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恩估计，安东尼船上装了三万五千到四万人的步兵(军团)，屋大维的数量也差不多。双方船只都在四百艘以上。（注：依照普鲁塔克记载，安东尼在船上装载了两万重步兵和两千名弓箭手。但塔恩指出，所谓两万人和那一百七十艘船，依照习惯只是指安东尼自己所指挥的右翼兵力。霍姆斯认为安东尼舰队一共有船只二三○艘，他自己一七○艘，外加克丽奥佩特拉的六十艘。但是普鲁塔克却说，在会战之后，屋大维一共俘虏了三百艘战船，此外还逃走了一百多艘，被击沉的十到十五艘，因此安东尼所有船数应在四百艘以上。依照弗罗拉斯记载：屋大维所有的船只在四百以上。）塔恩记载当时的战况如下：在一场风暴之后，天气于九月二日后归于平静。安东尼的舰队用桨划行驶出港口，等待风向转变。他一共有六个支队，排成一线，分为右、中、左三部分。右翼共有一百七十艘战船，由安东尼亲自指挥。中央支队由马尔库斯·屋大维亚斯指挥。左翼为两个支队，由索修斯指挥。在右翼和中央后方，克丽奥佩特拉也展开了她的一个支队，共有六十艘船，由其可靠的佣兵驾驶，目的为防止任何逃跑行动。安东尼的目的是要迂回敌人左翼，因为这个运动将使自己的战线上出现一个缺口，所以他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等他前进之后，克丽奥佩特拉的支队应前进到他左面来补充那个缺口。阿格里帕的舰队也列成一线，分为三个部分：左翼由他本人指挥，中央由阿伦提乌斯指挥，右翼由屋大维指挥。和安东尼一样，他也在等侯风向转变，他的意图为迂回敌人右翼。快到正午时候，风向转变了，于是安东尼和阿格里帕都开始企图迂回敌人战略侧翼。这个运动使他们的兵力逐渐离开中央支队。于是双方开始战斗，安东尼损失了十到十五艘船，他的旗舰也被钩住。战斗是那样激烈，似乎表示出安东尼并不想逃走，而是一心想战胜敌人。因为整体上来说阿格里帕的船只较轻，机动性较高，所以似乎他是采取西徐亚人的战术。据狄奥记载，这种战术是：如他的船能击沉敌人一艘船，那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击沉，他们就在尚未与敌人肉搏之前立即退回，然后突然回头撞击同一艘敌船，或是把目标转移到其他的船上。他们最怕的是敌人的长射程弓箭和接近战斗。反之，敌人却企图用密集的弓箭攻击来船，并向来攻者投掷铁质四爪钩。狄奥又说：一方面，驾驶人员和摇桨手忍受着最大的艰苦和疲倦，另一方面，陆战部队则像骑兵一样，时而进攻时而后退，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进退自如。重步兵则采取守势，严防敌人接近。所以彼此混战，各有胜负。这边的士兵钻到下层去破坏敌人的桨叶，而另一边的却从较高处用矢石来击沉他们。(普鲁塔克说：所以这种战斗很像陆上战斗，说得更确切一点，更象攻城战一样。)安东尼正在苦战之际，他的中央和左翼三个支队突然后退，向港口驶回。因为克丽奥佩特拉的支队挡住了退路，他自己这一翼左面的两个支队，想随之撤退却不行，就举起桨来投降。这种临阵脱逃的行动本是安东尼一直担心的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于是他除了逃走更无他法。他知道会战已经注定失败，就用信号通知克丽奥佩特拉，准备实行第二计划。她命令安东尼亚号扯起紫帆，率领她的整个支队，从一进一退的两支部队之间，向宽阔的海面逃走了。这一下使那些尚未背弃安东尼的战船也开始准备逃走。这些水手扯起风帆并抛弃他们的“火炮”。他们忙于做逃跑准备时，对手的打击就到了，他们并不追击那些已经逃走的船只，因为他们并未张帆，只作了海战准备。于是每艘敌船都有几艘船去攻击，前后左右都有。接着双方进行了激烈苦战。凯撒党军击毁了敌军的下层部分，击毁他们的舵桨，爬上他们的甲板与敌军接战。安东尼的部队则用船钩推回攻击者，用斧头砍倒他们，用重量的矢石击退他们，逐回那些想爬上船的人，与那些已经接近的人员进行肉搏。从目击者的报告上看，好比许多的要塞和岛屿突然挤在一起，并从海面加以围攻。如果狄奥的记载可靠，那么即使到了这样的混乱阶段，安东尼军的抵抗还是异常顽强，使凯撒党军只好用火攻来焚毁敌军船只。于是另一种战斗形式开始了。攻击者同时从许多方向接近敌人，发射火箭，把火把绑在标枪上投掷过去，利用机器在相当远的距离外把木炭和柏油投掷过去。尽管上述记载象新闻记者的报导一样不免夸大，但无论如何，却可以表示阿克兴之战是一场真正的会战，而不仅是逃走而已。同时克丽奥佩特拉也的确不象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懦弱。此时安东尼的旗舰已无法摆脱敌人的钩搭，于是他换乘了另外一艘船，带了剩下来的四十艘战船去追赶克丽奥佩特拉。追上之后他就上了安东尼亚号，失望的坐在船头，用双手捧着头，一言不发。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就可以证明尽管希望甚微，但他至少还是希望能获胜。如照狄奥和普鲁塔克说的，认为他一心只想迎合克丽奥佩特拉的愿望，早已计划逃走，那么当他追上安东尼亚号时就应该大喜过望。有三天时间他都拒绝与克丽奥佩特拉见面。直到太拉伦角，王后的侍女们才劝服他，肯与她一同吃饭和谈话。在太拉伦角，有不少运输船和友军来与他们会合。当安东尼听他们说陆军尚未降敌，就马上派人去传达命令给卡尼迪乌斯，叫他赶紧率部经过马其顿撤回亚洲。克丽奥佩特拉逃走时，情况是如此混乱，所以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两个人都没有认识到胜利的真实程度。因为缺少风帆，他们没有追击，整夜都留在海面上原地未动。第二天上午才开始收容那些投降的敌船，总数共三百艘。屋大维把其中大部分烧毁了，把一部分铜质船头运往罗马作为凯撒神庙中的装饰品。此时，卡尼迪乌斯企图撤退陆军，但是士兵却不肯听命，于是他一个人逃回埃及。这些陆军投降后都编入屋大维的部队。虽然阿克兴的悲剧已使安东尼失魂落魄，可是克丽奥佩特拉却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亚历山大港，所有船只都悬旗扎彩庆祝胜利。她登陆之后，命令处死一切有反叛嫌疑的人，接着又计划去西班牙夺取银矿，或者去印度洋寻找新领土。但是没有安东尼的合作，事实上她的任何计划都不过是空话。此时安东尼在精神上已完全崩溃，他甚至不去集中他的十一个军团以据守特强的尼罗河防线。公元前三○年夏，屋大维在埃及登陆，七月三十一日，他到了亚历山大港的郊外。安东尼此时突然振作了一下，率兵攻击屋大维的前卫部队，将他们击溃。但是第二天，安东尼的部队和船只却逃亡降敌。他回到城中，听到谣言说克丽奥佩特拉已死，他立即引刃自杀，被抬到陵墓中，克丽奥佩特拉正藏在里面，于是就死在她的怀抱中。不久，她听说屋大维决定把她带回罗马，就设法要人偷偷送来一篮无花果，里面隐藏着毒蛇，她和她的女侍依拉斯和卡尔蒙一起自杀。她死时三十九岁，做了二十二年女王。对于她，塔恩博士有这样一段评述：古代世界对失败者一向很少表示同情，但对克丽奥佩特拉却总算有了少许怜恤。罗马人的文献中随处可见对她的仇恨，但是这些文献中也经常出现另一种感情，法斯提的著作就有公开的记录。尽管屋大维的宣传可以造成这种仇恨心理，但并不能创造恐惧心理。尽管她犯了许多罪行和过错，尽管她时常用武器以外的东西作战，可是胜利者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为她留下了纪念碑，显示出她的伟大。对罗马人而言，他们素以不畏惧任何国家和民族著称，可是他们却害怕过两个活人：一个是汉尼拔，另一个就是这个女人。菲利比的胜利奠定了屋大维政权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胜利却是安东尼替他获得的。等他在阿克兴击败安东尼之后，这个世界帝国才算奠定了基础，斗争是自狄亚多希时代就已开始。菲利比会战是政治斗争的顶点，在这场斗争中，民主政治要决定今后到底是走向君主制还是民主制。阿克兴会战是另一个顶点，两个分立的王权进行决斗以决定是永久分裂还是统一。如果布鲁图和卡修斯在菲利比一战中获胜，那么他们胜利还是不会成熟，因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已经从根本上枯萎了。若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能成功防御埃及，就可以阻止屋大维获得托勒密王朝的财富，没有这笔财富，他就无法兑现对他的拥护者和军人的论功行赏的承诺。这样一来，东西对立的局势就可能象后来一样延续下去。假如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在阿克兴能够获胜，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就会把帝国首都从罗马移到亚历山大——无论从战略和经济立场上来看，这都是一个更好的地点——那么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梦想又有实现的可能，而不象他们的征服者只是建立了一个民族性的罗马帝国。因这个原因，可以说阿克兴之战是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之一——它阻止了欧洲改变其文化轴线。第一个成果马上可以摘取。屋大维满足了克丽奥佩特拉的遗志，把她葬在安东尼的身边，接着就以罗马人民的名义兼并了埃及。他认识到埃及的粮食是极重要的统治工具，所以特别注意，由他自己加以控制。为了建立他在东方的威望，他也接受了托勒密王室的一切尊号和神权荣誉。三年之后，他于公元前二十年一月十七日，表面上恢复了共和政体，由元老院给他上了一个半神性的尊号，叫作奥古斯都——其意义为“神圣”。但他永远不能忘记他的继父是用刀剑征服敌人，最后却死在刀剑之上。所以在统治过程中，他总是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来掩饰其用刀剑赢得的权力，一切新改革都是在旧有名称之下实行。他掌握着实权，表面上对元老院和人民却装作推崇备至。依照当时的政府理论，主权的代表为元老和人民，事实上所有权力却都集中在他一人手里。因为连续执政太久对传统不太适合，所以在公元前二三年之后，他就不再担任这个职位。他从罗马通过亲自指派的军团司令足以控制所有军团驻扎的省份。在帝国的任何地方，如有必要，他可以凭着自己享有的“统帅权”指挥各省总督。在罗马城中，他还可以倚赖他的护民官权利。在公元前二三年，作为对他放弃执政位置的弥补，他获得了这种终身权利。虽然他已经有了“至高无上”的尊号，可是他却希望人民称他为“第一公民”。他的统治是以个人威望为基础，而且善于利用宪法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注：关于这种复杂的宪法制度，可参阅剑桥古代史。）霍布斯说过：“契约没有刀剑作后盾，只是白纸一张，对任何人都无约束力。”奥古斯都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他的统治是以军事权力为基础。因为平时各军团分驻各省，并不在意大利境内，所以在公元前二七年，他名义上恢复了元老院，但把所有边境省份，除非洲以外都归并在他个人统治之下。所有军团，除一个以外都完全由他指挥。在共和国制度中，至少理论上是说有战争才召集军队，而战争结束之后，军队也应立即解散。可是在内战时代，这种紧急召集制度却基本上由职业军队所取代，他们只效忠于发饷的人。屋大维的第一个重要改革就是取消这种私募制度，建立了一支统一的常备军，所有人都只向他本人宣誓效忠。他把军团总数减到二十八个，把陆军分为两大类——军团和辅助队。军团从罗马公民中召集，辅助队为不具公民资格的罗马臣民。军团的服务限期为二十年，召募的方法为志愿，退伍时每人都可以获得一笔养老金或土地。辅助队则是志愿兵，服役限期更长，退役后不仅可以获得养老金，而且本人和妻子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他们除了编成了许多支队的步兵以外，所有弓箭手和几乎全部骑兵都由他们来充当。因为奥古斯都的基础是安全而非征服，所以部队都分成小组用来防守边疆，每个群用一个设防的军事中心作为基地，叫作要塞，从这里到边界的前哨之间都有道路连系。这种“遏制”政策与膨胀政策是相反的，对军团的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他们现有的目的是维护和平而不是制造战争，所以他们靠爱国心和抢劫发财思想所激发的勇气就逐渐消蚀了。首先，因为丧失了恐惧心理，于是和平主义逐渐成长，公民志愿当兵的人数愈来愈少，为了使军团足额，只好招募野蛮人来凑数。其次，最恶毒的军阀制度也就乘虚而入——以后皇帝的政治地位就全靠军队意志来维持。另外还有一种改革也刺激了军阀制度的成长。除了上述两种部队外，奥古斯都又组织了一支私人军队，跟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这就是近卫军。在共和国末期，罗马指挥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都拥有私人卫士，他们叫作“营地支队”，因为将军的司令部营地称为Praetorium，所以才有这个名称。奥古斯都重建共和之后，他把这些卫兵都集中到意大利，把他们编为九个支队，每队一千人，指定两位将领以他的名义指挥。他们代表他的一种制裁力量，由此可知他的政府其实是一种合法的有组织的军事独裁。不过这也隐藏着内在的危险：近卫军虽然是皇权的重要工具，可是后来皇权的存在却要靠他们的忠诚来维持。这样一个政府，实际上绝对不民主，但却为所有罗马公民和被征服民族接受，因为经过一百年的内乱和纷扰，只有奥古斯都的军队才重建了秩序，维持了公共和平，在两个世纪内使帝国免受外来侵略，再有两个世纪的时间使它能够挡得住条顿蛮族的攻击，尽管其间不免偶然战败。依靠这支军事力量，才维持了“罗马的和平”。在这个阶段，西欧被拉丁化，基督教也开始生根。因为有了菲利比和阿克兴之战，奥古斯都才能够创造出这个局面。大事记(七)：建立罗马帝国疆界屋大维在阿克兴之战赢得的帝国，从大西洋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从北海延伸到撒哈拉沙漠，地中海沿岸的一切国家都包括在内，而地中海则真正成了罗马的内湖。这是偶然的产物，并非有计划的发展。为了巩固统治和把许多复杂的民族变成一个单纯的罗马国家，需要两个条件：(一)内在的和平；(二)安全疆界的建立。奥古斯都统治时间很长——共有四十一年之久——而他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这两个。虽然在他一生中征战的业绩也很不错，但多数却都是别人帮他打的。到他逝世之日，他为罗马帝国增加的领土甚至比他继父凯撒所征服的还要大。这两个主要问题中，更紧迫的还是第一个，其中包括平定西班牙和非洲，以及各省区的改组。奥古斯都从西面入手，公元前二七年夏，他出发去西班牙，经过一连串胜利，于公元前二四年回到罗马。但不久战争再度爆发，直到公元前一九年，阿格里帕才终于用大屠杀手段粉碎了坎图布里亚人的抵抗。同年，科纳利乌斯·巴尔布斯也最后平定了阿非利加省的叛乱。从西班牙回来后，奥古斯都开始设法解决东疆问题。六年前他占领亚历山大时，整个东方似乎都匍伏在他脚下，当时罗马舆论都主张应征服东方直到印度为止。如果他是凯撒，毫无疑问他一定企图征服安息。但他是外交家而不是军人。虽然为了重建克拉苏和安东尼在安息战争中丧失的罗马国威，有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可他也认识到罗马帝国是以地中海为基础，所以适当边界应为地中海地区，若再继续向东扩张，结果不但不能增强国力，反而会削弱它。他把叙利亚作为东方防御的枢纽，然后回到罗马，更坚决认为罗马的利益用外交手段要比战争更合算。现在这种思想又在他心中复活。这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南部的埃及疆界，中央的叙利亚疆界和北面的小亚细亚疆界。埃及方面，他经过上埃及建立了一道要塞防线，此外在埃及西北界趋向昔兰尼加也可能建立了另一条防线，不过已经不可考证。这些防御部署似乎非常成功，所以直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埃及都未发生过袭击边境的事件。同时，他又派加路斯率领一支探险队，沿着阿拉伯·非利克斯东海岸前进直到马里阿巴——这是示巴人在也门建立的首都——目的是为了控制对印度的贸易，但结果毫无成就。埃及形势稳定之后，他兼并了加拉提亚，也使本都和卡帕多西亚逐渐受到罗马控制。公元前一九年，他派阿格里帕到东方去监督各省区政府。任务之一是与博斯普兰王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个王国位于黑海北面，夹在聂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属于希腊-伊朗民族。这个国家相当重要，因为所有小亚细亚和爱琴地区城市所需要的小麦都以此为主要来源。罗马军队若在东疆北部作战，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也是南俄罗斯。以后这个王国成为罗马的藩属之一。因为幼发拉底河上游和该河南面的叙利亚沙漠是掩护地中海地区中部的天然防线，所以奥古斯都决定放弃对亚美尼亚的一切领土要求。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突出地带，不易防御和增援，而且也成为与安息之间冲突的永久根源。安息若是任其存在而不予理睬，也并不能构成大患。安息是封建式国家，并无常备军组织，虽然临时召集的骑弓手能够赢得会战，但他们的补给体系却异常糟糕，绝对无法在战场上支持太久时间。不过因为影响到国威，所以奥古斯都采取一种古老的罗马折中办法，既不放弃亚美尼亚也不兼并它，而是把它变成保护国。这个办法触怒了安息国王法拉特里斯，他在公元前二三年拒绝了罗马索还在卡尔亥战场丧失的军旗的要求。次年，奥古斯都来到叙利亚，同时命令他的继子提比略率领大军进驻亚美尼亚。这一行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公元前二○年五月十二日，法拉特里斯归还了克拉苏斯和安东尼丧失的军旗和所有尚未死亡的俘虏。这是一次卓越的外交成功，奥古斯都认为这种成功要比战场上的胜利更为杰出。提比略进入亚美尼亚，扶助罗马选择的国王狄格拉尼斯即位。但这种解决并不真正圆满，到奥古斯都晚年，亚美尼亚仍然脱离了罗马控制。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北疆，是从莱茵河口沿河直达贝里，越过裘拉山脉西坡，南进到罗讷河与滨海阿尔卑斯山之间。在山南阿尔卑斯高卢以西构成了一个狭窄的附属带，南端差不多触及地中海。从此北转，延着滨海阿尔卑斯山脉，向东越过阿尔卑斯山南坡，达到阿奎里亚北面。从那里折向东南，以赫勒斯滂为终点。从防御思想上来看，这是一条绝对不健全的疆界，因为这既不能阻止意大利和马其顿不受阿尔卑斯山地和多瑙河盆地的蛮族侵略，又使意大利与高卢之间、意大利与马其顿之间无法建立适当的交通线。连结意大利和高卢之间的惟一路线是沿地中海海岸，因为大小圣伯纳德隘路一直都未稳占。意大利与马其顿之间根本就没有陆上路线，与帝国东半部的交通都必须取道亚德里亚海和艾格拉提亚大道。根据内战中的经验，奥古斯都早已了解这是一个根本弱点，因为在那个时代，海上风暴对部队的运输和战场上的补给维持都是致命的，远比今天的情况严重。我们可以看出，因为意大利与马其顿之间没有道路连系，所以公元前四八年凯撒与庞培交战时，这就成了他要克服的最大困难。甚至在阿克兴战役中，尽管制海权控制在奥古斯都手中，可是如有突然发生的风暴，就可以使他满盘皆输。公元前二五年，奥古斯都开始着手调整这些战略弱点。他从高卢方面开始，命令特伦提乌斯·瓦罗和马尔卡斯·维尼修斯进占大小圣伯纳德隘路，征服那些尚未征服的剩余地区。结果建立了两条新的交通线，一条经过小圣伯纳德隘路进入高卢中部，另一条经过大圣伯纳德隘路直达莱茵河上游。其后大约在公元前一六或前一七年，尼瓦征服了加尔达湖以东各部落，连上阿迪吉地区的部落也包括在内。这个行动同时打通了一条趋向茵河河谷的道路，所以奥古斯都在公元前十五年决定进行一次规模更大的战争，目的是使罗马征服一大片山地区域，包括现在的提罗尔，瑞士东部、奥地利西部，巴伐利亚南部在内，并把北疆的中区向北推进达到多瑙河上。奥古斯都把这个重要的战争托付给他两个继子去执行，他们是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与奥古斯都继室丽维娅所生的儿子。提比略东进，从高卢到康斯坦斯湖。德鲁苏斯北进，从意大利取道上阿迪吉，经过雷西亚隘路到达茵河河谷。然后进入巴伐利亚以南与提比略会合。战争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诺里库姆被兼并，这包括斯提利亚，卡林西亚和巴伐利亚南部在内。于是罗马的控制沿着多瑙河发展到维也纳。战略性的收获是非常巨大，意大利不再需要在伊利库姆驻兵保护，多出来的兵力可以用来争取一条通往马其顿的陆上路线。除了取道萨伏河谷，再无其他路线可以选择，所以奥古斯都决定从阿奎里亚进到艾莫那，然后进入萨伏河谷地以达西斯基亚，塞尔曼和辛吉杜努姆（即今之贝尔格莱德），从这里这条路又可继续向东延展，取道奈苏斯和塞迪斯——在索菲亚附近——以达拜占庭。甚至到今天，要想在南斯拉夫境内从头到尾作一次纵贯旅行，也只有这一条路勉强可够迅速和舒服的标准。除这条路外，还有另一条路经过德拉瓦河河谷，取道穆萨以达塞尔曼。要赢得这两条路线，意为要把伊利库姆北疆推进到多瑙河，从维也纳推进到贝尔格莱德。等这个工作完成后，加上提比略兄弟已占领诺里库姆，所以从贝里到拜占庭之间已建立起一条连续路线，使罗马军队可以不必倚赖海路就可在帝国东西两部分间进行迅速调动。公元前一三年，阿格里帕和维尼修斯两人又发动了一次战争，以征服萨伏河上和德拉瓦河上的潘诺尼亚人为目标。次年，阿格里帕逝世，由提比略继任统帅，到公元前九年，他已占领西斯基亚和塞尔曼，并前进到多瑙河，这一被征服的广泛地区均并入伊利库姆省内。此时，他的兄弟德鲁苏斯在日尔曼境内也正在节节胜利之中。第八章：托伊托堡森林会战日尔曼人是印欧种族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末才首次出现在罗马历史中。他们也跟过去的高卢人一样曾经大举入侵，使罗马人产生了极大恐慌，但在公元前一○一年终为马略和加图卢斯所击败。差不多三十年后，住在裘拉河和孚日之间地区的一个高卢部落塞库尼人，向莱茵河对岸的一个日尔曼部落求援，以对抗住在撒尼河以西的邻近的爱都部落。这个日尔曼部落的酋长阿雷奥斯图斯接受了要求，在马格托布里加之战中击败了爱都人。作为酬劳，他和族人被允许占据上阿尔萨斯地区。根据辛格尼特《剑桥古代史》上的说法，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最后终于使凯撒侵入高卢中部。差不多又过了十年，即为公元前五九年，有两个事件发生，使高卢东北边疆问题开始受到注意。第一件事是阿雷奥斯图斯正式被罗马元老院承认为“国王”和“罗马人民的朋友”，但友谊却很短命。他被承认为王之后，就劝诱其他日尔曼部落越过莱茵河，这就对土地产生了新的要求。第二个事件是外阿尔卑斯高卢省交给凯撒统治。当时赫维克提人因为日尔曼人侵入了他们的国土(大约在今之瑞士)，不得不向西进入高卢以避其锋芒。凯撒解决了赫维克提人之后，马上就把注意力移转到阿雷奥斯图斯身上。他在《高卢战记》中这样写道：“其次，他预料到日尔曼人今后会逐渐习惯渡过莱茵河，当他们大批进入高卢后，对罗马即将形成威胁。他并不认为野蛮人凶猛到能够占领全部高卢，而是相信他们会像过去的辛布莱人和条顿人一样分批渗入，然后再向意大利推进。总而言之，他觉得应该马上设法应付，不可再有片刻迟误。”公元前五八年，凯撒命令阿雷奥斯图斯停止日尔曼人移民，阿雷奥斯图斯拒不奉命，凯撒就领兵用强行军前进到维松提奥来强制执行命令。他从那里前进到贝尔福缺口，阿雷奥斯图斯的军队正在那里宿营，等候一个斯瓦比亚部落渡河。这个部落正集中在莱茵河东岸，是渡河的先声。九月中旬，凯撒诱使敌人出战，经过血战把他们击溃。虽然阿雷奥斯图斯幸免于难，但在惨败之余，不久也死了。凯撒认识到如果现在撤回原地，日尔曼人的移殖毫无疑问还会继续下去，所以决定把莱茵河作为中部和北部高卢的东疆，使它变成一道天堑。然后他出发征服比利时族，他们大部分也属于日尔曼种族。他们所在地区大致在今天的比利时。公元前五七年，他从维松提奥率领八个军团向北进发击败了尼维人，使他对科隆以下的莱茵河岸获得了有效控制。两年后他到了桑顿，利用诡计把日尔曼人的酋长一网打尽，再对这些失去领袖的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当他把从桑顿到贝尔福之间的莱茵河全部占稳之后，又决定渡过莱茵河，他自己的记载上是这样说的：因为看到日尔曼人极易受到诱惑而侵入高卢，他希望使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害怕，使他们知道罗马军队也一样能够越过莱茵河，攻入他们的故乡。现在当他已为罗马帝国建立了一条“最后的极限”之后，就在科布伦茨以南架桥渡过莱茵河，在东岸进行武装示威。在把苏格布利族的领土蹂躏了一番之后，他才撤回高卢。以下是罗马人眼中看到的日尔曼情形，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对他们评论如下：“他们的全部生活是由狩猎探险和军事行动所组成；从幼时起，他们即惯于吃苦耐劳。保持童贞愈久的人愈能获得族人尊敬。”“他们对农业缺乏兴趣，食物的大部分为牛奶、酪油和肉类。任何人都没有固定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酋长每年指定每个部落或家族耕种某块土地，过了年又强迫他们调换地方。这种方法的实行有许多原因。第一他们担心安居乐业会影响其作战勇气。其次他们害怕有了私产之后会引起内部争端。最后他们希望大家财富平等，可以使每个人都感到满足。”“他们认为扩充疆界是一种最高荣誉。他们认为驱逐邻近部落，没人敢住在他们附近是勇敢的真正表现，此外他们也觉得这样才安全，不怕受到突然入侵。国家发生战争时才临时推选主将来指挥他们，并赋予以生杀大权。平时并无政府组织，各部落酋长分别对族人行使司法权或解决纠纷。他们很好客尚义，为任何理由投奔他们的人都可以受到保护，一切食宿都愿与朋友共同享受。”从这些详细记载中看来，或许就可以判断日尔曼人实为半游牧民族，属于本书导论中所说的“车骑”民族。虽然凯撒没有说明他们拥有用牛马拖拉的车辆，但若没有车辆，决不可能进行那样大规模的运动。我们知道赫维克提人是有车辆的，因为凯撒曾提到这一点，而且他说他们曾用车辆为作防御壁垒。由此看来日尔曼人的迁移是受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不是由于人口过多的压迫。（注：斯塔波对日尔曼人有更详细的说明：因为这些民族既不耕种又不累积财富，日食所需都靠牲畜，他们经常把全家装在大车上，赶着牲口逐水草而居。）塔西佗说他们身材高大，碧眼金发。他们只能偶尔地勇敢奋发，而不能忍耐长时间劳苦。虽然他们是凶猛的斗士，但军事组织却极其粗糙，他们的连营是由家族和部落自动组成。很少用剑或长枪。他们携带一种短矛，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作“Frameae”，上面装着一支狭窄短小的铁头，很尖锐也很轻便，他们无论是在远近距离的战斗中都使用这同一种兵器。骑兵使用一个盾牌和一柄短矛，步兵还携带有标枪，能够投掷很远的距离，他们不穿外衣，最多不过罩一件轻斗篷。他们毫不考究服装。很少有人穿胸甲，偶然有一两个人会戴着金属或牛皮头盔。马匹的外表和速度都不足称道，训练方式也与罗马不同。大致上来看，其步兵的战斗力较强，所以他们的步骑兵在战斗中总是混为一体。第一线全为步伐迅速的步兵，是从全体战士中挑选出来的。其战线成楔形，若遭到压迫即向后撤。他们认为这是战术性问题，并不认为退却就是懦怯。斯塔波在《地理学》里又补充了一点说：对这些人，不信任实为最可靠的防御；因为若信任他们则一定会吃大亏。（注：塔西佗生于公元五五年，活到公元一一七年以后。他把日尔曼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足以表示他对当时罗马文明的不满。）他们的领袖是以勇敢为条件来选择的，他的指挥方式不是靠权威强迫，而是要以身作则。塔西佗说：在战斗中，所有士兵都以能与将领看齐为光荣。此外一切作战用的兵器和马匹也都由各连连长供给以代替薪饷。这些东西又靠战争和劫掠来供给。以上所说就是罗马人认识的日尔曼民族，他们散住在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中，那还是一个未知的地区，充斥着深山，森林和沼泽。大约从公元前一二年开始变成罗马帝国的北疆。从战略上来说，这实在是个极不完美的疆界，因为那两条河流交汇成一个巨大的突出地带，交点就是贝里。在这个突出地区内，日尔曼人可以拥有内线的便利，而罗马军团却被迫采取外线作战方式。只要他们愿意，日尔曼人可以任意选择莱茵地区或多瑙地区之一加以攻击；反之，罗马却要同时防御两个地区。而且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增援时，必须绕过一个三角形的两边。此外，莱茵河也与大流士一世时的爱琴海一样，不是种族性边界。在莱茵河以西，有许多居民也属于日尔曼族，一旦罗马与莱茵河东岸的日尔曼人发生纠纷，他们就会对同族表示同情，正如欧洲希腊人同情爱奥尼亚希腊人一样。早在公元前一七年，苏格布利等族侵犯河西地区，并乘罗马守将马尔卡斯·洛利乌斯不备，将其击败。（注：罗马古籍认为这是一次很可耻的惨败。）除这些弱点以外，奥古斯都认为高卢是西方的埃及，对莱茵河上的大军是最重要的补给基地。尽管由于蛮族尚未学会架桥技术，所以莱茵河可算是一个巨大障碍，但因为高卢的内部还未完全平定，在中欧再听任敌对势力滋长，对罗马而言亦非良策。虽然对这几个问题并无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奥古斯都却认识到，由于现在伊利库姆的兵力已可自由抽动，可以用来把莱茵疆界首先推进到威悉河，再进一步推进到易北河上——他没有再向东进展的意图。但是果能如此，在北疆方面可以获得下述改进：这个突出地区被消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大致平直的河流界线，从汉堡直到维也纳。从汉堡起经过莱比锡和布拉格，可建立一条直达维也纳的横行交通线，以作为科隆——贝里——维也纳之线的补充。虽然向前推进后还是不能获得一条种族疆界，但由于现有边界已向东推进了二百哩到二百五十哩，所以高卢感受日尔曼攻击的安全度当然也相对增加了。事实上，奥古斯都心中所考虑的似乎与拿破仑差不多。拿破仑在一八○六年建立所谓“莱茵联邦”时，其目的是想在法国与假想敌普奥两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法国人至今仍然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公元前一五和公元前一四年，德拉鲁斯正与他的哥哥提比略同在巴伐里亚南部作战。此后他升任了三个高卢的总督。他出生于公元前三八年，在英雄世家长大，是个充满活力和雄心的人。他一心只想立功建业。在决定对日尔曼人加以严惩后，他心里的计划不仅是洗雪洛利乌斯失败的耻辱和痛惩苏格布利族，而且还想切除夹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的舌形地带，以缩短高卢与伊利库姆之间的交通线。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的第一步就是到到易北河上游，征服沿途蛮族。德拉鲁斯首先在莱茵河上建立了一条冬季宿营线，其中两个主要营地，一在维特拉（可能是今之威悉），面对利珀河谷；另一在摩孔第库姆（即今之美因茨），面对着美因河谷。其次在公元前一二年，在蹂躏了威斯特伐里亚后，他就在拉库斯·弗里沃湖集中了一支巨大的舰队（即为今日的须德海，当时还是一个湖），航行到埃姆斯河口，赢得一次海军大胜，再进至威悉河口，并与弗利西亚人缔结同盟。占领海岸之后，到公元前一一年，他才开始侵入日尔曼本部。他经过苏格布利的领土进到威悉河中部，在那里停留了一下又回到莱茵河。第二年，他离开美因茨侵入查提人的领土，经过海西森林，从美因河前进到威悉河，在图林根打击了马科曼尼族。由此向北，穿过切诺希，可能在马格德堡到了易北河岸。他在公元前九年凯旋时坠马受伤，不治身死。继任者是他的哥哥提比略，比他大六岁。在提比略继续指挥下，战争终于成功结束。此后在公元前七年，提比略离开日尔曼到东方去接受新的任命。可是德拉鲁斯的征服太快了，所以难于持久，到了公元前一年，切诺希人开始反叛，等到公元四年，日尔曼的全面情况就已经变得很严重，于是提比略又奉命到那里去重建权威。在第一次战役中，他追逐敌人到威悉河，接受各部落迎降，直到北海海岸为止。他在利珀河谷中宿营过冬，公元五年，他对日尔曼北部进行了一次距离最远和规模最大的远征。在莱茵河他集中了两支军队，一支用大船载运，驶出海去绕过弗利西亚海岸以进入易北河口。另一支则自莱茵河向东行军，在击败朗戈巴第人后与那支海运部队会合。后者此时已扫过日德兰海岸，向北直到施格拉克为止。征服了北面诸族之后，他就准备转向南面去征服摩拉波杜，他是马科曼尼族的国王，在公元前九年已率领该族从图林根迁移到波希米亚。对这个公元六年的战役，他的计划是用钳形攻势取胜。莱茵河上的军队在萨图尼努斯指挥下，从美因河向纽伦堡或艾格尔进攻。而伊利库姆的军队则在他亲自指挥下从坎伦坦向北进攻。一共使用了十二个军团，按说这个计划是一个杰作，在军事艺术史上应有光荣地位。但当两军进到波希米亚中部，距离最后目标不过几哩远时，突然有坏消息传来，说在伊利库姆发生了严重叛乱。提比略立即与摩拉波杜讲和，率领他的军队赶回南方。事情的真象是这样的：达尔马提亚人由于忍受不了人员和物资搜刮突然反叛了。因为驻兵均已撤走，所以一点约束也没有。叛乱传播得极为迅速，整个伊利库姆和潘诺尼亚都势成燎原。叛军总数有步兵二十万人，骑兵九千人。罗马大为震惊，因为既无预备兵力，而召募兵员又极感困难，因此不能立即编成新的军团。虽然如此，提比略对这场大乱的处置却甚为技巧。他并不与叛军交战，只是把他的部队分为许多纵队，占领所有要点，用坚壁清野的方法，迫使这些叛乱者因为饥饿而投降。公元八年，潘诺尼亚投降了，第二年达尔马提亚也平定了。提比略留下格曼尼科斯去稳定这些收复的地区，自己回到意大利。当乱事平定五年之后，罗马又接获一个惊人的报告：在日尔曼发生了一个巨大灾难（注：格曼尼科斯是德拉鲁斯与安东尼娅生的儿子，出生于公元前十五年，做了他伯父提比略的义子。安东尼娅是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生的女儿。）公元六年，提比略离开日尔曼去对摩拉波杜作战时，萨图尼努斯也改由瓦卢斯接替。此人过去曾任叙利亚总督，据说在那里发过大财，这在当时并没什么了不起。他秉性温和，举止文雅，心智也和体力一样迟缓，惯于室内工作而不能胜任打仗。他曾与奥古斯都的孙女结婚，所以事实上他能获得这个任命完全是裙带关系。不过此时莱茵河上已平静无事，野蛮人都开始被罗马人同化，愿意和平相处，双方建立了市场。高卢太平安定，日尔曼已经群龙无首。在这种平静无事的状态下，所有驻军也都变得懒惰软弱。瓦卢斯对这种情况本应加以矫正，虽然并不容易做到。虽然他的过错很多，尤其是他失败之后，错误更是全部堆在他身上，不过他最主要的弱点还是愚蠢而不是暴虐。很明显，他太缺乏想象力，不能区分凶猛的日尔曼人与柔弱的叙利亚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狄奥的《罗马史》上说：他除了把他们当作罗马人的奴隶以外，就是向他们榨取金钱，好比他们是被征服的民族一样。维拉斯是个有敌意的批评者，说他受任之始就认为用武力不能征服的日尔曼人是可以用法律来安抚的。似乎这个人的官僚成份多于军人，且他的统治比较软弱，倒不是有计划的压迫。真正的祸源是起于用金银为作贡物。在西方也和东方一样，罗马要索取被征服民族的黄金，但在东方因为购买奢侈品，黄金可以流回，而在西方则不然，他们根本就不出产奢侈品。结果是贵重金属的来源日益枯竭，而日尔曼人主要是用它们来制造饰物。因为黄金是那样稀少，使各族的贵族都极感不满。瓦卢斯手下一共有五个军团，两个驻在摩孔第库姆，其余三个在冬季中驻在利珀河上游，而在夏季则驻在威悉河。（注：这个分布不一定准确。）因为现在太平无事，所以驻军并不集中，分散在各地从事伐木，筑路和造桥工作。和惯例一样，驻军中也包括许多女人和孩子。公元九年的夏天平安渡过了，到九月间，瓦卢斯正准备从夏季营地移往冬季营地时，突然听说有个邻近的部落发生了叛变。他立即决定不直接返回阿里索，而是先经过叛乱地区再回到冬季营地。他出发前本应把所有妇孺先送回阿里索，但很可能他是把叛乱当作一个局部事件看待，决不会想到在路上等待他的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之一。事实上他接到的叛乱消息是一个安排得极为巧妙的诱敌计划中的第一步。设计计划的是一个切诺希青年，名叫阿米尼乌斯，他曾在提比略军中服役，参加过潘诺尼亚和伊利库姆的戡乱战争。毫无疑问，在这些战争中，他对罗马的一切有过极深刻的研究。他本是切诺希酋长西吉米尔的儿子，已经获得罗马公民资格，并升任骑兵军官。他调到瓦卢斯司令部服务时还不过二十六岁。从个性方面来说他是冲动型的。塔西佗说他有“狂热精神”，是“日尔曼的火种”。他对罗马人有极深的仇恨。很明显他是想使在南方失败的叛乱在北方成功。此外，他似乎也是为了向其叔父报私仇。他叔父是西吉斯提斯，是瓦卢斯的忠实拥护者。他的女儿苏丝尼达本来与阿米尼乌斯私通，但他却不许他们结婚。最后，他对瓦卢斯本人极其藐视，因为照他看，瓦卢斯是一个文官而不是一位将军，这一点也许他是对的。他的计划安排得非常谨慎。他利用瓦卢斯的疏忽大意作为进行阴谋的好机会，他机警的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时就最易将其击倒，而一切灾难的最普通起因莫过于安全感。当瓦卢斯正准备回阿里索时，阿米尼乌斯就制造了这个叛乱来引诱他经过一个似乎安全但又很困难的地区。于是他可能会松懈警戒，等把他引到了森林深处后就可以将他刺死。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要想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西吉斯提斯听到风声后立刻报告瓦卢斯，劝他把所有阴谋叛变人员都加上锁链。瓦卢斯没有听信，也许他认为西吉斯提斯是挟嫌诬告，想害他侄子。到公元九年九、十月之际，瓦卢斯率领第十七、十八和十九三个军团，一共约两万人，后面拖着绵长的行李纵队和军属，开始出发。这次行军最后阶段的详细情形我们无法知道，虽然有几个现代作家对这场灾难作过完整叙述，但多属臆测，因为两个最可靠的权威——维拉斯和狄奥——对此并未留有详细资料。但我们知道阿米尼乌斯一直随伴着瓦卢斯，而他的亲信则散布在纵队之中，直到准备起事前夕，他始终在瓦卢斯身边。西吉斯提斯再次向瓦卢斯提出警告，但又遭到拒绝。接着，当罗马军团正在沼泽和森林中艰难行进时，阿米尼乌斯和他的党羽突然失踪。同时也接获报告说前哨士兵已经遭到杀害，这就是叛变开始的信号。于是瓦卢斯似乎就立即回头，打算取道多伦隘路通到阿里索的路线。因为带着大量辎重和军属，所以情况当然不太乐观，但比起过去凯撒和德拉鲁斯常常面临的情况却并不算太恶劣。不过他们是军人领袖，而瓦卢斯不过是刀笔之吏。真正会战的起点在那里也已不可考；塔西佗说以后格曼尼科斯是在托伊托堡森林之中发现瓦卢斯和其部下的白骨。这个森林位于埃姆斯和威悉河之间，当年应该覆盖着一片非常广大的地区。有些权威专家认为实际战场是在狄特莫德附近，另有一些人则说是在蒙斯特附近。很可能狄特莫德为战斗的起点，而蒙斯特为终点。因为假定明登是瓦卢斯夏季营地的位置，所以他撤退时毫无疑问是会趋向多伦隘路，以后听到阿里索已经被敌人包围，那么他的最好退路当然就是沿着埃姆斯下游趋向蒙斯特。不过究竟悲剧是在哪里上演，在专家之间还是争论不决。狄奥说当罗马军正在森林中砍树找路前进时，突然碰着一场大暴雨，地面溜滑不堪，简直寸步难移，树木的顶部不断的折毁落下，造成极大混乱。罗马军队已经丧失了秩序，车辆和非武装人员夹杂在一起。于是阿米尼乌斯突然发动攻击，对这一群毫无秩序的人们投掷标枪。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暂时撑住并构成一个设防营地。第二天上午，当他们把大部分车辆焚毁之后，秩序也略为恢复，于是罗马人且战且走，到了开阔地上。可是不久又进入了森林，接着再次受到惨重损失。那天夜间，他们又暂时停息了一下，第二天上午继续前进，又遭遇到空前的大雨，不仅阻止他们前进，而且连立足都很困难，更糟的是使他们无法使用兵器。弓箭标枪都无法使用，盾牌也完全被浸透了。阿米尼乌斯的机会又来了，他冲进毫无组织的敌人当中，使他们完全崩溃。主管骑兵的努姆尼乌斯首先逃走。瓦卢斯和其他较高级人员怕被敌人俘虏或杀害——因为他们早已负伤——于是勇敢地做了一件可怕而无可避免的事情，集体自杀了。最后据维拉斯记载说，在森林沼泽中，所有罗马人都被敌人消灭殆尽，不留一人。过去他们对这些敌人象对牲畜一样尽情屠杀，现在却轮到他们自己来品尝这种滋味。所有被俘人员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或是当作祭神的牺牲品。几年后，当格曼尼科斯去凭吊这个古战场时，发现白骨成堆，到处都是标枪的碎片，马匹的肢体，骷髅被钉在树干上面。对这种悲惨场面，塔西佗有过极生动的描写。尽管瓦卢斯遭到了这样一次惨败，可是卡狄修斯却坚守阿里索，利用弓箭多次击退来攻的敌人。后来又能乘黑夜突围而出，带了许多妇孺退到维特拉，在那里与阿斯普里拉斯率领的两个军团会合在一起。于是阿米尼乌斯的乌合之众不敢穷追，自行退去。这样的惨败有这样的结果，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从罗马帝国境内到处传播的流言来看，可以知道这次惨败的影响是多么广泛。据狄奥记载，当时有许多谣传的凶兆：例如战神庙为雷所击毁。阿尔卑斯山好像彼此崩塌在一起。在日尔曼境内有一座胜利女神塑像，本是面对敌人的，现在却已改变面向意大利了。这当然都是谣言，可是在人心士气上来说，却是真正的凶兆。罗马国威受到致命打击，从此野蛮人知道罗马军团并非无敌，阿米尼乌斯能做到的，旁人也照样可以做到。更糟的是罗马人本身也知道了。所以难怪奥古斯都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后，撕开衣襟大声痛哭，他也怕敌人会直向意大利进犯，甚至直攻罗马城。在意大利境内，适合兵役年龄的公民人数实在太有限。虽然如此，他还是振作精神立即开始准备工作。因为适合兵役年龄的人都不想入伍当兵。所以只好抽签，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民中五个抽一个，在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民中十个抽一个。凡规避逃走的人则没收财产，取消公民资格。最后，因为大家还是不肯当兵，所以他甚至对某些人执行死刑。即使这样的严刑峻罚还是效力不大，在他有生之年，这些丧失的军团始终没有补充起来。这在所有凶兆中应该是最可怕了。他甚至气得让头发和胡子长了几个月都不修饰一下。他常常用头碰着门柱喊道：“瓦卢斯呀！还我的军团！”尽管这些记载并不一定完全可靠，可是这三个军团从此不再编组起来却是事实。这并不是瓦卢斯能够丧失的，而是罗马已经丧失了活力。这次惨败后，提比略又再接管日尔曼的指挥权，到公元一三年，格曼尼科斯又继承他的职务。在一系列战役中，他们又再度到了易北河，并且屡次击败日尔曼人。尽管如此，事实上这条河却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希达斯皮斯河。所有战役的尾声还是撤回到莱茵河，从此以后，莱茵河即成为拉丁文明的东北疆界。不过这里还有一层更深的理由，比罗马活力的丧失还要深入，这却要在奥古斯都的个性中去寻找。尽管他在那个时代威名赫赫，可是他却有点名不副实，并非真正的英雄人物。虽然他并不缺乏勇气和坚强意志，可是作为一个人类领袖而言，却并不能与凯撒相比。他是高明的投机份子，利用巧妙手段，变成了他这个帝国的“总经理”，而不是真正的“帝王”。他是把罗马当作一个大企业，一个大型专利事业看待，而把各省和疆界当作是它的股票和保险。他缺乏象磁电一样的感人力量，不能迫使旁人去完成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一点就是天才与仅仅是伟人之间的区别。一句话，他是一个超级的“有产阶级皇帝”。所以尽管他所征服的地区颇多，但在精神上却都是防御性的投资。等疆界完整之后，所有心理和精神的进取心也就随之消蚀。物质上的冒险与精神上的冒险是共存亡的。最后由于这种精神上的刺激丧失了，迫使他对东北疆界就只是墨守前业。这一事实在历史上造成的结果又怎样呢？想象回答这样一个玄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许多“想当然”的假设，不过就整体而言，却也并非不可猜测。虽然日尔曼人并非高卢人，因为他们要比高卢人野蛮得多，但由于帝国既然注定还要再延续四百年之久，那么我们作这样的假想也似乎是合理的：若罗马帝国的东北边疆是在易北河而不是在莱茵河，本书下面的一章也许就要完全改写，再进一步说，连以下各章也都会有不同内容。克里塞在《世界上十五次决定性会战》一书中也正确指出：如果罗马人守住了易北河一线，则“我们”这个岛永远不会叫作“英格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再也不会是英国人了，英国人的整个历史都会改头换面。再说到在易北河以西的日尔曼地区，若在以后四百年中不断受到罗马化并建筑好道路，那么西欧只会剩下一个文化，而不是两个永远冲突的文化。所谓法德两国之间的问题可能不会再有，或至少会与现有情形完全不同。查理曼、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可能完全不会出现。据说奥古斯都在亚历山大城，曾命令把亚历山大大帝的石椁打开，以便他将一顶黄金皇冕戴在亚历山大头上，并在他的遗体上满布鲜花。此外在奥古斯都的戒指上也刻着这个伟大马其顿英雄的头像。可是心理上他们两人之间大有区别，亚历山大的心灵中除了大洋以外再无其他疆界，而奥古斯都的“伟大观念”却是有限的。所以，尽管在以后历代皇帝的统治下，实质上疆界仍然有所扩张，可是在精神上却已固定了。已经由一个帝国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当奥古斯都以76岁高龄于公元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诺拉逝世时，他遗留给帝国的就是这样一种“伟大观念”。继承他的是义子提比略。大事记(八)：罗马的和平共和国转变成帝国就引发了权力问题，这个问题自始至终成为罗马的大害，也是促使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因为奥古斯都的权力理论上说还是元老院和人民授与的，所以在他死后，权力也应自动消灭。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奥古斯都想到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就是设法使其他人与他共享大权。首先是阿格里帕，以后是他的养子提比略。他在公元十四年逝世时，虽然由于他的威望使提比略成为继承人，可是却不能构成“先例”，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因为皇帝权力的最后基础仍为军队，所以拥立皇帝的权力首先到了近卫军手里，然后再转到军团手里。以后，提比略因为皇帝继承人的选定超出其权力限度，所以只能暗示性的指定孙子提比略·格米卢斯和侄孙盖尤斯·凯撒作为他的私人财产的继承者。他在公元三七年逝世时，格米卢斯却被搁在一边，因为盖尤斯获得了当时近卫军唯一的将军马可支持。盖尤斯在公元四一年被刺——这一事件也与近卫军有关——提比略的侄子克劳狄开创了恶劣的先例，给予近卫军一笔巨额赏金，被他们拥立为皇帝。盖尤斯的侄子尼禄在公职上的升迁要比盖尤斯的儿子布列坦尼乌斯迅速。当公元五四年克劳狄逝世时，尼禄的母亲就煽动近卫军拥立她的儿子为皇帝，条件是给他们一笔和克劳狄给予的一样厚重的赏金。公元六八年，尼禄又受到近卫军反对，只好自杀。尼禄死后，举国骚然，若非名将韦斯巴芗（公元六九——七九年）被埃及军团和多瑙河部队拥立为帝，那么罗马帝国就可能会发生另一次长期内战。他战胜了维特利乌斯，又重建了“罗马和平”。虽然如此，这个“四帝时期”却留下了可怕的回忆，连军人的心中也感到畏惧。（注：四个皇帝是奥托，加尔巴，维特利乌斯和韦斯巴芗，他们都是军人拥立的皇帝。奥托打倒了加尔巴，维特利乌斯打倒了奥托，最后韦斯巴芗又打倒了维特利乌斯）。所以当公元九六年韦斯巴芗的幼子图密善逝世时，虽然他没有后代，军人们却愿意将继承人的选择权让给元老院。直到公元一九三年，皇位继承问题才再成为内战起因。韦斯巴芗之后，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公元七九——八一年)和图密善(公元八一——九六年)相继嗣位，使罗马帝国获得高度的繁荣，图密善于九六年逝世后，继承者为内瓦，以后在九八年由图拉真继位。他是西班牙人，可能是凯撒以来最有能力的名将。在他统治期间，大部分时间忙于边界战争。在公元一○一年到一○六年之间，他在多瑙河下游地区作战，征服了达西亚（即今之罗马尼亚）并使其变成殖民地。然后他把注意力移到黑海东端，在一一五——一一七年之间，他击败了安息人，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都收入版图。他的继承人是哈德良(公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又是一位名将兼政治家。在他的时代，罗马变成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他紧守达西亚，但放弃了图拉真在东方获得的领土，他使军人忙于修筑夹在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以及不列颠境内的长城，此外他还建筑桥梁，水道和其他公共工程。他死于一三八年，安东尼努斯·庇护继位，他的时代是如此太平无事，几乎无可纪录。公元一六一年，他的女婿奥雷利乌斯继位，他的女儿就是臭名昭著的浮斯提娜。在这两个皇帝的统治下，罗马的和平时代达到了顶点。但它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地中海国家，不出奥古斯都所料，意大利已经降级成了一个省区。导致这种情形的许多因素之一就是普遍性法律的建立。正如罗宾逊所说：“这告诉人们，他们不再是一群群的民族或部落，各有自己的领土，而是天下一家，包括在一个伟大帝国之内，并接受单一法律系统管制，这种法律的基础就是公正和理智。”其他因素是发达的道路系统，使帝国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连成一片；拥有共同货币，共同的度量衡；建立了银行制度和支票制度；海上盗匪绝迹，贸易直达印度和中国。在西西里岛以西，文明社会使用的共同语言为拉丁文，在该岛以东则为希腊文。最后，整个帝国由军团围绕保护，从苏格兰边境直到幼发拉底河以及非洲，有如堤防一样阻挡着蛮族潮流的侵袭。公元一七五年，一位希腊诡辩家亚里斯提德在一篇对奥雷利乌斯皇帝的颂词中，对当时的情况描写道：（“现在整个世界好象渡假一样，脱下了古代铁甲，穿上了自由欢乐的锦袍。所有城市都已放弃旧有的争端，只想在一件事上获胜，那就是都希望使自己变得更快乐和更美丽。到处都是游戏场、林园、神庙、工厂和学校。城市充满光明和美丽，整个大地都好比是皇帝的花园。友好的烽火从平原上升起，而战争的狼烟随风飘逝到了九霄云外，代替它们的是说不尽的美景和欢娱。如今希腊人和外国人都可以空着手或是满载金钱到处自由旅行，好比在自己家里一样。只要做了罗马人或是陛下的臣民，就可以有安全保障。荷马曾说大地是属于大家的，而您使这句话成为现实，因为您已经测量了整个世界，在河流上架了无数桥梁，把山地开成驿道，在沙漠中建立基地，让万象文明，到处井井有条和充满活力。”）亚里斯提德歌功颂德时，并未认识到所谓“罗马的和平”时代，已经到了深渊边缘。早在公元一六二年到一六五年间，奥雷利乌斯就已在与安息交战，战争结束后，他又被迫忙于修补北疆。此时，马科曼尼人，朗戈巴第人和科阿第人等之蛮族纷纷由多瑙河根据地扫过帝国北疆，进到依利里亚边境。公元一六七年，他们冲入意大利北部，向南骚扰直到维罗纳，这是两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此外亚里斯提德也未提到，当这些野蛮人被逐退之后，奥雷利乌斯又采取了另一个危险政策：允许他们中的许多人移居疆界之内。除了外在危险外，农业的衰颓也加速了内在的腐朽，而这是从共和国时代就开始的。兼并之风盛行，小地主都为大地主吞食。早在尼禄时代，阿非利加省的一半土地就分别掌握在六个大地主手里。据说他们的奴隶知道主人姓名的不到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其数量众多。这种大田庄被称为“Villas”，在所有省区都有。最初，工作人员主要都是奴隶，但以后因为不再向外征战，劳动力来源开始枯竭。于是只好强迫自由农民变成佃农，实际上变为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连这也不够用时，劳力市场只好开放，让野蛮人——主要是日尔曼人来补充。此外兵源也同样困难，也早已召募野蛮人来补充军团缺额。另一个使农业衰颓的主要因素是土壤逐渐贫瘠。耕地面积持续不断减少，使帝国无法供养日渐增多的人口。因此大量的人口集中到城市，结果那里更成为人民的坟墓，因为只有乡村才有生产，而城市却专谈享受。城市人口的增加成为一种与日俱增的财政负担。这些人不事生产，还要吃饭，当农村日盆贫困之后，也就无力购买城市产品，于是工业工人也失业了，靠救济度日的下流社会人数大大增多。农业的衰颓又导致工业破产。与这种生产低落同时发生的就是降低金钱品质，来使工商业和贸易能有足够流通的货币（注：即变相的通货膨胀）。在奥古斯都时代，货币由纯银铸成，到奥雷利乌斯时代，变为含银量四分之一的合金，再过两代，含银量只剩下百分之五了。奥雷利乌斯为发军饷，已找不到足够的金钱，只好用谷物代替。最后又改用屯田制，发给军人以定量的土地，使他们自己耕种。名义上称为“边防军”，实际上却成为由农民组成的兵民，战斗力大为降低，比起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的精锐军团已是有名无实。因为边防军中的野蛮人日益增多，最后终于取消了军团组织。等军团组织取消之后，罗马压制野蛮人的能力也就随之消逝，于是由蛮族组成的军队反而成了国内的最高权力。促成罗马帝国丧亡的另一原因是传统宗教迅速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不同的新宗教。很早以前，罗马的上等人(知识阶层)就已不相信他们的旧神转而研究哲学，下等人则改信东方宗教，其种类很多，主要教义为克服死亡，长生不老。在这些新宗教中，较晚出现的是基督教，具有一神观念，与埃及古教相似。其起源具有共产意味，所以深为罗马城市中无产阶级欢迎。因为他们对上帝与对凯撒之间具有实际界线，所以不久发展成为一种“第三种族”，介于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在和平时代的第二个世纪中，基督教发展得很快，打倒或吸收了其他宗教而成为主流。因为他们的信徒不服从现有秩序，排斥异端，拒绝参加祭典，甚至不肯服兵役，不承认皇帝的近似神圣性，公开预言帝国的崩溃。所以当年罗马人看待他们，很像今天西方人看待共运。举例来说，苏东尼乌斯说它是“新的邪教”，塔西佗说它是“一种外来的死硬迷信”，而普林尼在他的上图拉真皇帝书中，也说它是“邪恶危险的迷信”。罗马和平时代的第三个世纪也是送终的世纪，其开端为奥雷利乌斯在一八○年逝世，经过一段无政府状态后才由塞维鲁所继承。他是个成功的军人，在一九三年由军团拥立为帝，到二○二年才使罗马国内恢复秩序。他的儿子加拉卡拉(公元二一一——二一七年)对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均给与公民资格，使罗马人和野蛮人完全处于平等地位。到二三五年，塞维鲁的世系断绝，风潮再起，各省的野蛮部队纷纷拥立自己的傀儡皇帝，不久又纷纷将他们打倒。从康茂德皇帝于一九二年逝世时起，以后八十年中一共有二十六位皇帝。除了奥勒利安朝代(二七○——二七五年)略有停息，这种无政府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八四年为止。此后戴克里先(公元二三四——三○五年)又建立了近似永久性的和平。他取消了元老院，变成了绝对专制的君主，使国家完全军事化和东方化。布里斯特德说：“这些发展使我们认识到东西合流又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种合流是在六百年前由亚历山大大帝开启的。”把皇帝当作东方的太阳来崇拜，戴克里先被正式称为“永恒的太阳”，他的生日被定为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他统治期中，一直被迫与波斯人交战——他们现在已经取代了安息人——为了当他不在朝时也可使西方行政不受影响，同时为了使皇帝死亡不至再引发内乱，戴克里先又建立了一种新制度。他设立了一位副皇帝与他共享统治权。他们两人都具有“奥古斯都”头衔，此外每个人都有一个助手，称为“凯撒”。虽然他本意并不想把帝国分为两个，可事实上这却是走向分裂的第一步。因为现在有了两个皇帝和两个“凯撒”，而罗马省区的总数又已增到一百个以上，所以为了便于统治又划分四个大行政区： (一)高卢，包括摩洛哥、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 (二)意大利，包括非洲、西西里、撒丁、科西嘉、意大利和今天的南斯拉夫及奥地利。 (三)伊利库姆，包括达西亚、马其顿和希腊。(四)东方，包括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因为每个奥古斯和凯撒都有自己的宫庭，所以这个腐化帝国的行政费用实在太大，只好采取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经济资源日渐枯竭，租税日益提高，政府的负担逐渐压向弱者头上，对人民严刑峻罚，并雇用军人充当执法吏和秘密警察。富有阶级和有产阶级都逐渐消灭。因为物资征发过度，所以物价高涨，结果人口由七千万人减到五千五百万人。为了补充人力损失，除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以外，其余所有人民不分阶级都被迫变成政府的雇工，被束缚在他们的职业上。于是私有经济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在国有农场和工厂中工作的强迫劳动制度。这个时代的一个附带现象就是封建经济的抬头。在三世纪时，又出现了一种“新富人”阶级，形成他们这个阶级的有军人、官吏、承包商、暴利者、投机者以及其他靠国家社会制度发财的人。等到他们的势力变得足够强大时，就敢于与政府为敌了。这些人舍弃了垂死的城市，住到乡间，在他们的田庄中称霸称王，于是这里变成了生产中心，而弱者也投奔他们以躲避政府的压迫。于是帝国初期的有产阶级城市文化一下子变为后期的封建农村文化。公元三二四年，在戴克里先逝世继之以长期混战之后，君士坦丁大帝获得了最后胜利。（注：戴克里先拟定的继承制度实际上未能阻止内战发生）。他在位时期从三○六年到三三七年。他选定拜占庭为首都，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因为首都移动，君士坦丁的铁腕稍有放松，帝国的东西分裂也就成为定局。此时，基督教也已获得巨大权力。早在公元三一一年，格勒利乌斯皇帝认清了对罗马的威胁主要是外来危险，而且对内在的基督教徒也感到无可奈何，于是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天神崇拜处于平等地位。虽然君士坦丁本人直到垂死时才接受洗礼，可是在他指导下，帝国教会的第一次大会已于三二五年在尼西亚召开。正如伯恩斯在《剑桥古代史》中所说：当他坐在这些基督教主教中时，他也凭着其个人力量展开了欧洲中世纪的序幕。第九章：亚德里亚堡会战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三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逝世，如同一支将要点完的蜡烛，帝国的火焰开始发蓝。他虽曾使帝国再度统一，可是他一死之后，帝国马上就陷于分裂。他有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在他生前，他们都做过“凯撒”。于是开始鼎足三分：君士坦丁二世分得西班牙，两个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斯分得意大利、非洲、伊利库姆和色雷斯；君士坦提乌斯分得赫勒斯滂以南地区，亚洲和东方，包括本都和埃及。这样的分裂毫无疑问会引起内战，结果在三四○年，君士坦丁二世在阿奎利亚附近被君士坦斯所杀；而君士坦斯在三五○年又被叛将马格伦提乌斯的部下所杀。此时，三三八年，君士坦提乌斯正与波斯国王萨波二世交战。在三四四年或三四八年，他赢得一次相当出色的胜利，在辛加纳尔击败了波斯的“驿站”骑兵。接着他就开始征讨马格伦提乌斯。三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潘诺尼亚境内的穆萨获得了决定性胜利。马格伦提乌斯逃往路格都伦，于三五三年自杀。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一战非常重要，因为遭受的损失是那样严重，要说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防御力量因此大受影响似乎一点都不夸张。此外在战术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君土坦提亚斯依照波斯模型建立了一支罗马重骑兵，兵器和装甲都模仿波斯人，而这却是他们在西方的第一次胜利。在这次会战中决定胜负的是骑兵冲锋，这也说明军团光荣时代已近尾声。三五五年，君士坦提乌斯指定他的表兄尤里安为凯撒，派他去高卢驱逐日尔曼人——他们已经渡过莱茵河，占领了布拉班特和阿尔萨斯，正向高卢中心地区侵扰。尤里安在三五六年阻止了他们前进，次年在斯特拉斯堡击败了阿勒曼尼，不久即重建莱茵河疆界。尤里安收复高卢之时，君士坦提乌斯也正在多瑙河上征剿科阿第族和萨马提亚人。接着在三五九年，君士坦提乌斯又去进攻萨波二世——此时他正在亚美尼亚境内围攻阿米达城。因为穆萨一战损失兵力太大，所以君士坦提乌斯感到兵力不足，命令尤里安将他的大部兵力送来增援。但他却没要尤里安本人同来，尤里安部下那些野蛮人部队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违背尤里安的个人意愿拥戴他为“尤里安·奥古斯都”。虽然如此，这位新皇帝延迟了很久才开始出发前往塞尔曼和奈苏斯，以阻止君士坦提乌斯西进。三六一年十一月三日，君士坦提乌斯在途中病死。因为急于严惩萨波，尤里安于三六三年把司令部设在安提阿，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在切希菲与萨波遭遇并将其击败。他实行追击，在进行了一段没有意义的行军后，最后还是被迫撤退，在撤退途中，于六月二十六日受了重伤，当夜殒命。于是御林军的一位将领约维安立即被拥立为帝。他和波斯人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和约，把戴克里先赢得的五个省份只保留一个，其余都还给波斯。七个月后他也死了。下面一个皇帝是瓦伦提尼安一世，在位期间为三六四年到三七五年。他是一个潘诺尼亚制绳匠的儿子，曾指挥过不列颠军团，高卢战役中在尤里安帐下服务。他是个能干的军人，虽然他立即开始整饬多瑙河防务，可当他在三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指派他的兄弟瓦伦斯做副皇帝时，却不知不觉打开了多瑙河的大门，让哥特人可以大举入侵。他死于三七五年，他的儿子格拉提安继位，只有十六岁，对那个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叔父根本不能发挥任何影响。瓦伦斯在本章叙述的大悲剧中是主角，所以我们对他本身有作进一步认识之必要。史学家马斯利努斯是我们的可靠向导之一，形容瓦伦斯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皮肤黝黑，一个瞳孔有病，远看却看不出来；他衣着考究，身材中等，两膝内翻，肚子有点凸出。虽然马斯利努斯毫不犹豫的告诉我们，说他是残酷、粗暴、野蛮和缺乏气质，但也说他是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对军民的纪律都十分注意。是非常公正的统治者，对贪官污吏更是嫉恶如仇。依照吉本的说法，他的最大弱点就是把犹豫拖延，模棱两可当成正确的谨慎看待。对于哥特人的大举入侵，就靠这样一个人去抵挡。哥特人的发源地，通常假设为斯堪地纳维亚地区，以后逐渐移到维斯杜拉河。从那里他们向南移动，到了多瑙河中部，再往东去，占领了夹在普鲁斯河与顿河间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分为两个集团，占领该地区西部的被称为西哥特人，占领其东部的被称为东哥特人。公元二三八年，这些半游牧民族在下摩西亚省——保加利亚北部——与罗马人发生了首次接触。接着在二五○年爆发了第一次哥特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哥特人在国王尼瓦领导下包围了菲利波利斯城，赢得了一次巨大的会战，破坏了整个地区，据说一共屠杀了十万多人。以后在二五八年他们侵入了基尔卡西亚和格奥利加。四年后，他们又到了以弗所，把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狄安娜神庙也毁了。五年后他们又与赫路里人一起乘坐五百艘小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了拜占庭，不仅使科林斯、斯巴达和阿耳戈斯饱受蹂躏，而且连雅典也包括在内。最后希腊人毁灭了他们的船只，才把他们向北驱逐出马其顿境外。但两年之后他们又卷土重来，人数更多，据说共有三十二万人。结果在奈苏斯进行了一场大战才阻止了他们前进，据说他们一共损失了三万人。以后因为被封锁在巴尔干山地中，难以忍受饥饿，才被迫向罗马皇帝克劳狄二世(二六八——二七○年)投降，充当“同盟军”并放弃了达西亚，从二七○年开始，他们与罗马建立了和平关系，相安无事有一百年之久。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兄弟登极不久，这个长期的和平关系开始破裂。在阿斯特拉罕大草原上，由于未知原因，匈奴人大批向西移动。三七○年，他们侵入阿兰斯人的领土——他们是半鞑靼人部落，住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接着匈奴人打击了赫曼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有些哥特人被征服或投降，但其中有一部分却在酋长阿那修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下向西逃避。接着阿萨那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也被赶过聂斯特河，退到普鲁斯河。不久连普鲁斯河也被迫放弃。另外有位信奉基督教的哥特酋长菲烈德根——他的领地很明显是在阿萨那里克以西——派人向瓦伦斯求救，希望允许他的族人渡过多瑙河并与罗马结盟。当时的史学家欧那波斯对多瑙河北岸的境况这样描写：“成群的哥特人为了逃避匈奴人的怒火，都想渡过河来，适合从军的人数不在二十万以下。他们站在河边仰天惊呼，伸手求援，诚挚的要求准许他们渡河以躲避浩劫，并说为了报答恩典愿意永远效忠罗马帝国。”瓦伦斯私下认识阿萨那里克。在三六五年，这位酋长曾率一万哥特兵帮助普罗科波斯伯爵造反。依照左斯姆斯记载，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为削平这次叛乱曾表现出强大能力。他说：“因为哥特人并不冒险进行正规作战，而只是埋伏在沼泽中进行狙击。瓦伦斯就命令正规部队都留在营地中，却集合所有随营的杂役和运输兵，告诉他们每斩获一颗哥特首级就可以领到定额奖金。这些人在重赏之下，纷纷到森林和沿泽中去搜寻，遇到哥特人就杀，将首级带回来领赏。用这种办法杀死了不少哥特人，剩余的哥特人只好求和，答应不再渡河犯边。”经过这次胜利之后，瓦伦斯对哥特人开始存有藐视心理。在增强多瑙河要塞防线后，他就转回君士坦丁堡。不久又出发到叙利亚去与波斯作战。他始终把波斯人作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是一个致命错误。他到了安提阿才听说哥特人集结在多瑙河边要求渡河。根据马斯利努斯记载：他听到这个消息时，表情是欣慰多于惊惧。因为若能把他的部队和这支野蛮人的军队集合在一起，那么他就可以拥有一支天下无敌的强大陆军。尽管这样规模的野蛮部队涌入罗马境内是个明显的危险，可是准许他们入境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现在承平已久，罗马人民想当兵的简直太少了。何况，如果能有公正待遇，也没有确证说哥特人一定不会向皇帝效忠。罗马人就向哥特人提出条件：要他们把所有尚未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孩都交出来作人质，并且在未渡河前先把一切武器缴给鲁皮西努斯和马克西姆这两位罗马军官。但这些罗马官兵都已腐化荒淫到了极点，只要哥特人肯让他们的妻女和幼子供他们淫乐，也就暗中允许哥特人保留武器。此外，当哥特人渡过多瑙河之后，又受到许多虐待，饥饿和欺侮激起了怒火。此时又有大批东哥特人在阿那修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下也到了河边，罗马人拒绝他们渡河，他们却暗中用木筏偷渡过来。对他们既无条件约束，就与菲烈德根缔结同盟，此时菲烈德根已经到了马塞诺普利斯。照马斯利努斯的记载，在那里他们又受到许多虐待，于是他们的怒火终成燎原之势，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烧毁了。鲁皮西努斯看到乱势已成，感到非常害怕，于是用计请菲烈德根和另外一位西哥特酋长阿拉维沃斯来赴宴。他想举杯为号以刺杀他们。宴会正进行时，哥特酋长带来的卫士在另一边受到突然袭击。一听到随从人员的喊叫，这两位酋长立即跳起来。阿拉维沃斯显然是当场被砍倒了，因为从此就不再听到他的名字。但菲烈德根却拔出佩剑冲出了房门，立即受到部下的山呼欢迎。他们骑上马逃走，并决定要为他们被害的伙伴报仇。约丹内斯在《哥特史》中这样说：现在这些勇敢的人们就得到了一个他们早就希望的机会，宁可自由战死而不愿饿死。于是立即拿起武器去杀死这两位罗马将军。罗马军队在毫无准备之中被他们击溃，他们把罗马军团遗留的武器用来装备自己。从这天起，哥特人的饥饿和罗马人的安宁同时结束。哥特人不再是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占领了所有北方地区，自立为王。接着菲烈德根就向亚德里亚堡进发，在那里与苏里达斯和科利亚斯率领的另一批哥特人会合。他们开始围攻城市，但却徒劳无功，因为根本没有攻城器械。于是他们转向色雷斯境内，不分年龄性别，见人就杀，到处放火。婴儿从母亲胸前拉了出来加以屠杀，极尽残酷之能事。当叛乱的消息传到了瓦伦斯那里，他并不马上赶回君士坦丁堡，在与波斯人签订和约之后，他就集中了亚美尼亚境内的作战部队，交给普罗弗图努斯和图拉真指挥，立即开入色雷斯去平乱。这两位都是名将，而且也雄心勃勃，但对战争艺术却没什么研究。同时瓦伦斯也派人去通知他的侄子格拉提安皇帝，要求他出兵援助。这是三七六年年底的事情。在继续讲述后面的事情以前，我们应该暂停一下，首先对双方的军事组织和战术略加分析：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国防制度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没有中央控制的总预备队。到三世纪末，才由戴克里先皇帝进行了部分改革。差不多经过三百年时间才开始这种改革，这个惊人事实足以证明军人们的头脑是何等保守——事实上永远如此——戴克里先的办法是创立一支常备野战军，叫作Comitatenses，由皇帝亲自指挥。在这支野战军中，步兵仍称“军团”，骑兵叫作“旗手”。整个组织与所谓边防军和驻屯军是完全分离的。除这些部队以外，戴克里先又创立了御林军以代替过去的近卫军。以后因为祸乱时常发生，所以新编成的部队也越来越多，主要为摩尔人、波斯人和日尔曼人的骑兵。他们代替了旧有的军团骑兵，虽然如此，罗马的战术思想仍然没有改变，还是把步兵作为决定性兵种。戴克里先时代的陆军兵力到底多大已经不清楚了。据《剑桥中古史》大致计算，边防军共有步兵二十五万，骑兵十一万，野战军有步兵十五万，骑兵四万六千，总数已超过五十万人，这个数字似乎偏大。也许事实上没有这么多，因为戴克里先把本来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四千到六千人)的军团缩减到相当于一个营(一千人)，他的骑兵团只保持五百人的定额。由此可知其兵力的增强，主要是依赖机动性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增加。对战术思想和部署，能发现的资料颇少。在三五一年穆萨之战中，骑兵似乎表现出他们才是决定性兵种，可是六年之后的斯特拉斯堡之战还是靠步兵决胜。不过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对防御的倚重日渐增加。也许是因为他们逐渐重视投掷兵器(弓弩，投石机和战争机器)而不愿进行白刃战的缘故。到四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蛮族的掠劫又引发了新的战术问题，从上文引述的左斯姆斯的记载可以看出，当瓦伦斯的正规军无法解决难题时，只好临时用随营的杂牌人员拼凑成一种轻型步兵来独立作战，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从马斯利努斯的记载中可知，普罗弗图努斯和图拉真从亚美尼亚领兵前往色雷斯时，也曾遭到同样的困难。他说当这两位将军一进入战场，就不断受到狙击和突袭，他们不知道把部队分成小型纵队，用游击战术来与敌人周旋，而始终保持着军团的组织。可是由于在高地和平原上到处都隐藏着敌人，所以不免惊慌失措，草木皆兵。哥特人的优点不仅是数量众多和手段恐怖，而是因为在过去，他们中已有许多战士在罗马当过佣兵，所以他们现在使用的武器已经比塔西佗描写的他们祖先的情形进步得多。部队备有铁皮手盾、长矛、匕首和长剑。有些部落还使用锋利的战斧，这种武器颇为厉害，可以舞动也可以投掷，能够砍穿罗马人的甲胄与防盾。他们的战斗方法和匈奴人差不多，以后十五世纪的切斯卡人，十九世纪的布尔人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他们利用车辆构成“要塞”，用车辆构成防壁，有如城墙一样。以这个缓慢移动的要塞为基地，在预定信号下，许多小队出去抢杀，然后飞快的奔回“车城”。更重要的是：所有派出抢杀的人都骑马，由此可以证明哥特人实际上拥有相当强大的骑兵部队。他们的最大战术弱点就是无力攻下有城墙的城镇。菲烈德根自己也说他是与城墙讲和的，不仅因为他觉得这种攻击有失尊严，而且也因为他没有攻城纵队。进一步说，因为城市无法攻下，所以不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所以双方也经常讲和了事——罗马人据守城内，野蛮人却统治乡村。肃清罗多普地区和巴尔干之线之后，图拉真和普罗弗图努斯终于在一个叫作萨利西斯(意译为柳树)的地方与哥特人的大“车城”遭遇。经过一番混战之后，哥特人退入他们的车城内，罗马人感到无法攻击。接着罗马人想封锁他们，用饥饿逼迫他们出战。可是此时有坏消息传来，说又有另外一批野蛮人渡过了多瑙河。这个消息迫使当时的主将萨图尼努斯不能不放弃围攻哥特“车城”的企图。于是色雷斯再度受到蹂躏，菲烈德根更是获得了东哥特人、一些匈奴人和阿兰斯人的援助。到三七八年，所有游牧民族居然组成了一个大同盟。他们放弃了彼此冲突，联合起来在菲德列根指挥之下，准备与东部罗马一决胜负。蛮族的联合，加上格拉提安战胜阿勒曼尼人的捷报，引起了瓦伦斯的妒忌和忧虑，于是把宫庭从安提阿迁回君士坦丁堡。他改派一位意大利将军塞巴斯提安努斯去接替图拉真。同时为了安抚军心，他也分发犒赏和额外的口粮，并时加“温谕”。新总司令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如左斯姆斯所说，他看到官兵惰气已深，除了逃走享乐以外简直一事无成。他就从他们这些人中，只挑选出两千精兵，因为他深知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指挥，而这样少数的部队却比较容易恢复战斗效率。他把他们训练完之后，就率领他们出发，据守亚德里亚堡城。他乘着黑夜从那里秘密出击。在马里撒河边击溃了一支强大的哥特部队，菲烈德根马上感到惊恐，召回了他的劫掠部队，退到开阔地上，因为在这种地区他们不至于缺乏粮食供应，同时不用担心秘密狙击。这一次成功加上夸大性的捷报使瓦伦斯大为兴奋，决定御驾亲征，他率领一支毫无训练的大军到了亚德里亚堡城边。塞巴斯提安努斯听说之后就派人要求皇帝停在原地，不要再前进，因为他知道这些乌合之众是不能作战的。同时，他也主张要用持久战消耗敌人的锐气，只要坚壁清野，就可以使他们面临饥饿威胁，那么他们不是自动向罗马人投降，就只好离开罗马领土，改向匈奴投降。可是他最近的胜利已经引起宫庭宠幸们的妒嫉，还有那些丧失指挥权的军人也一样，他们都劝皇帝不要听他的话，而是立即发动攻击。（注：此时格拉提安的援军也正在行军途中。他的代表劝瓦伦斯等援军到达后再进攻。可是瓦伦斯却不希望格拉提安分享他的胜利而加以拒绝。）菲烈德根也许害怕进行正规会战，或是想拖延时间以集中兵力，就派代表来见罗马皇帝，提出要求说只要把色雷斯赏给他，他就与罗马缔结永久性和约。瓦伦斯根本不予考虑，他把行李车辆停在亚德里亚堡城墙下，于三七八年八月九日向前进攻，他前进了大约八哩远，在快到正午时看到了哥特人的“车城”。这天天气很热，大家都汗如雨下，根据马斯利努斯的不完全记载，这些罗马兵早已筋疲力尽，蹒跚而行。右翼的骑兵领先，接着就是大量步兵，最后是左翼的骑兵。很明显，为了掩护步兵布阵，瓦伦斯首先展开其右翼骑兵。如果菲烈德根有所准备，那么这正是最好的攻击机会；但他并未准备就绪，因为他的骑兵主力——阿那修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的东哥特人——搜寻粮草尚未回来。为等候他们回来，菲烈德根就采取了两个步骤：(一)用老办法再派代表去向瓦伦斯求和；(二)用柴草在田地中纵火焚烧，以阻碍罗马人展开。无论如何，我们至少知道罗马军的人畜都已饥渴不堪。很不幸，瓦伦斯进入了这个陷阱，事实上当时的条件也迫使他的非进入不可。从战术上来看，要攻击这个“车城”实非易事，不仅是从“车城”里会飞出无数矢石，而且这种作战势必要使步兵拆散其坚固战线，而一旦战线拆开，在混乱中即将听任哥特骑兵砍杀。此外，索佐曼也说，这个“车城”位于极为有利的地形上，也就是说它位于小山或丘陵上。所以当对方的代表来到后，瓦伦斯这次却不完全拒绝。可以假设他并非彻头彻尾的傻瓜，为了获得时间以完成部署起见，他假装发怒，说来者官阶太低，如果菲烈德根真心求和，就应该派高级人员前来。这时突然有意外事件发生，正合哥特酋长的心愿。当瓦伦斯的使臣出发前往对方谈判途中，快走进车城时，他身边那些毫无纪律的护卫弓箭手却突然向对方“开火”，于是他们立即退回，战端也就开启。对瓦伦斯而言，最不幸的是东哥特骑兵还有一营阿兰斯人也恰好在这时赶到，他们被罗马人的行动激怒，又看到下面平原上罗马军队的布阵尚未完成，这些阿兰斯骑兵马上有如闪电一样从山上冲下来。接着罗马右翼的骑兵就与东哥特骑兵正式交战，时进时退，但终于被击败。此时罗马左翼的骑兵就冲向“车城”，若有支援，也许他们还能继续挺进，但右翼已败退，于是优势敌人压迫在他们身上，接着也全部崩溃了。罗马骑兵现在已完全被赶出战场，所以步兵也就孤立无援。很明显他们还在那里布阵，所以当哥特骑兵冲向他们时，还是乱成一团，有些人连刀剑都无法拔出来。地面上掀起尘雾，使人无法看见天色，到处只听到可怕的喊杀声。四面八方都有箭射来，他们应声而倒，因为根本看不见，也无法抵抗。现在菲烈德根也从车城中放出他的步兵，人马践踏之下，罗马人几乎无法后退。而且他们又挤得那样紧，所以也无法突围。于是会战变成了可怕的屠杀。最后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如山，这些野蛮人踩踏在死人堆中，毫不动容。当步兵主力完全垮掉之后，瓦伦斯退到预备队那里，开始他们还能勉强守住，可是等优势敌人冲来之后，他们也只好四处溃散。夜幕将垂时，瓦伦斯混在一般士兵之中，已经受了重伤。他是怎么死的，至今无法确定，不过最可能是这样：他被抬入附近一家农舍，这座房屋却建筑得很坚固，当保卫皇帝的卫士拒绝投降时，哥特人并不知道里面躲的是皇帝，就纵火焚烧，只有一人跳窗逃走，其余都被烧死。除皇帝本人以外，还有许多显要也都一同殉难，其中有图拉真、塞巴斯提安努斯、三十五个护民官、许多营长、骑兵司令、宫庭大臣和一位前任总司令。全军损失三分之二，大约四万人之多。在罗马历史上，过去也曾几度遭遇类似的惨败，但从来没有一次具有如此决定性；因为亚德里亚堡会战和高加米拉会战一样，是一次划时代的会战，不仅仅是“坎尼第二”而已。马丁·班格教授在《剑桥中古史》上说：“帝国的基础已经动摇，所有罗马人都忧惧不堪。在野蛮人铁骑的尘雾中，罗马帝国的权力和光荣都已黯然失色。罗马人和条顿人的斗争已经延续了五个世纪之久，现在快要结束了。亚德里亚堡之战就是这个伟大剧本的最后一幕，其后果为历史上所仅见。”这次伟大会战明白指出：(一)在“震荡”性的战争中，勇气还是第一必要条件，除非发现新的精神刺激方法，否则回到野蛮人的勇气似乎无可避免。(二)古老的“方阵”和“军团”等战术已经丧失活力。所以必须要有新技术来代替。这在战争艺术中引起了新的循环。在此以前，步兵通常总是决定性兵种，当他们倚赖“冲突”性的武器时，只要他们能够维持完整秩序就不必害怕骑兵。但是因为投射兵器的使用机会增多，所以步兵的行列又无法避免疏开和混乱。过去的“盾墙”开始变成“火线”。但因为弓弩手和投石兵很难和盾的使用相配合，而且这些兵器的射程又有限，此外在潮湿天气中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作用，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又逐渐增多。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把投射兵器的威力与对骑兵的防御融合起来。十七世纪末发明了枪上装刺刀的办法才算解决了一部分。直到十九世纪初雷管发明之后，火器可以不分晴雨发射，这个问题才完全解决。为了说明这场会战的后果，我们应将以后三十年的大事简略介绍一下。在这次大屠杀结束之后，哥特人立即进到亚德里亚堡城边围攻城市。但他们的骑兵到这时就毫无用处了。城头上向他们投射矢石，因为他们的人数如此众多，所以即使任意射击都不会射不中目标。所以他们放弃围城，进到普林图斯，不久又围攻君士坦丁堡。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攻入东罗马首都，所以他们只好在色雷斯、摩西亚和伊利库姆境内到处窜扰，所过为墟，最后终于停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脚下。以后情形如何即不可考——没有其他战争纪录。菲烈德根死于三八○年，阿萨那里克也在次年死去，以后罗马皇帝狄奥多修斯(公元三七八——三九五年)允许把已经残破的色雷斯地区让给哥特人居住，条件是他们为帝国陆军补充兵源。一切似乎平安无事，直到三九○年，西哥特又出一个阿拉里克，他是个不过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王子，突然破坏了和平关系。他的叛乱时间很短促，因为在三九五年以前，并无其他祸乱。这一年狄奥多修斯死了，于是发生了全面叛乱，这倒不是一般哥特人造成的，而是罗马陆军中的哥特军人发动，现在几乎官兵都由他们来充当。阿拉里克沿着马其顿和色萨利海岸前进，进入波提亚和阿提卡，攻占了比雷埃夫斯，迫使雅典投降。再象狂潮一样冲入科林斯，阿耳戈斯和斯巴达。所以在四世纪末，东帝国已经完全残破，并与西帝国完全分离。到新世纪开始时，西方也开始遭受东方已经遭受过的浩劫。四○一年，阿拉里克离开伊庇鲁斯，到了阿奎利亚，西罗马皇帝洪诺留(公元三九五——四二三年)派遣斯提里科去击退他们。（注：斯提里科是一位汪达尔军官的儿子，在洪诺留之下，是西罗马的真正统治者。）阿拉里克被迫放弃对米兰的围攻，于四○二年四月六日被诱在波伦提亚接受会战。会战并无决定性，阿拉里克未受重大损失，安然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