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泊站在走廊上，很麻本地看著女邻居手里的锅铲。他说，服了一瓶？没这么多，我昨天数过的，瓶子里只有九颗安眠药。　　你不像话！女邻居的脸因愤怒而涨红了，她用锅铲在杨泊的肩上敲了一记，朱芸在医院里抢救，称却在计较瓶子里有多少安眠药，你还算人吗？你说你还算人吗？　　可是为什么要送医院，我昨天问过医生，九颗安眠药至多昏睡两天，杨泊争辩著一边退到楼梯口，他看见走廊上已经站满了邻居，他们谴责的目光几乎如出一辙。杨泊蒙住脸呻吟了一声。那我就去吧。杨泊说著连滚带爬地跌下了楼梯。在门洞里他意外地发现那只褐色的小玻璃瓶，他记得就在昨天早晨看见过这只瓶子，它就放在闹钟边上，里面装有九颗安眠药。他猜到了朱芸的用意。他记得很清楚，有个富有经验的医生告诉他，九颗安眠药不会置人于死地，只会令服用者昏睡两天。　　在市立医院的观察室门口，杨泊被朱芸的父母和兄弟拉住了，他们怒气冲冲，不让他靠近病床上的朱芸，朱芸的母亲抹著眼泪说，你来干什么？都是你害的她，要不是我下午来接孩子，她就没命了。杨泊在朱芸众人的包围下慢慢蹲了下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事情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杨泊竖起食指在地上划著什么，他诚挚他说，我没有办法制止她的行为，朱芸的哥哥在後面骂起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想跟她结婚就结婚，想跟她离婚就离婚？杨泊回过头看了看他，杨泊的嘴唇动了动，最後什么也没有说。　　有个女护士从观察室里走出来，她对门口的一堆人说，你们怎么甩下病人在这里吵架？十七床准备灌肠了，杨泊就是这时候跳了起来，杨泊大声说，别灌肠，她只服了九颗安眠药，周围的人先是惊愕地瞪大了眼楮，紧接著响起一片粗鄙的咒骂声。杨泊被朱芸的兄弟们推揉著走，别推我，我发誓只有九颗，我昨天数过的，杨泊跌跌撞撞地边走边说，很快他就被愤怒的朱芸兄弟悬空架了起来，他听见有个声音在喊，把他扔到厕所里，揍死这个王八蛋，杨泊想挣脱却没有一丝力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垂死的羚羊陷入了暴力的刀剑之下。我没有错，你们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杨泊含糊地嘟哝著，任凭他们将他的头摁在厕所的蹲坑里，有人拉了抽水马桶的拉线，五十立升冰凉的贮水混同蹲坑里的粪液一起冲上了杨泊的头顶。杨泊一动不动，杨泊的血在顷刻间凝结成冰凌，它们在体内凶猛地并撞，发出清脆的断裂的声音，摁紧他的头，让他清醒清醒。又有人在喊。杨泊依稀记得抽水马桶响了五次，这意味著二百五十升冷水冲灌了他的头。後来杨泊站起来，一口一口地吐出嘴里的污水，他用围巾擦去脸上的水珠，对那些侮辱他的人说，没什么，这也是一种苦难的洗礼。　　这个冬天杨泊几乎断绝了与亲朋好友的来往。唯一的一次是他上门找过老靳。老靳是杨泊上夜大学时的哲学教师，他能够成段背诵黑格尔叔本华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他是杨泊最崇拜的人。杨泊去找老靳，看见他家的木板房门上贴了张纸条，老靳已死，谢绝探讨皙学问题。杨泊知道他在开玩笑。杨泊了敲了很长时间的门，跑来开门的老靳的妻子。她说，老靳不在，他在街日卖西瓜。杨泊半信半疑，老靳卖西瓜？老斯怎么会卖西瓜？老靳的妻子脸色明显有些厌烦，她把门关上一点，露出半张脸对杨泊说，我在做自发功，你把我的气破坏掉了。　　杨泊走到街口果然看见了老靳的西瓜摊，老靳很孤独地守卫著几十只绿皮西瓜，膝盖上放著一只铝质秤盘。杨泊觉得有点尴尬，他走到老靳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恭喜发财了，老靳。　　狗屁，老靳搬了个小马扎给杨泊，老靳的表情倒是十分坦荡，他说，守了三天西瓜摊，只卖了三只半西瓜。大冬天的，上哪儿搞来的西瓜？杨泊说。　　从黑格尔那里。有一天老黑对我说，把我扔到垃圾堆里去吧，你有时间读我的书，不如上街去捞点外快。老靳说著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摘下眼镜在杨泊的衣服上擦了擦，老黑还对我说，生存比思想更加重要，你从我这里能得到的，在现实中全部化为乌有，思想是什么？是狗屁，是粪便，是一块被啃得残缺不全的西瓜皮。　　我不觉得你幽默，你让我感到伤心。杨泊朝一只西瓜皮踢了一脚，他说，想不到你这么轻易地背弃了思想和信仰。　　别踢我的西瓜。老靳厉声叫起来，他不满地瞟了杨泊一眼，老靳悦，别再跟我探讨哲学问题，假如你一定要谈，就掏钱买一只西瓜，卖给你可以便宜一点。说真的，你买一只西瓜回家给儿子吃吧，冬天不容易吃到西瓜。　　那你替我挑一只吧。杨泊说。　　这才够朋友。老靳笨拙地打秤称西瓜的份量，嘴里念念有词，十块三毛钱，零头免了，你给十块钱吧。老靳把西瓜抱到杨泊的脚边，抬头看看杨泊失魂落魄的眼楮，他发现杨泊在这个冬天憔悴得可怕。听说你也在闹离婚？老靳说，你妻子已经服过安眠药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杨泊疑惑地问。　　我有经验，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老靳沉吟著说，这是一场殊死搏斗，弄不好会两败俱伤，你知道吗？我的一只睾丸曾被前妻捏伤过，每逢阴天还隐隐作痛。　　我觉得我快支撑不住了，我累极了。我觉得我的脑髓心脏还有皮肤都在淌血。杨泊咬著嘴唇，他的手在空中茫然地抓了一把，说实在的我有点害怕，万一真的出了人命，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要动脑子想，老靳狡黠地笑了笑，他说，我前妻那阵子差点要疯了，我心里也很害怕。你知道我後来用了什么对策？我先发疯，在她真的快疯之前我先装疯，我每天在家里大喊大叫，又哭又笑的，我还穿了她的裙子跑到街上去拦汽车，我先发疯她就不会疯了，她一天比一天冷静，最後离婚手续就办妥啦。　　可是我做不出来，我有我的目标和步骤。杨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十块钱，放进老靳的空无一文的钱箱里，杨泊说，我做了所有的努力，然後眼睁睁地看著它们成为泡影，事情一步步地走向反面，你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每天在两个女人的阴影下东奔西走，费尽了口舌和精力，我的身上压著千钧之力，有时候连呼吸都很困难。　　问题看来还是出在你自己身上，你真该看看我写的一本书，你猜书名叫什么？《离婚指南》。本来今年夏天就该出书的，不知出版社为什么拖到现在还没出来。　　什么书？你说你写了一本什么书？　　《离婚指南》。老靳颇为自得地重复了一遍，是指导人们怎样离婚的经典著作，我传授了我的切身体验和方式方法，我敢打赌谁只要认真读上一遍，离婚成功率起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总算对人类作了一点贡献。杨泊闷闷不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杨泊这次笑得很厉害，他不停地捶著老靳说，我要看，我想看，等韦出来後一定送我一本。　　那当然，对所有离婚的人都八折优惠。　　杨泊帮著老靳做了两笔生意就走了，他把那只海南西瓜夹在自行车的後架上，骑了没多远听见背後响起膨的一声，回头一看是西瓜掉了，西瓜在街道上碎成两瓣，瓜瓤是淡粉色的。这个王八蛋。杨泊骂了一句，他没有下车去捡。杨泊回忆著老靳说的话，你先发疯她就不会疯了。这话似乎有点道理。问题在于他厌恶所有形式的阴谋，即使是老靳式的装疯卖傻。我很正常，杨泊骑在车上自己笑起来，万一装疯以後不能恢复正常呢，万一真的变疯了怎么办呢。　　公司扣去了杨泊的奖金，理由是杨泊已经多次无缘无故的迟到早退。杨泊在财务科无话可说，出了门却忍不住骂了一句粗话。女会计在里面尖声抗议，你骂谁？有本事骂经理去，是他让我们扣的，杨泊说，没骂你，我骂我自己没出息，扣了几个臭钱心里就不高兴。　　杨泊在办公室门口被一个陌生的女人拦住，你叫杨泊吧？女人说著递来一张香喷喷的粉红色名片，我是晚报社会新闻版的记者，特意来采访你。　　为什么采访我？杨泊很诧异地望著女记者，他说，我又不是先进人物，我也没做过什么好人好事，你大概槁错了。　　听说你在离婚。女记者反客为主，拉杨泊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她掏出笔和本子，朝杨泊妩媚地笑了笑，我在写一篇专题采访，《离婚面面观》，你是第九十九个采访对象了。　　莫名其妙。杨泊下意识地绷紧了身子，他朝各个办公室的门洞张望了一番。这是我的个人私事，不是社会新闻，杨泊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想说。　　你不觉得社会新闻是从个人私事中衍生的吗？女记者用一种睿智而自信的目光注视著杨泊，谈谈你的想法好吗，不会占用你大多时间。　　我心情不好，我刚刚被扣了年终奖，杨泊踢了踢脚边的一只废纸篓，他说，“因离婚被扣奖金，当事人无话可说”，我看这倒是一篇社会新闻的题目。　　谈谈好吗？谈谈离婚的原因，是第三者插足还是夫妻感情不和？假如是性生活方面不协调，也可以谈，没有关系的。女记者豪爽地笑著鼓励杨泊，请你畅所欲言好吗？　　没有什么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离婚。　　太笼统了，能不能具体一点？　　我烦她，我厌恶她，我鄙视她，我害怕她，我还恨她，杨泊的声音突然不加控制地升得很高，他跺了跺脚说，这么说你懂了吧。所以我要离婚。离婚。　　很好。女记者飞快地写下一些字，然後她抬起头赞赏他说，你的回答虽然简单，但是与众不同。　　杨泊已经站了起来。杨泊一脚踢翻了走廊上的废纸篓，又追上去再踢一脚。狗屁。杨泊突然转过身对女记者喊叫，什么离婚面面观，什么离婚指南，全是自作聪明的狗屁文章，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离婚，离婚就是死，离婚就是生，你们懂吗？　　这次一厢情愿的采访激起了杨泊悲愤的情绪，杨泊沉浸其中，在起草公司年度总结的文章中，也自作主张地抨击了公司职员们的种种品格缺陷。他认为职员们自甘平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却喜欢窥测别人的隐私，甚至扰乱别人的生活秩序。杨泊伏在办公桌上奋笔疾书，抨击的对象扩展到公司以外的整个国民心态，他发现这份总结已经离题千里，但他抑制不住喷泉般的思想，他想一吐为快，最後他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比方，使文章的结尾言归正传。杨泊的总结结尾写道：一个企事业单位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好是早日解体以待重新组建，死亡过後就是新生！　　杨泊把总结报告交到经理手中，心中有一种满足而轻松的感觉。这样的心情，直保持到下午5点钟，5点钟杨泊走出公司的大楼，传达室的收发员交给他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没有落款，一看笔迹无疑是俞琼的，今天是元月5号，算一算离立春还有多少天？杨泊读了两遍，突然想到上次俞琼给他规定的离婚期限，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收发员观察著杨泊的反应，指著明信片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杨泊好像猛地被惊醒，他对收发员怒目而视，什么什么意思？你偷看我的私人信件，我可以上法院告你读职，杨泊说著将明信片撕成两半，再撕成四份，一把扔到收发员的脸上，什么意思你慢慢琢磨去吧。杨泊温怒地走出公司的大铁门，走了几步又折身回到传达室的窗前，他看了看处于尴尬中的收发员，声音有点发颤，对不起，杨泊说，我最近脾气很坏，我不知这是怎么了，总是想骂人，总是很激动。收发员接受了杨泊真诚的道歉。收发员一边整理著桌上的信件一边说，没什么，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知道离婚是件麻烦事。　　连续五天，杨泊都收到了俞琼寄来的明信片。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日期在一天天地变更。到了第六天杨泊终于忍不住跑到了俞琼的集体宿舍里。恰巧只有俞琼一个人，但她顶著门不让杨泊进去。　　我现在不想见你。俞琼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推著杨泊的身体，我说过我们要到春天再见，那些明信片你收到了吗？　　你寄来的不是明信片，简直是地狱的请柬。　　那是我的艺术。我喜欢别出心裁。你是不是害怕啦？　　请你别再寄了。杨泊拼命想从门缝里挤进去，他的肩膀现在正好紧紧地卡在门缝中，杨泊说，别再寄了，你有时候跟朱芸一样令我恐惧。　　我要寄。我要一直寄到春天，寄到你离婚为止。俞琼死死地顶著门，而且熟练地踩住杨泊的一只脚，阻止他的闯入。俞琼脸上的表情既像是撒娇更像是一种示威。　　让我进来，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杨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想去抓俞琼的手，结果被俞琼用扫帚打了一记。杨泊只好缩回手继续撑住门，你不觉得你太残忍吗？杨泊说，你选择了错误的方式，过于性急只能导致失败，她昨天差点自缢而死，她也许真的想用死亡来报复，那不是我的目的，所以请你别再催我，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给了你一年时间，难道还不够？　　可是你知道目前的情况，假如她真的死了，你我都会良心不安的。我们谁也不想担当凶手的罪名。一年时间不够，为什么不能是两年三年呢？　　我没这份耐心。俞琼突然尖声喊叫起来，然後她顺势撞上了摇晃的门，将杨泊关在门外。杨泊听见她在里面摔碎了什么东西。恶心，她的喊叫声仍然清晰地传到杨泊的耳中，我讨厌你的伪君子腔调，我讨厌你的虚伪的良心，你现在害怕了，你现在不想离婚了？不想离婚你就滚吧，滚回去，永远别来找我。　　你在说些什么？你完全误解了我说的话。杨泊颓丧万分地坐到地上，一只手仍然固执地敲著身後的门，康德、尼采、马克思，你们帮帮我，帮我把话讲清楚吧。　　恶心。俞琼又在宿舍里喊叫起来，你现在让我恶心透了。我怎么会爱上了你？我真是瞎了眼啦！　　冬天以来杨泊的性生活一直很不正常。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感到一阵难耐的冲动，杨泊在黑暗中辗转反侧，心里充满了对自己肉体的虔视和怨患。借越窗而入的一缕月光能看见铁床另一侧的朱芸，朱芸头发蓬乱，胳膊紧紧地搂著中间的孩子，即使在睡梦中她也保持了阴郁的神经质的表情。杨泊深深地叹著气，听闹钟滴嗒滴嗒送走午夜时光。杨泊的思想斗争了很久，最後还是决定像青春期常干的那样，来一次必要的自渎。　　杨泊没有发现朱芸已经悄悄地坐了起来，朱芸大概已经在旁边观看了好久，她突然掀掉了杨泊的被子，把杨泊吓了一跳。　　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杨泊抢回被子盖住，他说，你睡你的觉，这不关你的事。　　没想到你这么下流，你不觉得害臊吗？　　我不害臊，因为这符合我的道德标准。杨泊的手仍然在被子下面摸索著，我还没完，你要是想看就看吧，我一点也不害臊。　　朱芸在黑暗中发愣，过了一会她突然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朱芸一边哭一边重重地倒在床上，杨泊听见她在用最恶毒的话诅咒自己，睡在两人之间的孩子被惊醒了，孩子也扯著嗓子大哭起来。杨泊的情欲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事就是制止母子俩的哭声了，杨泊首先安慰朱芸，别哭了，我不是存心气你。这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杨泊说，我真的不是存心气你，请你别误会。　　下流，朱芸啜泣著说。 　　我不会并你，假如我并了你，那才是下流，你明白吗？下流。朱芸啜泣著说。　　你非要说我下流我也没办法。杨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现在想睡了。杨泊最後说，我没有错，至多是妨碍了你的睡眠。也许我该睡到别处去了，我该想想办法，实在找不到住处，火车站的候车室也可以对付。　　你休想。朱芸突然叫喊起来，你想就这样逃走？你想把孩子撂给我一个人？你要走也可以，把你儿子一起带走。　　杨泊不再说话。杨泊摊开双掌蒙住眼楮，在朱芸的絮叨声中力求进入睡眠状态。除此之外，他还听见窗外悬挂的那块腌肉在风中撞击玻璃的声音，远处隐隐传来夜行火车的汽笛声。每个深夜都如此漫长难捱，现在杨泊对外界的恐惧也包括黑夜来临，黑夜来临你必须睡觉，可是杨泊几乎每夜都会失眠。失眠以後他的眼球就会疼痛难忍。　　临近农历春节的时候，南方的江淮流域降下一场大雪。城市的街道和房屋覆盖了一层白茸茸的雪被。老式工房里的孩子们早晨都跑到街上去堆雪人，窗外是一片快乐而稚气的喧闹声。杨泊抱著孩子看了一会儿外面的雪景，忽然想起不久前的北京之行，想起那个雪夜在天安门广场制定的四条离婚规划，如今竟然无一落实。杨泊禁不住嗟叹起来，他深刻地领悟了那条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哲学定律：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泊把儿子送迸了幼儿园。他推著自行车走到秋千架旁边时吃了一惊，他看见俞琼坐在秋千架上，她围著一条红羊毛围巾，戴了口罩，只露出那双深陷的乌黑的眼楮，直直地盯住杨泊看。她的头上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杨泊迎了上去，他小心翼翼地打量著俞琼，你跑到这儿来等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让你看看这个。俞琼突然拉掉了脸上的口罩，俞琼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抓痕，它们是暗红色的，有两道伤线切口很深，像是被什么利器划破的。你好好看看我的脸，俞琼的嘴唇哆嗦著，她美丽的容貌现在显得不伦不类，俞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凄凉，她说，你还装糊涂？你还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是她干的？杨泊抓住秋干绳，痛苦地低下了头，她怎么会找到你的？她从来没见过你。　　正要问你呢。俞琼厉声说著从秋干架上跳下来。她一边潭著衣服上的雪片，一边审视著杨泊，是你搞的鬼，杨泊、是你唆使她来的，你想以此表明你的悔改之意。杨泊，我没猜错吧。　　你疯了。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没想到她会把仇恨转移到你身上。她也疯了，我们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我来是为了交给你这个发夹。俞琼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她抓住杨泊的手，将发夹塞在他手里，拿住它，你就用这个证明你的清白。　　什么意思？杨泊看了看手里的发夹，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我发夹？　　她就用它在我脸上乱抓乱划的，我数过了，一共有九道伤。俞琼的目光冰冷而专制地逼视著杨泊。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要你去划她的脸，就用这只发夹，就要九道伤，少一道也不行。我晚上会去你家做客，我会去检查她的脸，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清白。　　你真的疯了。你们真的都疯了。我还没疯你们却先疯了。杨泊跺著脚突然大吼起来。他看见幼儿园的窗玻璃後面重叠了好多孩子的脸，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他们好奇地朝这边张望著。有个保育员站在滑梯边对他喊，你们怎么跑到幼儿园来吵架？你们快回家吵去吧．杨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骑上车像逃一样冲出了幼儿园的栅栏门，他听见俞琼跟在他身後边跑边叫：别忘了我说的话，我说到做到，晚上我要去你家。　　杨泊记不清枯坐办公室的这天是怎么过去的。他记得同事们在他周围谈论今冬的这场大雪，谈论天气、农情和中央高层的内幕，而他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紧紧地握住那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他下意识试了试发夹两端的锋刃，无疑这是一种极其女性化的凶器。杨泊根本不想使用它。杨泊觉得俞琼颐指气使的态度是愚蠢而可笑的，她没有权利命令他干他不想干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晚上将会出现的可怕场面。想到俞琼那张伤痕累累的脸，想到她在秋千架下的邪恶而凶残的目光，杨泊有点心灰意懒，他痛感以前对俞琼的了解是片面的，也许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　　这天杨泊是最後离开公司的人。雪後的城市到处泛著一层炫目的白光，天色在晚暮中似明似暗，街上的积雪经过人们一天的踩踏化为一片污水。有人在工人文化宫的门楼下跑来跑去，抢拍最後的雪景。笑一笑，笑得甜一点。一个手持相机的男孩对他的女友喊。杨泊刹住自行车，停下来朝他们看了一会儿，傻X，有什么可笑的？杨泊突然粗鲁地哺咕了一句。杨泊为自己感到吃惊，他有什么理由辱骂两个无辜的路人？我也疯了，我被她们气疯了。杨泊这样为自己开脱著，重新骑上车。回家的路途不算太远，但杨泊骑了很长时间，最後他用双腿撑著自行车，停在家门前的人行道上。他看见那幢七十年代建造的老式工房被雪水洗涤一新，墙上显出了依稀的红漆标语。他看见三层左侧的窗口已经亮出了灯光，朱芸的身影在窗廉後面迟缓地晃动著，杨泊的心急速地往下沉了沉。　　你在望什么？一个邻居走过杨泊身边，他疑惑他说，你怎么在这儿傻站著？怎么不回家？　　不著急。天还没黑透呢。杨泊看了看手表说。　　朱芸做了好多菜，等你回家吃饭呢。　　我一点不饿。杨泊突然想起什么，喊住了匆匆走过的邻居，麻烦你给朱芸带个口信，我今天不回家，我又要到北京去出差了。　　是急事？邻居边走边说，看来你们公司很器重你呀。　　是急事。我没有办法。杨泊望著三层的那个窗口笑了笑，然後他骑上车飞快地经过了老式工房。在车上他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只黑发夹看了看，然後一扬手将它扔到了路边。去你妈的，杨泊对著路边的雪他说，我要杀人也绝对不用这种东西。　　杨泊不知道该去哪儿消磨剩余的时间，自行车的行驶方向因此不停地变化著，引来路人的多次抗议和嘲骂声。後来杨泊下了车，他看见一家公共浴室仍然在营业，杨泊想在如此凄冷的境遇下洗个热水澡不失为好办法。他在柜台上买了一张淋浴票走迸浴室。浴室的一天好像已接近尾声，人们都在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服务员接过杨泊的淋浴票，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还来洗澡，马上都打烊停水啦。杨泊扮著笑脸解释说，我忙了一天，现在才有空。服务员说，那你快点洗，过了七点半钟我就关热水了。　　淋浴间里空空荡荡的，这使杨泊感到放心。杨泊看见成群的一丝不挂的肉体会感到别扭，也害怕自己的私处暴露在众目殴暖之下。这样最好，谁也别看谁，杨泊自言自语著逐个打开了八个淋浴龙头，八条温热的水流倾泻而出，杨泊从一个龙头跑到另一个龙头，尽情享受这种冬夜罕见的温暖。杨泊对自己的快乐感到茫然不解。你怎么啦？你现在真的像个傻X。杨泊扬起手掌掴了自己一记耳光。在蒸汽和飞溅的水花中他看见朱芸和俞琼的脸交替闪现，两个女人的眼楮充满了相似的愤怒。别再来缠我，你们也都是傻X。杨泊挥动浴中朝虚空中抽打了一下，让我快乐一点。为什么不让我快乐一点？杨泊後来高声哼唱起来，这是庄严动听的《结婚进行曲》的旋律。杨泊不仅哼唱，而且用流畅的口哨声自己伴奏起来。很快他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感动得热後盈眶，他哭了，所幸没有人会发现他的眼泪。 　　不准唱，你再唱我就关热水啦，浴室的服务员在外面警告杨泊说，我们要打烊，你却在里面磨磨蹭蹭鬼喊鬼叫。　　我不唱了，可是你别关热水。让我再洗一会吧，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冷。杨泊的声音在哗哗的水声中听上去很衰弱，烦躁的浴室服务员对此充耳不闻，他果断地关掉了热水龙头，几乎是在同时，他听见浴室里响起杨泊一声凄厉的惨叫。 　　杨泊离开浴室时街道上已经非常冷清，对于一个寒冷的雪夜来说这是正常的，但杨泊对此有点耿耿于怀，那么多的人群，在他需要的时候都消失不见了。杨泊一个人在街上独行，他的自行车在浴室门口彼人放了气阀，现在它成为一个讨厌的累赘。杨泊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分析了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和下面该采取的措施，他想他只有去附近的大头家了。　　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里面才有了一点动静。有个穿睡衣的女人出来，隔著防盗门狐疑地审视著杨泊。杨泊发现女人的乳房有一半露在睡衣外面。　　我找大头，我是他的朋友。杨泊说。　　这么晚找他干什么？　　我想在这儿过夜。　　过夜？女人细细的眉毛扬了起来，她的嘴角浮出一丝调侃的微笑，你来过夜？大头从来不搞同性恋。　　杨泊看见那扇乳白色的门砰然撞上，他还听见那个女人咯咯的笑声，然後过道里的灯光就自然地熄掉了。他妈的，又是一个疯女人。杨泊在黑暗中骂了一声，他想他来找大头果然是自讨没趣。杨泊沮丧地回到大街上，摸摸大衣口袋，钱少得可怜，工作证也不在，找旅社过夜显然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回家去？杨泊站在雪地里长时间地思考，最後毅然否定了这个方案。我不回家，我已经到北京去出差了。我不想看见朱芸和俞琼之中的任河一个人。杨泊想，今天我已经丧失了回家的权利，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 　　午夜时分杨泊经过了城市西区的建筑工地。他看见许多大口径的水泥圆管杂乱地堆列在脚手架下。杨泊突然灵机一动，他想他与其在冷夜中盲目游逛，不如钻到水泥圆管中睡上一觉，杨泊扔下自行车自个钻了进去，在狭小而局促的水泥圆管中，他设计了一个最科学的睡姿，然後他弓著膝盖躺了下来。风从断口处灌进水泥圆管，杨泊的脸上有一种尖锐的刺痛感，外面的世界寂然无声，昨夜的大雪在凝成冰碴或者是悄悄融化，杨泊以为这又是寒冷而难眠的一夜，奇怪的是他後来竟睡著了。他依稀听见呼啸的风声，依稀看见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它被某双白嫩纤细的手操纵著，忽深忽浅地切割他的脸部和他的每一寸皮肤。切割一直持续到他被人惊醒为止。　　两个夜巡警察各自拉住杨泊的一只脚，极其粗暴地把他拉出水泥圆营。怪不得工地上老是少东西，总算逮到你了。年轻的警察用手电筒照著杨泊的脸。杨泊捂住了眼楮；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它们茫然张大著，吐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别来缠我，杨泊说，让我睡个好觉。　　你哪儿的？来工地偷了几次了？年轻的警察仍然用手电照著杨泊的脸。　　我疼。别用手电照我，我的眼楮受不了强光。　　你哪儿疼？你他妈的少给我装蒜。　　我脸上疼，手脚都很疼，我的胸口也很疼。　　谁打你了？　　没有谁打我。是一只发夹。杨泊的神情很恍憎，他扶著警察的腿从泥地上慢慢站起来，他说，是一只发夹，它一直在划我的脸。我真的很疼，请你别用手电照我的脸。　　是个疯子？年轻警察收起了手电筒，看著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不是小偷，说话颠三倒四的。　　把他送到收容所去吧。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真有病。　　不用了。我只是偶尔没地方睡觉。杨泊捂著脸朝他的自行车走过去，脚步依然摇摇晃晃的，他回过头对两个警察说，我不是疯子，我叫杨泊，我正在离婚。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离婚了。　　杨泊最後自然是没有离婚，春季勿匆来临，冬天的事情就成为过眼云烟。　　有一天杨泊抱著儿子去书店选购新出版的哲学书籍，隔著玻璃橱窗看见了俞琼，俞琼早早地穿上一套苏格兰呢裙，和一位年轻男人手挽手地走过。杨泊朝他们注视良久，心里充满老人式的苍凉之感。　　书店的新书总是层出不穷的，杨泊竟然在新书柜上发现了老靳的著作，《离婚指南》，黑色的书名异常醒目。有几个男人围在柜台前浏览那本书。杨泊也向营业员要了一本，他把儿子放到地上，打开书快速地看了起来，杨泊脸上惊喜的笑容渐渐凝固，渐渐转变为咬牙切齿的愤怒，最後他把韦重重地摔在柜台上。杨泊对周围的人说，千万别买这本书，千万别上当，没有人能指导离婚，他说的全是狗屁。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全是狗屁？　 我当然知道。请相信我，这本书真的是狗屁。　 狗屁，杨泊的儿子快乐地重复杨泊的话，杨泊的儿子穿著天蓝色的水兵服，怀里抱著一支粉红色的塑料手枪。娴的故事　 汇隆照相馆座落在街角上，漆成桔红色的楼壁和两扇窄小的玻璃门充分显示了三十年代那些小照相馆的风格。橱窗里陈列的是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照片和精心摆设的纸花。那些女明星的美艳和欢乐对于外面凄清萧条的街道显得不合时宜莫名其妙。从远一点的高处看汇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有时候可以看见一只燕子从那里飞起来，照相馆的屋檐下曾有过燕巢。如果再注意後窗，还可以发现晾衣竿上挂著的女人的小物件和旗袍，没有男人的东西。　　那是娴的家。娴的父亲去世後，汇隆照相馆由娴和她的母亲经营。娴那年只有十八岁，刚从女子高中毕业。她不懂照相业的经营之道，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娴眼睁睁地看著家里这份产业破败下去而一筹莫展。有一天她梳妆打扮好准备去电影院看好莱坞片子时，母亲把她堵在楼梯上说，记住，这是最後一场电影，明天你要坐柜台开票了。我已经把开票的辞退了。娴说，为什么？她母亲说，什么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家里的底细，没人上这儿来拍照，拿什么付人家工资？只有靠你和我自己了。１９３８年，娴在照相馆里开票。生意每天都很清淡，娴聊以打发时间的是各种电影画报。她喜欢看电影，但现在看得很少了，因为白天离不开柜台，而晚上出门又受母亲的种种限制，娴只能在画报上寻求一种飘渺的慰藉。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和高占非，还有袁美云。在女中曾有人说娴长得很像袁美云，娴淡淡地说，袁美云去我家照过相，她也这样说的。她喜欢披斗篷，很高级的英国货，上面有金线和珍珠。那时候娴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深受女生们的信赖和羡慕。现在当娴手握《明星》画报，枯想往事时心情不由烦躁忧郁起来。娴是个不安份的女孩。　　外面刮著风，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穿著臃肿的行人和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街角上的美丽牌香皂和花旗参的广告画被风吹得　啪作响。有一个人推开了玻璃门，摘下了头上的礼帽，他手中的银质司的克的光泽异常强烈。正是这种光亮让娴猛地从画报上抬起头来，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柜台前约五尺远的地方，手执礼帽向她颔首微笑。娴後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总说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後一生的命运。　　先生，拍照吗？不，我不拍照。那么你取照片？把收据给我吧。　　不。我不拍照。但我想给你拍一张。那人说。娴看见孟老板把礼帽和司的克放在长沙发上，慢慢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型相机。他往後退了一步，对娴说，就坐在那儿，手放到柜台上，托著下巴。娴下意识地按照要求摆出了当时最流行的拍照姿势。镁光灯　嚓一闪，她听见孟老板说，好了，多么自然的表情，太好了。　　後来当娴的那张照片登在《明星》画报上时，她已经成为孟老板的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娴放下了照相馆的工作，投身于梦寐以求的电影业。１９３８年冬天，娴与孟老板的关系飞速发展，她与孟老板双双出入于舞厅和跑马场，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也就是这年冬天，娴拍了她一生最初的两部也是最後的两部片子。一部是清代宫廷片，娴在里面扮演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宫女，是配角。而另外一部是很重要的角色，娴扮演一个卷入三角恋爱的摩登女性，最後悲惨地投河自尽。娴很快搬离了她家的照相馆。孟老板为她准备了一套公寓房子，那是配有电梯的八层楼房，楼下有弹子房、舞厅和咖啡馆，孟老板经常在那里玩至深夜，然後乘电梯到八楼娴的房间来度过一个甜蜜的夜晚。娴知道孟老板是有妻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及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嫌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母亲经常打电话到公寓来，向娴叹述照相馆生意的苦经。娴对此感到厌烦，她对母亲本来就没什么感情，更难以忍受她的絮叨。後来她抓过电话，只要听到是母亲的声音，就啪地挂上电话。１９３８年春天的一次出游，给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娴和公司的女明星们一起到苏州春游，其中包括陈云裳和袁美云等大明星。她们坐在一条大木船上，一边啃甘蔗，一边欣赏河两岸初春的田园景色。船快到虎丘塔时，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照相机的快门　哒　哒响成一片，娴在这个时刻充分体会了荣耀和快乐。她後来一直保存著那次春游的照片。照片上娴和一群女明星坐在船头上，她们都在啃甘蔗。背景是虎丘塔和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地。　　娴在年老色衰以後经常从箱底找出那张照片，细细地端详。昔日的美貌和荣华随时光流逝一去不返，它们如此短暂脆弱，她甚至无法回忆１９３８年命运沉浮的具体过程。多少年来她已习惯于把悲剧的起因归结为那次意外的怀孕。另外，她也不能原谅孟老板的错误，有一次他坚持不肯用那种美国产的保险套，酿成了她以後一生的悲剧。　　在娴的妊娠反应日趋强烈後，孟老板驾车把娴送到一家僻静的私人医院。娴坐在一张长凳上，等著医生给她进行堕胎手术。恐惧使娴浑身颤抖，她脸色苍白，无望地看了看孟老板。孟老板坐在旁边读当日出版的《申报》。他对娴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当女演员的都上这儿来，朱医生的医术相当高明。娴摇了摇头，她说，我怕，我真的怕极了。手术室内传来一种清脆的刀剪并撞声，里面好像正在进行手术。娴听见一个女人凄厉地尖叫著诅咒著。她瞪大眼楮倾听著，整个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突然娴从长凳上跳起来，双手掩面冲出门外。孟老板追出去，拉住她的手说，你怎么啦？你跑什么？娴哭泣著说，我怕，我不做这个手术了。孟老板的脸沉了下来，他说，别耍小孩脾气，这手术非做不可。娴抓住汽车车门上的把手，头靠在车窗上哭泣，她说，送我回去，求求你送我回去吧。孟老板站著不动，他说，你到底怕什么？娴说我怕疼，我实在怕极了。孟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後来他拉开车门，将娴粗暴地推上车，娴听见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臭婊子。娴就是从这一天失宠于孟老板的。当时她十八岁，在应付男人方面缺乏经验。她错误地幻想等腹中孩子降生後孟老板对她的态度会重新好转。娴後来闭门思过，她想如果那天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悲剧的另一个起因是她太年轻，她怕疼。就因为怕疼断送了以後的锦绣前程。这年春天，日本人开进了城市。混乱的时局和混乱的秩序下人心浮躁。街道上人迹稀少，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娴蛰居在公寓里，每天凭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街道和行人，心乱如麻。宽松的裙裾再也不能掩饰她孕妇的体态，她的脸上长出了一些褐色的蝴蝶斑。她不能也没有片子可演，终日无所事事，唯一盼望的事情是孟老板来。但孟老板几乎不来了。她打电话到公司到孟宅，甚至跑到楼下弹子房去找他，结果每次都失望而归。　　有一天娴接到电影公司的电话，让她务必去公司一趟。娴不知道是什么事，她精心打扮一番叫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她用小镜子不时地评判自己的容貌，担心会引起其他女演员的攻击。当她到达公司时，才发现气氛异样，到处乱糟糟的，服装、道具和损坏的灯架扔得满地都是。一个摄影师站在布景棚高高的横架上对她喊，散伙啦，散伙啦，赶紧去领最後一笔工资，去晚了就领不到了！娴慌慌张张地挤进抢领工资的人群中，她问一个女演员，孟老板呢？那个女演员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还提你那个孟老板，他卷走全部股金逃到香港去了。娴当时如遭巨石击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随即昏倒在嘈杂的人群里。灾难不期而至地降临了。娴在公寓的床上度过了难捱的三天。她天天瞪著天花板，用所有肮脏的字眼咒骂著孟老板。她把孟老板的丝绸睡衣剪成一条一条，从窗口扔出去。第四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张汇款单，是孟老板从香港寄来的。娴瞥了一眼汇单上的数目，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她对邮递员喊，谁要这几个臭钱，给我退回去。当邮递员疑惑地离开後，娴又後悔起来，她已经没多少钱了。她似乎看见黑暗的未来就埋伏在明天、後天，她以後该怎么办？这时候娴再次清醒起来，她突然想起在医院的事情。她想如果我不从医院里逃走，如果那天顺从孟老板而不是惹恼孟老板，情况就不会变得这样糟，也许这时候她跟著孟老板一起去香港了。娴揪著自己的头发，这时她深深地体会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公寓管理员登门的时候，娴从他尴尬的脸色中预感到了什么。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听见管理员絮絮叨叨地诉说他的苦衷。娴打断说，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这房子不是付过款了吗？管理员说，是付过了，但付的是一年的租金。娴说，那就对了，不是说一年吗？我住进才半年呀。管理员面露难言之色，他搓著手想了想说，反正孟老板已经远走高飞了，我就向你抖个实情吧：你住进来之前孟老板已经租过半年了，那会儿是另外一个女演员住这儿。娴不再说话，她把枕巾抻了一下，捡起上面一根细细的发丝凝视著，她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赖在这儿的。　　一个初夏的早晨，娴离开了那座豪华公寓。天空高而清澈，微风吹动公寓门口的夹竹挑的红色花朵。娴跟著脚夫走向黄包车前，她回头仰望著八层的那个窗口，天鹅绒的窗廉依然半掩，她听见窗内有人哭泣，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娴用手捂住耳朵，哭泣声仍然持续。娴真的听见自己在八层公寓里大声哭泣，那不是幻觉而是另一种现实。去哪儿？车夫回头问。　　随便。娴说。你想逛商店还是游乐场？车夫又问。　　哪儿也不去。送我去汇隆照相馆。娴说。小姐原来想去拍照。车夫疑惑地说，那小姐干嘛要带两只箱子？别废话了。娴突然尖叫起来，送我回家！回家！娴提著两只箱子推开了汇隆照相馆的门。外面玻璃橱窗里的明星照片已经更换成花圈和寿衣，她没有注意，直到她走进店堂，看见一排各式花圈悬在半空中，娴才发出了惊叫声。寿衣店的老板认识娴，他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娴把箱子放下来，惊魂未定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寿衣店老板说，你母亲上个月就把店面盘给我了。她还在楼上住，你去问问她吧。楼上原来放摄像架的地方现在放著一只煤炉。炉子上炖著一只砂锅。娴闻到了鸡汤的香味，她这才想起已经几顿没吃饭了。她揭开锅盖，不顾烫手就掰下了鸡腿送进嘴里。房门轻轻地打开了，娴不用回头就知道她母亲站在身後，娴仍然吃著鸡腿。你怎么回来了？母亲说，不当电影明星了？公司解散了。娴说。你那个大老板呢？他不要你了？　　死了。娴说。他死了，心脏病发作。　　撒谎。把你的身子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肚子。有什么可看的？娴吐出一根鸡骨，她说，你不是也大过肚子吗？贱货。母亲怒喝一声，让人把肚子搞大了回家下种吗？谁让你回来的？这是我的家。娴走到原来她住的房门口推门，门推不开，里面上了插销。娴拼命推看门说，谁在里面？是一个男人吧？门开了，果然是一个男人。娴认识他，是国光美发厅的老王，经常替她母亲做头发的老王。娴对老王笑了笑，然後又回头对母亲说，谁是贱货？你才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她看见母亲的脸紫涨著说不出话，心中有一种复仇和得胜的快乐。她已经好多天没尝到快乐的滋味了。　　娴从前的闺房现在弥漫著一股气味。她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现在非常痛恨这种气味。她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廉，猛然看见离家前随手放于窗台的那盆三色堇依然鲜活，小巧玲珑的花朵和纤细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静若处子。娴面对著三色堇潸然泪下，这是她的第一次哭泣。　　在寿衣店楼上的小房间里，挂钟嘀嗒嘀嗒地走动，娴临窗而坐，计算著时间怎样慢慢地消失。她无事不出门，害怕别人看见她怀孕的模样。娴无望地等待著产期的来临，这是她一生中最灰暗沉闷的时期。　　娴看见楼下那些披麻戴孝的人从店里搬走一个又一个花圈，寿衣店的生意比照相馆红火多了，因为每天都会有人死去。娴不无辛酸地想，也许她应该买一个花圈祭奠她这一段绝望的生活。整个夏季炎热多雨，雨点枯燥地拍打照相馆的铁皮屋顶。娴注视著雨中的街道，心如死水。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报童在雨中奔跑，狂热地向行人挥动手中的报纸。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身死。娴想看那份报纸，她喊住那个报童，从窗口吊下去一只小竹篮和零钱，买了报纸。她看见了阮玲玉最後的仪容，她的微笑因死亡变得异常美丽动人。娴把报纸细细读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她想如果她一样地吞药自杀，舆论是不会这样强度轰动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她死去抑或活著对这个世界都无足轻重。娴的产期将至，她母亲对她说，你准备在哪儿生这杂种？娴说随便。母亲说就在家里喊个接生婆吧，别出去丢人现眼的。娴说随便，现在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疼吗？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娴在照相馆楼上生下了一个女婴。女婴只有四斤重，抱在手上好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那个女婴就是芝。娴曾经给孟老板去过好几封信，索要芝的赡养费，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有一封破破烂烂地退回了，封皮上有查无此人的字样。娴恨透了孟老板，这种仇恨也影响了她对芝的感情。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婴儿换尿布，她想婴孩也许活不长，她也可能活不长，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很多时间娴在芝嘶哑的哭声中安然入睡，产後的娴更加慵懒了。芝却以正常的速度生长著，她从早晨啼哭到深夜，但她活著。娴有一天细细地打量了芝，发现女儿的眉眼更多的像自己，而不像孟老板，这使娴动了恻隐之心，她把乳头塞进芝的小嘴里，拍著芝说，你为什么要像我？像了我以後没有好下场的。我是世界上最苦命的女人。　　产後的娴不事修饰，终日蓬头垢面，她很长时间不照镜子。再次站到镜子前她几乎认不出自己，身材变得肥胖不堪，而那双曾备受摄影师称赞的凤眼也因嗜睡失去了光彩。她想以她这种模样是再也无法上银幕了。　　理发师老王频繁地进出于娴的家中，娴看不起这个瘦小的女人腔的男人。她从来不跟老王说话，而老王总是有话无话地搭讪。在饭桌上老王一边赞美菜肴的味道，一边用膝盖轻轻地并撞娴的腿。娴把腿缩回来，说，恶心。娴的母亲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前因後果，她对娴说，嫌恶心你别吃，谁让你吃了？娴觉得这种情景很有趣，像电影中的场面，但却真实地出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另外，她也觉得母亲很可怜，活了半辈子後把自己托付给这个没出息的男人。娴还担心母亲会不会把积蓄倒贴给老王。如果是这样，娴不会听之任之，她会作主把老王赶走。预料不到的是事情後来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有一天老王对娴说，你的头发该做一做了，跟我去美发厅吧，我给你做个长波浪，包你满意。娴没有说话。老王又说，你放心，不收一文钱，跟你收钱不是见外了吗？娴摸了摸她的乱发，她想是该做做头发了。但是她不想出门。所以她还是没说话。老王最後说，你要走不开，我可以把工具带回来，凭我的手艺在家里也能做出长波浪，娴说了一句，随便。娴後来习惯于对人说这随便两字。　　下午老王果真带了一包美发工具回来。娴洗好了头发以後就端坐在凳子上，起初她怀里抱著芝，老王让她把孩子放下，她就顺从地把芝放到了床上。娴端坐著恍惚想起上次做头发还是孟老板陪她去的，是一家最有名的美发厅。好像还看见了胡蝶，她也在那里做头发。现在想起来一切已经恍若隔世了。你的头发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又软又松的头发。老王的手轻轻抚弄著娴的头发。别奉承我了，没意思。娴回头说，你快点做吧。做头发不能急。老王在後面笑了笑，好事都不能著急。娴感到老王的手柔软地梳弄著她的头发，电吹风嗡嗡地响了起来。热风不停地吹向娴的头部，她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昏昏欲睡，不知什么时候她警觉起来，老王的一只手开始顺著她的脖颈下滑，它已经停留在她的肩背处了。老王，规矩点。娴说。　　做头发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家里做头发。胡说八道。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娴在老王的那只手上狠狠地打了一记，她喊道，我可不是她，让你白吃了豆腐。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在我身上瞎摸？　　这话说哪里去了？我可是一片好心。老王不羞不恼地嬉笑著说，亏你还拍过电影，这么不开化？　　娴受到了伤心的一击，她的眼圈有点红了。同时娴的紧张戒备的身体开始松弛下来，她突然觉得老王的攻击毋需抵抗。也许她已经没有资格对老王作这种抵抗。娴回头看了看老王的那只手，那只手与孟老板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样的硕大苍白，充满了情欲，娴心想男人与男人并无二致，随它去吧。电吹风嗡嗡地响著，老王的手温柔地游弋于娴的敏感部位，娴渐渐呼吸急促起来，她觉得脸上很热，而身体像风中杨柳无力地颤栗，奶汁被挤压後洇湿了内衣。她有一种快速坠落的感觉。当娴和老王倒在地上时，她听见电吹风仍然嗡嗡地响著，床上的芝哑声啼哭，她还听见楼下寿衣店里有人在大声争吵，好像是为了一只花圈的价格问题。对于娴来说，这个午後不可思议，但是已成定局，娴後来总是回忆起一只苍蝇，那只苍蝇从窗外飞来，叮在老王白皙而瘦削的臀部上。娴视一切如流水。当娴的母亲把老王揪出被窝时，娴只是把被子卷紧，没有任何表情。她看见母亲尖叫著追逐赤条条的老王，用扫帚抽打他的背部。娴笑了笑说，打吧，狠狠地打，这种男人该打。当时的场面不忍卒看，娴的母亲涕泪交加大发雷霆，理发师老王东躲西藏，而摇篮里的芝因受惊吓拼命地啼哭，只有娴静静地躺著，漠然注视著他们。娴的目光与母亲相遇。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冰凉的绝望的东西，这使娴心有所动，她翻了个身，把脸对著墙壁。墙上的白纸已经破裂，阳光透进窗子在纸缝里闪闪烁烁。这是１９３９年的秋季。隔了几天，娴正在午睡，她听见母亲喊她的名字。娴觉得母亲的声音非常模糊，她好像隔著门跟娴说话。而娴始终没睁眼楮。老王拿了我两只大戒指，你什么时候去要回来。你给他的，你不会自己去要吗？娴说，真让人恶心。我要出门了。我顾不上这些了。母亲最後幽幽地说。娴听见了母亲走下楼梯的迟缓滞重的脚步声，她当时无法预知母亲从此一去不返，只是根据脚步声判断母亲离家时穿了一双高跟皮鞋。母亲失踪的最初几天，娴没有往坏处想，她猜她也许去苏杭一带旅游散心了，甚至还猜测母亲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也许他们私奔去了什么地方。半个月後，娴被告知，她母亲的尸体在近郊的湖中被渔民的渔网捕捞起来，尸体已经发臭了。警察局的人对娴说，你去收尸吧。娴如梦初醒，她脸色苍白，摇著头说，不，我不去，随便你们处理吧。我最怕见死人了。警察说，可她是你亲生母亲呀。娴沉默不语，她掰弄著手指甲想著什么，最後她自言自语说，真不值得，为这个臭男人寻死，太不值得了。　　娴记住了母亲最後的遗言。後来她抱著芝去了国光美发厅。在美发厅里娴充分地显露了她性格中泼辣的一面。她看见老王後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美发厅里秩序大乱。众多的理发师和顾客围了上来，娴当众勒下了老王手上的那只金表，然後索要另外二只戒指。理发师老王窘迫至极，矢口否认两只戒指的存在。娴想它们肯定已经戴在哪个女人手上了，而且母亲一死死无对证，对此她早已有所预料。在一番互相羞辱以後，娴打了老王第二记耳光。她说，两记耳光换两只戒指，老王你又讨大便宜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娴把那只金表往衣服上擦擦，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後她抱著芝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国光美发厅。娴大闹国光美发厅的轶事被目击者谈论了好几天，过後也就被渐渐遗忘了，因为两个当事人都缺乏名望。故去的照相馆老板娘给娴留下了五百块大洋和一小盒金器，娴翻箱倒柜搜寻了家中的每个角落，最後确认她不会找到其它东西了。她冷静地盘算了一下，这些钱财最多能维持三五年的生活。娴对未来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迷惘和忧虑。她站在窗前凝望外面繁华的街道，一家商店的留声机播放著金嗓子周璇的歌。一个她认识的女演员从皮货店里拎著貂皮大衣出来，上了一辆小汽车。一阵鞭炮声从广东饭店传来，那肯定是婚宴的场景。娴想她已经被外面的世界彻底抛弃了，现在她只有五百块大洋和一小盒金器。追本溯源，她不得不想到芝，某种程度上是芝酿成了她的悲剧。有时候娴听到芝在摇篮里饥饿的哭声，她让芝长时间地哭著，似乎这样使她的怨恨冲淡了一些。到了秋末风凉的季节，娴结束了半年多的幽居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後，她抱著芝从楼梯下来，倚著寿衣店的柜台和店员聊天。人们对她短暂的银幕生涯表现了强烈的好奇心。娴说电影都是假的骗人的东西。又说演电影没意思，哪儿有坐在家里舒服？不难发现娴的话是言不由衷的，她拿著那张和陈云裳袁美云一起春游苏州的照片，脸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表情，这一点娴无法掩饰。有时候她抱著芝坐在一只破藤椅上，母女俩散淡地观望街市的风景，１９３９年就这样从她们身边无声地消失了。　　这是娴一生中最为缠绵凄恻的年代。　　芝的故事　　芝的容貌酷肖她的母亲娴。芝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而娴正好相反，偶尔地芝和母亲一起出门，有人会误以为她们是姐妹俩。这使芝产生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她不太愿意和母亲一起出门。另外，芝也不喜欢母亲的鲜艳别致的衣裙，她认为这与她的年龄不相称。　　１９５８年芝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她学的是一种枯燥冷僻的专业：水泥制造。她的同学中多为男性，他们终日围著芝转，但芝总是恰如其份地表现出沉静冷淡的仪态，不为所动。其实那时候她已经看上了邹杰。芝和所有的男性都说话，唯独不跟邹杰说话。邹杰一直为此苦恼。直到两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临近毕业分配的时候，芝在食堂里问邹杰，你想去哪儿工作？邹杰说了一家水泥厂的名字，芝说，那我也去那里吧。芝又对邹杰说，你去那边窗口排队买菜，我在这儿买饭，我们一起吃吧。邹杰欣喜若狂。从这天起芝和邹杰的关系就明朗化了。芝把她和邹杰的事瞒著母亲，但娴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每次芝和邹杰看电影或者溜冰回家，娴就用一种异样犀利的目光审视芝，芝感到一种莫名的惶恐。　　你交男朋友了？没有。芝摇了摇头。别想骗我，我是过来人。这种事怎么逃得过我的眼楮？你说有就有吧。芝觉得她的脸红了。　　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同学。芝淡淡地说。我是问你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我没问过他。芝说，他家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你连他的家境都不知道就跟他好了？我知道他是党员，他是我们学生中唯一一个党员。就因为他是党员你就跟他好了？党员值多少钱一斤？他思想觉悟高，他是篮球队长，他还会吹笛子。芝说。这算什么本事？跟他赶紧断掉，世界上男人多的是，要慢慢地筛选，千万别随随便便去和男人好。　　不。芝说。　　你不懂男人好坏，以後我会给你找个称心的。你明天就去跟那个党员断掉。不。芝咬著嘴，她的声音放高了。　　娴当时正在剥花生仁。当芝说出第二声“不”时，娴突然大发雷霆，她把筐里的花生壳抓起来朝芝的脸上扔。芝仍然说，不。娴就把那只筐一起砸到芝的身上，她喊道，不听我的话就给我滚，贱货。芝躲闪到一边，她扶著门站了一会，忍著眼里的泪水。後来她说，滚就滚，我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你以为我稀罕这个家吗？　　芝走出家门，暗暗发誓以後不再回家。但是她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在学校宿舍的床位已经撤掉了，铺盖也拿回了家。她也没有特别要好的女友可以借宿。芝想她只有找邹杰了。邹杰是她唯一依赖的人了。　　邹杰的家很远，而且芝从来没去过，她只是凭著他抄给她的地址找到了邹家。天已经黑了，她站在一条很深很破败的弄堂里敲邹家的门，敲得很怯懦。芝希望开门的是邹杰而不是他家里的人，否则她会很尴尬的。当邹杰开门的时候，芝的眼泪一下奔涌而出，扑向邹杰的怀抱。　　邹杰拉著芝的手让她进去，芝坚决不肯。芝在这种状况下仍然保持了她的矜持。她就站在弄堂里和邹杰说话，说著说著抽泣起来。邹杰说，这有什么可哭的？你离开那样的家庭也是好事，干脆住到我家来吧。芝又摇头，她说那怎么行，不明不白的让人说闲话。邹杰想了想说，那你住到我姐姐家去吧，那样就没人说闲话了，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起。芝说，可以是可以，只怕时间不能住长，在别人家总归是拘束的。邹杰说，干脆我们结婚吧，下个月我们就结婚。这时芝在黑暗中笑了一笑，她没有再说话。　　１９５８年芝所在的学校也开展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操场上升起了一只简易高炉。芝偷偷地跑回家中寻找破铁锅和其它废铜烂铁。她是趁娴午睡时回家的，她不想被娴看见自己回家，但她在翻找那只破铁锅时惊醒了娴。娴穿著背心和睡裤站在她身後看著她。娴说，你拿破铁锅去卖钱吗？能卖几个钱？芝头也不回地说，你一天到晚光知道钱，破铁锅能炼钢铁，你不懂。娴轻声地叹了一口气，她伸出手摸了摸芝的辫子，说，我是让你气死了，这两天饭也吃不下。明天回家吧，带上你那位党员同志，我做点好菜给你们吃。芝这时朝母亲看了一眼，她说，怎么又变了？你不是让我们断吗？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娴说，随便你了，反正是你想跟他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你要找谁就找谁吧，谁让我养了你这个宝贝女儿呢？第二天芝带了邹杰回家。桌上摆了四只小菜，量虽少但非常精美。邹杰夹了一筷子红肠往嘴里塞，被芝打了一下，芝轻声说，到我家不能胡来，我母亲很重规矩，邹杰说，怎么香肠还有红颜色的？我从来没吃过。这时候娴走出了房间，一眼就可以看出娴精心打扮过了，她穿著蓝底黄花的丝质旗袍，腰部以上绷得很紧。娴的嘴唇也浅浅地涂了口红。娴打量著邹杰，她的直露而奇怪的目光使邹杰很不自在，芝也一样。她忍不住对娴说，你别这样看人家，他又不是小偷。娴莞尔一笑，她说，看看有什么要紧？我看小邹长得不错，很像高占非。　　高占非是什么人？邹杰有点局促地问。　　你连高占非都不知道？娴想了想说，也难怪，他演电影出名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有没有呢。　　原来是演电影的。我不喜欢演电影的，他们都好吃懒做，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寄生虫。邹杰严肃地说。　　芝捅了捅邹杰。邹杰说漏嘴了。芝以为母亲会变脸，没想到娴没有生气，娴点著头说，对了，他们都是寄生虫，你说得一点不错。不过，能过上寄生虫日子也要靠本事，这点你就不懂了。娴後来婉转地问到邹杰的家庭状况，邹杰自豪地说，我们家三代工人，我是第一个有文化的人。娴听後脸上的表情莫测高深。後来她说，工人家庭也好，现在是新社会了，工人吃香，有钱有势的人反而不吃香了。　　当芝把结婚的事告诉娴时，娴先是惊愕，过後她就哭起来，哭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芝茫然地看著母亲扭曲痛苦的脸，不知所措。娴对此的反应超出了芝的预计，芝猜不透她的心。娴进了厕所间，她插上门在里面一边哭泣一边摔打著东西。娴说，滚吧，就当我养了条狗。反正我也不要靠你，你别指望我会给你一分钱。芝觉得很滑稽，她说，我本来就没有跟你要东西。芝的心一下就冷了，她说完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砰地撞上房门。夏日的一天芝嫁到了邹家。芝没有嫁妆，带到邹家的只有一只磨损了的皮箱。箱子里是她的衣服，还有那些关于水泥制造的专业书籍。芝不想声张她的婚事，但邹家坚持要办两桌酒席。邹杰的母亲对她说，虽然你家没什么人，但我们的亲戚多，礼钱都收了，总归要热闹一下的。在婚礼上芝穿著一件素色连衣裙，其神情落落寡合，满腹心事。来客都问邹杰，新娘为什么不高兴？邹杰说，她天生这样，她从来不笑。来客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们要听新娘唱歌。邹杰对芝说，你就唱一支歌吧。芝端坐不动说我不会唱歌。来客不依不饶，要新娘跳舞。芝又说，我不会跳舞，婚礼的气氛立刻沉闷起来，除了芝自己，所有的人都觉无趣。邹杰只好拿了笛子来，给大家胡乱吹了几支曲子。邹家的房子很拥挤。邹杰的妹妹和父母合并到一起，才给邹杰和芝腾出了一个房间。房间很小，没有窗户，灯从早到晚是开著的，一盏１５瓦的电灯昏黄地照著简陋的几件家具，照著芝的新婚生活。最初几天，芝经常坐在床上垂泪不止。邹杰怎么哄也没用。他有点生气地说，我家是无产阶级，就这个条件，你应该有思想准备的。不。芝擦著泪说，我不是为这个，我是害怕。怕什么？有我在你怕什么？　　我说不清。芝低下头看著地上的两双拖鞋，她说，也许我们太草率了，我对以後的生活心里没有底。我就是害怕以後，以後我们不好了该怎么办呢？　　你这人小资情调太严重。邹杰叹了口气说，团支部没有批准你入团，就是这个原因。　　芝当时已经和邹杰一起分到了水泥厂工作。工厂离家很远，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回家後疲惫至极。芝每天都是匆匆吃几口晚饭就上床休息了。芝把她的脏衣服塞到盆里用水泡著，但她总是忘了去洗。芝与邹家人的矛盾最初就是从洗衣服上产生的。芝有一天听见小姑在门外摔摔打打地说，耍什么小姐脾气？自己的衣服让别人洗。芝知道这是针对她的。她走出去，看见邹家人的脸色都很难看。邹杰的母亲把芝的衣服从盆里拎出来，她对芝说，你看，浸了两天都臭了，还是我给你洗吧。芝的脸涨得通红，她夺过那堆衣服，又把它们扔回盆里，一言不发地洗起来。那次芝又落泪了，她从中感觉到邹家人对她怀有某种敌意，也许直接原因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後来又出现了洗碗的问题。芝虽然洗了自己的衣服，但她每次吃完饭把碗一推就走了，邹杰家人看不惯。邹杰的母亲在饭桌上诉说她做新媳妇时的种种艰辛，芝并没有领会她的暗示，直到邹杰有一次对她说，你也该洗洗碗了，别老让人伺候你。芝这时深深意识到她与邹家的人格格不入。芝冷冷地说，不洗，我情愿不去吃饭也不洗碗。　　芝果然两天没在桌上吃饭，她在街上吃点馄饨包子权作晚餐。到第三天，邹杰的母亲对芝说，你要是跟著我们吃不惯，就另吃吧，家里还有一只煤炉。芝说，我随便，我吃不吃无所谓的。邹杰的母亲说，邹杰就跟你吃了，邹杰最喜欢吃红烧肉。芝说，我不会做红烧肉，他想吃让他自己做。芝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不愉快的插曲。她知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她自身。另外一方面，她对邹家充满了鄙视情绪，她认为这个家庭庸俗琐碎，并不优于她和母亲组成的两人家庭。再其次，芝怎么也不习惯使用马桶，她每次出门倒马桶都从内心感到厌恶透顶。　　芝让邹杰打报告向工厂申请房子，遭到了拒绝。邹杰说，我是党员，怎么能带头向组织上伸手要房呢。再说，我们现在有房子住。芝说，这也叫房子？连扇窗子也没有，整天透不过气。反正这儿我住不下去了。邹杰说，这点困难你就克服不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娇骄二气，吃不了苦，你还不承认。芝说，随你怎么说吧，我不想住这儿了。明天我回娘家去，我情愿受我母亲的气，也不在这儿受你们一家人的气。邹杰的脸挂下来了，他愤怒地盯著芝看了好久，最後带著决绝的意味说，好吧，你走，你嫌弃这儿，我不嫌弃。芝这时候意识到争斗的结果将造成她和邹杰的分离，这并不是她的初衷。她疑惑地说，你不跟我走？邹杰背转身说，我不走。我不愿去你家，我讨厌你母亲。芝咬著嘴唇说不出话，她对邹杰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忌恨。１９５８年，昔日的汇隆照相馆经改建重修後重营旧业，只是性质有了根本改变，现在它是国营红旗照相馆。红旗照相馆在楼下，楼上单独另开了一扇门，那扇门里住著芝和她的母亲娴，一层楼板把公共事业和私人生活严格地分开了。芝回到娘家，娴的反应非常平淡，她说，我知道你会回家的，你毕竟是我的女儿。又问芝，是不是邹杰欺负你了？芝一声不吭，她显得倦怠憔悴，不愿意说一句话。娴很冷峻地打量著芝，突然说，你从来不把我当母亲看，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芝没听懂母亲的意思，她朝房间里走，说，求求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吧。她关门的时候又听见母亲说，我真後悔，我为什么会逃走？　　芝也後悔。她後悔不该这么匆忙地嫁给邹杰，至少她要对邹杰的一切考察一段时间。终身大事是不允许任何感情冲动的。芝卧在原先睡的铁床上，看见白床单上那一小块发黄的痕迹，从前的未婚少女的气息梦一样地围绕著她。芝感到怅然若失，整个世界都变得黯然神伤了。　　在分居的那几天里，芝躲避著邹杰。在水泥厂的简陋的办公室里，隔著一堵木板墙，她能看见邹杰的乱蓬蓬的头发。邹杰的脑袋一会儿从墙上升起来，一会儿沉下去，芝装作没看见。有一天下班後邹杰骑著车跟在她身後，从工厂一直跟到红旗照相馆门口。芝仍然装作没看见，但他在照相馆的玻璃橱窗前站了会儿，又骑上自行车走了。芝一下觉得非常失望，心里像浇了一瓢凉水。　　事实上芝等著邹杰去她家，但芝对此没有把握。芝在焦躁和无聊中过了九天。第九天芝怨恨交加，她想她只能再等一天了，如果邹杰明天再不来，她永远也不会和他继续过婚姻生活。芝其实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人。　　第十天下雨。窗外的瓢泼大雨使芝心灰意冷。芝伏在临街的窗前扫视雨中的街道，看见一辆自行车犹犹豫豫地停在楼下，邹杰穿著雨衣跳下车，轻轻地敲门。芝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对著楼下喊起来，门没关，门是开著的！邹杰带了条被子来，被子外面虽然用牛皮纸包了一层，还是被雨淋湿了。芝把被子晾到竹竿上，她说，你带被子来干什么？邹杰说，我睡自己的被子。我不睡你们家的被子。芝说，这是为什么？邹杰有点不好意思，脚臭，怕弄脏了你家的被子。芝捂著嘴扑哧笑了，你还挺自觉。　　夜里雨仍然下著。芝难以成眠，她看著枕边的邹杰，邹杰已在梦里，他的嘴唇翕动著，下唇上长了一个水泡。芝摸了摸邹杰的脸，心中突然有些後怕。如果今天邹杰不来，他们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邹杰的迁入使照相馆上这家人的生活改变了格局。娴把买米拖煤之类的家务交给了邹杰。这很自然，邹杰轻松地干掉了许多力气活，他不怕累。邹杰身强力壮，有著超人的充沛的精力。娴後来经常当著芝和邹杰的面夸奖邹杰能干。娴又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就并不到这样的男人？芝有点反感娴说这类话，芝反感娴在所有男人面前的轻佻言行和举止。有时候芝感觉到他们夫妻与娴同住一处的微妙细节，芝知道她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总是赶不走一个难以言传的幻觉，芝怀疑娴窥视他们的性生活，所以夜里芝每每要求邹杰的动作保持轻捷，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芝怀疑娴躲在门口偷听他们的动静。这种怀疑令芝感到羞愧，她没有办法向邹杰解释。一天早晨芝被门外的响声惊醒，她睁开眼楮看见气窗上娴的脸一闪而逝，芝叫出了声。她的幻觉竟然被证实了。邹杰被芝的叫声惊醒，醒来看见芝脸色惨白地坐著发愣。邹杰问，你怎么啦？芝捂著脸重新睡下来，她说，没什么，我看见了一只老鼠。第二天芝就将气窗玻璃用报纸蒙上了。第二天芝看见母亲时心里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娴显得若无其事，她说，你们窗玻璃上有只苍蝇，我把它打死了。芝没说什么，她想，但愿真的是一只苍蝇。芝的敏感多疑的性格导致她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好几天闷闷不乐。邹杰不知其中缘故。他说，你这人怎么情绪无常，前两天不还是挺高兴的吗？芝烦躁地说，你别管我。我们没有自己的家，我是高兴不起来的。邹杰说，是你自己要住过来的，你要不想跟你母亲过我们就回家。芝摇了摇头说，那也不是我的家，不想去。就在这儿住吧，她迟早要死，死了就安心了。以後的夜里芝做了许多类似的梦。其中有个梦是娴站在邹杰的背後替他整衣领。这也是芝唯一敢回想的梦境。这些梦折磨著芝，芝知道一切应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民谚，她怨恨自己为什么老想这种无聊肮脏的事，况且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即使她不相信母亲，她也应该相信邹杰。邹杰与母亲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人。後来芝想起那段时间自己古怪的心态，觉得很可笑。她只能把一切归咎于她内心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它由来已久，芝记得她很小的时候经常被母亲反锁在屋子里，她害怕极了。她很小的时候，有个牙科医生经常到家里来，他一来母亲就让芝到另外的房间睡觉。芝一个人在黑暗里害怕极了，她光著脚跑去母亲那儿敲门，门始终不开。芝只能哭泣著回到黑暗中，她真的害怕极了。後来芝想起这些往事，她又把一切归咎于对母亲的忌恨与恐惧。芝如果有了办法，她是决计要离开母亲的，可惜她没有办法。芝同时又是个孤僻而脆弱的女人。１９５８年，芝作为水泥厂的年轻女技术员投身于火热的大跃进运动。芝的纤瘦的穿著蓝布工装的身影在水泥厂工地非常引人注目。她参与了白水泥的试制生产，因之得到了一枚劳动奖章。芝很珍惜这枚奖章，她把奖章放在她的绿丝绒首饰盒里。盒子里还装著一条赤金项链和一只翡翠戒指，那是她结婚後娴给她的全部嫁妆。　　有一天芝正想出门被母亲娴喊住了。娴刚拔了一颗牙，她从嘴里掏出一个沾血的棉花团，对芝说，你还记得黄叔叔吗？他是个牙科医生，你小时候他经常给你吃巧克力的。芝说，怎么不记得？他一来你就让我一个人睡。我前天去口腔医院并见他了，他还在当医生，就是他给我拔的牙，一点也不疼。芝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黄医生还是那样风流倜傥，头发一丝也不白，腰板直直的，他妻子去年得败血症死了。　　芝明白了母亲的潜台词，她不耐烦地说，你想嫁给他就嫁好了，我不管，我要去上班了。　　等等，让我把话说明白了。娴又拉住了芝，她说，黄医生现在住宿舍，他要是来的话，你和邹杰就要出去了。芝恍然大悟，愤怒和仇恨噬咬著她的心。芝咬著牙对娴说，他什么时候进来，我们什么时候出去，你别以为我们想赖在这儿。以後的几天里芝和娴没有说过一句话。芝把这事瞒著邹杰，否则邹杰立刻就要回他的那间黑屋子去了。芝只有在厕所间里暗自啜泣。她痛恨自己生在这个阴冷的家庭里，她想也许她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　　正当为今後的落脚点犯愁时，事情有了变化。娴有一天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大骂黄医生是个色鬼，又骂世界上的男人都是色鬼，没有一个好东西。芝冷冷地说，到底怎么了？娴控制不住她的激愤情绪，尖声说，他跟一个护士勾勾搭搭。芝忍不住刺了一句，那你跟他不也是勾勾搭搭吗？娴把手里的草编提包猛地砸到芝的身上，你幸灾乐祸，你们存心把我气死，气死我你们就有好日子过了。男人不是好东西，女人也不是好东西。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东西。芝把母亲的提包挂到墙上，回过头看看她那种歇斯底里的样子，心里充满厌恶，另一方面，她又庆幸母亲这场恋爱的结局，这样芝就不需要另起炉灶生活了。芝又以全部精力投入了白水泥的试制生产。到了１９５８年，跃进牌白水泥投产了。投产那天市里和中央的领导来剪了彩，最後和技术人员合影留念。後来那张照片登在《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芝也在照片上，她站在人群的左侧，手捧一束鲜花。芝拍照时不喜欢笑，即使是这样的欢庆场面，芝看上去仍然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芝和邹杰结婚後一直没有怀孕。芝不解其中的原因，他们的性生活是正常的。芝对这种事没有太多的激情，但她也不想采用任何避孕手段，她的潜意识里是希望有个小孩的。她发现邹杰很喜欢孩子。在某次平淡的房事後，芝问邹杰，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邹杰说，女孩。你呢？芝郑重其事地说，我不要女孩，我想要个男孩。邹杰说，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封建意识，新社会男女平等了，男女都一样。芝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一时也说不清楚。好多事情女人有感受，男人没有。你懂吗？芝有一天绝望地把邹杰推开，她望著天花板说，算了，也许我们中间谁有问题，我们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邹杰说，不会的，再说我们又不光是为了生孩子。芝哑著嗓子说，我只对孩子感兴趣。邹杰看著芝倦怠灰心的神情，感到很沮丧，他突然意识到芝是应付他的，芝的目的只是为了孩子。如果这样，我不成了一匹种马吗？邹杰想著，他觉得受到了某种伤害和污辱，他的旺盛的性欲因之被抑制了，以後的几夜邹杰一上床就自顾呼呼大睡。１９５９年的一个休息日，邹杰陪著芝去了医院。他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突然听见芝在诊疗室里哭起来。邹杰猜到了什么，他一下感到体内变得空空荡荡，伴随著一种深深的凉意。芝从里面出来时泣不成声，她目光呆滞地看著邹杰，什么叫输卵管阻塞？我为什么这样苦，谁都能生育，我为什么就没有这个权利？邹杰扶著芝朝医院外面走，芝的步子摇摇晃晃的，芝继续哭泣著说，如果我有孩子，我会对他好，我不会让他受一点苦，老天为什么就不肯给我一个孩子？从医院回来後芝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几天沉闷伤心的日子过去，芝开始镇定下来。她站在镜子前端详著自己憔悴的脸，她的脸由于过多的哭泣变得浮肿起来。芝抓过一把梳子梳著头发，对邹杰说，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邹杰说。　　你考虑过离婚吗？芝沙沙地梳著头发，她说，你要是想离婚，我同意。我不愿意担上绝後的恶名。　　别胡说了。邹杰很厌烦地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事业第一，家庭第二，有没有孩子都一样。　　现在这样想，时间一长就不同了。芝说，你总不能一辈子跟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在一起。　　我拿你真是没办法。邹杰叹了口气，你老是自己折磨自己。难道你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　　一切都会变的，只有人的命运不会改变。芝把梳子扔到桌上，掠了掠头发，她说，我母亲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让我承担她的悲剧命运，我恨透了她。我是一个私生女，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注定享受不到别人的幸福和权利。谁都能生育，我却不会生育，这是我的错吗？芝那天说了很多。邹杰不耐烦地听著，他觉得芝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倾向，但他忽视了另外一种更为可怕的倾向。芝对生活感到了某种彻底的绝望，情绪低落到了极点。１９５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芝躲到厕所间吞下了半瓶安眠药，然後她安然地回到床上躺在邹杰身边。芝准备就此告别世界。在厕所间的墙上她用圆珠笔写了给邹杰的遗书：邹杰，别忘了付给母亲这月生活费五十元。我是爱你的。早晨邹杰醒来时发现芝还在安睡，他推了推她，芝一动不动。邹杰想等一会再叫醒她。他去上厕所，看见了墙上那行字後猛地醒悟到了什么。邹杰去敲娴的房门，他失声大叫，快起床，芝寻短见了。娴在里面生气地说，大清早的你胡说什么，好好的怎么会寻死？要寻死的是我，不会是她。邹杰知道娴不相信，他就把芝从床上抱起来往楼下跑。在清晨的大街上，邹杰抱著芝挡住了一辆送豆制品的三轮车。车主说，这女的怎么啦？邹杰又急又恨地说，她活腻了。车主又说，那这车豆制品怎么办？邹杰愤怒地说，人比豆制品值钱！他把芝往那堆油豆腐素鸡百叶上一放，推开车主就骑上车往医院去了。芝在灌肠後仍然睡了二天二夜。邹杰和娴轮流看护她。芝在第三天的薄暮时分醒来，看见邹杰伏在她的脚边睡著了。她伸出一只手抚弄著他的头发，眼楮看著病室的窗外。窗外的石榴树上有一只小鸟跳上跳下的，芝依稀觉得她的灵魂和小鸟一样在外面流浪著，跳上跳下的。　　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芝对邹杰说，你到街上去给我买一束康乃馨。如果买来了，我就不会死，如果街上没有康乃馨，证明我没有权利生活下去，我还会走这条路的。邹杰跑遍了半个城市，买回了一束红色的康乃馨。他推开病室的门，看见芝的眼楮亮了一下，随之又恢复了原先的淡漠。你把花插在药瓶里吧。芝轻声地说。　　芝，你到底为什么？邹杰一边插花一边生气地说。不为什么。我就是有点害怕。　　你到底怕什么？你怎么能把生命当作儿戏呢？我怕失去你。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对我的爱一天天淡下去，最後没有爱了，说不定会恨我。我害怕的就是这些，芝侧过脸看著窗外，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眶。　　１９５９年，邹杰发现妻子芝的行为越来越古怪病态。芝终日精神涣散，唯一的精力都用在对邹杰的严密控制上。芝不允许邹杰和年轻女性说话，她对邹杰的任何单独活动都表示忧虑和紧张。有一次他发现芝在检视他换下来的内裤，这种卑琐的举动使邹杰难以相信自己的眼楮。　　医生认为芝患了忧郁症。邹杰不理解这种疾病的含义，他问医生，如果我们领养个孩子，她的病会不会好起来？医生对此不置可否，但他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到了年底，邹杰去儿童福利院抱领了一个弃婴。他想遵从芝一贯的意愿抱个男孩，但福利院中所有的弃婴都是女孩，没有男孩。邹杰觉得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他没有办法，最後抱回家的还是一个女婴。邹杰给女婴取名为箫。他认为箫是一种有苦难言的乐器，就这样邹杰做了父亲，其实是箫的养父。　　芝做了箫的母亲。她对箫的性别始终怀有不满的情绪。娴做了箫的外祖母。娴说，就当养只波斯猫吧。箫被抱回家的第二天，他们来到楼下的红旗照相馆，请熟识的摄影师照了一张全家福。摄影师让他们都要笑，邹杰和娴很自然地笑了，而病中的芝怀抱婴儿笑得略显茫然。後来这张合家欢就陈列在红旗照相馆的橱窗里，过路的行人都会朝它多看一眼，这是１９５９年冬季的事。　　箫的故事　　箫记得她小时候经常看见燕子。燕子在她家的门檐上筑了一个草巢。许多个早晨箫在燕声啁啾中醒来，她抱著一只破旧的布娃娃坐在铁床上，闻到一股熟悉的煎药气味弥漫了空间。楼梯上有人轻轻地走动。娴每天早晨把箫喊醒，娴的发髻散乱地披垂著，胸前挂著两朵白色的茉莉花。箫记得她起床後总是看见芝在水池边刷牙，芝的嘴角上凝结著牙膏的白沫，一柄塑料牙刷在芝的嘴里来回抽动，发出机械的沙沙的声音。水池的左侧是煤炉。药煎在煤炉上噗噗地冒著热气，药味浓郁而古怪。箫知道再过一会儿，那罐药将被端下来，娴把药用纱布滤成一碗黑水，端到芝的手中，芝每天都要喝这种黑水。娴又把一锅泡饭端到炉子上去。箫在上学前必须吃掉一碗泡饭，外加半块腐乳或者一条酱瓜。　　箫有许多日记本。在历史最早的一本日记里箫这样写道：我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我的童年是不幸福的。我母亲患有精神病。她从来不关心我。我的外婆一把年纪还要打扮得妖里妖气。她每天让我吃泡饭，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天天吃泡饭。箫回避了她的养父邹杰的存在。对于邹杰，箫从来不提。从十四岁那年开始，箫就害怕回忆养父邹杰的脸。在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邹杰一直是她心灵上无法抹去的一块阴影。１９７２年，箫十四岁。箫对十四岁前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到了这一年，箫的经历就变得如泣如诉了。箫那天玩得很累，晚上一上床就睡著了。大概是半夜时分，箫被突然惊醒。她看见一个黑影站在她的床头，箫想叫，一只手迅捷地捂住了她的嘴。箫认出了邹杰。她听见邹杰压低声音说，别叫，你把被子蹬掉了，我在给你盖被子。邹杰说完朝门外走去。箫发现邹杰是光著脚的，他的光脚在幽暗中泛出寒光。箫害怕起来，她跳下床去关门。门被邹杰抵住了。邹杰又闪了进来，他穿著短裤和棉毛衫，身上有一种膏药的气味。邹杰说，箫，你千万别叫，你是我抱回家的，我喜欢你，我不会欺负你。箫推著邹杰，你出去吧，我要睡觉。邹杰说，她有精神病，我不能和她离婚，可我也是个男人，箫，你懂男人和女人吗？箫快哭出来了，她摇著头说，我不懂，我要你出去，我要睡觉。她看见邹杰颤抖著，眼楮里有一点火光在跳动。她的手在空中挥舞著，并翻了箱子上的一只水杯。水杯清脆的碎裂声唤来了芝和娴。她们在外面敲门。箫听见了芝的尖厉的声音，邹杰，你这回总算让我抓住了。箫听见邹杰开门的声音非常沉闷，然後电灯亮了，灯光很刺眼。箫终于尖叫了一声，随後她捂住了自己的眼楮。她不知道死气沉沉的家里为什么突然发生了这场变故。　　箫记得出事的第二天她仍然去上学了。那天有体育课，跳小山羊。箫怎么也跳不过去，脑子里总想著夜里发生的事。她看见娴出现在操场那一端，娴提著草编挎包朝箫招手。箫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等著她。　　跟我去铁路口。他卧轨了。娴说。　　箫的脸色发白。她僵立著说不出话。　　他装得像个正人君子，干这种下流事。他这是自食其果。娴说。箫跟著娴赶到铁路道口，邹杰的尸体已经被拖走了。铁轨上有一大滩血，在阳光下呈现出奇怪的紫色。风吹动路上的灌木丛和杂草，箫凝视著那滩血，浑身颤抖。她感到一切都如在梦里。芝坐在枕木堆上，她双手捧著一只被血溅红的解放鞋。邹杰的丧生使芝的精神有所缓和。芝对著鞋子说了许多话。邹杰，你不该和我结婚。芝说。　　邹杰，我不该吓你。我说要去告你，我其实是吓你的，你是个大男人，为什么就害怕了？芝说。　　箫站在风中。一列黑色的货车从她的身边轰隆隆地疾驰而过。箫注视著那列货车远去，最後消失在天边，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三个女人站在铁路上面对那滩紫色的血。这是１９７２年的一天，箫十四岁，箫十四岁的时候开始成熟了。箫十六岁那年自愿报名去了农场插队。箫本来可以留在城里，但她一心想离开芝和娴，还有红旗照相馆楼上的阴暗潮湿的家。这是她早就酝酿过的。箫的选择充满了时代意识，因而受到了普遍的赞誉。箫自愿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通讯报道发表在１９７４年的《解放日报》上，与当年芝在水泥工地上的照片刊登时间相隔十六年。　　箫去了农场以後才发现她陷入困境之中。在苏北荒凉的盐堿地上，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强度远远超出了箫的想像范围。箫在水田里插秧时觉得自己像一只迷途的小狗，她的纤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农场生活。箫想回家，但家已经变得模糊而遥不可及了。许多个夜晚，箫在茅棚里听见大风吹过苏北贫困的原野，她想著红旗照相馆楼上的家，想著芝和娴的脸，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箫感到一种真正的孤单和恐惧。　　箫下定决心回城。她采用了一个女友传授给她的病退方法，用冰块在膝盖上长期摩擦。女友说，咬咬牙，坚持一个月你去医院，医生就会诊断你有关节炎了。１９７６年冬天，箫抱著一块冰躲进农场简易漏顶的厕所，她仰望芦席棚顶上露出的灰暗天空，用冰摩擦著双膝。箫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对自己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箫後来拖著两条僵硬的腿返回城市。她真的患上了可怕的风湿性关节炎。在肮脏拥挤的乡村公共汽车上，箫坐在她的简单的被包上想像回城後的生活。她感到一片茫然。当车窗外的田野农舍最後消逝时，她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时光已经提前耗费光了。箫的经历与她的同时代人基本相似。後来她一直在一家综合菜场的猪肉柜台上卖肉。对于这门职业箫没有嫌弃之心，她有思想准备。与箫前後病退回城的知青觅得的工作五花八门，有剃头的，炸油条的，烧锅炉的，还有一个女孩去殡仪馆当了化妆师。他们对箫说，你算是有福气的，卖肉这行当不错。箫说：我知足，你们以後买肉都来找我吧。初上猪肉柜台的那几天里，箫老是从自己的衣服上闻到生猪肉的气味。这种气味就像植物一样在她的指甲、头发和鼻孔里生长，挥之不去。箫每天都去对面的公共浴室洗澡，但也无济于事。她没有办法了。随它去吧。箫想猪肉味总比农场生活易于忍受一些。箫後来就不去洗澡了，不去洗澡也就过来了。箫从中总结了对付生活的无为而治的新经验。箫回城後发现芝的忧郁症病状日趋严重。芝终日坐在背光的窗前，手捧亡夫留下的一只解放鞋喃喃自语。每逢星期三的上午她离家出门，去铁路道口祭奠邹杰的亡灵。箫知道星期三是邹杰的忌日。想起邹杰她的心中就有一种浮冰的凉意。箫不希望留存邹杰的任何记忆，但她始终无法忘记十四岁那年的重大事件。邹杰留在铁轨上的那滩紫色污血在十年以後仍然散发著悲怆的气息。　　箫的男朋友小杜有一天在铁路道口看见了芝，芝对亡夫的刻骨铭心的眷恋使他颇为感动，同时他也担心芝的安全，第二天小杜与箫在公园约会时提及此事，他发现箫的反应极为平淡。你别让她去铁道口了。那里很危险。小杜说。她有病。她要去，我有什么办法？箫说。我不管她。你应该管管。虽然她不是你亲生母亲，但也是养母。你不管谁管她？我不记得她是怎么养我的，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所以我不领谁的情。箫低下头咬著嘴唇说。　　小杜看见箫的眼圈有点发红，他知道箫对她家的事是讳莫如深的。但是好奇感促使小杜紧追不舍，他谈了一会儿闲话，突然又问，箫，你的养父是怎么死的　　箫沉默不语。她转过脸看著别处，过了好一会儿说，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些？这跟我们的事有什么关系？小杜说我只是随便问问，你要不想说就不说。那天箫借口上厕所不辞而别离开了公园。箫和小杜的约会经常出现这种尴尬局面，许多次不欢而散，然後又再次见面。他们的恋爱不冷不热地持续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都不想轻易地放弃对方。小杜三十一岁了，是同济大学毕业生，想结婚但没有房子，而箫也二十八岁了，箫是个卖猪肉的营业员，她在红旗照相馆的楼上有永远的房产继承权。他们都逾越了浪漫年龄，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箫和小杜准备登记结婚的前夕开始著手处理养母芝的问题。箫为此调休一天，专程去芝以前工作的水泥厂商量。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送芝去精神病院的要求。水泥厂方面很吃惊，他们说，为什么要去那里？芝的病很轻，完全可以在家里调养。箫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她经常去铁路道口，出了事怎么办？谁负这个责任？水泥厂方面说，你是她女儿，你当然有责任照顾她。再说她病休二十几年，厂里付的医药费已经够多了，住院的费用是付不出了。箫说，你们不肯付难道让我付吗？我一个月八十元工资，还要准备结婚，我拿什么付？箫说著说著就哭起来，许多伤心事一齐袭上心头，箫最後已是泣不成声。水泥厂方面因而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将芝送到郊外的精神病疗养院去。　　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上午，箫提著网兜和一口皮箱把芝送上了吉普车。芝一手抱著她最钟爱的红色康乃馨花束，一手抱看亡夫留下的解放鞋走上汽车。她没有作任何反抗，箫看了看芝的宁静木然的脸，轻声劝慰说，去吧，养好了病我再接你回家。箫结婚的时候，娴已经瘫痪在床上了。箫和小杜的新婚之夜，娴不停地用棍子敲打墙壁，这让小杜感到非常扫兴，他说，她想干什么？箫说，可能又想吃东西了，别理她。她一天到晚躺著，光想吃。小杜说，老这样敲不是办法，你去看看她吧。箫说，不去，让她敲，她存心不让人安静，我恨死她了。小杜无奈地听著墙壁上的反弹声，他说，这样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睡？你不肯去我去吧。　　小杜披上毛衣推开娴的房门。娴躺在昏暗的荧光灯的光圈里，她的脸色微微发青，酷似一只苍老的只果。你想喝水吗？小杜站在门口问。　　娴没有回答，她在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你想吃点什么？小杜又问。　　娴抬起头看了眼小杜，然後指了指影集说，你知道吧？我从前是个电影明星。箫结婚後的第二个月物价就上涨了。她事先得到消息後首先想到的是贮备食品，她买了许多猪肉、鱼、鸡蛋之类的东西，腌在坛坛罐罐里。厨房里放不下，箫让小杜把腌鱼腌肉放到桌子底下、阁楼上面。箫在家里走出走进，到处闻到从腌鱼缸里散发的腥臭，她厌恶所有不良气味，但她没有办法。箫当家，她必须精打细算，她必须每个月往银行里存一百块钱，才有可能在两年内置备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别人有的东西箫也想拥有，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靠箫的努力。箫裁减了所有不必要的开支。她首先减免了娴的牛奶。娴喝了几十年的牛奶，第一天喝速浴豆浆晶时她把碗摔在地上。娴说，我的钱呢，钱都到哪里去了？连一瓶牛奶也不给我喝了。箫说，坐吃山空，你的钱都让你吃光了。我反正一分钱没拿到你的，给你豆浆喝算我孝顺了。娴躺在床上又哭又闹。箫不为所动，後来她把豆浆碗拿走，说不喝也行，你就跟我们吃泡饭吧，我已经吃了三十年泡饭了，我连速溶豆浆也没喝过。箫的第二步计划是逼小杜戒烟。小杜起初坚决不同意，小杜说，我活在世上就好个烟，你不能剥夺我抽烟的权利。箫说，什么权利不权利？你烧的不是烟，是钱。我们现在不需要权利，需要钱。我们需要电视机和冰箱，一切都需要钱，等有了钱置齐了东西，你抽不抽烟我就不管了，到那时候你再要回抽烟的权利吧。小杜惊异于箫思维的直接和轻灵。他顺从了箫。他深知箫限制的实际是他买烟的费用，所以小杜後来就成了个专门蹭烟抽的人。研究所的同事讥笑小杜怕老婆。小杜不承认，他说，我不是怕她，我其实是可怜她。她要钱我满足她，男人就应该满足女人的各种愿望，否则世界和人类就不会延续下去了。後来的一次食物中毒使小杜对腌肉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小杜吃了家里最後那坛腌肉後腹泻不止，他知道是肉没腌透，时间一长就变质了。小杜硬撑著跑到医院去挂了一瓶盐水，他一个人躺在观察室里想到婚前婚後许多事，忽然感到婚姻的某些前景是黯淡的。後来箫急匆匆地来了。她坐在床边对小杜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食物中毒？箫不相信，她说，我也吃了腌肉，我怎么没中毒呢？可能你吃惯了变质的东西，肠胃功能好。别胡说。箫沉下脸说，如果你不想吃腌肉可以直说，也不用拿中毒来吓我。　　小杜再也按捺不住，他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庸俗无知的女人。箫瞪大眼楮看著小杜，她回味著小杜的话，过了一会她低声哭泣起来。箫说，好吧，我庸俗，我无知，我害得你食物中毒，这个家我不当了，你愿意吃什么就买什么。小杜说，这跟谁当家没有关系。　　箫继续哭泣，她突然从皮包里掏出一叠钱摔到床上，箫说，这个月的工资给你，你来当家吧。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穷家。箫说完就站起身走了。走到门边，箫回头看看床头挂著的盐水瓶，意识到小杜是在输液。箫又慢慢地走回来，坐在床上。但她是用背对著小杜的，所以小杜看不见箫是否还在哭。小杜面对的是箫的後背。箫的後背浑圆有力，显示著女性柔韧的意志。小杜认为这种意志缺乏依据但却是难以抗拒的。箫，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好像是我嫁给了你，而不是你嫁给了我。小杜平静下来後对箫这样说。　　箫没有听见，或者是听见了不想回答。她仰望著透明的输液管里慢慢流动的液体若有所思。箫在二十八岁上结了婚，箫有著所有已婚女人对生活的忧虑和幻想。後来她低头从指甲缝里抠出一块油污，弹在地上。　　我有一种更奇怪的想法。箫突然说，我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我不喜欢女人的生活。你们做男人的不知道做女人有多苦，有多难。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可她们离不开男人，最後都会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瞧不起女人，我也瞧不起自己。小杜，你瞧得起我吗？　　小杜躲避著箫的视线，他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箫怀著一种绝望的心情拧她丈夫的手臂，她说，你说呀，说实话，你瞧得起我吗？瞧得起怎样？瞧不起又怎样？小杜歪过头去闭上眼楮，说，婚都结了，你都怀孕了，还能怎么样？　　箫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听说了小杜在外面的风流韵事。有个女友告诉她，看见小杜和一个女的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箫起初不相信，她说，小杜每月只留五块钱零花，他哪儿有钱请女人喝咖啡？女友说，你真傻，哪个男人没有私房钱？你就相信他只留五块钱？箫想了想说，我无所谓。他要在外面胡来，我也可以，一报还一报，可惜我现在怀孕了，这副样子太难看了，没有男人会看上我。　　有一天小杜穿了一套西服出门，说是去参加朋友的家宴。箫从丈夫的神色中一眼看出了问题。她坐著织毛衣，淡淡地说，你去吧，早点回来。小杜刚下楼梯，箫就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她尾随其後，跟著小杜来到暮色渐浓的街道上。箫穿著睡裙和拖鞋，满腹狐疑地走在繁华拥挤的街道上。她看见小杜站在一块公共汽车路牌下，好像在等车。箫正在犹豫是否要跟他上汽车时，一辆汽车靠站了，小杜没有上车，他只是急切地扫视著从车上下来的人。他是在等人。箫这样想著就到路边小摊上买了一袋瓜子。她倚在广告牌後面，一边嗑著瓜子，一边注视著街道对面的小杜。小杜在暮色中的脸苍白而模糊，他的焦灼期盼的目光像剑一样刺著箫的心。箫觉得她的心正一点点慢慢地下坠，一种深深的凉意在她脆弱的体内荡漾开来。箫看了看天空，天空也正在一点点慢慢地黑下来，整个世界空空荡荡。　　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穿杏黄色裙子的女人。箫看见了她的脸和身材。那是个和箫年龄相仿相貌平平的女人。箫很快对她作出了这个判断。她并不比我漂亮。箫想。她朝前走了几步，又往後退了几步。她犹豫著是否要走过去对他们说点什么。小杜和那个女人相拥著朝这面走过来了。箫听见了那个女人清脆快活的笑声。正是她的笑声最後激怒了箫。箫决定不再回避，她突然站在他们面前，不动声色地嗑完了最後几颗瓜子。最後箫响亮地清了清嗓子，朝他们脚下吐了一口痰，然後她把手里的瓜子壳全部扔到小杜的脸上。箫对小杜冷笑了一声，你的酒宴吃完了吧？吃完了就跟我回家，外面流行性病，你可别染上了。　　箫始终不去正眼注视那个女人，这是表明她鄙视她的最佳手段。她扭著腰肢朝前走了一段路，回头再看他们，小杜僵立在路上，一动不动，而那个女人已经汇入大街上的人群，匆匆离去。箫站住等小杜过来，但小杜仍然不动。箫低声咒骂了一句，骚货。她自己也不清楚咒骂的对象是小杜还是那个女人。那天小杜在外面呆了很长时间才回家。箫不知道那段时间小杜在什么地方，她闻到了小杜身上有股强烈的酒味。小杜昏昏沉沉地爬到床上来，嘴里发出酒嗝的声音，身体散发出浑浊的热气，使箫感到厌恶透顶。她踢了小杜一脚，给我去洗个澡，你怎么这样臭？你要让我吐了。小杜没有吱声，他仰面躺著，呼呼地喘气。箫又踢了他一脚，快给我滚下床去，你这个下流男人，你有什么脸躺在我的床上？箫的脸上猛地挨了沉重的一击，她恍然意识到那是小杜的拳头，她不相信。箫头晕目眩地跳下床，她想找台灯的开关，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她抓过一本书朝小杜身上砸去，她尖声叫起来，小杜，你敢打我，你有什么脸，竟然敢打我？小杜在黑暗中躺著，他说，打的就是你，你让我丢尽了面子。箫说，你还要面子？你要面子就别干下流事。小杜这时候冷笑了一声，我干下流事？我再下流也没跟自己的养父睡觉。你这种女人，你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的自由？箫站在黑暗中颤抖著，她不知道是谁把这个致命的隐私告诉了小杜。箫的眼泪无声地淌过脸颊，绝望和悲愤使箫咬破了嘴唇，她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无言以对。事到如今，什么都不用说了。箫想，不要解释了，事到如今，什么都不要解释了，她需要的只是报复伤害她的男人。箫婚後一年，小杜提出了离婚要求。箫对此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当小杜阴沉著脸说出离婚这个不祥的字眼时，箫粲然一笑，她用讥嘲的口吻说，你是个大学生，怎么连婚姻都不懂？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能提出离婚要求。小杜说，那好吧，就等孩子出生後再离吧，反正我决心已定，你我无法再共同生活了。箫说，这事可不是全由你定，离不离婚还要看我高兴不高兴呢。小杜说，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不是也想离吗？箫看著小杜的脸凝神思考著什么，最後她说，离是要离，但我不会让你太便宜了。　　此後就是长达三个月的分居。小杜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他重新回到了从前单身汉的快乐时光中，日子过得轻盈而充实。有一次他和女友一起骑车路过红旗照相馆，看见箫在路边菜摊上买莴苣。箫没有看见他们，她和菜贩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後拎著一篮莴苣满意地离去。小杜看见了箫的腹部沉重万分，想那里孕育著他的骨血，小杜感到惘然若失。他对女友说，你知道吗？婚姻其实是一只巨大的圈套，只要你钻进去，生活就变得莫名其妙。　　１９８７年的夏天异常燠热。这年夏天有许多老人死于酷热的气候。娴就是其中的一员。当七月将近的时候，昔日汇隆照相馆的楼上已经热如蒸笼，娴在病榻上辗转反侧，她预感到死神正在渐渐逼近，但她除了大量吞食雪糕和冰水，没有其它办法反抗。娴得了褥疮，她时常哀求箫给她作全面的清洗，但箫只是敷衍了事地给擦洗一番。箫捂著鼻子，她对娴说，我这样也对得起你了，你看我挺著大肚子，我也很累，我也想让人给我洗一下呢，可我没这个福气，我在这个家里从来就没得到一点好处。娴後来又要求箫去买冰放到房间里，箫终于忍不住叫起来，够了，你别再烦我了，电扇一天到晚吹著，天天一度电，你还要冰。既然这么怕热，你当初怎么不跟那个老板去香港，香港有冷气，再热也不怕，还有佣人伺候，你为什么不跟他去？娴老泪纵横。娴在弥留之际经常沉湎于往事的辛酸回忆中。一本发黄的影集就放在枕边，但她已经无力去搬来欣赏，影集里有她年轻时留下的美丽倩影，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为之骄傲的事情。娴觉得她的一生像纸片一样被渐渐风化，变成碎片。她想起１９３８年与孟老板短暂的欢情，想起对那次堕胎手术的逃避，又一次心如刀绞。　　我怕痛。娴说，就因为怕痛，断送了我的一生。我要是做了手术，不会有芝，也不会有你，我就会过上好日子了。我要是跟他走了，现在也用不著看你脸色挨你骂了。那不一定。女人永远没有好日子，这跟男人没有关系。箫一针见血地回答了娴的臆想。　　娴在弥留之际好像被一种可怕的意象折磨著。她让箫给她拿一把刀来。箫说，你要干什么？娴的脸色潮红，双眼炯炯发光。箫走到厨房里，拿刀回来，正好看见娴微笑著溘然而逝。箫听见窗外飘来一阵如泣如诉的歌声。这是送娴去黄泉之路的唯一仪式了，箫想她为娴作了解脱，而女人与女人的心其实是相通的。女人的共同敌人是男人，但女人却是为男人而死，箫想这不是一件公平的事。　　１９８７年的夏天箫独自居住在照相馆上。她每天中午从菜场回家，一半时间倚窗冥想，另一半时间用在拖地板楼梯这类家务事上。箫拖著沉重的身子，拎著水桶拖把来往于楼上楼下，重复著同一种单调的擦洗动作。从窗户门缝里挤进了１９８７年热闹的街市声，但是箫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箫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了。她竭力把小杜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抹去，其做法酷似当年被抛弃後的娴的做法。最後她站到椅子上，摘下墙上的结婚照。她取出照片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剪刀把照片剪成两半，一半是她自己，另一半是小杜。箫把小杜的那一半剪成许多碎片，捧著它们扔进抽水马桶，然後她很利索地放水冲掉了那些碎片。想到小杜的照片已经混迹于粪便和污水之中，箫憔悴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稚气的笑容。箫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去医院作最後一次围产期检查。医生认为箫有早产的迹象。箫的神色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医生说，你别著急，不管是否早产，婴儿都能活下来。箫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没有时间，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没办好呢。医生说，还有什么事情比分娩更重要呢？箫轻声地笑了笑，她说，当然有，不过这事我不能告诉你。第二天箫像往常一样去菜场工作。她卖掉了很多肉，很快肉案上就空了。箫用抹布擦了擦刀，跑到别的肉摊上割了一块五花肉。她对同事说，晚上小杜回家，我要招待他吃红烧肉。箫後来就把那块肉连同刀一起塞进包里，有同事好奇地问，这么重的刀你带回家去？箫说，这刀快，好用，我带回家派用场。箫在公用电话亭里给小杜打了电话。小杜很吃惊，因为箫从来没给他挂过电话。箫在电话里的声音柔弱而自然，她说，等会儿你回家吧。我请你吃饭，谈谈我们离婚的事情，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傍晚时分小杜如约而至。他带来了一筐桔子和一袋话梅，那都是箫最爱吃的东西。箫的表现很平常，她在炉边忙著炒菜煨汤，她对小杜说，你别客气，现在还没离婚，我们还是夫妻，夫妻之间没什么客气的。　　小杜的心情忐忑不安。他认为箫的邀请有所企图，所以一直等著箫的实质性话题。但箫始终不提，她只是殷勤地给小杜夹菜盛饭。小杜终于忍不住了，他说，箫，你想提条件尽管说吧，我会尽量满足你。说吧，你想要多少钱？箫从容不迫地盯了小杜一眼，她说，为什么提钱的事？我如果要十万元你拿得出吗？你拿不出，我也不想要你的钱。小杜说，那么孩子由我来付抚养费吧，每月八十元够吗？箫摇了摇头说我生的孩子我自己养，跟你没关系，孩子也用不著你抚养。小杜感到疑惑不解，他看著箫平静从容的脸，突然觉得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小杜说，我真的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宽容，那么你到底还希望我做些什么？箫这时候妩媚地笑了一笑，她凝视著小杜的脸，过了很长时间，最後她用一种轻松自如的语调说，你今天睡家里吧，我跟你情义未断，今天夜里做最後一次夫妻吧。最後一次，一了百了，以後我们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管谁。夜里十点钟左右，小杜茫然地爬上了床。小杜与箫大约保持著一拳之隔的距离躺著。他再次温习了箫的身体所散发的女性气息，想起他的这段短暂的婚姻经历，小杜痛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种种矛盾。有许多话想与箫谈，但箫对空泛抽象的话题从来是不感兴趣的。小杜偷偷地观察箫的睡姿。箫侧卧著，脸朝向他这一边。借著月光可以看见箫的眼楮是闭著的，刚刚烫过的头发无力地卷成一团，遮盖了她的一半脸部表情。小杜想她也许很累了，而他也很累了，他们都需要睡觉了。因为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该做的事也都已做完。凌晨二点，当窗外第一辆送牛奶的三轮车　当当地驶过时，箫轻轻地下了床。她走到镜子前，借著那一点幽暗的反光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箫看见自己的眼楮在黑暗的房间里闪著灼热的光亮。她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圈，最後从书架上抽出那把割肉刀。也就是这时候，箫感觉到了分娩前最厉害的阵痛，她的整个身体都在这种异常的痛楚中下坠，箫挣扎著朝床边走过去。她一直想在分娩前完成这件重要的事情。但现在不行了，分娩前的阵痛使箫脆弱乏力，她的意志也在这一瞬间迅速崩溃，箫举著她用惯了的割肉刀，她知道她已经无法下手了，也许她本来就缺乏这种力量。绝望、恐惧和疼痛交织在一起噬咬著箫的心，箫猛地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声，她看见自己的持刀的手颓然垂下，当地一声，那把刀沉沉地掉落在地。小杜惊醒时看见箫哭泣著朝门外挪。小杜说，你怎么啦？箫听见小杜的声音放声大哭，她断断续续地说，送我去医院，我的羊水破了，我要生了。　　箫在市妇产医院产下了一个女婴。箫在分娩时不停地哭泣，助产士们以为她是怕疼，她们当然无法分辨产妇们哭泣的内容，其实每一种哭泣的内容都是不尽相同的。小杜作为家属在产科病房里照顾箫和婴孩。箫从产床上下来後没有同小杜说过话。到了第三天，护士们把婴儿车从里面推出来，箫一眼就认出了她的女儿，她指著婴儿车对小杜说，左边第三个，去抱来吧，那是你的女儿。箫的奶水很足，她给婴孩喂奶的动作协调而熟练，这让小杜很吃惊。小杜坐在一边，看箫给婴孩喂奶。阳光从病房的百叶窗折射进来，箫的憔悴而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隐隐约约的金黄色，箫凝视著她的孩子，目光柔情似水，旁若无人。小杜倏然发现箫原来也有著一种美丽，小杜又想，哺乳的女人也许都是美丽的。後来箫终于说话了。箫一边轻轻拍著熟睡的婴儿，一边淡淡地问，你看见地上那把刀了吗？　　看见了。小杜狡黠地一笑，他说，其实那天夜里我根本没睡熟，我知道你有阴谋。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知道。我还知道你下不了手，所以我一点也不害怕。如果不是这孩子，说不定我就下手了。我豁出去了。如果这样就会发生格斗。你怎么打得过我呢？一般来说，女人都敌不过男人。我不相信。走著瞧吧，小杜，我不会轻易地放过你。这是１９８７年的深秋。这一年许多青年妇女在打离婚，箫只是其中的一个。[完结]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