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她参加过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礼，猜也能猜到举行婚礼的地方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那个不起眼儿的小饭馆，却是史峤领导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在胡秉宸胆大心细的操持下，从未引起国民党特工的注意。现在，胡秉宸经营多年的这个联络点就毁在李琳，实际上是史峤的手里。正在此时，联络点通知有个交通来了，并且带来重要情报。　　即便情况危急，史峤也不能放过这个重要情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领导特征，那个时代的领导就是身先土卒。结果是不但史峤被捕，联络点上的同志也同时被捕，最后被特务活埋，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　　联络点被毁，说明特务目标十分明确，胡秉宸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变！　　史峤怎么样？不管胡秉宸平日对史峤多么崇尚、信赖，他也不抱任何侥幸的幻想。不要说史峤，即便死心塌地爱着他的白帆或他的亲娘老子被捕，也别想让他放弃警惕和设防。　　胡秉宸意识到，整个地下情报交通系统处在严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并组织紧急撤退。他首先考虑的是电台，迅速将电台工作人员撤至延安。　　大体安排就绪，只是还有两件事没有落实。　　一个负责电台收发的牧师坚决不肯撤离，一再傻头傻脑地坚持着：“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　　这位顽固坚持“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让胡秉宸伤透了脑筋。既不能强行撤离又不能放任自流，万一牧师被捕谁敢担保他不出问题？！即使不叛变，这样的傻头傻脑怎能应付奸险狡诈的审讯？于是只好委派牧师一个无足轻重的任务，让他远离重庆，傻头傻脑的牧师才揣着那个任务高高兴兴上路了。　　事后证明，牧师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估计不错。　　李琳叛变，能出卖的只是那个联络点。国民党特工捕获史峤，应该说是机会使然，如果没有那个突如其来的交通带来重要情报，史峤是不会被捕的。　　掌握整个情报交通系统的史峤，显然并没出卖任何机密、任何人。因为自他被捕后，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地下工作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国民党特工掌握的线索，只好在他那里中断。　　后来上级机关花钱找门路，终于将史峤具结保释。　　此外就是胥德章前去执行任务尚未返回，胡秉宸担心胥德章不能及时得到紧急撤退的通知，难免不出意外。眼下情况危急，他决定亲自出马前去拦截。他神速来到另一个地下联络点，一个“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有点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那个茶馆，老板也是寡妇，能力上与开茶馆的阿庆嫂不相上下。　　晚上，胡秉宸刚和几个住店人在同一只巨木盆里洗过脚，就发现气氛紧张起来，说不出什么明显征候，只觉得老板娘看他的眼色有些特别。以他多年的经验来说，“危险”这两个字绝对是一种物质，一种可以嗅得出气味的物质，而不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形容词。　　还发现有人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甚至有枪托砸地的声音……　　胡秉宸反复回想自己的一举一动，最后认定自己没有暴露身份的可能，沿途也肯定没有人跟踪，当地更不可能有人发现他，于是他断定有人认错了人。这种五色杂陈的地方认错人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下最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免得把与己无关的事扯上身来。于是他上了那张公用大木床，钻进…余又硬又厚木板样的公用棉被，倒头就睡。不一会儿，两个年轻汉子就睡在了他的两侧，把他紧紧地夹在了中间。这种“鸡鸣早看天”的小店，就是这么个住法。好几个人在同一只巨木盆里洗脚，在同一张大木，床上睡觉，同盖一张被……不论世家出身的胡秉宸多么不习惯这种睡法，他也不能拒绝。　　两个汉子有意这里挤他一下，那里挤他一下，显然想摸一摸他身上有没有枪。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的人和身边两个壮汉却不知去向，好像与晨雾一起消散了。　　按照原来计划，胥德章应该在这天早晨到达这个联络点，但他投有如期到达。加上昨夜的情况，胡秉宸紧张起来。　　他决定到县城探探虚实。迎面撞上一个翻译官或叫做汉奸的那种人。就像后来在电影上常见的那样，推一辆自行车，上身一件黑色对襟短袄，里衬一件白色对襟内衣，下身是打着绑腿的黑色缅裆裤，腰里别把盒子枪。　　那人一眼看到胡秉宸这张陌生的脸，马上将他拦住，盘问有无“良民证”。　　胡秉宸说：“有。”　　就在胡秉宸慢慢吞吞往外掏“良民证”的时候，突然看到胥德章沿着县城那条街，从对面晃晃悠悠走来。　　原来胥德章返回时途经一座历史名城，想着任务已经完成不妨凭吊一番，所以没有按时到达联络点，当然也没想到胡秉宸会前来拦截。　　胡秉宸反应异常之快地摸着自己的衣襟，高声说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砖丢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钱！”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紧机会赶快离开。　　胥德章听到了胡秉宸的吵闹，一看形势，立刻明白胡秉宸为什么高腔大嗓，但怎么也想不出胡秉宸到这里干什么，又怎么被汉奸抓住。面对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断眼下没有可行的营救办法，痛心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装做不相干的样子绕道而去。　　胡秉宸回转身去朝来路张望，…副寻找失物的模样，又拔腿向来路跑去，将汉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见胡秉宸要跑，汉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开枪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盘查，不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但胡秉宸这通不知真假的金砖丢失案以及逃跑企图，让汉奸非常恼怒，果然没有发现背后的胥德章，对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厂当胡秉宸被关进牢房时，他想的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达联络点并离开了此地，相信他的情况胥德章会迅速通知组织……然后开始考虑对策，门却砰的一声开了。　　先进来一伙密侦队的汉奸特务，劈头盖脸给他一顿乱揍，然后就是搜身。他身上那些蒋管区新发行的，一元等于法币二十元的保值钞票“关金券”，着实让汉奸特务们欢喜了一阵。　　随后不了个日本军曹，开始对胡秉宸进行审讯。日本军曹并不坐在桌子后面，而是一边审讯一边绕着他转，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长袍下摆，妄图从他的立姿上寻出军人的蛛丝马迹，幸亏他的两腿自由散漫地叉着而不像军人那样绷得笔直；或骤然掀掉他的礼帽，查看他的额头有无戴过军帽的痕迹；或喝令他伸出手来，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劳动过的迹象……凡此种种，白脸书生胡秉宸一概全无，始终咬定自己是商人。日本军曹一禾所获，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关了起来。一直隐蔽在后的寡妇此时只好出面。这女人非但谈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丑陋，按照二十世纪末的说法还非常骨感，可在那时骨感还，末走进时尚，所以没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凭仗，居然在封锁线上开店、跑生意，而且干得不比男人差，该是何等功夫！说到营救胡秉宸，花钱就是，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于她该是驾轻就熟。特务汉奸们在日本人面前给胡秉宸来了个形式上的过堂，就“取保释放，随传随到”了。　　她亲自来接胡秉宸。胡秉宸刚跨过牢门她便就地烧了一堆纸，又让胡秉宸从火堆上跨过，一直前行不准回头，说是这样才不冲犯狱神，不会再坐牢。胡秉宸一一照办，没有敷衍，诚心诚意。　　胥德章还在“鸡鸣早看天”等他，他们一同回到重庆，一同隐蔽下来。　　胥德章从未对胡秉宸说过因凭吊历史名城，不能按时到达联络点惹下的祸。　　幸亏胡秉宸被营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呢？想想都后怕。越是后怕，他越不敢对胡秉宸说出实情。　　很长一段时间内，胥德章对这位老同学充满感激、感动和敬仰，甚至胡秉宸迟迟未能发展他人党，他也没有心生芥蒂。死亡、艰难险阻算得了什么？难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气的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谁也无法回答。　　那时连胥德章的梦都是黑的。　　楚霸王只不过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剑自刎，而他们则是长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长年累月地住在无墙的牢房里，且没有一毫屏障可以间隔，一不公心就会赔进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党的事业！这个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时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没有必然成功的保证，为革命作出的任何牺牲都不具有“投资”性质，绝对没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党员”两个字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负担、更危险的工作、更五条件的服从……什么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发展胥德章入党，只能说他胥德章付出的还不够，除了继续奋斗、努力争取，没有什么可说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党员”这个称号才渐渐“增容”，它不仅仅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级别……实非他们当初的想像。那么人不入党、党龄长短，也就凸现出特别的意义。胡秉宸为什么压了多年不批准胥德章入党？胥德章有什么突出的缺陷吗？　　按照胡秉宸的说法，一九四二年后中央有个暂停发展党员的政策。　　可是这粒不经意掉下、被他们暂时忽略不计的种子，却在当初无法想像的情况下发了芽。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冰冻几千年、毫无生命迹象的种子，在适当培育下都能发芽，何况这样一粒种子？　　胡秉宸险些为胥德章丢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随风而去。　　胥德章不但没有心生芥蒂，还一厢情愿地以胡秉宸为知己。哪怕当时常梅的兴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没有嫉恨于心。直到胡秉宸选定白帆，并在同居当天晚上，从他们房间传出那一声巨响之后，胥德章才作为胡秉宸的递补，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谢那声巨响，为他炸开了常梅紧闭的门。　　而那一声巨响，却把常梅的心不是炸开一条日后可以弥补的裂缝，而是炸为再也不能补缀的碎片，就像无法修复的粉碎性骨折。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着一个她也说不清楚的验证。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里，等待着，辨听着，可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声巨响。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把床都折腾塌了？你在向谁显摆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无人可以想像，胡秉宸和白帆将床板折腾塌了的后果；无人能够知晓，那声巨响对常梅的伤害。只能从几十年后，有关白帆的一次政治审查中猜到一些什么。　　“审干”运动中，白帆当年的台湾之行无人证明。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派遣白帆前去台湾执行任务的领导人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这个问题只好“说不清楚”。彼时担任会计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从领取差旅费这一线索帮助白帆说清楚。可是已经牺牲的领导人既然不能证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湾执行任务，也就不能证明他让常梅支付过白帆的差旅费，是真正的死无对证。这个问题只好“挂”了起来。因为这个“说不清楚”，出生人死的革命老干部白帆，直到寓休前才得到一个区区行政十四级的“照顾”。比起这个副局级待遇。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无对证的她只好继续“挂”着。　　不能说常梅的牺牲不大，她为心里那个一藏几十年的爱情牺牲了她的良知。她为此哭泣过，痛苦过，犹豫过……特别像她这样一个不论与谁共事，都会赢得“你办事我放心”这种评价的人，她那一颗颗眼泪，是无法用正常的戥子来称量的。　　她只能这样振作自己：“挂”起来算不得什么处分，与叛徒、奸细之类的敌我矛盾毫不沾边，顶多影响使用、提级。“挂”起来有点像在银行挂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复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远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几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么折腾，以至把床都折腾塌了，并在砸向地面时发出那声巨响，也不会落下一个“挂”的结果。　　爱，是不能忘记的。国民党特工很快释放了李琳。　　人们有理由猜想，国民党特工这样快就释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队伍，继续为他们提供情报。　　如果这样设计，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也不想想，李琳还能再次混进革命队伍吗？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国民党特工无时不在监视着释放后的李琳。地下组织也在寻找机会，准备除掉这个叛徒。在严酷的革命时期，为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得不以这样的形式书写一份革命教科书，以惩戒那些叛变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变的人。在国民党特工部门和地下组织的双重监视下，出狱不久的李琳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不但国民党特工部门找不到她，连想要灭掉她的地下组织也找不到她了。她为什么蒸发？是不愿再与国民党遭遇，还是知道地下组织准备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么，或是她觉得再也没脸见人？……　　这个自由散漫、奇笨无比的李琳，又怎样在双重监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生没生下那个孩子2如果她还活在世上，又怎样逃脱一九四九年以后篦虱子一样的户口制度和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2也许她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就因病或因天灾而亡？　　她毕竟为共产党工作过，接受过应该如何面对敌人酷刑的革命教育，她在余生会不会不断反思：如果没有肚子里的孩子，她会不会坚挺到底？如她这样一只白蝴蝶，未必敢下那个保证。　　她当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写了一本小说叫做《红岩》，电不知道里面有个原版原型叫做江竹筠的革命者江姐，那江姐一定如斯大林所说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像她这样一个仅仅有着正常生理极限的人，是不可能忍受那种酷刑的。她可能非常感谢肚子里的孩子，为她的叛变提供了一个比较人道的理由……　　她何必参加革命？即便在家里当小姐，也比当叛徒对革命的损害少。　　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李琳无处可寻，而那个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却成为那一叛变事件的主角李琳的替身，惨死在革命小将红卫兵的手中。毕竟牧师过自从事的地下工作与电有苯，也算让他专业对口，革命小将们耐心地在他身上一圈圈缠满电线，看起来很像一个人形变电线圈。整个缠绕过程中，牧师一直不停地说：“真正的共产党是不会迫害无辜的！”不知道在接通电源那一霎，牧师是否意识到自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自从李琳被捕后，唐敏之也无踪无影。　　或许他担心李琳出卖？　　按照当时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他会不会是另一条线上的人物？就连国民党特工还有“中统”、“军统”之分，何况比国民党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产党？　　他到底是谁？　　对于和李琳那段短暂的爱情，他怎么想？　　也许当国民党特工冲上楼的时候，李琳和唐敏之从那脚步声就听出非同寻常，知道大难临头。他们也许打开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认为那是一条逃生之路。当他们决定从那里出逃时，李琳却突然将唐敏之推出窗外，随即锁闭了窗户。自由主义者李琳突然决定留下自己作为路障，当她周旋于国民党特工的时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脱身。　　要不要责怪唐敏之为什么不回转身来与李琳有难同当？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知道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也想着，只有他逃脱才有可能营救李琳。　　也许他们后来互相找到？谁知道李琳将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时，是否与他约定有朝一日到什么地点会合？那么李琳的叛变不仅仅是为了肚子里的生命，还有对唐敏之的爱情，而后他们逃离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一点不难做到。　　至于释放李琳，究竟是国民党特工的一个阴谋，还是唐敏之通过什么手段所做的营救？　　或许一切都是动荡年代才会发生的错节？　　也许唐敏之跳出窗户逃走的假说根本不能成立……　　也许……　　随着他们的消失，所有的“也许”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11　　自史峤离开重庆后，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军分区没有派史峤到这个团来检查工作，胡秉宸送来的那份情报还不知会撂到什么时候。　　史峤说：“我们那里有电台，可以发送你带来的情报，然后再把你送到大军区。”　　于是胡秉宸就跟着史峤到军分区去，不再受制于劳力者赵大锤，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还吃了两次鸡。　　一同吃饭的还有一位随同史峤前来检查工作的政治委员，山西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总务科长，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嘘他在中央党校的岁月，学员们如何认真读革命的书……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气，懒得向他说明自己就是从延安出来的优秀分子。　　那盆鸡就放在小桌中间，吃完饭警卫员收走碗筷，鸡骨头就无遮无拦地暴露在桌面上，整只鸡的骨头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气地说：“你看，鸡全被你一个人吃光了。”　　面对鸡骨战场，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什么也不好说。　　第二只鸡的情况有些不同，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改变了战术，饭后，桌面上一块鸡骨头也没有。待警卫员擦完小饭桌又将小饭桌搬走后才发现，原来鸡骨头都堆在了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脚下。　　胡秉宸又说：“看看，地道战也隐蔽不了。”　　史峤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觉得胡秉宸比从前话多了。　　在路上又转了一个星期，那份情报前前后后就耽误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说：“什么情报都过时啦！”　　史峤显然比重庆时期老练许多，只是苦笑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转来转去，胡秉宸再次跟着史峤转到了叶家集。他们到叶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区委书记和区长牺牲在澡堂子里的事，就是史峤告诉他的；至于区长所讲的荤段子，则由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委转述。　　到达军分区的前一天，他们必须穿过一条大路，侦察员报告说，国民党至少有一个师开了过来，而史峤所带兵力顶多一个连。　　幸亏他们还没通过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后埋伏下来。国民党那支队伍不知怎么走得那么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们这才赶快通过大路。　　过了大路就是一个河谷，越过河谷才能到山里，虽然天很黑了，参谋还是说，“快走，不能在这里住下，敌人离得太近，也许后面还有。”　　可是史峤说：“你们走吧，我不能走。我要等我的一个侦察员，他是我最好的侦察员。刚才过了一个师的国民党，而且说不定后面还有，我特别不放心。”　　看来一个人的脾性是很难改变的，‘即便经过常梅和胥德章的婚礼、李琳的叛变和史峤本人的，被捕。　　参谋命令一些战士留下，史峤不同意。他说：“这里听我的，走吧，你们快走吧。”　　有必要这样做吗？！　　不是胡秉宸残酷，不讲同志情谊、不关心下级，史峤的任务是掌握大局，怎能这样事必躬亲？！　　战争期间没有什么理由多说，再说胡秉宸不过是个外来人，既然史峤有命令，他也不便再说什么。　　只见史峤将腰上的手枪取下，握在手里，就势在河谷伏下身来，再也没有回过头。　　作为一个资深地下工作者，胡秉宸在调头前行的最后一瞥中，不仅将四周环境一一刻进脑海，还看到史峤那支手枪玲珑得像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这让胡秉宸生出莫名其妙的联想。　　没想到就此一别，他们还要等上三十年才能再次相逢。　　胡秉宸一路顺利到达军分区，明知已经没有意义，还是将情报尽快发迭出去。春节也就随之来临，政治部主任还把他找去吃了顿饺子。之后他被送到大军区。早在胡秉宸出发时军区就已接到电报，没想到几个月后才见到这个送情报的人。至于他从军分区发送来的情报，也因为时过境迁，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将一路隋况作了汇报，对几次惊险只字未提，只将没有电台的尴尬和被当做特务全身扒光的情况说了一说，大家哈哈一笑。这就是胡秉宸在大别山区前前后后走了大约半年的结果。　　不过胡秉宸总算没有虚此一行，离开大军区时，他将部队南下时从陕甘宁带出的特殊物品携至上海售出。售后所得，不但为抗日活动解决了部分补给、经费，又为没有冬衣的部队筹办了部分棉布和棉花。　　12　　单枪匹马的史峤不但没有牺牲，而且等到了他那个最好的侦察员。第二章　　　　　 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人，大多没有走上社会第一线，一旦家庭那根支柱撤离或是折毁，她们不得不被推上第一线、面对社会大战场的时候，大部分显得措手不及、招架无力，以致呈现出千奇百怪的遭际。包天剑的妻妾毕竟是幸运的，在他投奔共产党前夕都被送往天津，安置在包老太爷的护翼之下，离别前夕，又一一对她们做了具体的安排。　　他最先来到三太太那一处小公馆。　　看得出，他并没有多留一会儿的打算。好不容易见到父亲的孩子们，绕在他的膝下，揪着他的衣服，叫着“爸爸，爸爸”，他也没有在那张红木太师椅上坐下。在这吉凶难卜、不知何时才能重逢的时刻，也没有显出对孩子或三太太更多的留恋。　　三十年代初就有了初中学历的三太太，实在明白她不过是包家的生产机器，就连她生下的几个孩子，也不过是包家必不可少的家伙什。既然如此，她也就公事公办，对着每房太太名下都有、不偏不倚的三千块钱生活费说道：“这三千块钱是供我一人开销，还是几个孩子的开销都包括在内？”　　三太太的公事公办让包天剑心中非常不顺。这一次远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孤注一掷，倾囊而尽。带着那么多人，还要辗转于不同军事占领区，沿途不知会遭遇什么困难，他不过带着一万块钱。　　三太太的盘算合情合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大太太和二太太名下也是三千块，这公平吗？战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点钱能把一家老小的日子支撑到那一天吗？　　即便用来调解妻妾之间的矛盾，看似公正的平均主义也显得捉襟见肘。　　轮到二太太，她却对着那三千块钱说：“你出门在外，处处都要用钱，就别给我留了，我在家里怎么都好说。”　　直到说这些话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与她山盟海誓的包天剑，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不但有了另一个女人，还有了他的骨肉。这是包家上上下下包括佣人在内无人不知，惟独对她守着的秘密。　　如果二太太知道情况是这样，还会不会这样对待这笔日后安身立命的钱？恐怕难说。　　什么事都怕参照，参照既然能对比优劣、决定取舍，同时也就制造出矛盾的由头。包天剑想，二太太、三太太与他的情分如此不同！一把将二太太抱坐膝上，说：“那我就把这三千块钱带上了，现在真是需要钱的时候。不过你要是有困难，就去找姐姐她们周转一下。母亲去世后，她的首饰和钱都在姐姐手里。”　　不久之后二太太也是这么一参照，就在包家搅和出翻江倒海的风浪。　　从本书第一部吴为的札记可以看到，二太太被安置在那栋由德国设计师设计的小楼里，三太太则被安置在大明公园附近的一处小院里。日后，叶莲子将多次以请教女红为借口到三太太那里去，希望探得一点顾秋水的消息而又不得而归的时候，就会拐进大明公园这个其实算不得公园的地方，一泄她的哀伤与无奈。　　这些安排，着实让包天剑费了一些脑筋。　　不要以为包天剑有三房太太，就是一个登徒子。　　大太太由父母包办，与他本人没有多少责任和关系。　　三太太由他人牵线代办，为的是包家后继有人。　　二太太不能生养也是事实。即便他自己不太看重这一点，包老太爷那里也交代不了。对包家在继承人方面的要求，三太太不仅达标，而且超标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男男女女，品种齐全，但二太太还是包天剑的至爱。　　包天剑该算有情义的男人。二三十年代，一个男人娶几房太太正大光明，根本用不着躲躲藏藏，但他不愿伤二太太的心。二太太得到包天剑如此厚爱，既不因为她是金枝玉叶、名门闺秀，也不因为她有一副花容月貌，反倒是个相貌平平、出身青楼的女子。当初包天剑一心一意要娶二太太的时候，并没有升任师长的迹象，当然也就没有经济能力为二太太赎身。　　二太太不曾在意包天剑日后会不会有出息，慷慨解囊，自己赎身，说：“你要是拿钱买我我还不干呢，只为了咱们之间的感情我才嫁给你。今后只求你真心待我，将来能养活我妈、供我弟弟上学就行了。”　　这不过是个狎客和青楼女子间的老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并正在上演着许多这样的故事，因此二太太的义举也就没有多少新意。　　至于说到感情，包天剑懂得多少“感情”？　　“感情”像艺术一样，是有钱还得有闲阶层才能练就出来的技能。而包天剑自小就骑在马上，一阵风来又一阵风去地征战，崇尚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错！　　对于视风花雪月、闲情逸致如粪土的包天剑，不如说“枪杆子里自有颜如玉，枪杆子里自有黄金屋”。只是比之常来常往的狎客，包天剑可能多了那么一点呼唤女人母性的迂劲儿，多了那么一点让女人误以为是“汉子”的悍劲儿，还有让青楼女子动心的、那点不光“一夜风流．”的投入，在千百万狎客和青楼女子的逢场作戏中造就了那么一点难得的情义。　　其实，青楼女子只须心黑手辣做她的皮肉生意就是，绝对不能谈爱情。试问天下男人，有哪个打算与青楼女子建立他的“千秋大业”？给你一个“小”，也就政策到顶。　　综观古今中外，哪个谈爱情的青楼女子有过好下场？不论《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还是嫁了冒辟疆的江南名妓董小宛，或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还有一个什么陈圆圆……　　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事情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包天剑将军从来没用青楼上的往事拿捏过二太太。他倒不像那些风流才子或但凡点墨在胸的男人，既识得青楼女子把玩上的价值，：又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她们，哪天玩得不开心，免不了当头一喝“你这个臭婊子！”继而揭她们的老底，将她们羞辱得人地无门。　　所以胡秉宸和吴为结婚之后，不时对吴为当头一喝“你这个烂女人！”应该说是传统文化使然，实不足怪。　　像包天剑这种“胡子”出身的人，不是最该这样糟践女人吗？怪就怪在反倒没有。　　2　　顾秋水和叶莲子是太年轻了，在这场生离死别中，他们的表现不知该说严肃还是轻率。　　离开北平前几天，顾秋水甚至还在他们那个小四合院的南墙外，教叶莲子打过一次枪。　　从东北军退役后，顾秋水还留着几支上品手枪，那天拿出一支秀美、装饰多于实用的勃郎宁手枪对叶莲子说：“这支小手枪留给你，以备万一。”而后领着叶莲子来到屋子后墙外，那里有一截半途而废的房基。　　顾秋水说：“这支枪可以连发五发子弹，你只要知道怎么扣扳机就行，往哪儿打关系不大；要是遇见坏人，只要把枪扣响就能把他吓跑。现在你往那截房基上打一枪试试。”　　听起来相当容易，叶莲子却不敢扣扳机，顾秋水只好把着叶莲子的手，让她一试。叶莲子扭着脖子，闭着眼睛，靠在顾秋水胸前，朝那截半途而废的房基扣了一下扳机。　　“乒——”的一声枪响之后，顾秋水的心也随之入下，好像叶莲子就此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应万难、可应万变。　　顾秋水也就用这一发无的放矢的子弹，把叶莲子交代给了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　　无论如何，顾秋水留下的这支手枪和他对叶莲子的临场训练，总算是行前为叶莲子办的惟一实事。　　五十多年后，吴为居然找到了这一截半途而废的房基。叶莲子早已不在，奉天军阀时代结束了，日本人来了又走了，蒋介石来了又走了，共产党又来了……这截半途而废的房基，居然还半途而废地立在原地。　　3　　至于这一支手枪的下范，叶莲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4　　如果不是史峤留在河谷里等侯他的侦察员，这支勃郎宁手枪绝对不会当众显现。　　它又怎样来到史峤手中？　　也许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被敌人追得没了退路又受了伤，恰好叶莲子的家就在附近，他只好潜入这个谁也不会注意的院子，叶莲子把顾秋水留给她的枪转送给了史峤，希望这支枪在危急时刻对他有所帮助？　　也许他旧情难忘，忍不住去看望了叶莲子，对于这个本可成为她丈夫的人，只有这支手枪才能表示他的安危仍然是她最为关注的事？　　也许这正是史峤的希望，留下与叶莲子有关的什么，永远伴随着他了。　　5　　顾秋水离开北平的那个早上，叶莲子虽然泣不成声，却多少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除了离情别绪的单纯哀伤，还不知道生活无着的厉害即将让她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离别的话早巳说尽，他们却仍然觉得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　　顾秋水怀抱着他们的小女儿吴为，那一堆浑然不觉别离在即、熟睡在他怀里软和和的小肉团。他还能看见他这块亲骨肉吗？她还不会叫爸爸呢。　　一九三七年，叶莲子才二十六岁，顾秋水也不过二十九岁。这相拥相抱哀哀哭着的一家，可不就是两个大孩子抱着一个小孩子？　　不论他们如何难舍难分，临了顾秋水还得动身。更有那一声声似有似无、间隔而至、催征似的炮声，不但催促着顾秋水尽快出发，也提醒着叶莲子危险一步步逼近，每颗炮弹好像都会落在顾秋水身上而不是她或吴为的身上，让叶莲子的心猛地一缩又一沉。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顾秋水几次张了张嘴，他有话要说，可又没有勇气说出口，那就是“钱”！　　叶莲子和吴为的生计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也无法落实，于是这个别离更显得千头万绪无从别起。　　他一个钱也不留撒手就走，让一无所能、举目无亲、无可托靠的叶莲子母女，在这兵荒马乱的时期如何生活下去？　　包天剑只知道他的妻妾需要安排，却一次投有问过风雨飘摇中死心塌地跟着他继续闯荡的顾秋水：“你的家眷怎么安排？”顾秋水理解，包天剑不仅仅需要招兵买马，那也是一份丰厚的投奔共产党的见面礼。不过包天剑还是可以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妻女。　　他想到“此一时彼一时”对人的捉弄，无限怀念起那年投考蒋介石炮兵学校不巧病倒南京，包天剑寄给他那锦上添花的一百块钱。如果现在能有那一百块钱，勤俭的叶莲子至少可以对付一年的日子。顾秋水义无反顾地放弃前程，死心塌地追随包天剑，说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大部分与那一百块钱制造的感动效应有关。现在想来，他把自己的前程卖得实在太便宜了。　　早在当初他就应该和包天剑说清楚：“你让我跟你离开东北军，算是你的秘书，还是别的什么？我的生活来源又怎么解决？”可是他不好意思。虽然面对不敌之众单枪匹马的顾秋水也敢拔枪豁命一拼，但那是一时之勇，一旦面对情面他就常常退却。吴为长大以后，全盘继承了顾秋水这点“美德”，不好意思和人谈钱，而且还派生出一个不好意思说“不”的毛病。这点“美德”，不容置疑地证明着她和顾秋水的血脉关系，不论她怎样看不起顾秋水并拒绝这样一个父亲，也是白搭。　　如果当初就把这些问题捋清楚，至少不会这样被动。现在他已沦落为包天剑的清客，一个清客，还有什么谈判的本钱？即便沦落为没有独立人格的清客，也还不到完全丢掉自尊，张嘴要钱的时刻。　　而且包天剑会怎么想？现在国难当头，很多人为抗日什么都豁出去了，顾秋水居然还能在这种时候讨价还价？　　不跟包天剑走又怎么办？回东北军是不行了；像房东杨大哥那样。推个小车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也拉不下那个脸；或到街上卖苦力？又吃不起那个苦；或是心一横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他的血还没冷下来……为了情面，为了面子……总之都是脸上那点事，顾秋水不但放弃了他的前程，也放弃了对妻女的责任。从这点来说，他对妻女的责任感是否还不如叛徒李琳？　　叶莲子从来设有问过顾秋水：“你一走，我和孩子怎么办？”　　她知道，但凡包天剑能给顾秋水一点钱，顾秋水都会留下，到了这个时候顾秋水还不提这回事，可见包天剑一分钱也没给他。　　临行前，顾秋水换上了东北军的旧军装，看上去真是英姿飒爽，可是每个口袋都是空的。只看他怎样搜罗军装上的每一个口袋，就知道他怎样为钱作了难。　　联想到顾秋水那张了又张却说不出话的嘴，叶莲子的眼泪就更加汹涌起来。　　此时她才想到自己与别家女人的不同。比如说包家的太太们，虽然丈夫走了，跟前还有三亲六故、男帮女佣、金银财宝……别家的女人即便没有这些，也总能占着其中的一样。而顾秋水一走，除了怀里的吴为，她就一样也不样了。　　顾秋水明白，叶莲子越是不提钱，就越是知道他的尴尬，她的这份体谅，他将一辈子感激不尽，铭记在心。平心而论，此时此刻顾秋水的感激也好，铭记在心的誓言也好，都没有掺假。至于“后来”就是“后来”，“当时”并不是“后来”的保证，不论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时”，都不能保证“后来”万无一失。　　他也设想过带上叶莲子一路同行，可是吴为只有三个月大小，路上将有怎样的艰难险阻？那是部队行军，带着一个女人还算勉强，再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可就太不现实。　　如果没有吴为，叶莲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写法。可谁让叶莲子固执地生下吴为，并且极不逢时地把她生在一个风雨飘摇、民族存士的危急关头？此后她将不得不进入从里到外、全面受创的境地。　　最后顾秋水只好说：“实在太难的时候，就上天津英租界包老太爷家去躲一躲，我想包家总会照顾你的……现在也只有依靠他们了。情况好一些我就回来接你们，或是再等几个月，比如说秋后孩子大一点，你来找我也行……”　　那时顾秋水很相信朋友，以为朋友都是靠得住的，就像他那样，凡是答应朋友的事绝对不会食言。包括后来在宝鸡经邹可仁把叶莲子母女托付给陆先生，从口头上来说，一环接一环可不都有交代？所差的不过是落实。　　这两个从乡下出来、没有根也没有关系的苦孩子，从来不能，也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前途。他们的前途不是掌握在他人手中，就是任由这个动乱的社会拨弄，好也罢、歹也罢，全靠撞大运。　　这句话让叶莲子立时有了实实在在的希望；从这一天起到秋后还存多长时间？不过三四个月，顶多一年半载；不会更多，她就能见到顾秋水了。　　希望是什么？是一半可能、一半不可能，却让人轻易放手眼前。可叶莲子眼下是不得不放手。　　或许他们只好这样欺骗着自己。　　说完这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顾秋水只得动身了。在迈出门槛的时候，他带着一个鼓励的微笑，回头看了她们母女一眼。　　后来又后来，叶莲子不知多少次对吴为叙述过她生命中的这个转折点：“他迈过门槛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和你一眼。”　　叶莲子抱着吴为站在房子当间儿，一动不动。她不是不想送顾秋水一程，可是不等顾秋水反对，自己先打消了这个念头。顾秋水要到六国饭店与包天幼会合，那种地方，即便顾秋水也得借着包家的光辉才能出入。为此，她只得丢失和丈夫哪怕再聚一小会儿的时光。等顾秋水出了大门，叶莲子才抱着吴为撵了出去，泪水涟涟地朝着早就没有人影的胡同，伸着脖子，踮着脚张望……顾秋水自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过头。虽然征衣上的眼泪还投干，一旦走出那个胡同，也就立刻把叶莲子母女从脑子里抹掉了，抹得干干净净。干净到四年后他们再度重逢前，这两个影子从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好像他从没有过这段婚姻，从没生过一个女儿。　　6　　认真说起来，叶莲子对顾秋水的爱很可能禁不起推敲。　　顾秋水并不是叶莲子的第一选择，她曾有过一个最好的可能。　　叶志清在北平驻防时，叶莲子窝在深山老林里的外祖父家，突然和她接上了关系。　　母亲墨荷被奶奶一把火烧了的时候，与三舅一起来和奶奶理论的还有一个老姨。老姨的儿子这时来到北平，并且考取了大学。叶志清虽然已是前姨夫，并且参与了火烧墨荷的恐怖行动，但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人，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都是两眼泪汪汪，也就前嫌不计，何况比老乡还近着一层。第一次亲善访问之后，表哥就时时带着一个身材高大、叫做史峤的同学，前来看望表妹叶莲子。　　也许第一次的亲善访问，表哥就对叶莲子的处境有了了解。叶家招待得很热情，让久已没有吃到血肠的表哥大快朵颐。　　不过在大家就座之前，当着第一次访问的表哥，叶志清就瞪着眼珠子对叶莲子说：“你看，你看，筷子都摆不齐，养你干什么使？连勤务兵都不如。”　　叶莲子头也不敢抬，回身钻进厨房，仰着头使劲眨巴眼睛，紧着把里面的眼泪往回捌，手下还一刻不敢停地张罗着。父亲越嚷嚷叶莲子越哆嗦，上汤的时候又把汤洒了一桌子。继母从饭桌旁边跳了起来，一边掸她的旗袍一边说：“哎哟，我的新旗袍呀，这可是在‘新世界’做的哟！”　　叶莲子赶紧拿块抹布跪下就擦。继母说：“我说你，你怎么用抹布擦？这旗袍是丝绸的呀！”　　叶莲子拿着抹布跪在地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又叫道：“还不赶快把桌子擦干净，看一会儿流到地上踩一脚。”　　叶莲子便又跳起来擦桌子，一面擦一面想，幸亏这一汪汤水还在桌子上待着，没有继续给她招灾惹祸。　　桌子上的汤水收拾干净后，叶莲子才喘着气儿，小心翼翼在饭桌前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