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王秋蛇去开会，满镇子上的人就讲开了，还来问我哪。我又哪里晓得?反正我不管，自留地归你种，柴禾归你打。要不，我们娘女七个不准你进屋。你也莫想像过去似的，在家里也是‘脱产’干部!”“好的，好的，都依你。你放心，这几年我种自留地都种出了瘾……何况今后当这个芝麻绿豆官，也要参加生产了。上级已经批准我们山区搞包产到组，个别的还到户，哪个还会偷懒?”“王秋蛇这条懒蛇，从雨里跑回来，满街大喊大叫，你不晓得?”“喊什么?”“他重三倒四叫什么‘放跑了大的，抓着了小的’，‘放跑了大的，抓着了小的’!还喊‘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革命五、六年再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这回老天报应了，这个挨千刀的疯了!”“他不疯怎么办?春上就包产到组，哪个组肯收他，敢要他?给他几亩田，也只会长草……他吃活饭、当根子的年月过去了!”两夫妇正说着，忽然听得窗外的狂阔风雨中，发出了一阵轰隆隆楼屋倒塌似的巨响!“谁家的屋倒了?”黎满庚浑身一抖。“五爪辣”脸块吓得寡白。在古老的青石板街上，大都是些年久失修的木板铺面啊，谁家又遭灾了!黎满庚卷了裤脚，披了蓑衣，戴了斗笠正准备出门，只听街上有人尖着嗓音，报喜似地叫嚷：“吊脚楼倒了!吊脚楼塌了——!”六 “郎心挂在妹心头”胡玉音独自一人清早起来打扫青石板街，有多少个年头了?她默默地扫着，扫着，不抬头，不歇手。她有思维活动么?她在想着念着些什么?在想着往日里秦书田挥动竹枝扫帚时那舞台上摇桨一般的身影?在回忆他们那一年捉弄那一对掌权男女的开心的一幕?还是在寻找秦书田在青石板街上留下的足迹?这种足迹满街都是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正是这些足迹把一块块青石块踩得光光溜溜啊。还分得出来吗?哪是书田哥的?哪是自己的?这些足迹是怎么也扫不去的哪，它们都镶在青石板上了，镶在胡玉音的心田上了，越扫越鲜明……对于亲人的思念，成了滋润她心灵的养分。奇怪的是，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她尝尽了一个“阶级敌人”应分的精神和肉体的“粮食”，含垢忍耻，像石缝里的一棵草一样生活着，竞再也没有起过“死”的念头。她也学得了书田哥应付这些场面时的那一手，喊她去接受批斗，她也像去队上出工那样平常。不等人家揪头发，她预先把脑壳垂下。不等人家从身后来踢腿肚子，她就会扑通一声先跪下。人家打她的右耳光，她也等着左边还有一下……她也被斗油了，斗滑了，是个老运动员了，该授予她“运动健将”的金牌。——连续十年十几年的极左大竞赛为什么不颁布竞赛成绩，不设置各种金牌、银牌、铜牌?这一来她却少吃了一些苦头。而且每次在批斗会上，她一动不动地朝乡亲们跪着，脸色寡白，表情麻木，不哭，像一尊石膏像。她的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有时抬起头来望望大家，眼神里充满了凄楚、哀怨，表示她还活着。她这双眼睛是妄图赢得乡亲们的怜惜，瓦解人们的斗志?还是在做着无声的抗议：“街坊父老姐妹们，你们看，我就是那个摆小摊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我就这样向你们跪着，跪着，直到你们有海量，宽怀大度，饶恕了我，放开了我……”的确，每逢镇上开批斗大会有她在台上跪着，会场气氛往往不激烈，群众斗志不高昂，火药味不浓。有的人还会红了眼眶，低下头去不忍心看。还有的人会找了各种借口，中途离开会场，尽管门口有民兵把守。树上的鸟雀、沟里的花草都有命。胡玉音也有一条命。万事万物都是命。命是注定的。要不，芙蓉镇上比她坏、比她懒、比她刁、比她心肠歹毒的女人都没有倒霉，偏偏她胡玉音起早贪黑、抓死抓活卖了点米豆腐就倒了霉?那些年年在队里超支、年年向国家讨救济的人就是好货?政府看得起、当宝贝的就是这号货?当亲崽亲女的就是这号角色!过去的衙门嫌贫爱富，如今有人把它倒了过来，一味地斗富爱贫，也不看看为什么富，为什么贫，而把王秋赦一号人当根本，当命根。好咧，胡玉音这一世人就当了傻子上了当，下世投胎，也好吃懒做，直扫帚不支，横扫帚不竖，也伸手向政府要吃，向政府要穿，向王秋赦学，吊脚楼歪斜了，竖根木桩撑着，也总是当现贫农，好让上级的人看了顺眼顺心，当亲崽亲女，当根子好搞运动……好死不如赖活，赖着脸皮也要活，人家把你当作鬼、当作黑色的女鬼也要活。胡玉音如今有了“心伴”，那个还在坐牢的书田哥，书田哥还给她留下了命根——小军军。她才不死哪，再苦再贱，她都活得有意思，值得。小军军是在她的搂抱、抚摩下长大的，在她没完没了的亲吻里笑啊，闹啊，吃啊，睡啊，呀呀学语，蹒跚起步，长到了八岁啊。勾起指头算，政府判了小军爸爸十年刑，坐过九年了，他快回来了。书田哥在洞庭湖劳改农场，月月都有信，封封信尾上都写着“亲亲小军军”。难道仅仅是“亲亲小军军”?玉音有一颗温柔的妻子的心，男人的意思她懂……玉音月月都给书田哥回信，封封都写上：“书田，军军亲亲你。你要保重身子，好好改造，政府早点放你回来。我和军军天天都在等你，望你。心都快等老了，眼睛都快望穿了。但是你放心，军军在一年年长大，我却还没有一年年变老。我的心还年轻，这年轻是留把你的，等着你的。你放心，放心，放心……”对了，玉音还记得唱《喜歌堂》，一百零八曲，曲曲都没忘，还会唱。也是留着唱给书田哥听的，留着等书田哥出了牢，回到家里一起唱。这个心思，这份情意，玉音啊，你的封封信里，有没有写上?你不要怕，《喜歌堂》不是什么暗语代号，只反一点封建，看守人员会把信交给书田哥看……胡玉音每天清早起来，默默地打扫着青石板街。她不光光是在扫街，她是在寻找、辨认着青石板上的脚印，她男人的脚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大队部、镇革委、派出所都有人吩咐过她：“胡玉音，你可以不扫街了。”但她还是天天清早起来扫。她一来怕今后变，人家讲她翻案；二来也仿佛习惯了，仿佛执拗地在向街坊们表示：要扫，要扫，要扫到我男人回来，我书田哥回来!一个性情温顺、默默无声的女人，那内心世界，是一座蕴藏量极大的感情的宝库。今年春上——一九七九年的春上，镇革委派人来找她去，由过去整过她、把她划作富农成分的人通知她：你的成分搞错了，扩大化，给你改正，恢复你的小业主成分，楼屋产权也归还，暂时镇革委还借用。她都吓懵了，双手捂住眼睛，不相信，不相信，不可能，不可能!这是在白日做梦……泪水从她手指缝缝里流下来，流下来，但没有哭出声。她不敢松开捂着眼睛的双手，害怕睁开眼睛一看，真是个梦!不可能，不可能……她作古正经当了十四、五年的富农婆，挨了那么多斗打，罚了那么多跪，受了那么多苦罪，怎么是搞错了?红口白牙一句话，搞错了!而且他们也爱捉弄人，当初划富农的是这些人，如今宣布划错了的也是这些人。这些人嘴皮活，什么话都讲得出，什么事都做得出。他们总是没有错。是哪个错了?错在哪里?所以胡玉音不相信这神话。这是梦。直到镇革委的人拿出县政府的公文来给她看，亮出公安局的鲜红大印给她认，她才相信了，这是真的。天啊，天啊，她差点昏厥了过去。她身子晃了几晃，没有倒下。搭帮这些年她被斗滑了，斗硬了。她忽然脸盘涨得通红，明眸大眼，伸出双手去，声音响亮(响亮得她自己都有点惊奇)地说：“先不忙退楼屋，不忙退款子，你们先退我的男人!还我的男人，我要人，要人!”镇革委的几个干部吓了一跳，以为这个多少年来蚊子都不哼一声似的女人，是在向他们讨还一九六四年自杀了的黎桂桂，是要索回黎桂桂的性命!他们一个个脸色发白，有些狼狈：看看，这个女人，刚给她摘帽，刚给她落实政策，她不感恩，不磕头，而是在这里无理取闹!胡玉音伸出的双手没有缩回，声音却低了下来：“还我的男人……我的男人是你们抓去坐牢的，十年徒刑，还有一年就坐满了，他没有罪，没有罪……”镇革委的人这才叹了一口气，连忙笑着告诉她：“秦书田也平反，也摘帽。他的右派也是错划了，还要给他恢复工作。省电台前天晚上已经播放了《喜歌堂》。”“哈哈哈!都错了!书田哥也划错了!哈哈哈!天呀，天呀，新社会回来啦!共产党回来啦!哈哈哈!新社会又没有跑到哪里去，我是讲他的政策回来啦……”四十出头了，胡玉音还从没在青石板街上这么放肆地笑过，闹过，张狂过。披头散发，手舞足蹈。街坊们都以为她疯了，这个可怜可悲的女人。直到她娃儿小军军来拉她，扯她，她才把娃儿抱起，当街打了几个转转，又在娃娃的脸上亲着，才打着响啵回老胡记客栈去了。胡玉音回到屋里，就倒在床上哭，放声大哭。哭什么?伤心绝望的时候哭，喜从天降的时候也哭!人真是怪物。哭，是哪个神仙创造的?应该发给生理学大奖，感情金杯，人文学勋章。要不，大悲大喜无从发泄，真会把人憋得五脏淤血。第二天清早，胡玉音仍旧拖着竹枝扫把去打扫青石板街。往时她是默默无声地扫着街，如今她是高高兴兴地扫着街。她就有种傻劲，平了反还来扫街，不扫街就骨头痒?才不是呐。做一个女人，她有她的想头，她是要感谢街坊邻居们，这些年来多亏你们发善心，讲天良，才没有把玉音往死里踩。玉音不是吃了你们的亏，你们多多少少还护了护玉音，给留了一条命。玉音不是吃了哪个人的亏，是吃了上级政策的亏……这些年来，胡玉音就是每天清早起来扫街，街坊们才晓得有这个黑女人在，新富农婆还在。既是玉音背时倒霉的时候扫过街，如今行运顺心了也可以扫街。扫街有什么丑?有什么不好?那些在新社会讨饭、讨救济、讨补助的人才丑。听讲北京、上海那些大口岸管扫街的人叫清洁工，还当人民代表，相片还上报，得表扬。其实，胡玉音仍旧清早起来扫青石板街，还有个心里的秘密。她晓得，书田哥在千里之外的洞庭湖滨劳改，接到平反改正的通知后，他会连天连夜地赶回来，生起翅膀飞回来。亲生的骨肉还没见过面，一别九年的女人老没老?玉音晓得，书田哥早就心都焦了，碎了。他还有不连天连夜赶回来的?玉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小军军却睡得像个小蠢子，任玉音抱他、亲他都不醒。玉音既是整晚整晚都没听见脚步声、敲门声，没等着书田哥回来，就有了一种预感：书田哥会早晨回来!听人家讲，州里开往县城的客班车是下午到。县城到芙蓉镇还有六十里，书田哥会顾不得在城里落伙铺，他会连夜顺着公路赶回来!是的，连夜赶回来……扫完一条街，天都大亮了，玉音也失望了。她就在心里抱怨：男人家呀男人家，总是粗心大意。你手续没办妥，一下子脱不开身，也该先来封信呀，先拍封电报呀。免得人家整晚整晚、一早一早地望呀，颈骨都望长啦，没良心的!或许书田哥回到县里，就先去办了恢复工作的手续?唉呀，男人家的心，比天高，比天大。玉音不喜欢你去做那个鬼工作，免得又惹祸。你就守在玉音身边，带着小军军，种自留地，养猪养鸡养鸭，出集体工，把我们的楼屋都绣上花边，配上曲子，把日子打发得流水快活……这些年来的折磨，也使得胡玉音心虚胆怯，多疑。自给她改正、去帽那天起，她就怕变，怕人家忽然又喊“打倒新富农婆!”陷民兵又突然来给她挂黑牌，揪她去开批斗会，去罚跪……她时时胆战心惊，神经质。她急切地盼着书田哥回来，回来一起过过这好日子!哪怕过上两天三天，十天半月，挺直腰板，像人家那些夫妻一样，并排走在街上，有讲有笑，进出百货商店。书田哥呀，你快些回来，你还不回来!万一有朝一日，我又重新戴上了新富农婆的帽子，你又当了右派才见面，生成的“八字”铸成的命，那就哭都哭不赢……这天清早，有雾，打了露水霜，有点冷人。胡玉音又去打扫青石板街。她晚上没有睡好，拖着疲惫的双腿，没精打采。盼男人盼得都厌倦了。一早一晚的失望。她晚上总是哭，天天都换枕头帕。男人不回来，她算什么改正、平反呀!这一切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呀!她真想跑到镇革委去吵，去闹：我的书田哥怎么还不回来? 你们的政策是怎么落实的呀?你们还不去把他放回来?……竹枝扫把刮着青石板，沙、沙、沙，一下，一下，她扫到了供销社围墙拐角的地方，身子靠在墙上歇了歇。她不由地探出身子去看了看小巷子里的那条侧门，当年王秋赦拐断脚的地方。如今侧门已经用砖头砌严实了，只留下了一框门印。管它呢，那些老事，还去想它去做什么……回转身子，拿起扫帚，忽然前边一个人影，提着旅行袋什么的，匆匆地朝自己走来。大约是个赶早车的旅客。哟，这客人，也不问问清楚，走错啦，汽车站在那一头，应该掉过身子去才对呀。但那人仍在匆匆地朝自己走来。唉，懒得喊，等他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才告诉他该向后转……竹枝扫把刮着青石板，沙沙沙，沙沙沙……“玉音?玉音，玉音!”哪个在喊?这样早就喊自己的名字?胡玉音眼睛有些发花，有些模糊，一个瘦高的男子汉站在自己面前，一口连鬓胡子，穿着一身新衣新裤，把一只提包放在脚边。这男子汉呆里呆气，站在那里像截木头……胡玉音不由地后退了一步。“玉音，玉音!玉音——!”那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张开两手，像要朝自己扑过来。胡玉音眼睛糊住了，她好恨!怎么面对面都看不清，认不准人啦。她心都木啦，该死，心木啦!这个男人是不是书田哥?自己又在做梦?书田哥，书田哥，日盼夜盼的书田哥?不是的，不是的，哪会这么突然，这么轻易?她浑身颤战着，嘴皮打着哆嗦，心都跳到了喉咙管，胸口上憋着气，快憋死人了。她终于发出了一声石破天惊的呼喊：“书——田——哥——!”秦书田粗壮结实的双臂，把自己的女人抱住了，紧紧抱住了，抱得玉音的两脚都离了地。玉音一身都软塌塌，像根藤。她闭着眼睛，脸盘白净得像白玉石雕塑成。她任男人把她抱得铁紧，任男人的连鬓胡子在自己的脸上触得生痛。她只有一个感觉，男人回来了，不是梦，实实在在地回来了。就是梦，也要梦得久一点，不要一下子就被惊醒……竹枝扫把横倒在青石板街上，秦书田把胡玉音抱在近边的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就像怀里搂着一个妹儿。胡玉音这才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书田哥!书田哥!你、你……”“玉音!玉音!莫哭，莫哭，莫哭……”“你回来也不把个信!我早也等，晚也等……我晓得你会连天连夜赶回来!”“我哪里顾得上写信?哪里顾得上写信?坐了轮船坐火车，下了火车赶汽车，下了汽车走夜路，只恨自己没有生翅膀……但比生翅膀还快，一千多里路只赶了三天!玉音，你不高兴，你还不高兴?”“书田哥!我就是为了你才活着!”“我也是!我也是!要不，早一头栽进了洞庭湖!”胡玉音忽然停止了哭泣，一下子双臂搂住了秦书田的颈脖，一口一口在他满脸块上亲着，吻着。“哎呀，玉音，我的胡子太长了，没顾上刮。”“你一个男人家，哪晓得一个女人的心!”“你的心，我晓得。”“我每天早晨扫街，都喊你的名字，都和你讲话，你晓得?”“晓得。我每天早起去割湖草，去挑湖泥，总是在和你答话，我们有问有答。我晓得你在扫街，每早晨从哪块扫起，扫到哪里歇了歇。我听得见竹枝扫把刮得青石板沙沙沙……”“你抱我呀!抱我呀，抱紧点!我冷。”胡玉音依偎在秦书田怀里，生怕秦书田突然撒开了双手，会像影子一样突然消失似的。“玉音，玉音……我的好玉音，苦命的女人……”这时，秦书田倒哭起来了，双泪横流：“你为了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今生今世，我都还你不起，还你不起……多少年来，我只想着，盼着，能回到你身边，看上你一眼，我就心甘情愿……万万想不到，老天开了眼，我们还有做人的一天……”胡玉音这时没有哭，一种母性的慈爱感情，在她身上油然而生。她抚着秦书田乱蓬蓬的头发，劝慰了起来：“书田哥，我都不哭了，你还哭?‘郎心挂在妹心头’。记得我娘早就跟我讲过，一个被人爱着、想着的人，不管受好大的难，都会平平安安……这么多年，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着、爱着的，我们才平平安安相会了!我们快点起来吧。这个样子坐在供销社阶沿上，叫起早床的街坊们看见了，会当作笑话来讲!”秦书田又哭了。他们双双站起来，像一对热恋着的年轻人，依偎着朝老胡记客栈走去。“军军满八岁了，对吧?他肯不肯喊爸爸?”“我早就都告诉他了。他天天都问爸爸几时回来，都等急了……话讲到头里，你若是见了崽娃就是命，把我晾到一边，我就不依……”“傻子，你尽讲傻话，尽讲傻话!”　七 一个时代的尾音芙蓉镇今春逢圩，跟往时不大相同。往时逢圩，山里人像赶“黑市”，出卖个山珍野味，毛皮药材，都要脑后长双眼睛，留心风吹草动。粮食、茶油、花生、黄豆、棉花、苎麻、木材、生猪、牛羊等等，称为国家统购统销的“三类物资”，严禁上市。至于猪肉牛肉，则连社员们自己一年到头都难得沾几次荤腥，养的猪还在吃奶时就订了派购任务，除非瘟死，才会到圩场上去卖那种发红的“灾猪肉”。城镇人口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有时还要托人从后门才买到手。说来有趣，对于这种物资的匮乏、贫困，报纸、《参考消息》则来宣传现代医学道理：动物脂肪胆固醇含量高，容易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如今一些以肉食为主的国家都主张饮食粗淡，多吃杂粮菜蔬，植物纤维对人体有利。红光满面不定哪天突然死去，黄皮寡瘦才活得时月长久，延年益寿……时间真像在变魔术!“四人帮”倒台才短短两年多一点，山镇上的人们却是恍若隔世，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代里了啊。如今芙蓉镇逢圩，一月三旬，每旬一六，那些穿戴得银饰闪闪、花花绿绿的瑶家阿妹、壮家大姐，那些衣着笔笔挺挺的汉家后生子，那些丰收之后面带笑容、腰里装着满鼓鼓钱荷包的当家嫂子、主事汉子们，或三五成群，或两人成对，或担着嫩葱水灵的时鲜白菜，或提着满筐满篮的青皮鸭蛋、麻壳鸡子，或推着辆鸡公车，车上载着社队企业活蹦乱跳的鱼鲜产品，或一阵风踩着辆单车，后座上搭一位嘻哈女客……人们从四乡的大路、小路上赶来，在芙蓉镇的新街、老街上占三尺地面，设摊摆担，云集贸易。那人流、人河，那嗡嗡的闹市声哟，响彻偌大一个山镇……圩场上最为惹人注目的，是新出现了米行、肉行。白米，红米，糙米，机米，筐筐担担，排成队，任人们挑选议价。新政策允许社员们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后，到市场上出售富余的粮油农副产品。肉行更是蔚为壮观，木案板排成两长行，就像在开着社员家庭养猪的展销会、评比会，看谁案板上的膘厚油肥，皮薄肉嫩。“老表!这头猪总怕有三百上下吧?”“三、五百!再养下去不合算了。”“呵呵，尽是肥冬瓜，精肉太少了，女人家嫌油腻……”“你同志真是人心难足喽，不想想两年前，一月半斤肉票，你家炒红锅子菜哩，如今却嫌肥，怨精肉少了!”真是上哪座岭唱哪山歌。就是不逢圩的日子，新街老铺的猪肉也是从天光卖到天黑。产供销出现了新矛盾：社员要交猪，食品站不收。理由是小镇地方小，没有冷库，私人的猪肉都卖不脱，公家杀猪哪来的销路?和前些年相比，供销关系颠倒了过来……山镇上的人们啊，不晓得“四个现代化”具体为何物，但已经从切身的利益上，开始品尝到了甜头。没有近忧，却有远虑。旧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心目中消除，还有余悸预悸。人们还担心着，谈论着，极左的魔爪，会不会突然在哪个晚上冒出来掐灭这未艾方兴的蓬勃生机。口号和标语，斗争和运动，会不会重新发作膨胀，来充塞人们的生活，来代替油盐柴米这些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阴影确是存在着。吊脚楼主王秋赦发疯后，每天都在新街、老街游来荡去，褴褛的衣衫前襟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像章，声音凄凉地叫喊着：“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王疯子的声音，是幽灵，是鬼魂，徘徊在芙蓉镇。镇上的大人小孩，白天一见了王疯子，就朝屋里跑，就赶紧关铺门；晚上一听见他凄厉的叫喊，心里就发麻，浑身就哆嗦。已经当了青石板街街办米豆腐店服务员的胡玉音，听见王疯子的叫声，还失手打落过汤碗。新近落实政策回到镇上来的税务所长一家，供销社主任一家，更是一听这叫声就大人落泪娃儿哭，晚上难入睡……吊脚楼主仍旧是芙蓉镇上的一大祸害。山镇上的街坊们在疑惧，在诅咒。“芙蓉姐子”抚着小军军稚气的头，在担扰：“王疯子冻不死，饿不死，还有好长的寿啊?”黎满庚的女人“五爪辣’也在问：“难道他剁脑壳、打炮子的王疯子还想当镇长、支书，赶着我们去做语录操，去跳忠字舞?”本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说：“疯得活该!我们是新社会，有党领导，王秋赦这色人物终究成不了气候。教训深刻啊!”镇委书记、“北方大兵”谷燕山正在忙着治理芙蓉河、玉叶溪，他没有发表这方面的言论，只打算立即派人把王秋赦送到州立精神病院去治病，叫做送瘟神。县文化馆副馆长秦书田新近回到芙蓉镇来搜集民歌，倒说了一句颇为见多识广的话：“如今哪座大城小镇，没有几个疯子在游荡、叫喊?他们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一九八O年七月十八日——八月四日初稿于莽山；九月初整理于全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十月修改于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后记习作《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发表后，承蒙广大读者和首都文艺界师友们的热情关心，给了我许多鼓励和鞭策。我在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十分愧疚。盼着多出现一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大约是促成许多省市的读者给我来信的原因——殊不知我只是个文学战线的散兵游勇而已。还有的读者来信祝作者幸福，仿佛在替我担忧着某种隐患似的。真是些热心肠的同志哥、同志姐哟。农村的情况如何，八亿人口的生养栖息、衣食温饱，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举足轻重的。特别是当前农村正经历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平原、高原、山地、丘陵，水稻、旱粮、瓜果、森林植被，不再按一个模式搞生产运动了，不再搞既违农时、又背地利的“规范化作业”了，实在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在新的形势之前，回顾一下过去的教训，展望一下业已来到的良辰，不也是有益处的么?记得前些年，我自己就有一个颇为“规范化”的头脑，处世待人，著文叙事，无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惟恐稍有疏漏触犯了多如牛毛的戒律，招来灾祸。是党的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解放了我，给了我一些认识生活的能力，剖析社会和人生的“胆识”。然而我的这点在“四个坚持”原则指导下的“胆识”，比起同辈作家和广大读者来仍然是有限得很。我是个南方的乡下人，身处江湖之远，既有乡下人纯朴、勤奋的一面——恕我在这里自诩；也有乡下人笨拙、迟钝的一面——恕我在这里妄言。去年，我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习，跟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作家朝夕相处。学友才高，京华纸贵，我看到了自己和这些优秀同窗之间的差距。我虽然于五十年代末期即开始学习写作，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短篇习作，但起点很低，染有粉饰生活的文学苍白症。“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翻开了崭新的篇页。发展之快，变革之烈，已是恍若隔世。大批中青年作家继承老一辈作家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复杂的社会和人生，写出了许多光华耀目、感奋人心的好作品。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文学要求。就我来说，面对着这种新的文学要求，既有重新认识生活、剖析生活的问题，也有艺术素养、表现手段的问题。于是我探索着，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有的朋友出于对我的爱护，指出我的习作写得过于真实。文学的真实当然不是给生活拍摄原始图片，它是经作者思想感情、艺术构思筛选、提炼出来的结晶体。当然，有时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是会让人害羞和痛心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害羞是一种颇为可贵的感情，是富有自尊心的表现。它可以成为一种跟过去的过失诀别的心灵的感召力，从而记取那些令人心悸的教训，卸却身上因袭的重负，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奋斗不息。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可起到一种引以为鉴的效益。《芙蓉镇》是我在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新的尝试。既是尝试，则难免幼稚，会伴随些谬误。好在鲁迅先师有言：惟其幼稚，正好寄希望于这一面。这是我的自慰，亦是我的自勉。借着这次出版单行本的机会，我对曾经支持、关怀过这部书稿写作、修订的前辈作家和编辑同志，对所有给我以鞭策鼓励的读者，以及我家乡民歌的搜集整理者，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愿在春的盛会里，这部习作能如一支柔弱的石楠竹，探身于群芳竞彩的文学花园的竹篱边，绽放出有些羞涩然而却是深情的微笑。古 华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于北京话说《芙蓉镇》长篇小说《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刊载后，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注意，数月内《当代》编辑部和我收到了来信数百封。文艺界的师友们也极为热情，先后有新华社及《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当代》、《文汇报》、《作品与争鸣》、《湖南日报》等报刊发了有关的消息、专访或评论。这真使我这个土头土脑、默默无闻的乡下人愕然惶然了，同时也体味到一种友善的情谊和春天般的温暖。来信的读者朋友们大都向我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你走过什么样的创作道路?是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你的生活经历和小说里所描绘的乡镇风物有些什么具体的联系?你的这部小说结构有些奇怪，不大容易找到相似的来类比，可以说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吧，这种结构是怎么得来的?你在文学语言上有些什么师承关系?喜欢读哪些文学名著?小说中“玩世不恭的右派秦书田是不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接近文艺界的同志讲，你写这部小说只花了二十几天时间，是一气呵成的急就章，是这样吗?这些问题，使我犹如面对着读者朋友们一双双沉静的、热烈的、含泪的、严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动。文学就是作者对自己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所认识的人生的一种“自我问答”形式。当然这种认识，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着的。面对后两类问题，我不禁很有些感叹、戚然。因为自己这样一个写作速度缓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产万言”的桂冠。“平生无大望，日月有小酌。”以我一个乡下人的愚见，一年能有个三两篇、十来万字的收获，即算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满足也就油然而生并陶然自得了。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不能仅仅从下笔到写毕来计算的。《芙蓉镇》里所写的社会风俗、世态民情、人物故事，是我从小就熟悉，成年之后就开始构思设想的。正如清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的卷首所论及的：“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我觉得，不论后人怎样评价金圣叹在《水浒》问题上的功过，他所悟出的这个有关小说创作的道理，却是十分精辟独到，值得后世借鉴的。我是怎样学起做小说，又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这要从我的阅读兴趣谈起。我读过一点书，可说是胃口颇杂，不成章法。起初，是小时候在家乡农村半生不熟、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剑侠小说，志怪传奇，倒也庆幸没有被“武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寻访异人领授异术。接着下来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读“五四”以来的名作，才稍许领味到一点文学的价值所在，力量所在。至于走马观花地涉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沉迷流连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梅里美、巴尔扎克、乔治·桑等等巨匠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物面廊，则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了。后来年事稍长，生出些新的癖好，鸡零狗碎地读过一点历史的、哲学的著作，中外人物传记，战争回忆录，世界大事纪等等。又因生性好奇好游，却无缘亲眼见到美利坚的月亮、“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法兰西的水仙、古罗马的竞技场，只好在书的原野上心驰神往。还追踪着报刊上披露的一则则有关航天、巡海、核弹、飞碟、外星人、玛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奥秘的各种消息，来做一个乡下小知识分子“精神自我会餐”的梦……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读书自乐自慰。日积月累，春秋流转，不知不觉中，我就跟文学结下了一种前世未了之缘似的关系。就这样，我麻着胆子，蹒跚起步，学着做起小说来了。甚至还坐井观天地自信自己经历的这点生活、认识的这点社会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们所未见、所未闻的，不写出来未免可惜。我的年纪不算大，经历中也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也是从生活的春雨秋霜、运动的峡谷沟壑里走将出来的。我生长在湘南农村，参加工作后又在五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大地的寒暑沧桑。我幼稚、恭顺、顽愚，偶尔也在内心深处掀起过狂热的风暴，还曾经在“红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面前做过轻生的打算。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遭际、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我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在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写作过程中，也不乏“文衢通达”、“行云流水”的时刻，却总是写完上一节，就焦虑着下一章能否写得出(且不论写得好不好)。初稿既出，也会得意一时，但过上三五天就唉声叹气，没有了信心，产生出一种灰色的“失败感”。爱人摸准了这个心性，每当我按捺不住写作过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飞色舞地向她讲述自己所写的某个人物、某个情节或是某段文字时，她就会笑骂一声“看你鬼神气!不出三天，又来唉声叹气!”果然几天后初稿一完，我也就从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面——心灰意冷。直到很多日子过去，才又不甘失败地将稿子拿出来，请朋友看看有无修改价值。我的不少小说，都是受了朋友的鼓励，才二稿三稿地另起炉灶，从头写起。我甚至不能在原稿的天头地角上做大的修改，而习惯于另展纸笔，边抄边改，并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字句的推敲上。我由衷地羡慕那些写作速度快的同行，敬佩他们具有“一次成”的本领和天分。假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别的什么制度下去参予什么生存竞争，非潦倒饿饭不可。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个山区大县去采访。时值举国上下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城乡开始平反十几、二十年来由于左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该县文化馆的一位音乐干部跟我讲了他们县里一个寡妇的冤案。故事本身很悲惨，前后死了两个丈夫，这女社员却一脑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独，克夫。当时听了，也动了动脑筋，但觉得就料下锅，意思不大。不久后到省城开创作座谈会，我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些同志听。大家也给我出了些主意，写成什么“寡妇哭坟”啦，“双上坟”啦，“一个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晓得大家没真正动什么脑筋，只是讲讲笑笑而已。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人民在思考，党和国家在回顾，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学呢，则早已经以其敏感的灵须，在触及、探究生活的也是艺术的重大课题了。我也在回顾、在小结自己所走过的写作道路。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顿开，给了我一个认识论的高度，给了我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处山坡上，朝下俯视清楚了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一九八O年七——八月间，正值酷暑，我躲进五岭山脉腹地的一个凉爽幽静的林场里，开始写作《芙蓉镇》草稿。当时确有点“情思奔涌、下笔有神”似的，每日含泪而作，嬉笑怒骂，激动不已。短短十五、六万字，囊括、浓缩进了二、三十年来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体察认识，爱憎情怀，泪水欢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我是花了二十几年的心血才写出了《芙蓉镇》，也不为过分。不少读者对《芙蓉镇》的结构感兴趣，问这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写法是怎么得来的。我觉得结构应服务于生活内容。内容是足，形式是履。足履不适是不便行走的。既不能削足适履，也不宜光了脚板走路。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明的突飞猛进，加快了人类生活的速度与节奏。人们越来越讲求效率与色彩。假若我们的文学作品还停留或效仿十七、八世纪西方文学的那种缓慢的节奏、细致入微的刻画，今天的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是会不耐烦的了。而且，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故事发展的节奏和速度都是较快的，读者也读着痛快习惯。前面已经说过，《芙蓉镇》最初发端于一个寡妇平反昭雪的故事。那些年我一直没有写它，是考虑到如果单纯写成一个妇女的命运遭际，这种作品古往今来已是屡见不鲜了，早就落套了。直到去年夏天，我才终于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即以某小山镇的青石板街为中心场地，把这个寡妇的故事穿插进一组人物当中去，并由这些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写他们在四个不同年代里的各自表演，悲欢离合，透过小社会来写大社会，来写整个走动着的大的时代。有了这个总体构思，我暗自高兴了许久，觉得这部习作日后写出来，起码在大的结构上不会落套。于是，我进一步具体设计，决定写四个年代(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每一年代成一章，每一章写七节，每一节都集中写一个人物的表演。四章共二十八节。每一节、每个人物之间必须紧密而自然地互相连结，犬齿交错，经纬编织。当然，这种结构也许是一次艺术上的铤而走险。它首先要求我必须调动自己二、三十年来的全部的乡镇生活积蓄，必须灌注进自己的生活激情，压缩进大量的生活内容。同时，对我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是一次新的考验。时间跨度大，叙述必然多。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芙蓉镇》在今年年初发表后，有段时间我颇担心读者能否习惯这种“土洋结合”的情节结构，以及整块整块的叙述文字。但是不久后，读者的热情来信消除了我的这种担心，大都说“一口气读了下去”。当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一位关心我的老作家基本肯定之余，指出我把素材浪费了，本来可以写成好几部作品的生活，都压缩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去了。还有，前些时一位文学评论家转告我，《人才》杂志有位同志全家人都看了《芙蓉镇》，十分喜欢，却又说“这位作家在这部作品里，大约是把他的生活都写尽了”。还有些读者来信说，《芙蓉镇》就像是他们家乡的小镇，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黎满庚、王秋赦、李国香等，他们都很熟悉，都像是做过邻居、当过街坊似的……今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里修订书稿，忽然闯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自报姓名，说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位中学教员。他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文革’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道……”说着，他泪水盈眶，泣不成声。我也眼睛发辣，深深地被这位内蒙草原上的“秦书田”的真挚感情所打动。《芙蓉镇》里所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还分别有好几个生活原型。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同志曾经向我转达过这样一个问题，谷燕山是《芙蓉镇》里老干部的正面形象，是个令人同情、受人敬重的老好人，是否过分强调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觉得这确是一个值得评论家们进行探讨的问题。毫无疑义，在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了许多感人的老干部形象。这些形象大都是从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的指挥员们身上脱颖出来的，具有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高屋建瓴的雄才大略。而我要写的却是和平时期，工作、生活在南方小山镇上的一位南下老干部。没有枪林弹雨，也不是干军万马大会战的建设工地。谷燕山首先是个普通人，是山镇上百姓们中间的一员，跟山镇上的百姓们共命运，也有着个人的喜好悲欢。然而他主要的是一个关心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存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使小山镇的生活保持平衡、稳定的力量。在山民们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会、共产党的化身，是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当然，这样写党的基层领导者形象，特别是毫无隐讳地写了他个人生活的种种情状，喜怒哀乐。或许容易产生一种疑问：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转变人物”等有限的几个文艺人物品种里头，他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类、入到哪一册去呢?要是归不到哪一类、入不了哪一册又怎么办?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的文学究竟应当写生活里的活人还是写某些臆想中的概念?是写真实可信的新人还是写某种类别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觉得，谷燕山这个人物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并无不妥。简单地给人物分类，是左的思潮在文艺领域派生出来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一种习惯势力，是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公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起着阻碍作用。近些年来我力图在自己的习作中少一些它的束缚，但进展甚微，今后还需要花大力气，做长时间的探索。许多湖南籍的老作家，总是要求、劝导我们年轻一辈，要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艺术视野，写出生活色彩来，写出生活情调来。他们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写出色彩来，写出情调来”，这是前辈的肺腑之言，艺术的金石之音。要达到这一要求，包含着诸种因素，有语言功力问题，生活阅历、生活地域问题，思想素养问题等等。这决不是说习作《芙蓉镇》就已经写出了什么色彩和情调。恰恰相反，我的习作离老一辈作家们的教诲甚远，期待甚远，正需要我竭尽终生心力来执著地追求。好些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曾经热情地指出了《芙蓉镇》的种种不足，我都在消化中，并做认真的修改、订正。“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读作品因读者而不同”。应当说，广大读者最有发言权，是最公正的评论者。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一篇有关《芙蓉镇》的饭后的“闲话”而已。古 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于北京一九八二年七月重版校阅（全书完）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