孙绝了后的老寡妇。她们手托一碗清水，水中放一枚铜钱，从水中捞出铜钱来，在对方老寡妇的眼睛上慢慢地抹。一个说。“马盐 午家的人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另一个说： “胡魁元家的同锅兄弟作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　　她们开始含混不清地唱着；　　人人都有一张嘴，　　世上道理万万千呵。　　人人都有两只耳，　　世上道理年说年呵。　　今日开眼明日见，　　亲兄弟笑开颜呵。　　今日碰头明日散，　　隔山隔水不隔天呵……　　越是孤苦穷寒的妇人。越有资格在这种场合充当开眼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说得清楚。　　开眼之后，双方立刻恢复兄弟相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得再提冤仇的这一段。也就是说，有理没理，有冤无冤，一碗屋檐水统统洗去了。　　已经进人了新的年代，“开眼”一词当然也越来越多新的含义。牛头也要讲一讲当前的国家形势，比如讲到亚运会即将在中国召开的问题，讲一讲计划生育的问题，作为开眼的引导。当事的双方也要各给牛头一个红包，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一个猪嘴巴就算是酬谢。当事的双方还要给周围看热闹的人“操心费”，重则请饭，轻则塞一包烟。魁元交结的一些后生，几天来一直在这里探头探脑，等待着这一件事。他们好像要做点什么，又说不出他们要做什么，最终也没有做出什么。他们像趋光的蛾子，总是往热闹的地方去，有一件事事关心的样子，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的样子，走到哪里，喝不明不白的茶，抽不明不白的烟，不明不白地三两相聚不时会意地递个眼色或笑一笑。可能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大叫一声：“走呵！”外人以为会要发生什么了。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一伙人走到小店里看一看，换到另一棵树下又坐了下来，又开始三两相聚的等待，偶尔为一根烟抢来抢去的关闭一阵，如此而已。　　他们就这样把马桥关心了好几日，总算得到了最后的回报：盐午派人买来几条烟，带嘴子的，还买来一些盒装饮料，算是打发了他们。　　他们本来还准备到魁元家那边去看一看，走到那里，碰见了一个叫煌宝的人，被他堵在路上劈头劈脑大骂了一通。他们不明这个人的底细，互相挤眉弄阳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有一个人喊“走呵！”——大家便哄然一笑，走了。　企尸　　魁元过继给了胡家，但还没有压字，不算正式入族，所以葬在马桥。他的一个小哥，远嫁罗江那边平江县的房英，闻讯赶回来了，在弟弟的棺木前大哭了一场。她没有去参加开眼，也决不收下盐午家的一分钱。不仅如此，她还说什么不准让魁元下土，守在墓前，不准任何人动锄。她请几个人帮忙，把棺木高高地竖起来，用几块岩头从旁拦住。　　这就叫“企尸”，企是站立的意思，发音jin.企尸是一种鸣冤的方式，以图引起公众和官家的注意。棺木周围压着的石块，表示冤重如山。棺木直立，则表示冤情大白之前死不瞑目誓不入士的决心。不管人家怎么说，房英一心认定弟弟死得冤，是活活被盐午一伙人害死的。　　她还在村里扬言：只要哪个帮她魁元弟平了反，伸了冤，她就酬谢一万块钱。如果不要钱要人，也可以，她可以做一年合同老婆，一年之内包做家务包生娃崽，什么工钱都不要。一年后还她的身子就行。　嗯　　当时公社布署各个村寨都要挖防空洞，也叫战备洞。据说苏联要从北边打过来了 ，美国要从南边打过来了，台湾要从东边打过来了，所有的战备洞要在腊月以前挖好。还说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已经在苏联发射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落到我们这里——要是我们的飞机不能把它打下来的话。队上只好安排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抢在世界大战的前面。一般来说，每一班搭配两男一女，男的管挖土和挑土，女的力气小一些，专管士。房英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锯短了把子的锄头，跟着我和复查进了洞。　　战备洞很小，宽度仅仅可以容两人交错过身。越往里挖，光线就越暗，很快就需要点油灯了。为了省油，油灯也只能点上小小的一盏，照亮下搞处昏黄的一小团，其余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必须凭声音和气味判断周围的一切，比如挑土的搭档是否转回来了，是否放下竹箕等着了，是否带来了茶水或者吃的什么东西。当然，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除了灯烟的气味以外，人们也很容易吸入人体的气味，比如一个女子身上汗的味道，头发的味道，口液的味道，还有一些男人不大明白的味道。　　挖上几个时辰，人就有些摇摇晃晃。我好几次感觉到自己的脸，无意间撞到了另一张汗津津的脸，或者被几丝长长的曲发撩拂。我轻轻挪动麻木的两腿，退出挖掘位置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在黑暗中撞到身后一条腿，或者一个胸怀——我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饱满。也能感觉到它慌慌的闪避。　　幸好人们很难互相看清对方的脸。飘忽的昏灯，照着堵在鼻子前的泥壁，照着前面永远无处可逃的绝境，照着密密交集扑面而来的镐痕，其中有几道反射出黄光。　　我想起了前人关于地狱的描写。　　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甚至没有关于遥远外部世界的回忆。如果不是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也不会有某种惊醒：发现自己还存在，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有姓名有性别的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和房英还有些话说说。几次惊心的碰撞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最多只是嗯一声。我后来发现，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也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也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我也注意到，她开始小心地避开碰撞，喘息声常常在我身后远远的地方。但每次下工，她会悄悄带上我忘记在洞里的衣，到适当的时候塞给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往我的盆里多加两三个红薯，而她的盆子里总是浅浅的。最后，我跪在地上大汗淋漓、筋肌扭动的时候，背上一阵清爽——一条毛巾会在我光光的背脊上擦拭。　　“算了……”汗吸到了我的鼻孔里，我没法流畅地说下去。　　毛巾轻轻擦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需要……”　　我的脸闪开，而且想阻挡毛巾。但昏暗中我的手已经不大听话，没有抓到毛巾，在空中打捞了两下黑暗，最后才抓到一只手。直到事后很久，我才回味出那是一只小而且软的手。不，我得更正一下，这种记忆是事后的想象和推断。事实上，一旦到了体力完全耗竭甚至到了向未来透支着喘息和喘息的时候，性别早已不存在。不仅碰触不再惊心，任何触感也是空无的。抓一只女人的手同抓一把泥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跌跌撞撞之际，也许还攀过她的肩，也许还接过她的腰，也许还有其它的也许和也许，但这一切都留不下任何记忆，无法确证我相信在那一刻，她也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成为气喘吁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这种无性别的时刻。　　后来，我们缓过劲来，她回到了性别中，于是退得远远的。　　再后来她就出嫁了。她父母亲重男轻女，只让她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就让她在村里挣工分，一旦找到一户还能吃上白米饭的人家，就把她早早打发出去。送亲的那天，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新袄子，穿着一双较为入时的白色网球鞋，被一群姑娘叽叽喳喳地围绕着。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朝我看一眼。她肯定听到了我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就在这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可以同任何人说话，同任何人目光相遇，就是始终没有朝我看一眼。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秘密。除了挖洞的那一段，我们之间甚至谈不上什么接触。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那不过是我在事后的想象和推断中能感过她的一只，不过是她曾经有机会目睹过我最遭罪的时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她一样，在那么近的距离，看我如同一条狗，只着一条短裤，时而跪着时而斜卧着，浑身泥土混和着汗水，在暗无天日的地层下气喘吁吁吁地挣扎——脸上除了一双眼睛尚可辨认，全是尘粉和吸附在一孔周围的烟尘。她看见过我死尸才有的目光，听见过我垂死般的呻吟和喘息，嗅到过我身上最不可忍受的恶臭。如此而己。　　当然，她还听到过我没出息的哭泣。在本义的怒骂之下，我们要抢在帝修反的炸弹丢来之前，把洞子挖出来。我那一段至少挖熔了五六把镐头。有一次，没留神，一失手镐头挖在自己的脚上，痛得我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她手忙脚乱帮着我包扎伤口的时候，一颗凉凉的水珠落在我的脚背。我猜想那不是她的汗珠，而是泪水。　　那是一段最硬的朱牙土。她没有帮上我多少忙，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法不看见我最没脸面的可怜样，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如果说这可以算作一个秘密的话，她没法将秘密交还给我，而是带着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同样不是她的过错。　　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极限点在一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秘密是如此重大，是回忆中弥足珍贵的珠宝。也许房英正是早早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才有一种欠债未还或者侵吞他人物品的惶恐，走的时候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天怕要下雨，你们还是把雨伞带上。”有人对她说。　　她点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她的“嗯”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人群，飞过了几个正在抢糖果吃的娃崽，惊慌飞向了我的双耳——当然不是关于雨伞的回答，而是道别和祝愿。　　我没有坚持到地动身的时候，没有目送她的三个弟兄挑起嫁奁，背起一口新锅，在一些娃崽吵吵闹闹地追赶下，拥着她踏上离乡的远程。我来到了后山坡，坐下来，听树叶间呼呼的风声，看满山守候和等待着我的秋草。她家的送亲唢呐突然响了，吹得满目的秋草突然颤震和游动起来，最后被泪水淹没在我的眼中。我当然有很多哭的理由。我哭自己的家人已经忘记了我（即便过生日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哭朋友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疏忽（这位朋友进城玩耍时，竟把我一再叮嘱的一封急信，一封事关我招工前途的急信，给随随便便地玩丢了）。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陌生的家门，永远带走了她那些一钱不值的一声“恩”。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扁平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分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从我的睑上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正在处理她家与盐午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为弟弟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人死了也闹不活，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恨恨地说，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 见她扑通一声跪下去，还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了几个响头。旁边两个妇人急急地上来拉她，拉了好一阵，她泪光满面的一张脸还是在忽上忽下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了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她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弟弟也不能帮她一把）。在我肯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拗，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和枯槁。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生出了一些绿苔，洞口里透出黑森森的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窝台，上方还留着一团团的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洞，是当年其他一些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挡有两块破木板，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隔锅兄弟　 “稀客来了。洞里坐坐？”　 样子有点眼熟，但我不记得他是谁。　 “韩同志，身体好么？”　 “好。”　 “工作好么？”　 “好。”　 “学习好么？”　 “好，还可以”　 “尊翁大人身体健么？”　 “还可以。”　 “令郎令爱长得乖么？”　 “我只有一个女儿，多谢你关心。”　 “哦，”他点点头，“城里的工业生产还好吧？”　 “当然……”　 “城里的商业流通也还……　 我担心对方要问遍城里的各行各业。急忙打断地的排比句，“对不起，你是……”　 “分手还没有多久，就不认识了！”他前我笑一笑。这是我观看防空洞的时候，身旁冒出来的一个中年人。　　“是有点眼生。”　　“贵人健忘呵”　　“也不奇怪，我离开这里都快二十年了。”　　“是么？二十年了？这就怪了！果真是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啧啧。”他大惑不解地一个劲摇头。　　远处一个人笑着喊：“他就是马鸣咧——”　　“对，贱姓马，小字鸣。”　　“你就是马鸣？你就是神仙府的……”　　“惭愧惭愧。”　　我这才把他想起来，想起了当年我到他那里刷写毛主席语录，而且注意到，他虽然鼻尖上挂着一颗鼻涕，要落不落的。他脸上每一道皱折里都有肥沃的污泥，却居然一点也没见老，红光满面，声气硬朗，还像以前那样，身上套着一件油污污的棉袄，两只手箱进袖子。唯一的变化，似乎就是胸前多了一枚什么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校徽，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　　“你还住在……神仙府？”　　“喜迁新居，喜迁新居。”他笑了笑，一只手提着一节泥糊糊的藕，朝防空洞里指了指。　　“这么潮湿还能住人？”我大吃一惊。　　“就不懂了。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鱼变的，鱼一年到头游在海里，什么都不怕，怎么一活成了人反而怕什么潮湿？”　　“你不得病？”　　“惭愧，我这一世人，什么好东西都吃过，就是不晓得药是什么味。”正说着，一个婆娘匆匆地来了，说她家园子里一只大南瓜没看见了，问是不是马鸣摘了。马鸣立刻怒目而视，“你如何不问我杀了人没有？”见婆娘发了呆，又逼上前咬紧牙关崩出一句：“你如何不问我杀了毛主席没有？”接着朝地下碎了一口，忘了我这个客人，扬长而去。　　远处有几个娃崽嘻嘻笑。被他眼角里瞟了一下，又骇得四散奔逃。　　他就这样气呼呼地走了。我最后看到他，是离开马桥的时候。我看见他又在例行的站山，扶着一根拐棍，孤零零独立在上的后面那个坡上，远眺前面迷迷茫茫的田野，还有浮游在山冲里的粉红色晨光。好像看得十分人神。我还听到他哼出一种奇怪的音调，似乎是从肠子里挤出来的呻吟，但居然是电视观众十分熟悉的旋律。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口。　　不知能做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我没敢招呼他，不便打搅他蝴蝶般的雅兴。　　我后来才知道，马鸣对我说过几句话，算是对我最大的礼遇了。好几年来，他同村里的人完全绝交，对谁都没有一个好脸色；更不愿意说话。他天天游山玩水，天马行空，冷眼入世，有一次一个娃崽子在水塘里，村里的其他大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他在坡上看见了。他救出娃崽，对娃崽父母事后的感谢却不屑一顾，把人家送上门的腊猪肉统统丢到粪池，说莫污了他的口。他情愿吃蚂蚁和蚯蚓，也不吃俗人的俗食，更不愿意接受村里人的恩惠。　　他已经搬出神仙府了。马桥最古老的这一栋大宅已经坍塌。志煌带着一些人，拆了些屋基土去熬硝。一些烟砖也还可用，村里人就拿去砌了个路边的凉亭，也给他砌了一间小房子。他笼着袖子去看了看，并不搬进新屋去住，一种决不苟且求和的姿态。他情愿钻防空洞。　　他在洞子里睡得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是野宿山上枕风寝露。有人曾经问他睡在山上怕不怕被什么野物吃了。他说吃了有什么要紧？他人一辈子吃了不少野物，理应被野物吃回去，这才叫公平。　　这些年来，他最恨了个人，先是恨本义，本义之后就是恨盐午：他总是冲着他们的背影骂“妖孽”，不知冤仇何来。其实他们三个人的面相倒有些相似，都是削长脸，双眼皮，下巴稍稍下塌，翘得上面的下嘴皮撮出来，就有点地包天。偶尔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种无端的猜测。我想象在本义和盐午死了之后，马鸣将在他们的坟前—一哭拜，眼泪鼻涕畅流，让人们觉得有些惊奇。我想象将来可能有另一个烂杆子传出话来，说马鸣曾经说过，他与本义和盐午其实是血亲，都是多年前希大杆子（参见词条“乡气”）留下的种——用马桥的话来说，叫作隔锅兄弟。　　隔锅兄弟，有时也叫借锅兄弟，指兄弟共有一个父亲，却从小不在一口锅里吃饭，不在一个家庭长大。骨肉分离，是出于名正言顺的过继，还是出于瞒天过海的私生，还是迫于劫乱之下的飘泊离散，在这里并不重要，没有相应的命名来给予区分。一是隔锅，二是兄弟，有这两条就足够了，马桥人似乎更注重这两方面的关键事实。我想象，传出话来的烂杆子曾经问过马鸣，他这样说有何证据？马鸣回答：希大杆子离开马桥时，亲自向他说过的——当时他还只是娃崽，也他娘的不相信，朝希大杆子吐了一通痰。直到后来，他长大了，发现村里确实只有他和本义，还有盐午，活脱脱就是姓希的那个鸟样，这才相信他亲爹真地没做好事呵。　　我想象马桥人听说这些，无不惊讶得目瞪口呆，像一群中了毒药的蟑螂。他们看着马鸣从地坪里轻轻飘过去的身影，还有偶尔从眼角里射来的一道冷光，谁也没有勇气上前去，叫住他，把事实作进一步的核实。　归元（归完）　　在马桥语言里，“完”字发音yuan，与“元”是一个音。完是结束的意思，元是初始的意思，对立的两义统一于相同的声音，过程的两极竟在语音上相接。那么，马桥人说“归yuan. ”是指归于结束呢？还是指归于初始呢？　　如果事情都是归于结束，那么过程就是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永远不会重复，永远有前和后、彼和此、是和非的绝对位置，也就有了比较和判断的意义。相反，如果事情都是归于初始，那么过程就是一个永远周而复始的圆环，永远处于前和后、彼和此、是和非的重叠和倒置，叫人迷茫。　　在我看来，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两分。把历史看成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他们所有的荣辱成效毁誉得失，会永远一清二楚地保存在那里，接受精确和公平的终审。他们的执着将最终得到报偿。而历史的悲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合一，把历史看成一个永远重复的圆环，他们是不断前进的倒退，不断得到的失去，一切都是徒劳。　　马桥人将选择哪一个yuan？归元还是归完？　　或者完本就是元？　　马桥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几乎遗落在地图里无法找到的小村寨，有上、下两村几十户人家，有一块田和一片可以依凭的山岭、马桥有很多石头，有很多土。这些石头和泥土经历了千万万年，你怎么睁大眼睛也看不到它的变化。它的每一颗微粒，都在确证着永恒、它永远不息的流水，喧哗着千万万年以前的声音；而千万万年以前的露珠，现在还挂在路边的草叶上，千万万年以前的阳光，现在还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前面一片嗡嗡而来的白炽。　　从另一方面说，马桥当然不再是从前的马桥，甚至不再是刚才一瞬间的马桥：一条皱纹出现了，一根白发飘落了，一只枯瘦的手失去了体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一张张面孔在这里显现然后又逐一消失，成了永远不再回头的事实。我们唯有在这些面孔上，才能怵然发现光阴行进的痕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停止下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这一张张面孔避免在马桥土地的沉陷——就像一个个音符在琴弦上轻轻地熄灭。　白话　　 这个词有三个意义；　　（1 ）指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相对的一种口语化语言。　　（2 ）指不重要甚至是不可较真和坐实的闲谈，说着乐一乐而已。甚至是一种欺诳，比如“捏白”。在这里，“白”显然远离了“平白”、“明白”的所指，凸现了无实效、无意义以及非道德的品格，充其量是一些“说了也白说”的戏言。（3 ）在马桥语言中，读“白”为Pa，与“伯”同音，所以白话也是怕话，在很多时候是说种怪故事和罪案故事，给听众一种刺激和享受。　　马桥人的白话，如同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这种活动多在夜晚或雨天进行，是消闲的一种方式，使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白话文一开始就是在这种阴沉的茅檐下萌生，根植于一些奇闻异录寻常取乐的话题，甚至是一些恐怖话题。庄子把小说看作琐碎浅薄的言语，班固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大体上接近这种状况。从魏晋时代的《搜神记》到清初的《聊斋志异》，作为白话的原脉，也确实是充满着荒诞不经的神魔和专案，一次次打击听众怕的神经 。在这里，没有经邦纶国的兼济，也没有清心寡欲的独善。与文言文不同的是，白话从来不被视为高贵的语言，从来没有引导激情和指示精神终极的能力。　　白话几乎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一种市井语。它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语言的改造，获得自身成熟而完整的形态以后，并没有改变很多人对它的价值歧视——至少在马桥人的词典里，至少在九十年代以前，白话就是白话，明白的话就是白说的话，捏白的话，它仍然是与任何严肃宏大的主题无关，仍然只是“街谈巷议逍听途说”的代名词。马桥人还没有感到有一种紧迫的必要，要用新的实名，把上述“白”的三种含义清晰地区别开来，走出概念的混油。也许，他们自认为是一些卑下的人，一些无知无识的粗人。他们只能进人一种低俗而毫无效用的“白”，进人语言的坠落——无异于对自己作了一次语言的降罪和放逐。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知识似乎很用另一种神秘的深不可测的语言来表达，不可能由他们来表达。　　在他们的猜测里，除了先人遗落下来的零星言词，那种语言也许已经消失了、那种种示的语言也许隐适于巫公的符咒，梦婆的症语，隐遁于大自然的雷声和雨声，而他们不可能懂得。他们很瘦，肤色很黑，骨节很硬但眼珠和头发发黄。他们出让了语言的最高治权，出让给他们不知道的人，然后埋头走完自己的生存。不幸的是，我的小说尝试，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语言记忆，就是从他们白话的哺育下开始，来自他们在晚或雨天里，三五成群的人蜷缩着身子，乐滋滋地交流一些胡说八道。因为这个无法更改的出身，我的小说肯定被他们付之一笑，只能当作对世道人心毫无益处的一篇篇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感谢他们的提醒和蔑视。不管我是多么喜欢小说的这种形式，小说毕竟是小说，只是小说。人类已经有了无数美丽的小说，但波黑、中东的战争说要打就还是在打。读过歌德和防斯安也夫斯基的纳粹照样子杀人，读过曹雪芹和鲁迅的奸商照样行骗。小说的作用是不应该过于夸大的。　　更进一步说，不仅是小说，所有的语言也不过是语言，不过是一些描述事实的符号，就像钟表只是描述时间的符号。不管钟表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塑造了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时间，但钟表依然不是时间。即使所有的钟表砸碎了，即使所有的计时工具都砸碎了，时间仍然会照样进行。因此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语言也是严格意义下的“白话”，作用也不应该过于夸大。　　十多年来，我不为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从本质上说，我没有比马桥人做得更多，一本一本的小说，其实就像复查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他量了量我们今天挖洞的进度，松了口气。“口都要闭臭啦，讲点白话吧。”他丢掉扁担，伸了伸胳膊，兴高采烈地一笑。　　洞里很暖和。我们不用加衣，膝盖抵着膝盖，斜躺在松软的散土上，盯着洞壁上飘忽的昏灯。　　“你给我讲一段么。”　　“你先讲。”　　“你先讲。你看了那些书，肯定看了好多白话。”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但不知如何更正。　　“好吧，我讲一段本义的笑话算了。上个月搞民兵训练，你开会去了。他窜到晒谷坪来，说我的口令喊得没有劲，要我站在边上，看他是如何喊的。他喊‘向左转’，又喊‘向右转’，喊‘向后转’，最后喊‘向前——转’。六崽他们几个身子几歪几歪，不晓得要如何向前转，本义就瞪大眼睛，朝地下画着圆圈，说你们车过来呀，车过来呀——”　　复查哈哈大笑，脑袋砸到洞壁上。　　“好，我也来说一个吧。”他兴冲冲地润了润嗓门，说起一个鬼故事。他说双龙镇那边有一个人，傍山造屋，造了一个高高的吊脚楼。他住在楼上，有一天晚上一觉醒来，看见窗户外有只脑壳东张西望，以为是孩，后来一想不对头，他是睡在楼上，窗户离地足有两米来高，这个贼如何有这么长的脚呢？他摸到手电筒，猛地一打开，你猜怎么样？　　“怎么样？”我寒毛竖起来了。　　“这个贼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嘴巴，脸上是个光板子……　　洞口有了脚步声。听一听，知道是房英从家里转回来了。她刚才说回去拿一点粑粑吃。　　复查撕着手里尚有热汽的粑耙，笑着说，“我们在说鬼，你听不听？”　　她急急地“嗯”了一声，脚步声朝黑暗中进去。　　“外面有鬼呵，你不怕？”　　脚步声停止了。　　复查嘿嘿一乐。　　“外面落雪了吧？”　　没有回答。　　“快天亮了吧？”　　还是没有。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鬼了，你坐进来些，这里暖和。”　　静了片刻，悉悉娑娑的声音近了一点。但我还是没有看见房英，只有她鞋上的一个金属扣环浮出黑暗,闪烁了一下。于是我知道她的一只脚离我不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脑门顶上有咚的一声，过了一阵，又沉沉地咚了一下，震得灯火一晃，但声音不像是来自脑门顶，而是来自前面，或者是左边，是右边，是所有的方向。复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晓得。他说这上面是山，是晚上，不应该有什么声音。我说是不应该有什么声音。他说是不是我们挖到坟墓里来了？真地要碰到鬼了？我说我不信。他说老班子们说过，天子岭上原来有一个洞，可以通到江，是不是我们也要挖通了？说不定外面就是北京，或者美国呢？我说亏你还读了中学，这才挖了几十米？恐怕还没有挖到本仁家旁边的那个粪棚子。　　他惭愧地笑了笑，说他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隔好远，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远呢？隔好久，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久呢？就没有一个办法，比方说用挖洞的办法，一挖就挖到另一个世界去？　　这是我小时候的幻想——常常把脑袋钻进被子里，希望从被子的那一头钻出来时，一眼看见什么明亮的奇迹。　　我们等待新的声音，呆了好一阵，倒什么也没有了。　　复查扫兴地打了一个哈欠，“算了，时间差不多了，散工吧。”　　我说：“你端灯。”　　他说：“你穿好衣，外面冷。”　　灯火移到了我背后。于是，我的身影在我前面突然无限放大，把我一口吞了下去。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日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人们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背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士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一挑子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草　　　　　　　　　　　　　　　　　 一九九六年一月定稿　　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后，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自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冬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人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人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人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正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喷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了士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院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唯一属性。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的维度。几天前，我与朋友交谈，感慨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0二0年出生的人了解二O0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把老力，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三结合”、“豆效票”、“老话”、“成分”……一批词汇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于古籍，没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还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使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呢？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栓释。当然，他们一旦进人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营、歧很、歧义、歧视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呢？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下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销，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也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复端详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部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的意义。这只是语言学教授试验课里各种各样的答案中的一种，人们一旦下课就可以把它忘记。　附录：韩少功访谈：选择隐居的先锋作家　　 余少镭　　“倒退”，也许有时候正是一种悄悄的“前进”　　记者：从八十年代的《爸爸爸》、《女女女》一直到《马桥词典》和最近的《暗示》，你一直在小说的语言和结构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实验。你自己认为这种实验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韩少功：小说或者文学从来不会定于一式一法，从先秦散文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从欧洲的史诗到戏剧、小说、电影等等，不断实验几乎就是文学的基本职责，是对一个写作者并不算太高的要求。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不过是想使自己成绩及格而已。小说过去一直有变化，肯定还会有变化，不会永远停留在巴尔扎克或者卡夫卡，也不会永远停留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如果中国新时期小说的第一阶段，主要职能是恢复和补课，那么更高阶段当然意味着独立和自由的创新。在这一方面，中国的作家们其实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也是很艰巨的任务。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外国现代文学思潮大量涌入的时候，中国文坛出现了许多先锋作家，他们也写出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贴着各种现代派标签的实验作品，可现在那些先锋作家不少都从文坛上消失了，还在坚持创作的，也大都向传统的现实主义回归，这直接导致了“新写实主义”的出现。如果说，你们那时候的“寻根文学”是内容和精神上的“寻根”，“新写实主义”则可以看成是创作形式上对传统技法的“寻根”，你怎么看待这种回归潮？你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历史倒退？　　韩少功：传统并不都是现实主义的。屈原、李贺、李白、苏轼、魏晋文人，还有蒲松龄、曹雪芹等等，大凡与佛道两家有些瓜葛的作家，都不怎么现实主义，至少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再说，“现实主义”这个词，也只是一种很简化的概括，你说到的有些先锋作家，他们现在的现实主义，与他们没有“先锋”过以前的现实主义，恐怕并不一样。从这一点来看，有时候现代主义消失了，可能正是现代主义深化了。反过来也是一样，有时候现实主义消失了，其实是现实主义深化了。高更是一个著名的先锋画家，但他最欣赏古典主义画家提香。所以，不同主义表面上的互相区别和互相排斥，常常掩盖了它们之间的互相汲收和互相依托。你说的“倒退”，也许有时候正是一种悄悄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