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2)四戴维斯人民公社成立于若干年前，这和合作开荒发展农业或与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集体谋反都没关系，而是一些住在戴维斯的中国人为了巩固友谊消磨时光而凑成的松散团体，自认为“人民公社”。主要活动是吃中国饭喝白干嗑瓜子闲聊熬夜打牌钻桌子。X是专家兼美术设计，憨厚正直，助人为乐。他们两口子好客，加上房子大，顺理成章成了公社的据点。每到周末大家先打电话，破门而入。满屋欢声笑语，通宵达旦。B是一家复印店的老板，可算是本地首领了。他为人和善，笑容可掬，说话有时吞吞吐吐，故得“保密”的雅号。他身为老板，克勤克俭，尽买些二手复印机自己翻修。拆装擦洗中，总会多出些零件来，他顺脚踢到一边，只要复印机运转就行了。要是人的生活在拆装擦洗后能还原就好了，而那多出的零件正是感情中未知的部分，闲置时有潜在的危险。B表面上满不在乎，内心必有疯狂之处，要不怎么好端端信了“天功”，还成了本地骨干。他自以为有了魔法，可呼风唤雨，让外星人调节室内光线，但每回表演都以失败告终。L曾一度领导戴维斯中国女性时装的新潮流，后来搬到硅谷，眼见着这里女社员们花一般全都蔫了。逢年过节，她回娘家似的风风火火赶回戴维斯，一身时髦打扮，照亮了我们黯淡的生活。她是那种天生不发愁的人，永远乐呵呵的。有人说过，幸福是一种能力。果然如此，她原来那份工作让我羡慕不已——在实验室砸核桃，既轻松又不费神，还能顺手吃俩补补脑子，外加各种福利保险。可人家一甩袖子把那活儿辞掉，转身生孩子去了。J来自北京军区大院，可一点儿也没染上那颐指气使的傲劲。五年前她来戴维斯考查美国生活，想顺便找个如意郎君。于是公社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布置下去——网举目张。当时领导潮流的L正在善于保密的B的复印店招工，引起中国小伙儿H的注意。可L名花有主，于是提到待字闺中的J。这一网就捞了条小尾巴鱼。他俩虽住在同一小镇，可先通了三天三夜的电话，昏天黑地订了终身，然后再见面约会。说来也巧，这位在美国长大的H用英文写诗，报考加大戴维斯分校是冲我来的，可还没等学生到老师已被解雇了。他边读书边打工铺地板，花钱如流水，欠了一屁股债，满脑子乌托邦梦想。有一回，我们一起去海边野营，他边喝啤酒边开车。他对我说，他要建一座城，把我和别的艺术家养起来……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年前，从北京来了个跟我们沾亲带故的女人，先住在我们家，后搬出去自立门户。她耐不住这小镇的寂寞，于是开始勾引公社的男社员，一度几乎让主妇们人人自危。要说她人并不起眼，打哪儿来的魅力？后来才明白，她在公社分配浪漫梦想。用诸如温莎公爵的故事和巴黎温柔之夜的承诺，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等大家猛醒把她扫地出门，才意识到，我们这儿缺的就是梦。去年感恩节，公社社员从美国各地匆匆赶来，男女老少共二三十口子，只能打地铺。这回除了多年的革命传统外，还增加了新节目，由X为女社员拍艺术照。只见个个浓装艳抹，风情万种。X忙乎了三个星期，用电脑修版配背景，那些玉照最终制成挂历，或卖或送，为新的年景增色，一时传为佳话。五常有一些不速之客敲我们家的门。首先是上帝的黑衣使者们，多半在周末，随门铃丁零一声现身，他们彬彬有礼，诚恳耐心。久了才知道他们来自不同门派，有天主教、福音新教、摩门教、基督见证人，还有些边缘化的神秘邪教。他们不仅带来各种语言的宣传材料，而且有联合国才具备的众多翻译人才。有一天是刘伯伯开的门，他被黑衣使者说懵了。我赶来解围，说他不懂英文，只会中文和俄文。那人伸出食指问，哪种语言更好？我顺口说俄文。本以为糊弄了事，没想到下个周末人家真带来个俄文流利的教友。我估摸，若说只懂斯瓦西利语，他们也准能从非洲派个黑人牧师飞过来。一般来说，跟他们谈话无趣，让我想起文革期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大都温文尔雅，只是规劝我跟他们一起上天堂。也有极少数狰狞的，嘶嘶地用世界末日吓唬我，可哪儿知道我就是从世界末日那边来的。我这人心软，从不敢让他们进门，否则每个周末我非得跟他们跪下来一起祷告不可。而东方宗教就没有这样的侵略性——信不信由你。再就是比世界末日更可怕的推销员。五花八门，卖什么的都有：从杂志到厨刀，从游艇到杀虫剂。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一不小心就得中圈套。有一回，我被一个模样和善的小伙儿说动了，花七十美元买了一本优待券（coupon book）。光是其中一张就把我乐坏了：终生免费洗车。我第二天一早兴致勃勃开车到那家车铺，一头钻进机械旋涡中，但还没等烘干，指示灯就把我赶了出来。我冲进办公室，要讨个人间公道。只见那胖子在优待卷上啪地盖了个“一次使用，作废”的图章，说他们从来没给任何人永久洗车的特权。这下把我气疯了，发誓不揪住阶级敌人绝不罢休。我按优待券上的电话号码打来打去，最终发现全都是空号。去年春天，我贪小便宜，放进推销吸尘器的壮小伙子，他说可以免费给我洗地毯。我家地毯脏极了，何乐而不为？他让我取来我家的吸尘器，和他带来的吸尘器肩并肩。他拿出一袋细沙，扬手撒尽，再用手拍进地毯。我暗自叫苦。他先用我的吸尘器来往数遍，然后再用他的一带而过，奇迹般，细沙都聚集到那玩意儿透明的肚子里。随后他像刽子手，把电线绕在我家吸尘器的把手上。他对我说，在西部牛仔时代，这样的笨蛋是该绞死的，还不趁早扔了。我虽羞愧万分，但想想这吸尘器是刚买的，真有点舍不得。接下来他用他的吸尘器表演洗地毯。他边说边演示，前后折腾了两个多钟头，大汗淋漓，像刚从海里捞出来的水雷。我心悦诚服。当他开出价码来，吓了我一跳——两千四百五十美元，够买辆汽车的。在我犹豫之间，他痛心疾首，一减再减，似乎他因破产而跳楼，刚要开支票，我女儿冲过来，坚决反对。她说我要买，就一个礼拜都不跟我说话。这比什么都管用，我只好谢绝了。那推销员像泄了气的皮球，闷坐在那儿喝可乐。我过意不去，跟他攀谈起来。他说到自己时为之一振。我俩角色开始掉换，我不再是那个能承受昂贵消费品的有钱人了，而是他。他说，他从十四岁起就当推销员了。如今他开好车，穿名牌，吃香的喝辣的。再过几年他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起《推销员之死》，看来这出戏该改改了，得有个喜剧的结尾。六我家来了个房客。去年秋天，我要去威斯康辛教书，只剩下田田一个人在家，不放心，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P。初次见面印象不坏。她四十出头，看起来挺文静，细皮嫩肉的。她在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工作，每天跟细菌打交道。她丈夫另有新欢离弃了她，于是分家卖房子。她临时租了个小单元，居住条件差，空调不灵，每天晚上都一身大汗。我动了恻隐之心，让她马上搬过来，说好先不收她那个月的房租。待我教书回来，为感谢她对田田的照顾，我从巴黎给她带来手绘的丝绸围巾作礼物。她眉飞色舞，转眼和围巾一起飘然消失了。她是踩着钟点生活的：下午五点半下班，晚九点半睡觉，早上七点半起床，差一刻九点骑车上班。我算了算，加上中午打盹儿，她每天睡十一个钟头，按她自己的说法是“昏吃闷睡”。周末她倒忙起来，把十岁的儿子接来住，围着他团团转。她儿子踢球，几乎每周末都有比赛，她场场必到，为儿子呐喊助威。我们一起做晚饭。我掌勺她切菜洗碗，配合默契。我说话，她会像回声般应和，就是拖长了点儿。“这菜挺新鲜。”我说。“可真新鲜，你说它怎么那么绿呀。”她说。“进来只苍蝇。”我说。“一只大苍蝇，它还会飞呢。”她说。“下雨了。”我说。“这儿雨下个没完，天上地上全都是水。”她说。要说她可算好房客了：从没人来串门，她手脚麻利，爱干净。她轻如风，走路悄悄的，魂儿一般出没，有时怪吓人的。她开起自己房门，毫无动静，好像下决心从此消失了。我琢磨她要么打坐，要么坐在我桌前向外张望。她虽住在书房，可没见她读过一本书。有时我跟田田看录像，她会探头探脑，可一见暴力镜头，她就大呼小叫，落荒而逃。她更怕我们家的两只猫。一天早上，田田看见P带领儿子像两个蜘蛛人紧贴墙壁，蹑手蹑脚侧行。屏住呼吸，满脸恐惧，原来是哈库四脚八叉躺在过道呼呼大睡。她有一天兴致勃勃喊道：“北岛，你来看。”原来她从北京拍了一本艺术照。她灿若明星，令人刮目相看。她不停说：“你看看，这多像我，跟别人的艺术照就是不一样。”我问起她的爱好。她自豪地说：“我嘛，最喜欢古典音乐和芭蕾舞。”可她既无录音机也无随身听，对我那几百张古典音乐唱盘不闻不问，来美国十好几年了，甚至连场音乐会都没去听过。“票太贵了，好几十，你说那玩意儿谁听得起呀？”她解释说，“赶明儿吧，我回北京去看芭蕾舞，那什么气派；再不，买唱盘回来好好享受享受……”我发现有两个问题是碰不得的。一是嫁人。“美国人只知道SEX，好可怕哟！”她眼镜片愤怒地闪亮。我说那就回国找吧。她跳起来，脸憋得通红，缩着肩膀，脖子往前伸，斗鸡般怒斥道：“没门儿，那些人动机不良，利用我来美国，休想！”再就是房子。因地价攀升，我劝她早点儿买房子。她嘴角倒勾下来反驳我，好像我在跟房地产商串通起来给她下套。若田田不在家，晚饭变得越来越安静，能听见厨房挂钟嘀哒走动和那只总也打不死的苍蝇嗡嗡盘旋。我对她产生某种同情。她的世界又小又封闭：没有朋友，除了儿子就是住在北京的父母，外加那离弃她的丈夫。“不管怎么样，”她对我说，“我认为他永远是我丈夫。”今年年初，P从北京探亲回来，因房租问题变得暴躁。她整个变了个人，头上顶雷脚下带火，动辄拍案而起，嗓门儿大，跳着脚跟我们嚷嚷。最后不欢而散，她搬走了。我回到我的书房，会见那些久违的中英文书籍。我坐在书桌前，忽然想到P和她的寂寞。从这儿望去，绿树红瓦在闭合的百叶窗后隐隐闪烁。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3)七C和夫人、女儿一起来我家做客。他夫人漂亮高雅，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还有墨西哥和白人血统，是混血中成功的例子。C在波士顿的赛佛尔（Zephyr）出版社工作，出过我的散文集《蓝房子》英译本和《今天》的英文选集。其实这家出版社就他这么一位专职编辑。Zehpyr 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西风。这西风从俄国诗歌刮向中国文学，于是C从编书进入我的生活。午饭后，我们开车去萨克瑞门托。老城沿萨克瑞门托河散开，码头与火车站相连，当年忙于向外输送黄金和小麦。那昔日的繁荣，折射在西部电影中常见的老朽的木头房子和艳俗的旅游纪念品上，显得有点儿凄凉。我们直奔老城边上的加州铁路博物馆。这是我保留节目之一，但来的次数太多，以至于到了痛恨的地步。十九世纪的高科技无疑是火车，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地理和文化的概念，使东岸的美国人开始往西眺望了。那时从东岸到加州，乘船要五个月，乘马车日夜兼程也要好几个礼拜，且路不好，非颠得半死不可。一八五四年，当朱达（Theodre Dehone Judah）收到信，请他去设计加州第一条客运铁路时，他年仅二十七岁。他有个梦想，有一天成为贯通第一条洲际铁路的工程师。同年五月，他和他夫人安娜（Anna）长途跋涉抵达萨克瑞门托，一到马上开始投入工作。第一段铁路从萨克瑞门托向东，铺到聂华达山脉脚下。而聂华达山脉是铁路通向内地的主要屏障，下一步可就难了。一八五九年，朱达前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他和妻子在国会山布置了一间展览厅，展示各种图表草案和调查报告，向议员和官僚们解释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性。但他的提案最终搁浅。一年后他无功而返，回到加州。朱达进山勘测。当地居民都认为在山里修路根本不可能，只有他的好朋友，住在荷兰平台（Dutch Flat）小镇的药材商支持他。他们俩一起翻山越岭，实地考查。有一天，他们和风雪搏斗，从山上扛着设备回到荷兰平台，疲惫而兴奋，他们终于确定了铁路过山的路线。带着勘测报告，朱达开始在旧金山和萨克瑞门托寻找投资，但他的游说往往被嘲笑。甚至有人说，朱达发疯的巨大铁路计划将会消失在聂华达山脉的云端。他一再碰壁，终于出现转机。在一次小规模的演讲会上，他以最快的回报及最小的风险说服了在场的萨克瑞门托的商人，六人同意组成加州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其中四位实力雄厚，被称为“四大亨”（Big Four）包括两年后当上加州州长的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用铁路赚的钱建的。一八六一年十月，朱达再次来到华盛顿的国会山游说。太平洋铁路方案终于通过了，由林肯总统签字生效。贯通州际铁路的庆祝典礼在萨克瑞门托河边的泥泞的岸边举行，很多市民都来参加，朱达也在其中。他准是在暗自微笑——在奋斗了七年后，他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但在修建过程中，朱达看不惯资本家的贪婪做法，据理力争，最后他和他的支持者被公司辞退，他只拿到十万美元的股份。一八六三年十月，他和安娜乘船离开。四天后，中太平洋公司第一辆火车头“斯坦福州长号”卸在萨克瑞门托的码头。经过巴拿马运河时，朱达染上黄热病，几周后死于纽约。当他下葬时，铁轨正沿他设计的路线深入聂华达山脉。进博物馆不远，有三个留辫子的华人泥塑在峭壁上运送一桶炸药，他们正准备炸开聂华达坚硬的花岗岩，为火车开道。因劳动力短缺，当时主管建筑的老板打算用失业的中国矿工来填补，遭到他助手的反对，理由是他们没有开山造石的经验。老板反问道：“他们建造过长城，对吧？”事实证明华工吃苦耐劳，出勤率高，工资待遇低。那时的月薪只有三十到五十美元，还不管吃住。华工曾一度占修筑铁路劳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据统计，自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八二年，有三十万华工在美国修铁路。在铁路带来的美国的繁荣后面，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一些数字，还有这三尊泥塑——无名无姓。八田田的笑那么清纯自然，会让人惊奇。不，我是说让我惊奇。她十八岁了，生日正赶上周末。星期五晚上，她要请朋友来聚会，希望我回避。当天中午，我请芥末帮忙做寿司，买来酒水鲜花气球。布置停当，老父告辞了，到一个美国朋友家过夜。我每半个钟头给她打电话，已确保无酗酒吸毒火灾之意外。当聚会顺利进行，有一刻田田躲进自己房间。“真无聊。”她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对我说。田田从我这儿继承的是流浪的命运。她三岁就随我们到英国住了一年，并去了欧洲八国。过海关时她总是昏睡不醒，对国界基本没概念。九五年全家团聚，她从北京搬到美国。她那年十岁，英文一窍不通，在学校的喧嚣中沉默了一年半才开口，没想到初中毕业她竟拿到总统奖。紧接着家庭破裂，她随母亲回北京，上了两年国际学校，去年夏天再搬到美国，和我在一起。去年夏末，我从机场接她回家，她坐在厨房炉灶旁巴哒巴哒掉眼泪，想念北京和那儿的同学朋友。两天后她和朋友到伯克利过夜，喝得酩酊大醉。我正要去中西部教两个月的书，不禁忧心忡忡。每天打电话回家，她都安慰我：“我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待教书归来，果然云开雾散，她笑盈盈围着我团团转。她已有不少新朋友，功课也跟上了。她很久不弹钢琴了，这回从北京带来一首电影主题歌《星语心愿》的琴谱，有空就反复练习，只弹这一首。乍听起来这是首挺欢快的曲子。她弹得遍数多了，我都能背下那旋律。我乐观得太早了。我们聊天时，她对人生意义提出怀疑。我想起我们年轻时，外在压力大，反而缓解了内心焦虑。我给田田讲我们时代的故事，似乎离她的现实太远。在她看来，毛泽东得算古代人物了。有一天，她坐在桌前望着窗外发呆。树影摇曳，午后的阳光闪烁。我摸摸她的额头，她凄然一笑，指指电脑上的一首英文诗。写的是季节转换与生死，红叶与青春血液，风与虚无。我问谁写的，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我琢磨是田田的天性救了她。我正读星相学的书。说到田田，那位隐身的星相学家忍不住赞叹：“世界上没有比O型双鱼座更好的人了。”“双鱼座女性拥有流水般柔软且纯朴的性格……适应力好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我信。田田的朋友圈几乎清一色亚洲人。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在北京的朋友倒有不少欧洲白人，但就是受不了美国人。这不是种族歧视吗？在她看来，除了在国外住过的，美国人脑袋总体出了毛病。美国病的主要症状是感情肤浅表面化，视野狭窄，极度自我中心。她说她自己就得过美国病，不自知，两年前回北京被朋友们一通修理才治好。最近在学校讨论课上，大多数美国同学都支持打伊拉克。“美国就是要当超级大国！”“为了石油流点儿血也是值得的。”田田真想大喝一声：要是把你们都送上战场就不会这么说了。友情可替代家庭的温暖。田田的朋友遍天下，但在戴维斯，她的友情尺度不得不重新调整。L是个皮肤黝黑的日裔女孩子，她生活中最大变化是从四十英里外的城市搬到这儿。她俩一起开车上学吃饭逛商店，形影不离，但几乎天天吵架，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至今还没有男朋友，理由是他们又丑又没意思。我跟她开玩笑说：“你这辈子可别嫁不出去了。”自田田出生到现在，我们分开的时间加起来有八年，今年秋天她就要上大学了。心中难免戚戚然。我开车送她上学给她做饭熨衣服。有朋友说：“女孩子就是要惯的。”此话有理，当然也不能过头。最近我开始教她烧菜，逼她学开车，把我写的东西念给她听。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美国报考大学可谓人生大关，其程序之复杂之繁琐，让人发疯，更何况对一个生活巨变中的孩子。我硬着头皮让那些城砖般的参考书，跟她一起彻夜填表，请懂行的美国朋友做参谋……我自幼不喜欢上学，跟高等教育更是绝缘，可传统正召唤我带女儿回到人间正道上来。我刚摆好饭菜，田田突然跳到我跟前，用她的小哑嗓朝我高唱《星语心愿》“……怪自己没有勇气/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那里是否有尽头/就像流星许个心愿/让你知道我爱你。”九O马上要搬回上海了，临走前我下厨掌勺为他饯行，另请了几位朋友作陪。席间我打开瓶“五粮液”，他滴酒不沾，今晚破例，让我斟上小半杯。他抿了一口，叹息人生短促，老之将至。说到此，在那风吹日晒的黝黑脸膛闪过一丝无奈的自嘲。他原是上海造船厂的工程师。九六年搬到萨克瑞门托，和表妹表妹夫合开了一家生物切片公司，但生意不好，他们只好各干各的，凑钱纳足美国的苛捐杂税，以营造公司正常运转假像，为了合法居留，盼着有一天能拿到绿卡。表妹夫无一计之长，去餐馆打工；表妹学过中医，在一家中国人的诊所扎针灸；O则是能工巧匠，又身强力壮，从铺草地到粉刷墙到修汽车跑单帮，从上房揭瓦刨地三尺到自动化发明精密仪器设计，他无所不能。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在美国买房子置家产负债累累且不说，维护它比治国还难。单安装椅子就把我治了，那说明书看似简单，越琢磨越糊涂，颠来倒去，不是螺丝拧歪了，就是腿装反了……O成了我们家的上帝，几乎所有比安装椅子更复杂的活儿全都包了，只见他挥手之间，万物各就其位。可每回结账都闹得面红耳赤：讨价还价是反向的——我坚持多付他非得少要。三年前，他买房子时有两个月无处住，我正好出门，请他和表妹来看家。此后收费就更难了，有时只好自己动手，对付对付算了。他虽脑力劳动出身，却是那种毫不惜力的人：早出晚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休息。九年来他只歇了三天，在朋友裹挟下去了趟迪斯尼乐园。我估摸，那疯狂过山车让他对美国的印象更加晕眩。留在国内的妻子和女儿都以为他在公司上班，衣冠楚楚，哪儿想到他整天日晒雨淋苦力地干活。他和家人分开了九年，这离愁别绪会平添多少白发。幸好这世上有电话且美国电话费便宜，他们彼此越洋呼叫，甚至连女儿做算术题都要由他指点。女儿是我俩生活的共同主题之一：我跟我女儿分开了六年，他跟女儿分开了九年。每回他笑谈起他女儿，我的心都会紧缩。他表面上是个乐观的人，总笑呵呵的，恐怕内心苦不堪言。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信，无论何方神圣。劳累之余，他纵身投入股票市场，把钱压在电子股上。在股市上扬的好年景，他日进斗金，每天出门干活前打开电脑，暗喜。谁能知道其凶险深不可测。转眼间美国泡沫经济衰微，首先始于电子股，只见他买的股票直线下跌。其中一家让他热血沸腾的公司，从六十多美元一股的高峰先跌了一半，喘了口气，再一路下滑到每股五十美分的谷底，最后索性倒闭，血本无归。那阵子他每回上网都两眼发黑，一身冷汗。有时一天损失五千美元，干活挣得那点儿钱连零头都够不上。碰到抠门压价的，他干脆说今天义务劳动，分文不取，让人家目瞪口呆摸不着头脑。后来他不敢轻易上网了，偶尔为之，要先服镇定剂，打坐运气祈祷，免得犯心脏病。再就是美国移民局和律师的“合谋”。移民局明知道这类小公司的困境，却照收苛捐杂税。他为了办绿卡，不得不请号称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名律师，但费用昂贵，每小时二百五十，连打电话咨询都掐着表。终于熬到和移民官员面谈那一天，律师坐商务仓住高级宾馆好吃好喝好招待，费用计算精确，连打喷嚏在内，那一趟总共花了近万美元。最后移民官员摇摇头，让他回家等信。这一等就是半年多，税照缴不误，律师费一分不少。最后律师出主意，让他再花五千美元向最高法院上诉，诉个公道。三个月后被驳回，他只好卷铺盖回家。那天在一家日本餐馆吃午饭，我们相对无言，像两台旧蒸汽机对着叹气。美国是许愿的土地，但对多数受苦受难的人来说却不肯兑现。当马丁·路德说“我有一个梦想时”，他内心充满了绝望。O也有一个梦，就是在美国合法留下来。我想所谓命运，都是一种对失败者结局的合法化解释，其中包含强权的意志。O是个真正的发明家。由他设计的家庭自动音乐喷泉很受欢迎，完全应申请专利；他边干活边通过电话指点在美国造船厂的上海老同事，帮他解决难题……关键是他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处于地下状态。他告诉我，这些年他在美国损失了五十万美元，那都是按钟点挣来的血汗钱，如今两手空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酒酣耳热，他说临走前会把我家草地的喷水系统修好，另外他有个聚宝瓶传给我，叮嘱我多扔些硬币进去会带来财运。临近启程的日子，我多次打电话，只有他怪声怪调的英文录音：“这是某某生物切片公司，我暂时不在……”那天我回家，一个聚宝瓶立在我家门口。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4)十戴维斯的历史有很多疑点。比如，一八五○年，当J.C.戴维斯娶了J.B.查尔斯上校的小女儿玛丽（Mary），有多大成份是政治与经济的联姻。从照片上看，玛丽可以说相当丑。来自俄亥俄州的戴维斯，仅十来年的工夫已成了本地首富之一。除了上万公顷的农场，他开了本县第一家乳酪厂，又和查尔斯上校等人经营过河的缆绳摆渡，仅此一项，他每个月所得近万美元。缆绳摆渡使他跨越了阶级界限，成了查尔斯上校的座上客，转而娶了比他小十二岁的玛丽。但不幸接踵而至。他们的独生女三岁早夭；连年的干旱和病虫害，加上内战后的高税收，逼他陆续把地卖掉，搬到萨克瑞门托，晚年当了个小芝麻官，郁郁而终。戴维斯有一种农民的纯朴和狡猾，这两者在某些关键时刻相得益彰。但可悲的是，他即使爬到他家后院那棵最高的树上，也无法看见地平线以外——干旱病虫害南北内战，还有老年的孤寂。我在市中心溜达，琢磨一个人和一个城镇的关系。自J.C.戴维斯在这儿定居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由于铁路，戴维斯从一个人成为村落；二十世纪初，由于教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农场变成农学院），戴维斯从村落成为小镇；从五十年代至今，由于美国战后经济的繁荣，戴维斯从小镇成为城市。而戴维斯本人早就被遗忘，在人口急速而盲目的流动中，历史正被消解。写到这儿，我上网打开邮箱，有一封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姆伯基（Mbeki）先生的电子邮件，标明为商业机密。最近我交了财运。电子邮箱尽是非洲来信，有前总统的侄子，流亡将军的寡妇，被迫害的民主斗士的女儿。在悲惨故事的结局都有笔巨款，要通过我过户转到美国来，提成比例高达四分之一。晕旋之余，我也有些含糊。眼前这位发信人是津巴布韦黑人农民的长子。由于慕加贝（Robert Mugabe）总统推行的土改政策，很多富裕农民被杀害，他父亲也在其列。不知怎么回事，姆伯基先生现在跑到荷兰政治避难。他告诉我，死前父亲带他去约翰内斯堡，在一家私人保安公司存入毕生的血汗钱，折合为两百三十万美元，这笔钱将用来在瑞士购置农场。看来只要我点头配合，就能发笔横财。这封信就这样进入我的写作——一个被谋杀的黑人农民试图取代我的J.C.戴维斯。而连接两者的是历史的虚构性：一个是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老掉牙的传说，一个是非洲动荡政局外加金钱诱惑的电子版演义。若戴维斯当年收到这封来自非洲同行的信的话，他肯定会上当受骗的。有意思的是，电脑这个虚拟空间让J.C.戴维斯和我，外加个身分不明的国际骗子聚首，而戴维斯的版图也因而扩展到非洲和欧洲，而政治避难国际资金流动正改变土地这传统话题。我因分神而苦恼，也为某种共时性的幻觉而激动。可能的话，我想给戴维斯本人写信，问问他娶查尔斯上校的小女儿的动机。十一盖瑞·斯耐德（Gery Snyder）在我们小镇的索嗄斯（Soga’s）餐馆门口等我们。他刚从日本开会回来，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却毫无倦意。待坐定，女招待旋来转去，展示她那美好的身材。盖瑞先声明今晚由他请客，他在日本挣了一大笔日元。他知道，中国人会为争抢付账恨不得打起来。我说了声“好吧”。当年在北京的旅馆房间头一次见到他和金斯堡，屈指一算快二十年了。记得他们行色匆匆，一个小时后要去机场。谈话是通过我的英译者杜伯妮（Bonnie S.McDougall）进行的。翻译是过滤，使对话变得像纯净水般单调乏味。他和艾伦有一种互补关系：艾伦好奇多动，像水银；盖瑞沉静自恃，像水银容器。没想到自九五年起，我竟和盖瑞成了同事——在同一所大学教书。我们可算得君子之交，打电话写信寄书致意，偶尔见见面。当我九七年夏天丢了饭碗，他拍案而起，联合其他英文系的教授上书给校长，未果。他多次约我到他家做客，却一直未能如愿，首先是山高路远我没方向感不认地图；再就是我们俩都是世界旅行者，很难找到重合的时间；接着他夫人得重病，不便打扰。这七年前发出的邀请至今有效。盖瑞从这次的日本之行讲到《论语》，说到他最近重读时的感受。他说他年轻时就迷上了《论语》，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佛教道教。“那是一部伟大的书。”他感叹说。他是在西雅图祖父的奶牛场长大的，每天除了挤奶，就是面对单调的风景线。他对东方宗教感兴趣完全是偶然事件。十二岁那年，由他亲自喂养的小母牛生病死了，他悲痛欲绝。去教堂问牧师，小母牛能不能上天堂？牧师摇头说，动物是不能上天堂的。他很生气，既然小母牛不能上天堂，他也不想去了。而听说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于是他转向东方。他自幼喜欢爬山。当看到几幅中国古代山水画时，他大为震惊：中国人画的山水才是最真实的——大概是由于西雅图的山和中国的山相似。他大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人类学和日文。在那儿结识了艾伦。一九五六年春，他在“垮掉一代”运动趋向高潮时急流勇退，告别了女友，东渡日本，在京都削发为僧，一待就是十二年。他本想去中国，但中国当时不开放，后听说日本仍有辩经的传统，这一点深深吸引了他。杰克·克卢亚克（Jack Kerouac）以他为原型写了本小说《佛法游荡者》（Dhama Bums）。女招待出现了，问是否可以收走盘子。她面无表情，涂红的嘴唇像冰雕一般。若她读过《佛法游荡者》不知会有何感想。说起那些穷欢乐的日子，他眯缝的眼睛亮了。去日本前不久，他和艾伦一路搭车从伯克利向北。到了西雅图，他们走进华盛顿大学英文系，向在场的教授说：“我们是诗人，想为你们免费朗诵。”幸好那教授听说过他。朗诵会来了三百多人，艾伦朗诵了他的《嚎叫》。那时候除了年轻，他们什么都没有——身无分文。朗诵全都是免费的，好歹学校管饭，有热心人安排住处。第二年春天，他和艾伦又去印度朝圣。他从日本乘客船，艾伦从埃及搭汽艇，在庞培汇合后他们一起前往尼泊尔等地……问他为什么不再当和尚。他神秘一笑，说：“我太喜欢女人了。”他在京都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还俗，师傅为他取名“听风居士”。搬回美国，他们在聂华达山上自己盖房子建禅堂，生活多年后离异。前妻和他的好友结为连理，就住附近，一直还有来往。他和一个美国女人的婚姻没维持多久。在禅堂打坐时他认识了卡柔（Carole）——美国出生的日本女人，终成眷属。卡柔不仅信佛，且喜欢爬山，可谓志同道合。他俩经常打背包上山数日，餐风饮露，听八面来风。问起他是否有出世入世的困惑。他摇头否认说：“这是中国文人的问题。”看来“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是有道理的，他不会受限于经文与社会传统之间纠葛不清的互文关系。他是本地反砍伐林木运动的倡导者，经常开会演讲谈判，把那些私人木材商送上法庭；同时他也是国际环保组织的发言人之一。在他看来，环保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化不仅破坏每个角落的生态平衡，也在消灭所有的区域性文化和弱势文化。”他警告说。他从日本给我带来礼物，是一块长方形的布，上面印满带鸟字部首的汉字。“天空鸟飞绝”，我想其中很多鸟已绝种了，这是篇悼文。女招待闪现出来，问要不要甜点。这回她极力推销，好像她是那冰冷世界派来的代表。我们选了块巧克力蛋糕一起分享。说到中东危机，他认为“只有时间可以溶解（dissolve）仇恨，只有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存才能达到和解。而现任的美国政府是愚蠢到家了，他们只相信武力。”最后说起他的青年时代——革命、性和毒品。我讲到自己抽大麻写诗的经验，当时觉得挺棒，醒后发现什么都不是。盖瑞笑着说：“大麻狡猾狡猾的。看来你是个好诗人，没上当；而大多数抽大麻写诗的人醒后照样自以为了不起。”餐厅空了，只剩下我们和几个坐在旁边叽叽喳喳聊天的女招待。门外，灯光与夜交融。我说好这个星期天上山到他家做客，以践七年之约。十二我跟S是在汉娜（Hannah）家认识的，那是九六年夏。女诗人汉娜曾做过钢琴老师。由她召集的诗歌小组，平均一两个月在她家聚一次。后来不知打哪儿来的加速度，大家都越来越忙，很难凑上合适的时间，只好散伙了。S是那种一见难忘的人。她眼神坚定，面部线条明确生动；她说话快，似乎为证明语言的局限。她的诗中混合女人温情和伤痛。诗歌小组解散后，我和S的联系如虚线般断断续续，但却有所指向——我们在互相辨认中老去。她长我两岁，转眼已满头花白。去年春天我参加代表团去看望围困中的巴勒斯坦作家，随后她代表一个国际诗歌网站采访了我。我女儿报考大学遇到危机，绝望中我想到S，她做过私立学校的学生顾问。头一次她跟田田谈话，仅三言两语，就解除了孩子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我和田田都被美国大学的表格吓坏了，在S的引导下，我们终于走出了迷宫。那天下午我们说完田田的事，S讲到家世，让我想到她那些让人心疼的诗句。秋天阳光没有穿透力，停留在我家白纱窗帘上，随风飘荡。她父母相遇在旧金山，婚后第二年S出生了。父亲刚从欧洲战场回来，因战争创伤开始酗酒。S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夏威夷，和一些画家住在一起。自然风光与画的互相投射，加上家庭危机的阴影，构成了她早年幻觉的来源。“那儿甚至有个茶楼（Tea House）。”她突兀地说，显然那是她童年生活的高光点。她后来成了画家，无疑与这一经历有关。他们搬到南加州。因经济犯罪，父亲带全家逃往奥克拉荷马，那年S仅八岁。警察找上门来，押送父亲回加州服刑。保释出狱后，他在一家电台工作。母亲改嫁，弟弟跟父亲住在一起。父亲酒后越来越狂暴，追打虐待弟弟。当时刚上大学的S赶去，坚持要把弟弟带走。父亲威胁说，如果把弟弟带走，他就会死。S还是把弟弟带走了。一个月后，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年仅四十九岁。说起父亲，S的脸被痛苦与骄傲的双重光芒照亮。“不喝酒时，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聪明能干。他没受多少教育，却创办了加州第一个脱口秀。”她转而感叹道，“我们家有那么多灾难和噩梦。”她父母双方都有家庭精神病史，那是个巨大的阴影。也许是自强不息的个性拯救了她。由于家庭动荡，从小学到中学她转了十三次学。六五年高中毕业，她先上社区学院，再转入大学，半工半读，直到七七年才大学毕业。又花了十年工夫，当她拿到英文与创作的硕士学位时，已四十岁了。她成了她家族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S在一家书店打工时结识了楼下开餐馆的D，他们很快就结合了。他们家庭和睦美满，一儿一女，已长大成人。“可就在结婚两周后，我年轻的丈夫患心肌梗塞，做了搭桥手术。”S补充道。他们住在萨克瑞门托市中心一个安静的地段。那是个美国普通人的住所，陈设简单舒适。让客厅生辉的是S的画和雕塑。她画的是那种稚拙画，多为人物肖像，由响亮的平涂色块构成。这或许是再现童年经验的努力——重返半个世纪前的夏威夷，让那个在茶楼观景看画的小姑娘沉湎于奇妙的幻觉中；或许是她内在的光明，使她最终能过滤苦难的重重阴影。D人高马大，慈眉善目。我们喝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佐以饭前开胃小菜。D是一家厨具公司的经理。他总是笑呵呵的，能看得出他对S的百般呵护和由衷欣赏。他说他是“艺术的守护人”，这话是三十年前结婚时跟S说的。由于对艺术女神的爱，这三十年前的诺言至今有效。在他的支持下，S辞去了私立学校的工作，致力于写作画画，并照顾母亲。五年前她母亲中风，住进老人特护中心。S是我见过的最孝顺的美国人，她每天早晚两次去医院陪母亲。S为女为妻为母，养家写诗画画攻读硕士，其性格坚韧可想而知。我想是她从父母的悲剧中认知，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重蹈覆辙。那是历尽苦难的女人的心——宽厚坚强而无私。“我有个秘密，不想带到坟墓里去。”她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孩子们不知道我的第一次婚姻。今年圣诞节他们回来度假，我打算告诉他们。”她显得有点紧张。我劝她说，孩子们会理解的。今年除夕，我请S夫妇及其他朋友在中餐馆吃饭。我悄悄问她是否透露了那秘密。她眼睛一亮，徐徐舒了口气：“他们真伟大，一点儿也没责怪我。”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5)十三一八二六年秋天，在瑞士一个小镇举办一场静悄悄的婚礼。这婚礼是必要的，因为孩子第二天就要出生了。孩子他爹叫约翰·萨特（Johann August Sutter），儿子跟他同名同姓。老萨特那时只有二十三岁。他曾在出版社做学徒，热爱书籍华服和各种娱乐。后来做干果布匹生意，都失败了，因债台高筑而面临牢狱之灾。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他越过边境进入法国，再乘船到美国，留下债务、老婆和五个孩子。他在新大陆到处闯荡，寻找机会。伪造了个军衔，他转身成了“萨特上尉”。一八三九年六月他乘船抵达现在的旧金山，那时还只是个小村子。墨西哥总督会见他时，被其殖民梦说服了，把方圆几十英里未开发的土地许给他。同年八月中旬，他和手下人乘帆船沿萨克瑞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逆流而上，在与美国河（American River）的交汇处落脚。接着他用土地为信贷，买下一家快要倒闭的俄国皮毛公司，连同牛马枪炮一起运到定居点。为防范持敌意的印第安人，他决定建造要塞，并用拉丁文命名他的王国为新瑞士（New Helvetia）。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萨特要塞（Sutter’s Fort）。四年前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一家来做客，他的德文导游书把我们引到这儿。顾彬把解说词咀嚼一番，长叹一口气。顾彬叹气是常事，但那回特别。我琢磨，准是老萨特的非理性精神和虚荣心让他恼火。说来这要塞甚至比不上一个中国的地主宅院。土坯围墙约摸十五六英尺，其中包括面包炉、铁匠铺、木工房、酒窖、马棚。午后的阳光让人困倦。我们最后进入位于要塞中心的三层楼房，这里是制高点。老萨特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是个殖民时代的梦想家，其梦想是辽阔的疆土。在鼎盛时期，他占地近五万公顷，有牛马羊无数。他慷慨大方，为那些新移民免费提供食宿，派人上山营救困在风雪中长途跋涉的队伍。而瑞士的老婆孩子却挣扎在贫困线上，没任何资助。他感到内疚，以长子的名义要求扩充地盘。战乱爆发了，他为墨西哥出钱卖命，从冒牌上尉摇身一变成了民兵将领，总督赏给他更多的土地。墨西哥战败。一八五五年，美国联邦土地局起诉他，没收了三分之二的土地。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老萨特午睡后正在写信，只见他派去建锯厂的马索尔（James Marshall）匆匆赶来，神色怪异。他把一包金矿石放在桌上，说是在挖漕沟时发现的。老萨特叮嘱他千万保密。但这消息不径而走，于是浩浩荡荡的淘金大军从四面八方涌来。那黄金照亮的瞬间，成了老萨特一生的转折点。这种稀有矿石，本来能让他成为加州首富，最后却毁了他。转眼间，刚建立的帝国秩序土崩瓦解。他手下人纷纷辞职去淘金，外来者任意侵占他的土地；要塞成了输送矿工的中转站和各种交易的集市，人们顺手牵羊偷走他的财产。同年九月小萨特抵达，目睹了席卷大地的淘金热。在被遗弃了十四年的儿子面前，老萨特感情复杂，让他羞愧的是其王国的衰败。他债台高筑，当年向俄国皮毛公司借的钱一拖再拖，对方要求以土地抵债。他不得不把其财产转给小萨特。一八四九年年底，要塞以七千美元的低价卖掉。不久他妻子和另外四个孩子从瑞士来，全家团聚。老萨特决定退休，和家人住在他的豪克农场（Hock Farm），直到一八六五年夏天他们的房子被大火吞噬。由于淘金热，萨克瑞门托河的码头附近日趋繁华。小萨特接手父亲的产业后不久，动了修建城市的念头。他出售土地，开始着手城市规划，大兴土木。他本想命名为萨特市（Sutterville），遭到另一地产商的反对后随即放弃。一八四八年年底，这未来的加州首府正式得名萨克瑞门托市。消息传来，退隐农场的老萨特气坏了，他朝思暮想的王国——萨特市，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而烟飞灰灭。他试图从中作梗，但为时已晚。为此他一直不肯原谅小萨特。小萨特不断出售土地以还清债务。他和父亲一样毫无商业头脑，不知道梦想与现实的界限。他的律师和地产商合伙坑骗他。病困交加中，他离开萨克瑞门托，在墨西哥一个港口城市定居。一八五五年，他回到加州，通过律师提交了一份完整的陈述，说明他和父亲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它六十年后得以发表，描述了淘金热中那些肮脏的交易，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老萨特去华盛顿告状，想索回被剥夺的土地，并试图得到因当年帮助移民的某种补偿。这位殖民主义的冒险家，离开加州时一名不文。他和家人定居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这场官司旷日持久。一八八○年六月十六日，国会休会，并未通过萨特法案。两天后，他死在国会山附近的小旅馆里。六个月后他的妻子病故，和他安葬在一起。一九一五年夏天，小萨特的遗孀带女儿到萨克瑞门托。小萨特的女儿写道：我和母亲作为墨西哥革命的难民回到萨克瑞门托，这实际上由我父亲创建并得益于他捐赠公园的城市，不仅没有对我们的某种认可，甚至可以说对我们关上大门。十四去年春天，艾略特（Eliot）从纽约来伯克利开会，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看望他的老朋友G。他住在离金门公园不远的住宅区，相当僻静。G长我一两岁，小个儿，蓄着胡子，说话快，多少有点儿神经质。他夫人D是尼加拉瓜诗人，雍容大方，有一种难捉摸的美。那是两室一厅的单元，陈设简单，有一种匆忙的痕迹。原来他们刚搬家，书还没来得及拆包。聊了一会儿，我们去附近一家上海馆子吃午饭。G送给我他刚出版的诗集，以及他翻译的D的诗集。一个多月后，我接到G的电话，他们夫妇来戴维斯朗诵，约好一起吃晚饭。我们在“芥末籽”（Mustard Seed）意大利饭馆见面。由大学请客，连主宾带学生外加我们跟着蹭饭的，满满一长桌。一个尼加拉瓜女学生坐我身边，对D充满景仰，说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席散兴未尽，我请他们夫妇到我家再喝一杯。杯光斛错中，只见他俩眉目传情，心有灵犀，要说岁数可不小了，竟有年轻人一般的恋情。那一晚，从美国底层生活到诗歌，从越战到拉丁美洲的革命，词语跳跃闪烁，在昏暗中拉开一幅历史的长卷。G出生在匹茨堡一个工人家庭。爷爷是钢铁工人，因工伤失去了两条腿，却未得到赔偿。父亲是运送冰块的卡车司机，自幼他就常跟着父亲干活。他是个梦想家，常去博物馆、图书馆闲逛。有一天，他从图书馆架上抽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书，装帧精美，让他叹为观止。这是十九世纪版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就这样，一个大诗人和一个穷孩子相遇，前者把后者照亮。就在那一瞬间，他决定以后做个诗人。由于跟父亲关系不好，他十二岁离开家。头两年还时不时回家看望母亲，以后就慢慢断了联系。他露宿街头，靠干各种苦活维生，但一直坚持上学。他常常泡在图书馆。在惠特曼的指引下，他开始写诗。十八岁那年他决定去当兵，这是继续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作为医务护理员，G先在利比亚的美军基地待了一年半。一九六九年三月，他被转到越南的野战医院。刚一到他就对那场血腥的战争充满厌恶，在每天的死亡面前，国家的谎言是多么苍白无力。这厌恶很快转变成行动：从秘密张贴反战标语开始，到拒绝每天早上的出操。一九七○年年初，他被送上军事法庭。“自一八九八年美国出兵跨过自己国界，这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从媒体到政治家谋略，模式相似，但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G感叹道。他在军事法庭上赢了。退伍后，他回美国上大学，最终拿到文学硕士，他搬到旧金山。他热爱东方文化，从中国古诗词到日本俳句，又从日本俳句转向武术。一九七八年，他去日本京都拜师习武一年，靠教英文为生。后来日本一家基金会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又是一年。除了写诗教书办文学刊物，他还从事一项庞大的计划，即把诗歌贴在全美十六个城市的十四万辆公共汽车上。我就参与过这种集体阅读活动。由于车厢拥挤一旦你被卡在某个角度，那非读不可。六年前，G在一个诗歌活动上遇见D，堕入情网，使两个传奇故事连在一起。D出生在马那瓜（Managua）的一个文化世家，其家族成员几乎个个对尼加拉瓜的政治文化都有影响。她是在天主教学校那保守刻板的气氛中长大的，十七岁刚上大学她就卷入政治旋涡。在反对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革命期间，作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她一直从事地下斗争，最后成为流亡的山第诺电台（Redio Sandino）的播音员。 革命胜利后，她进入尼加拉瓜新政府，做了文化部副部长。“那时我们的内阁成员大都二十多岁，每次出国开会都让人眼睛一亮。”她骄傲地对我说。她在任期间，和当时的文化部长、著名诗人卡丹泰尔（Ernesto Cardental）密切合作。她主要负责的是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的识字运动。他们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甚至连拳击手都在学写诗。这一传统持续至今。他们告辞了，平行的车灯在黑暗中摸索。此后都忙，除了寄书写信发电子邮件，一直无缘见面，直到前不久，我们在爱尔兰的诗歌节上重逢。我朗诵诗，由G介绍我并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我们一起泡酒吧，在喧嚣中干杯。我路上正好带着D的英译本诗集《凶猛的泡沫》（The Violent Foam），这书是他俩合译的。G在序言中这样写道：“D和我在本书互相转换，几乎可以说融化在一起，以至于她的童年成了我的童年，她的家庭成了我的家庭，反之亦然，在我们相遇之前，我们已有交融艺术理想的特殊经验。当我们相遇，诗歌成为我们双方生命的基础动力……”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6)十五去年春天，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Berdkeley）分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用中文教中国当代诗歌。三十来个学生多是华人子女，仅四五个美国人，都是学中文的研究生。据说伯克利分校亚裔已超过一半，而华人又占亚裔中的大多数。我这些年一直在英文的旋涡中挣扎；这回改用母语教书，踏实多了，像在浴缸泡澡。我每周开车去伯克利两趟，课集中在周二、周四，去时顺，回来因高峰时间堵车。倦意袭来，我掐大腿拧耳朵都无济于事，只好高唱革命歌曲。伯克利校园西门总是热闹非凡。一路排开各种摊位，从环保宣传到反战呼吁，从学生会竞选到同性恋团体摇旗呐喊。大门外临街处，每天都有个瘦小枯干的中国人，像个北京七十年代的上访者。他站在凳子上，搂着个糊满莫名其妙的中文字的木头支架，声嘶力竭地用英文重复叫喊：“Happy O Happy！”细听下去，让他如此幸福的是中国加入联合国主办奥运会，故伯克利理应多用中文授课。常有个美国流浪汉跟着凑热闹，指鼻子破口大骂。但“上访者”骂不还口，继续为幸福呼喊。要说这类怪人多了，都集中在那一带，以上岁数的白人为主，或演讲或唱歌或自说自话。在我们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几乎每天有两个老头，用类似智力游戏的圈套把旁观者卷进去，乐此不疲。我估摸，这是六十年代造反的后果，那些在新时代找不着北的人无所适从，最后疯了。美国政治主流总体来说是温和保守的，但也另有一种激进的传统，六十年代伯克利的学生运动即证明。六十年代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美国随着战后国家秩序的重建而进一步体制化，使年轻人在物化世界的压力下寻找内心资源。而大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五十年代末，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取代了免费上学的二战老兵，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课外活动，关注社会与政治，内心骚动开始向外寻找出路。矛头最先指向的是工作歧视，示威者们冲击旧金山的大百货公司，和警方发生冲突。一场波及全美国的人权运动开始了。一九六四年秋，不顾校方严禁政治结社的规定，一个名叫言论自由运动的组织（SFM）在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十月一日，一个原伯克利学生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拒绝从学校行政大楼前的一张桌子上离开，被校警逮捕。于是上百名学生包围了警车，双方僵持到第二天晚上，温伯格被困在警车里长达三十二个小时，最后校方和SFM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主修哲学的学生马瑞奥·萨维欧（Mario Savio）作为SFM的发言人，站在警车顶上让示威者“平静地站起来，有尊严地回家”。不久，由于校方勒令SFM的领袖停课而导致新的冲突。十二月二日，在SFM的号召下，上千名学生涌进行政大楼静坐。第二天下午加州州长命令清场，六百名警察把学生一一抬出来。接着SFM号召罢课。十二月七日，校长在全校和解大会的讲话后，学生领袖萨维欧冲向讲台要求发言时被校警拦住并架走。第二天，校方放弃了严禁集会结社的禁令，SFM赢了这一仗。造反运动开始从校园转向社会。作为电视时代的第一代人，他们懂得如何用这种媒体。比如他们的集会通过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深入人心，而杰克·温伯格那句名言“绝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Never trust anyone over thirty），也是通过电视广播而家喻户晓的。一九六五年，约翰逊总统决定出兵越南。反战把伯克利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示威者们涌向奥克兰（Oakland）军事基地，要给那些即将上前线的官兵上课。与此同时，黑人运动从南方农村向全国大城市蔓延。一九六六年，“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伯克利附近成立，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与政治对抗相伴随的是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反叛。有些年轻人提出用“性、大麻和摇滚乐”代替革命，由此形成的嬉皮运动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这无疑与诗歌的影响有关。自五十年代起，旧金山就成了“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包括金斯堡、斯耐德、邓肯和克卢雅克等人。金斯堡和斯耐德还是在伯克利相识的，那时盖瑞·斯耐德是伯克利东亚系日本文学研究生。由学生积极分子、露宿街头的嬉皮士和黑豹党成员共享的领地中，最著名的是人民公园，这块属于加州大学的空地，临时用作停车场。一九六九年春，一份当地最有影响的学生报纸，号召把它建成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另类中心。五月十五日凌晨，人民公园四周被拦了起来。响应学生领袖的号召，大家出发去占领公园。冲突中，一个围观者被警察开枪打死，上百人受伤。当时的州长里根宣布在伯克利戒严。五月三十日，大约两万五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和平集会。那更像狂欢节，大家唱歌跳舞抽大麻，把鲜花插在士兵的枪口上。我在一部记录片中，看见蓄着大胡子的金斯堡在那游行队伍中。那年夏天，一些理想主义者创建了一系列免费服务项目，造福于社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免费诊所（Free Clinic），一直持续至今。人民公园一案多年悬而未决，如今成了流浪汉的栖息之地。进入七十年代，造反运动开始退潮。大多数学生积极分子毕业后成家立业，重新加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性、大麻和摇滚乐”所代表的是一种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波西米亚式的反抗，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后的西方主流文化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多元文化等。以至于今天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形象，都带有六十年代经历的痕迹，融合了波西米亚人生活的风格与品味。这种只有六十年代形式而缺乏六十年代精神的整合，骨子里是相当保守的。当钟摆朝激进一方摆动时，它将会成为未来反叛的目标。十六早九点我和D开车出发，沿八十号州际公路转四十九号公路，过幽巴河（Yuba River）穿聂华达城（Nevada City），在山里绕来绕去再上土路。按他事先传来的手绘地图和指示，还是迷了路。里程表显示为一百零五英里，即使刨去弯路，也超出了原定的范围。但盖瑞·斯耐德是例外，他生活在常人的想象以外。盖瑞身穿牛仔裤棉坎肩，正在扫地。他夫人出远门看女儿去了。这是栋木质结构的日本式房子，周围是附属性建筑，诸如劈柴棚、工具间、洗衣房和厕所。近有池塘，远有谷仓改建的书房。他说他有一百顷林地。“那么谁来照管呢？”我不禁问。“自然本身。”他说，再用中文重复，“自——然——”。他把我们让进屋，以茶待客。老式火炉烧着木柴，噼啪作响。室内高大宽敞，房顶呈圆形，是用红松圆木搭建而成的，光从天窗漏进来。D是建筑商，对其结构叹为观止。这房子是一九七○年夏天他和几个朋友亲手建的，当时他们住帐篷生篝火做饭。五年前这房子翻修扩建，加出两间卧室和现代化浴室厕所。盖瑞领我们参观。卡柔患癌症多年，她的书桌上悬挂着各种颜色的纸鹤，共一千只，是她的亲戚们叠的，祝愿她早日康复。几幅唐卡十分醒目，主卧室挂的是药师王。他对唐卡中的每个人物及细节都了如指掌。出门，细雨润无声。一种石兰科灌木含苞欲放，是最早的信号。穿过树林，我们来到一栋日本式的禅堂。脱鞋入内，宽敞明亮，可容百余人打坐。多是本地人，也有远道来的。这禅堂二十年前由大家义务劳动建成。盖瑞走到香案前，燃香，双手合十，盘坐，击磬摇铃敲龟壳，念念有词。他用日文背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完毕起身，再用英文解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form is exactly emptiness/emptiness exactly form/sensation, thought, impulse, cosciousness are also like this）我们来到由谷仓改建的书房，摆满书架。他的书桌井然有序，中间是笔记本电脑。盖瑞有五本书的计划，把我吓了一跳。他说每本书几乎都是靠长期不间断地写笔记完成的，前两年出版的长诗《无尽的山河》（Mou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先后花了四十年工夫。我们参观了金斯堡当年盖的房子。和盖瑞的相比，简直像个小土地庙。八十年代初，这小庙刚盖好后艾伦还常来小住。后来他从师于一位喇嘛，每年夏天改去克罗拉多州包德尔（Border）修行，于是连房子带地转卖给盖瑞。现在他儿子D总问起他为什么会当年选中这块地方。一九六六年春，他、金斯堡和另一朋友开车上山，到这里转了一个钟头，当场决定由他们三个人共同买下这块地，每公顷仅二百五十美元。回到家中他准备午饭。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吃火腿三明治外加朝鲜辣白菜，喝我带来的德国啤酒。说到即将来临的战争，他那饱经风霜的脸蒙上层阴影。他写了反战的诗，参加了东京的反战游行。但显得多少有些无奈，这毕竟不是六十年代了。我提到女儿对美国病的诊断，他完全赞同。谈到美国诗歌，他认为有两个传统，即理性的幻想（rational fancy）和诗意的想象（poetical imagination）。前者倾向于智力游戏，较抽象，使用文雅的书面语，从T.S.艾略特到纽约诗派；后者往往处于边缘，时不时卷入政治，挑战正统与权威，使用活生生的口语，从布莱克（William Blake）、庞德（Ezra Pound）到邓肯（Roberrt Duncan），也包括“垮掉的一代”。说到时髦的语言派（Language School），盖瑞认为他们先写理论再写诗，其理论比诗有意思。他刚退休不久，我问起他的教书经验。他告诉我说，即使他在学院里教书，仍是旁观者，英文系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教授不理他，他倒也无所谓。他上创作课先告诉学生，别把写作当成职业，那最多只是张打猎许可证而已。盖瑞说到东岸人和西岸人的区别，首先是地理位置。由于离欧洲近，东岸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受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大，尤其在新英格兰，以中产阶级的白人为主，教育程度高，注重书本。而西岸和墨西哥接壤，与亚洲隔岸相望，受西班牙和东方的影响大，移民多，再加上印第安人，带来文化风俗上的多样化。再就是由于空间广大地势起伏，耕种采矿伐木等各样的体力活，使西岸人更注重和土地的关系。他走到一张大幅的加州地形图前，从腰间抽出一把折叠刀，用刀尖引导我们从地处平原的戴维斯出发，最终深入到他那隐藏在大地褶皱中的家。聂华达山脉像人脑的沟回般展开。那刀尖又往重重高峰上移动。他和卡柔经常打背包爬山，到人烟绝迹的地方去。临走，他送给我和D各一本他的选集。他先认真试笔再签名，字体苍劲有力。他说当年做守林员独自在望台时，自己研墨，苦练中国书法。翻开这本厚厚的选集，扉页的英文题记来自《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附录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采 访 者：《书城》杂志社 翟DI被采访者：北岛时 间：2002年11月地 点：美国波士顿诗歌正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翟: 前不久，你获得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诗歌第一次翻译成阿拉伯语，据我所知，中国诗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很少，请谈一下这个奖的情况。北岛：这个奖是由摩洛哥诗歌之家，即卡萨布兰卡国际诗歌节的组织者颁发的。这个诗歌节是从九六年开始办的，每两年一次。今年是他们首次设奖，以后随诗歌节一起，每两年颁发一次。Argana是一种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树，生长在摩洛哥南部的盆地。它乍看起来像橄榄树，果子榨成油，可作调料也可按摩润肤。按授奖词的说法，这个奖颁给其独创性得到国际公认的诗人。翟: 他们为什么选中你？北岛：我也不知道。我想一个诗歌奖除了是对诗人创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强调诗歌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如果诗人只是得点名得点钱，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翟: 你得了不少国际奖，怎么看待这些奖？最看重哪个奖项？北岛：首先，作家不会因为得奖不高兴，这当然是种荣誉。但荣誉也可能是个圈套，自己可别往里钻。写作不因为得奖而变得重要，也不因为不得奖而变得不重要。翟: 也包括诺贝尔奖？因为你是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北岛：对。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十八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十八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翟: 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到，“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北岛：我现在在美国大学教诗歌创作。从五十年代末至今，美国大批诗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保障，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苍白。而学生那边也有问题。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学生得紧跟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学生产生幻觉，觉得诗人也可以被制造出来。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诗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翟: 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北岛：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翟: 现在国内的一些诗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这些诗人里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第四代”。北岛：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影响的焦虑”，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影响，另寻出路。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我们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翟: 你是这个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比如经常参加美国各大学诗歌朗诵会什么的。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对，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其一，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其二，你不在其中，由于距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翟: 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翟: 听众的反应怎样？北岛：当然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翟: 你游历了很多国家，结识了很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先是串门，从北京胡同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从八五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urg)交往，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作为西方的造反派，他的困境在哪里，为什么他会选择喇嘛教这种很边缘的宗教为后盾。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受到很大的压力。翟: 《书城》曾采访了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Mahammed Darwish)，他说喜欢你的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北岛：今年春天访问巴勒斯坦，就是应他的邀请。很多被压迫民族的诗人会变成纯粹政治型诗人，只有一种简单的声音——反抗的声音。而达维什诗中的音调很复杂，他让我想起已故以色列著名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他们的诗有共同之处：对暴力对口号的厌倦，试图以自嘲来维护最后一点点人的尊严。附录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翟: 有些问题不好问但还是得问，比如，你觉得什么是好的诗？北岛：我们也许只能用排除法排除那些坏诗，剩下的就是好诗。看来要想说清什么是好诗并不容易，因为诗就是试图言传那不可言传的东西，这悖论正是诗的由来。翟: 怎么看国内的诗歌现状？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但我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的压力有关。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多少大师。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自五十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翟: 那像我们这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悲观？北岛：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阅读并没有时间性。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翟: 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翟: 亚洲诗歌的声音很弱。北岛：这和英语的强势文化有关。亚洲诗人也常参加国际活动，但占的比例很小，多半都是点缀。日本有不少重要诗人，如大冈信，吉刚正造，谷川俊太郎等。若再加上阿拉伯语世界的诗人，亚洲诗歌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弱。比如，住在巴黎的黎巴嫩诗人安东尼斯(Adonis)，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和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翟: 很多在海外的诗人，像多多、杨炼、张枣，他们境况怎样？北岛：除了张枣，别人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想在海外的诗人和国内的相比，虚无的压力超过了生存的压力。国内太热闹了，而海外又太孤寂了。我想对写作来说，还是孤寂好。翟: 怎么看第三代诗人？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翟: 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国内诗歌界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翟: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北岛：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翟: 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七十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翟: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翟: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北岛：七○年，就是那年春天听了食指的几首诗后。在这之前我写旧体诗。翟: 中篇小说《波动》是七四年写的吧？北岛：初稿是七四年，改了三稿，七九年定稿，八一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翟: 为什么没继续写下去？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七十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翟: 以后还会写小说吗？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翟: 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有趣。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但你的文章不抒情，只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翟: 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翟: 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翟: 你觉得自己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翟: 介不介意这种距离？北岛：不介意。翟: 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翟: 在你离开中国的十年里，语言变化很快，新词层出不穷，第一次回去，有没有新鲜感或距离感？北岛：现在在小青年中流行的网络语言，我很多都不懂。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没有关系，它是语言中最核心的部分，不会受太多影响。翟: 那怎么看那些用现在日常语言写诗的人？他们是不是相当于你们当时用革命话语写诗？是不是说明日常生活和诗歌在从前和现在都有着密切关系？北岛：其实用所谓日常语言写诗，进入诗歌后已经不再是日常语言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如革命话语进入我们的诗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话语，它早被我们的写作颠覆了，虽然还保留着某些阴影。日常生活和诗歌当然有关系，但绝不是物体和镜子的关系。附录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翟: 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北岛：嗅觉比其他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翟: 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四年里，换了七个国家，搬迁十五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翟: 有没有绝望的时候？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翟: 持续了多久？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翟: 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北岛：中文。这是惟一不能丢的行李。翟: 你走了这么多国家，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翟: 喜欢什么职业？北岛：没有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翟: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北岛：但问题是，诗人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翟: 说说在美国大学当驻校诗人的事情。北岛：我嘴笨，不适合当老师，但总比刷碗强。我在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一所私立学院Beloit当驻校诗人，每年在那儿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他们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多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翟: 现在有没有来自生活的压力？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个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翟: 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翟: 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翟: 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四岁，十岁来美和我团聚，十五岁又回到北京，十七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翟: 她读你的诗吗？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了就不读了。翟: 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翟: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翟: 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翟: 什么时候最想写诗？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翟: 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翟: 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七六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二十三岁，我二十七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翟: 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附录北岛创作年表北岛创作年表1949年生于北京。1966年因文革中断高中学业。1969-1980年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人,其中混凝土工五年,铁匠六年。1970年开始写作。1974年完成中篇小说《波动》初稿。1978年完成第一部诗集《陌生的海滩》,自己油印出版,印数一百本。同年年底，和芒克、黄锐创办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其早期诗作、短篇小说和《波动》首次发表在这里。1979年《波动》定稿。1982年完成诗集《峭壁上的窗户》。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波动》及英译本。1986年完成组诗《白日梦》。广州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北岛诗选》。1987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自1987年至1988年，在英国杜伦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教书。1988年初次访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访问作家。1989年四月到旧金山开会，应德国DAAD邀请在柏林住四个月，再到挪威奥斯陆大学任访问学者。1990年获瑞典笔会图卓尔斯基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居住九个月。完成诗集《旧雪》。自1990至1991年，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教书。1992年在荷兰莱顿大学任驻校作家。完成诗集《走廊》。19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诗集《在天涯》，收入《旧雪》和《走廊》。应法国文化部邀请在巴黎翻译法国诗歌，同年八月搬到美国，在东密西根大学任杰出客座教授。1994年在密西根大学国际中心任访问艺术家。参与创建国际作家议会并担任理事。1995年搬到加州戴维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任客座教授两年。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午夜歌手·北岛诗集 一九七二·一九九四年》。1996年完成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由九歌出版社出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为终身荣誉院士。1997年参与筹备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1998年完成诗集《开锁》及散文集《蓝房子》，由九歌出版社出版。获美国古根汉姆奖金。2000年完成散文集《午夜之门》。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任访问艺术家。自同年秋天起在美国威斯康辛柏洛伊特学院英文系教创作课，并任驻校诗人至今。2001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客座教授。200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东亚系任客座教授。获摩洛哥诗歌之家阿格那国际诗歌奖。2003年为柏洛伊特学院组办第二届国际诗歌节。2004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英语系任客座教授。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