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 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像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学欧美，后投身社会，并从事艺术。有如此经历的人，该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却很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个人的卦。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易经专家，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罗宅跨院的两间平房，是她的落脚之处。 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如纳鞋底儿，缝棉袄，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进到正院。在我们面前，她有些拘谨，极少说话。即使有人问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针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几日，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没有客人来？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从草梗、纸牌、硬币到缝衣针，林女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 “真的？” “真的。” “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罗姨，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 罗仪凤尽管点点头，却一个字不说。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挂。一般来说，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后，林女士算出来的卦，有时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让林女士离开客厅。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心里不舒服。刚吃过早饭，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气特别地坏，狂风大作，乌云蔽日，气温骤降。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马见人。林女士很快来了，算出来的卦，很糟。 “怎么会这样？”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 “康老，就是这样。”林女士小声回答，态度谦恭。 罗仪凤使个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罗宅。刚跨进门，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又测一卦。” “结果怎么样？”我问。 “假如早上的签，是‘不好’的话，那么中午的签，就是个‘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多和她聊天说话，让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吗？” “当然可以。罗姨，你放心吧。” 不一会儿，康同璧午觉醒来，走到客厅。罗姨赶忙取来木梳，给母亲拢头。我赶忙打开话匣子，东扯西拉。一向爱聊天的老人，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看看掌心，再翻过来瞧瞧指甲。之后，便抬头对女儿说：“你去请林女士来。” 罗仪凤指着窗外，说：“外面刮大风，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 “不，你现在就去。”口气坚决的不容置疑。 罗仪凤无可奈何，也毫无办法，只好去请林女士。 占卜是在书桌上进行的。康同璧神情专注，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罗仪凤忐忑不安，站在母亲的身后。我也跟着紧张，害怕再出坏签。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何表情。整个宅院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呼啸着。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简直是两军对垒，决战前夜。卦推出来了：下下签，是个最坏的结果。 “你说说，这是什么签？”老太太面带怒容，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 林女士不语，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继续逼问：“我问你，这是什么签？” 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 “我在问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严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同时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瞬间的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把我吓呆了。而毫无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罗仪凤惊呼，道：“妈妈，你怎么打人呀？！”随即，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她用手扶着桌子，闭上眼睛，仿佛眩晕了似的，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脸色惨白。 我胆怯地问：“康老，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谢谢你。”显然，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在掀门帘的时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门框。我觉得那个耳光，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体力和精神。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这时，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乌云散去后，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已归于平静。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趟。我想，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进来了。她的温和与礼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 康同璧见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说：“林女士，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同样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惯常做法是：心里认错，嘴上不说，更不会低头，搞主动道歉。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一个下下签，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个是个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 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这是卦辞。” “真的？” “当然啦！是《易经》里的乾挂的卦辞。” “天哪！卜辞都进了家门。”我叫了起来。 父亲说：“你看，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说，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只想长寿、平安。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就是打击。连续三次打击，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冲动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说是针对是算卦的人，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不过，康老在冲动过去后，便去鞠躬道歉，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从不认账。”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 （19）68年，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仪凤对我说，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全拿出来请客。 我说：“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 “你怎么会没吃过它？”罗仪凤吃惊地问。 我说：“（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脚踩来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着沙发扶手说：“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请你吃燕窝啦！” 我高兴地答应。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亲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饭。天完全黑尽的时分，才赶到东西十条。一进门，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满脸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说：“这就是燕窝。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窝是凉的，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吃的时候，舌唇虽难察其味，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一起挤入了心底。 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提着锃亮小铜壶，不断给客人斟茶续水的罗仪凤，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腿上长筒黑丝袜，脚下一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头发也拢直了，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不仅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得风情十足。转瞬之间，我仿佛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我问那上海小姐：“现在，连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她们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装，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的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嘛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厅的角落，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时而粤语、时而旧话、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在暖融融的气氛里，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因顿获释放，而重新飞扬起来。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罗仪凤：“她是谁？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这时，我听见康同璧问她：“你的妈妈好吗？”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双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神情高贵，很少说话。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罗仪凤告诉我，她是自己的亲戚，在北欧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月薪高达三百。“文革”开始不久，上边就命令她回家。那个国家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数次登门拜访，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也还没把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去康家做客，服旧式衣冠，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他（她）们的用心之苦，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福。然而，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选，背语录，去过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涵的温煦气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的确认。“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别看住在康家，与之相比，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 进入高龄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间尿频。为此，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剥核桃吃。不仅要她吃核桃肉，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的那片木质的“衣”，说这个东西可以“拦”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脸，然而起夜却并未减少。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从我的床边穿过。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打开床头灯，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有一次，患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