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愚听到背后有人叫了一声，差点回过头去，因为在南隅时，有不少人是这么叫他的，但他不相信在这里也会有人叫他“革命家”，便只当与己无关，仍旧望着债主将要出现的方向。　　“革命家！”　　又叫了一声，嗓音低沉嘶哑。　　“耳朵聋了？”　　还是那个声音，看来的的确确是叫范子愚，他这才回过头去，一看，又惊又喜又难为情，原来是他！　　“胡处长！”范子愚羞红着睑叫了一声，避开他的眼光。　　“你到哪里去？”胡处长问。　　“回南隅去，您呢？”　　“也是的。”　　胡处长穿着一身宽大的副一号军装，手上提着小旅行包，还有一只线网袋背在背上，里面装有一些纸盒纸包之类的东西。范子愚朝线网袋瞟了一眼，想道：“那里有吃的。”　　“把东西提起来，我坐坐。”胡处长提出要求说。　　范子愚虽然身无半文，又正好遇上一位财神爷，岂不是太好了！可是他情愿不碰上他，因为在公审大会上，斗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要是这老头提起往事来怎好说话呢？即使他不提往事，范子愚也害怕与他目光相遇。但现在，他竟然主动提出要跟你坐在一起，你难道能不理他吗？只得连忙把旅行包拿开，让胡处长坐下去。　　“你是来搞什么的？”胡处长问他。　　“我？呃……”范子愚目前所干的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宜向胡处长提起，他只得随便撒了个谎，“到北京来看样板戏。”　　“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好看吗？”　　“好看，好看。”　　“你们自己也演一个嘛！光看别人的？”　　“是啊，要演哪！”　　一问一答，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脸色，革命家成了个腼腆的乡下姑娘。　　“你来了几天了？”胡处长又问。　　“好几天了。”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呃……”可怎么好说呢？　　“吞吞吐吐，又是搞阴谋，走到哪里，阴谋就跟到哪里，娘卖X的！我还说碰到个熟人，这两天坐车有话讲了，又是阴谋，跟着你屁股追，算了！我还是坐到我那个角落里去。”胡处长说着，站起身，提着东西要走。　　“别走，别走！处长，”范子愚连忙站起来把他拉住，到这时，双方才互望了两秒钟，“您坐吧！我也怪寂寞的，有些事咱们在车上慢慢说吧！”　　“不坐，我到我的老地方去，我怕你们，阴谋诡计太多。”固执的胡处长坚持提着东西走了。　　范子愚惋惜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目送他走到最靠里边的一个角落。他回头又看了看门口，还不见债主到来，有点心慌了，经过一段犹豫，只得厚着脸皮找到胡连生那里去。　　“处长，您别生气，”他靠近胡连生坐下说，“我们那回对您太……唉！我们太幼稚了，现在想起来，真是不该那样做。那一阵子也不知道怎么了，革命啊，当左派呀，什么都干得出来，真是，唉！真是……您可别记我们的仇，我们年轻哪！”　　“记仇？记什么仇？我要是记仇的人，就不会找上你来讲话了。我记你们的仇？要不是参加革命去了，我的儿子比你还大，我记你们的仇做什么！你们当了几年兵？懂得什么革命？搞错回把两回，有什么好记仇的！”　　“是啊，处长，我……”　　“不要讲你们了，”胡处长只顾说自己的，“就是彭其我也不记他的仇，他害得我背一个疯子的名声，还给我上电疗，娘卖X的！我记他的仇了吗？我不记，如今阴谋诡计太多，他也有他的难处，我原谅他，我晓得他不好搞。不光不记他的仇，我还要……”他仔细望望范子愚的面孔，“讲给你听了，你会不会又去搞鬼？”　　“处长，请您放心，我再不会害您了。”范子愚诚恳地说。　　“靠不住，”胡处长摇着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又来个搞阴谋的在你耳边头一熏，你又倒了。”　　“您说得对呀！老处长，”范子愚深有感慨地点着头，特别强调了一下老处长的老字，“我们太容易上当，太天真……唉！”　　“你的感慨倒不少！”　　“您知道，我这回在北京被人害了，害得我满街流浪，只差一点没有要饭了。”　　“怎么搞的？”胡处长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　　“害得我几个晚上没有睡觉，这里混一天，那里混一天，钱包也被扒了，现在身无半文。”　　“你吃了饭没有？”　　“饭，吃了，在空政文工团吃的，也没有收我的钱。”　　“买了车票吗？”　　“车票有了，零点三十分的。”　　“你到底碰了什么鬼呀？”　　“一言难尽……言难尽，唉！……”　　“不要着急，碰见我了，你就不怕了，我这里有钱，你先拿点去吧！”胡处长从上面的衣袋里随便一拖，拖出来几张十元的票子，往范子愚手上一塞，“拿去，如今还没有到共产主义，没有钱是活不成的。”　　“不要这么多，处长，我不要这么多，有一张就够了，只要能在车上有饭吃。”范子愚留下一张，其余的都要还给胡处长。　　“放你那里吧！”胡处长将手一摆说，“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再碰一个扒手就完了，大家都会吃不成。”　　范子愚只得将钱装进口袋，谨慎地扣上袋扣。　　“你姓什么？我还搞不清呢！”　　“我叫范子愚。”　　“吃饭的饭？”　　“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氾滥的氾。”　　“吃饭，还有鱼……”胡处长自言自语念道，“算了算了，我记不得，我还是叫你革命家。”他又突然想起，“革命家，离开车还有很久吧？”　　“还有三个小时。”范子愚看了看表。　　“走！”胡处长站起来，“吃酒去，有做伴的了，心里高兴，娘卖X的！老子也受了几天气，消消气去！”　　他们来到车站斜对面一家通宵服务的小食店里。这时顾客已不多，有的餐桌还空着，范子愚在靠墙的一个偏僻角落选好了位子，将自己的和胡处长的行李搁在凳上，便说：“老处长您坐着吧！我去办来。”在范子愚正与熟食柜的服务员商量选菜和买酒时，胡处长对他喊道：“有肉皮没有？你问问有肉皮没有？”不久，范子愚将熟菜端来了，一盘红肠，一盘卤牛肉，一盘猪肝，还有两份卤猪蹄，他抱歉地说：“买不到肉皮，这猪蹄可以吧？”胡处长只得将就着说：“马马虎虎。”接着，范子愚又把洒拿来了，一种是二锅头，一种是啤酒。　　“娘卖X的！”胡处长喝了一口二锅头说，“在北京好几天，没有这么痛快过一回。”　　范子愚端起啤酒杯子，不禁慨然，刚才还在幻想着如果身上有钱，躲进这里来，买上两杯啤酒，面对熟菜碟子，“他妈的！老子就在这里享福啦！”不料一转眼就变成了现实，生活真是千变万化的呀！正在这时，听见胡处长讲话，便接上去问道：　　“您这回来北京，到底是干啥呀？”　　“我？”胡处长忙着咬猪蹄，“讲给你听了，你回去斗我不？”　　“老处长，您不要再提那些事了，我心里难过。”　　“那我就告诉你吧！娘卖X的！我怄了一肚子的火，正想找人讲一讲，不讲给别人听听，硬是过不得。你晓得，我跟彭其、陈镜泉是同一个村里一起搞共产出来的，四十七个人死得只剩我们三个了。剩下这三个人还要你搞我，我搞你。彭其把我搞成疯子，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反正我好好生生一个人，成了疯子，挨电疗。陈镜泉又要带头整彭其，还带了材料住到北京来整，家里的训练、打仗都不管了。我呢，一天到黑寻他们骂娘，骂他们没有良心，搞阴谋。你看，这样搞来搞去有什么味道，何不少搞点鬼，你也不骂我我也不害你呢？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人就要进土了，这样搞下去，到了阴间地府还会打鬼架。唉……！”他长叹一声，喝了口酒，“彭其在北京挨整，陈镜泉跟着屁股来整他，家里在那里趁火打劫，又搞新阴谋。我看了实在过不得，没有人同意，我自己拿钱买了张车票到北京来，想找一找红军时候的老人，找一找我们浏阳共产的老战友，商量商量，到毛主席那里反映点情况吧！我的官太小，他们有的当了部长副部长，总比我好些，去讲几句话吧！哪晓得，我一到北京，那些人通通打倒了，都是走资派，连人都找不到。有些地方还把我当坏人，小造反崽子抓住我盘问半天。娘卖X的！我真想打人，又一想，打他也没有用，都是屁也不懂的小孩子！唉！……”又叹一口气，又喝一口酒，“后来我想算了！不去找他们告状了，还是去帮彭其讲几句话吧！快点让他写一个检讨，回去管住那个摊子，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啦！哪晓得，这个也不见我，那个也不见我，都把我嫌臭狗屎一样。娘卖X的！到后来，哨兵干脆不许我进去，我革命四十年，进门都进不了，到处把我当疯子，还笑我！你说气人不气人？唉！……”又灌了一大口二锅头，“我再一想，找不到他们，我找陈镜泉总还要得吧！屁！陈镜泉也找不到，这个讲住在那里，那个讲住在这里，把我当把戏耍，娘卖X的！我要不是在车站碰到你呀，一个亲人都没有了。革命家，你还看得起我这个疯子老头，真是少有的好人，少有的好人哪！”　　“老处长，”范子愚心酸地噙着眼泪说，“您这些话……唉！揪心啊！真是……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真是像您讲的，是小孩子，不懂世事，胡吵胡闹，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唉！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们平时想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都以为像我们自己一样想事的，真是，唉！真是……”他仰起头，将一大杯啤酒一口灌下去，“您在北京碰足了钉子，我碰的钉子比您更惨。”　　“你碰了什么钉子？”　　于是，范子愚不再避讳胡处长，把他上北京来的真实目的以及如何遭到冷遇的全部过程叙述了一遍。　　“你开头是骗我的！”胡处长听完以后说。　　“是的，对您讲假话了。”　　“以后不要讲假话，革命家，官当得小一点不要紧，人要直，不能歪，要记住，你们还年轻，学歪了，将来会害人的。”　　“是啊，是啊……”　　一对冤家，邂逅相遇，在患难中成了能讲真话的好友，对酌对饮，互吐衷肠，时间过得很快。等他们回到候车室时，只差四十多分钟就要开车了，因没有通知进站，他们仍旧坐回原来的地方。这时大部分人已经登上另外的车次走了，候车室显得冷冷清清。胡连生和范子愚都已喝得半醉，话兴的高潮也过去了，默默地坐在那里，静等广播喇叭里喊出进站的通知。他们两人大概近几天都未能畅快地睡觉，因而一坐下来就打磕睡。一个穿白褂的女服务员推着一部吸尘机来到他们跟前，顺便提醒了一句：“同志，别睡着了，就要进站了！”　　服务员离开以后，他们左右再无旁人，好像是谁把他们遗忘在那个角落里了——一个是老红军战士，一个是新兴革命家。　　吸尘机在向前推进。前方有一个漂亮的巧克力糖纸盒，原已被皮鞋踢踏得不成样子了，现在又遇上吸尘机，被搅得翻来滚去。仅在十分钟以前，它还被一个孩子珍惜地抱在怀里，因为里面还有最后一块巧克力糖。现在，巧克力既然没有了，纸盒已丧失了作用，扔在地下有碍清洁美观，因而必须把它扫进垃圾桶去。　　第二十七章 风雪除夕夜　　夏天过去是秋天，秋天完了是冬天，又跟去年一样，西北风把雪片搅得满天飞舞，在整个中国，只有岭南除外。　　半年时间，论日子不到二百天，对于十分经老的地球来说，简直没有什么感觉。比如你家门前有一座石山，你小时候去爬，它是那样高，老了去爬，它还是那样高。除非遇上了人工开凿，否则，每一条石缝都是原来的样子。对于石山，它能感觉到二百天的变化吗？又如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每天不知有多少脚在它身上踩过来踩过去，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你夏天来走，它是那么厚，冬天来走，它还是那么厚。它能感觉出二百天人间事物的迁移吗？至于气候的更替，那是年年一样，周而复始，在石头和建筑物看来，季节是个走马灯，老是那几幅图画在原地转圈圈，走马灯还是走马灯，也没有什么变化。最能感出变化来的是人，去年冬天跟今年冬天不一样，昨天中午跟今天中午不一样。在这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像一口大铁锅煮着一锅杂烩，里面的各种菜肴在不断地翻上来沉下去，头一次上来轮廓清楚，第二次上来表面模糊，第三次上来变了颜色，第四次上来也许已经面目全非了。各种政治色彩的人物就同各种菜肴一样，每次浮上来面貌不同，绝不像季节一般周而复始。无论哪一块便于贴大字报的墙壁，虽然撕去一张换上一张，总是大字报面不是别的，但每一张的内容都不相同。同是一个人，曾在这里贴过若干张大字报，决不会有两张完全一样的。他的经历在丰富中，他的认识在发展中，他的思想在变化中，无论如何不会变得与去年同一天的思想状况完全一样。在这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有些人经历了质的变化：原来是指挥别人的，现在可能被别人监禁了；原来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可能成了风云人物；原来是生龙活虎的，现在可能变成残废了。每人都在变化，每人的变化又不同，可见人世间多么丰富多彩。　　好大的雪呀！西北风呼呼地吼叫着，将漫天飞雪和一九六八年春节一道儿送来，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被风雪压进地下三尺了。紫禁城的红墙金瓦建筑，像一群大鹏在风雪中搏击，不肯退缩躲闪，不甘被时风时雨埋没。电缆裹着厚厚一层冰凌，依旧在传递电流，点亮万家灯火。每一个屋顶都被冻得刷白，在寒风中发出金属般的鸣声；而每一家房里都是热气腾腾，敲杯击盏，奏出新春的欢乐。街头的车辆虽已减少了，道上的行人却比往日更多，尤其是孩子们，生命力无比强盛，像是要把冰雪闹化，闹出一个美丽的新春。对于大字报、大标语和墙头漫画，今天没有人注意，好像那是一场古老的游戏，已被现代人遗忘了，人们陶醉在似有似无似隐似现的某种幻想当中。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无法描绘，总之是期待冰消雪化，百花复开，盼望能变一个样子就好；也许一场嬉闹过去，乐极生悲，炉火熄了，房里房外是一样的冰冷！　　要说除夕是团圆之夜，也不尽然。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难道没有家吗？商店里正在忙碌着的售货员难道没有家吗？驱车在线路上行驶的司机难道没有家吗？这些人都是职业规定了他们不能及时与家人团聚的；但也有不因职业限制而放弃团圆的，五十六岁的赵开发老头就属于这一类。　　这个已有四十年工龄的机修钳工，因为想把那台织布机的故障彻底排除，以便节后开工时能正常运转，车间早就走空了，他还留在那里磨磨蹭蹭，专心致志地工作，忘记了时间。有人给他送吃的来，他摆手谢绝了，笑笑说：“留着肚子，回家吃好的，儿子也回来啦！家里还有客人呢！”不知不觉，已到凌晨两点，他才洗手换衣，回家过年去。　　他跳下车，一股强大的西北风搅起飞雪，呼的一声迎面扑来，他没有站住，跌倒在地，脱口喊出声来：“好大的风啊！”他从雪地里爬起来，紧了紧大衣，一步步向天安门方向走近。这条长安街有它最热闹的时候，也有它十分宁静的时候。每年五月一日和十月一日，这里是不能随便走人的，精心装扮的彩车和服色艳丽的队伍以及全副武装的军队和民兵，把大街填满了，再没有比那时更火热的场面。当潇潇雨下，夜色深沉的时候，长安街像一条静静的长河，彩色的车灯倒映在湿地上，如来往穿梭的流星，只看见光亮，几乎没有什么声响。在这种风雪迷漫的夜晚，长安街简直有些荒僻，跟大兴安岭一条笔直的山沟差不多，不同的是有街灯排队。老北京赵开发倒是顶喜欢这种荒僻景象的，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难得有几天这样的荒僻。　　他老远朝着步步移近的天安门望去，被那里的奇景吸引住了。西北风从城墙顶上猛扑下来，刮起刚刚落下的雪花，在观礼台上飞旋。呜呜的吼叫声像正在演奏着描写古代战争的交响乐，马嘶人叫，血肉横飞，听得叫人胆战心惊。他忽然觉得那是一座大舞台。十九年来，那里上演了数十次惊天动地的戏剧啊！舞台在风雪中变得朦朦胧胧，若隐若现，过去上演的戏剧在闪闪忽忽地还原，消失，还原，消失，被风雪送回来，又被风雪卷走了。他本来可以再坐一站车，但目前走得正当发热的时候，何必停步静等呢？走一走吧，趁旁无惊扰，看看那戏剧还原的虚影，也是除夕夜的另一种欢乐。　　在这个舞台上，近一年多以来上演的戏剧最多，赵开发每天上班要从这里走过，被他亲眼看见的也最多。有时上演的是有声有色的戏，有时上演着另一种看不见人物活动的戏。大标语经常更换，常常是把重大发展阶段的有路标意义的口号贴在这里，在路标后面有多少悲欢离合是看不见的。赵开发已经司空见惯了，他感到每一块路标都与自己关系不大。他的生活十九年来没有改变过节奏，上班，做工，下班，无论路标怎样翻新，社会生活的车轮怎样停停走走，碾过碎石段、泥泞段、平直段、弯曲段、上坡段、下坡段，他的生活节奏就像放在车上的一口闹钟，不因车轮速度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受马达的高唱与低吟的影响。“我是做工的，不做工就是吃冤枉。”这是他的哲学。　　人在安静的时候可能产生不寻常的兴趣，对从来不关心的事物也许会关心起来。赵开发由于一路幻想着天安门上的戏剧，竟对这每天多次见面的老地方发生了一种初次来访的好奇心理。也许是想走近看看，风雪中果有那些幻影再现吗？也许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贴出新的标语，不知是哪种原因，他决定不抄捷径，要从天安门前一直走过去。　　一路走，一路侧脸望着城楼，什么戏剧也没有，只有雪白的一片，那红粉墙在风雪中冻死了。比较生动的是金水桥上的桥栏，由于结了一层厚冰，像经过了重新雕琢似的。雪地上有两行深深的脚印从不同的方向延伸到金水桥上，桥上的雪被践踏得稀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雪坑。是什么人在这大风雪的夜里来到金水桥上？难道这时候也有游人吗？真是太奇怪了。赵开发停步细看了一阵，狐疑不解。忽然觉得耳边好像有声音，便把棉帽护耳提起来，仔细一听，那声音更真切了，像是害重病的人在床上呻吟。他猛然打了一个冷战，感到毛骨悚然，难道这风雪之夜，果然能使天安门上的戏剧重演？也许在明代、清代，数百年前在这里停放过皇宫里的病人，现在夜深人静，居然听见从前的呻吟了？这样的事近乎荒谬，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早就听说故宫博物院有人在月黑风清的夜晚看见过宫娥彩女轻盈飘逸的幻影，听见过叮铃叮铃的环佩声。是不是风雪之夜也能听到呢？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赵开发战栗着，望望大街两头，不见一个行人，也没有车辆开来，只有旋风裹着鹅毛大雪呼呼地吼叫，更觉得十倍瘆人。他决心不再听下去了，赶快离开这里，回家暖一暖身子去。哪知正当他提步要走时，听到一声比刚才的呻吟大了几倍的“哎哟”，并且辨明了发出声音的地方是在金水桥底下。这时，他已感到不是什么怪异事了，也许是有人在桥下遇难，便鼓足勇气，顺着那行脚印走到桥上去。低头一看，雪白的玉带河里果然躺着一个人，身上虽然盖着雪，而仍旧依稀可辨。是什么人呢？深夜两点多钟，独自冒着风雪来到金水桥上做什么呢？又是怎样摔下玉带河的呢？不管怎么样，遇难者正在呻吟，证明他没有死，必须赶紧设法救人。　　玉带河四面是陡壁，围着栏杆，深约丈余。现在，河里虽已结冰积雪，想下去仍是很不容易的，又加上栏杆结冰了，伸手就滑。老头救人心切，忍冻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搭在栏杆上，借大衣的帮助，跳下河去。　　那个不幸的遇难者脸朝下躺着，好像已经察觉有人向他走近，他竭力扭动颈部，或许想侧过头来看看，但只微微动了一下，尝试没有成功。赵开发俯身拂去他身上的雪，捧着他的头往旁边侧过来，再将他整个身子扶得翻了一个边，他又“哎哟”一声。在微弱的雪光下，能模糊地看见遇难者的单呢帽上缀着一颗红五星，赵开发吃了一惊，难道是军人？他更感到奇异，也觉得救人的责任更重了。　　“来人哪！……来人哪！……”　　赵开发站立起来，大声向广场和长安街两头呼唤，颤颤抖抖的呼救声被北风搅碎，被雪花压下地来，根本传不出去；连叫好几声，听不到有人响应。没有办法，只好靠个人的努力了。这位老工人是富于经验的，他靠近遇难者躺下去，将遇难者的手臂抬起来搭到自己肩上，再扶着他的身子，让他平稳地移到自己背上来，背稳以后，便吃力地站起来，向陡壁移动。他一面将遇难者往上面送，一面叫他伸手攀住栏杆，哪知那不幸的人已经冻得手足僵硬了，连神志都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可把赵开发难坏了。不过，人在急时，力大无比，终于让他创造了奇迹，把遇难者的上半身送到栏杆上面去了，像一件衣服似地搭在栏杆上。　　上岸以后，赵开发已经精疲力竭，只得把遇难者平放在雪地上稍事休息。到这时他才真正看清了被他救扶的人，原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年人，马裤呢、驼绒里的草绿色军大衣好像是头一回穿上身，下颏底下的呢军制服领上露出红领章的一角。从遇难者的年龄和穿着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是高级干部！这使得赵开发又吃了一惊，意识到刚才在金水桥发生的不幸事件远非一般性的谋杀或自杀，分量之重，关系之大，目前还无法估计。老机修钳工像触电一般浑身抖颤了一下，连忙用自己的大衣扯成临时的半壁帐篷，挡住呼呼的北风，一眼不眨地注视着遇难者的脸。　　他应该立刻把他送进医院去，可是他的的确确已把全部体力用光了，必须喘息一阵；他应该首先弄清遇难者究竟伤在哪里，可这时他竟忘了，事情太大，使他痴呆。以“不做工就是吃冤枉”为行动指南的赵开发老头，感到今夜的遭遇如同山崩地裂，忽然压垮了他家的房子一样，非常可怕。他十五岁进纺织厂当勤杂工，像毛驴一样任人骑，任人打，任人扔一把麸子或草梗吊住性命混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那天，街上锣鼓喧天，红旗猎猎，工人们大都走上街头参加欢迎队伍去了，三十七岁的赵开发只在工厂的铁栅栏后面窃窃望一望那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穿黄棉袄的军人。他不大相信，这些骑马拿枪的军人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从小住在北京，见过的军人可不少了，有戴平顶帽的北洋军，有穿黄衣服的国军，有穿大皮靴的日本军，有像黑衣强盗似的满洲军，还有各式各样的警察、宪兵和不穿军装腰间别着手枪的密探。所有那些军人都没有给他带来好处，有的喝斥过他，有的鞭打过他，有的强迫他脱下衣服搜身。所以，他对军人从来没有好感。可是自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以后，没有打过他，没有骂过他，更没有强迫搜他的身。并且在不久以后，他由勤杂工变成了机修钳工。工资增加了，生活变好了，儿子也上学了。从此他才认定一个道理，军队也并非都是坏的，他把自己的生活变化全部归功于一九四九年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只是在后来，经过许多政治学习以后，才知道还有共产党，还有决定一切的毛主席。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有鲜明标志的解放军。二十年来，那支军队经过了几次改装，一会儿戴鸭舌帽，一会儿戴船形帽，一会儿佩肩章，一会儿佩领章，近几年来又忽然把帽徽领章都改了。无论怎么变来变去，赵开发总觉得他们当中所有的人过去都是穿大棉袄佩白底红边符号的，只有那一身穿戴最好看。当然他也并不反对穿呢大衣，因为赵开发自己已有皮大衣了，难道那骑高头大马走进北京城的军人们就不可以穿一穿呢大衣？他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的感情最为真挚，也最持久。他热爱解放军，敬佩所有穿军装的人，相信在解放军里一切都十分高尚、纯洁，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教养，懂礼貌，爱护老百姓，在他们里面绝不会有嫉妒、猜疑、尔虞我诈。因此，当他的独生儿子也有幸参军时，他高兴得不得了。自从儿子参军以后，赵开发已百无忧虑了，好好地做工，安宁舒适地过日子，准备在退休以后，也依附儿子搬到部队去住。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曾看见过一种传单，上面有军队的大干部挨斗的照片，为了这，还专门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要他尊敬首长，不要胡闹，不学坏样子。可是儿子回信时并没有正面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儿子已参军四年了，总共只回来了两次。每次回来，赵开发总要问他看见过大首长没有，问他们部队有没有在一九四九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北京的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问得他儿子常常答不上来。老头早几年就跟儿子讲过，他要到他们部队去一趟，看看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尤其要见一见他们的首长，讲几句话，坐在一起呆上半个小时，那是很大的光荣。由于厂里的生产总是那么忙，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去看儿子，也一直没有跟他们的首长在一起坐过。今天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个军队的首长，并且成了这位首长的救命恩人，赵开发简直怀疑这是一场梦。天安门上的戏剧，金水桥下的呻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怪事，简直太荒唐，太难令人置信了。可是，那不幸的遇难者看得见，摸得着，并且睁开了眼睛，还说了一句听不清的话。　　“你说什么？”赵开发凑近他的脸问道。　　“……”　　遇难者的话仍旧含混不清，后来他移动了无力的手臂，颤颤抖抖指着自己的头。赵开发这才注意到，军人的帽子掉了，已经秃顶的头在风雪中挨冻。老工人立刻产生负罪的羞愧感，怎么那样粗心！他连忙取下自己的棉帽，戴在军人的头上。　　“不……”军人说清了一个字，还摆了摆手。　　赵开发猜想，他大概是不愿意叫救他的人挨冻，便安慰他说：　　“不要紧的，我家离这儿不远，来，我背你，先到我家里暖和暖和吧！”　　“不……”军人仍是摆手，又指着自己的头。　　赵开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要自己的军帽。幸而那军帽就落在上岸的地方，老工人给他把呢军帽拾回来，戴在他头上。这时，遇难者在全力挣扎着想把双手抬起来移到头部去，赵开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盲目地托着他的手臂帮了一下忙。军人将双手移近帽檐，企图用手指将帽檐捏住，那手已完全冻僵了，十指无法并拢，经过一番无效的努力，最后只碰在帽檐边上，推得军帽动了一下。赵开发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帽子没有戴正。　　“军人哪！军人哪！……”老工人赞叹着，背起了不幸的军人。　　他的家在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此去并不很远。赵开发背起遇难者左右看看，仍不见街上有人，便只得径直朝自己家里走去。他感到背上的人似乎已经晕过去了，那沉重的头部被颠簸得一摆一摆，比背着一个健全人沉重得多。　　到家了。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紧闭着大门。赵开发腾出手来，吃力地摸到钥匙，捅开了门。北屋那相连的两间房是他的家，他穿过小院子，气喘吁吁来到自己房门口，敲着玻璃连连喊叫：　　“快起来！开门！出事儿了！”　　家里人大概一直在等他回来，等得太晚，刚刚睡下去，因此很难叫醒。　　“听见没有？起来起来！”他把玻璃门擂得哐哐地响。屋里亮灯了，一个青年人从床上坐起来。原来是他！赵大明。　　赵大明开了门，帮父亲将遇难者扶着躺在床上。　　床里边睡着的人也被惊醒了，揉了一下眼睛坐起来，啊！怎么他也在这里躺着？这个新兴革命家，半年前在北京连钱包都丢了，怎么不接受教训又来了呢？　　遇难的军人被放到床上平稳地仰面躺着，赵大明和范子愚一看他的面孔，同时吃惊地叫道：“是他！”　　“他是谁？”赵开发问。　　“我们的司令员。”儿子回答。　　赵开发张着嘴既没有出声，又不合拢，痴呆地望着他儿子。此时没有人注意范子愚，要是有人留心观察，会发现这个新兴革命家的面部表情的急剧变化中隐藏着复杂的内心活动。自从半年前在北京碰尽了钉子，与胡连生同车回到南隅以后，他所领导的造反组织几乎毫无作为。半年来，有些人沉醉在精制各种三忠于纪念品的活动中，男的学会了绣花，女的发展了电影胶片的编织工艺。有些人在培植草菇和栽种菠萝、木瓜等工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大家挣来了吃的。还有些人学会了木工手艺或把毛笔字练得相当棒了。大多数造反者已经丧尽了最初采取革命行动时那种新鲜感和高度的热情，神经变得比较迟钝甚至有些麻木了。着急的是少数几个头头，他们已骑上了虎背，很难下来。这当中尤以范子愚为甚。一号头头范子愚在几经风霜以后，常常私下里对邹燕说，早知造反这样复杂，开头真不该起端，但同时他又鼓动邹燕和他的战友们，不能放弃斗争，麻痹大意。可以少惹一些新事端，但过去曾经做过的事必须坚持到底，不到底，人家就可以反过来算你过去的账。他认为，造反派决不能承认自己曾经有错误，相反，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近半年来，他们的造反组织，除了此项宣传以外，再没有干别的。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宣传，反对他们的舆论已日渐高涨起来。那位全力支持他们、并与他们共同战斗的江醉章部长再也不来问津了，很久以来连人都找不到，就是碰见了，也是打一通官腔，没有半句体己话可说。范子愚从北京遇难时起就对江醉章丧失了信心，意识到自己投错了靠山。往后那些日子越来越证明姓江的是个阴险家伙。不久前，他专门召集全体造反派战友开了两天两夜旷日持久的讨论会，研究造反组织的前途和命运，商量自救的办法。大多数人都已意识到前方有危险，隐隐约约听见了挖陷阱的响声，比如常听机关干部们提到“你们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如何如何……”“你们冲击政治机关的背景如何如何……”等等说法。这些就是陷阱，就是定时炸弹，不知哪一天时间一到，就会翻天覆地，大难临头。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讨论来讨论去，会议越开越泄气，到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在濒临崩溃的紧急关头，范子愚努力鼓足气宣布了他的战略决策。他认为，造反派要想不垮台，必须紧紧把握住革命的大方向，只要大方向始终正确，有一些错误也可以得到谅解。即使上头不谅解，也有理由与他辩论辩论。正确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广义地说太笼统了，要非常具体才行；具体说来，空四兵团的革命造反大方向就是斗彭，始终坚持斗彭，就不怕人家说你是胡闹。其他造反者们拿不出更高明的招数，也就只好同意了范子愚的战略决策。于是便产生了再次上京的行动。　　不能说范子愚他们神通不大，虽然并没有派代表常驻北京，但北京发生的事他们都能知道，斗彭的进展情况他们也约略知道一些。最近，陈政委接到通知，要他上京参加一次对彭其等反党分子的决战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彭其将押回南隅，继续隔离监护，检查交代他的罪行。这个消息被范子愚他们打听到了，决心把隔离监护、督促彭其写交代材料的任务抢到手，这样，就能证明本造反组织自始至终把住了斗彭的大方向。怎样才能争取到这个任务呢？找陈政委正面要求，他会信任吗？找江醉章，他会理睬吗？范子愚认为，不能书生气十足，“人家不给，咱就抢，现在这年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因此决定立即派人上京。范子愚接受了上回的教训，人生地不熟，贸然闯到北京去是要吃亏的，所以这回他坚决要拖住赵大明同来。赵大明家在北京，至少不愁没有地方落脚。本来，赵大明能有机会在春节期间回北京与父母团聚，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但由于此行任务尴尬，他一再找理由推托，怎奈范子愚不顾一切，强行把他拖上了火车。到京以后，范子愚两腿不闲，钻山打洞想摸到彭其何日回南隅的情报，摸来摸去，只知道会议已在春节前开完，而彭其的启程日期无法知道，他为此非常焦急，除夕夜的盛席都未能尽兴尽欢。万万没有料到，彭其被赵大明的父亲背回家来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范子愚望着昏迷的彭其，像站在一坛突然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面前，那样惊喜，那样眼馋，那样情不自禁地想立刻动手。赵开发老头听说这就是儿子那个部队的司令，已经惊奇得不知所以，又见范子愚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表情来，更加愕然。他望着范子愚的脸，像看见公鸡游水似地感到奇怪。　　“您是在哪儿发现他的？”儿子问。　　“金水桥底下。”　　“知道他哪儿受伤了吗？”　　“不知道，好像……”赵开发估摸着说，“可能是冻的。”　　“范子愚，”赵大明穿上军用绒衣说，“你去捅捅炉子，把火烧大一点。”说着便动手取下彭其的军帽，察看了他的头部，侧脸对父亲说，“头没有受伤。”　　接着，他又解开他的大衣，将他的两条手臂从大衣袖筒里脱出来，分别做了几个屈伸的动作，发现两臂是完好的。又解开层层纽扣，伸进手去摸了摸他的胸脯和两肋，也没有发现异常。按按心脏，跳动的节律稍慢一点，呼吸情况同熟睡的人相似，这大概也是正常的。后来，他搬起了他的右腿，能屈能伸，也是好的。当抬起另一条腿的时候，赵大明惊叫了一声。　　“怎么啦？”　　“膝关节骨折。”赵大明揩着额上的汗珠说，“要赶快送医院。”　　赵大娘从里间走出来，见了这意外场面，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所措。她忽然想起，对老伴说：　　“你还站着发什么呆！快去借担架车吧！隔壁看门的张老头准还在喝酒，他们单位有担架车，上回西屋的李师傅爱人生孩子，就是借他们担架车送去的。你快去吧！”　　赵开发如梦初醒，连忙借担架车去了。　　范子愚慌手慌脚找到自己的大衣、棉衣、棉裤，将每一个衣兜裤兜都掏了一遍，最后在挎包里找到一份列车时刻表，看了一阵说：　　“赵大明，早晨六点有一趟开往广西的快车，我们干脆，把彭其带走，送到桂林空军医院去。同时给南隅拍一个电报，叫家里来人，在桂林等着我们。正好今天是春节，很少有人坐车，买两张软卧车票，让他在车上躺着，四十来个小时就到了。”　　“这样行吗？”赵大明说。　　“怎么不行！别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了，现在这年头，跟打仗一样，办事要果断。”　　“可他还昏迷着呢！除了膝关节骨折，还不知内脏有没有摔出什么毛病来，不马上送医院，在车上出了事怎么办？”　　“出不了事，金水桥只有那样高，要是年轻人摔下去，根本不会骨折。”他又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他送进北京的随便哪家医院，空军司令部马上就会来人，陈政委还在北京，他也会来，彭其就再也别想落到我们手上了。如果把他带走，送到桂林，我们的人把他控制住，一边治病，一边叫他交代，我们可能从他身上得到一点新材料。要是怕桂林空军医院还靠不住的话，干脆，到柳州，送进地方医院，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我们只要从他嘴里捞到了金水桥跳河的新材料，不怕空军党委不认账。”　　“可我们是从北京把他劫走的，到时候不给咱们扣上打砸抢的帽子？”　　“哪个造反派不搞打砸抢？再说，我们又不是到招待所把他抢出来的，我们是在路上捡的。”　　范子愚说出“在路上捡的”这几个字，使赵大明心里挨了重重的一击。唉！一位曾经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军，今天竟变成了一只被猎人疏忽的已经中弹的伤野鸭。让路人拾到，喜出望外，赶紧夹着它溜走，回去拔毛，剖肚，享用一顿不花钱不费力的美餐。赵大明的心像送进绞肉机去了，但当着范子愚的面，又不能将痛苦流露到脸面上来，他只得装傻，像没有睡醒的人一样，反应很迟钝，理解力很差，范子愚说得够清楚了，他却装着不懂，痴呆地望着对方。　　“你怎么啦？”范子愚奇怪地盯住他问。　　“我……”赵大明皱起眉头，“我还不懂。”　　“你是故意装糊涂吧？”范子愚无情地点破他的痛处说，“我知道了！赵大明，你跟我们演了很长时间的戏，演得不错啊，伙计！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你露馅儿了。你为了同情他，不顾我们造反派的命运，装糊涂，不同我合作，我没有冤枉你吧？”　　“随便你怎么认为。”　　赵大明只得这样说，说完靠餐桌坐下，望着母亲在为昏睡不醒的彭司令员细心扣上衣扣。　　“其实，”范子愚坐在赵大明对面，委婉地转弯子说，“我与彭其有什么冤仇呢？他受伤了，本来是要就近送医院才对，在火车上耽搁四十多个小时，不但要叫他受罪，而且对治伤可能不利，这些我也都知道。他要不是彭其，而是别的不相干的人，我会马上抬着他送医院去，比你的动作还快；他要是不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缺德事了。可是赵大明，这是路线斗争啊！现在这年头，在路线斗争的大事上可不能温情脉脉，你对彭其温情脉脉，人家就要问你为什么那样。人家对咱们可是不讲温情的呀！我要提醒你，别以为咱们今后会平安无事，你听说没有？现在出现了一种‘揪坏头头’的说法啦！你能保证我们这个组织将来不揪坏头头？谁是坏头头呢？如果让江醉章知道你同情彭其，他发现你欺骗了他，你这个坏头头就逃不了啦。咱们是战友，我是好心关照你，你看着办吧！”　　这时，赵开发已披着一身雪花两手空空回来了，他推开门说：“隔壁的担架车坏了，张老头在挂电话叫救护车来。”　　“大爷，不能惊动救护车。”范子愚蓦地站起来，拽住赵开发边走边说，“快带我去，电话在哪儿？快！”　　赵开发莫名其妙地被范子愚拽走了。　　屋里，赵大娘似懂非懂地听到范子愚刚才那些话，觉得很奇怪，便向儿子细问由来。赵大明想说又说不清楚，最后什么也没有说，急得一忽儿站起，一忽儿坐下。母亲看到儿子这番景象，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不久，范子愚在前，赵开发在后，匆匆走了回来。赵大爷一路问着：“小范，这是怎么啦？到底怎么啦？为啥不要救护车？你说呀！”范子愚塘塞着说：“大爷，您别问了，是有原因的，现在说不清楚。”说着话，范子愚已走上台阶，他看到墙根有一只长形的柳条筐，装着一些引火的劈柴，灵机一动给它派上了用场。他把劈柴抱出来放到一边，将柳条筐拿进屋来，往地上一扔，拍拍手，对赵大明说：　　“快找根绳子，有杠子没有？就用这个，抬到火车站去。”　　“抬什么？”赵开发奇怪地问。　　“抬他。”范子愚指了指躺在床上的彭其。　　赵开发和他的老伴同时一怔，以为是听错了。　　“你说什么？”老头重问一次。　　“大爷，”范子愚强作耐心地解释道，“我们要把他带回南方去，他是一个走资派，我们的同志在等着斗他，当然，也会给他治病的。早上六点的火车，现在时间不多了，您帮我们找根绳子吧！”　　“是这样！”赵开发转脸望着自己的儿子，眼里冒出愤怒的火来。　　赵大明在父亲的眼光逼迫下，躲躲闪闪，不敢正视，想解释清楚又碍于范子愚在场，他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求饶似地叫了一声：“爸爸！……”　　范子愚忙着整理自己的东西，一面忙活，一面催促赵大明：“快点！时间不多了，把他送回去，你再回来度假也行。快找绳子！”　　赵大明此时如乱箭穿胸，几乎要晕倒了，为了避开父亲那越来越令人害怕的眼光，他胆怯地移动着视线，偶然在衣柜顶上触到一根露出五寸尾巴的粗麻绳，忽然像疯了一样，伸手拽住麻绳用力一扯。麻绳是压在一个装零星工具的小箱子底下的，小箱子被麻绳带动，从柜顶上滚下来，哐！哗啦！响成一片。赵大明这才感到松快了一点，他正是要把积郁在胸中的炽热的岩浆，通过绳子，传递给小箱子，让它摔下来，借它的力量爆响，喷出去。　　“你敢！”赵开发逼近儿子。　　“爸爸！”赵大明吼叫着嚷道，“您知道吗？这是路线斗争，是铁面无情的。他是走资派，他罪该万死！他不是人！你不要把他当人！他是一只挨了枪弹的野鸭子，被我们捡了便宜，赶快拔毛，把锅烧红，放上油，等着，没有什么客气讲，不能温情脉脉！您懂吗？您那么糊涂？不要挡着我！让开！谁同情他谁就跟他一样，不是人！”　　赵开发一语不发，扑上前来，扬起手，照着儿子的脸打下去。响声过后，赵大明放声恸哭起来。只有这样，他才有理由嚎哭；只有这样，他的哭才不会叫范子愚看出破绽来。他感谢亲爱的爸爸，“您终于会意了，让我能够大胆地哭一场了。”　　第二十八章 将军愤　　彭其是怎样摔下玉带河的？故事要回头细叙。　　他在北京已经住了半年，半年里没有离开过特为他准备的那一套房间，半年没有呼吸过户外的新鲜空气，半年没有晒过太阳。他瘦了，皮肤白了，左腕上被手表长年盖住而形成的白印消失了。半年来没有擦过皮鞋，因为不见灰尘，不需要擦它。半年来没有同第二个人一起吃过饭，沤红辣椒和烟熏腊肉的味道已经记不起来了。这半年他过着隐居生活，像不得志的秀才，下决心关起门来著书立说，写字台上每天摆着纸笔，只见他常常坐在台前沉思。他的著作进展极慢，烟缸里的烟头倒掉又填满，倒掉又填满，桌上的稿纸却很少更换，烟头比字多出一百倍。他在这里住了半年，新的朋友只结识了七个，其中四个是轮番跟他谈话的，三个是负责监护他的。监护他的朋友他能叫出姓氏来，谈话的朋友连姓都不知道。他当了半年的俘虏，半年囚犯，半年木乃伊。　　最初，他经历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生活，每天有十几个人围着他，机关枪和大炮无休止地向他射来，日复一日，渐渐地听觉开始麻木，害了慢性耳聋病。向他发动攻势的指挥人就是他过去的亲密战友陈镜泉，他看见他不断吹号、擂鼓、挥动指挥旗，驱使炮手们拼命地轰。要是别人当这个指挥，他彭其也许会老实一点，恰恰在陈镜泉面前，他要挺直腰杆更硬三分。他当然不知道陈镜泉是怎样被人操纵的，他只能看见前台的表演。人家把他在南隅挨斗的实况录音放给他听，他大吃了一惊，立刻跳起来大骂：“阴谋！他娘的阴谋！我不是这样讲的！有人搞鬼！害人！”在他的回击下，陈镜泉表情呆板，面无人色。彭其暗自得意，耻笑对手无能，所用的手段十分拙劣，作贼心虚，经不起反击。可他又上当了，哪知陈镜泉只是一块盾牌，盾牌虽被刺伤了，躲在后面的勇士却安然无恙。录音带放了一次又一次，彭其气得连话都不愿意说了，不管人家怎么吼叫，他紧闭着嘴唇，就是不张开。而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偷偷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愤怒诉说了所有冤情。可是，谁能为他去传递呢？他只得把它藏在身上，等待有利的时机。　　热闹的阶段过去了，围攻的队伍不见了，陈镜泉也不再露面了。继之而来的是和风细雨，像黄梅季节的天气，不冷不热，天天一样，持之以恒。那四个专与他谈活的朋友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的。他们四个人好像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性格一样的温柔，态度一样的和善，进门脸带三分笑，出门回身一点头，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文质彬彬，坚持委婉规劝，颇为体己贴心。怄火了，不生气，受了冷遇也不灰心。他们窃窃私语地告诉彭其，叫他不要过于忧虑，要爱护身体，晚上好好睡觉。只要承认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并表示接受教训，就可以既往不咎，一笔勾销；他们表示对红军老干部十分尊敬，并且把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关于彭其过去的英雄故事拿来津津乐道。这几个人真是可爱极了，使彭其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但是，无中生有的事实他不能承认，恐怕就连许淑宜或湘湘来劝他，他也不会承认的。他是有感情的人，用感情来打动他，他不会不动；但他更加重视原则性，要是把感情和原则放到天平上来称，那么感情就变得几乎没有重量了。他在几十年行伍生活中，最忌恨一个“假”字，假敌情可以诱使你兴师动众，千里扑空，乃至全军覆没。他感谢他们态度友好，但宁死不说假话，说一千遍一万遍也动摇不了他要说真话的决心。后来那四个可爱的朋友再不露面了，最后一次离开时也没有说明一下。彭其与他们相处已经习以为常，每天吃过早餐就等着他们的到来，像等待情人一样。一天等不到，两天等不到，他感受到一种类似失恋的孤单。从此，他只好找监护人说话。三个监护人都是青年军官，也像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一样地沉默寡言，常常半天不讲一句话。彭其主动找他们攀谈，顶多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决不随便发挥，更不高谈阔论。开头，彭其曾经把他们看作敌人，因为他们执行着狱卒的任务，而自己则是被看守的囚犯，囚犯与狱卒之间，怎能不互相敌对呢！日子一长，敌对情绪逐渐模糊起来，以后反而萌发友谊之情了，你说怪也不怪。究其实，从敌对到友谊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敌对的基础本来就很薄弱。从彭其的角度来看，这几个充当狱卒的青年与自己本无旧怨新仇，要不是有人把他们派来，他们大概决不会主动要求到这里来。与其说他们是敌人，还不如说他们是敌人手上的一把锁。如果有朝一日你把你的敌人击败了，他被你关进囚笼了，你也可以用这把锁来锁住他，不让他逃走；从监护人的角度来看，你这个被关的老头子对他并无威胁。你没有批评过他们，没有打骂过他们，没有夺走他们任何一点利益，他们恨着你干啥呢？归根结蒂，彭其与监护人之间暂时处于敌对地位完全是第三者所为，他们任何一方本来根本不需要这样。所以，时间一长，监护人和被监护人渐渐地打成一片了。彭其管他们叫小刘、小崔、小郭；他们几个也由原来的称呼彭其为“哎”改称为“彭司令员”了。从此，小刘去了小崔来，小崔去了小郭来，总是有一个人陪伴着彭其，使他不感到寂寞。　　日子像萤火虫的屁股一样，亮一下，黑一下，亮一下，黑一下……每当开始亮时，彭其就得起床，然后是洗脸，吃饭，聊天，吃饭，静坐，吃饭，沉思……到黑了以后他又得上床，然后又亮了，然后又黑了……有时他想，把这个萤火虫的屁股砍掉，扔进大海去，省得它害得人一时爬起，一时躺下，折腾个没完没了。要是永远是黑的，就可以永远睡着不起来，多省事呢！　　萤火虫还是那样亮一下，黑一下，亮一下，黑一下……不知不觉，彭其感到天气在起变化，早上起来必须穿毛背心了。他以为已到了初冬，因为近十年一直住在南隅，那里是要到初冬才偶然穿一穿毛衣的。后来向小刘一打听，才知道刚刚阳历九月初，离中秋节还有一些日子。于是他想起了月儿团圆的事。记得那年在井冈山，适逢中秋节没有战事，由陈镜泉提议把本村同来的四十六个同志（原是四十七个，彭四保未上井冈山就栖牲了）都找拢来，虽然没有月饼，不妨赏赏清月，围坐一起，互相勉励将革命干到底。除了九个人因部队不在这里和三个人需要执行任务以外，其他三十四人都到齐了。大家约定，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在中秋节来一次大团圆。那时候想得多么天真！打仗岂有不死人的！大团圆哪里会有呢！除非全部死光了，才可以在九泉之下团圆。不过，死了的虽然不能参加团圆，活着的三个却已团圆过多次，每次团圆都要把已经牺牲了的四十四人尽所能知地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除了扭着颈子死的彭四保以外，还有一个从小当叫化子最后仍是饿死的王一棍。王一棍本来不是他的正名，而是外号，因为有一年春节出门讨米，连破布袋子都被狗拖走了，仅剩一根打狗棍，所以得来王一棍的诨名。到后来参加共产了，人家还是那么叫他，连彭其也记不清他的正名了。“再也莫想团圆了！”彭其叹着气想道，“只怕就从今年中秋节起，月儿永久不圆了！”　　萤火虫的屁股还是亮一下，黑一下，亮一下，黑一下……真正到了中秋节那天，彭其却又忘了。晚上小崔来接班的时候，偷偷塞给他一个广东产的叉烧月饼。老将军捧着月讲，面对窗户，泫然泪下。这一夜西风飒飒，月色昏朦，空气干燥，寒气袭人。彭其不能开窗望月，因为窗户被钉死了，他只透过玻璃凝视着凄冷的街灯。由于有屋顶挡着，看不见街灯下的行人，但他猜想，大概人们都在低着头走路，望月的绝少。他胡思乱想，忽然想到月里的嫦娥去了。嫦娥躲进月宫大约有四千多年了吧？她怎么不感到寂寞呢？也许那孜孜不倦忙于伐桂的吴刚，也像小崔、小刘、小郭一样是月宫的一把锁？嫦娥所以不寂寞，多半是因为有吴刚陪伴；彭其所以不会寂寞到死，就因为有小刘、小郭、小崔。去他娘的！本来有妻有女，有战友，有上十万部队，却也要像嫦娥那样孤单。想起他的部队，就想到那些穿云破雾的英雄，他本来可以下一道命令，叫他们向一切囚笼开火，甚至向月宫挑战，但他与部队的联系已被割断了，英雄们听不见他的声音。要是陈镜泉仍像过去那样知心，他本来可以传递司令员的号令，可是他变了，站到对立面去了，指挥别人的队伍去了。什么团圆团圆，人跟人永远不会有长久的和气与团圆。盼望团圆是因为吃够了分离的苦，团圆过后，接着来的又是分离，“死结同心”是孩子的想法。干燥的空气蒸发了彭其脸上的泪水，新涌出来的眼泪又在被空气蒸发，他连月饼的包装纸都没有剥掉，双手捏住一掰，成了两半。天上的昏月还在团圆……　　前天他意外地得到关怀，可以暂时离开这个鸟笼似的房间了，并有轿车来接，原来是又要开会了。老战友和新对头都在，陈镜泉也来了，但彭其假装没有看见他。这次的会议开得比较干脆，主持人三言两语就把会议的宗旨讲完了。只有两个议题：一、先由彭其在会上再做一次交代，也就是一次决定他自己命运的交代，他是否愿意改悔就此一举了；二、根据他的交代情况，大家再评论一番，提出对他的处理意见。主持人问他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彭其立即答复说不需要考虑了。接着，他便把过去交代过的一些老话重述了一遍，仍旧是“茅坑里的石头”。于是，大家便愤怒地开始发言了。几乎每一个发言者都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好像他们每个人都被彭其挖掉了祖坟。关于处理意见，大都提得比较左，有的主张开除他军籍，有的主张开除党籍，有的主张党籍军籍一起开除，甚至有的建议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送回原籍去。对于这些处理意见，彭其像都听清了，又像都没有听见，仍跟半年前一样，慢性耳聋病一点也不见好转。会议开了一上午，午休以后接着又开。下午的会更简单了，只宣读了一项命令，内容是撤销彭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和军籍，以观后效。组织处理要比大家的意见仁慈得多。　　从此以后，彭其就是彭其，正如邹燕就叫邹燕，陈小炮就叫陈小炮一样，名字下面再没有什么头衔了。受了严厉而又冤枉处分的彭其，这时的心情应该非常痛苦，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非但不痛苦，反而感到一身轻快。名字下面的头衔，他已背了快四十年了，走上井冈山就当班长，以后步步上升，官衔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了兵团司令一级。在没有撤职以前，有时碰到挫折，也曾经羡慕过普通战士，他们只要听口令就行了，省事得很，轻松得很。每当出现这种想法，他就立刻责备自己，认为是贪图安逸，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尽管那官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是背上的包袱，官衔越大，包袱越重，如果力气小于包袱，人就会压得趴下起不来。而彭其总是勉励自己竭尽全力来背，感到吃劲时便咬牙挺一挺，总算没有把包袱扔掉。今天突然把背了四十年的大小包袱一下子卸得干干净净了，而且又不是自己扔掉的，而是人家强行给他卸下来的，他不需要自责，不因觉得无能而惭愧，这岂不是该他享清福的时候了吗？因此，他体味到老牛卸去牛轭一般的松快感。散会以后，有些发言很左的同事寻找机会向他表示安慰，有的问他身体怎么样，有的偷偷递过来同情的眼光，有的望着他感情复杂地叹一口气。对于这些，他全不以为然，觉得他们都是多此一举，如果允许他笑的活，他会对他们报以轻松的一笑。他带着这样的特别心情，走到了旧历年的尽端，准备和新到的春天见面。　　狂暴的大风雪在院子里旋转，载送彭其的轿车披着雪花贴地爬进了岗门。彭其推开车门钻出来，仰头望了望天空，迈着他固有的军人健步，踏上台阶，登上木板楼梯。今日他的脚步比往常更重，好像要借助于脚步声把刚刚发生的大事告诉所有的人。实际效果正好相反，人们看到他步伐有力，表情泰然，以为他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不了解前因的人甚至会猜测他大概刚从指挥所回来，就在不久前，他指挥的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监护人小崔跟在他后面，也恰似他的秘书，一切都跟正常的时候一样。　　晚餐后，小崔给彭其泡了一杯浓茶，两人相对面坐，扯起闲话来。　　“小崔，”彭其先说，“我把你害了。”　　“怎么说呢？”　　“家家都在过年，你不能回家吃团圆饭。”　　“要是我回家团圆去了，您一个人不是更寂寞吗？”　　“我不寂寞。”彭其慨然，引出了长篇大论，“如果被打倒的只有我一个，那我真正会寂寞死了。现在是倒下的比站着的多得多，那站着的才是寂寞呢！我寂寞什么！光就军队来讲，高级干部倒了的跟半倒的占了一半；地方上倒的更多，大到政治局委员，小到支部书记，不倒的数得出几个来？如果那些倒了的人组织一个在野共产党，要比在朝党大得多。看起来，在野党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天推一个过来，明天推一个过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朝党呢，越来越精了，剩下的都是精华，了不得！小崔啊，我这是随便扯谈，你莫去告我的密呀！你一告，我老头子就死在你手里了。”　　“我刚才在想爱人要生孩子了，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见。”小崔故意这么说。　　“没有听见好，最好是变成聋子，再把眼睛瞎掉就更好。又瞎又聋你就当不得大官了，不会有什么人来眼红你的帽子。脑壳上戴一顶乌纱帽，搞得不好连颈子都会被别人割断，他想要你的帽子嘛！你又舍不得给他嘛！他怎么办呢，只好割你的颈子。你连脑壳都没有了，再也戴不成帽子了，也就不会想法把帽子抢回来了，这样子，人家才放心。你看吧！你看我的话讲得准不准吧！我是晓得的，心里清白得很。刚才他们把我的帽子取走了，我感到一身轻快，跟孙猴子取掉了紧箍咒一样，他娘的！今年我过一个痛快年。只是不跟家里人在一起，如果在家里，我要把收音机打开，哦！不必了，现在收音机不播音乐。我呀，我叫我们湘湘弹钢琴，把那个文工团的小赵喊来唱歌。我自己挽起袖子杀鸡杀鸭，我样样都晓得搞，只是丢生了。娘的！我们也喝酒，喝他个烂醉如泥，反正我屁也不是了，明天又不要进指挥所，夜里也不要挨着电话机睡觉。我解放了，自由了，过了年准备一根钓竿，戴顶草帽子钓鱼去，到了冬天我又买一支猎枪，打不到斑鸠打麻雀，你看多痛快，你看这样的日子好过不好过？小崔呀，只怕你日后还得不来我这点幸福呢！我打了四十年仗，平时一听那些青年人讲起什么幸福幸福我就厌烦，今天我自己也晓得幸福了。不过……”　　彭其忽而呆呆地望着墙壁，脸上的表情由苦中乐变成乐中苦。香烟在他手上燃烧，烟灰落下来掉在深蓝色呢军裤上，他没有察觉。也许那烟灰是被他脉搏的跳动震落下来的吧？看得出太阳穴上方那根凸出的血管正在强烈地搏动。他似乎感到嘴唇干枯，便伸出舌尖来舔了一舔，却忘了手边有一杯香茶。坐在对面的监护人小崔也被他忘了，好像这屋里只剩他自己一人，此外就是墙壁，雪白的墙壁。过了一阵，他又开始讲话了，不再是跟任何旁人交流心得，而是一种自语，当着小崔的面自言自语：　　“……帽子倒是丢了，颈子还在，还有危险。有这个颈子，人家就晓得你还在出气，只要还在出气，他总会怀疑你想把帽子抢回去，他是睡不着觉的。这个颈子蛮讨嫌，自己要割又割不下来，等人家来割又不晓得要等到哪一天去，他又不把信的。过去的人可以当和尚，住进和尚庙，谁也不来找你，一切灾祸都可以免除；现在你就是想当和尚，庙里也不敢收你，你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怎么能当和尚呢？钓鱼，打猎，搞不得，搞不得，说明你身体还好，谁晓得你到哪一天才会死呢！搞不得。那我做什么去？住疗养院？也不好。‘哦，你还蛮爱护你的身体呀！养好了打算干什么？你这个小子，心里有鬼，不甘心。’只有一个办法……”他本想说躺进棺材里去，但这时他记起了对面坐着的监护人，恐怕把此话说出来会引起小崔精神紧张，便临时转口说，“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没有，只好等着……”　　西北风打着响亮的唿哨在户外狂奔乱窜。不怕冷的孩子们点燃单响爆竹，东响一下，西响一下，像战场上两军僵持互放冷枪时一样。打开房门便有油香从门缝里传进来，军官们都和自己的妻子在忙于烹调各自喜欢的菜肴，剁饺子馅的将砧板敲得如鼓响。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烦恼，到了这一天，所有的烦恼都被暂时搁置。中国人的祖先很聪明，为自己和后代创造了那许多节日，并给这些节日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欢度形式。大概节日的创立者多半是穷人，因为他们一年难得温饱，烦恼诸多，想出法子来快活一下，尽其所能吃点好的，也让苦累的身心得以休息。今天谁最需要有这种休息呢？这当然很难说得准确，因为在你熟悉的人中间有最需要休息者，而你不熟悉的人当中存在着更多更需要休息的人。就我们所知，彭其是最需要得到休息的人。上一次春节他还在当司令，头上的紧箍咒箍得正紧。今天是时候了，应该与亲人同享一天欢乐，吃点好的，抛弃一切苦恼，做一回无忧无虑的人。可是他不能回家去，他的节日被别人剥夺了。原来这节日也跟帽子连在一起，帽子既已拿走，节日也随之而去了。　　“小崔，我们也来过年吧！”彭其不想伤心事了，忽然像年轻人一样拍了一下膝盖站起来说，“你能搞到酒吗？搞点酒来，我们一起对酌。”　　“您要喝酒我可以跟他们说说看，但是我不能喝。”　　“那就麻烦你去搞一点来吧！”　　小崔暂时离开这里，出去很短的时间就回了。随后便有人送了一瓶葡萄酒来。　　“可没有菜呀！”小崔抱歉地说。　　“不要，不要。”彭其连连摆手。　　他喝酒了，没有杯子便拿着瓶子灌，刚灌了两口脸就红了。　　“您不会喝酒？”小崔见他这么容易脸红，便问他。　　“这还有什么会不会的！人人都会。你看！”他咬住酒瓶又灌了一大口，像吞刀子一样吞了进去。　　这是瓶葡萄酒，不是烈性酒，可他只喝了三分之一已经足够了。他把酒瓶放在写字台上，兴致盎然地转身对小崔说：“小崔，你唱个歌吧！”　　“唱什么歌？”　　“唱……”他自己唱出声来了，“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一边唱还一边打拍子。　　“我不会，”小崔说，“这是红军时代的歌，现在很少有人会唱。”　　“我相反，只会唱红军的歌，现在的歌都不会。”　　“您休息吧！时间也不早啦！”　　“早，早得很。我心里高兴，你晓得吗？脑壳上没有紧箍咒了，一身轻快，就像刚参加红军的时候一样，年轻了。我告诉你，我刚当了几天红军就立了一大功。那回我就凭着一个手榴弹，”他顺手摸起了没有加盖的酒瓶，“冲进团防局去了，我喊了一声：‘举起手来！’”他高举着酒瓶。　　“酒倒出来了！”小崔及时喊道。　　葡萄酒顺着彭其的袖筒流下来，咕噜咕噜洒了一地。小崔一喊，彭其吓了一跳，将酒瓶对着墙壁用力掷去，叭的一声，碎玻璃四散飞开。彭其痴呆地望着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