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事嘛？”　　陈小炮满以为她们早知道了，所以来帮她们母女俩想想办法，不料湘湘还蒙在鼓里，这可怎么办呢？也许是自己的政委爸爸有意暂时瞒着她们的，那么，自作主张跑来把事情捅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她望望李小芽，李小芽也望着她，两人都愣了。彭湘湘在一旁看到这些景况，隐约预感到可能是发生了不幸的事件。　　“什么事呢？”她摇着陈小炮的肩头说，“快跟我说呀！快说呀！”　　小炮又一想：管它哩！捅穿就捅穿，大不了挨一顿剋，反正已经说出一半来了，别叫她们受罪了。但也可能许妈妈已经知道，只是没有告诉湘湘？不管是什么情况，捅穿就捅穿。　　“快把你妈妈找来吧！”她说。　　湘湘没有迟疑，立刻找妈妈去了。　　不明白事理的李小芽，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她来走一趟。在路上，小炮已经把彭伯伯被绑架的事告诉她了，但是彭伯伯被绑架，要一个十五岁的李小芽到他家里来能有什么作用呢？一路问小炮，小炮只是说：“到那里商量了再说吧！”　　彭湘湘扶着许妈妈来了，小炮迎上去叫了一声“妈妈”，也参与搀扶着她坐到湘湘的床沿上。　　“什么事啊，孩子？”许妈妈坐下来问。　　“您也不知道？”小炮更加惊讶。　　“你说给我听听，是什么事？”　　“彭伯伯……”　　“什么？”许妈妈受了震动，“他怎么啦？”　　李小芽抢先把谜底揭穿说：　　“彭伯伯被别人抓走了。”　　“什么？！”母女同时一怔。　　陈小炮便把她从邬秘书嘴里得来的消息，以及后来站在爸爸办公室门口偷听来的一切情况详细地告诉了许妈妈。最后还说：　　“许妈妈，您别着急，我们想个办法把彭伯伯找回来。”　　“孩子，你想得太简单了。”许淑宜缓慢沉重地说。湘湘开头没有做声，不久便脆弱地哭起来，靠着她母亲坐下去，抽泣连声地说：　　“妈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快想个办法出来呀！”　　“别哭！”陈小炮喝一声道，“哭什么！哭又哭不出办法来。快把眼泪擦干，我们来想想办法。他妈的！想欺负咱们，咱们没那么老实。他们搞阴谋诡计，咱们也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来，小芽，你坐下，我也坐下，咱们现在开一个会。”她搬了条凳子给李小芽，又给自己搬来一把椅子。　　“孩子，”许妈妈看了陈小炮那个劲头，不免苦笑了一下说，“你以为这是你们小姐妹闹着玩儿的吧？这是政治斗争，靠咱们这几个人有个什么用处哟！孩子，你把小芽送回去，时候不早了。”　　“不！”陈小炮倔犟地说，“妈妈，您太……太有点妈妈了，怎么那样看不起自己？您是一个党委书记，就一点儿用都没有啊？您别灰心，咱们能想出办法来。第一，”她掰着指头说，“先估计一下，可能是什么人干的；第二，派一个人打进他们里头去，搞情报；第三，摸到了情报，我再去鼓动我爸爸，派部队把他抢回来；第四，彭伯伯回来以后，我们大家都来参加做保卫工作，再不让人家把他抢走了。我们也参加文化大革命，专门当保皇派，不受蒙蔽的保皇派。您看怎么样？”　　许妈妈没有做声。　　“你看呢？”她又问湘湘。　　湘湘也不说话。　　“哎呀！怎么不开口呢？”陈小炮焦急地说，“要不你们就干脆别说，先听我的吧！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是什么人干的？我看肯定不是什么北京来人，北京来人怎么会有卡车？肯定是本地人故意撤的谎。还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地方群众，地方群众怎么那样了解军队的事情？说不定就是咱们内部的人，脱了军装穿便衣干的。谁会干这个呢？只有文工团，他们在造反嘛！没事儿好干了，不干这个干啥呢？肯定是他们，没错，你看吧！”听她说得头头是道，许淑宜开始注意她的话了。而彭湘湘，则更是被她打开了心窍，忽然想起自己还认识几个文工团的人，便说：　　“我去问问。”　　“问谁？问赵大明吗？”小炮不屑地哼了一下说，“你还相信他呀，人家现在正在造反，当头头，还记得你这个走资派的女儿！别傻呵呵了！”她说着说着，想起来要喝水，便自己动手倒了一杯，不管冷热一口喝下去，烫得她连忙吐出来，将杯子搁下凉着。　　“你说吧，孩子，”许淑宜对小炮说，“你把你的想法说完，让我听听。”　　“我想了个办法，看行不行？”小炮胸有成竹地说，“要找赵大明去问，他肯定不会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可以利用他，通过他的关系派一个特务到文工团去，成天跟他们混在一起，总会有人露出话来的，一定能找到彭伯伯关在什么地方。”　　“太天真了，孩子，还派特务。”许淑宜说完站起来。　　“您到哪儿去？”陈小炮急了。　　“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要不，……我自己到他那里去一下……”许淑宜心神不宁，拿不定主意。　　“别去了，”小炮说，“我爸爸可能是有意暂时瞒着你们，怕你们着急，您这一去，他会问您怎么知道的，那我怎么办呢？”　　“是这样？”许淑宜焦急地思虑着。　　“还是听我讲完吧！保准能行。”陈小炮热心地劝慰着。可是许淑宜不想听她的主意了，她感到这是小孩子的想法，并且也不宜参与小孩子们可能干出来的各种恶作剧，哪怕确有用处也罢。但她也不想阻挠她们，只得避开不听，且回到卧室去等着吧！陈政委会想办法把他找到的。“要早点找到就好啊！不然他不知会受些什么折磨呢！”她想着，自顾自地走出去了。　　“你快说吧！”湘湘催促小炮，打破了暂时的沉默。“好，我说。”小炮见许妈妈不在了，更加大胆起来，“你们都听我的。湘湘你不能出面，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急也没用。小芽你就当特务。”　　“要我当特务，我不干。”李小芽觉得特务是一种最丑恶的人。　　“傻瓜！”小炮说，“又不是要你去当美蒋特务，这是当我们自己的特务，彭伯伯的特务，我爸爸的特务，我们保皇派的恃务，知道吗？这样的特务很光荣。你不是长得挺像个演员的模样儿吗？过去我反对你去学跳舞，这回用得着你去了，就到文工团找人学跳舞去，跟他们混熟。他们会喜欢你的，一看你这样儿就想把你搂住。你年纪又小，像个啥事儿也不懂的布娃娃，他们不会想到你是当特务去的，根本不会防备你，说不定当着你的面还大谈他们的秘密呢！怎么去法我也想好了，你不是认识赵大明吗？就去找赵大明，要他给你介绍一个跳舞的老师，就像湘湘以前在文工团学弹钢琴一样，缠住那老师不放。跳舞得要好好儿学，别的都装傻，越傻越好，只要心里明白着就行了。每天向我报告一次情况，不要到我家里来，你就在你们家里打电话给我。电话里不能说特务的事，只能说跳舞的事，知道吗？一探到了消息就马上到我家来，面对面地讲。就是这样。”　　“我还认识文工团一个人。”小芽伸出一个指头说。　　“谁呀？”　　“叫邹燕，那回我跟陈伯伯到他们那儿看戏，邹燕挺喜欢我的，把我带到她房间里玩儿。她那回就问我喜不喜欢跳舞，我说我不知道。”　　“好！”陈小炮高兴得一下子跳起来，“真是太好了！有这么巧的事儿，彭伯伯一定能找到。你就去找那个邹燕，没错，就找她。”　　“可是……”李小芽表现出为难。　　“你还有什么可是啊？”　　“可是我自己的爸爸怎么办呢？”　　“你爸爸又怎么啦？”湘湘问。　　“他老是那样，唉声叹气的，头发长了也不剪，胡子也不刮，样子有点吓人。每天要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几回，啥事儿也没有，就那么望着我，我真为我的爸爸难过。”　　“告诉你爸爸，叫他别怕，总会搞清楚的。这么久了，也没有拿他怎么样，怕什么！”小炮说。　　“唉！”湘湘叹气。　　“你就知道叹气，靠着你呀，啥事儿也办不成。小芽，找个时间，我去跟你爸爸谈话去，干吗呀！没什么了不起！该剃头就剃头，该刮胡子就刮胡子。你爸爸要不相信我呢，我就……”她稍微想想，“我就去跟我爸爸说一说，要他去跟他谈。不管怎么样，你那个特务一定要去当。”　　“好吧！”李小芽勇敢地答应了。　　“明天就去。”　　“行。”　　“你还有意见吗？”最后才问湘湘。　　“我……”湘湘抑郁地说，“心里乱得很，什么想法也没有了，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　　“你是怎么想的？”　　与此同时，陈政委和徐秘书也在深入商讨刚才发生的事件，看来已讨论了很长时间。政委想听听秘书的结论和他所选定的办法。　　“很清楚，”秘书说，“不但肯定是内部人干的，而且有高级干部参加，他们背后可能还有更深的背景。正好在召开党委会之前把人劫走，不可能是为了保他过关，肯定是对着您政委来的。党委会开不成，看您怎样向北京交账。一面在打倒彭其，一面开始拆您的墙脚，一环套一环地逼上来了。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找回来，党委会还是要开。”　　“要向北京报告一下。”政委说。　　“是要报告。”　　“你起草一个电话稿子吧，省得信口开河把话讲错了，现在做事处处要注意。”　　“好。”　　“哦，你还是讲你的，又打乱了。”　　“办法……”徐秘书继续说，“别的种种办法都不大可靠，这么大个南隅市，你知道他们把他藏在哪里呢？到底还在不在南隅也还很难说。公安局和高炮连，堵住路口、车站去检查，多半是靠不住的，整个行动策划得很周密，不会不防着我们这一手。最好还是对文工团的人多做说服工作，讲清利害关系，要他们把人交出来。”　　“他们不听你的！”　　“我想了一下，有一个人可以做做工作。”　　“哪一个？”　　“叫赵大明。前段整风的时候，从他们内部一些揭发材料看出来，那个赵大明比较讲道理。我好像还听小炮说过，赵大明跟司令员的女儿要好。”　　“有这样的事？”对于陈政委来说，这是新发现，“那好，你去找他谈谈，不过要注意，现在他的处境一定很尴尬，你办事要谨慎，晓得吗？不要使他为难。”　　徐秘书点头接受了任务，但心里在想：要怎样才能不使他为难呢？　　第十八章 徘徊　　文工团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自从开始造反以来，夜不安眠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发现他们连续几天能安静的睡觉了，那就说明形势不妙。范子愚等人被捕的那一段是造反以来最平静的阶段，每到晚上十点钟，几乎所有窗户都黑了灯，丁字大楼和小礼堂好像也跟着造反者们一起睡熟了。而那一段恰恰是暂停造反的时期。因此，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夜不成眠是造反胜利的标志；正常睡觉是造反者倒霉的象征。　　如果向他们当中随便一个普通群众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那么大的劲头？”他肯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要是进一步追问：“除了这普遍的原因以外，你个人还有什么具体原因？”他一定会拒绝回答。为什么要拒绝回答呢？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的的确确说不清楚，整个行为都是糊里糊涂被别人牵着走的；有的在心里藏着一些复杂的但又不很明确的种种原因，不但没有对别人讲过，连自己也没有认真清理过；有的则明确得很，把造反当成一条意外发现的通天小道，快钻快跑，抢到前面去，可望登上青云；还有的是各种情况都挨着一点边，这种人表现出来的是，忽然一蹦几十丈，忽然又销声匿迹了，忽然甘当小卒，忽然又猛想当头头。大概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种类型，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的思想是丰富多采的，不可能像植物学那样详细的分门别类。至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这个普遍的动机，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是讲的假话。林彪副主席不是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了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吗？除了林副主席以外，还有多少人具备这样高水平的历史和政治的知识？你不懂得历史，不懂政治，就只有相信当代伟人的话，因为你没有根据能提出怀疑。林副主席又说，中国七亿人口，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也是很能教育人的，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不是一定要走向分裂吗？中国人是不喜欢分裂的，所以很容易接受这种“统一”的观念。到底统一在一种什么思想之下比较好呢？普通群众没有专门研究过，也没有条件去进行研究，只得相信伟人的话了。况且，提出这些独特见解的伟人，不仅是个理论家，还是一位掌管军权的人，他的理论有枪杆子做后盾，使理论本身的威力扩大了千倍万倍。在当今中国，对这个理论连窃窃怀疑都是不可能的，不会的，还要努力争取机会表现自己绝无二心才对。于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的豪言壮语，并非假话，确实反映了真实思想。伟人的话是不容置疑的，当今这位握枪的伟人说出了从未有人说过的新话，是新生事物的一种，具有勃勃向上的生命力，它带来了更换一切传统观念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实际经验能够证明它是荒谬的。除了一些通今博古的老朽和思想钻进牛角尖的人，一般群众是不会表示反对的。也许在今后的实践中可能遇上无情的现实，构成否定这些新话的理由。一部分人可能在内心产生怀疑，但只要伟人手上永远握着枪，这点暗中的怀疑是微不足道的。徜使无情的现实遇得太多了，伟人的理论给人民带来痛苦，乃至无法生活下去了，那么，即使你仍旧握着枪，也会变得没有用处。这是以后可能出现的事，现在来说还太早了。现在，崭新的理论还刚刚诞生，也许将要遇上的现实都是十分满意的，在没有实践之前，只能相信理论的逻辑。大多数普通造反者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而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对新理论和新事物抱着一种新鲜感，凡是有新鲜感的事物，都一定会使人兴奋。于是，一贯不积极的，现在积极起来；一贯玩世不恭的，现在认真起来；已经灰心失望的人，现在有了新的勇气。在这一阵子，人们所有的力量和智慧都发挥出来了，人身上全部热能都贯注于一处，自然要出现奇迹，夜不安眠算得了什么呢？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在这个新的不眠之夜，赵大明不知别人在干些什么，他单独干的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晚上八点多钟，范子愚忽然给他一项任务，要他立即动手写一个造反小结，把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并且规定第二天晚上就要向大家宣读，因此需要连夜赶写。还说：“现在这年头，不能按常规过日子，说干就干，马上动手，革命胜利了再来睡觉。别的事不要你管，天塌下来我们顶着，思想专一，写好这个小结。到时候我叫人给你把夜餐送来，还有什么困难马上提出，立即给你解决。”赵大明很受感动，连说没有困难，一口答应下来。其实，早两天赵大明就曾经建议要来这么一次小结，当时范子愚和其他几个头头都不以为然，这项建议被束之高阁了。今天怎么突然起了变化？是什么人使范子愚变得明智起来的？赵大明不知底细，只是有点感到奇怪。　　这篇文章非常难写。要肯定造反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又要严肃地指出已经偏离方向的种种问题；要充分说明成绩是主要的，又不能因此而掩盖了缺点错误；要把少数人的先见之明写出来，又要使大多数人接受得了；要依照常规那一套说明永远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又要提醒大家注意，前方的道路是曲折的。依照实际情况是，教训多于经验，问题大于成绩。但照实写来，怎能为大家所接受呢？不照实写，总结的作用又在哪里呢？赵大明知道，有一种规矩是需要遵守的，无论什么时候，必须大谈光明面，涉及阴暗面时需要特别小心，弄得不好就是右倾。从来没有听说过吹牛皮、说大话是叫左倾。“左倾”这个词只在历史上有过，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发现存在着左倾，那只能说明他思想右倾。　　最近几天来，赵大明有点感到害怕，担心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右倾。在那天晚上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大步地走向囚车，真有一种革命家的气概。在被拘禁的那几天里，有的人哭哭啼啼，一个劲儿地检查又检查，交代又交代，生怕叫他在招待所老住下去。而赵大明却老老实实地遵循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在后来是为人们所称道的。问题发生在彭司令员的数小时谈话以后。那次谈话，司令员在赵大明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变了，过去从外表看，感到他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后来又听说他犯了错误，更觉得他的毛病太多了；到了他下令抓人的时候，这个老头子简直成了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可是，那几小时谈话把他的心搅乱了，甚至连头脑中一些基本观念都在开始动摇。他同情老头子，赞成老头子讲的那些杂乱无章的道理，他为自己的幼稚无知而感到惭愧。他想起了湘湘，想起那天晚上与湘湘分手的时候……可是，后来听范子愚传达了江部长的意见，又针对老头子的讲话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赵大明的心里更乱了！从理性出发，老头子重新变成了可恶的人。他的讲话，不过是用人性论来骗取幼稚的青年人的同情而已。为了使他老实交代问题，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需要同他作斗争。但是，那奇怪的“人性论”怎么会那样厉害呀！要逃脱它的俘虏又怎么那样困难哪！难道赵大明参加文化大革命，心还不诚吗？难道斗私批修的决心还不大吗？不，他不承认，他坚信自己的胸怀是坦白的，他没有欺骗自己，也不准备欺骗任何人。他一直以为，人之最值得骄傲者，在于他是正直的、纯真的、心地光明的。那么，却又为什么轻易地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俘虏呢？人性论啊，神通广大的魔鬼！因此他感到害怕，似乎他自己身上有一种很难察觉的病正在悄悄地作祟，这个病是不是就叫“右倾”？　　他吃力地写着那篇文章，感到很难写，写一张，撕掉，再写一张，又撕掉，一时间已到零点三十分，大楼里却并没有安静下来，常常有急急忙忙的脚步声走进走出。也不像平常那样哼着歌子打打闹闹开玩笑，所有在走动的人都显得又忙碌又紧张，偶尔还有嘀嘀咕咕的说话声。“这是在干什么？”赵大明想，“我是头头，我怎么不知道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他笼上钢笔，准备出去找人问一问。正在这时，有人来敲门，他走去开了，邹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赵大明接住面条问：　　“外面在干什么？”　　“谁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哟！什么事儿要瞒着你呀，你又不是外人。”　　听她这一说，赵大明不好再问了。但他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心里很乱，莫名其妙地担心着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写得怎么样了？”邹燕拿起一张画得很乱的稿纸问。　　“不好写，才开了个头，不满意，得重来。”　　“又不是登《红旗》杂志，那么讲究干啥呀！”　　“不，”赵大明认真地说，“不写就拉倒，要写就写好它，真能起点作用。”　　“别那么认真了！”　　赵大明听出，邹燕的话里好像有什么弦外之音，更加觉得奇怪，便盯住邹燕，想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来。邹燕也察觉了赵大明的异常反应，连忙引开话题说：　　“大明，你跟彭湘湘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　　赵大明埋头吃着面条，不做声。　　“你们过去是不是都谈妥了？”　　“什么谈妥？”　　“就是说是不是明确了那种关系？”　　“不知道。”　　“那天在小竹林里，为了什么事儿？”　　赵大明过去就不愿意跟别人谈起他和湘湘的事，现在更加忌讳了。原因是很复杂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那样崩了？”邹燕又问。　　仍不做答。　　“那回抓人的事儿，你是怎么打听到消息的？是不是你又到彭司令员家里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赵大明有些生气，“老钉着我问，问个没完。”　　“哟！想到哪儿去了！不问不问，再不问你了。”邹燕觉得扫兴，半天没有言语，后来终于熬不住寂寞，自言自语地又说，“唉！看着是个好事儿，谁知又……”　　赵大明注意听着，感到话中有话，见邹燕不往下讲，便主动问她：　　“你说什么？”　　“嗐！没说什么。我只说呀，大明，你跟彭湘湘那事儿，趁早算了，别惹些个麻烦到身上。”她见赵大明瞪着一双大眼，进而又说，“人家是掌上明珠，千金小姐，那娇贵的脾气儿你消受不了。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崩了，朝三暮四的没个准儿，害得你神魂颠倒，笑一阵，哭一阵，最后还说不定只是拿你开开心解解闷呢！像你这样的小伙子还怕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儿，何必背那个政治包袱呢！”　　“什么？”赵大明吃惊地反问。　　邹燕发现自己失言，忽然收住，再也不说了。赵大明已经听懂她说的意思，预感到自己将而临一种困难的处境，但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能容忍别人对湘湘加以不公正的评论，不管后果怎么样，先得把想说的话说了。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他难以抑制地激动地说，“我也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跟我说这番话的。但是我要说，我不能为了自己而伤害一颗纯洁无辜的心。我相信革命并不需要我们昧着良心做事。哪怕我跟她从此再不见面了，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进行卑鄙的诽谤。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的权力管不住别人的嘴巴，但我有权管住自己。是的，我和她有矛盾，矛盾可能还不小，也许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但这决不意味着我和她要互相伤害，像惟利是图的奸商一样，无情无义，自私，残忍。”邹燕听了这些话，早已尴尬地红着脸，说不出话来了。赵大明也似乎知道自己出言不慎，误伤了旁人，却又无法控制自己。不等邹燕开口，他接着又追问道：　　“是不是由于我和湘湘的关系，引起了他们对我的不信任？”邹燕有些惊慌，不知怎样才好。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是不是以写小结为名把我关在这里不让出去？”　　赵大明一连串的追问，嗓门越来越大，把邹燕吓得连连后退。　　“哎呀！我真怕你。”邹燕拿了碗筷，边走边回头说，“人家好心好意劝劝你，还不是为了你好？你那么激动，冲着我来，犯得着吗？我可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这时她已走到门边，拉开门，侧身出去，哐的一声，门又扣上了。　　赵大明感到内疚，但已无法挽回了，望着房门发了一阵呆，扭头坐下，抱着头进入了痛苦的思索。在这个非常的革命年月，最光荣、最幸福的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革命者；如若能成为革命的外围成员，也是可以感受到幸运的；不幸的是那些被革命宣布为敌人而剥夺了革命权利的人，或那正在被革命另眼相看，从而即将丧失原来的光荣地位的人。赵大明此时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自己正在蒙受冤枉，大概是肯定无疑的。他感到坦然，因决无任何一点对不起革命的地方；他又觉得受了侮辱，一个没有瑕疵的革命者竟落到这样的境地。他诅咒着范子愚和其他那些没有头脑的盲动主义者，比往常任何一天都更加看不起他们。他也在苦苦地想着他和湘湘之间的事，眼前一片迷茫，心中隐隐作痛。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有心思写那个东西！但也不愿意就去找人打听什么消息或提出什么质问，心一横，想道：“管它呢！看把我怎么样。”干脆往床上一倒，睡觉了。　　他半睡半醒地挨过了好几个小时，起床时已是八点多钟了。他赶紧洗了个脸，跑到食堂去，原来并没有按时开饭，许多人还在睡梦中呢！　　早餐以后，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政治部收发室打来电话，那里有人找他。他想起上次湘湘约他在营门外见面正是这样传递消息的，难道今天又是她？一想到她，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又希望是她，又担心真是她。不管如何，他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往那里跑去了。　　传达室并没有湘湘，一个公务员问清他的姓名以后，告诉他到党委办公室去。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党委办公室门口，迎接他的是陈政委的秘书徐凯。　　“彭湘湘托我向你问好。”徐秘书盯着赵大明的眼睛，一面说一面与他握手。　　赵大明保持着警惕，只答以微笑，不敢随便开口。他们来到里面一间小屋里，关上房门。徐秘书特别郑重地说：　　“赵大明同志，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帮你的忙？”　　“对。”　　“我帮得上吗？”　　“帮得上，只有你能帮得上。”　　“你先说说是什么事吧！”　　“是这样，”徐秘书胸有成竹地说，“兵团党委就要开会解决彭司令员的问题，正好彭司令员失踪了，你看这……”　　“失踪了？”赵大明吃一惊。　　“你不知道吗？”徐秘书盯着他的眼睛问。　　“不……不知道。”赵大明一边想着一边说，突然好像一切都明白了，猛地站起身，说道，“我去找他们。”话音刚落，人已到走廊里去了。　　他一路气冲冲地回到文工团，四处寻找范子愚。他打听到范子愚和其他头头们都躲在第一钢琴室里开密会，火气更大了，来到门口，把房门狠狠地捶了两下，不见有动静，又更重地一阵猛擂，才有人把门拉开一条缝。赵大明用力一推，房门扇过去碰在墙上。室内的几个人大惊失色，望着站在门口的怒气冲冲的赵大明，半天无话。　　赵大明目不转睛地盯着范子愚，板着面孔走进去，坐在琴凳上。　　“哎，大明，”范子愚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怎么啦？那个……小，小结写……写好了吗？”　　赵大明把他横了一眼，爆炸般地说：　　“算啦！想把我怎么样，就说直的，别他妈的哄哄骗骗，把人家当成三岁娃娃。”　　“这……这从哪里说起呀？”范子愚把手一摊，装糊涂地说。　　“别装了！”赵大明吼一声说，“就从昨天晚上绑架彭其说起吧！为什么瞒着我？搞什么鬼？”　　“这……嗐！”范子愚毫无思想准备，根本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　　“太没意思了！”赵大明气鼓鼓地说，“一块儿造反，一块儿坐牢，到头来被自己人踢在一边，当敌人看待。”　　“别……别误会，大明”范子愚说，“我们是……考虑到你……你和彭湘湘的关系，觉得……还是……采取回避政策比较……比较好一些。”　　“得了吧！回避政策，这是剥夺人家的革命权利。”　　“别……”　　“既然是这样，你们开除我好了。没有你们的批准，我一样革命，谁也没有权利不许我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赵大明说完，把琴盖一撑站起来，最后瞪了范子愚一眼，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他来到自己房间，把门关死，重重地坐在床沿上，喘着气。他一方面感到痛快，把要表露的颜色都表露出来了，要说的话都说了，让他们受着吧！活该！另一方面又有点忐忑不安，心在着慌地跳着。难道当真就这样与他们分道扬镳？除了造反派就是保守派，脱离这边去参加那边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有政治道德的人决不干这种蠢事。那么，拉一些人出来，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又将逃不脱分裂造反派的罪名，会失去很大一部分群众的同情。要么，只有当逍遥派了。可是，在这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头，每一个有血气的青年，都要关心国家大事，逍遥派连保守派都不如，是伟大时代的可耻逃兵。赵大明当然不会当逍遥派，这是毫无疑问的。　　忽然想起，是不是可以去找江部长谈谈？对！这是一个办法。他立即动身，到高干招待所去。　　他是头一次来找江部长，所以有些胆怯，站在门口迟疑，想把要讲的话全部想好了才去敲门。不料有人正好从里面出来，把房门拉开了。　　“哟！江部长，您看巧不巧，赵大明来啦！”说话的是邹燕，就是她从门里出来，说完就走了。　　赵大明望着邹燕走去的背影，觉得很奇怪，不知她是来干什么的。　　“进来呀！小赵，快进来！”　　江部长一声热情的招呼，使赵大明感到不需要拘束，连忙进门，向江部长行了个军礼。　　“坐下，坐下，随便一点，我这个人不喜欢搞得那么等级森严。”江部长说着，与赵大明相对而坐，拿出香烟来，“抽烟吗？哦！你是歌唱家，要保护嗓子。”说完给自己点烟。　　“江部长，”赵大明委屈地说，“我不明白，看一个人是不是坚定的革命派，到底凭着什么？是凭着他曾经跟什么样的人接触过，还是看他在现实斗争中的表现？”　　“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了，你讲的是什么事，我早就知道了。哈哈哈哈！”江部长大声笑着，“小赵，不要激动，你根本用不着那么激动，早就有群众为你打抱不平了嘛！说明你很得人心嘛！”赵大明木然，不知江部长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邹燕到我这里来干什么？”部长问。　　赵大明摇头，表示无从知道。　　“正是为了你来的。她刚才告诉我，说是……她亲眼看见，你和彭其的那个女儿发生了原则分歧。她要保她的父亲，你要坚持原则立场，要她大义灭亲，所以就谈不到一起，哭哭啼啼分手了。有这样的事吗？”　　赵大明点头承认。　　“她还告诉我，说那回彭其要在文工团抓人，也是你首先把消息带回文工团，并且告诉大家，罪魁祸首就是彭其，鼓励造反派群众跟彭其斗争到底，是吗？”　　赵大明默认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邹燕是范子愚的老婆吧？”　　“唔。”　　“连她都不同意范子愚对你的态度，可见你很有群众基础啊！”江部长细眯着眼睛品了一会儿烟，“你知道范子愚背着你搞了些什么吗？”　　“他们绑架了彭其。”　　“哦！”江部长又像知道又像不知道地说，“这个事……总的来说，大方向还是对的。不过范子愚这个人哪，敢想敢干，但毛病也不少，真把一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恐怕有困难。我记得还是在你们到政治部门口静坐的第二天，他到我这里来，我就跟他讲过，要他转告你，我想跟你谈谈。他告诉你没有？”　　“没有。”　　“唔，这个人哪，靠不住，办事不牢。”　　江部长在讲话中一味地贬抑范子愚，这使赵大明很吃惊，有点不知怎样才好。　　“我有很深的印象，”江部长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那回你们在政治部门口造反，有一段说服机关干部的广播讲话是你起草的，很有水平，有理有利有节。当时我就想找到这个起草人谈谈，后来事情一忙就忘了。我还批评过范子愚，他那种‘滚他妈的蛋’不是战斗，是骂街。”　　赵大明把自己前来诉冤的动机忘得干干净净了，反过来莫名其妙地感到有点对不起范子愚，心里很不安，恨不得马上就走。　　“你二十几了？”　　“二十四。”　　“唔，这是个可塑性很大的年龄。”部长说，“范子愚那种不相信自己战友的搞法，是孤家寡人政策，没有无产阶级的胸怀。革命都像他那样搞，是不会成功的。你也要注意，不要把这点小小的不愉快拿去扩大了，要讲团结，讲风格，要注意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自己。”这时，江部长格外认真又十分亲切地把手伸过来，按在赵大明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说，“小赵啊，你们这个年龄真幸福啊！正在选择道路、决定前途的关键时候，遇上了这场伟大的革命，有机会充分发挥才能，你们可以说是前途似锦。不过，也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摔下去，再也爬不起来。关键是站在哪一边，坚定不坚定。我们这里条件很好啊！有活老虎躺在身边，只要我们敢打，就有可能成为打虎英雄。而且，我们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线领导。江部长不是在你面前说瞎话，你懂吗？”　　赵大明努力咀嚼着这些话里的实际含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不要背包袱，”部长接着说，“跟彭其的女儿谈过恋爱有什么了不起！莫说是闹崩了，就是没有闹崩，也不应该让她影响你的前途嘛！彭其的女儿，根据党的政策，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不能把她推向敌人那边去。如果我们的团结教育工作搞得好，她能够主动出来检举她的父亲，那么，我想她也完全可以入党。至于你，就更不用多虑。我……老早就发现你是一个人材，你能够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做出较大的贡献，我正在考虑……呃，以后再说吧，咹！看你自己，完全看你自己。范子愚那里，我会批评他。你回去吧！要团结，不要跟他们闹分裂。”　　赵大明两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离开了江部长的房间，在下楼梯的时候一脚踏空摔了一跤。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打好了腹稿的那许多话一句也没有讲，居然就可以走了，而且切盼着马上就走。江部长像一个神灵似的使人敬畏，他给你铺开了一幅开满鲜花和隐藏着陷阱的图景。他说的那伟大的革命在这里从虚幻的轮廓变成了具体的通天的桥和入地的洞，你好像忽然从梦境回到了现实中来。不知怎么那充塞在胸膛和血管中的沸腾的激情，在冷却中凝成了固体。这是一种怪东西，使人增长年岁。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明在心中念叨着，疑惑、畏惧、不忍、担忧……感情与理智在展开搏斗。　　他信步——至少是没有明确目的地走到了通往彭家的那条路上，在小竹林里徘徊。希望遇见她，又害怕她真的出现；更加担心着那些大惊小怪的文工团的多事佬。　　真跟约好了似的，湘湘那匆匆急走的身影在小路上一闪，正从外面回来。　　“湘湘，等一等！”　　赵大明鼓足勇气喊一声追了上去，使彭湘湘吃了一惊。啊！她脸色苍白如纸，眼圈发黑，瘦了！大明忍不住心中一颤。　　“怎么还有时间到这儿来？”湘湘字字含怨地说。　　“湘湘！”大明用请求谅解的眼光注视着她，柔情地说，“我们只能把宝贵的感情溶化在伟大时代的洪流之中。只能这样，湘湘！”　　“除了这，还有什么具体的事要告诉我吗？”　　“我想……我希望……在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生死搏斗中，你不要做无辜的牺牲者。”　　“是不是要我用绞索勒死我的爸爸？”　　“不！不……”　　“你们把他关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　　“那好，谢谢你！”　　湘湘无限怨恨地把赵大明盯了一眼，毅然扭转身去，提步就走，再也不回头。　　赵大明一声呼喊没有叫出来，头一晕，身子撞在一棵竹子上。竹子受到撼动，发出唰的一声巨响。　　第十九章 斗争会　　几个青年架着一个用麻袋套着上半身的穿蓝色呢裤的人走进了一间小房，他们解开绳子，将麻袋取掉，彭其露出脸来。又有一个青年把塞在他嘴里的毛巾抽掉，说声：“在这里呆着吧！”便都出去了，门外有挂锁的响声。　　彭其站在原地，将这间房子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大约为十六平方米的正方形小房间，里面陈设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把藤椅。床上的被褥都是军用品，很干净，有两个枕头。桌上有一盏台灯，一个墨水瓶，一支蘸水笔，一支铅笔，一个烟灰缸和一个喝茶的瓷盖杯，桌脚边地上有一只铁壳热水瓶。回头一看，见门背后挂着一黄一白两条崭新的毛巾，联想到洗脚的需要。又见床底下原来还放着拖鞋一双。房子只有一扇窗户，是钉了铁条的，窗玻璃用有色的书面纸贴得严严实实，不透一点光线，无法知道外面的景色。除了刚才进来的这扇房门以外，在斜对过还有另一扇门。彭其好奇地走去把那扇门拉开看了看，里面是卫生间，有抽水马桶、澡盆和脸盆。他想，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招待所。但又有点不像，因为招待所里面凡属有卫生间的房间都是给高干住的，陈设不会这么简陋。他走出卫生间，坐到藤椅上，随便拉开写字台的抽屉看看，见里面放着一个纸包，解开来看，是茶叶，还是比较高级的一种。　　看了这一些情况，彭其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要安排得这么舒适，招待得这样周到呢？难道绑架者并无敌意，而是为了保护你吗？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地方的造反派对待走资派是这样殷勤的。他推想了各种可能，最后想到：是不是陈镜泉布下的计策？大概他知道有人要来揪斗你，为了遮人耳目，安排了一幕绑架的戏剧，私自把你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一面对外宣布彭其失踪，一面暗地派人保护，以避开这一段风浪？他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还有绑架过程也能证明这一点。那么准确，那么周密，那么了解内情，整个行动利利索索，没有丝毫误差，肯定是高明老练的人在暗地里布置和指挥，绝非一般喊喊叫叫的造反派所能做到的。　　“是啊！到底是死结同心的老战友，有感情啊！”他不禁为之慨叹，从浏阳共产的友情想到当前的互相处境，眼眶湿润了。四十年坎坷道路，四十年风火硝烟，多少次在患难中同舟共济！多少次为共同胜利举臂高呼！多少回服从组织需要各奔一处，又多少回在行军路上意外相逢！天南地北心心相印，两个麂皮荷包一直保留到今。在一起无话不谈，你心就是我心。由于性格不同，常有摩擦，一硬一软，相辅相成，总是不能分歧到三天以上。即便是现在，眼看大难临头，谁也不敢来同情相助，只有他敢冒这极大的风险。你预先为什么不暗示一下或干脆说明呢？不不不，你是对的，你想得稳妥周到，你是细心人。但是，躲过了今天能躲过明天吗？躲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只怕越躲越麻烦啊！你到底是怎样打算的？下一步又怎么办呢？你现在变了，有话喜欢藏在心里，那么谨慎小心，只做不说。恐怕你并不了解形势的变化呀！这一场斗争的目的你弄清楚没有？彭其是要倒的，谁也救不了的，谁来救谁就一起沉潭，你不能只念友情，不顾后果呀！何必要白白陪进去一个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人隔两地，有话不能通，急煞人了！你是派谁在执行这项任务？那个人靠得住吗？他不会反戈一击吗？他可以传递一点消息吗？等等看，看看联系人是谁，还要察颜观色，看准了再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