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他们回去后，收到了几十份捐款，人们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帮助这为国家默默地做着贡献的而又不幸的一家。我的心得到了很大安慰，我感谢我拥有的这份职业。我再次哭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云南的陈维是个美丽纯净的女孩，当她来到北京参加我们“综艺大观”的时候，我才听导演黄海涛说：她也是个骨癌患者，为了保住生命，她的腿也留不住了。最为残酷的是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年仅十六岁，一个如花的年龄，一个诗一样的生命。陈维说她唯一的愿望是在还能走的时候爬一次长城。我陪她去了，站在长城上，我问她：“还想跳舞吗？”“想啊！”她高兴地在长城上伸出手臂为我跳起了孔雀舞。我哭了，多么好的一个舞蹈演员，多么年轻的一条生命。或许，陈维也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跳舞了，她趴在城墙上失声痛哭，那一刻，伟大的长城和弱小的生命溶进了我的血液。直播的时候，当我挥手介绍陈维，我又没能控制住感情和陈维一起哭了，她像个孩子一样偎在我的怀里，我像母亲一样紧紧地搂住了她。分手时我给陈维买了一件花毛衣。她穿着花毛衣流着泪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一年之后，陈维去世了。如果有人问我，我所主持的节目有什么幕后的故事，我说这些算幕后的故事吗？我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当你在体验生活时，你就在积累情感，面对心与心的碰撞，我的情感无从逃避。1995年，陈雨露导演的以歌颂残疾人为主题的“综艺大观”，由我做主持人。那次我有幸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战斗英雄麦贤德，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多年来，无论是谁做嘉宾，只要在我的节目中出现，我都会提前到他们的住处进行采访，了解一些资料，体验对方那一份感情。这已经是我这几年做主持人的习惯了。持人。那次我有幸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战斗英雄麦贤德，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多年来，无论是谁做嘉宾，只要在我的节目中出现，我都会提前到他们的住处进行采访，了解一些资料，体验对方那一份感情。这已经是我这几年做主持人的习惯了。“倪萍，你别见笑，他激动了就这样..”“那他平时在家什么样？”我问。“由于脑子不好，老麦脾气特别急，急了就摔东西，家里的东西全让他摔坏了，我又怕不给他摔，他心里不舒畅，就把家里所有的怕碎的东西都换成塑料的了。”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她把我当成了普通的姐妹，我把她看成了普通的女人，我们说着，哭着，笑着..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几十年她就是这么做着英雄的妻子，这也是奉献呀！她完全有理由离开他，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没有，依然对老麦那么好。她一生只在付出啊！我被感动了。后来在节目中，我介绍麦贤德的同时，介绍了他的妻子，我说：“这是一位最伟大的妻子！”我害怕自己流下眼泪，于是我背对摄像机。也是同一期节目，一群聋哑孩子表演舞蹈。结束时我说，“这些孩子们听不到掌声，但是她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请观众们把手举高些，告诉孩子们，我们爱他们。”当森林般的手臂高高举起时，聋哑孩子们高兴地笑了，我也含泪笑了。镜头记录了我的哭，也记载着我的笑。爱笑也是我的本性，妈妈说小时候，谁给我一块糖豆，我也张开那没有牙的嘴欢笑起来。长大了，邻居们喜欢我，一是因为我嘴甜，爱叫人，再就是我有一张笑脸。来电视台后，看什么小品相声我都乐，蔡明说：“老倪是没见过包袱的人，什么样的烂包袱她都笑，有时台上听着她在台下一个人乐，我们在台上都发慌。”春节晚会一审查小品，导演们就说，最好把倪萍和陈雨露安排在观众席里当“托儿”，多没劲儿的节目她们看着都乐。生活中我爱笑，上了电视我也爱笑。这里有一个基本点就是，我希望让大家看娱乐性节目的时候，心情能快乐起来，我在节目中经常觉得自己像个家庭主妇，以最大限度的热情欢迎来我家做客的人，即使有时饭菜不那么可口，但主人的诚意是由衷的，也会让客人在你的家中心情舒畅。在节目中我很放松自己，高兴了有时会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也不在乎，只要这是真的，何须掩盖呢。有记者问我：“三百六十五天，你天天都那么精神饱满？”当然不是，我也是个人，正常人的苦乐我都有，正常人的病灾忧患我也逃脱不了。这些年我光医院就住了两次，每年冬天的第一场流感我肯定赶上，已经三年了，春节之前我都是在医院打完点滴再上舞台，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你的职业就必须这样，除非躺倒不干，要上台就没有权力把痛苦带给观众，特别是娱乐性的节目，谁愿意看你那不高兴的脸啊！有一次我发高烧，直播那天还烧到38度，那时还没有人替我，临上场我觉得脸都是木的，牙齿发紧，眼皮沉重，于是我绕着楼梯跑了三圈，才恢复了一些常态。像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从事我们这行的人都会经历过。都是木的，牙齿发紧，眼皮沉重，于是我绕着楼梯跑了三圈，才恢复了一些常态。像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从事我们这行的人都会经历过。我所采访的人物、事件，这些都促成了我今天的主持风格，然而，更有观众对我的影响。是的，观众在塑造着我这个主持人：我的人格、品质..我是个对生活极其敏感的人。我经历了许多波折还没有变得冷漠，因为我觉得生活给我的美好东西很多。做节目不可能总去找英雄，访劳模。即使在每一期节目的普通人中，我也能发现许多平凡人身上的闪光点。这对我同样有着净化的作用。我的工作可以使我接触到许多高尚的人，与他们相比，我有由衷的渺小之感。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工作，我恐怕会比现在境界差很多。在“综艺大观”100期时，我讲述了北京十六中的一位女中学生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女孩子得了癌症，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我怀着最后的希望替她求了许多名医，终究没能救活她，在这个女孩子离开人世之后，每逢周末，她的父母都把女儿的照片摆在椅子上，让她坐在电视机前和他们一同看“综艺大观”，直到结束。这就是我的动力所在。我曾说过，主持人只有百分之一是技巧，百分之九十九是阅历、知识、教养、人格再加上机遇。我将不停息地努力追赶着观众心中的高度。因为有那么多观众在注视着我，其中也有她们，已在另一个世界的美丽女孩。她们凝视着我，用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清澈目光。我爱她们，每当想到和说到她们时，眼泪会自己跑出来。我说节目中的所有眼泪、欢笑都是我自己的，即使不做主持人，我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爱哭爱笑的女人。这是改不了的本性。冬去春来冬去春来——自题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和八十八岁的姥姥、六十四岁的母亲、二十五岁的表妹、十七岁的小阿姨趴在我们家那宽大的玻璃窗上，惊喜地看着今年的这头一场雪。雪下得不大，却很均匀，很优雅。这雪仿佛要带走一年的熙攘，让我静静地回首。姥姥欢喜地说：“好哇，好哇，明年准有个好收成。”表妹和小阿姨：“再下大点儿，下大点儿，这点雪一会儿就化了。”母亲望着远方：“不知青岛咱家那边下雪了没有？”只有我，什么也没说。置身在亲人中间，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亲情温暖了我，小雪抚慰了我。今年的新年年夜饭因为姥姥在，我们吃得很正经，七个碟八个碗的一直吃到九点钟。表妹买了很多欢乐球，五颜六色的球粘了一屋子，刹时，家里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淘气的表妹和小阿姨，欺负姥姥耳朵背，把一堆欢乐球都粘在姥姥的后背上，她俩一个在前面引着姥姥说话，另一个在后面拼命地粘，可怜的姥姥带着一身球满屋子地走，全家人满屋子跟着笑，姥姥见别人笑，自个也笑。一直闹到快十二点了，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用甜美的梦乡迎接.. 1997年。屋子寂静下来了，可.. 1996年发生的一切都轻压漫拢在我的心头。我翻来覆去也不能入睡了。望着满屋子的贺年卡，回味着满世界的问候，我的心被搅动了，我忍不住起身来到书房。书桌上那醒目的台历被我撕下了最后一页。啊， 1996年，不堪回首的一年，三百六十六天（1996年是闰年），酸甜苦辣，全涌上了我的喉咙，再也没有比这一年过得这样难了。生活、工作好像全都倒了个个儿，一直控制着的最后一道心里防线此刻决堤了，我伏在桌子上大哭了一场，哭我那受伤的心灵，哭我那万千的思绪，哭我被迫接受的百感交集..实在顶不住了就偷偷哭一场，多少年，我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最没出息的办法倾泻自己的情感，抚慰自己的心灵。哭一场能减轻一些痛苦，哭一场能有些安慰，哭一场能洗刷一些委屈，哭出来心里就好受许多..我渐渐地安静下来，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窗外的雪还在下着。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离开“综艺大观”的念头？准确地说是在1994年春节晚会前，那年郎昆导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提出：“当今电视荧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这与许多艺术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屏幕也急需推出新人，一些常在电视中露面的老面孔已经开始被观众所厌倦。”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虽然从时间上勉强还算新人，但是由于出镜率太高而使我很快成了“老面孔”。从进入电视台开始，所有的大型节目几乎都有我，做主持人才三个月我就担任了当年春节晚会重要的主持人，以后每年从“三八”开始，“五一”、“七一”、“十一”、“元旦”、“教师节”、“老人节”、“元宵节”，直到春节都是我在做主持人，我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主持人，我有多少能力，使自己在同一形式的综艺晚会上不断出新，永远被观众喜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人的职业决定了他是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艺术最大的任务就在于更新和超越。我选择了这一残酷的职业，也就意味着我不得安宁。要挖空心思地创造非凡，创造全新。择了这一残酷的职业，也就意味着我不得安宁。要挖空心思地创造非凡，创造全新。了94年的晚会。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当时我的内心正潜在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从没有过的不自信。为此我还特意请化妆师徐晶把我的头发高高地梳起散落在脑后，一改我过去的庄重典雅，我试图变成新面孔。春节过后，我又像往年一样，开始做“综艺大观”了。一贯受到好评的这个栏目开始出现了一些批评的意见，主要是呼唤节目出新，演员出新。我耐不住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我在节目中开始重复自己了。首先要出新的应该是我呀！我想超越自己，或者说，打倒自己，重新再来，哪怕“打倒自己”意味着有一个“沉寂”的阶段，我有这个心理准备。其实我认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我的问题也多多少少是综艺节目的问题，综艺节目同样面临一个必须打倒自己，重头再来的局面。抱着这样的思想，我诚恳地与“综艺大观”的导演交换意见：希望增加新的主持人或者让新人取代我。说实话，我的确认为这对“综艺大观”节目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观众如果看腻了我的主持，我的风格，那么一副新的面孔可以给他们新鲜感，并且，由于新人的出现，有可能使“综艺大观”的面目焕然一新。至于我自己，很多人对我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个位置，电视发展这么快，新人辈出，一放弃，就没有“位置”了。但我在内心深处告诉我自己，机会固然重要，位置也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创新。有了这种意识，就可以去主动抓住机会，哪怕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栏目，我也能以我的勤奋、刻苦、敬业从头再来。我的主持生涯和“综艺大观”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起步，走向辉煌和思索。无论我在不在“综艺大观”节目，无论我主持不主持这个栏目，我都记得曾发生的一切，并对组里年年月月帮助我的人们心怀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根本不可能有我在“综艺大观”中多年的顺利，这里每一位导演、每一位撰稿、每一位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我一辈子是难以忘记的。我的笔记本上一直记着歌德曾说过的一句话，“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持久，唯有成功之日无法持久。”一得之功而沾沾自喜，一孔之见而踌躇满志，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出息。也许我的本性决定了我的自我挑战，尽管后来我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是我猝不及防的，也是我不曾经历的，这就是“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的出台。坦率地说，这个栏目的出台，像一个早产的婴儿，在母亲和社会都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她匆忙地出世了，母亲既没有能力把先天的不足给她后天补过来，社会也没有给她相应的呵护和帮助，于是她在责备和谩骂声中，短短几个月就奄奄一息了。当然，首先应该负责任的是我，最痛苦的也是我。这一份责任和痛苦会永留在我的生命里。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应该再向观众诉说栏目出台的全部过程，也不应该再申述我的委屈，我的苦衷，毕竟这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就像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给我信中写的那样：“孩子，你太年轻了，枪打出头鸟啊，你要是当初别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更别写文化视点，你就叫访谈录三个字，他们的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你也决不会挨这么多无端的骂，一般化的栏目有的是..”当然，我不能拿这位老伯的信为我自己开脱，因为实际上我早已在内心开始了自我审判。我感谢这个栏目的出台所带给我的一切，特别是批评。是..”当然，我不能拿这位老伯的信为我自己开脱，因为实际上我早已在内心开始了自我审判。我感谢这个栏目的出台所带给我的一切，特别是批评。其实“文化视点”最先不满意的那个观众是我，我对自己，对栏目都不满意。我一直向台领导申请把“倪萍访谈录”这几个字拿下来，我希望更多的主持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做栏目，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文化视点”节目的成败真如评论所说，关键是文化的准备不足？文化是什么？我理解中的文化至少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文化知识，一是文化品格。文化知识有点像识字量和知识面。文化品格是一种人格，关系到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思想、爱心、真诚、判断力、正义感等等。主持人需要天赋的敏锐，也需要知识的积累，最起码，对采访对象问题的基本情况应该了解，哪怕是一知半解。主持人诚然应该不断学习，但在不断纷沓而至的各类节目面前，他的文化知识永远是不足的，他也不可能是万事皆知的上帝。我无法使“倪萍”成为一套百科全书，事实上即便是一套百科全书也依然不够用，别说“文化视点”，即使在“综艺大观”的位置上工作，我每天都有在文化上力不从心的感觉。文化视点这个新栏目，确有许多问题，但绝不单是文化的问题。电视是一种大众通俗文化，即使做文化类的节目，开始设计栏目时，也不应起点太高，铺得太大，应该在高深和通俗之间寻找一条相适应的通路。其实从开始做主持人，我就有意识地从情感从语言上去寻求与老百姓的衔接点。这些年，无论什么晚会，台本只要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定要再写一遍，使其语言更口语化、更个性化、更亲切，有的近似大白话。例如有一年，我们做了一台以春为主题的节目，台本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在这春光明媚的四月，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春向我们走来了，让我们踏着春天的这昂然脚步，走向新生活。”这样的词没什么错，但人人都能说，没有我的特点，于是我把它改成：“冬天一过，你就觉得这身上的棉袄穿不住了，一翻日历，呵，立春了，你这才发现，马路两边的树都发芽了，于是你就想抖抖精神，走向新生活。”你不能说，改成这样就把文化改没有了吧。电视和理论书不一样，这一个主持人和那一个主持人也不一样。我曾经三次采访王军霞。因为和她太熟悉了，所以，当她从亚特兰大奥运会回来采访她时，我扔掉了原台本中的台词：“神州大地为你喝彩，你是华夏儿女的骄傲..”我一开始就情不自禁地夸她：你真漂亮！真的，当你身披国旗在赛场上向观众挥手示意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追着你走，那时我的腰杆跟着你一起挺直了，你真是咱们中国女人的骄傲。有一段时间我真想停下来，但这是一个国家电视台，栏目不是你的个人行为。我停下一段时间，是为了检讨自己，重新出发。一个人如果惧怕停下匆匆的脚步，拿出时间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思考，只能说明对自己的不自信。我坚持要思索自己的问题，以达到对自己的明确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节目中取得进步。我坚持要思索自己的问题，以达到对自己的明确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节目中取得进步。中国人的善良是只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感受才能是最深的。我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幸运者，由于职业的关系，始终感受着观众对我无私无求的关爱。这段日子，多少素不相识的观众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转达对我的安慰，台里总编室老干部处，台长办公室，还有邵大姐那张办公桌上，每天都堆积着上百封来自祖国各地的信件。人们对你即使是批评也总是先抚慰你的心灵，寻找最恰当的语言，如同好心肠的大夫给病人扎针，既要给你治病，又尽可能地减轻你的痛苦，于是在打针的同时，他着力给你按摩肌肤。我的灵魂彻底投降了，还有什么是比这些更有力量的帮助呢！无论你节目做得多么不好，人们对你总是那么宽容，总相信有一天你会好起来，无论是少者还是老者，他们都在用一颗滚烫的心温暖着我。多少次我去办公室拿信，邵大姐都鼓励我说：“倪萍同志，你看看这封信，倪萍同志你再看看那封信，大家都希望你好起来，都担心你挺不住。”邵大姐把信分成各种各类的，每封信的开头都用一两句话为我写出信的大概内容，希望我有选择地看一看。邵大姐也在暗中为我鼓劲。每次从办公室出来，一书包沉甸甸的信，我肩上的书包更沉重了，我背不动的是这些观众的期待和厚爱。善良的邵大姐总是把那些言语过激的报纸文章悄悄收起来，侍我心情稍好些，工作稍闲时再给我，生怕会过多地伤害了我，生怕会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置身在这些善良的人们中，内心更有了说不出的苦了。恰恰在这一年中，我又获得了金话简的双十佳和星光奖的最佳主持人，站在领奖台上，往日的喜悦与兴奋全然没有了，留下的是更沉重的思索。面对猛烈的批评也有好心记者为我鸣不平，要写文章反击，我说罢了，从前报纸无数次地赞美你，你怎么没去找人家，你真有那么好？没有吧，今天有人批评你过火了，你就沉不住气了。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个人不能拒绝批评，拒绝批评就是拒绝智慧。当然也有想不通的时候，周围的朋友就调侃地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不管会听会看，只要把心交给了广大的观众，就坦然了。当然我不会回避这段日子，我是一天一天掰着手指头度过的。但这在我人生的长河中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一段有意义的生命时光。我生性脆弱而又刚强，能够顶住困苦却不能承受抚慰，感谢那些给予我温暖的朋友，你们的爱使我身上善的东西更善了，恶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感谢我拥有的这份职业。1996年终于过去了，“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也将成为历史，新的一年不可阻挡地向你走来。我梳理了自我，又上路了。窗外的雪还在下，已经把路都铺白了，我轻轻地推开门走下了楼，院子里那不长的小路留下了我1997年第一行脚印。赵忠祥其人赵忠祥其人列96年中国图书市场排行榜的第一名，我真为他高兴。我是《岁月随想》最早的读者。三十万字的书断断续续，一字不落地读了一个礼拜，读读想想，想想又翻翻。有些章节我会停留在那儿想很久，许多感慨，许多思绪，随着他的文字一起翻腾。也许是同一职业，也许是离得太近，书中的许多地方看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些看过《岁月随想》这本书的朋友说：“赵忠祥真不容易。”我更想说的是，赵忠祥在中国电视史上是个奇迹。不是吗？当年我们国家仅有一万二千台黑白电视机的时候，电视屏幕上就有他，而今我们已成为世界电视大国，拥有二亿三千万台彩色电视机的时候，他还活跃在电视屏幕上。对历史来说，这是短暂的，而对个人来说又是漫长的时光。他做主持人时，我刚刚出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居然一起同台搭档。和他同时期的同行大多已渐渐隐退，而他仍然在荧屏上常盛不衰，这不但是奇迹，也是个谜。今后他也许还会和比我更年轻的节目主持人共同主持节目。和许多发达国家用商业运作促使电视明星轰动的收视率相比，赵忠祥比克朗凯特、奥普拉他们的主持生涯更丰富多彩，并拥有更多的观众，但发展条件却更为复杂艰辛。这不仅因为我们的电视事业起步晚，还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十年动乱。赵忠祥作为风口浪尖上的电视人能赶上如今的好时光真不容易。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可以想像，我相信他的苦水并没有全倒给读者。朋友们都了解他的性格：点到为止。对我而言，为他庆幸或说羡慕他的是他有一个家，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一家三口各自称职地担任着自己角色的同时，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张美珠二十二岁嫁给赵忠祥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好几年名人了，当然那时知名度不能与今天比。跟着名人过了一辈子的她，却比普通人家的妻子过得还平静，从来没有看见一篇写她的文章。多少记者追访她，探听她，她却始终离得远远的，从不生活在赵忠祥的光环中。她有属于自己的圈子，每天自得其乐地骑着自行车去国际广播电台上班，下班买菜，回家做饭。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境界。“家和百事兴”。赵忠祥在他为之倾注生命的岗位上奋斗了近四十年，无论受多少委屈，遭受多少痛苦，遇到什么风浪、什么沟坎，他的家始终是他可以平静地复原自己身心的地方。几十年来，尽管他取得过各种成绩和荣誉，但我知道他最心满意足的是他的家，就像他在《岁月随想》中所写的那样，“我们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再干点自己的事。我手持一卷书或拿一支笔，看看写写听听，甚至很少交谈，但我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宁馨的氛围中，我们共享安宁。妻儿有时早睡，我则全心读书或静静地想心事，在万籁俱寂中，感到舒泰自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此时摔倒，自有我妻子来扶起我。”读到这儿，我真的很感动。他有时候说起我们这一代人对婚姻的态度，“你们的悲剧就在于幻想太多，整天生活在世外桃源，希望过着神话般的日子。家庭是什么？就是相互搭个伴过日子。整天哪儿那么多爱呀，情呀。凡要死要活的大多长不了，一时一阵行，可那不叫婚姻。旺火一般都是空心，一燃了之。”当然他的这种婚姻观在我们看来就是凑合，但又不是凑合，因为他们把几十年的日子过得虽然平平淡淡，却真真实实、和和美美。呀，情呀。凡要死要活的大多长不了，一时一阵行，可那不叫婚姻。旺火一般都是空心，一燃了之。”当然他的这种婚姻观在我们看来就是凑合，但又不是凑合，因为他们把几十年的日子过得虽然平平淡淡，却真真实实、和和美美。他常说：“你们真够幸运的了。”我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和赵忠祥相比，我们确实太幸运了。我们遇到了中国电视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好时机，前人已耕耘了几十年，我们赶上了收获的季节。单说电视主持人这支队伍吧，是因为沈力、赵忠祥、宋世雄、陈铎等一批卓有成就的老一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起飞。虽然如今我和赵忠祥并排站在台上主持节目，但我深知我们的差距，这种差距决不仅仅是年龄上的。我常告诫自己，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四十年依然光彩照人，他之所以能成功地走过这么一段道路，心然有与众不同之处。我愿把他当成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