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水北：韩少功归隐乡野之作》------------01 扑进画框------------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疲惫地去水边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　　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颤。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　　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我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只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三十年前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峰形。这是王勃的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地去了八溪？”——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不行吗？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疯，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嗵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02 地图上的微点------------　　几年前我回到了故乡湖南，迁入乡下一个山村。这里是两县交界之地，地处东经约113.5度，北纬约29度。洞庭湖平原绵延到这里，突然遇到了高山的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等群山拔地而起，形成了湘东山地的北端门户。它们在航拍下如云海雾浪前的一道道陡岸，升起一片钢蓝色苍茫。　　山脉从这里跃起，一直向南起伏和翻腾，拉抬出武功山脉和罗宵山脉，最终平息于遥不可及的粤北。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更大的地图，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我这才知道，村庄太小了，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记忆或者忘却，功业或者遗憾，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　　浩阔的地貌总是使人平静。------------03 回到从前------------　　我在地图的一个微点里存在过，当过六年的插队知青，至“文化革命”结束才进入另一些微点，比如大学和都市。我在更微点的大楼和更更微点的公寓和更更更微点的房间里突然两鬓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庄叫作“马桥”。其实“马桥”是我在某篇小说中一个虚构的地名，也是中国农村常见的地名，与我的去向没有特别关系。还有记者说过，我移居乡下是出于对文坛的失望——这是指我卷入了90年代一场思想冲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论敌，受到媒体上谣言浪潮的狠狠报复。﹡其实，这位记者并不知道，早在风波发生之前，我已在山里号下了宅地，盖起了房子，与报复毫无关系。甚至早在80年代我进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里就透露：“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说。”——那个秘密其实就是将来返乡的打算。　　实在是蓄谋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静而不是好闹。即便是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狈——却不知道我为何要上这一趟车。我猜想这无非是一种提醒，是命运召唤我去一个未知之地。　　我居住长沙或海口的时候，也总是选址在郊区，好像城市是巨大的旋涡，一次次把我甩到了边缘，只要高楼丛立的城市旋转得更快一点，只要我捏住钥匙串的手稍稍一松，我就会飞离一张张不再属于我的房门，在呼啦啦的风暴中腾空而去，被离心力扔向遥远的地方。　　1971年的农历除夕，我决心逃离农村。深夜的炉火奄奄一息，几位从各地回城探亲的知青围炉聚首，久久地沉默无言，只有长吁短叹。一个胆大妄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诗歌、哲学以及有关毛泽东的辩论，眼下已经情绪降温。不知是谁，仍以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宏论：去他妈的农村！我们都应该进城，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才是革命的火车头！　　我们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苦闷，却乐于夸张自己的历史责任。既然喂猪不好玩了，农民夜校不好玩了，小提琴与演出队也不好玩了，那么，“知识分子”四个字真是令人神往。我们不自量力地迅速决议：谁进入哲学，谁进入史学，谁进入外语，谁进入经济学……至于我，年龄最小，什么也不大懂，就捡了文学这个象征性和简易性的差事，如同在总攻击开始时跟着扔扔石头。　　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那个浪漫的除夕，回想起当时大家很搞笑的紧紧握手和暗语接头：“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朋友们早已从一部想象的激情政治电影中回到了平庸的现实生活。一语居然成谶：那一次除夕的聚会者，其大多数后来果然成了教授、画家或者作家，完成了地下团伙派定的任务。不过，时代已经大变，市场化潮流只是把知识速转换成利益，转换成好收入、大房子、日本汽车、美国绿卡，还有大家相忘于江湖后的日渐疏远，包括见面时的言不及义。　　如果不是餐宴，有些人哈欠连连，甚至找不到见面的借口。“革命”在哪里？“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是否从来只是一句戏言？　　又有一名老知青去世了，是失业以后无钱治病而夭折的。加上以前的两位，已有三名同伴离我而去。这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更多的工人在失业，更多的农民在失地，更多的垃圾村和卖血村在高楼的影子里繁殖，这也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从来不会中断圈子里的戏谑，甚至不能在宴会上造成哪怕一秒钟的面色沉重。但沉重又怎么样？脸色沉重以后就不再炒卖楼宅、不再收罗古玩、不再出国度假、不再对利益关系网络中所有重要人物小心逢迎了吗？不，生活还是这样，历史还是这样。及时的道德表情有利于心理护肤，但不会给世界增加或减少一点什么。　　我感到心跳急促，突然有一种再次逃离的冲动——虽然这一次不再有人相约。我也许该走远一点，重新走到上一次逃离的起点，去看看我以前匆忙告别的地方，看看记忆中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或是烈日下挑担歇脚时一片树荫——是不是事情从那里开始错起？人生已经过了中场，留下大堆无可删改的履历，但我是不是还异想天开地要操着橡皮擦子从头再来？　　一个葡萄园里的法国老太婆曾向我嘟哝：“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问题是：我相信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转移苦难但从来不会消除苦难的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变换不公但从来不会取消不公的上帝吗？相信那数十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我们逃离但从不让我们知道理由所在和方向所在的上帝吗？　　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颇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　　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　　这与上帝没有关系。　　在葬别父母和带大孩子以后，也许是时候了。我与妻子带着一条狗，走上了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走过的路。　　————————————————　　﹡1997至1998年，笔者因批评文坛的某些现象而招怨，于是某小说被几位论争中的对手指为“剽窃”、“抄袭”、“完全照搬”，成为上百家媒体上热炒的新闻。------------04 残碑------------　　八溪乡座落在雾峰山下，原是雾峰乡的一部分，直到大水库建成以后，才与大水对岸分隔开来，单独建制为乡。这是个地广人稀的小乡，与邻县的山脉相接。二十世纪前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一场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大乱，就是从山那边轻易地呼啸而来。　　这里至今还留有一块青石碑，上面一些不无漫漶残损的刻字，记录着两百多位死者的姓名，记录着那一段动荡。　　当时来了两三个陌生人，大家以为不过是油贩子或者盐贩子，没当回事。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来“接头”的，据说谁不与之“接头”，谁的门口就可能贴上白纸条，就可能招来大祸。终于有一天，刺耳的锣声在山沟里响成一线，有人提着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到处跑。大家一看，那是有名大豪绅吴四老爷的脑袋。人们这才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穷人都可以到吴四老爷家去分粮食、烧地契、搬花床、抬腌坛了，老光棍甚至可以到那里去分老婆了。　　乾坤倒转，茶峒立刻拉起了红军的队伍，连一个十三岁的小篾匠，转眼就挂上红袖章，成了一个什么连长（国华爹说的）。他胆子天大，出手最狠，但个头太矮小，杀人的时候，要站到板凳上，要双脚往上跳，刀片才够得着对方的脑袋。在一些人的喝彩之下，他抱着刚刚倒下的尸体，嘴巴对准无头的颈口，呼呼呼大饮其血（吴焕明说的）。　　他的勇敢声名大震，后来成为红匪中的一名将军也不足为奇。在一个皇权崩溃以后的大国，新政府虽说是有了，但四分五裂，几乎没有税源，靠借钱派款养下一些不成样子的枪兵，连防守几个城市都力所不支，对广大农村的零星“匪情”只可能放任不管。这种状况也许只持续了短暂的一段。北方战事结束后，官军腾出手来，缓过气来，买来了德国枪炮，于是带着“铲共队”和“挨户团”一类民团杀回头，扬言摇篮里也要过三刀，棺材板子也要刮九遍，定要把姓“苏”的斩尽杀绝。　　他们果然是一路杀红了眼。有时一刀下去，把某位红军家属砍死在饭桌前，死者喉管里还挤牙膏式地冒出饭菜，冒出糊糊涂涂的红薯丝或者南瓜叶。　　有些分过地主财物的农民，吓得杀鸡宰羊，办赔罪酒，甚至还参加民团一起清乡。不管愿不愿意，他们也得奉令朝大锅里伸筷子，把“暴脑壳”的人心人肺人肝人肠吃上一份，不然自己就得准备让别人来吃。　　将军的大哥全家就是死于这一次清乡。二哥胆小，办了赔罪酒，保下一条小命。将军这时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远走江西，找到报仇的机会是几年后的事情。他没有找到大哥全家的坟前，因为大哥已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一根，没什么可入坟。他只能抱着大哥常坐的一件木凳大哭一场。就在这天，一桌吃酒席的乡绅来不及逃跑，躲在包谷里，终于被红军士兵发现，吓得都举起了双手。将军抽出大刀就朝那里赶。他娘知道他要做什么，疯了似地跑过来，扑嗵一声跪下，抱住了将军的腿：儿呵，儿呵，你这一杀不要紧。你要是走了，茶峒一百多号人就活不成了呵。　　将军哭着喊：我要把他们剜出来！　　老娘知道，他是要剜出大哥一家，吓得地上砸得额头咚咚响：你要剜，先把你娘剜了！　　二哥也赶来跪下：三弟呵，三弟，我也吃了大哥的肉，我也吃了秋嫂的肉。我畜牲不如，你也在我这里剜吧……　　将军拔不动腿，发出一声长嚎。母子三人互相撕着，揪着，扯着，最后拥哭成一团。村里很多人也陪着他们大哭不已。　　茶峒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我看到茶峒的时候，它支着错错落落的几十片屋顶，有牛在田边吃草，有女人在门前做鞋垫。将军十几年前已经去世，死在北方一个副司令员的职位上。据说噩耗电报传来的时候，他家门前一棵老樟树刚刚轰然折断和枯亡，引起了很多人偷偷议论。他家的老房子眼下还没有毁掉，只是十分破败，一个革命纪念室的什么招牌油漆剥落，模糊不清。从窗子里望进去，那里堆放着几件尘封的农具，是禾桶和水车什么的，挂着厚实的蛛网。　　听一个放牛的村民说，将军在职的时候很少回家乡。乡亲们原以为鸡犬升天，近水得月，但将军没让任何乡亲在城里谋得差事。他很多年前回过一次家乡，也只是请全村人吃了一顿饭，说是萝卜炖猪肉，实际上萝卜多，肉少——说到这事的时候，村民的口气里似乎还有一些不满。　　将军的二哥也已去世。他生前不时接到北方来的汇款，也去城里享过几天福。不过他不喜欢城里，在北方那个城市下了火车以后，一钻进轿车，落座时大惊失色，说是什么鬼椅子呵，吓得他脔心差点跳到了口里。他更闻不得汽油味，要死要活地下车，说什么也要走路。将军没有办法，只好陪着老哥一路步行，让汽车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将军的娘当然也去世了。那个保住了村庄的女人，葬在老屋的后山上。有两只黑山羊常常在那里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听上去像萦绕不去的呜咽。听村民们说，那两只黑山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不明底细，大家都不敢去抓，任它们自由出没。------------05 耳醒之地------------　　八溪乡只有四千多人，却一把撒向了极目望断的广阔山地，于是很多地方见山不见人，任雀噪和蝉鸣填满空空山谷。　　近些年，青壮年又大多外出打工，去了广东、浙江、福建等以前很少听说的地方，过年也不一定回家，留下的人影便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落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　　外来人看到路边有一堆牛粪，或者是一个田边的稻草人，会有一种发现珍稀物品时的惊喜：这里有人！　　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　　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升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只要停止说话，只要压下呼吸，遥远之处墙根下的一声虫鸣也可宏亮如雷，急切如鼓，延绵如潮，其音头和音尾所组成的漫长弧线，其清音声部和浊音声部的两相呼应，都朝着我的耳膜全线展开扑打而来。　　我得赶快捂住双耳。------------06 拍眼珠及其它------------　　山里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闭塞。自从电视和卫星天线降价，山民们的房前屋后出现铝皮锅，吞吸着亚太上空无形的卫星信号，于是武侠剧，歌手赛，外国总统，超短裙，男女接吻，英超球赛和日本卡通，还有丰乳霜和润滑油的广告，等等城里人熟悉的东西，也都变戏法式地无中生有，日夜空降遍入民宅，冲击着山民们的眼球。　　不过，他们对这些似懂非懂，要看不看，把电视权当一张可以变幻多端的年画，徒增一点家里的热闹而已。有一家的电视，从一大早就叫嚷出了最大音量，播出某阿拉伯国家的新闻——大概那语言同中国普通话一样难懂，或者主人从未打算从中听懂什么，也不曾听懂过什么，只是要用最大音量来扫除寂静。他不觉得有更换频道的必要。三个娃崽守在屏幕前，咬着指头，抹着鼻涕，看得津津有味。这比起他们以前看满屏雪花里几个鬼影当然要有意思多了——铝皮锅的功劳令人振奋。　　我担心他们听不懂，告诉他们这不是中国的节目，意思是他们得学会选台。但主人并不在意，反而说这个频道好看，蛮好看，你不看么？　　不知他们对阿拉伯为何情有独钟。　　老人们年迈体弱，不大出山了，却胸怀着五洲四海，经常与阿拉伯或印度的音画为伴。他们谈起世道大多从电视机谈起。一般来说，他们高兴科学的进步，毫无中世纪教庭那种对科学的恐惧。电视不就是“千里眼”么？手机不就是“顺风耳”么？飞机不就是“神行法”么？火车不就是明朝高人刘伯温的“铁牛肚子藏万人”么？……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早在中国人的预谋之中。他们连声啧啧，一个劲地摇头，惊叹古人的超前预见，也惊叹现代化无所不能，并且把所有奇迹都归功于国家领袖，比如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人物。　　他们对现实也不很满意，尤其痛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伦常丧尽。眼下偷茄子的有了，偷杉树的也有了。就算上了公堂，直的可以说弯，死的可以说活，恶人说不定还可以使钱买官司。照这样下去，天下焉得不乱？政府不猛下毒手，何谈治国安邦？特别是电视里男的抱着女的啃啃啃，女的抱着男的啃啃啃，抱住别人的婆娘或老公也还是啃啃啃，成何体统？下流不下流？他们一到这个时候就恨恨地质问：怎么没人来拍眼珠？　　“拍眼珠”，是以前的私刑。一位法国史学家曾谈到地中海周边山区，说税收和法律无法延伸到高山，山民们总是生活在历史之外。但中国的山民们以前疏于国法，却不乏家法。直到上一个世纪，官权管制网络覆盖到最底层，国法兴而家法亡，现代国家体制才逐渐成形。但这在老人们看来利弊兼有，是说不大清楚的。他们巨大的困惑是：以前谁敢偷盗？谁敢淫邪？谁敢不孝父母？偷了一块熏肉，就须杀猪一头，请大家喝“洗脸酒”。要是罪行大了，祠堂门一开，就得把贼人绑在树上，用小竹筒套住他的眼睛，再在竹筒尾端猛力一拍，滋溜一下，贼人的眼珠就被挤压出来，带血带水地落在竹筒里——八溪乡老一辈中至今还有几个独眼人，脸上留有酷刑残迹。　　“烧油扇”也是私刑之一。抓到偷人养汉的淫妇，至少也是要罚她几桌“洗脸酒”。要是她的罪大，就得把她全身剐光，让她坐进一个没有板子的椅框，下身一折，阴户朝外暴露。然后有一把油纸扇插入阴户，一经点火，阴户就烧得火冒油滴，毛焦肉臭，以后永不可再淫。　　老人们说，男子犯家法也得论罪。山那边有个厉瓦匠，是个好色多骚的郎猪，即书上说的配种公猪。他脸皮也太厚了，睡人家的女儿不算，还睡人家的媳妇，最后还睡上自己的亲婶子。族老们对此气昏了头，说女儿么也就算了，反正是要嫁出去的，乱伦和乱种则万万不可，不沉塘灭逆，实在天理不容。　　他们只是没有料到，那郎猪不但鸡巴骚，而且水性太好，被众人绑在楼梯上，沉到水塘里三番五次，一出水还在眼眨眉毛动，打喷嚏，甩脑袋，让众人十分无奈。　　眼看日落西山，郎猪觉得乡亲们太累了，太没面子了，才主动给众人找了个台阶：“你们是真要我死呵？不是开玩笑呵？怎么不早说呢？快快快，削个塞子来，塞住我的屁眼。”　　他的意思是，那样才能淹死他。　　大家半信半疑，照他说的去削了个木塞子，堵住他的肛门。这样，当人们再次绑在楼梯上沉塘时，水里冒出一串气泡，然后不再有动静。　　我不知这种传说是否有几分夸张。------------07 智蛙------------　　我们一家进了村，发现房子还没盖好，根本没法住。施工队的包工头老潘满脸歉意，说不是他有意谎报军情，耽误工期确有客观原因：下雨、停电、机器坏了，有人要回家插秧等等。但我看他成天与妇女们打牌，输钱无数，是最受妇女们欢迎的“扶贫干部”——这才是误工的最大原因吧？　　我这样一说，潘师傅红着脸，但坚决不承认。　　我们只好暂时借居在附近的庆爹家，耐心等待工程扫尾，顺便也开始荒土的初垦。　　庆爹家门前有一口荷塘，其实是水库的一部分，碰到水位上涨，水就通过涵管注满这一片洼地，形成一口季节性水塘。每天晚上，塘里的青蛙呱呱叫唤，开始时七零八落，不一会就此起彼伏，再一会就相约同声编列成阵，发出节拍整齐和震耳欲聋的青蛙号子，一声声锲而不舍地夯击着满天星斗。星斗颤粟着和闪烁着，一寸寸向西天倾滑，直到天明前的寒星寥落。　　有时候，青蛙们突然噤声，像全钻到地底下去了。　　仔细一听，是水塘那边的小路上有人的脚步声。奇怪的是，不久前也有脚步声从那里经过，甚至有一群群娃崽打闹着跑过，青蛙如何没有停止叫唤？　　庆爹说，老五来了。　　我后来才知道，老五是个抓蛤蟆的。　　我后来还知道，老五这一次尽管不是来抓蛤蟆，既没有带手电筒，又没有带小铁叉，但蛤蟆还是认出了他。　　这真是怪事。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真不能相信青蛙有这种奇能。它们居然从脚步声中辨出了宿敌的所在，居然迅速互通信息然后作出了紧急反应，各自潜伏一声不吭。它们不就是几只蛤蟆么？现代人用雷达、电脑、手机、激光、群发装置也勉为其难的事情，几只蛤蟆凭什么可以做到？　　老五的脚步声过去以后，青蛙声又升起来了。不管我在塘边怎么走来走去，它们都不理睬我的疑惑，哪怕我重重跺脚，它们也一声声叫得更欢。我在黑夜里看不到它们，但我能想象它们脸上那种对低智能人类的一丝讥笑。------------08 笑脸------------　　下乡的一大收获，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天然而且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爆在小店里，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马帮里。描述这些笑较为困难。我在常用词汇里找不出合适的词，只能想象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对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这样乱相迭出，乍看让人有点惊愕，但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很快就让我由衷地欢喜。　　相比之下，都市里的笑容已经平均化了，具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尤其是在流行文化规训之下，电视、校园、街道、杂志封面、社交场所等都成了表情制造模具。哪怕是在一些中小城镇，女生们的飞波流盼都可能有好莱坞的尺寸和风格，总是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男生们可能咧咧嘴，把姆指和食指往下巴一卡，模拟某个港台明星的代笑动作——我在有一段时间就好几次见到这种流行把戏。公园里的一个小孩不幸冲着照相机大笑了，旁边的母亲竟急得跺脚：“怎么搞的？五号微笑！五号！”　　吓得小孩赶快收嘴巴缩鼻子，整顿自己的表情。　　山里人远离着“五号”或者“三号”，不常面对照相机的整顿要求，而且平日里聚少散多，缺少笑容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模仿。各行其是的表情出自寂寞山谷，大多是对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天空的面部反应，而不是交际同类时的肌肉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无政府和无权威的状态，尚未被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统一收编，缺乏大众传媒的号令和指导。他们也许没有远行和暴富的自由，但从不缺少表情的自由。一条条奔放无拘的笑纹随时绽开，足以丰富我们对笑容的记忆。　　我怀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在镜中是否也会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石碾的味道，让自己大感陌生？------------09 准制服------------　　同我一起下乡的有妻子，还有姐姐和姐夫——他们从四川省一个大企业退休，这次一起来转业务农。他们虽然没有当地知青，但在大学时代参加过下乡“社教”和支农，对农村并不完全陌生。　　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怀疑我们的理由却参与我们的规划。有的还给我们挑来猪粪和草灰。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他们脸上多有惊讶之色。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那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可能要不了多久，她们还会紧紧盯上吊带裙、露背装、指甲油、眼睫膏一类，一个个身体全方位装修升级，随时准备踏上VIP晚宴的红地毯。　　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型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刮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式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　　老五就总是穿上这么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没有换洗，一定是穿得过于多功能，他的西装已像硬硬的铠甲，而且是成人铠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长得几可护膝。我问他为什么买得这么大。他兴冲冲地说：“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　　他不过是买衣时想多谋几寸布。　　端午节，我应邀去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身为陪祭的主宾之一，我必须穿上我家没有的西装。主人倒是很热情，马上从某照相馆给我借来一套，让我临时换上。可惜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仅把我捆成了一个粽子，而且热得我满头大汗，似乎我一面对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紧张和羞愧。　　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谭谈先生，都对我的满头大汗都投来同情目光。不知是谁递给我擦汗的纸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他们付之一笑。------------10 特务------------　　庆爹在地坪里歇凉，觉得我迁居山乡很奇怪，便想起了一个故事。　　他年青的时候当过民兵队长，曾奉上级命令，每天晚上到山顶上放哨，提防台湾方面派飞机来空投特务。当时刮着春夏之季的东南风，台湾方面曾放出大气球，空投过来一些传单、饼干、美女画片什么的，并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反攻大陆”即将开始。　　老庆很想接到饼干白糖什么的，但什么也没接到过，倒是有一天在树从中发现了一个人，推了一把，发现对方面色铁青全身冰凉，这才魂飞魄散抱头鼠窜。死者是个女人，四十来岁，左耳根有个痦子，身上没有搏斗或强奸的痕迹。她没有背筐或挑担，看上去不像农民；也没戴手表或者插钢笔，不像是干部。衣袋里只有几块钱和一张废汽车票，从票面上也看不出汽车的起止地点——这是事后才知道的。　　老庆没命地跑下山。后来县里人武部和公安局的都来了，没查出个结果。老庆带着民兵负责保护现场，轮流守着这个女尸，一直守到尸体渐渐发臭和生蛆，才获准将一堆腐肉草草葬在山上。那几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呵。老庆是队长，不能不带头勇敢，不能不在天高月黑的夜晚上山去，哆哆嗦嗦地捏住一杆梭标，守住一堆正在生蛆和发臭的肉，听着大山上各种野物的叫声，还有枝叶在风中唰唰唰的狂啸。有一天夜里，大雨瓢泼，他全身水洗一样，泪水、尿水、雨水以及禁不住的冷汗一起流淌。　　不知是不是出于幻觉，电光一闪之际，他发现死者已经坐了起来，吓得当即一声大叫就晕了过去。他说死说活再也不当民兵队长了——这是后话。　　死者的来历一直没有个说法。据说附近没有失踪者，公安局通报了全县、全省乃至全国，但各都也没有发现左耳根有个痦子的失踪者。即便在台湾海峡十分紧张的时候，对所有可疑人员排查最为严密的时候，事情还是成了一桩奇怪悬案。　　我后来听说，这个世界的悬案其实很多。我一位朋友的妻子，并无精神性的病，有一天去工厂看望女儿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不知去了哪里。我一位朋友的老师，在受到政治迫害最厉害的时候还活得很正常，倒是在平反复职以后的一天，骑着一辆自行车出门，从此人间蒸发，十多年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亲人们反复寻找也不知下落。有专家告诉我：这样的失踪者不在少数，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他们毫无理由舍弃自己的家，却事实上舍弃了。他们也许像山上那位神秘来客一样，被一座远方的大山召唤而去，在罕见人迹的密林里选定了归宿。　　她的名字永不可知。我只能说，她也许是命定的漫游者，是上帝派来的特务，对大地进行某种隐秘的调查，对自己神圣的使命守口如瓶。------------11 怀旧的成本------------　　房子已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一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青砖便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墙体得以神投气合。　　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　　大概两年多以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青砖已经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友，受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我接到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兴冲冲飞驰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竟大失所望。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一经运输途中的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乎的渣团。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砖一捏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圈恐怕也不牢靠。而且砖色深浅驳杂，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仔——莫不是要给炮兵们盖迷彩工事？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惭愧自己的大意，很不好意思地说，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工艺已经失传。他买的这窝五花仔，还是在邻县费尽了口舌才请窑匠特地烧出来的。　　老工艺就无人传承么？　　他说，现在盖房子都用机制红砖，图的是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红砖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凭老工艺自然赚不到饭钱。　　我说，那就退货吧。　　他更急了，说退货肯定不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人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　　建房一开局就这样砸了锅，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窑匠那里打了水漂。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只得权宜变通，分付工匠们拿这些砖去建围墙，或者铺路，或者垫沟。伪劣青砖既然成了半废物，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风而来，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砌阶基——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熟，只是不好说什么。　　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我这才知道，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一旦成本高涨，传统就成了富人的专利，比如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　　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感多与过去的事物相联，欲望多与未来的事物相联，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这就是欲望。但一个人思念母亲，决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也纯属不可思议，因为那还是母亲吗？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记忆和心疼吗？——这就是情感，或者说，是人们对情感符号的恒定要求。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以及旧的表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　　然而，人终究是人。人的情感总是要顽强复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冬眠的情感种籽破土生长。也许，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等，把文化母亲变成高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买单。　　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然是双重打击：　　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价格隔离线之外，无法靠近昂贵的母亲。------------12 开荒第一天------------　　手掌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把钯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短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钯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　　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从那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最大的恶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一分队！钯头！箢箕！”　　这是哈佬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队长，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佬应该已经年迈，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声音宏亮震耳。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就像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黑暗，光明会重新让人怀念。当知青时代的强制与绝望逐渐消解，当我身边的幸福正在追踪腐败，对不起，劳动就成了一个火热的词，重新放射出的光芒，唤醒我沉睡的肌肉。　　坦白地说：我怀念劳动。　　坦白地说：我看不起不劳动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刚干上三分钟就鼻斜嘴歪屎尿横流的小白脸。　　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没着没落的心慌？会不会在物产供养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连海德格尔也承认：“静观”只能产生较为可疑的知识，“操劳”才是了解事物最恰当的方式，才能进入存在之谜——这几乎是一种劳动者的哲学。我在《暗示》一书里还提到过“体会”、“体验”、“体察”、“体认”等中国词语。它们都意指认知，但无一不强调“体”的重要，无一不暗示四“体”之劳在求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几乎是一套劳动者的词汇。然而古往今来的流行理论，总是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和卑贱者的别号，一再翻版着劳心者们的一类自夸。　　一位科学院院士肥头大耳，带着两个博士生，在投影机前曾以一只光盘为例，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就是知识经济的意义呵。　　我听出了他的言下之义：他的身价应比一个臭劳工昂贵百倍乃至千万倍。　　可在一斤粮食里，如何计算他说的知识？　　在一尺棉布里，如何计算他说的知识？　　问题不在于知识是否重要，而在于1:99的比价之说是出于何种心机。我差一点要冲着掌声质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你们把院士先生这个愚蠢的举例写进光盘，光盘就一定增值么？　　我当时没有提问，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我没想到鼓掌者都是自以为能赚来99%的时代中坚。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无用的肢体将退化成一些细弱的游须，只要能按按键盘就行。我暂不怀疑键盘能否直接生产出粮食和衣服，也暂不怀疑一个键盘在七十二行的实践之外能输写出多么高深的学问，但章鱼的形象至少让我鄙薄。一台形似章鱼的多管吸血机器更让我厌恶。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钯头，买来了草帽和胶鞋，选定了一块寂静荒坡，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洌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从这一天起，我要劳动在从地图上看不见的这一个山谷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我们要恢复手足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喘气浑身酸痛以及在阳光下目光迷离的能力。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　　这决不意味着我蔑视智能，恰恰相反——这正是我充分运用智能后的开心一刻。------------13 治虫要点------------　　治虫须注意以下几点：　　早知虫情一般来说，主要看作物的状态，尤其是要注意虫卵和虫粪。地面上如果出现了黑色的小粪粒，那么这里的虫情已经严重。绿色的大肉虫，橙色的小甲虫，麻色的小飞虫，黑色的小毛虫，虽然还没有开始蛀碎枝叶，但可能已经潜入花心或者瓜果，在那里暗暗下着功夫。如果是树木那里出现了蚁害，树干上一道道黄泥迅速扩展，就是白蚁或黄蚁留下的明显痕迹。主人都得尽早查找和打击。　　准确下药农药分高毒类和低毒类，触杀类和嗅杀类，如此等等有许多区别。对虫下药才可事半功倍，因时准确下药切不可疏忽。我本来有志于绿色农业，决心戒除化学药剂，但实际上无法完全做到。在所有替代方法都不足以除害的时候，能做到不用高毒农药，能做到小剂量用药，就已经不易。不过，见虫便杀也不可取。有时候一阵狂风大雨之后，虫子就少了许多，可谓“天杀”，不知是何原因。有些虫子也并不不贪心，吃了点枝叶，并不造成大害，然后就会自动消失，可谓“自绝”，同样不知是何原因。在这些情况下，农人不如无为而治，避免过度反应之下的药害大过虫害。　　防止误杀虫子就是虫子，对人类而言分为益害两类。这是人类自利目标之下的一种强词，我虽然存疑但权且袭用。有些飞虫像蜜蜂一样有传粉的功能，对作物有益无害，或害少益多。蜘蛛惹人讨厌，在林木间暗暗拉线织网，让人一不小心撞上去满脸痒兮兮，真抓挠起来又似有似无——它们在你刚走过的路上迅速恢复封锁，结网之快和拉网之长简直令人瞠目。但它们正好是很多害虫的杀手，误扰人类之举，理应获得谅解。还有一种黑色的多足爬虫，一些彩色的硬壳瓢虫，形象丑陋，繁殖极快，经常三三两两爬上台阶，在人的鞋底下牺牲得咔哧咔哧脆响。但这些虫吃泥，并不伤害作物。它们壳多肉少，也从不引起鸡鸭的兴趣。　　绿色治虫也须权衡利弊戴着老花眼镜到菜园里捉虫是个不错的方法，可取代喷药。但这种绣花般的手工作业效率嫌低，放在小小菜园里尚可，难以解决大面积生产的难题。放出鸡兵鸭将可算作生物治虫，但鸡鸭荤素俱取，确实啄去了一些害虫，也会把瓜菜吃得七零八落。其得失相比，不一定合算。还有一种电网拍，是灭蚊的一种新产品，拿来电击飞虫同样有效，不会造成化学污染。它的缺点是能空战但不便陆战，对地蚕子、钻心虫一类爬虫无可奈何。我当知青的时候，农民还广泛地使用过一种诱蛾灯，每当稻飞虱等害虫成蛾的时节，我们入夜就去田里放置一些木盆，盆里注水，加一点柴油，再点上一盏油灯，利用蛾子的趋光性，引诱蛾子撞入水中被柴油毒杀。我记得当时长空星汉灿烂，大地万灯闪烁，天地间浑然一片童话，恍惚之际不知此身何在今夕何夕。　　为何农民眼下不使用这种美丽的方法治虫？是不是柴油太贵反而不如农药来得便宜？还是嫌放盆点灯的过程过于繁琐？　　乡下的虫子千差万别，是种类最为丰富但又最为隐蔽的活物，如同山林的绒毛，野地的氤氲，自然界里有嘴的尘埃。这些家伙一旦对人表示出兴趣，也可能送上一份热烈的问候，一份稍觉粗野的亲近，比如在人身上叮咬出一些汹涌而来的红斑，奇痒无比，折磨于心，甚至毒痕久久不褪。　　城里人对这种亲近最为恐惧，尤其是很多女士，可能不怕苦不怕死，只是一听说虫子就会抱臂尖叫。　　但细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叮咬，那还是乡村吗？还是大自然吗？那种不痛不痒的乡村，充其量只是度假村，一种局部都市的异地移植。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在虫子暗算之下变得皮肤粗糙，不再需要药膏和药水，甚至麻木不仁浑然不觉，大概才算得上真正的乡下人。　　《马桥词典》的英译者J拉芙尔女士来自英国，一个长时间里靠大量化学药剂灭杀蚊虫的地方，一个力图确保人们不痛不痒的地方。她在八溪峒住了几日，挠着腿上一串红斑：“你们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居然还有蚊子！”　　她口气里几乎有一种喜出望外。她似乎觉得，奇痒的红斑不但是乡下生活的入门密码，还是生态安全的必要标识。------------14 村口疯树------------　　沿溪水而上，走到前面一个大岭，溪水便分成两道，分别来自两个峡谷：左边是梅峒，右边是猫公冲。“冲”或者“峒”都是山谷的意思。　　梅峒的峒口有一高坡，坡上个空心大树蔸，大如禾桶，桶中积有尘土。有两个小孩子在这里翻进翻出地玩耍，树前还插有五六根香尾子。　　看到这些不知何人留下的残香，便可知这棵树有些来历。同行的莫求告诉我，原来这里有两棵枫树，他家祖爹看见它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树高接天，所以谁也不知道它们到底长了多少年。从外形上看，老树大限在即，树冠平顶，有些树杈干枯，主杆均已开始空心，有的地方只剩下两三寸厚的一圈树皮，一敲起来有咚咚鼓响。听老人们说过，以前每逢村子里谁家有丧事，这两棵树就枝叶摇动，摇出水滴，有如下雨，村民们谓之“树哭”。有人怀疑这两棵树已经成精为怪，要动手把它砍伐。但他们拿着斧锯一旦逼近，老树就突然訇訇雷吼，震得枯叶飘落地面发抖，吓得人们不敢动手。后来人们把这种发作叫作“树吼”。　　为了这两棵树，蕉冲与梅峒的人在好些年前打过架。蕉冲的人说，树在他们的地界内，要剁就剁，要砍就砍，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这次要把树砍去给庙里烧炭。梅峒的人则说，大树是他们的关口，蕉冲的人要破关，坏了风水，岂能答应！　　双方开始是对骂，接着是行武，最后是打官司。蕉冲的人来抢牛，梅峒的人就用矛子戳，戳倒了其中的一个，血淋淋的肠子滑出肚子好几尺，在田边拖成了一长线。后来官司算是打平了：梅峒的人赔医药费和陪办赔礼酒，但枫树还是归梅峒所有。　　双方在树旁立碑为约。　　事情过了几十年，有一次雷击起火，两棵树完全枯死了。蕉冲有个叫满四爹的人，是个杀猪的，要来买枫树做柴烧。梅峒的人不卖，说古木都会有些神，何况这两棵树一直不清静。你要剁，是你的事。反正我们不能卖，不说这个“卖”字。满四爹已经一把屠刀杀生无数，说他这一辈子只怕跌跤，只怕蛇咬，就是不怕鬼叫。他倒想捉个鬼来玩玩。他说完就去把其中的一棵锯倒了，锯散了，一担一担往家里担散柴。但当天晚上他就发高烧，昏话连篇，说树洞里飞出一条蛇，正在缠他的颈根。他家里的人杀了一头猪，做了三十六碗肉去敬树祈神，，结果还是于事无补：满四爹第二天就死在医院里。　　几年之后，猫公冲有一个复员军人回乡。因为在外面受过新式教育，他回家后可以讲一口普通话，可以吹口琴，还只相信科学，雄纠纠地不怕鬼。他懒得去山上砍柴，想就近剁点枝叶，也打起了老树的主意。人们说这家伙普通话讲得再好也没用，阳气还是不足，不过是砍了一点枯枝，回到家就疯了：老说自己的裤带是蛇，把一条条裤带全都摔到门外。结果裤子垮下来，露出了他的半边屁股。邻居们来看他的时候，他还撅着半边光屁股床下钻，躲到那里惊恐万状。　　人们这才知道，枫树者，疯树也，是会让人发疯的呵。　　关于疯树的故事从此更多了。很多人说，他们夜里路过疯树的时候，发现树已经睡倒了，一道大堤似的堵住路面，没人能翻爬得过去。但第二天再去看，老树还是立在那里，并没有倒下来。大家回家查查自己换下的衣，那里也没有泥水或者青苔，并无翻爬的痕迹。　　这当然是一件怪事。关于老树昼立夜伏的消息从此传得很远。　　乡政府对这种越传越盛的迷信十分不满，觉得政策受到了奇谈怪论的干扰，政府威望受到严重冒犯，决定由民兵营长庆长子带队，集中十几个青壮年民兵，将老树彻底锯倒，对反动事物来个彻底打击。人们说，那次杀树真是惊心动魄。大树一开始呼呼生风，接着变成訇訇狂吼，但扛不住民兵们开了誓师会，喝了誓师酒，借着酒力大斧大锯一齐向前。老树邪不压正，一场恶斗之后，终于腾出了一大片天空。但这家伙倒下之前四处冒烟，树体内发出吱吱嗄嗄巨响，放鞭炮一般，足足炸了个把时辰，把众人都惊呆了。到最后，树梢尖子哗啦一颤，庞然树干一颤，一扭，一旋，一跳，人们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哗啦啦的一阵黑风就朝庆长子这边扑将过来。　　民兵们已经请教过老班子，知道凡老树倒下之前都会狂蹦乱跳，因此他们早有准备，远远地躲开。但没料到这疯子竟然蹦出几尺高，旋出几丈远，奔袭路线完全不讲规矩也无法预测，活生生把一位民兵的右脚砸瘪了，砸成了肉泥。　　领头的庆长子倒是没事。他事后夸耀，他那天略施小计，穿了个半边衣，有一只空袖子吊来甩去，看上去像是有三只手。树神就算是记恨他，但往后到哪里去找有三只手的人？　　为了让树神放过他，从那以后，他每次出门还把蓑衣倒着穿，或者把帽子反着戴，让宿敌无法认别。得罪了老枫树的后生们也都学他，后来经常把蓑衣和草帽不按规矩穿戴，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故意穿反，把两只袜子故意套在手上，把妇女的花头巾故意缠在头上，给这个山村带来一些特殊景象。------------15 月夜------------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记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荫里筛下的满地光班，明灭闪烁，聚散相续；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在这时候出现了，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织女也在这时候出现了，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古隆冬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凉台上吗？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　　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山谷里一声长啸，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16 瞬间白日------------　　一天深夜，东山放亮但月亮还没有出山，天上倒是繁星灿烂，偶尔还有三两流星划过。一件奇怪的事在这一刻发生：就像夜晚突然切换成白天，世界万物从黑暗中冒出来，变得一览无余甚至炽白刺目。近处的人面，远处的房屋和山水，刹那间千姿百态五颜六色地一齐凝结和曝光，让我与家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这个短暂的白天只持续了两三秒就突然消失了，眼前的一切重新沦入黑暗。我们楞了一下，不大习惯夜幕的陡落和突降。　　是雷击么？天上没有一丝阴云，也没有听到雷声。是极光么？这里远离极地，而且书本上的极光也不可能这么短暂。那么是公路那边偶尔出现的车灯？有可能。但那一刻根本没有汽车，没有摩托车，而且再高级的车灯也不可能亮到那样的程度：一瞬间照亮千山万水。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瞬间的白日是怎么回事。------------17 太阳神------------　　以前我只知道向日葵，现在才知道几乎所有的树都是向日树，所有的草都是向日草，所有的花都是向日花。　　我家种的美人蕉和铁树，长着长着都向一旁倾斜而去，原因不是别的，是头上盖有其它树冠，如果它们不扭头折腰另谋出路，就会失去日照。我家林子里的很多梓树瘦弱细长，俨然有“骨感美”，基原因不是别的，是周围的树太拥挤，如果它们不拼命地拉长自己，最上端的树梢就抓不到阳光。　　我现在明白了，万物生长靠太阳——农业其实是最原始和最宠大的太阳能产业，一直在播撒着金色能量，包括造福人类这样的终端客户。　　那么，所谓太阳神不过是这一传统产业的形象徽标，表现出生物圈里每一天的日常真实，不是什么古人的虚构。　　在一场争夺阳光的持久竞争中，失败的草木一旦蒙受荫蔽，就会大失生命的活力，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很可能成为日后一棵高龄的侏儒，乃至沦入枯萎或者腐烂。这使我想起了瑞典、挪威、冰岛以及其它一些北欧国家，地处北极圈附近，一旦进入夜长昼短的阴沉冬季，上午快十点才天亮，下午三点多就天黑，人们脸上大多愁眉不展暗云浮现。政府巨大的福利开支之一，就是给所有国民发放药丸以防治抑郁症，一直发放到春夏的到来。女孩们扮成光明之神露西亚，也会在夜晚最长的那一天，举着可爱的烛火，到处巡游和慰问，鼓舞人们抵抗漫长冬夜的勇气——这些情况放到一个阳光富足的热带国家，也许会让人难以理解。　　我的一部分瓜菜看来是患上北欧抑郁症了，需要治病的什么药丸了，或者需要到加勒比海或印度洋去度假了。随着近旁的梓林和竹林越来越扩张，荫蔽所至之处，它们只能变得稀稀拉拉，要死不活。　　阳光的价格在这个情况下就产生的。它是我家瓜菜的价格，或者是北欧富人们到加勒比海或者印度洋去晒太阳的飞机票价格。　　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原来都很昂贵，哪怕像阳光这种取之不尽和世人皆有的东西。反过来说，所谓昂贵，通常是人为的结果，是一些特定情境中的短暂现象，甚至只是一种价值迷阵里的心理幻影。想想看，一旦石油枯竭，汽车就只能是一堆废铁。一旦币制崩溃，金钞就只能是一堆废纸。贵妃陷入病重之时，一定会羡慕活泼健康的村妇。财阀遇上牢狱之灾，一定会嫉妒自由无拘的乞丐……在事局的千变万化中，任何昂贵之物忽然间都可能一钱不值，而任何低贱之物忽然间都可能价值连城。　　所以古人有太阳神。　　所以古人有海神和山神。　　所以古人有火神、风神以及树神……　　古人对贵贱的终极性理解，通常在人类历史中沉睡，在我们的忙忙碌碌中被遗忘，比如在沉甸甸的斜阳落满秋山的时候，也是我买到食盐后一步步回家的时候。------------18 蠢树------------　　佛教悲怀一切有眼睛的生命，心疼世间一切“有情”——这是指所有动物，也包括人。这样一来，只有植物降了等级，冷落在悲怀的光照之外，于是牛羊大嚼青草从来不被看作屠杀，工匠砍削竹木从来不被看作酷刑。　　佛祖如果多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其实可知草木虽无心肝和手足，却也有神经活动和精神反应，甚至还有心理记忆和面部表情——至少比网络上的电子虚拟宠物要“有情”得多。　　我家的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得很，心眼小得很。有一天，一枝葡萄突然叶子全部脱落，只剩下光光的枝杆，在葡萄群体中一枝独裸和一枝独疯。我想了好一会，才记起来前一天给它修剪过三四片叶子，意在清除一些带虫眼的破叶，让它更为靓丽。肯定是我那一剪子惹恼了它，让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来了个英勇地以死抗争。你小子剪什么剪？老娘躲不起，但死得起，不活了！　　其它各株葡萄也是不好惹的家伙，不容我随意造次。又一次，我见另一株葡萄被风雨吹得歪歪斜斜，好心让它转了个身子，攀上新搭的棚架。我的手脚已经轻得不能再轻，态度已经和善得不能再和善，但还是再次逼出了惊天动地的自杀案，又是一次绿叶呼啦啦尽落，剩下光杆一根，就像被大火烧过了一般。直到两个多月后，自杀者出足了气，耍足了性子，枯杆上才绽出一芽新绿，算是气色缓和，心回意转。　　当然，也许葡萄脱叶不是因为脾气太大，恰恰是因为胆子太小。它们刚从遥远的地方移植山峒，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怯生生地活得提心吊胆，一遇风吹草动还不吓得死去活来？　　这也是可能的。　　相比之下，梓树就沉稳和淳厚得多。工匠们建房施工时，把一棵碍事的小梓树剁了，又在树根旁挖灶熬浆料，算是刀刑火刑无不用其极，足足让小树死了十几遍。不料工匠离开半年之后，这树蔸无怨无悔，从焦土里抽枝发叶，顽强地活了过来，很快撑起了一片绿荫。看来，中国古人将木匠名为“梓匠”，将故乡名为“桑梓”，将印刷名为“付梓”，对这种梓树念念在怀，赋予它某种国粹身份和先驱地位，与它的不屈不挠和任劳任怨可能不无关系。　　我只是觉得这种树稍稍有点蠢，有点弱智，比如初秋之际，寒暖不定，它们似乎是被气候信号搞糊涂了，不知眼下是什么季节，便又落叶又发芽的，如同连哭带笑，又加棉袄又摇扇，有点丢人现眼。　　我家的梓园原来也是蠢园呵。我忍不住嘀咕。------------19 再说草木------------　　草木的心性其实各各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过墙的那一刻爆出宝石蓝的的礼花，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黄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擅自进退。　　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娇生惯养。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位，最频繁殷情的喷药杀虫，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玩世不恭，好吃懒做。硬要长的话，突然窜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掉。　　阳转藤自然是最缺德的了。一棵乔木或一棵灌木的突然枯死，往往就是这种草藤围剿的恶果。它的叶子略近薯叶，看似忠厚。这就是它的虚伪。它对其它植物先攀附，后寄生，继之以绞杀，具有势利小人的全套手段。它放出的游走长藤是一条条不动声色的青色飞蛇，探头探脑，伺机而动，对辽阔田野充满着统治称霸的勃勃野心。幸好它终不成大器，否则它完全可能猛扑过来，把行人当作大号的肥美猎物。　　我的柴刀每年都得数次与这种长蛇阵过招，以保护我的电话线不被它劫持和压垮。　　当一棵树开花的时候，谁说它就不是在微笑——甚至在阳光颤动的一刻笑如成熟女郎，笑得性感而色情？当一片红叶飘落在地的时候，谁说那不是一口哀怨的咯血？当瓜叶转为枯黄甚至枯黑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听到它们咳嗽或呻吟？有一些黄色的或紫色的小野花突然在院墙里满地开放，如同一些吵吵闹闹的来客，在目中无人地喧宾夺主。它们在随后的一两年里突然不见踪影，不知去了哪里，留下满园的静寂无声。我只能把这事看作是客人的愤然而去和断然绝交——但不知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它们。　　再说我们同时栽下的一些桔树吧。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它们同样地挖坑同样地修剪同样地追肥，但靠路边的三棵长得很快，眼看就要开花挂果。另有一株，身架子还没长满，也跟着早婚早育，眼看就要衔珠抱玉。但其它几株无精打采，长来长去还是侏儒，还是呆头呆脑，甚至叶子一片片在蜷缩。有一位农妇曾对我说：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么。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要一碗水端平么——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　　这位农妇还警告，对瓜果的花蕾切不可指指点点，否则它们就会烂心（妻子从此常常对我大声喝斥，防止我在巡视家园时犯禁，对瓜果的动作过于粗鲁无礼）。发现了植物受孕了也不能明说，只能远远地低声告人，否则它们就会气死（妻子从此就要我严守菜园隐私，哪怕回到餐桌前和书房里也只能交换暗语，把“授粉”、“挂果”一类农事说得鬼鬼祟祟）。　　我对这些建议半信半疑：几棵草木也有这等心思和如此耳目？　　后来才知道，山里的草木似乎都有超强的侦测能力。据说油菜结籽的时候，主人切不可轻言赞美猪油和茶油，否则油菜就会气得空壳率大增。楠竹冒笋的时候，主人也切不可轻言破篾编席一类竹艺，否则竹笋一害怕，就会呆死过去，即使已经冒出泥土，也会黑心烂根。关键时刻，大家都得管住自己的臭嘴。------------20 红头文件------------　　表一：　　名称数量（公斤）名称数量（公斤）名称数量（公斤）　　豆角21．7冬瓜86．8空心菜21．8　　四季豆4．2南瓜43．2苋菜12．0　　辣椒38．1黄瓜16．2茄子7．9　　苦瓜7．2丝瓜26．3西红柿5．6　　玉米18．8金瓜3．4荞头3．0　　萝卜菜9．5小白菜3．7小南瓜3．6　　以上是2004年度春夏两季我家农产品收成总表，其中没有包括喂鸡的劣质瓜菜，没有包括葱、韭菜、苦菜、白菜、萝卜、白瓜、芋头、姜、凉薯、葵瓜子等小批量收成。　　表二：　　名称数量（公斤）名称数量（公斤）名称数量（公斤）　　豆角28．4冬瓜21．0茄子17．3　　四季豆4．2南瓜21．3西红柿5．1　　辣椒31．0黄瓜27．4白瓜7．2　　苦瓜5．0丝瓜40．3小南瓜3．6　　空心菜6．4包菜5．8小白菜14．1　　苋菜12．2玉米4．8桔子20．0　　以上是2005年度春夏两季我家农产品收成总表，其中也没有包括喂鸡的劣质瓜菜，没有包括葱、韭菜、苦菜、芋头、萝卜、芋头、姜、凉薯等小批量收成。　　这些自产瓜菜微不足道，因为从不进入市场流通，更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GDP）——这多少是个GDP的漏洞。我把这些报表通过英特网发给了国内和国外的所有亲人，算是一份来自八溪峒的红头文件：向他们备案，请他们参阅，包括提醒他们对全球GDP数据实行必要修正。　　吃不完的菜，通常只能做成腌菜或者干菜。进省城的时候，我与妻子带上干萝卜、干豆角、干茄片之类，一一分送朋友。为了便于携带，也为了夸张它们的品质和价值，我们事先把它们小袋包装，贴上电脑打印出来的商标和条形码，使之有模有样气度非凡，足以到超市去以假乱真。这些产品当然颇受欢迎。不过，当年的插友们眼下大多活得很文明了，尤其是养老金有保证的退休女士们，见面一开口就是钢琴、京剧、合唱团、国标舞、陶艺收藏、MP3以及DV短片制作等等，统统是上层建筑和精神领域的雅事。相形之下，我们风尘仆仆从乡下赶来，出手只有黑不溜秋的一包包干菜。两个菜贩子分明庸俗不堪。　　我们也不知道一些著名消费场所的所在，成了城里的半盲人和半聋子。一位朋友曾打电话邀我到某餐馆吃饭，说那个餐馆最近火得很，厨艺更加精湛，推出了好几种新菜。他以为我熟悉那个地方，就像北京人熟悉王府井。但我开着汽车找遍了七街八巷，好几次下车询问街名，还是没找到餐馆，最后我一不小心滑入高速公路，没法退出来，一直傻傻地开到飞机场，像急匆匆地去赶飞机。　　我在飞机场打电话时大发混胀脾气：“我到广州去吃算了！你下次请客，最好订一个上海的餐馆！”------------21 CULTURE------------　　什么时候下的种，什么时候发的芽，什么时候开的花……往事历历在目。虫子差点吃掉了新芽，曾让你着急。一场大雨及时解除了旱情，曾让你欣喜。转眼间，几个瓜突然膨胀好几圈，胖娃娃一般藏在绿叶深处，不知天高地厚地大乱家规，大哭大笑又大喊大叫，必定让你惊诧莫名。　　有时候，瓜藤长袖飞扬，羽化登仙，一眨眼就缘着一根电线杆攀向高高蓝天，在太阳或月亮那里开花结果，让你搬来椅子再加上梯子，仍然望天兴叹。你看见一条弯弯的丝瓜挂在电线上，像电信局悬下来一个野外的话筒，好像刚才有什么人在这里通话。这么多电话筒从瓜藤上悬下来，从土地里抛撒出来，是不是一心想告知我们远古的秘密，却从来无人接听？　　你想象根系在黑暗的土地下嗞嗞嗞地伸长，真正侧耳去听，它们就屏住呼吸一声不响了。你想象枝叶在悄悄地伸腰踢腿挤眉弄眼，猛回头看，它们便各就各位一本正经若无其事了。你从不敢手指瓜果，怕它们真像邻居农妇说的那样一指就谢，怕它们害羞和胆怯。总之，它们是有表情的，有语言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来到餐桌上，进入你的口腔，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几乎不是吃饭，而是游子归家，是你与你自己久别后的团聚，也是你与土地一次交流的结束。　　你会突然想起以前在都市菜市场里买来的那些瓜菜，干净、整齐、呆板而且陌生，就像兑换它们的钞票一样陌生。它们也是瓜菜，但它们对于享用者来说是一些没有过程的结果，就像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学习的毕业，于是能塞饱你的肚子却不能进入你的大脑，无法填注你心中的空空荡荡。　　难怪都市里的很多孩子都不识瓜菜了，鸡蛋似乎是冰箱生出来的，白菜似乎是超级市场里长出来的。看见松树他们就说是“圣诞树”。看见鸭子他们就说是“唐老鸭”。在一个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人们正越来越远离土地。这真是让人遗憾。　　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人呢？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土地上的种植与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以土地为母的原因。英文中culture 指文化与文明，也指种植和养殖，显示出农业在往日的至尊身份和核心地位。那时候的人其实比我们洞明。　　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那才是人类culture 又一次伟大的复活。------------22 每步见药------------　　山里的竹器质优价廉。乡亲们先后给我家送来了四张竹床和三个竹板，皆柔顺润滑，幽凉沁肌，是较为亲切的度夏用品。　　有一天中午，我睡着睡着忽觉竹床上有硬物，摸了好几次，没发现有什么，倒是摸到自己背上一个赫然硬块，看来是来者不善的毒疮或恶疽，俗名“背花”。　　妻子认定这是我上地时不戴草帽的结果，也是我好吃辣椒的可耻下场，最后的结论是： 赶快进城求医！我当然可以进城。但我有点害怕城里大医院里的拥挤和排队，也不大习惯空调机遍地之际的忽冷忽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翻了翻医书，试着用土法祛火解毒。妻子以前在药房工作过，也懂得一些中草药知识，很快从院子里采来马蹄苋，洗净，捣碎，敷于硬块。但这种草叶较硬，无黏性，不贴身，不要多久就脱落，从纱布边缝里漏出来，散落得满床都是。妻子又去问了一下附近的农民，换上一种犁头草，同样洗净，捣碎，做成黏黏的饼块，敷在背花上“拔毒”和“背毒”。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只敷了两三天，背花就有些退烧和软化。再敷了两三天，硬块就开始缩小。加上我每天喝下几碗金银花泡的水，不到十天的时间，来势汹汹的背花竟消失无痕。整个治疗过程既不花钱，也没有任何劳顿和痛苦。　　我记得自己少年时期也遭遇过这种恶疾。从发作聚脓直至破口泄脓，一个背花消耗抗生素和镇痛剂无数，足足闹腾了二十多天。最严重的时候，硬块竟有碗口大，集小脓头数十个，如鲜艳夺目的一枚石榴，令人疼痛难忍，高烧不退，昏天黑地。医生当时还说，这种毒物因靠近心脏，有时候还可能夺人性命。　　如今土法轻易却病，使我对院子里的各种野草刮目相看。车前草，金钱草，白茅根，凌宵，鸡冠花，麦冬，路边筋，田边菊，黄芹，牵牛花籽，紫苏籽，鱼腥草（观音草）……这些还只是已经入典的。未入典的尚不计其数。龙老师的岳父是三江人，来看女儿和外孙，顺便来我家走走，又给我家来了一次地头讲座，其丰富内容足可以录为一本煌煌大著：原来金钱花与铜钱花是不同的。原来明代纪晓兰用一味苋菜汤，清代慈禧太后用一味白菜汤，也都治愈过大病的。原来每一个农家小院都是个百草园，还是个免费的百药箱，每草皆药，每步见药，虽然不能说包治百病，但对付大多数常见病已绰绰有余。我家有几株七叶莲，据说还是医治蛇伤的神草。　　我在路上碰到吴胖子，一位家住附近的医生，问他为何不给病人多用草药。　　胖子倒是个老实人，说西药么，价高，利润大。再说西药的药性快，也符合当下人们一切求快的胃口。“不瞒你说，现在的医生都是水医生，我也是个水医生，碰到什么病，先吊两瓶水再说！”　　“照你这么说，这样的医生我也当得。”　　“没错，你是可以当得。”　　“滥用抗生素，报上说不是有很多副作用吗？”　　“大家都这样吊，你怎么办？你不这么吊，病人还觉得你没水平。没水没瓶（平）呵！”　　他没有说出的理由是：草药无价，无行市，接受者充其量认一份人情，决不可能掏腰包——这种非商业传统肯定要饿死他这样的胖子。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事情真是奇怪：中国乡下穷人多，却舍贱求贵地大用西药甚至滥用西药。倒是在美国的朋友曾告诉我，那里的一些保险公司看上了中药，这些年鼓励中医开业，以求省钱和增效。事情的阴差阳错，使中国人最应该享受的自家医药传统，倒可能花落他家。一个几乎全民皆医的好传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内，倒可能文明来文明去地失传。　　我们是更文明了，还是更野蛮无知了？　　我给《天涯》杂志社的朋友们发电子邮件，告知一个有关“背花”的故事，建议他们都来关注中医草药。------------23 养鸡------------　　农家有三宝：鸡，狗、猫。鸡是第一条。　　放在以前，鸡是一般农家的油盐罐子，家里的一点油盐钱，全是从鸡屁股头挤出来的。现在经济有所改善，但鸡还是一般农家的礼品袋子，要送个情或还个礼，大多冲着鸡下手。　　入住山峒以后，农友们渐渐摸清了我的来历，知道我下乡不是因为受了什么处分，也不是因为精神上不正常。作家么，大概相当以前的秀才，或者举人，还理应得到他们一份师尊。他们放心了，与我家一来二去之后，常送来一些瓜菜、红薯、糯米、熏肉、有时还用化纤袋装来三两鸡仔。　　我家的鸡圈由此迅速地热闹起来。来路不一的鸡仔各自抱团，互相提防和攻击。其中有一只个头大，性子烈，本领高强，只是没来得及给它剪短翅膀，它就鸟一样腾空飞越围墙。我们在后来几天里还不时看到它在附近游走和窥视，但就是抓不住它，只得听任它变成野鸡，成全它不自由勿宁死的大志。　　鸡仔长大以后，雌雄特征变得明显。一只公鸡冠头大了，脸庞红了，尾巴翘了，骨架五大三粗，全身羽毛五彩纷呈油光水亮，尤其是尾上那几条高高扬起的长羽，使它活脱脱戏台上的当红武生一个，华冠彩袍，金翎玉带，若操上一杆丈八蛇矛或方天画戢，唱出一段《定风波》《长板坡》什么的，一定不会使人惊讶。几个来访的农民也觉得这家伙俊美惊人，曾把它借回家去做种。　　这只公鸡是圈里唯一的男种，享受着三宫六院的幸福和腐败，每天早上一出埘，就亢奋得平展双翅，像一架飞机在鸡场里狂奔几圈，发泄一通按捺不住的狂喜，好半天才收翅和减速。但这架傻飞机虽然腐败，却不太堕落，保卫异性十分称职，遇到狗或者猫前来觊觎，总是一鸡当先冲在最前，怒目裂眦，翎毛奋张，炸成一个巨大毛球，吓得来敌不敢造次。如果主人往鸡场里丢进一条肉虫，它身高力大健步如飞，肯定是第一个啄到目标。但它一旦尝出嘴里的是美食，立刻吐了出来，礼让给随后跟来的母鸡。自己无论怎样馋得难受，也强忍着站到一旁去，绅士风度让人敬佩。　　“衣冠禽兽”一类恶语，在这只公鸡面前变得十分可疑。把自利行为当作人性全部的流行哲学，在这只公鸡面前也不堪一击。一只鸡尚能利他，为何人性倒只剩下利己？同是在红颜相好的面前，人间的好些雄性为何倒可能遇险则溜之和见利先取之？再说，这公鸡感情不专，虽有很多不文明之处，可挑剔和可责难之处，但它至少还能乱而不弃，喜新不厌旧，一遇到新宠挑衅旧好，或者是强凤欺压弱莺，总是怜香惜玉地一视同仁，冲上前去排解纠纷，把比较霸权的一方轰到远处，让那些家伙稍安勿燥恪守雌道。如此齐家之道也比好多男人更见境界。　　这样想下来，禽兽如果有语言的话，说不定经常会以人喻恶。诸如“兽面人心”，“狗模人样”，“人性大发”，“坏得跟人一样”……它们暗地里完全可能这样切切私语。　　一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发现天色大亮，觉得这个早上缺了点什么。想了半天，发现是刚才少了几声鸡叫，才使我醒得太晚。我跑到鸡埘一看，发现埘里没有大公鸡。这就是说它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入埘。　　我左找右找，一直没有发现它的影子。中午时分，我再一次搜寻，才在一个暗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奇怪的是，它身上没有伤口，显然不是被黄鼠狼一类野物咬死的。也不像是病死的，因为它昨天还饮食正常精神抖搂，没有丝毫病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法破案，只是把它葬在一棵玉兰树下。------------24 小红点的故事------------　　美公鸡莫名牺牲的那一天，母鸡们怅然若失，不怎么吃食。撒给它们的谷子剩留了许多，被一大群麻雀飞来吃个痛快。　　从此以后，鸡圈里少了一份团结与和谐。母鸡们也能利他，但利他的圈子通常划得比较小，大多只限于一窝同胞之内。凡是气味不对的他家骨血，就无缘受到爱护，双方处得再久，还是隔隔不入。这就苦了一只小黄鸡。它是新来的，在这里无亲无故，刚来时怎么也进不了鸡埘，一进门就被既得利益群体啄出门外。我把它强行塞进埘门，第二天竟发现它头上鲜血淋淋，脑门顶被活活地啄去一块肉，使它两眼欲闭，步履踉跄，奄奄一息。　　他鸡即地狱呵！没有明君贤主的社会礼崩乐坏呵！我没法听懂鸡语，再气愤也没法缉凶，唯一可做的事，是找来红药水和消炎粉，给这只半死的小鸡疗伤。我见它怯怯的根本不敢上前争食，又一连给它开了七八天小灶，每一次抓来些剩饭或谷子，让它单独在一旁进食。　　别的鸡见此情景嫉妒得拍翅大叫，但在我的一再呵斥之下，无法靠近过来，只能远远地看着小黄鸡吃香喝辣。　　我们把这只鸡命名“小红点”，因为它头顶红药水时，脑袋上有鲜明的标记。没有料到的是，自小红点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以后，它怕鸡不怕人，亲人不亲鸡，在鸡圈里总是形单影只，呆在冷清的角落，一见人倒兴高采烈地跑上前来，不似其它那些鸡，即便见你来喂食也会四散惊逃，直到你提着空盆离去，才敢一哄而上前来抢啄。　　每到黄昏，小红点也迟迟地不回鸡埘，一有机会就跑出鸡圈，跑到我家的大门口，孤零零守候那里，对门内的动静探头探脑，似乎一心一意要走进这张门，去桌边进食，去床上睡觉，甚至去翻报纸或看电视新闻。看得出，它眼睛眨巴眨巴，太想当一个人而不想做一只鸡了。　　半年多以后，它还是保持着跟人走而不跟鸡玩的习惯，即使主妇很不待见它在门前拉屎，即使主妇一次次把它赶回鸡群，它还是矢志不改总是跟着人转，有时踩着了我的脚，啄了我的脚，也若无其事。它顽强的记忆是不是来自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疗救？或者像邻居老吴说的：它前世很可能本就是个人，同人有某种缘分？　　它一天天长大了，拉在我家门前的粪便是越来越多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对待这只孤独的鸡。假如它哪一天要终结在人类的刀下，它会不会突然像人一样说话，清清晰晰地大喊一声“哥们儿你怎么这样狠心”？　　或者，它会不会眨巴着眼睛，流出一泓无言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