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你的面子上，”范子愚说着转对邹燕，“你放心睡觉吧！”　　邹燕仍旧不睡，干脆把棉衣穿上了。　　“怎么样？你当一个头头。”范子愚对赵大明说，“你负责抓宣传工作，你笔头子硬。林副主席讲，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就请你发挥你那笔杆子的作用吧！现在这年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再就是，你还要担负一个特殊的、非常重要的、关系到造反派命运的联络工作。不要你联络别的，专门联络上头。你看怎么样？”　　“干吧！大明，别犹豫了。”邹燕也鼓动他。　　赵大明到这时才算是完全明白了，说了半天，目的是在最后一句话上，“专门联络上头”，原来如此！　　“你表个态呀！”范子愚在催。　　赵大明知道，目前自己的表情一定是很不自然的。忽然想起，他们在北京串联，难道关于彭司令员的事，连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吗？决定问问：　　“老范，你们在北京有没有见到吴法宪司令员？”　　“哦，见了。”范子愚激动地说，“我告诉你呀，咱们空军的吴司令员可真是叫人感动。我们在那里开过一次斗争会，主要是斗他，还有一些别的领导干部。其中吴司令员的态度最好，一再主动向台上的毛主席像请罪，叫他低头就低头，口口声声罪该万死，执行了反动路线，并一再请求革命群众教育他。他还说，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批斗他，通知一声就行了，随喊随到。我们问他对斗争会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完全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大家斗我是爱护我。’你看，多有水平！跟陈镜泉完全两样。我告诉你呀，”他凑近赵大明的耳朵神秘地说，“吴法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绝对可靠。”　　这句话等于是宣告：彭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赵大明的头脑中轰的一声响，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他需要马上离开，关上房门独自仔细地想一想。　　范子愚见他半天不做声，以为他是不敢起来造反，便进一步激发他说：“这一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大考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红的、白的还是粉红色的，都得考验出来，你看着办吧！”　　赵大明含含糊糊地敷衍了几句，回宿舍去了。　　转眼已到天亮，赵大明主动跑来敲开了范子愚的门，他脸色铁青，两眼通红，十分激动地对范子愚说：“老范，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一定和你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说到这里，声音哽住了，眼泪忍不住噙满了眼眶，他颤颤抖抖地说完最后一句话，“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我们不要找什么后台，革命从来不靠救世主。”　　范子愚大概是没有睡醒的缘故，望着赵大明发痴，好像没有听明白似的。倒是邹燕细心，在赵大明走了以后，她对范子愚说：　　“你看赵大明，到底是工人的儿子，人家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情多深！说着说着就流泪了，一点儿也不做作。”　　第四章 夫妻·战友　　彭其将军决心砸烂钢琴，邬秘书领命去找锤子以后，他有点后悔了。心中感到一种痛楚，像沾着滚油似的，不仅不能甩脱，而且在慢慢化开，烧灼着将军的心，那颗在战火中熔炼出来的、比钢铁还硬的心。他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难道这琴声与将军心中的大事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难道琴声一断就能使敌人的喧嚣也随之了了吗？心中容得下十万个儿子（他的战士），难道就容不下一个女儿吗？他从一个沉重的磐石底下挣扎着抽出那颗心来，也这么偶然地想一想被他遗忘的家事和那些可怜的亲人。　　他是一位将军，他同时也是一个父亲。二十二年前，在东北一个简陋的城郊农舍里，孩子的妈妈生下了女儿，用一件缴获日本人的旧军毛毯裹上。孩子的爸爸骑着马从前线回来，准备召开作战会议，在指挥所这头踱到那头，那头踱到这头，一会儿坐在火边扒着地上的柴灰，一会儿仰卧在炕上望着屋顶出神。警卫员先后三次向他报喜，他都是“唔”一声过去，好像这孩子与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直到第二天把会开完了，他又要出去了，这才用短刷子一般的下颊去把那闭着眼睛的孩子碰得哭了几声。孩子妈妈问起名字的事来，他没有时间考虑，随便说道：“要准备打回老家去了！离开湖南快二十年，不光没有死，还能带个孩子回去，真不错，就叫她湘湘吧！”从那时起，一直到全国解放，在华中一个大城市定居，孩子是怎样长到能爬凳子的，他心中无数，好像只过了一夜就什么都变了，孩子也就能爬凳子了。尽管这是惟一的孩子，但父亲曾经关心过她多少？自小以来就烦着她，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出去！出去！”　　现在，她是怎么混到大学毕业的，爸爸也不知道。好像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一眨眼她就走路了，一眨眼她就背书包了，一眨眼她就比妈妈还高了，再一眨眼，也许她已经飞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彭司令员目前正处在最后一次眨眼的时候，又是那么不平常的时候，却要做出这样的事来，用钉锤去捶她的心。何苦呢？他后悔了，他在内心很想把秘书叫住，叫他不要去砸了。但这一点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就同一颗炮弹射出了炮膛，再想收回是做不到的。必须让它去爆炸，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爆炸，尽管那里摆着将军最心爱的一盆花。从他在红军当连长时开始，就因为这个性格使他获得了许多次看来毫无希望的胜利。这个性格随着他职务的上升而稳定下来。已是老年的人了，怎么能改变他从一生经验中凝成的个性呢！他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对待任何一件小事都联系到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役。湘湘如果是懂事的孩子，应该原谅她的爸爸。　　孩子的妈妈推门进来了。　　“早点休息吧，天天这样……”　　他没有做声，也没有看他的妻子，半卧在藤睡椅上，望着那墙上的电灯开关。右侧茶几上有一只景泰蓝烟缸，烟缸里躺着七八根只烧了三分之一的中华牌香烟，还有一根点着的带着半寸烟灰在冒烟。许淑宜见房里空气不好，艰难地走到窗前，拉开帘子，把窗户打开一半。　　“钢琴已经锁了，钥匙我拿着，再不会吵你了。”许淑宜把钢琴钥匙亮给他看。　　他没有做声，只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你每天这样怎么行啊！”许淑宜坐下说，“唉！我的腿又不争气，陪你出去走走都不行，你自己去散散步吧！”　　“不，”彭其摇摇头说，“不要叫别人看见我这副脸。司令的情绪会影响部队。”　　“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怎么办？等着他们来吃掉我。”　　“唉！”许淑宜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你呀，你就是那个脾气改不了，见什么不对就要说，不该你关心的你要去关心。这一回，可真是要好好接受教训了！”　　“你不要提这个，不要提这个。”彭其有点烦躁，“脾气，我知道，我是吃了它的亏。但是，我不能改，我改不了。参加革命四十年，我都是这个脾气，都过来了，惟独今天就过不去……”　　“现在情况不同了，你还照老规矩办事。”　　“什么不同了？党还是那个党，军队还是那支军队，人还是那些人。”说着，他沉思起来，喃喃念道，“是啊！有一点不同了，现在没有战争，敌人隔得远了！”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想夺吴法宪的权呢？”　　“我……唉！”他深深地叹一声，无尽冤情不知从哪里说起，“你跟我在一起二十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自己去争点什么，抢点什么，我当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情愿自己吃点亏。二十年苦战沙场，近二十年和平司令，我哪一回把危险让给别人，把好处留给自己？你叫那些跟我一起出生入死打过来的老头子说说看嘛，彭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真是敢说一句硬话：行得正。”他闭上眼睛，委屈地摇着头，“可就是叫你坐不稳啊！”又坚毅地抬起头来，“我为什么要提那个意见？我是为空军着想啊！靠搞卫生出名，华而不实，形式主义，影响全军全国，为害不浅啊！要不要总结一下教训？可不可以拿到会上来谈谈？共产党嘛！唯物主义嘛！存在缺点怎么不能说呢？说了为什么要挨整呢？”　　“你们到底是不是想罢吴法宪的官？”　　“这……唉！这从何说起哟！”他焦头烂额，有苦难言，“吴法宪是……他的官，我们能罢得了吗？”　　“那……林副主席为什么说你们是罢官夺权呢？”　　“这……我直到今天也跟你一样，不知道那为什么是罢官夺权。但是，我没有权利否定林副主席的话，也不敢猜测林副主席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在主观上从来不想反对林副主席。”　　“你在北京怎么不找林副主席谈谈？”　　“你想得好天真啰！”　　“给林副主席写封信去？”　　“没有用，没有用，”他连连摆手，“你不懂，不懂啊！”　　“那……那怎么办呢？我看你天天这样，会熬出病来呀！”　　“唉！我这个病已经上了心，没有办法治啰！就是不算我的账了，我的病也不会好的。我担心我们党，我们军队……唉！一个人想的事大多！”　　“你不要想那么多嘛！我们自己想的也不见得对。”　　“是啊！当初我要是不想那么多，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苦恼了。”　　“以后接受教训吧！”　　“不行！等不得以后哟！光是这一回就过不去啦！”　　“不是要你回来主持工作吗？”　　“这是政治家的安排，懂吗？政治家的方法曲折多变，不像我这个打仗的，通！炮弹出去，不能拐弯。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叫我带着一个错误尾巴主持工作，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管错了，错上加错，不管，也是错上加错。无论我怎么样，都是完蛋。”　　“不会像你这么说的吧！我们党在历史上哪有过这样复杂的时候？一个党员，只要对党忠诚，不是有意干坏事，错了，下回改正嘛！怎么会……”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新时期的新政治，不像过去了，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呀！……你呀……”　　许淑宜低下头去，默认自己是不懂的。彭其望着她，坚硬的眼光变得柔和起来。他想起，她，一个充满热情的女学生，勇敢地离开父母，从遥远的江南，历尽艰险跑到延安去，到那里学着搞政治。那时她居然能说服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参加抗日工作，人家都很信任她，把她看成了不起的人物，把她当成做人的老师，把她假定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具体形象。她先后引导十几个妇女跟她走上同样的道路。后来她还当过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书记，领导那些戴眼镜的和秃了顶的知识分子，给他们讲政治，给他们谈国际斗争，给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上党课。他们也很信任她，并且尊敬她，有不少青年人是在她签字的党委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政治生活。她是一个这样的人，干了二十多年政治工作的人，到头来却不懂政治了。她那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政治生涯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是糊里糊涂让脸上爬满了细纹不成？　　许淑宜打断他的思路说：　　“你知道，你的心烦意乱，影响到全家哩！”　　“我知道，没有办法，难为你们了！”　　“我倒没有什么，只是，你以后要少在孩子身上出气。”彭其内疚地低下头去。　　“不能什么时候都像在战场上一样，”许淑宜缓缓地说，“说怎么就怎么，不留余地。刚才要真是把钢琴砸了，我看你现在不难过？湘湘已经大学毕业了，不是小孩子了，以后，你也得把她当成大人看，她也有她的自尊心嘛！”　　“不要说了！”　　“不，我还是要说说，你不能把我们的女儿也拖进你那个苦恼的深潭里去。”　　“要是我过不了关，她肯定是要跟着我们吃苦的。过去不该老是宠着她，受锻炼太少，经不住风浪啊！”　　“只有这一个嘛！谁能想到……”　　“哎，”彭其突然想起来问，“她是不是在谈恋爱？”　　“是哩！”　　“就是文工团那个小赵吗？”　　“对。”　　“小伙子倒是不错，只是……唉！你跟她讲讲吧！叫她现在不要谈，等运动过去了再说。”　　“为什么？”　　“要服从大局。”　　“连这也要服从你呀？”　　“有什么办法呢！她是司令员的女儿，一言一语都可以跟我联系起来。文工团正在造反，小赵经常到我们家来，很不合适。那些青年人都是没有吃过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自以为一切都懂，还不知会闹出一些什么乱子来。在这种时候扯些那样的关系合适吗？”　　“那也不能叫女儿就因为这个放弃她恋爱的权利呀！”　　“不能那样小资产，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　　“你有本事，你去跟孩子谈吧！看她能不能听你的？”　　“她又会埋怨我这个爸爸粗暴，不体谅她，不关心她。我总是一个罪人，在外面，在家里，到处不讨人喜欢。”他说着，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双手背在后面，久久不动弹。这里虽是南方，春节前的气候仍要以棉袄御寒，夜风是寒冷的，他让那寒冷的夜风把头顶几根稀疏的黑发吹得飘起来。他由空军将领变得像海军将领了，舰队司令员站在指挥舰上瞪望正是这个样子。窗外是阳台，阳台上放着一盆金桔。海风使院里的大树摇晃得相当厉害，而金桔小树不受大的影响。在寒风中没有一棵大树能够结果的，倒是这小金桔树独能果实盈枝。　　电话铃响了，将军不减夙日的机敏，急转身走去拿起了话筒：　　“什么？斗争陈政委？……胡闹！……怎么不早告诉我？……陈政委睡了吗？……告诉他，我就来。”　　他放下电话，对许淑宜说了一声，从衣帽架上取下呢军帽端端正正地戴上，大步出门，走下楼去。邬秘书见司令员有行动，立刻跟上来问：“您到哪里去？”“政委那里。”秘书跑去把小车叫来。司令员说：“你不要去了，你回家吧！”说罢上车走了。政委的秘书徐凯在门口等着，司令员一下车，他走上去行了个军礼。　　“怎么不早告诉我？”司令员责备说。　　“政委不让我晚上告诉您，后来还是我自作主张。”彭司令员坚实的脚步声在楼板上一响，陈政委马上知道是他来了，立刻开门迎接。　　“你这老头，这么晚了，还来做什么？”　　“来给你贺喜呀！”　　“贺什么喜？”　　“恭喜你戴高帽了。”　　“嗨嗨嗨嗨！”　　“还笑！”彭其往沙发里一坐，“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呀？也讲出了一点道理没有？”　　“他们本来是要抓前段当过工作组的人，我赶去做工作，就把我缠住，逼我承认搞了反动路线。这样的事怎么能信口开河呢？大事上面讲错一句话，了不得呀！我只好说，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哪里知道，这就把他们惹火了。”　　“工作组到底是不是反动路线呢？”　　“地方上的工作组，都被当作反动路线在批。我们军队的工作组是总政决定要派的呀！军队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我们怎么能随便乱讲？宁肯戴高帽，也不能犯政治错误呀！”　　“他们为什么那样恨工作组？是不是在那里整人太凶？”　　“谁知道！前段运动是政治部管的。我给他们打了招呼，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特别慎重，不要轻易给人下结论。”　　“就是啊！”彭其深有感触地说，“千万不要把好人当成坏人来整。”　　“可是群众运动一来就难讲啦！”　　彭其不由得心中一噤，突然问道：“帽子呢？拿来我看看。”政委叫徐秘书打开保险柜，把高帽拿了出来。　　“哦，真是宝贝呀！你怎么不派一个团把它保卫起来？”司令员接过高帽里看外看，念着上面的标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他的狗头！……滚他妈的蛋！”念完往地下一丢，“这个革命，水平比我们那时侯高得多啊！‘滚他妈的蛋’！好！好得很！这一骂，人家都怕了。”　　“这是在北京学回来的。”政委说。　　“我们也赶快到北京去一趟吧！落后啰！”　　警卫员端来两杯茶，一杯给司令员，一杯给政委。司令员接过茶杯，揭开盖子在杯口磕了两下，闻了闻，感到香味可以，便盖上盖子，放在茶几上。　　“胡老头跑去找我了。”他说。　　“胡连生？”　　“是啊。”　　“又是什么事啊？”　　“宣传部要两万块钱搞红海洋，他不肯。”　　“这个人哪……！”政委感叹道。　　“老毛病一世也改不掉。”司令员也说。　　“这样的大事，吝啬那儿个钱干什么？”　　“他一提就是，‘浏阳搞共产，锅烟子写标语。’我跟他讲，‘你要跟上潮流！’他怎么讲？‘老子跟了四十年也过来了，没有当叛徒。’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打算怎么搞？”　　“他说他晓得一个地方有红土，打算从警卫连派一个班，去拖两汽车回来。”　　“你同意他了？”　　“我不同意，他就骂起来，‘当了官，忘了本，糟蹋军费你不心疼，我……我……我也造反了！’跳起来喊，喊完就走了。”　　“唉！这个人哪，总不接受教训。”　　“他要碰鬼的，你看吧！”　　“唉！”陈政委想起了往事，“我们那一块子地方，同着出来搞革命的四十七个，死来死去，死得只有两个半了，我只能算半个人。”他扭动肩膀摆了摆那只空袖筒，“好多聪明的，本事大的，都一路倒下去了！就剩你、我、他。他这个冒失鬼，死了五回没有死成，一直活到如今。你能活过来就不错了，还要逞当年的好汉。如今是什么年月？你那浏阳共产的好汉拿到今天来，有什么用！我跟他讲过一万次了，他不听；我跟他摆我自己的经验教训，他不听。他还这么搞，怎么办呢？要想办法吓他一家伙，看吓得住一点不？”　　“他不怕你吓，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吓得还少了？死也吓过，当分子也吓过，每回都是我们给他解救出来。他晓得反正有人给他解救，他不怕。你解救了他，他还是一样地骂你。最好把他送回浏阳去，给他盖一栋房子。”　　“那呀，他又会在那里把人家骂得鸡犬不宁，哪里都能如他的意呢！”　　“只怕会把他算进四类分子的圈子去。”　　司令员拿起烟来，用打火机点燃，好像背部有些酸痛，向后靠着，贴在沙发上，把头抬了抬，感到舒服些了，又慢慢摆动着，接连地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政委“哦”了一声，想起了新的话题，侧过身来说：“你晓得李康的情况吗？”　　“他怎么了？”　　“刚才他的孩子来了，从孩子口里听来，他情绪有点反常啊！”　　“怎么？”司令员注意起来。　　“他抱着孩子问：‘要是你没有爸爸了，你能自己照顾自己吗？’这是什么意思？”　　“自杀？”　　政委沉默，这两个字在他心上打下过沉重的永久的伤痛。在战场上炸掉胳膊的事，在医院里开刀的事，肉体上是怎样疼痛的，他早就忘了，不管怎样费力去回忆也讲不清楚了。但“自杀”这个词汇就同无线电对正了波长一样，无论是看到还是听到，就会立刻使隐痛发作，妻子的形象就在眼前晃动起来。眼就要昏花，四肢会松弛无力，在旁边无人的情况下，一定会流泪，甚至会影响到连吞安眠药都睡不着觉。他是政委，但不愿意同那试图自杀的人做劝解工作，他不能做那个工作，不知讲些什么话好，而且他担心在别人面前暴露他自己的秘密。司令员冒里冒失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字讲出来，他慌了手脚，不知怎么把话接下去好，便装作有事的样子，站起来，走出去……　　司令员好像有所感觉，他后悔了，心里很烦乱，怎么到处是张口就要犯禁忌呢？就像在战场上误入地雷阵一样，举步维艰。真不如打仗痛快，要死就去死，爆炸声一响，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死就冲杀上去，左劈右砍，血肉横飞，淋漓尽致。这样的年代真不好过，舒适的楼房、轿车、讲究的伙食，都不如骑马、走路、住牛棚、吃炒面的好。他多么怀念那过去的年月啊！这出生入死的一生，有点像唱戏一样，现在是已经卸了装，感到疲倦、烦渴了。他站起来，在老战友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像早年思考作战方案一样，但心情已经完全两样了！他突然快走，好像在急急赶路似的。　　政委回来了，果真像出去办了一点小事而让客人空等着，因此意识到很不礼貌似的，带着歉意微笑一下，掩饰得很成功地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你去跟他谈谈吧！”他坐下说。　　“唔。”司令员点头答应，也走过来坐下，“那时候从延安送到新疆国民党航校学飞行的那些人，现在都成了叛徒？”　　“要是就都是，要不是就都不是，不会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这件事情真奇怪。在那个时候，国共两党时而合作，时而敌对，敌对时，国民党抓了我们的人，合作时，经过谈判，他们放人了。这放出来的人，受过坐牢的考验，本来是宝贵财富嘛！为什么宣布他们是叛徒呢？历史上早有结论，今天为什么又翻出来搞呢？”　　“现在还搞不清楚，不过，恐怕也不是单单为了他们这几个人的问题，后头只怕还有文章。”　　“什么文章呢？”　　“一边走，一边看吧！”　　“我是打仗的，头脑简单，不懂政治，搞不清楚，搞不清楚。”　　“你以为搞政治的就一定搞得清楚吧？反正，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不理解的也执行了再说。”　　“还是在浏阳闹共产的时候好。”彭其开始忆旧，“只晓得要饭吃，要分田，要平等。都是些穷光蛋，谁的碗里也不多一份，谁也不去抢谁的，一升米是分着吃，一斗米也是分着吃。一起干的人，不管你姓张姓李，都比亲兄弟还亲。土豪劣绅跟你作对，白军跟着你屁股追，大家的生死都连在一起，死了一个同志人人哭，打了一个胜仗高兴得要死：想骂娘你就骂娘，想讲怪话你就讲怪话，那个时候根本不晓得什么叫怪话。也不见哪天夜里睡不着，只怕睡着了不得醒。回家回不得，要杀你的头；闹不团结闹不得，白军会赶来吃掉你。那个时候几单纯，几痛快！现在，太啰嗦，太麻烦，太复杂！经常有些多余事要你去想，想又想不清。我不行，我这个人不行。我早就在想，如果同意退休，我退休去，住到乡里，搞一块地给我，栽点南瓜辣椒自己吃。走遍天下，九九归原，目的还是达到了，饭有吃的了，再不得要我去烧炭了，再也没有土豪压迫我们这些人了。”　　“那不行的！”　　“是啰，我晓得是不行的啰！下一步我那个问题还不晓得怎么办。”　　“你是要做点准备啊！”政委郑重地提醒他，“听江醉章的口气，上头对你的检查不满意啊！”　　“还要我怎么讲呢？我反革命，我修正主义，我是军阀，是土匪？”　　“总而言之，要做点准备好些，现在正是运动的时候……”　　“罢官，撤职，开除党籍，随便怎么样，快点解决，解决了痛快些，就是不要叫文工团来揪住我胡搅。”他又将一根没有吸完的香烟在烟缸里戳熄了，扔在里面，“文工团在斗你的时候漏出一点口风来吗？他们晓得我们那些事不？”　　“斗我的时候没有扯别的，只讲了反动路线。”　　“鬼晓得他们在北京搞了些什么名堂！当初何必搞这么个文工团呢？自讨苦吃。戏又不会演什么戏，麻烦一皮箩。我当时就反对搞这个鬼，你硬是要搞，搞得好吧！搞到自己头上来了。”他眼睛触到挂在墙上的那件军衣，“那就是刚才挨斗时穿的衣服？”　　“唔。”　　司令员走过去，拿起军衣来翻动着看：“连我们斗土豪都没有这么搞过，畜生！”他把军衣重新挂上，“不行，不能让他们这样无法无天。这还得了！还像个军队？不行，这要管一管。”　　“现在你管不了！”　　“我还是司令，还没有撤我的职。”　　“这不像平常了！”　　“什么平常不平常！军队，就要令行禁止。”　　“你要冷静一点，群众运动嘛！”　　“什么群众运动！是群众乱动。你忍得你就忍吧！我，不论有多大的风险，也要管一管这个事。”　　“你看到《红旗》杂志十二期的文章吗？还要揪军内一小撮呢！”　　“看了！”　　其实，陈政委有所不知，彭司令员所以这么注意文工团的动向，不仅因为文工团给兵团政委戴了高帽抹了黑，也正是因为他看了《红旗》杂志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想到文工团可能迟早会要来找麻烦。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政委都这样斗了，如果他们摸到了司令员的底细会怎么斗呢？必须使他们冷静一点。不怕会上做检讨，就怕那“群众乱动”搞得你有理说不清。那些个幼稚的青年人，这样闹下去，迟早会要闹出大乱子来的，也只有使他们吃点亏，看能不能清醒一点。这样的事，非手上有权的老一辈人，谁又能做呢？　　“我告诉你，我要采取行动。”司令员果断地说。　　“采取什么行动？”　　“使他们犯点错误。再抓几个人，杀鸡给猴看，就管教好了。”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我不要你同意，事情不大，我干我当。”　　“你又要来牛脾气了。”政委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司令员不顾他，点燃一根烟夹在指缝里，点一下，说一个字，斩钉截铁地宣布：“我，要，动兵。”　　“你在讲胡话。”　　“不多，你放心。”他站起来，背着手坚定有力地走了几步，“调一个高炮连，暂时当步兵用，我亲自指挥。”　　“你会碰鬼的。”　　彭其只当没有听见，拿起军帽戴上，说声：“走了。”便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来到台阶上，他站住，向夜空望了一眼，见已下起了霏霏细雨，有少数窗洞里亮着朦朦胧胧的灯光，心里不禁想道：“还不知哪个窗眼里在策划整人的阴谋诡计呢！”　　第五章 私房话　　在邬秘书的家里，目前正亮着灯，他对他老婆说：“跟错了人，我要赶紧想办法……”　　司令员叫他回家去，他正是求之不得。自从要他砸钢琴没有砸成，回到自己办公室以后，一直没有开房门。司令员虽然苦恼，而他秘书的苦恼也并不轻。给首长当秘书常常是有好处的，政治部有好几个部长副部长都有过当秘书的经历。只要你好好干，首长不会亏待你。但必须把人跟准，一旦跟错了人，就总有一天会树倒猢狲散。散得了还好，散不了会被压死在树下。邬中已预感到现在正是树欲倒而猢狲面临何去何从的时候。他是一个政法学院学法律的毕业生，因家庭政治历史情况好，毕业那年遇上部队需要专业人材，就被分配到空军新编第四兵团来了。本来他应该在兵团军事法院工作，因没有入党，先安排到部队锻炼，讲明了是要他在基层解决入党问题。他来到一个航空兵基地，在场务连当了养场排的副排长。一到部队，他看到很多干部文化水平不如他高，产生一种想法，觉得在军事法院当个审判员没有什么搞头，不如在部队干下去好，像他这样的文化水平和能力，只要稍稍注意，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会上得很快。但场务连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没过多久，他感到吃不消，便找了一个窍门，先从帮助副指导员办墙报开始，试图通过笔杆子寻出一条省力的路来。这一着棋很成功，干了几次以后，连里的宣传工作他包去了一多半，并且由于经常搞墙报，字也比以前写得好了。后来，还居然由于他善于写总结材料，使这个连队连续三年被评为“四好”，并有三篇文章上了报，他自己也就入了党。这一来，师政治部看上了他，便把他调到宣传科当干事。到了宣传科，生活不像基层连队紧张，他时常研究研究报上的文章，练练毛笔字，很快就成为科里最吃香的人物。但他这时已经不满足于在这里工作了。就是提升为科长又怎么样呢？师里的科长，发展前途有限，必须到大地方去，到高级机关去。可又怎样才能去呢？他一直想不出办法，找不到机会。有回彭司令员到这个师来检查战备工作，要在这里做一个报告。报告中将谈到本师一些具体情况，这些情况的素材由师里准备，任务正好落到邬中身上。邬中喜出望外，明明是只要一些素材，他却通晚不睡，远远超出要求地把材料整好，还用并不高明但笔划清楚的毛笔字誊写得端端正正，又想了个办法亲手交给司令员，表现得军容楚楚，谈吐利索，恭敬而大方。正好司令员需要换一个秘书，居然如他所愿，看上了他。当上首长秘书果然不错，连婚姻问题都解决得很顺利，与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护士结婚了。　　他的妻子叫刘絮云，是兵团机关第一门诊部内科的护士。她是一个穷小学教员的女儿，因父母早丧，跟着姨妈长大。姨妈的丈夫原是一家大绸庄的股东，也一早死了，于是寡妇、孤女合成了一个家庭。那寡妇可真算厉害，不但保留了丈夫的家底，还有所发展。在姨妈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刘絮云自小就聪明乖巧，很讨人喜欢。她在投考部队卫生学校时，知道部队很注重家庭出身，只把姨妈当作一般的社会关系填进履历表，居然成功。但她心里一直不踏实，担心在部队呆不长久，便决心找一个非常牢靠的、有希望青云直上的军官做丈夫，抱住了一个这样的丈大就可以放心了！姨妈的一套处世功夫她继承得很好，苦心钻营，争取到了经常给首长送药打针的机会。在彭司令员那里，她认识了邬中，了解到邬中尚未婚配，便决定死死地把他缠住。缠了不到一年，她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结婚以后，为了便利于刘絮云上班，宿舍选在离门诊部较近的地方，邬中到司令员那里去，则需走上一华里路。　　邬中冒着细雨走在路上，心烦意乱得很。他跟随彭司令员已四年了，眼看有希望调任一个团级或更高一点的职务，哪知这老头子是一株朽树，风声这么大，随时有被连根拔倒的可能。四年来跟着他，为了讨个好印象，事事主动、揣摩首长意图很成功，因而很多大事都沾了边，甚至有的主意还是他邬中想出来的。事情一爆发，难免牵累，不但夙愿付东流，还不知能不能安全脱身。为了一个丧失了作用的老头子，把自己的一切赔进去，没有必要。他待你虽然不错，因老头儿没有儿子，秘书就同儿子一样，但这是政治斗争，是从来不照顾感情和面子的。不是没有感情，是因为感情在政治斗争中无用。　　邬中想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自己的家，老婆已经睡了。他掏出钥匙，把门拧开，拉开灯，还在继续想着一路上的事，不禁自言自语说出声来：“怎么办好呢？”　　“什么怎么办？”刘絮云原来并没有睡着。　　邬中走近床边。　　“跟错了人，……”邬中说。　　“他怎么啦？”　　“老头子靠不住了。”　　“你倒说清楚啊！”　　“等一下跟你说。哎，你搞了晚汇报没有？”　　“在门诊部搞了。”　　“起来起来！”　　“又要干什么？”　　“起来吧！”他动手掀被子。　　刘絮云抬手将他捶了一下，抗议说：“睡得好好儿的了，你干什么？”　　“起来搞晚汇报。”　　“不是跟你讲了？在门诊部已经搞过了。”　　“快起来！你不懂，穿好衣服。”　　看来刘絮云是一个很驯服的妻子，叫她起来她就起来，说她不懂她就自认不懂，老老实实坐起来穿衣服，像正式起床似的，一丝不苟，将每一粒扣子扣好。她不但是一个驯服的妻子，而且确实生得讨人喜爱，那长长的柳叶眉虽然有点近似画出来的，略显得不大自然，但还好，因是静静地横卧着，眉稍向下，有几分妩媚。当她侧身弯腰扣鞋襻的时候，将腰身一扭，尤其动人。邬中坐在靠椅上等她起床，望着她那引人爱慕的每一个动作，细细欣赏；并娓娓开谈，把他最近一段时间获得的政治心得传授给他的妻子：　　“你呀，只知道当护士，做妻子，靠丈夫，过日子，这样不行哩！像无忧无虑的花喜鹊，见丈夫回来就喳喳喳只知道欢喜。冬天快来了，你知道吗？要有一个窝，哪怕是衔几根柴棍子，松针叶子，也要筑一个窝，不然会冻死的。”　　“你这是寓言，你将来会成文学家。”她温柔地瞟了丈夫一眼。　　“什么文学家！臭知识分子，顶个屁！现在要当政治家，你懂吗？只有当政治家才有出息。”　　刘絮云用邬中平日喝茶的杯子给他泡了一杯热茶递到他手上，邬中平淡、自然、习以为常地伸手接过茶杯，往旁边一放。“看你，鞋湿了也不换一换。”　　刘絮云心疼地责备着丈夫，转身到床后拿出一双刷得锃光闪亮的军用皮鞋，放到邬中脚边说：“给！”邬中只顾谈他的心得，妻子便蹲下来，一面帮他解鞋带换鞋，一面唯唯诺诺地听着丈夫大发高论。　　“我最近体会到，”邬中考究着词藻说，“政治是人间第一伟大的事物。”　　“你怎么又当起哲学家来了？”　　“不，这不是什么哲学，这是医学，是你们那一行。你们拿尸体来解剖，割开它的膝盖，看见了里面的筋腱，就知道人的腿为什么会动了。这就是我讲的意思。”　　“讲了半天，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先搞晚汇报吧，汇报完了，再跟你说。”　　“人家都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