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楼下人声嘈杂，好象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有人跑下楼去。接着楼上起了小小的骚动，人们大声在谈论一件事。他却退缩在自己的座位上，眼光定在校样上，整个脑子里响着蟋蟀的叫声。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忽然他听见“钟老”两个字，人们不止一次地讲着“钟老”。他吃惊地抬头看。主任带着严肃的表情在同科长讲话。　　“钟老什么事？”他想道，他要站起来，但是他鼓不起勇气。他仍旧坐着不动，象生根在椅子上一样。　　接着主任和科长也下楼去了。他用探询的眼光送他们下楼。不久科长一个人走上来。楼下的闹声早已消失了。　　“走了。一定是霍乱。幸好借到汽车送去，有二三十里路啊，”他听见科长对人说。　　“有人陪去罢？”　　“小潘去，他原车回来。等会儿再派个工友去看看他，”科长说。　　“小潘！”他惊奇地想道。“他现在怎么又不怕传染呢？他单单欺负我。”他觉得胸部一阵剧痛。　　开午饭的时候，他没有下去。主任最后下楼，看见他端坐不动，便问道：“你不下去吃饭？”　　“我不想吃，”他带窘相地答道。　　“你不舒服吗？”　　“不，”他连忙站起来摇头说。“他不知道，”他感激地想。　　“你打过预防针没有？”　　“没有，”他摇头答道。　　“你要打才成。钟老已经送进医院去了，一定是霍乱症，”主任关心地嘱咐道。　　“是，谢谢你，”他答道。　　“你嗓子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看医生吗？”　　“看过，一直在吃药，不过始终不见好，”他埋着头回答。　　“你要当心啊，”主任皱皱眉头说。“你身体不好，告一两天假也不要紧。”　　“是，”他应道。他抬不起头来。　　主任下楼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楼上。他忽然想：“主任是不是在暗示要我辞职？”他心里很不好过。本来已经病弱的身体似乎又遭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快要倒下去爬不起来了。他两手托腮，一个人对着校样纳闷。　　“不会的，他对我好象还客气，”他忽然自语道。这个念头减少了他的痛苦和疑虑，他的心稍微舒畅一点。　　小潘一直没有消息。下班前一个钟头的光景那个年轻人突然回来了。他先在楼下讲话，后来又上楼来，到主任的房里去了。　　“去的时候汽车在路上抛锚，差不多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小潘先说。　　“钟老的病怎样？不要紧罢？”主任关心地问。　　“那个医院是临时改设的。糟透了。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现在收了三十几个病人。有的就摆在过道上，地板上，连打盐水针也来不及，大小便满地都是，奇臭不堪。病人还是陆续在送来。全城就只有这么一个时疫医院，而且汽车开不到门口，还要用滑竿抬上去。钟老送到医院，医生来看了病，的确是霍乱。又等了一点多钟，才有人来给他打盐水针。医生护士们实在忙不过来，他们也累得很。看情形非派个工友去照料不可……”小潘兴奋地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医生怎么说？既然是霍乱，打了盐水针，总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主任说。　　“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他好象在说，他不过是个寻常的医生，现在把全城人的性命交给他们两个人照料，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小潘说。　　“好，这样罢，这里明天放一天假，好好打扫一番，也消消毒，免得再传染人，”主任想了想又说。　　同事们继续谈论著钟老的事。只有汪文宣一个人把头埋在校样上，不敢插一句嘴。但是钟老的和善而略带滑稽的面颜一直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这一天没有看见钟老，他签到时钟老还不曾来。大概钟老是带病上班的，所以这一天会迟到，而且突然发了病。钟老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不会的罢，钟老昨天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结实，跟他一天天在瘦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小潘又说得这样可怕呢？他想着。钟老是他在公司里的唯一的友人，钟老又没有在那封信上签名，他不能不想念钟老。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叹了两口气，说了两三句同情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钟老的名字了。可是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有几只蚊子和苍蝇来搅扰他。老鼠们把他的屋子当作竞走场。窗下街中，人们吵嘴、哭诉、讲笑话、骂街一直闹到夜半。他不断地看见钟老的笑脸、发光的秃顶和发红的鼻子。他一直想着钟老的事。钟老会死？不会死？科学能不能救活那个老人？霍乱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　　这个夜晚他时睡时醒，老是觉得有一个可怕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膛上。他不断地小声呻吟。他梦到钟老死去，甚至全公司的人都死去。他小声哭叫。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所以没有惊醒母亲。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只觉得头晕，四肢无力。他母亲关心地问他：“宣，你眼睛怎么这样红？昨晚睡得怎样？”　　“不好，不晓得醒过多少回，”他答道。　　“那么你今天不要出街罢，既然放一天假，你也落得休息一天，”她说。　　“我想去看看钟老是不是好了一点，”他沉吟地说。　　“你去医院？”母亲惊问道。　　“我到公司去，公司里会有消息的，”他解释道。　　“今天放假，怎么还会有消息？”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也不再说话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完全照母亲的意思办。可是他心里老是在想钟老的事情。凶呢？吉呢？他几乎要祷告了。留下“他”罢。用科学的力量救活“他”罢！他整天呼吁着。整夜希望着。　　他的心一上一下，始终没有安宁。好容易捱到另一天天明，捱到上班时间。他到了公司，一切如旧，只有钟老的座位空着。上楼就坐后，他摊开前天未看完的校样继续校对下去。不久工友送来一张吴科长的字条，要他为这本他正在校对的“名著”写一篇广告辞。　　这张字条等于命令，他不能不服从。他想了想，抽出一张信纸，拿起笔，打算试写一两百字。可是写了一句，他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了。他拿着笔，不住地在砚台上蘸墨汁，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他的额上满是汗珠，整个脸象火烧似的发烫。没有办法，他拿开信笺，又继续看校样。　　忽然他听到一声吴科长的咳嗽。他吃了一惊。吴科长是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连忙振作精神，又把那张信纸拿过来，放在面前。“没有关系，随便敷衍几句罢，”他想道，就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他自己念一遍。“谎话，完全说谎！”他骂自己。可是他却拿起广告辞，走到吴科长的办公桌前，恭敬地把它递到科长的手里。　　“不大妥当，恭维的话太少，”吴科长皱皱眉摇摇头说，“象这样的名著非郑重介绍不可。不然某先生看见会不高兴。”　　某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候补中委和政界的忙人，难道连书店的广告辞也会注意吗？他不大相信吴科长的话，就顺口说了一句：　　“某先生不见得会注意罢。”　　“你哪里知道？他们做大官的对什么事情都注意。某先生是文化界出身的，他非常关心文化，著作的兴趣也不亚于从政，他又是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吴科长板起脸说。　　“是，是，”他埋下头答道。　　“你拿回去重写过，”吴科长说，把广告辞交还给他。　　他唯唯地应着，正要转身走开，又听见吴科长吩咐道：　　“还有你校对那本书，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个错字，某先生对于书上的错字平日也很注意。”　　他厌恶地应了一声，连头也不抬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怨愤地对自己说：“好罢，我来大捧一场。”他又拿起笔，费力地在脑子里找寻了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胡乱地写到纸上去。“你看，我也会撒谎的，”他痛苦地自语道。好在这些无声的语言不怕被别人听见。　　他忽然听见小潘的脚步声。小潘气急色败地跑上楼来，进了主任的小房间，喘息地大声说：“方主任，张海云刚刚打电话来说，钟老一早就死了。他连打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他连忙用双手捧住了头。二九　　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夭，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炸弹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呻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呻吟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颤。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呻吟，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啰！日本投降啰！”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啰！”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啰！胜利啰！”　　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三○　　母亲的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她说了那些话以后，某一天的夜晚，她坐在床沿上，守着她的儿子。电灯光还是半明半暗的，旁边一根板凳上放着满满一小饭碗的鸡汤，碗里有一根汤匙。　　“宣，你吃两口罢，”她说。　　他翻了翻白眼，微微动一动身子，手挥舞一下，也不去拿笔。他不回答。　　“宣，你两天不吃东西了，忍着痛吃一点罢，”她哀求地大声说。　　他慢慢地动一下头。他张开嘴，又伸起手，很费力地放到嘴边，抓住下嘴唇。然后他又松开手，把手指伸进口里去，象是要抓舌头。　　“宣，你难过吗？你忍耐点罢，”她捏紧他的另一只手悲痛地说。　　他点点头，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就放在喉咙上。他眼里含着泪，望着他母亲。　　“你不要难过，你不会死的，”她安慰道。　　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咙上擦揉，动作仍然迟缓而且手指僵硬。他忽然把胸膛向上挺了一下。　　“宣，你要什么？”母亲问。　　他不回答。过了半天，他那五根好象僵硬了的手指忽然狂乱地抓他的喉咙。身子颤抖着，床板发出了响声。　　“宣，你忍耐点，”母亲说。她放开了他的左手，站起来，又把他的右手从他的喉咙上拉开。但是过了两三分钟他的右手又放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大大地张开嘴，用力咻着。他的眼睛翻白。他的手指在喉咙上乱抓。五根手指都长着长指甲，它们在他的喉咙上划了几条血痕。　　“宣，你忍耐点，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啊！”母亲悲痛地求他。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他的眼光说着话：我痛得厉害。他的身子在床上摇摆，颤抖。　　“宣，你痛得厉害吗？”她又问。　　他点点头。他把右手从喉咙上取了下来。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她不知道他要什么。　　“宣，你要什么？”她问。　　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枕旁那支铅笔上。　　“你有话要说，要笔吗？”她一面问，一面把铅笔拿起来递到他的手里。他似乎要抢过笔来，可是他的手指颤得厉害，他接过笔时，差一点把它落在被上。　　母亲递了一本书给他。“你就写在书后面罢，”她说。　　他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书，很费力地在书的封底上写了一个“痛”字。其实只有七分象字，笔划写够了，却安排得不匀整。　　母亲看到这个字，眼泪又进出来了。“宣，你忍耐点罢。等到小宣把张伯情请来就好了。”她虽然在安慰他，可是说完话就背过脸低声哭起来。　　他的神志清醒。他锐敏地感到痛，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知道他的身体组织的各部分逐渐在死亡，而且就要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这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也看见自己所带给母亲的痛苦。他看见母亲哭着走到窗前去。他能够做什么呢？哪怕就说一句话，留下几句遗言也好。“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还有她，我母亲，我死了，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拿什么生活？小宣又怎样活下去？他们又做过什么坏事呢？”他装满了一肚皮的怨气，他想叫，想号。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街上有一对夫妇在吵架，女的在哭在叫，男的在打在骂，还有第三个人在劝解。另外有一个人唱着川戏从窗下走过。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他又想。“我要活！”他无声地叫道。　　母亲掉回脸来看他。她的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她好象随时都会病倒似的。　　“她也太辛苦了。”他痛苦地想。他把头一动。忽然一阵剧痛袭来，喉咙和肺一齐痛，痛得他忍耐不住。他两只手乱抓。他张开嘴叫，没有声音。他拼命把嘴张大，还是叫不出声音来。他满头是汗，他觉得两只手被人捏住，母亲的声音在说着什么。……但是他痛得晕过去了。　　他又被母亲的哭唤声惊醒。他躺在床上，满身冷汗，裤子给小便打湿了。他抓紧母亲的手，呆呆地望着那张亲爱的脸。痛苦稍微减轻了一些。他想对母亲笑。但是眼泪不由他控制地流了出来。　　“你醒过来了，以后不要紧了，”母亲嘘了一口气，亲热地说，她的眼角和两颊都还有泪痕。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小宣从外面走进屋子。他一进门就说：“婆，张伯情在打摆子，不能来。”　　母亲楞了一下。完了！她的心上挨了一下石子。她问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大街上人多得很，明天庆祝胜利，到处都在准备，我走错路，到张家又耽搁了好一阵，”小宣答道。他又加一句解释：“今晚上很热闹，到处扎好了灯彩。”　　“你肚子饿不饿？你身上还剩得有钱，你出去吃两碗面罢。我今天下午没有煮饭，上午有点剩饭我炒来吃了。你快去吃罢，”她又说。　　“好，”小宣应道。　　这一番对话他全听进去了。“他们在庆祝，”他想道；他愿意为他们笑一笑，可是痛苦阻止了他。“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他又想，第二个“他们”指的是母亲和小宣。可是痛苦又来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赶走了别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记了一切。他只记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场绝望的战斗又在进行。他失败了。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作战。他无声地哀叫着：“让我死罢，我受不了这种痛苦。”　　然而他的亲爱的人，他母亲和他儿子不能了解这种无声的语言。他们不会帮忙他解除这种痛苦。　　痛苦继续着，而且不停地增加。　　九月三日，胜利日，欢笑日，也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什么变化。在大街上人们带着笑脸欢迎胜利游行的行列。飞机在空中表演，并且散布庆祝的传单。然而在汪文宣的屋子里却只有痛苦和哭泣。　　他这一天晕过去三次，而又醒了转来。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了，他愿意“死”马上来带走他。可是他仍旧活着。母亲和小宣一直守在床前。他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们。他只求他们帮助他早一刻死亡。　　他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虽然不能多用思想。在这些最后的时刻里，他始终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掉开。后来他们的面影渐渐地模糊起来，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三个人的脸，那自然是树生的，他并没有忘记她。但是甚至这三个人的面颜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痛到最后一刻。一口气吊着，他许久死不下去。母亲和小宣每人捏紧他的一只手，望着他咽气。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尾声　　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习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来。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大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