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兵游勇们一听吆喝，就把证件还给胡秉宸，走了。军官优哉游哉地从胡秉宸身边晃荡过去，根本没有睬他，他就这样混了过去。　　天将黑的时候，胡秉宸看见一个镇子。从立煌县出来到现在，他一口水也没喝过，一口东西也没吃过。本希望混进镇子找点果腹的东西，再打听打听附近的情况，可是镇口上有个两层楼高的碉堡，门口还站着国民党部队的岗哨。尽管口干舌燥、又饿又渴，他也不能进去，那些站岗的士兵一定会盘查他：你看亲戚？亲戚在哪儿？只好躲开大路拐进庄稼地，忍着饥渴闷着头，继续向南走，走，走。天完全黑下了来。黑得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黑得天空低垂，胡秉宸似乎就上顶着天、下撑着地。但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低头思量出路，发现脚下有条深而窄的地沟，只好先趴到这条沟里，天亮之后再想办法。　　深秋的夜晚已有初冬的寒冷，只穿一件长衫的胡秉宸冻得咳个不停，明知身上什么也没有，还是全身上下摸索了一遍。终于摸到一条手帕，就把手帕捆在嘴上，咳声似乎小了一些。　　真是饥寒交迫啊！　　连鬼都没有的旷野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狗，在胡秉宸头上又嗅又叫。他不可能起身就逃，那它就会叫得更凶。如同人类某些生理甚至精神疾患的传染，一旦某只狗叫起来，附近的狗就都会跟着一起大叫。那样一来，非让国民党发现不可。或许医生们并不同意精神疾患的传染之说，但有无数病例可以证明精神疾患令人恐怖的传染性。　　胡秉宸只好装死，那只狗倒不咬人，只是不停地叫，他和狗就这样对峙着。不论从哪方面来说，狗都是非常杰出的动物，可胡秉宸碰上的这只狗是个例外，不但比人还笨，坚持性也比不上人，叫了半个多小时，见他一直没有反应，以为是具死尸。作为一只狗，哪怕是一只不怎么杰出的狗，怎能向没有还手之力的死尸下手？只好败兴地跑开了。　　刚消停一会儿，又听见有人说话。此时他的眼睛已完全适应了黑暗，扒着沟沿往外一看，有人抬着一口棺材朝他隐蔽的方向走来，而他隐蔽的这条沟横在一条小路当中，小路又是那些人的必经之途，他们会不会发现他呢？胡秉宸又不能起身就逃，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发现他，并且喊叫起来惊动国民党，他只好听天由命，一动不动继续趴着。　　幸好没有月亮，刚才怎么让他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也让这些抬棺材的人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没往沟下看就从他身上迈过去了，而他那时居然也一声不咳了……　　天亮之后，胡秉宸绕过镇子继续前行。傍晚时分迎面撞见一个人，穿件极旧的农民土蓝布长衫，两只手放在长衫前襟下慌慌张张走了过来，一看就是解放军的侦察员。来人老远就向胡秉宸喊道：“老乡，老乡，前面岗楼里有没有兵？”一口外乡口音。胡秉宸暗暗好笑，当兵的见人才会叫老乡，当地老百姓见人只会叫大哥。　　他回答说：“有咽，一直在站岗。”虽然他们二人一个往北、一个往南地擦肩而过，却觉得身旁多了一个伴儿。三十多天后，胡秉宸竟然在迎面而来的行军队伍中看到了他。他们都认出了对方，彼此笑着打了个招呼。　　碰见侦察员后，胡秉宸知道自己的部队不远了。　　终于到了叶家集，有东西两条街，还有两个当铺、一个洗澡堂，算是有点规模的县城。叶家集其实还有不少可以提及的地方、人家，之所以提到当铺和洗澡堂，是因为这两处地方曾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彼时叶家集处于“拉锯”状态下，两次被解放军拿下。最为壮观的不是攻战城池的战斗，而是打了两家当铺的“土豪”之后，一把把钞票被解放军战土从楼上飘飘撤下，老百姓在当铺楼下抢拾钞票的情景，整个儿一个盛世“太平天国”景观再现。也就难怪当地老百姓并不十分反感“拉锯”状态，如果不“拉锯”，又何谈一而再地打“土豪”？可是“土豪”们也渐惭总结了经验，即便那把锯又拉到国民党一方，也不肯再在叶家集下力投资经营。　　至于澡堂子，更是一处是非之地。某次打下叶家集的间歇，区委书记带领区长前来洗澡，国民党部队却突然闯人叶家集；洗澡人全部牺牲在澡堂子里，满池洗澡水顷刻之间成了血水。　　不久以后，当胡秉宸重返叶家集与其他人来此洗澡时，就带着一个警卫班在澡堂外警戒。　　据说牺牲的区长喜欢洗澡也喜欢荤段子，有那么一个段子常常被他提起，而且是亲见亲历。说的是有次来此洗澡，突听隔壁女人巧笑，他就扒着只有半截高的隔墙一看，原来两个女人把毛巾拧成条状放在胯下拉锯，拉高兴了就乐……胡秉宸当时有点冒失，又找不到老百姓探听县里情况，也许还因为过分饥饿，便从马路北的菜园子插进叶家集，上了街。　　到了街上一看，全是国民党兵。队伍朝西，整装待发，也许时间还早，当官的还没出来。他特别注意到那些士兵吃得很饱，穿戴整齐。胡秉宸又是一个不能跑！那一来，他们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只好一慢再慢，沉住气再沉住气，如同夹行在刀丛之中，在两列荷枪实弹的土兵中间向东走去，只要有一个人对哪个细节发生怀疑，马上就是刀起头落。幸亏路上都是士兵，而且就要出发，没人想在出发前给自己添乱。如果军官出来了，很可能对他这个穿着长衫，一大早就走在街上的人发生怀疑。当胡秉宸终于走出东街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跑来个当兵的。肯定是来追他的，他想，只好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以示从容，否则当兵的一枪就会把他撂那儿。当兵的却向站在街口的一头牛奔去，见胡秉宸在路边沉着地坐着也就没有理会，站在路上向东张望一会儿，就骑上牛归队了。　　当兵的为什么向东张望？可能是查看路上的情况，这样说来，他们要往东走？胡秉宸赶紧起身，躲开公路就走，一直走到中午。　　头夜在地沟里根本不曾入睡，又两天没吃没喝，明明是自己的肚子，此刻却变成他的仇敌，极其残酷地折磨着他，并不因为是他身上的一块血肉而手下留情。　　从立足之地到地平线之间的留白，叙述着无边无涯、无头无绪，他就是大喊一声，怕是回声也得不到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部队？……他是一步也挪不动了。　　路旁有个两人深的大坑，胡秉宸想，幸好这一带老百姓爱挖坑。抬头看看，太阳不错，而他极需恢复体力，于是将一切困难暂抛脑后，跳下坑去倒头就睡。坠入睡梦之前，他松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想，幸亏亲自来了，否则谁能应付沿途一个接一个的意外？　　醒来已是下午时分。　　傍晚碰见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提溜着一个油瓶朝南走。见那老乡穿得十分破旧，胡秉宸才喊道：“大哥，大哥，跟你商量个事，给你三十块金圆券，能不能带我找八路？”　　老乡说：“钱我不要，你远点跟着就是了。”　　胡秉宸就跟在三十多米之后，在山间小路上穿来穿去。来到一个岔路口，迎面就是山区，老乡说：“我要回家了。你从这条岔路再往东南走，走到有十几棵大树的地方就会看到一个镇子，那里就能找到八路。”。很容易就找到那个被大火烧了一半的镇子，有三个人守在镇口，一个坐着，一个在给另一个剃头。他们显然是部队派出的警戒，遇有情况这里一放枪，山里就知道了。　　胡秉宸问他们：“这里有八路吗？”　　他们指着往南的山路说：“刚走，往南。”　　胡秉宸顺着山路紧迫。迫着追着突然下起大雨，他不敢懈怠，冒着大雨继续追，这才看到前面有两个背枪的人；其中一个正是赵大锤。　　胡秉宸就“喂——喂——”大喊起来。　　前面的人立刻回转身来，拿枪比着他说：“你上来，上来。”　　两个背枪人虽然没有佩戴帽徽和番号，但一听那嘴山西口音，胡秉宸就知道是自己的部队，因为刘邓大军是六月份从北方南渡黄河过来的，而国民党驻守在这一带的大多是广西来的白崇禧部队。胡秉宸走过去，在相距十多米的地方站住。赵大锤问：“干什么的？”　　胡秉宸回说：“我有急事，见了你们司令再说。”　　赵大锤那时还不太明白，即便在革命队伍内，很多事情也得分着等级传达、汇报，继续追问道：“什么事？”　　胡秉宸还是说：“见了你们的司令再说。”　　他们只好押着胡秉宸往回走。不久来到一个百姓家，进屋就看到两个人在烤火，胡秉宸特别注意到烤火人的惬意，让饥饿至极、疲劳至极的他感到些许的刺目。战士赵大锤说：“报告团长，抓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胡秉宸想，我是你们抓到的吗？随即也明白他撞上的至少是个团级单位，便自我介绍说：“上级有情报，让我送达刘邓司令部，你们得赶快把我转送上去。不过得先给我弄点儿吃的，我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团长马上让警卫员给胡秉宸煮了碗挂面，里面还卧了两个鸡蛋。　　吃完面条，团长吩咐赵大锤带胡秉宸去休息，赵大锤把他带到了另一个房间。一进屋赵大锤就翻了脸，用枪杆子指着胡秉宸，说：“脱！”　　胡秉宸只得脱个精光。　　赵大锤拿着胡秉宸写下的情报就要到团长那里去汇报。胡秉宸又叫住他，说：“小赵，小赵，你得让我穿上衣服，不能让我老光着。”　　他说：“好，穿上。”一会儿赵大锤就回来了，还是拿枪比着他，什么也不说，只管让胡秉宸睡觉。　　胡秉宸累坏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胡秉宸才知道，这个所谓团级建制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　　因为没有电台，不但情报无法发送，也无法请示、汇报以及甄别胡秉宸的身份，既不敢相信也不敢枪毙他，他只好跟着部队时东时西地行军，赵大锤照例端枪在后面押着。　　已是深秋，晚上没盖的，身上没穿的，吃饭也没人管，基本上没有碗和筷子，偶尔在老乡家找到一个碗，就撅两根树枝当筷子。时间一天天过去，胡秉宸无时不焦心地想着，他带来的那些情报，每时每刻都在丧失着意义。可团里没人过问此事，更没有人考虑情报不能及时送达上级机关的后果。　　不说他一路带送情报的艰难，单说地下工作同志历尽何等艰险，才得到一份如此重要的情报，他虽不详知也能想出大概，说不定有同志还为此牺牲了性命。　　他很不愿意这样想又不得不这样想：这份重要的情报，说不定就得废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一趟不知由多少人的心智甚至生命铺垫出来的大别山之行，岂不犹如儿戏！6　　大别山之行最终以情报作废收尾，但胡秉宸再次单枪匹马、不怕牺牲、出色完成任务的能力，让上级领导刮目相看，上海解放前夕又被委以重任，前去领导地下武装。　　胡秉宸租住了一处融合了姑苏民宅风格的西式小楼。除洗澡间为水磨石地面，其余房间皆为硬木地板，连澡盆和马桶都是美国进口货。那栋到了二十世纪末被房产商称作“连体别墅”的小楼，在结构、档次上很适合胡秉宸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也很符合安全的需要。　　一般大门不开，只从后门进出。后院是个小天井，天井左手为厕所。　　一楼只有大客厅一间，壁炉从客厅直通三楼。楼梯拐角下是一个很大的厨房兼餐厅，宴请几个客人还算气派。　　二三楼的楼梯拐角各有亭子间一个，三楼紧挨亭子间的三角地带，是供佣人使用的小洗手间。　　三楼房子两间，大间可通阳台，阳台上有地下工作者经常用来通风报信的盆栽植物，那是与“香烟”、“长衫”一样经典的道具。如果情况突发、国民党特工前来抓人，如果时间来得及，那盆植物通常被推下阳台跌得粉碎或不翼而飞，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也就不会自投罗网，并可及时将情况汇报上级，或设法援救，或组织同志们隐蔽。小间在二楼洗澡间的上方，约六至八米，有窗临后门的小街。胡秉宸姨父的那栋花园洋房，距他这栋姑苏民宅风格的小楼不远，可他再也没有前去探望。是啊，什么都会过去，包括他曾经为之欲生欲死的情爱。这算不上是胡秉宸负情负义，生活之涛正是如此无情地淘尽千古风流。　　只是到了老年，本以为过去的一切却不期然地显现，在“过往”冷不丁的袭击下，胡秉宸竟有些许的怅惘，就让活动在文化艺术界的吴为替他寻访表姐绿云的下落。　　吴为问：“想不想再见见她？”　　他却回答说：“不，不想。”　　打听来打听去，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表姐却不知所终。　　革命即将胜利，胡秉宸和白帆的关系却再次亮起红灯。　　有时他半倚在二楼洗澡间那只美国造的浴盆里，盘点着他和白帆间的一笔笔旧账，推算着白帆在他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房事日期，以确定杨白泉到底是谁的儿子。这种盘点和推算绝非妒忌而是不甘——在表姐绿云那一回合上对白帆五条件投降的不甘；对卓尔不群的自己，居然被白帆这种极无晶位的女人戴上一顶绿帽子的不甘……　　一切虽已云消雨散，毕竟旧地重游，断梦残烛，难免思念故人之幽情。盘点起这些旧账，更会念起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的姨夫和表姐，往往发出一声叹息，与白帆分手的打算也就再次泛起。上海战役打响之前，中央却指示上诲地下武装不搞起义，胡秉宸的思路与之不谋而合。应该说胡秉宸不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蒋介石是的坐镇上海，上海市及其外围共有国民党兵力几十万，而由他指挥的枪支不过几百，力量如此悬殊的武装起义难以取胜。然而他却没有预计到，这一纸命令将使他这个地下武装的领导人在一定时间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几乎被搁置起来。　　上海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　　那天凌晨，上海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地下党组织派胡秉宸去和解放军接头。　　虽然解放军已经进入苏州河南，国民党军队却还占据着苏州河北，从上海大厦居高临下封锁着白渡桥。　　当胡秉宸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人向他交代如何渡过几十挺机枪封锁的苏州河，到了河那边找谁，有没有可以帮助他的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胡秉宸只身渡过苏州河，并与解放军接上了头。　　“你是怎么找到解放军负责人的？”除了吴为，几十年来从未有人问过胡秉宸；他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　　胡秉宸回答说：“那还不容易，哪儿有电话线哪儿就有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人。我顺着电话线走，一找就找到那个团的团长……”这让吴为更加敬仰不已。　　只有她那样的脑袋，才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她怎么不问问胡秉宸，在与死亡的多年周旋中，他是否感到过艰难，感到过孤独，感到过孤掌难鸣？是否有过被遗忘的伤感？……　　而后胡秉宸来到地下市委指定地点，与其他地下工作同志会合，从此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地下党以及胡秉宸的地下工作岁月，至此成为历史。　　胡秉宸也就带领手下人马，担当起保卫新上海的任务。　　不久之后，应变任务渐渐减少，接收工作走向正规，胡秉宸领导的地下武装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们摘下了臂上的袖标，交出了自己的枪支。　　其时百废待兴，上级领导不分昼夜地异常繁忙。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像是忘记了这样一位得力干部和他手下的核心成员，任他们撂在那里，不说安排任务，就连一个前进方向也不曾指引。　　屡建奇功、艰苦卓绝、长期工作地下的胡秉宸及他领导的核心成员，此时却不知如何插进地上那支排得密密实实、浩浩荡荡、滚滚向前的队伍了。　　前不久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胡秉宸，满腔的革命热情和满身的革命能力也就不知如何发挥，只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挂在了半空。　　好在胡秉宸既是顽强的也是机动灵活的，自力更生地把自己和手下人放在了某个岗位上。　　从胡秉宸的安排就知道，他对“形式”的意义了解颇深。好比行头，从来不是细枝末节。地下时期越隐蔽越好，顶好比老百姓还老百姓；如今转向地上，就得让人一眼看出是共产党，而且是颇有来头的共产党。　　但是被革命搁置一旁的胡秉宸无处去领解放军军装，只好弄来一堆国民党军装，撕下领章、肩章，要大家(包括他自己)各找一套合身的穿上，——尽管那套不伦不类的军装使他们看上去很像国民党俘虏或起义部队。当胡秉宸将国民党军装这样改头换面的时候，真有点虎落平阳的悲凉，他是干这种事的人吗？　　即便穿着那套改头换面的“军装”，胡秉宸仍然显得英姿勃勃，就像他常说的那样，“不论处于何等艰难境地，自己不能先垮。只要自己不垮，最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就领着这支奇装异服的队伍，向一家大饭店奔去。　　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上级领导正在那里召集接管干部会议。他们是不是接管干部？没人明确。可是他想，不管是不是，反正去定了，如果他们再不记着自己，怕是没有人会记着了。　　大饭店在旧日的上海非常著名，曾几何时，那里正是胡秉宸与表姐绿云一夜销魂之地。唉，想想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　　7　　表姐绿云，本是胡秉宸最看不起的、二房那位胡秉安的未婚妻。胡秉宸从没想要挖胡秉安的墙脚，更何况胡秉安对他还有救命之恩。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几年前，胡秉宸奉上级之命前往上海，动员一位与胡氏家族有着密切关系，又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支持革命，上海之行自然落脚在姨父家里。　　约会那天，胡秉宸请表姐绿云陪同前往。　　虽然女人常常被社会和男人视为祸水，就连开明如胡秉宸者，与吴为婚后一旦发起威来，也会对吴为发出这样的千古指责。可是女人往往又是革命活动的最佳掩体，好比很多革命者都会有个假太太，有时还会弄假成真，从革命同志变为革命伴侣。　　进入那栋花园洋房之前，胡秉宸再次留意了周围的情况。进入花园洋房之后，除了玄关那里坐着一个黑头黑脸的男人，没有其他异常，但他还是警惕有加。好在约会之前早已来此观察多次，知道二楼阳台下就是花园后门，后门又通向四通八达的小街。　　刚坐下不久，突然外面有个女人喊“冲茶厂黑头黑脸的男人立刻闯丁进来，按着腰上的大板带，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胡秉宸也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绿云表姐就像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者，马上靠在胡秉宸肩上，莺声燕语道：“四爹爹哎，我们下个月八号就要订婚丁，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订婚式哦！”事后回想起来，连胡秉宸都怀疑，画画的表姐果真只是个画家吗？　　四爹爹一脸茫然，绿云的未婚夫明明是胡秉安，转眼之间怎么就变成了胡秉宸？不过到底是场面上的人，忙说：“恭喜，恭喜。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的。”又转过脸去对那黑头黑脸的人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没人唤你不要上来。”看上去像是四爹爹的保镖。　　回家路上，表姐偏着头斜睨着胡秉宸说：“说吧，怎么谢我？”偏偏不是一柄在握、满眼阴气，两片眼皮刀片似的夹着他，从此就得如履薄冰，天天想辙。　　表姐的话让他不无眷恋地想起多年弃而不归的旧时家园，以及胡家女人可人又可意的大家风范。换了白帆，绝对不是这句台词。胡秉宸立刻知道，对于他的上海之行，不必费尽心机地再想托词，只须按照表姐这个调子继续周旋就是。他垂下头，从表姐敞得很开的西式领口处，瞥见一道纵深走向的凹处。他的思绪随着那道纵深走向的凹处继续深入，一时竟没有应答。表姐绿云轻推他一下，这才偃旗息鼓停止他的追击。对着谈不上沉鱼落雁，一颦一笑间却风情流溢的表姐，他不禁将假就假地对她耳语道：“此情此意，怎一个谢字了得？”这句话，要说说得妙，也是真妙；要说说得不妙，也是真不妙。两个人突然就有点尴尬。　　尴尬只是一瞬间的事。尤其那个时代，就连党内，指手画脚他人私生活的也不多见，何况是在一个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鞭长莫及的地方。　　胡秉宸不知不觉就循着老路，找回自小就熟悉却又久违的关于女人的感觉，重新进入他们那个阶层的情爱程序，略为不同的是他陷入了真爱。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表姐看上去很像四十年代著名化妆品“蝶霜”的那位形象大使，后来嫁给梁实秋的广告明星韩青菁女士，说她们是孪生姐妹也有人信。　　那一次，胡秉宸在上海的停留并不很久，就在那不多的日子里，他似乎补足了几年的亏空，重又恢复为至情至性的胡秉宸，却又不是从前的简单拷贝，就像一棵经过多次四季轮回的树，树倒还是那棵树，到底已经不同。应该说，他已经是个更加成熟的情爱消费者。　　他们常常出人不论当时还是二十世纪末都得归人时尚消费的咖啡馆，尤其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不但时尚，甚至隆重得像是洋化洗礼。胡秉宸回避了位于北四川路和窦乐安路交叉处的“公啡咖啡馆”，那里是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点，连后来被称作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先生也常在那里抛头露面，很招人眼，于公于私都不方便。他选择的，大都是文化人和进步人土不常光顾的咖啡馆。　　或在夜幕下紧紧偎依着，漫步在人们至今引以为荣，以为有了它就能和巴黎一脉相通的梧桐树下；或到霞飞路国泰电影院，观看首轮好莱坞的煽情电影……　　谁也想不到，他的最爱是愚园路口百乐门舞厅，明知那是对美国方式因陋就简的模仿，但一进门厅就身不由已。一路蜿蜒曲折、交错而去的灯光，并不急于诱人坠人柔靡，暗金色的沉滞背景，无处不在地应允着对斑斓的调和。　　当胡秉宸拥着表姐绿云丰腴的肢体，踏着“香槟酒，满场飞，钗光鬓影晃来回，你徘徊我也徘徊，害得我今晚不得安睡。他们跳我也会，跳得比他们更够味……”或“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乎；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节拍，在底部装有五彩射灯的玻璃地板上滑来荡去的时候，犹如两条多姿多彩、游浮在水晶宫里的热带鱼，那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但他并没有忘记革命，也没有忘记他此行的使命，他只是醉了。沉醉是灵与肉的一种短时、自由自在的轻飚，那一会儿什么也不必想，什么也不必承担，一切暂且远离……远离并不等于消失，就像是沉积在杯底的香茗，那杯茶的味道何如，还得由它决定。　　舞过之后他们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一家大饭店，在号码412的房间一夜销魂。胡秉宸一生见识过的女人不少，抛开初到延安一见钟情的四川美人，不论他的第一任妻子白帆还是第二任妻子吴为，都不能与表姐绿云同日而语。不同的女人就像不同晶牌的咖啡，差别之微妙除非品尝无可言喻，绝不可仅以“咖啡”统而言之。好比与白帆，那是性力的拼搏、较量，直到最后在酣畅的高潮中同归于尽。而吴为在床上的表现则是阴阳怪气、云山雾罩、真真假假，让他不知所云。不论哪一个，只能满足他的一部分。和表姐绿云，那是世界上的惟一一把钥匙对世界上的惟、一把锁，这把惟一的钥匙和惟一的锁，在欲火的冶炼中熔化，而后又凝成一坨铁锭，再也分不清哪儿是钥匙哪儿是锁。　　离开上海时，看着表姐绿云越来越远的曼妙身影，胡秉宸决心结束与白帆那个仅仅是生理层面的组合。　　即便重又回到时刻面对生死之择的重庆，胡秉宸也不能忘情和表姐绿云的那些夜晚，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资深地下工作者，甚至随身携带表姐绿云一百多幅玉照，返回重庆那个多事之家。直到那时，已经不老不少的革命者胡秉宸，还保留着一块自留地；仍然把男女之间那点子事与婚姻质量以及浪漫情怀扯在一起。　　正像本书第一部中所说，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子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恐怕胡秉宸也有同样倾向。与绿云表姐的情爱，是否掺杂着对往昔生活情趣、方式、品位的追念？对文化艺术心存过多的奢望和虚荣？如果表姐绿云不是略有名气的浪漫画家，仅仅是个性感的女人结果会怎样？　　吴为和胡秉宸情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　　表姐绿云十分伤情地向渐行渐远的胡秉宸挥着手套，也一清二楚这段插曲已经进入尾声，当火车消失在远处的时候，也就同时收拾起她的伤情。　　“望穿秋水”只能是传统女人的情爱状态，比如说叶莲子。　　时而飒爽英姿出现在高尔夫球场，时而一身泳装出水芙蓉，时而高骑马上策鞭疾驰的时尚女人……很少会“望穿秋水”地等待一个哪怕是血写的允诺。　　不是表姐绿云水性杨花，而是家族历史早就让她明白，人世本就是一张瞬息万变、风云突起的麻将牌桌，未来更是靠不住、押不得的，也无从押起。表姐绿云在三十年代就有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暂时拥有”的超前意识，那时就“酷”到现而今小男女们望尘莫及的地步。何况未婚夫胡秉安自缅甸来电，近期就要回到上海，待他归来即刻筹办他们的婚礼？　　但是表姐绿云的无名指上再也没有套上结婚戒指，那枚订婚钻戒孤独地闪烁了一段时间，就悄无声息地飞落首饰盒。　　是否胡秉安得知了她和胡秉宸的私情？无人能言其详，只知道胡秉安不辞而别去了香港，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表姐绿云照旧打她的高尔夫球，照旧出水芙蓉，照旧策鞭疾驰，照旧出席上层社会的pany，前呼后拥着众多的仰慕者。后来又学会开车，驾一辆彼时名车雪佛来，载一路欢声笑语……　　多少次几乎为革命舍弃头颅的胡秉宸，却无法舍弃与表姐的情爱。　　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关系本就没有法律保障，比起表姐绿云，白帆的女人手段也非常贫乏，但有个“中统”父亲以及国民党后勤少将姨夫的白帆，毕竟比世家出身的胡秉宸更具政治亲和力，或者说是政治上的一种“阶级烙印”。　　她搬出领导进行干预。领导并没有使出组织处分那个有力的杀手锏，而是晓以神圣的革命大义，还有地下工作严酷的组织纪律。　　对于革命者胡秉宸，只有亮出这样的大义才能扑灭他那一腔恋火，才能让他像杀死自己那样杀死他和表姐绿云的情爱。真是血糊拉拉、生拉硬拽地把他对表姐的情爱从心中割舍。不像几十年后与吴为的情爱，有那么多个人利害让胡秉宸难以权衡。　　吴为后来能够尽心尽力地为胡秉宸寻找表姐绿云，完全是为他这种几近自杀的牺牲所感动。　　应该说，与表姐绿云的情爱，才是胡秉宸一生中灵肉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情爱；又因为没有完成，使保鲜技术无能为力的爱情保鲜，终于得到了解决。　　8　　当胡秉宸和他那一千人马来到饭店时，偌大饭店竟空空如也。电梯停止运行，连一个服务人员也看不到，像一个壮汉突然倒地死亡，让他们猝不及防。胡秉宸只好带着那些人，沿着曲曲折折、光线昏暗的楼梯向上猛跑，当他经过412那间客房时，甚至没有在那个号码上留下一瞥。他们跑了一层又一层，找了一间又一间，一直跑到楼顶，也没有找到那个接管干部会议的会场。　　不知胡秉宸记错了地方还是大会已经开毕，总之，他们像孤儿一样，不知所从地站在楼顶的大堂里。　　不知是胡秉宸耳旁还是他的心里，突然轻轻响起两个字：“跟上，跟上！”让他一个激灵，猛醒过来。　　自参加革命以来，胡秉宸从来没有计较过、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打算记住过、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为这个革命做过什么奉献过什么，只知道一门心思付出，而且桩桩任务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万无一失。　　但在这一瞬间，“履历”却突现出它的意义。　　“履历”是一种记载，记载是为了说明。说明是为了什么？胡秉宸还不甚清晰，但至少应该证明他是这伟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时刻。　　他突然开始想，他为新中国的到来做了什么。如果连你自己都没记住自己做了什么，更不要指望他人为你记住。胡秉宸没有站在那里懊丧不已，转身带领他的人马去见更高层的领导。在一栋巨型建筑最为宽敞的一个房间里，他们找到了那位高层领导。虽然门口设有专岗，岗哨却没有十分在意这一群奇装异服的人。　　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电灯，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接线员的呼叫声和打字机的哒哒声。　　领导背着手站在巨型写字台后，看上去很像苏联早期电影里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苍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五色，胡子、头发毫不修饰地蓬乱着，说明着已久没有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他表情严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语、精明、警觉地打量着他们，在白日里有些病态的灯光辉映下，如一块可惧而不可亲的坚石。　　巨型写字台上，满是纸张、铅笔、报纸、文件、还有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插满长长短短烟蒂的烟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张写字台前，领导没有请他们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战速决的模样。冷傲的胡秉宸到了这时也只能照单全收。而眼前这间办公室的气魄和威慑力，只有多年后，当胡秉宸坐在部长办公室的巨型写字台后才找到感觉。　　胡秉宸说：“我们是来转组织关系的。”顺便说到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姓名，报告了他来上海的任务，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日后的工作安排却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组织关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历，组织关系转到哪里，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里。　　幸亏胡秉宸在解放大军人城之际；立刻与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取得了联系。革命胜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绪之前，“上级”，就是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领导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到这里转组织关系应该说是合乎级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因为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就用拇指和无名指从一堆乱纸里抽出一张纸条，草草写了几个字后交给胡秉宸，然后就着一脸郑重地思考，一脸郑重地继续吸烟。　　出了大楼，胡秉宸展纸一看，与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条卷烟纸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书一行：“均为中共正式党员，现转至你处。”　　凭着这条小纸，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几个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岗位。没人审查，也没人怀疑。　　共和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其中一位在填写履历表时请教胡秉宸，这一段历史怎样填写为好。他竟对那位同志说：“就填参谋。”该人从未得到这样一个职务，可也从未有人置疑过这个头衔的合法性。　　多少年后，在胡秉宸与吴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恋爱事件中，这位“真假参谋”才在白帆对吴为的自卫反击战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参谋，还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组织老战友成立了一个“白胡婚姻保卫团”。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龄以确定老干部的离休待遇时，这位“真假参谋”才忽然对胡秉宸声称，因对白帆有个私生子的隐情和他们的婚姻危机不甚了解，才错误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后不但不反对胡秉宸逃离与白帆的婚姻苦海，还要协调“白胡婚姻保卫团”其他同志，劝说白帆同意离婚等等。　　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私事，违心地为“真假参谋”写下一具证明。胡秉宸苦笑着对吴为说：“……昨天来了十几位‘保卫团’中的一位，因为他有事求我，我签个字他就变成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我不签字他就变成一九五O年参加工作，每年差几百块钱的离休费哪——不过几百块钱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当机立断，他和他领导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呕心沥血的革命历史，很可能就在那个不知所从的瞬间抹得精光，连他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历史车轮的尘埃里。　　组织关系落实后，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个单位。被接管的单位其实很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是胡秉宸坚持要上级给他们派一辆吉普车。　　一九四九年后直到二十世纪末私人汽车重新出现之前，汽车始终是一种政治地位、行政级别的证明。而当时所有被接管单位，都会举行盛大欢迎式，汽车，尤其是吉普车，在那种场合，不失为展现政治级别、革命威风的绝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车终于来到，却并不是派给胡秉宸的专车，车上还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臂上戴着鲜红的“上海军管会”袖标，让身着奇装异服、没有这等装备的胡秉宸，好一阵说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一起等了许久吉普车的手下人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这句“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不知对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将发生怎样的影响。　　9　　直到与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从赵大锤的枪杆子下解放出来。　　早在重庆日寸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与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地想起过往的一切。　　同样，与史峤的相逢也让胡秉宸发出时光荏苒的感叹。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见到出狱后的史峤，大家为此紧张、躲避过一阵，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才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他在重庆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后找到党组织，接受上级机关的审查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前线继续革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职务对史峤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白白的是组织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长吁一声继续埋头革命，像史峤这种人还能做什么？　　胡秉宸在史峤领导下工作多年，也很赞赏史峤的为人，却并不同情史峤的结局。　　身处地下状态，随时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么能讲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牺牲、工作受损的缘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正是史峤的错误。　　地下党人的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当胥德章和常梅结婚时，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为他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也可趁此机会聚会一下，却遭到胡秉宸的强烈反对：“这样集中起来相当危险，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纪律，按规定我们只能单线联系。”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史峤的住地必须绝对保密，如与下面同志联系，只能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碰头。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原则在李琳叛变后，确保了他们那个系统的安全。所以胡秉宸总是对吴为说：“我是在十多年严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习惯于事先马虎放纵，事后懊悔着急。一辈子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抓住我，原因就是严格。”“秘密工作是严格的概率论关系，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冒险，不做不必要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有次周恩来找我谈工作，我掏口袋时顺手掏出一个电码本，那虽是明码而不是密码本，周恩来还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身上还带着文件？’到秘密机关接头是绝不许可携带文件的，我从此再也不带。”　　“地下工作又是艰苦、平凡、日常、绝对细致严密、万万不能失误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潜质的优秀干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坚持下来，不论有什么苦闷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许用得着也许用不着的‘需要’而穷年累月积累着力量。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人与你擦肩而过，突然塞给你一张纸条，任务就来了……”　　有一次说到这里，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个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终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错了头……　　可谁又能说她的确接错了头？……　　风雨苍黄啁，风雨苍黄，如此不清不楚的细枝末节，除了忘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艺作品表现的那样只有惊险和传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我们那条线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曾有四个人被捕，除了一个叛变之外其他表现都很好。有个联络点上的同志被特务活埋了，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虽然胡秉宸事后花了不少钱，通过关系将那位同志的尸体收回，买了一口不错的棺材将他安葬，但没有对吴为详谈其形其状，这样残酷的事说都难以说出口，只好埋葬了吧。　　史峤算是听取了胡秉宸的意见，但也只是将婚礼改到他们那个地下联络点，大家还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这次聚餐为李琳的背叛做了铺垫。胡秉宸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什么时候都痛心自己没有把意见坚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峤坚持为胥德章和常梅举办婚礼，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见到李琳。即便在那个聚会上，胡秉宸的行动也很诡秘，以至事后人们回想起来，都觉得他似乎没有参加那个婚礼。　　像李琳那种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场。倒是胡秉宸有点惊讶：地下组织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让他禁不住有点欣赏同时也感到极不安定的女人。　　仅这一面，在暗处观察的胡秉宸就发现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恋爱有点突如其来。　　其实在胡秉宸指示常梅与李琳谈话之前，常梅对李琳的“异常表现”就有所察觉，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没有约李琳到新华书店或公园那一类进步青年常常聚会的地方见面，而是约她去听川戏。在尖峭的川戏唱腔中，与李琳谈柔软的爱情和坚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难怪日后她对白帆做的那个手脚，也就无人可以看透。　　常梅约李琳谈话时，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关唐敏之的情况和背景，李琳却是一问三不知。常梅说：“你不了解他，怎么能和他恋爱？而且这样大的事情也不向组织汇报！”　　到了这种时候，李琳还振振有词：“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组织派我去和他接头的吗？再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常梅没有回答李琳那个准派她去接头的问题，只说：“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一切行为就要对党负责。”“我没有为党的工作负责吗？”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组织外面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吗？”　　这还用说？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献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礼，到场的可能就是全体同志，而那些男人各个都可共事，却偏偏没有一个让她愿意托付终身。　　李琳能与代表组织的常梅大唱反调，实在是时间的错误，也是地点的错误，哪怕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不听从组织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电不多见。不论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还是顾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组织的干预无法与他们缔结良缘。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对重庆的大空袭？时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记得，留在心里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惧，谁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经历了什么？　　按照组织的交代，李琳应在傍晚某时某分到约定地点与某人接头。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见制高点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绿灯笼，知道此时空袭的敌机已经起飞，但还不太紧张，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警报开始拉响，旗杆上三角形的绿灯笼换成一个红灯笼，到了该进防空洞的时候。李琳途中不是没有经过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务，还是勇往直前，向接头地点赶。　　等她到了接头地点，汽笛同时响彻全城，制高点的旗杆上已是两个红灯笼，敌机迫近！可是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她看了看表，距离接头时间还有三分钟，她必需再坚持三分钟。　　接头人按时出现，已是三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车马行人突然就了无踪迹。紧接着，三个大红灯笼鬼里鬼气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时哑然无声，飞机马达轰鸣。即便如此紧迫，李琳也没有忘记按照组织事先交代的特征，将来人从头到脚一一核对，没有发现异常。又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对，刚接好暗号，炸弹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后敌机开始俯冲扫射，因接头地点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个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们跑进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几小时后，大隧道就因炸弹命中，致使一万多人窒息，轰动全国。　　但如果人们冷静一些，就会发现大隧道虽被炸塌却无大碍，既没有炸死也没有炸伤哪一位。　　可当炸弹就在头顶开花时，谁还能保持冷静？人们像网中之鱼，拼个鱼死网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挤成肉团，以致隧道大门无法开启。许多人死在不断拥来的人群挤压践踏之下，据随后的新闻报道，死伤共有一万多人。李琳他们因为最后进入，地处隧道出口，空气比较充分，又被人群挤在门角之后，那一处“台风眼”反倒使他们免受挤压。更还有唐敏之，用后背和双臂奋力撑挡着汹涌而来的人群，否则像李琳那样一个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从门角后走出。　　事后李琳问及唐敏之为什么在那危情时刻奋力救她，他也说不出道不清缘由。　　如果那一天没有日本人的空袭，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他们本可以在交接之后各走东西，不再相逢，也不会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日本人的空袭把他们挤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们只好有了联系。　　唐敏之没有什么特别引入之处，不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样子：小分头，白衬衣，西服裤，当然，胳肢窝底下常常夹本书。唐敏之夹的那本书与进步青年常常夹的《土敏土》《母亲》《铁流》什么的无关，大部分是些可读可不读的闲书，不知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保护色，还是他胸无大志。　　也许李琳觉得地下党的环境太过拘谨，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监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她愿意投身革命，却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像她这样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骑一辆英国风头女式自行车，在南方郁郁葱葱的树阴下如一只白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女子，对革命和个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摆放。如果让她经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会强调什么私人空间。　　他们的爱情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与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么一点情调。比方相对小酌一杯，或手牵手到公园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几句诗赋，非常地布尔乔亚，——李琳这样的女人就喜欢小情小调，不喜欢大风大浪。　　问题的严重性以后才得到暴露。常梅有一天突然对李琳说，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该接头的那个人。李琳想：这到底是谁的错？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轰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错当暗号，为什么接头暗号以及一切细节都与组织的事先交代无异？还有，是不是应该由她来考虑、负责唐敏之根本不是来接头的人，而是紧急警报情况下，一个向大隧道寻求避难的行者？常梅切断了与李琳的单线联系，并将情况汇报胡秉宸。胡秉宸立刻做了相应部署，一旦有情况发生，不会造成更大损失。　　像一切患有爱情病且病人膏盲的女人一样，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为除了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住所。　　难道他早就盯上了她，只是在紧急警报时才得到接触的机会？　　可谁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了国民党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戏馆的谈话，自己果真错了，她不太喜欢的常梅却是对的。你不喜欢一个人不等于她不正确，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墙上想到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到那时，李琳都相信自己不会当叛徒。　　然后就是审讯，前两次审讯李琳都挺了过来，到了第三次，特务们开始踢她的肚子。　　当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残，在她体内翻腾起来的时候，她听到了他或她的哭号。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征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他或她的同意了吗？她有什么权利代替他或她做出决定，像她那样参与某种事业，为某个主义献身？她没有。　　李琳只好交代。到了这个时候，她更觉得唐敏之的可疑。除了他，谁能知道她怀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么证据说唐敏之是个眼线？　　10　　李琳终于成了叛徒。　　这时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起了作用。幸亏胡秉宸从未与她有过直接联系；地下党也从未交给她重要任务，她也就无从知道重要线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