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赵大明，过去跟湘湘要好，这回在北京救彭的是他的父亲。”　　“哦！”陈政委这才开始转变态度，回头重新问赵大明，“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我……”赵大明擦着眼睛说，“我在这里做什么，您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政委不知道。”徐秘书说。　　“他们是怎样布置害彭的您也不知道吗？”　　政委和秘书都没有回答，互相望了一眼。　　“政委，我可以把全部底细告诉您，不过您先得……”赵大明慌忙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来。　　“不要在这里啰嗦了，”胡处长催促着，“彭其在舔石头！上车，走吧！”　　“胡处长，”赵大明央求说，“您走以后，我们送水给他喝了。先不要急着去吧，我的话只能在这路上说，到那里没法子说了。”　　“你那是什么？”政委指着他手上的纸问。　　“这是我要求复员的报告，请您作特殊情况批准我立即复员，您还有这个权吗？”　　“你这话说得奇怪，”徐秘书说，“政委连批准一个干部复员的权力都没有了？”　　“我不该说……”赵大明表示后悔。　　“你为什么一定要复员？”政委问。　　“不批准我复员，我不敢说真话。”　　“为什么？”　　赵大明看看在场的人，把目光停在司机的身上，迟疑着。　　“这里的人都是可靠的。”徐秘书看出了他的顾虑，暗示他说，“什么话都可以说，就说吧！”　　“我……因为管着文工团员死活的是江主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政委问。　　“我要汇报的情况都与江主任直接相关，他现在正在考验我，下一步还要拿我派大用，如果他发现我把他的底细全部抖落出来了，我还能有活命吗？文工团正在搞运动，抓坏人，随便给我扣一顶什么帽子我都跑不了。这个人非常歹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怕他，我的头上像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只要我还穿着这身军衣，就逃不脱紧箍咒的惩罚。请政委一定体谅我的情况，您要保护我安全复员我才能说真话。”　　“一定要复员做什么？”政委说，“我晓得情况就行了嘛！他能把你怎么样？”　　“不行，政委，不行。我虽然是普通文工团员，也看出来了，江主任手里有护身符，他不怕您。尽管您受到了林副主席接见，他还是不怕，要是他怕，就不会这样做了，就不能把这些事都瞒着您了。”　　“你不要管这些。”陈政委无可奈何地说，“实在要复员，我同意，跟干部部讲一声，你马上可以走。”　　“那么，请您……”赵大明畏畏缩缩地将复员报告递上来，“请您把批示写上吧！”　　“给我。”徐秘书伸手接住，“我给你办，有些什么情况，快向政委汇报吧！坐车上去说。”　　“领复员费是在管理处，你来找我。”胡处长上车时拍了一下赵大明的肩头。　　政委、秘书、胡处长和赵大明都上车了。司机知道暂时不开车，要在车上谈机要问题，便自动回避，下车去呆着。　　于是，赵大明毫无顾虑地将江醉章怎样向他布置任务，怎样暗示他要用“策略”把彭其活活折磨死；邬中怎样宣布各项铁的规定，又暗示他还可以“灵活”地掌握规定，使彭其死得更快些；战士们怎样于心不忍，互相包庇着破坏那些规定；昨晚邬中的突然袭击和把柴油机手带走的情况，所有这些都一滴不漏地告诉了陈政委。只有一个细节他没有讲，就是杨春喜送纸笔给彭其以及他第二天请假进城看病的事。这一点，赵大明认为没有必要告诉陈政委，因为目前还不知道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事，也许仅仅是自己的猜疑。　　“这些事你都不晓得吗？”听赵大明说完以后，胡连生问陈政委。　　陈政委气得大喘粗气，无话可答。　　“你是摆样子的吗？”胡处长捶着自己的胸脯，“嗐！四十四个都死了，偏偏还留着你，偏偏还要你来当政委。你怎么不早点同他们一起去嘛！怎么不同你的老婆一起去嘛！你还占着这个茅坑做什么？赶快让给江醉章嘛！你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你做不出他那样的事，你没有什么能讨人喜欢的，你就算了嘛！娘卖X的！老子不该活到今天，早死了几痛快！如今还要受这样的折磨。看见彭其把人气死！看见你把人急死！嗐！”他双脚二蹬，弹跳起来，头碰在车顶上，“你讲，你还有点办法没有？你能不能去告他一状？你讲！”　　“到哪里告？”陈政委也气得嗓门粗了。　　“林彪不是接见过你吗？你去找林彪嘛！”　　“你晓得什么屁！”陈政委扪住自己的胸口说，“人家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没有他们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你想拿他们怎么样？你有几个脑壳？你到林那里去告发他们，你告得进？那是到老虎窝里去捉崽子，你晓得吗？我跟他们还隔一层，自己要清醒一点，赏你一点面子，你不要不自爱！”　　“那好了，我们还活着做什么？都是快上六十的人，够了！走吧！找彭其一起去，娘卖X的！手榴弹也准备好了。开车吧！”　　司机听叫开车，马上从十步外的地方跑回来。徐秘书向他摆手，示意胡处长的话听不得。　　陈政委苦想了半天，最后下决心说：“欺人太甚了！把我当成稻草人。我问心无愧，我没有什么辫子给他们抓，林也接见我了，他们也要考虑考虑。彭其的地方一定要换，马上就换，谁来恐吓也不行。上头也没有讲要把他这样害死，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对待犯错误的人要这样残酷。我有道理，我光明正大，不怕他们怎么徉。小赵，你要帮助我把彭其的地方转移了，我找到可靠的人来顶了你的工作以后你再走，再不能叫他们派人。”　　“那时候我还能走得了吗？”赵大明担心着。　　“你还要相信政委嘛！”徐秘书从旁插话。　　“你看，你看，”胡处长说，“干部战士都不敢相信你了，都晓得你是软骨头，屁用也没有，以后你怎么领导部队呀？你！”　　“你不要以为你有本事。”陈政委被刺激得发火了，“你是硬骨头吧？你有什么用？彭其骨头硬吧？他又怎么样？架飞机，挨武斗，上电疗，关进铁笼子，下放种田，你们硬骨头搞赢了吗？一张嘴呱呱呱，开口骂娘，骂出一个真理来了？你还要小心点，莫以为下放种田就到底了。”　　胡处长被陈政委这么一说，忽然变成哑巴了，是啊！硬骨头有什么用呢？屠刀拿在他手上，不怕你骨头有多硬。这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也没有想过的，这个问题把人击晕了。　　“你放心！”陈政委转对赵大明说，“如果他们害到了你头上，我来陪你。”　　司机向后面的来路上看了一阵，急忙走过来拉开车门说：“政委，来了一部吉普车，是我们汽车连的，不知是谁来了。”　　徐秘书推开车门往后看，见吉普车减慢了速度，司机将方向盘往左打，显然也是要在这里转弯。这时，坐在车里的人向司机讲一了一句话，方向盘重新改回去，猛然增速，从陈政委的轿车旁边擦过去，一直朝前飞奔。　　“里面坐着邬中。”徐秘书告诉陈政委。　　“他肯定是到弹药库去，见政委的车停在这里，赶快溜了。”赵大明说。　　“我要问他一下，”陈政委咬紧牙说，“开车！追！”　　赵大明为了避免与邬中碰面，从车上跳下来，跑回弹药库去。　　轿车开动了，司机眼都不眨，紧紧盯住前面的吉普车和路上的来往车辆行人，灵活地从空隙间穿插过去。成行的苦楝树从旁边刷刷地向后飞倒，高压电线迎面飞射过来，车轮已经离地了，几乎没有什么响声。车上的人都用手抓住面前的拉手，一齐注目前方，谁也不说话。吉普车怎能赛过轿车呢？看着看着，两部车已经接近了。司机一面长鸣喇叭，一面把车子摆在超车线上。前面的吉普车只当没有听见喇叭声，仍以全速在公路中线上行驶。有时遇上前面来车了，轿车只好让道。政委的司机骂娘了，胡连生也气得骂个不停，而陈政委，则把火气紧紧憋在肚子里形成了高压。前方又有来车，司机趁着机会迅速转上刚腾出来的空线上，冲上去，与吉普车并行。　　徐秘书从车窗里露出头来，对吉普车上的司机喊道：“陈政委命令，停车！”　　吉普车不得不停，轿车也绕到前而停住了。　　陈政委下了车，怒冲冲地向吉普车走去。车上的邬中己不能再躲了，只好硬着头皮钻出车门。他还没有站稳，陈政委已经来到他面前。　　“邬中！你干什么？”政委以从未有过的音量喝斥道。　　“我？”邬中坦然自在地回答，“我有事去。”　　“你……你有鬼！”　　“我有什么鬼？政委，您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呀？”　　“你为什么不停车？”　　“我可不知道是您的车子跟在后面追呀！还以为是敌人的特务在跟踪我呢！要是身上有枪，我早就对后面开枪了。”　　“你敢！”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自卫。”　　“好……！好！”陈政委气得肩膀一耸一耸的，空袖筒抖得摇摆不定，全部威力都已用光了，无可奈何地说，“你油头滑脑，你……你……”　　“我根本不知道您为什么生气。”邬中若无其事地把手一摊。　　站在后面看得忍无可忍的胡连生，摇摆着身子几步跨上来，指着邬中的鼻子喝道：　　“邬中，你这个小子，你娘卖X的目中无人，他是你的政委！”　　“胡处长，我知道您跟陈政委是老战友。”邬中斜瞟着一只眼，话里带刺地说。　　“老战友怎么的？娘卖X的不该吗？不该讲句公道话吗？老战友，老战友，没有我们这些老战友，有你今天的神气？你小子不要忘本！”　　“我不忘党和毛主席。”邬中自以为得计地说。　　“好！”胡连生抓住他的空子，“党叫他当政委，代理书记，你尊不尊重？”　　“我并没说不尊重陈政委呀！这才奇怪哩！”邬中耍无赖。　　陈政委早已精疲力竭了，扣着胸口喘息了半天，恢复到往常的平静状态，再问邬中：　　“你是到……弹药库去吗？”　　“弹药库不是早过了吗？”　　“哼！你以为我没有眼睛？车子就要拐弯了，看见我在那里，你就跑。”　　“我躲着您干啥呀？”　　“是啊，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呢？”　　“我实在没有必要。”　　“好，”陈政委又喘息了一阵，“我问你，你到底把彭其关在哪里？”　　“不是跟您汇报了，在弹药库吗？”　　“弹药库哪间房子里？”　　“普通的房子。”　　“你一天给他吃几两米？”　　“我们吃多少他就吃多少。”　　“让他喝几次水？”　　“他只能喝那么多。”　　“你……还有些什么规定？”　　“当然会要有些规定的，他又不是住疗养院，他是反党分子加叛徒。”　　“你带我到他那里去。”　　“您自己去就是了，胡处长不是知道地方吗？他带您去嘛！”　　“我要你带我去。”陈政委坚持说。　　“我……我……”邬中支吾着。　　“你怎么？你不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不过，我劝您最好还是不去，看了那些事情没有什么好处，只能给您增加烦恼，说不定又要惹发心脏病。”　　“你不要管我，带我去，当着战士的面把你的规定重新宣布一次。然后，你就不要再管彭其的事了，我亲自来管。”　　“那可好了，政委您亲自管，我就省事了。本来，我是党委办公室主任，这个事是该我管的，既然您对我不放心，那您就自己管吧！”　　“上车，带我去。”　　陈政委说完转身走回自己的轿车，邬中也拉开了吉普车的车门，正要抬脚上车，忽而转身追上陈政委说：“政委，我还是想劝劝您，对彭其这样的人不要太仁慈过度了，对我们也不要苛求过火了，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您是政委，您不会不懂。要是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您这种感情倾向……”　　陈政委突然停步，好像再也无力迈出去一寸了。　　路边有一棵不幸的苦谏树，未长成时被人削顶了，只得将旁边的枝桠代替主干委屈求生。不料又影响了路上的车辆，于是又削一次，再委屈改一个方向往上长。谁知顶上有高压电线，还得遭一次斩削。“可怜的苦株树，你大胆长上去吧！高压线是抗不住你的生长力量的。”苦楝树要是有灵，它只能苦笑一声回答：“刀斧操在他人之手，不怕你树干再硬。”　　第三十九章 杀呀！杀呀……　　一年一度秋风萧瑟，此时在中原，当是万物凋零，寒霜早降了。而南隅这块地方，依旧维持着表面的繁茂，这里没有肃杀吗？不是，这里的肃杀不现形。你去问清道工，他一天要扫多少残叶？他的工作量不比北方的清道工轻。不要看树上还有绿叶，只不过今年该落的可以留到明年落就是了。　　南方和北方的秋风，颜色不同，声音是一样，都是那么杀呀！杀呀！杀呀地响。风声夹带着江醉章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话：“路线斗争就是表现在党内的阶级斗争。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里应外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一次再次的反扑。他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在培养和扶植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打进群众组织内部，冒称革命，大搞反革命。……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敌人睡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高枕无优。……动员起来！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这些话是从文工团楼顶上那个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乘风碰到对面宿舍的墙上，反弹回来又碰到旁边一座仓库的墙上，再反射出去，不断地碰回，不断地反射：杀呀！杀呀……！　　机关干部们低着头从楼前加快步子匆匆走过。杀呀杀呀的声音在他们头顶飞过来飞过去，人人把帽檐扯得低低的，深怕被忽然削走了。他们都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目睹了整个冗长的戏剧。一会儿是喜剧，一会儿是闹剧，一会儿是恶作剧，当前又在演悲剧。在头几幕里扮演英雄的人现在变成囚徒了，监禁他的囚房就在楼下，窗口正对着来往的行人。头几天有人扭头看看，现在不看了，他并不是讨人喜爱的人，很难得到别人同情。因为他过去的壮举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全是一些不可一世的派头，蛮不讲理的态度，武断冲撞的语言，头上长角的形象，见人就顶的脾气，造孽多端的历史……不少人觉得这样也好，军营里可以恢复平静；而同时又不停地听到“杀呀！进攻！杀呀！进攻！”不知会不会有一天轮到自己。所以最好是低头走路，把帽子戴稳一点，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一脸颓丧默默无声地坐在写字台前，透过纱窗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走过去一个，又走过去一个，又走过去一个……他感到所有这些人都是行尸，全无情性和感觉。但他羡慕他们还能自由地行走，比较起来，自己连行尸都不如，是一具坐尸。他忌恨自由来往的人们，眼睛翻白地盯着他们，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人们在他视线圈里模模糊糊地晃过去。后来他疲倦了，躺到床上去，十指交叉将两只手压在后脑勺下面，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望着天花板。这座大楼年岁已久了，天花板变了颜色；又不是均匀变过来的，有些地方变了，有些地方不变，于是成了一片花斑。他从花斑点点的天花板上发现了艺术，是最奇妙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形象不准确，具有可变性，还有许多不易理解的线条、斑点和色块。这艺术启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范子愚偶然从一个角上发现了类似斗争大会的场面；接着，整块天花板便成了斗争大会集锦，到处是拳头，高挽着袖子的手臂。到处是挨斗的对象，躬着身子，挂着黑牌，架飞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踏上好几只脚。他从这些艺术品中看见了自己，原来是挥舞着拳头，后来是被别人用脚踩住。自从联合宣传队进驻文工团以来，他已多次经历山崩地裂的斗争会了，每次都是架着飞机去，架着飞机送回来。这时候肩关节还在痛，头皮也好像脱离头盖骨了——是被揪的。他体会到架飞机的滋味很不好受，非但肉体要承受痛苦，而且人格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任何一个仪表堂堂的人，被这么一架一揪，就会立刻变得十分狼狈、丑陋、面无人色。每次被架上斗争台时，在恐惧、痛苦、委屈、悲哀的复杂心情的间隙里，还隐约夹带着一种这样的奇怪心理：“邹燕在不在会场上？她看到我这个丑样子会不会与我离婚？幸好结婚了，有孩子了，要不然，再也别想找到女朋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教育其人之法。范子愚受了这一段教育，心地变得非常善良了，他由自己联想到别人，将心比心才知道别人的痛苦。于是，在怜悯自己之余，也怜悯着被他斗过的那些人，包括彭其、胡连生、陈政委乃至最可痛恨的保皇狗。他们那些人当时是怎样活过来的呢？他们被斗时想了些什么？也想到了老婆离婚的问题吗？他们有没有使肩关节不痛的诀窍？他们所受的痛苦更沉重啊！因为那时正是武斗吃香的时候，现在已经收敛多了。每一个乐极生悲的人都要后悔，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也后悔了。最先后悔的就是关于武斗，架飞机，踏上一只脚。其实这些斗争形式并不是他首创的，但他同样受到一种创造了罪孽的良心责备的痛苦，后悔着不该搬起石头最后砸在自己脚上。　　他住进这间囚房已有一个多月了，刚进来时并不以为然。反复回忆自己造反以来的全部经历，想来想去以今天的标准是功大于过，功过抵消还有结余，应该得到某种酬谢。却为什么只记过不记功呢？他不相信毛主席会同意这样做，凭着运动初期的经验，料想这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会要打救革命功臣的。因而他并不怎么怕，甚至预见了保卫部长和联合宣传队的人明天将要倒霉。要他写检查材料他不写，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没有什么可写。”于是，又架了一次飞机，接着架了好几次飞机。架飞机是不好受的，他决定采取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反攻。他开始写了，而且写得很多，把所有经历过的事都写上去。不加分析，不戴帽子，像写造反日记一样客观地将事实记录下来。这当然是不符合要求的，为了这，又架了两次飞机。他的态度再次硬起来，因为飞机架惯了，肩关节也锻炼得可以了，搞来搞去，不过如此而已，可怕的变得不可怕了。　　与此同时，联合宣传队组织了少数积极分子对范子愚家里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就像以前查抄方鲁的家一样，不过要比那次查抄仔细一百倍。铺盖卷起来了，被子都拆开看了，小孩用过的尿片撕开了，衣柜的木板缝里用竹签通遍了。至于书籍、废纸和笔记本，不管是范子愚的还是邹燕的，所能见到者全部收集起来，用木箱装上，贴好封条，送到保卫部待查。其实负责翻查那些东西的人也并不是保卫部的人，而是刘絮云。为了那些东西，刘絮云关在一间不许外人进去的临时保密室里整整工作一了半个月，但她要查的那个叛徒交代材料并未能找到。　　想找的没有找到，意外地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在一块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的反面有几个这样的字：上而横摆着“打倒”二字，下面竖写着“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打倒”的“倒”字右侧还有一个“彭”字的左半边，刘絮云认为这个半边“彭”字是多余的，便把它裁去了，剩下的字正好勉强拼成了一条反动标语。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上面二字横排着，下面的字竖排着。横竖是不要紧的，只要那些字拼凑起来能得出需要的意义就行了。于是，拍成照片，放成原样大小，复制好几张，拿一块小黑板将照片钉上，把发现过程写上。　　又要架飞机了。这一回来势特别凶猛，有点类似在植物研究所斗彭其的情况。与会的群众是真正的愤怒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照片，感觉范子愚欺骗了他们，就由于他，使所有造反群众戴上了受蒙蔽的帽子。范子愚被架到会场时，“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如雷劈顶。人们跳起来了，冲上来了，小礼堂的屋顶几乎被声浪掀开了。　　“范子愚，这是你写的字吗？”有人把小黑板摆在范子愚面前。　　“这……”范子愚一看，哑了。　　“说！”　　“我……我……”　　“说！”　　“字……字……是我写的。”　　“好啦！铁证如山，供认不讳。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范子愚押下去！”　　“不！不！不……”范子愚说不清话了，只好大哭起来。　　“坚决镇压反革命！”　　口号声严严地压住了哭声，谁也听不清他在哭。　　这次斗争会时间最短、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分钟，就像在梦中踢着一块石头，短促地惊醒了一下。十分钟的斗争会对范子愚来说应该是不值一提的了，但正是这十分钟的斗争会改变了他全部思维活动和整个精神状态，在大声嚎哭中几乎撞到墙上把头碰碎了，幸而有人拖住。谁知道那几个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写的呢？闲着没事就喜欢拿支笔这里画画，那里画画，鬼知道画了些什么！心里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写条这样的反动标语，为了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呢？实在是没有道理，是魔鬼缠身，是天要降灾于你。阶级斗争是冷酷无情的，想解释，想求饶，都是没有用的。联合宣传队已命令他把书写反动标语的动机、思想活动和阶级根源写出来，这回可不敢再硬了，再硬就要带手铐了，只能来一个认罪态度较好，争取宽大处理了。自从反动标语被揭发以后，联合宣传队再一次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范子愚平常的反动言行，又出现了一个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高潮。凡是可以公开张贴的就写成大字报，内容特别反动或牵涉旁人的就写成小字报。邹燕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揭发过的关于范子愚说“政治政治，不正也不直”的话重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搪塞。经过将近两年的造反，在“现在这年头，谁也管不了谁”的条件下，范子愚的反动言论还能少得了？一个晚上就贴满了小礼堂。其实，最要命的内容还不在大字报上，而在不予公开的小字报上。如有一张小字报揭发范子愚“恶毒诬蔑江青同志……原夫……电影……某某某……怎么怎么……”这一条可要了范子愚的命，跟原来已经查出来的反动标语联系在一起，他的反革命罪行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思想联系的了。　　罪该万死的范子愚真正害怕了，开始认真考虑老婆将跟谁去，孩子的出身成分填什么的问题了。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死关头，而且将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他不敢再抱侥幸心理，决心想一切办法来解除危难。他日不食，夜不眠，面容憔悴，身体瘦得不成样了。　　有一天，他提出要回家刮刮胡子，经两个看守人开恩，陪同他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就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幼儿园，他要邹燕马上去抱回来。他颤颤抖抖打开一个抽屉，发现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知道是抄家了。找了半天才把刮胡刀找到，在脸上横一下，竖一下，没有条理地胡乱刮了老半天才把胡子刮净。　　邹燕把四岁的孩子抱回来了，范子愚扔掉手里的东西，扑向门口，接过孩子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边亲，一边把眼泪揩在孩子的脸蛋上。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害怕起来，哭着要妈妈抱，妈妈也在流泪，并已泣不成声。两个看守人心肠软下来，没有硬催范子愚快走。范子愚打开柜子这里寻那里找，找出了小半瓶桔子汁。他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用小汤匙一勺一勺喂给他吃。一边喂，一边掉泪，拿汤匙的手激烈抖动着，不能控制。由于手在抖，桔子汁滴了一些在孩子的身上，他又用湿毛巾仔仔细细擦干净。小半瓶桔子汁全部喂完了，放下瓶子又亲孩子的脸，还叫孩子不停地叫爸爸，叫了几十声还要叫。孩子的衣服有一粒纽扣开了，他给他扣好；孩子的小腿被蚊子咬了一个小疙瘩，他用手指蘸着自己的口水给他擦了又擦，摸了又摸……　　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你就偎着妻儿不走了，你还得到你的囚房去。看守人在催了，不能再磨时间了，他又把孩子亲了一轮，紧紧搂着，抱去送给邹燕。邹燕接过孩子，望着丈夫，丈夫也望着妻子，泪如雨下，心如刀纹，谁也没有做声。望着望着，互相都望不见了，只剩一个泪影，转脸离开。出门时，范子愚回头喊了一声：“再见了！”　　当晚，邹燕写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贴在礼堂大门正中处。标题是：“警惕反革命分子范子愚玩弄自杀阴谋”；下面的内容便是他回家刮胡子的一系列反常表现。那位以“大老粗”为荣的最革命的排长最先看到这张大字报，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下说：“自杀？知识分子就爱犯这些毛病。自杀了活该，自绝于人民。”　　过了几天，自杀事件并没有发生，人们也就不特别注意了。就在这时，范子愚采取了行动。上次回家刮胡子的时候，他趁人不防将一块刀片装进衣兜里了，拿回囚房以后，又转移藏到《毛主席语录》的塑料封面夹层里。这天天将亮的时候，他趁两个看守人坐在走廊上聊天，门又正好关着的好时机，偷偷从床上爬起来，将被子伪装成仍像有人睡着的样子；拿出刀片来，将纱窗一格的左、下、右三方划开，从窗格里钻了出去。　　他决定，是死是活就在此一举了。首先去找江醉章，想用叛徒一案威胁讨好双管齐下，看能不能有点效果，使他出面周旋，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若不成便再不回来了，投河、卧轨、悬梁，自杀的方法有的是。连绝命书都已写好装在身上准备着。他跑到高干招待所，正好有人开门，因不认识范子愚，只听他说有急事要找江主任，便放他进去了。　　江主任听见有人这么早来敲他的门，满不高兴，磨了半天才穿好衣服，趿拉趿拉走出来。把门一拉，他大吃一惊，心里咒骂道：“这具死尸怎么跑来了？”　　范子愚还像过去一样，行了礼，不等允许便挤进门来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江主任脸色不悦地问。　　“我要找主任谈谈。”　　“你们文工团不是正在搞运动吗？擅自偷跑出来，这不对呀！”　　“没有办法，我多次提出要见江主任，他们都不肯，只好这样做了。”　　“他们知道你到这里来了吗？”　　“当然不知道。”　　“要告诉他们一下，免得人家着急呀！”江醉章说着，顺手拿起了电话。　　范子愚机敏地走过去按住电话机说：　　“主任，等一下，我要说的话不长，但不能有外人干扰，您听我说完了再打电话吧！”　　江醉章只得将电话放下。　　“你要说什么？”他问。　　“汇报一件小事。”　　“什么事？”　　“我在北京遇见一件怪事。”　　江醉章暗暗吃惊，知道他要讲叛徒的事了，全力以赴做好应付的准备。　　“我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住了两天，”范子愚密切注视着江醉章的表情说，“看到一个叛徒的交代材料，里面提到您的名字。”　　“讲什么？”　　“说同他一起写悔过书的一共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叫江醉章。”　　“胡说！”江醉章暴跳起来，“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北京哪个大学里的人，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　　“那上面说，被捕的地方是在上海，当时是为了搞学生运动。本来抓了五个人，只有三个人写了悔过书，这三个人目前都活着。”范子愚不慌不忙地说。　　“同名同姓的多得很，谁知那个江醉章是谁。”尽管他气壮如牛，而语气总是硬不起来，“你可不要乱讲，扰乱了阵线你要负责的，这关系到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就是啊！”范子愚转变口气说，“我当时就想，这个叛徒江醉章肯定不是我们的江主任。但是，为了把这个情况告诉您，免得将来一旦误会到您头上来了，您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所以把有关的部分抄了回来。”　　“拿给我看看。”　　“您听我说呀，”范子愚胸有成竹地接连说下去，“我从北京回来以后，非常谨慎，守口如瓶，对任何人都不露一字。早就想把那个东西交给您看看，但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您的面。有时在路上遇见了，我那个东西又不在身上；而且，路上也不便谈这些事。跟您约过两回，您总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所以一直搁下了。前一段，我预感到文工团要整风了，我是头头，有可能挨整，并且可能要抄家。为了不让那个东西落到别人手里去，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偷偷把它背下来记在心里，抄来的材料一把火烧了。”　　“是烧了吗？”　　“烧了。”　　“那就算了，不要再提起它，完全是同名同姓的误会。”　　“我知道，决不会胡说八道的。”　　“你要跟我讲的就这个事吗？”江醉章看看表。　　“还有。”　　“快讲吧！他们会到处找你的。”　　“我说。”范子愚稍微思考了一下，“主任，现在他们给我加的罪名您知道吗？”　　“我不了解，他们没有向我汇报。”　　“简单地说是这样：一条是所谓书写反动标语，那是牵强附会扯到一起的；另一条是有一个人揭发我，说我议论过江青同志的私生活。这一条完全是假的，我根本不知道江青同志的个人历史，连半个字都没有听说过。那个揭发的同志肯定是记错了人。主任，我现在背着冤枉，有话不许我说，我是不甘心的呀！我想请主任跟联合宣传队说说，让他们实事求是一点，您看行吗？”　　“这……”江醉章紧急思谋着对策，“这个联合宣传队不是我们政治部派的，运动直接由兵团党委领导，我虽然是一个常委，只怕人家还是要听陈政委的呀！”　　“主任，”范子愚好像并不着急的样子，从从容容地说，“身上背着冤枉的人，晚上连睡觉都睡不好，尽做恶梦，都是奇奇怪怪的。你看怪不怪，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梦：梦见我跟一个好朋友同路走，走着走着来到一条河边上。河里水流很急，往下一看，眼都花了。河上面只有一根独木桥，我那个朋友说不要两个人一起走，他先过去，我后过去。他因为怕不小心掉下河去把命送了，就把命交给我给他拿着。后来他过去了，一过去就回头把独木桥拆了，还要我把命扔给他。我正准备扔，旁边不知怎么突然跑来一个老头子，张着大嘴像要吃人的样子，对着我大喊：‘蠢猪！他过河拆桥，你抓着他的命还要扔给他。快给我吧！扔到我嘴里来，我一口就把他结果了。’我当然不愿意背叛朋友，就跟那老头子打起来，打着打着就打醒了。一醒，我就到您这儿来了。您看怪不怪，简直跟神话一样。”　　“怪，怪，真怪。”江醉章很不自然地随口应付着。　　“主任，”范子愚再一次提出，“既然是宣传队听陈政委的，那您就把真实情况向陈政委反映反映吧！别让我冤枉到死啊！”　　“呃……这样，”江醉章态度和蔼地说，“你这个情况……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好吗？我把邬中同志找来，你当着我和他的面把真实情况详细讲清楚，让邬中同志记一记，他是党委办主任，上传下达的工作是该由他做。到时候我跟他两个先后去找陈政委谈，两个人谈的情况一样，作用要大一些。你看这样好不好？”　　范子愚想了一下，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便同意了。　　江醉章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说：“是邬中同志吗？……哦！我是江醉章，我想请你到我这里来一下。……范子愚天不亮就一个人跑到我这里来了，谈起他背了冤枉，我认为他那些情况值得重视。他们文工团连门都不让他出，还要偷跑出来才能见到我，你看这像话吗？所以请来一下，越快越好，行吗？……哦，哦，好，我等着，在二○九号。”他放下电话，对范子愚说，“他就来了，你等一等。”说完便走进盥洗室去洗脸。　　范子愚没有任何表情地呆坐着，好像江醉章的命果真操在他手上，正在静等他付出代价将命索回去。　　江醉章洗漱完毕，穿上皮鞋，问范子愚说：　　“你是没有吃早餐的吧？”　　“没有。”　　“我去跟服务台讲一声，让他们多送一份早餐来。哦，不，还有邬中，他肯定也没有吃饭。”江醉章说着，懒洋洋地走了出去，并将房门带上。　　范子愚仍旧坐着静等，等着等着，心情不安了：“为什么邬中还不来呢？从他家里到这个地方并不很远，就算他需要洗漱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哪！是不是吃饭去了？不会吧？这里有急事，他是军人，不会那样拖拉的；况且江醉章在电话里讲了越快越好，他应该来了。江醉章呢？他只到服务台说一声，怎么去了这么久？有鬼！有鬼！”范子愚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身上战栗起来。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这一着失败，他立刻就得去死，不能让别人抓回文工团去。“看来没有希望了，上当了！上当了！完了！”他从心里发出了几声绝望的悲呼，僵硬地站起来，脸色惨白，目光无神，突然一转身，扑向房门，准备拉开门向死亡奔去。正在这时，门响了。　　“笃笃！”　　范子愚刹住脚步，发愣地听着。　　“笃笃笃！”　　他战战兢兢地往后退缩。　　“笃笃笃笃！”　　他往前走了一步，想开门，又迟疑不前。　　“笃笃！笃笃笃！笃笃笃……！”　　他终于拿定了主意，走去把门闩拧开。　　嘭！门被推得撞在墙上，外面站着凶神恶煞似的“大老粗”排长，后面跟上来一大群人，像饿鹰扑鸡，立刻将范子愚打翻在地，用脚踏上，掏出一根绳子，把他当作死刑罪犯五花大绑起来，拼命地用劲，咬牙切齿地扯紧再扯紧。只听见范子愚一声声发出惨叫，同时有拳头和皮鞋踢打的声音。　　他被拖回文工团去。小礼堂早就坐满了人，一个个发出狂暴的嘶叫，谁也不敢把嗓子控制一点。接着举行的不是什么斗争会，而是一场踢打会。其中最卖劲的是与他观点不同的人和平时有隙未能弥合的人，还有一种是领受了特别旨意的人。谁也不敢制止，谁也不能抵挡一下。邹燕则根本不在场。斗争很快就完了，但踢打还没有结束。当把他拖回原来那间囚房以后，两个因失职而挨了恶骂的看守人憋不住火了，也冲上来给了几拳头，然后提起他往床上一扔，像扔下一个大冬瓜，声音不脆，无弹性。　　他不动了，早就不曾喊叫了，有人担心他已经死去或快要死去，忙把捆绑他的绳子解开。解了绳子还是不动，有人伸手在他鼻孔外面探了探，摇头证实还没有死。　　人们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无意中看见墙上有一条过去范子愚亲笔写下的标语：“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　　第四十章 爱与死　　赵大明归心似箭，首班公共汽车刚从停车场开出来他就第一个跳上了车。他已根据陈政委的布置，在后勤部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将彭其转移过去。接替他工作的干部也已经来了，那是一个好人，由徐秘书从他所熟悉的战友当中选调来的。经过几天接触，赵大明与他很快混熟了，便把一些应该告诉他的事告诉了他，一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样，他就可以走了。复员通知书已拿在他手上，只要到管理处结一个账，再到干部部把复员证领来就完了。他想尽快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准备在今天一天里把全部手续办完，因此天不亮就去与彭其告别，简单说了几句含义很深的话，没有惊动其他人，悄悄背着行李离开了后勤部。　　他跳下公共汽车，拐上通往营区的道路，心里顿觉清新开阔。头上的紧箍咒已经去掉了，身前身后的鬼影即将远离他而去。两年多来他头一次可以这样轻快地走路，大胆地呼吸，要不是怕难为情，还可以唱歌，今天嗓子正好，很少有这么好的时候。他远远望着文工团那座丁字大楼，快步向它走近，心里默念道：“丁字楼，再见了！我与你五年相处，收获不小啊！尤其是近两年值得纪念，我由纯真变得复杂了，由无知变得有所知了。要感谢你呀！你是我学习政治的课堂，是我看戏的舞台，是我观测风云的瞭望塔。五年的时间，不短啦！已占去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了。但这五年对我是不可缺少的，非此不能长成人。再见了！丁字楼，也许哪天我们又能相遇，风雨无常，天象多变，谁能预测明天呢？”　　启明星已最后隐去，这才真正天亮了。朝霞从海底喷射出来，铺得满天火红斑斓。好像今天是一个什么胜利的日子或大喜的日子，一眼望去，金碧辉煌，朱梁画栋，张灯结彩，只待点燃礼炮了。是一场革命的胜利？是江主任的胜利？还是人民群众的胜利？为什么这样铺张隆重呢？　　丁字楼顶上平台匆匆跑动着一个人，在灿烂的云霞衬托下，衣襟飘拂，身影悠悠。他跨过栏杆，站立在大门正顶上，将两手交叉平放在胸前，仰头向大海望去。　　“楼顶上是谁？要干什么？来人哪——！”赵大明拼尽全力呼喊，声音震撼得晨空摇荡起来。　　大楼里立刻发生爆炸性的骚动，钢筋水泥的房架猛然抖动起来。　　楼顶上的人以战栗的声音对着长空呼喊：　　“我不是反革命，我是一个屈死鬼！活着的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吧！邹燕！我亲爱的妻！你们醒来了没有？孩子呀孩子！现在这年头谁也顾不了谁啦！再——见——了——！”　　……砰！　　邹燕一声尖叫，身着内衣披头散发地冲出门来。可是迟了，枯树倒地般的响声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