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月光，我有点想家了，离开北京时走得太匆忙，没有给母亲打电话，倒也好，不知道我来灾区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了。而战士们的母亲该是如何地牵挂他们？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了，他们无法和家里通信联络。对，何不借这次赈灾义演请他们给家乡的父母点个歌，以此向家人报个平安。第二天，我们就在大坝上向战士们发了纸条，请他们把家庭地址、父母的名字和所要点的歌都写在上面。我们收了整整一大书包点歌的纸条，战士们情绪激动，踊跃参加。一方面可以和家里联系了，一方面又上了我们的节目。战士大多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他们围着我和黄宏不停地点歌，首长说这是他们来寿县以后心情最欢快的一天。想到过几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回北京，而战士们不知还要和洪水对峙多少日子，我们的心情就很沉重，万一洪水再度袭来，寿县保不住了，战士们年轻的生命就有危险了。部队首长说：“我们这次来，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被他们这种精神感动着。我和黄宏强烈要求为战士们演出。长说这是他们来寿县以后心情最欢快的一天。想到过几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回北京，而战士们不知还要和洪水对峙多少日子，我们的心情就很沉重，万一洪水再度袭来，寿县保不住了，战士们年轻的生命就有危险了。部队首长说：“我们这次来，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被他们这种精神感动着。我和黄宏强烈要求为战士们演出。我的嗓子肿胀异常，每呼吸一下空气，每吞咽一口唾液，都疼痛难忍，心里害怕真到直播那天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用什么向全国的观众介绍灾区情况。猛然，我发现了大坝上有划着小船进来卖冰棍的小伙子，我买了六根冰棍，一共花了二十块钱，平常几毛钱一根竟卖到了几块钱，真有发国难之财的啊。我无力和他争辩，只要凉就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六根冰棍全部糊在了脖子上，凉冰冰、黏糊糊的黑糖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淌，我感到舒服极了，我真想就此倒下..我们竟在大坝上睡着了..突然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我们惊醒了，我们的摄影师眼尖，他最先发现了一架疾速而至的直升飞机。大坝的人群一片欢腾，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了，所有的人都跑向了大坝的中心。飞机着陆了，舱门打开了，李鹏总理，还有当时的卫生部陈敏章部长以及安徽省省长、省委书记一行从飞机上躬身走下来，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职业敏感，扛起摄像机就向着飞机着陆点跑去。几百米，不长的距离，我却觉得自己的双脚沉重得不听指挥，怎么也迈不动步，但我照样一个劲儿地踉踉跄跄地往上冲。视线中的人群拥挤着，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我和所有的人在那一刻，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母亲一样，双眼噙满了激动的泪水。没有了审批的过程，也没有办理的时间，我们高举着话筒拼命挤进了人群。李鹏总理先看到我们了，他问道：“这不是倪萍、黄宏吗？好哇！你们也来灾区了。”我们借此难得的机会采访了李鹏总理，我说：“总理，人们在这样的时刻见到自己的总理，心里特别感动，过几天，我们中央电视台将在黄金时间向全国现场直播大型文艺晚会赈灾义演，请总理给全国的观众讲几句话..”采访很成功。李鹏总理还特别表扬了我们这种心里装着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总理和当地的各级领导饭也没吃，水也顾不上喝，就在大坝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一番周密的论证，最后决定以大局为重，炸掉一条堤坝，改变洪水的流向，淹掉一部分田地，保住寿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消息传出，几乎所有的人都禁不住哭了，人们用眼泪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许多老百姓不由自主地采用了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姿势来表达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跪下了..了..我们每个人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捐资捐款是下一步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举办的赈灾义演所承载的不只是一台晚会，因为它寄托着灾区千百万人民的深切渴望，启迪着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心。在回南京的路上，制片主任发现车厢后面不知哪位部队首长悄悄地给我们放上了一箱他们在危机时刻用以救命的压缩饼干。我们谁也不忍心吃，灾区环境恶劣，战士们的伙食太差了，由于洪水冲垮了通往那里的路，他们顿顿只能吃那拌上盐水和咸菜的挂面、米饭，常常是饭筐上糊着一层赶不走的苍蝇..我心里默默地向战士们行着军礼。吉普车经过长途奔驰，终于风尘仆仆地驶进了南京军区招待所的院子。我们高兴地跳下车，却不见小刘动弹，我的心中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他累死了！”因为车轮停止转动的同时，小刘的头一耷拉就伏在了方向盘上一动也不动了。我们四个人慌忙扔下了手中的行李，一起扑向他，“小刘，小刘，你怎么啦？”我声音嘶哑地喊着，小刘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完了，他肯定是活活累死了！”半天功夫，小刘才醒过来，他揉着酸涩的睡眼，抱歉地说：“我睡着了。”我们四个人谁也说不出话，黄宏搂过了小战士：“兄弟..”他的声音哽咽住了，再也说不下去了。四天的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我们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其实何必非要知道名字，“解放军”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我们一行四人终于回到了北京。跨进剧组那排小平房的时候，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我们在寿县大坝上对李鹏总理的采访，人还没到家，新闻先到了。铁民说我们立功了，我们却也看到了留守在家里的每一位主创人员都是通红带血丝的双眼，他们也一定为这台晚会几天几夜没合眼了。7月.. 25日，赈灾义演现场直播的紧张时刻到了，全台上下，各个技术部门都拿出了最好的人力物力，我们把主会场设在了宽大的月坛体育馆，为的是让更多的观众参与这次节目。演员阵容更是空前的强大，大家纷纷主动要求参加，老艺术家厉慧良先生是被人用轮椅推上舞台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孙女小香玉特地从河南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著名电影演员田华、赵子岳、刘江、陈强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大热的夏天也都背上锣鼓上台说起了“三句半”。年轻演员不仅人来了，也把自己对灾区人民的一份份深情厚谊带来了，黄宏、郭达、赵本山、蔡明、杭天琪、宋祖英等踊跃捐款，两万元、一万元、五千元，他们把自己的钱放进了晚会所设的捐款箱里，舞台上的他们个个是光彩照人，舞台下的他们也是那么美好善良。幽默的赵本山在台上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家乡兄弟受灾了，我当然应该帮，我拿两万..”那感人的场面对人是一个精神洗礼。场下的观众许多人不知道要捐款，但也把身上的坐车的钱掏了出来，5块的， 10块的，捐款箱里的钱越堆越满，盛不下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我常说，在现场直播中主持人是个战士。那天的赈灾义演确实像是在打一场仗，往日综艺晚会的轻松全然没有了，舞台上下的人们都在严阵以待。我的心更难以平静。在即将直播的时候，台长突然把我叫到一边：“今晚体育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所有的线路都会掐断，唯有你手里的这支话筒会开着，由你酌情处理现场情况，不要慌乱，这是组织决定。”台长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体育馆外正有几辆红色的消防车在往里开。我无须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善事，做这样的节目就一定有人不高兴，就一定会有人破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啊！像是在打一场仗，往日综艺晚会的轻松全然没有了，舞台上下的人们都在严阵以待。我的心更难以平静。在即将直播的时候，台长突然把我叫到一边：“今晚体育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所有的线路都会掐断，唯有你手里的这支话筒会开着，由你酌情处理现场情况，不要慌乱，这是组织决定。”台长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体育馆外正有几辆红色的消防车在往里开。我无须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善事，做这样的节目就一定有人不高兴，就一定会有人破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啊！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赈灾义演成功了。全国各地的捐款像雪片纷纷飞向电视台。日夜穿梭，七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我也经历了许多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但是赈灾义演那令人激动振奋的场面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衷心感谢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因为它使我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为养育我的人民奉献出一份微薄之力，人生不能仅仅是遂己所愿，而应该是尽己所能。与此同时，我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锤炼，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拾不起的碎屑拾不起的碎屑——自题做主持人以来，生命的记忆好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几年来所有的感宫都像是在全天候开动，它使我的心灵一次次受到震动，它让我在回忆中产生一次次不能忘却的反响。经历将我裹挟。连我自己都吃惊，凡是经历过的事情就再也忘不掉了，凡是见过的人就都永远地记住了，更别说文章、稿件、台词了，这些基本上都是过目不忘，许多时候临近直播，节目还要改动，我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输入脑海中..我可以赞美我的记忆力，却不敢夸耀我这小小的胸怀，一些本来可以忘却的碎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入纸上。也许，这一次把它抖落出就不再拾起了。1992年，是我最忙碌的一年。6月份一个月里我就同时担任着四台节目的主持人，其中两期“综艺大观”，中德两国在亚运村举办的北京—波恩盛大的啤洒节现场直播。最重要的一台就是北京—东京现场直潘“中日友好歌会”。这台晚会和我同台主持的日方代表是翁倩玉，这位在日本堪称不败美女的三栖明星，有着一副最上镜的面孔：美丽，华贵，而且她对出镜服装的考究在日本演艺界是出了名的。我穿什么？我不知道。翁倩玉来北京了。一行几十个人的日方工作组浩浩荡荡地住进了梅地亚宾馆，翁小姐和家人单独住在贵宾楼这个北京迄今为止最好的酒店。双方见面的那天，我特意选了一套浅灰色的裙装，我要求自己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日本人面前，我连工作用的那支笔都换上了最好的。没有早来一分也没迟到一秒，九点钟我准时到达工作现场。和我一起到达的是这次晚会的中方代表，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苏峰。NHK的电视同行全部到齐了，翁倩玉不在，日方导演非常礼貌地向我们解释：“娇蒂（翁小姐的艺名）正在路上，长安街堵车，请多多原谅。”我们自然没话说，心里却噎得不得了，谁让咱们的马路这么不争气呀，这里是北京的长安街啊。幸好翁倩玉不久就到了，或许她的血液中有着浓厚的中国情，或许她骨子里一直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她见了我们没有丝毫的陌生，我们像多年的同事一样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她热情地在中日工作人员中担任着翻译，几乎一句话也不落下，这位日本同行的敬业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临近中午了，我们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日方导演提出要工作完才吃饭，中方表示同意。误点吃饭是我们这行的家常饭，司空见惯，更何况那时中日双方合同上写明工作餐双方自理。十二点整，一位日本小姐端着一个精美的托盘，恭恭敬敬送到了翁倩玉面前，里边装有巧克力、小点心之类的甜食外加一杯鲜果汁。翁小姐彬彬有礼地先问我吃不吃，我赶紧摇头，剩下的时间翁小姐一边斯文地吃着东西，一边和我们工作着。不知为什么，我们都很不习惯，希望上午的工作早点结束，好离开这里。两点钟了，双方关于哪位歌手先出场的问题争执不休，对我和翁小姐两位主持人谁先说第一句也是意见不统一，特别是我坚决不同意剧本上为我写的第一句台词：亲爱的日本朋友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我和那位翻译争得面红耳赤，翁倩玉倒不介意，从中做着调解，我始终不放弃，坚持我的立场。不统一，特别是我坚决不同意剧本上为我写的第一句台词：亲爱的日本朋友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我和那位翻译争得面红耳赤，翁倩玉倒不介意，从中做着调解，我始终不放弃，坚持我的立场。“中日歌会”的策划者很智慧，他们把舞台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前，宏伟的建筑向世人展示着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那举世无双的民族文化，展示着民族建筑的大气磅礴，最智慧的是从电视语言上、视觉上一看便知道这里是中国。舞台设计者在太庙前搭了一个露天舞台，预定直播那天晚上六点钟准时在北京和东京通过卫星频道向全世界直播。初夏傍晚的北京，天空还没有黑下来，在晚霞的映照下，太庙显得更加庄严深沉、气派辉煌，大殿的轮廓也显得非常清晰，非常漂亮，非常气魄！彩排的那天，突然下雨了。这是我们原先设想中最担心的事。我仰望天空，想看看这是场阵雨还是绵绵细雨。一片白晃晃的东西遮住了我的视线，这是什么？我猛然回头，看见一个弱小的姑娘在我身后踮着脚尖为我撑起了一把白色的雨伞。“不，不用。”我十分感激的同时，发现翁倩玉站在我身边，也有一位先生为她撑着伞，她笑着对我说：“没关系，你不要客气。她是为我工作的人。”撑伞的人一副受指使的表情。我想了想，还是离开了雨伞。表面上好像很不习惯让别人这样侍候，而实际上是受不了来自对方的那份优越感。风雨中，NHK的电视同行们如同战士一般，迅速麻利地跑向了各自的岗位，他们用那些很专业的雨具给摄像机、灯光、轨道车穿上了衣服。日方的导演坐在一条长凳上专心致志地继续修改着分镜头，身边有两位为他撑伞的人，好像天空从来不曾下过雨。而舞台上全乱了，中方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没准备雨具。大家也没停止工作，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只是在雨中被淋着的那副样子，让我看了心里难受。特别是黄一鹤导演，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导演，曾执导过三届春节晚会的大导演，全身都湿透了，他在雨中站着，时而翻着剧本，时而指挥着演员，他在舞台上来回跑着，许多次滑倒，他又迅速站起..我的视线情不自禁地在日方导演和中方导演间来回穿梭，我的心甭提多难过了..直播的那天，我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现场。提前来到现场，这已经是我多年的习惯了，凡重要的时刻我都是早早到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心安静下来。那天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人很多，各方组织来的上千名观众，数百名工作人员，几十位歌唱演员，全汇集在此。整个大殿前后全是人，在熙攘嘈杂的人群中，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三点钟，翁倩玉来了，她见我手捧剧本在大殿外溜达，“倪萍，到我房间来吧，那里安静些。”“你房间？”我以为听错了，她在这里怎么会有房间？我跟着她走进了门上贴有“翁倩玉小姐化妆、休息间”的房间。这是一个足有二百平方米的后殿，大殿内空荡荡的。里面摆放着一张很大的桌子，桌子上放满了各种水果。我像个客人一样被翁倩玉招待着。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谎称我要去化妆了，正要走，便被刚进门的翁小姐的丈夫拦住了：“在这里一起吃饭吧，你们今晚直播，要吃好。”翁小姐的日本丈夫很热情。他为翁倩玉准备了丰盛的晚饭，那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保温筒，里边装着刚从贵宾楼运来的各种小吃。我赶紧说：“不，不吃，我们电视台也专门给我准备饭了，谢谢！”我慌忙逃走了。饭了，谢谢！”我慌忙逃走了。那天我确实是从心里要和翁倩玉一比高低。我也有我的优势，我首先个头比她高，差不多要高出十公分，这里又是我熟悉的北京，台下又是我的老观众。徐晶把我打扮得美丽动人。我带着三套专为这次晚会订做的服装走向了舞台。舞台已经被清场，闲人不能靠近了。我寻找着服装间，没有，我找不到换服装的地方。如果要换衣服，也要到离舞台近千米的一个侧殿，这怎么行？中场换衣服根本来不及，跑那么远，怎么可能。翁倩玉在哪儿换？她带了五套服装，她在哪换我就在哪儿换。然而，我错了，舞台上场口专为翁小姐用木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服装间，门上用中文写着“翁倩玉小姐服装间”，门口站着一位日本服装师，她像一个卫士一样守护在那里。我抱着衣服愣在那儿，这房子无论是中国人搭的还是日本人搭的，他们都应该想到，倪小姐也是女人，也不能当众露天换衣服！我急了，绕着舞台找了一圈儿也没见着我的服装间。我到哪儿换衣服呢？不听话的眼泪又往上涌，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再拖了，直播很快就要进入倒计时了，我仰着头把泪水咽回去。我跑出了人群，跑到了公园里的一棵大树后面，换上了我的演出服。晚风中，我瑟瑟发抖地向舞台走去。八盏大红宫灯把太庙装扮得分外明亮，可我的心却蒙上了一层黯淡。我以最大的毅力稳定了自己的情绪，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要看今晚直播，千万不可以因小失大，中日歌手擂台赛，我这个啦啦队队长不能先倒下，决不能被这么点失意误了大事。灯光下我看见了我的“战友”在舞台那边向我招手：毛阿敏，成方圆，毛宁，谢小东，林萍..一个个光彩照人，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我的心激动了，我的血沸腾了！我扔下了另外两套服装，今晚不换了，索性就穿这一套了！衣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精神，我的气质，我的语言，我的民族自豪感！我的祖国和人民期待着我能赢！中日歌会那时在我心里，已不仅仅是演员之间的较量了，我觉得这是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的较量。台口站着我和翁倩玉，她确实太漂亮了，楚楚动人。但不知为什么，那一晚她也显得紧张不安，好几次她在打量我，我们的目光多次相撞，却没有说话。她翻动着手中的剧本，月光下她想再看一眼，这都是主持人的通病，即使再熟的台词，临上场了也想再翻翻，翁倩玉也不例外。“叭”一束很细很明亮的灯光照在她手中的剧本上，一个小伙子手里举着电简站在她身后，身边服装师为她整理着衣裙，另一个音响师为她拿着话筒。这时候的我看到这些不再受刺激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我和翁倩玉站在了观众面前，那一次我和她都很漂亮，我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又有各自深爱着自己的观众，同时我们又是音乐共同的传播者。当然我们也没有回避中日双方的擂台，我们各自向东京和北京的朋友介绍着我们的歌手，那晚，我竭尽全力地向日本观众介绍我们的演员，什么当今中国最杰出的，拥有几亿观众啊，什么中国最有实力的歌手，什么最著名啊，我都用上了“最”字。这在我主持生涯中是破例的，我一向不在节目中轻易地把“著名”两个字加上，以示“著名”在我心中的珍贵。日方的歌手实力也很强，也是日本当今最红的歌手，如五轮真功等等。什么最著名啊，我都用上了“最”字。这在我主持生涯中是破例的，我一向不在节目中轻易地把“著名”两个字加上，以示“著名”在我心中的珍贵。日方的歌手实力也很强，也是日本当今最红的歌手，如五轮真功等等。直播成功了。东京在我们还没有撤离现场的时候就打来了祝贺的电话，电话中还特别赞美了我，并邀请我近期访问NHK。紧接着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也收到了很多国内观众打来的祝贺电话。谢幕的时候，翁倩玉把她父母介绍给了我，说两位老人今天专程从日本飞来北京陪伴女儿现场直播。望着他们一家子在舞台中央合影，刚才在台上那么神气的我一下子软了，不想在那辉煌的地方再待一分钟。太和殿成了我的伤心地，我只想马上离开，离开。回到梅地亚宾馆，中日双方当晚在那里举行了庆功宴会，我没去。关上门，我放声痛哭，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怨言，所有的劳累，所有的苦衷全哭走了。眼泪平息了，我安慰了自己，我渐渐地睡去。似睡非睡的我环视着那中日合资的梅地亚宾馆客房，仿佛这几天我是在日本做节目，这一切都发生在日本。如果真是日本，而不是在我自己的祖国，这一切就算不上什么了..中日歌手擂台赛结束了，我的心绪却久久难平，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我感到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天那么挚爱着我的祖国。想念百花山想念百花山——自题即使是生活在北京的人，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能知道，在距离这个城市一百多公里以外有座叫百花的山，那里海拔二千六百多米，是北京地区最高的一座山峰，我们的微波中转站就设立在它的山顶上。当千家万户收看电视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小小的中转站把北京的节目传向祖国各地，再把华南、华中一些地区的节目通过微波传进北京的每个有电视的家庭。1995年，就在大雪即将封山的.. 10月份，我们随同北京市无线管理局的领导一同驱车去了百花山，我们将要把那里的情况通过“综艺大观”介绍给全国的观众。百花山，一个多么美丽动听的名字。它的花从惊蛰第一声春雷响起便绽放。先是一小朵出来探探春，接着就是几百朵、几千朵、几万朵，一眨眼的工夫，山坡就被姹紫嫣红的花朵遮盖住了。秋天更是满目绚丽繁华似锦，仿佛绣上了一条厚厚的花毯。百花山的花儿大多是些无名野花，看上去并不像牡丹那样华贵，玫瑰那样鲜艳，但她们那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却令人赞叹不已。许多城里人上山来，想把这些花移植回家，却很难成功。她就是要做野花，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疾风劲吹的山野中。活是百花山的花冠，死是百花山的花魂，忠实于生养她的大山，装点着哺育她的大地。我们上山的时候，花的繁茂已经隐去了，而花的影子似乎还在，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盘旋而上，车窗外送来一缕缕幽香。越往山上走，我们越心惊胆战，山路陡峭险峻，狭窄的一条路刚刚可以放下四个轮子，我们乘坐的是北京吉普，好几次司机停下来，镇定一下情绪再继续往上开。事后司机说，我要是早知道上山的路这么危险，你们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决不来。到了山顶上，我们真是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站在温度低于山下摄氏十度的山顶上，遥想远在北京的家，似乎我们已经到达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和北京相比，和我所工作的中央电视台大楼相比，这里确实是另外一个世界。微波站只有六个人，四个人是监护和修理微波机器的工程师，两位是保卫微波站的解放军战士。山顶几间平房是他们的宿舍，宿舍简单得像一个平面图，桌子、床都像贴在墙壁上的一条线，清苦中带有几分庄严。最边上的一间是他们的厨房。微波站的工作间设在一个山洞里，一排徘现代化的机器常年在这里有规律地运转着，这里的机房宁静而有序。山上的同志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饭，微波站的六个同志像迎接亲人一样，欣喜欢快毫不掩饰地都写在了脸上。我们上山的每一个人都不忍心动筷子，不忍心和他们分享这对他们来说如过年一样的饭菜。百花山由于海拔高，冬天来得早， 10月底就基本不能上山了，微波站的同志每年从.. 10月上山一直要待到来年的.. 4月才能下山。冰雪把上下山的道路都封锁了，他们吃的粮食、蔬菜都要在.. 10月份以前运上山来，因为道路险峻不好走，许多东西要靠人力背上来。我们去厨房看了看，除了大米白面外，蔬菜就只有大白菜、萝卜和土豆了。“水盛在哪儿？”我很好奇。战士指指天，“在那儿！”“天上？”他们笑了，他们真的是靠雨水、靠雪水来维持这半年的生活。他们笑了，他们真的是靠雨水、靠雪水来维持这半年的生活。“那也就不是百花山了，这里每年都下大雪，雪多得我们都吃不完。”微波站的同志乐呵呵地告诉我。这是我们吃的最难忘的一顿饭了，越不想动筷子就越放不下筷子，微波站的同志热情地一个劲地往你碗里夹菜，我平时滴酒不沾，那一顿也喝了不少二锅头，体验到了山上人的热情，也感受到了他们工作的不易。战士说了：在这里最难熬的日子是白天，除了风就是雪，几个月和家里联系不上，看着天上飞翔的鸟儿都特别羡慕，工作的辛苦就是寂寞。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的青春，就在这里像水一样流走了，上山的时候二十几岁，该下山了，他们也到了两鬓染霜的退休年龄了。面对和我在一个行业中工作的我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