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小溪旁，　　和情郎唱支山歌，　　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　　今年村家小姑娘，　　走到小溪旁，　　杜鹃花谢了又开呀，　　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　　遥望那烽火的天边，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　　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陆燕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知她是否从父亲的遭遇上早就预见到自己的结局？反正是毫无留恋地断了气。当她终于逃脱“革命”对尊严的侮辱时，是否会像小时那样，淘气地跳着脚、拍着手，哈哈大笑？　　在昔日的一张照片上，陆燕头顶一个与脑袋不相上下的大蝴蝶结，圆瞠着一双愕然的眼睛，不知在那一瞬看见了什么，让她惊诧不已。　　不论上代人的过节儿还是后来的社会分类学，到底与她们何干？吴为反正是失去了那可爱的玩伴。　　陆先生于一九四七年最后撤离“工合”，转而在日内瓦联合国难民局任远东事务顾问。　　那时候周恩来和陆先生还是朋友，问他道：你辞掉了联合国的职务吗？　　他说：没辞。　　周恩来说：别辞，我们还没有参加联合国，但上海还有联合国的驻华办事处，你不妨去那里工作，将国际难民输送出去，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夕，陆先生本有机会去台湾。台湾方面也有电报、信件，往还于日内瓦之间。　　但陆先生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返回大陆。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陆先生为联合国上海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从天津运走两千多名国际难民(因国际船只不能进上海)，工作告一段落后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有关方面就派他到革命大学学习，以他的历练，一眼就明白是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再想见见当年的朋友周恩来，难了。后来根本就见不到了。　　不过他不该那样感叹：我不再是朋友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会见每一个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不论那位朋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多少工作。如果他继续会见每一个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还如何处理比会见朋友更重要的国家大事？　　不要以为什么党派也没参加过，一九二三年就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东北同乡会主席的陆先生，交代起历史问题就能轻易通过。　　陆先生的复杂还在于一九二九年赴英国学习经济学，对英格兰、爱尔兰、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颇有研究，认为用“和平过渡”的办法解决农村问题才是最好的途径，与毛泽东用“暴力行动”解决农村问题唱了一个反调。虽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正是用“暴力行动”解决了农村问题，但陆先生还是不肯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他一再声明，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他放弃了在英国读博土的奖学金，毅然回国参加了他．所谓的革命。可是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那个名篇里，主角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却留任陆先生为学生辅导委员会主任。　　陆先生不但动员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自己也脱去英国西服，换上对襟大袄，和学生们一同奔赴河北农村，与农民办起了棉花生产合作社。　　如果翻阅燕京大学一九三二年的校刊，还可以在校刊上查到有关此行的报道。　　至一九三七年，竟发展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参加这一工作，联合了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影响非常之大。可他一再说明的是，这是因为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与工农结合是社会的大趋势，而不是别的理论使然！　　12　　贴着地皮，顺街飕飕窜来的冷风，偏偏到了吴为这里还要狰狞地拧个旋儿，毫不留情地把她身上那一点点温暖拧走了。　　雪花纷飞起来，她的头发和衣服也就湿了。她真渴望一点火。可是，她连《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盒可以安慰自己的火柴也没有。不，她不能叫妈妈，不能。陆太太瞪着妈妈的眼睛，比在地皮上狰狞地拧了一个又一个旋儿的冷风还冷酷。她从墙角里站了起来，在街上遛了一遛，鞋子很快就湿了。她跳起来，跺一跺僵冷的脚，可是这样一跳她就更饿了。　　往手上哈点热气吧，从嘴里哈出来的气也是冷的。　　怎么没有人到街上来呢？要是街上多一点人，可能还不那么冷了。她盼哪，盼哪，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五十多年前，中国不过“四万万同胞”。西北又是偏远的，而西北的一个小山城，地界更荒凉，人口更稀少。街上本就行人寥落，更不要说在冬季。吴为在街上半天没有看到一个人该是正常的，好比陆先生为兴办农村生产合作社，联合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发动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就成为壮举，可在二十世纪末，哪怕一个年级的大学生也不止二百四十多。　　噢，有了，可有了，有个人打着伞过来了，吴为捂着脸儿凑上前去，希望那人能够瞄她一眼，要是再对她说句什么话就更好了。可是雨伞遮着那人的脸，他没有看见这个往前凑的小女孩。　　还要等多久妈妈才下班呢？　　吴为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不过在街上流浪了几小时，却感到好漫长、好漫长。那街上的严寒，也就一同没了尽头。　　冬季什么时候才能完？　　每天早上，当她看到窗纸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总想对着那个渐渐到来的白天大哭一场。可是她不能哭，她要是哭了，妈妈怎么办？妈妈不上班，她们就更没有饭吃了。　　她越来越无法对付那日复一日、无尽无休而又不可抵挡的严寒了。她对严寒产生了一种与绝望相杂的恐惧，她垮了。　　她那个尿裤子、尿床的毛病，并没有好彻底，一旦面临崩溃或是极度的恐惧就会复发。　　当一个比一个更严寒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她就只好尿裤子。　　她的裤裆外面，常常结着一层细细的冰碴儿。　　下班点一到，叶莲子就冲出“工合”大门。她总是先去摸吴为的裤子，一摸一手冰碴儿。爱哭的叶莲子，一面无济于事地搓着吴为冰凉的屁股，一面眨巴着眼睛里的泪问道：“告诉妈妈，冷不冷？”不只吴为的裤子外面结了一层细细的冰碴儿，连她的嘴巴和意识也像结了一层冰碴儿。不论叶莲子说什么，吴为都是一副解不开冻的样子，不予回答。　　叶莲子赶紧拉着吴为回到宿舍，为她换下尿湿的棉裤，再忙不迭地端着茶缸，到食堂买饭。　　那只白色的搪瓷茶缸，称得上是非同寻常，不但不甘寒碜地在杯口为．自己点缀了一圈亮蓝，还兼起饭锅、水壶、洗漱、饮水、盛具等重任。　　每当叶莲子端着那一茶缸颜色不明的熬菜，冰凉、掺杂着草棍儿细沙石的米饭，或一咬一嘴牙碜的杂面馒头回来时，总是等不及跨进门槛就对吴为说：“看看，饭来了。”那口气就像在说“法国大菜来了！”　　然后她点起炭火炉子热饭，烘烤吴为尿湿的棉裤，屋子里就蒸腾起一股很怪的气味。　　当炭火旺了起来，茶缸子又在炭火上放好之后，她们母女二人总是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多少说不尽的意味，就在她们母女二人那一眼对视之中沟通。一直孤军奋战的叶莲子，到了此时，该是不再孤寂的了。　　吴为贴在那一眼炭火旁，几乎。怀着一份敬仰的心情，注视着叶莲子如何战战兢兢地翻动着茶缸里的饭菜。凡与吃饱肚子有关的事，不论对叶莲子或对吴为，都相当庄严而神圣。　　尽管叶莲子小心翼翼，生怕哪一粒米掉在茶缸外面，可总有几粒米，还是丧尽天良地掉了出去。　　没等叶莲子弯腰去捡那几粒米，吴为已经用她的小手指从炉底和地缝中抠了出来，并重新放进茶缸。　　叶莲子一面搅动着那填一个肚子差不多而填两个肚子就差很多的菜饭，一面愧怍地想，吴为跟着她这样无能的妈妈，乎白、无辜地多受了多少委屈！　　除了尽量把饭省给吴为吃，她还能有什么办法？尤其是早饭，她从来没有吃过，她得让吴为吃得饱一点，吴为得在街上熬一天哪，在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不要说对一个小小的孩子，就是对一个成年人怕也不好熬啊！　　不过她们也有一线开心的时刻。每当星期六，同事们或去看电影，或去下小馆。叶莲子既没钱，又没心情，还是个不善言谈交往的孤苦之人，只能在宿舍里待着，那宿舍于是就成了她们的天下。吴为这时也像化了冻，深感满足地围着叶莲子转来转去，对妈妈说说在街上晃荡一天的所见所闻。　　叶莲子给吴为洗干净手脸，又在炭火炉的热灰里埋上几个土豆，她们便拥坐在炭火炉旁，耐心地守候着那几个即将烤熟的土豆。　　在炭火的烘烤下，吴为那营养不良的小脸，竟也泛出些许健康的红色——哪怕是昙花一现呢，也让叶莲子有那么一会儿喜从衷来。　　13　　幼年的吴为，既不尿裤子也不尿床，为什么长大以后，反倒尿起裤子、尿起床来？　　即便对一个已经发疯、不懂得害臊为何物的人，议论她尿裤子或尿床的往事，也还是相当残忍的。可在本书的下一部，却不得不追溯她之所以尿裤子、尿床的缘由。第二部　第一章　　　　　1　　结果和当初的设想是那样的不同。　　2　　当那个深秋的夜晚，吴为坐在零孤村丹阳观山门的门槛上，顺着嵌钉在重甸甸、黑沉沉的塬上，如逗号、句号、顿号、惊叹号、破折号的灯火，九曲十八弯地开始她对塬的阅读时，胡秉宸正在大别山的一处山坳里，向滂沱大雨中抛洒出一道在膀胱中潴留过久的秽水。　　虽然他的后腰上顶着一杆美国造的卡宾枪，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地赏鉴了这杆重量很轻，可以连发却又少见的枪。彼时，部队里最好的枪也就是日本造，不论谁缴获了都得上交首长，可以想见，这杆卡宾枪的主人不同寻常。　　一九四七年秋季，在大别山的夜色中从膀胱中抛出这一道池物线的胡秉宸，与十年前在零孤村小火车站上吃臊子面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改变，仅从他的面相就可以搜寻到不少可供推敲的线索。　　但胡秉宸到底是胡秉宸，此时此刻还有闲情逸致将他那道抛物线修饰得尽善尽美，力求使其显现出磅礴之势。一绺颤颤悠悠、弱不禁风的灯光从胡秉宸背后射来，含含糊糊地照射在雨中那道抛物线上，他认为那道弧线果然不负所望。他的眼波，一次又一次拂过抛出那一道抛物线的管子，一副“醉里挑灯看剑”的情态，几乎对着那道管子赞道：“好剑！好剑！”　　遗憾的是那道着意经营的抛物线在暗夜中渐渐迷失了神智，六神无主，摸不着东南西北，无声无息地坠落在夜的深处，夜就展着自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能猜透、谁也没能玩透的老脸，坏笑起来。　　忽去忽至的山风如交响乐中的变调，若即若离地撩拨着两个在暗夜中较劲的男人。　　隐约在夜雨后的山峦，更是阴沉地凝视着这两个企图在它地界里一逞英豪的男人。　　胡秉宸的抛物线终于走向强弩之末，他不大情愿地抖了抖自己那柄“好剑”，做了一个收势垂下。这把“好剑”本该收入国人叫做遮羞布的布兜里，但此时只能将它垂下，因为胡秉宸已被剥得赤条条丝缕不挂。　　曾几何时，胡秉宸还在零狐村小火车站上为吸食面条的动静一阵尴尬，如今却赤条条在另一个男人的瞠目下，从从容容将如此私秘的事情办得如此堂皇！张口也能潇洒地来个“操他妈’’或“妈了个x”，早已摆脱文明的羁绊，向直白的表达靠齐。看起来胡秉宸已进入了革命的熔炉。可他端着那柄“好剑”的最后几抖，连自己也不觉地抖出了深藏的不屑。　　胡秉宸对那道抛物线的唯美要求，与硬邦邦顶在后腰上的那杆卡宾枪不无关系。　　战士赵大锤也早已不必这样硬硬地顶着胡秉宸，但有一种深潜的、说不清的恨意在作祟。　　这恨意源于一起事故。　　战士赵大锤前不久还在班长的岗位上，最近才削职为兵。就在胡秉宸到来前不久，中央派来了一个情报交通，等待甄别期间由赵大锤看守。赵大锤凡事积极主动，看守之外另加一轮审问，二话不说，先将来人吊起打个半死。　　老资格的情报交通一路智闯国民党围追堵截，关关化险为夷，却没想到在自家人的小河沟里翻了船。他无奈而又恼怒地对赵大锤说：“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赵大锤是个重证据轻口供、从不意气用事的人，闲闲地问：“有证据吗？”　　‘当然有。”情报交通拆开衣袖边线，从折边里抽出小纸一条。　　赵大锤接过一看，不过是张白板，自视甚高的赵大锤愤怒了，“你个杂种操的，敢拿一张白纸唬老子。”三下两下就把那条小纸撕了。　　情报交通连声叫道：“不能撕，不能撕，在火上烤一烤就能看到字啦！”　　赵大锤参加革命若干年，自觉学问已然了得，而“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威胁，也激发了他比试一下的用心，他哂笑着说：“你以为老子不懂？字都是写出来的，哪里听说烤出来的？”　　什么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最具权威的解释。　　这个妄想拿着一条小纸蒙混过关的家伙，不是特务又是什么？班长赵大锤甚至站都没有站起来，坐在那里，反手一枪；老资格的情报交通员脑袋就开了花。　　直到上级机关追问起来，优秀班长赵大锤才不得不削职为兵，那份机密等级为“三根鸡毛”的情报，也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削职为兵的赵大锤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拿着一个指肚大的小条子跑来跑去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能吆五喝六？怎么级别比他还大，让他敬神似的敬着？　　从那时起，赵大锤心里就打了个结。可以想见，如果日后战士赵大锤不是死于非命而是坐了江山，那么在日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将如何对待白脸书生。　　胡秉宸犯了一个大多数城里人或知识分子常犯的错误，低估了赵大锤们的智商，把他们表面的木讷解释为鲁钝。好比此时，战土赵大锤就分毫不差地体会到胡秉宸的挑衅。他站在胡秉宸身后，一直斜睨着胡秉宸引以自豪的那柄“好剑”，轻蔑地暗笑着，那也算男人的物件？！这样一个长不过二寸、缩头缩脑的“武大郎”，也敢拿到他这个“西门庆”面前来比试？　　赵大锤没有读过纸介《金瓶梅》，但是早从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中，熟知了男女间的基本操练，掌管哪出戏可以上演、哪出戏不可以上演的行当，还要等上二十多年才会出现。　　说起来实不足道，赵大锤对胡秉宸的蔑视也好、敌意也好、不屑也好，不完全像理论上分析得那么深奥。　　杵在胡秉宸后腰上的那杆枪，也就更加下劲了。不要说彼时大别山上这两位革命队伍里的战友，相信同一时刻，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不少准男人在较量这个抛物线的射程。当他们成长为一个男人之后，不分肤色、国籍、民族、职业、学养……更会互相攀比这一物件的孰优孰劣，用这种办法证明他们伟乎其大的男人品德。　　尤其国人，还会以此认定今后的前程，诸如指点江山、横扫一切、征服女人的种种潜能，与它的size，也就是尺码、型号，息息相关。并且认定，即便从全世界来较量，自己也是那个nunmerone。他们的盲目、自大，在他们对这段管子的自恋上表露无疑。而团长对胡秉宸那点情不自禁的尊敬或逢迎，难免不让赵大锤对卸去的班长职务回味一番。　　胡秉宸与赵大锤周围的知识分子不大相同。怎么不同，赵大锤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觉得周围那些知识分子本质上和自己差异不大，而到了胡秉宸这里，就变成永远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的另类。别看现在“走到一起来了”，可赵大锤的直觉告诉他，不过是暂时的。　　赵大锤的智商绝对在胡秉宸之上，好比这样的觉悟，胡秉宸差不多到了此生尽头才略有了悟。　　智商极高的赵大锤却不是标新立异的另类。　　好比吴为功成名就之后，某次周游列国与一位财团老板相遇，他们就人类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争论起来，她觉得“共同”这个标准很难统一确认。　　财团老板却说：“总能有一个大致的认同吧？比如说富有。”　　她翻着眼睛给老板来了一句：“什么叫富有？”只是因为礼貌才没有说出后面的话——你以为像你那样有钱就是富有吗？她克制住自己，换一个说法：“对我来说，一个中等生活就够了。如果让我选择，旅游宁肯住room或zimmer，(德语，房间之意)，也不愿住五星饭店；居家宁愿住纽约第五大道的地下室，也不愿意住地下室上面的房子。有方便的公共交通何必非要拥有卡迪拉克？只要商店里有可心的衣饰，何必非得请couturier(专门服装设计师)？更不必日日三餐都去香榭丽舍否则宁可饿死……”说完这番话，她也立马从一个让男人兴味盎然的女人，变成一个让男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怪物。　　这种转换她并非没有感觉，回到家里回味一下，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一再发生，但就是不明白这种转换的症结所在。换了赵大锤就绝对不会像吴为那样，宁愿住纽约第五大道的地下室而放弃地下室上的豪宅。　　吴为要不是装傻，就是娇情。　　赵大锤像所有正常人一样想过一个好日子，至于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起始并没有多少奇思妙想，无非就是有很多的钱财，更要有很多的女人。　　有关好日子的奇思妙想，是日渐丰富起来的。　　赵大锤一枪在握之后，首先体会到的是敬畏。其实让人敬畏的不是某个“人”人跟人差不了多少。让人敬畏的是人手里的钱，或枪，或权，或能力……自己虽因枪杆子使用不当受了处分，却不能损害他对枪的顶礼膜拜。枪不但是他的图腾，也是很多大人物的图腾。在未来的岁月里，枪杆子肯定还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实求实地说，他那个削职处分也与女人有关。．但女人的事不全是他的责任。那天晚上他向房东借了个大盆洗澡，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寡妇，主动对他说：“我给你搓搓背吧。”　　搓背之后，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　　第二天部队转移到另一个村，赵大锤想起搓背的寡妇，有点意犹未尽，晚上便只摸了回去。大门已经顶上，又不好大张旗鼓敲门，只好翻墙进去。院子里黑咕隆咚，他两眼一抹黑进了媳妇的屋，只好将错就错把媳妇干了；再去找寡妇，又错进了姑娘的门……归队时被领导发现，加上枪杆子使用不当，只好卸去他班长的职务。如果一定要问战士赵大锤对革命有什么不理解之处，那就是他始终不能理解，睡女人到底算什么原则问题？这种事也能算做处分的理由？　　从寡妇娘往下，媳妇、姑娘，问问那满门的女人，哪个挨了他的操不欢天喜地？哪个不宝贝他那个所向披靡的物件！　　3　　胡秉宸转过身来，对战士赵大锤怪模怪样地笑了一下，这笑容绝对谈不上是敬仰。　　很久以来，胡秉宸都没有得到如此合适的机会，来展现这样一个微笑了。然后又瞟了一眼刚才杵在他后腰上，现在则是对准他脑袋的那杆卡宾枪。　　枪是一杆好枪，持枪人赵大锤更是出色，伟岸挺拔算不得什么，难得的是颧骨上没有蒙古人种特有的、极具质感的两团肉块。那两处骨感的削颊，不但为赵大锤添子一份飒爽，也显出绝断的倾向。　　不论胡秉宸还是赵大锤自己，都没有料到赵大锤近在两年后的结局。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一伟大历史时刻，战士赵大锤那只渡船被国民党炮弹炸飞，船上战友全部牺牲。不会游泳的他却顺手捞到一块船板，连蹬带踹游过了长江并只身抢占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为后继部队抢攻扫清了障碍，当之无愧地成为渡江战役中的一名战斗英雄。　　如果赵大锤没有只身抢占敌人那个重要火力点，军事地图左路上的那个红箭头又会怎样走向？人们无法估量赵大锤为那个红箭头的径直走向做了多大贡献，但可以说他为那个红箭头的径直走向做出了一定保证。　　直到战斗结束，赵大锤才发现他的屁股被炮弹削去一片肉，两个虎口豁得翻花，膝盖磨得白碴碴地露着骨头。他没有居功自傲，只是在恢复班长职务时高兴了一阵。说来也怪，比之奖给他的那个军功章，他更欢喜的是班长职务恢复。　　在日后许多影视片中，无数次重现过解放军战士只身抢占敌人火力点或端掉敌人碉堡的经典镜头。不知人们在欣赏那些影视片并为之感动的同时，会不会知道有个叫做赵大锤的战士，当年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也曾如此英勇战斗？　　赵大锤没有牺牲在解放南京、上海艰苦卓绝的战役中，相反，他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并有幸得到中共华东局对参加解放上海战役全体指战员的那个奖励每人一斤猪肉。而那些为解放上海、牺牲在上海大门口的七千多名指战员，就连这一斤猪肉也没能吃上。　　进驻上海的赵大锤，平生第一次品味号称“东方小巴黎”的上海，还有那些千娇百媚的上海女人。不要对战土赵大锤说三道四，即便胡秉宸这种水里煮过三次、火里烧过三次、血里洗过三，次，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日子两不耽误的人，一旦回到上海依然心有所动。　　当街头欢迎队伍里的一位小姐跑上前来，在赵大锤的枪口挂上一朵大红花的时候，他虽目不斜视继续前行，可还是感到了(而不是看到)她极短的旗袍袖下春光乍现的腋毛。旗袍又非常合身，凹凸有致地勾勒出一番乡下女人不可比拟的曲折，那是来自农村的赵大锤无从想像的风光。　　旗袍改写了赵大锤与女人的篇章。更不要说献花小姐由于兴奋和奔跑而来的喘息。对女人的喘息赵大锤相当熟悉，他想起了在农村那如鱼得水的日子，还有那些被他弄得颠三倒四，对他只想不恨的女人。到了此时，赵大锤才知道过去对革命的理解有些肤浅。如果没有革命，即便哪天能与上海相逢，却永远进入不了上海的五脏六腑。只有革命，不但使他成为渗透上海每一个脏器的血液，还使他成了那些脏器的主人。　　赵大锤的豪情壮志，顺着那些刺向云端的高楼攀升。他毫不犹豫、毫不留恋地从自己生命史上抹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是再也不要回农村去了。几天后的一个雪夜，当女佣阿香看到栅栏门外赵大锤和他那班战士在纷飞大雪中席地而眠的时候，便力邀他们到廊下避一避。班长赵大锤没有拒绝，其实也不应该拒绝。有什么必要在雪地里淋个整夜甚至两夜？有什么必要拒绝阿香的盛情邀请呢？阿香为赵大锤和他那班战士熬了姜汤。作为班长，赵大锤总得出面到厨房向阿香说几句感谢话。一切就绪之后，阿香知趣地回到佣人房间，赵大锤因为要为班里战士烧水、续水，不得不时时穿过客厅进入厨房。　　地板上到处抛弃着逃亡主人未及带走的杂物，一不小心就“当——”地踢上一个金属器皿，或绵绵地踩上一件衣裙。　　留守女佣阿香为什么不收捡一下？也许她就势解放了自己。‘战士们入睡之后，赵大锤把大家用过的碗盏收进厨房，这时他一脚踢上一个物件；低头一看，是一只躺在樱桃木地板上的锦缎盒，盒里有棵裹在丝绸中的人参。　　赵大锤对人参一知半解，也不知道一棵野参的真正标价，只对它延年益寿的作用略有所闻。又想到这是被人丢弃、已然沦落到与垃圾等同的东西，不论什么东西，一旦作为垃圾扔了出去谁都可以捡起。而一棵能够延年益寿的人参被当做垃圾丢弃又是多么可惜，简直可以说是暴殄天物。在长久顾不上吃喝、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捡起那棵人参，放在炉子上煮了煮，就着汤水一并吃下。　　他没想要独吞，当他煮好那棵人参的时候，还朝廊子底下的战士们看了看，见他们各个睡得很沉就没有叫醒他们。这一仗打得是太辛苦了。　　可以看出，赵大锤对这棵人参的态度就像他和女人的关系一样。从天性上来说，赵大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甚至他独闯三关抢占敌人火力点时，都没有想得那么隆重、郑重、严重。这种人只合当一个吊儿郎当的艺术家，可是历史这位导演偏偏派给他这样一个严肃的角色，使他成为这个纪律严明队伍中的一员。赵大锤很快就像是一只灌饱二氧化碳的气球。幸亏留守花园洋房的女仆阿香熬了一锅萝卜汤让他喝下，才将膨胀体内的气体逐渐放出。这样一来，本在楼外廊下席地而卧的赵大锤，就睡到了厨房的地板上。　　当阿香俯身查看他是否已经复原时，她的乳房有意无意地从他胸上擦过。赵大锤的大胸肌触到了世上最具诱惑力的弹性，同时也嗅到了女人身上的肉香。处分之后赵大锤久已没有接近女人，于是为下一个机会积蓄了趋于饱和的力量。这种蓄势待发的状态像洪汛之期万马奔腾的江河，一旦喜逢蚁洞，就会破堤而出，四处横流。赵大锤伸手就把无依无靠的阿香揽在怀里……他们在厨房地板上滚翻着、扑腾着，如两只对虾一般脸对脸地钳制着对方，如阿香从菜篮子拎出放到案板上的活鱼，原本僵僵地挺着，猛然就会来个爆发力极强的鱼跃。墙角的橱柜、炉子、切菜台子，被他们撞得摇来晃去，似乎比当事人更加兴奋异常，哗哗啦啦地震响着。这两个于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出路的劳苦人，此时此刻，既不用流血牺牲，也不靠他人解救，更不需要什么理论，谁也不妨碍地以自助形式开辟了自己的乐园。　　他们的享乐，与警惕再三、谈虎色变的“资产阶级腐蚀”毫无关系。　　阿香既不是资产阶级用以腐蚀共产党人化作美女的蛇，也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无产者阿香出于对革命的阶级感情，将自己贡献给了革命。如果赵大锤不发生意外；也许日后会与阿香谈及婚嫁？也许不会。按照他那时的命运走向，前程该是远大的，就像军事地图上那个又红又粗的箭头，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带着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到真正的巴黎访问也未可知。　　可是他那个正在畅通无阻的红箭头突然拐了弯。几天之后，赵大锤随同全班战士，惨死在接管的一家银行金库里。赵大锤不知为什么选中金库那一处地方作为当夜安营扎寨之所，命令全班战士在金库宿营。　　战士们关闭金库闸门的时候，并不知道从此再也走不出那个闸门，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他们，最后竟不能将这看似几斤重的闸门开启。　　他们带着惊奇和满足，摩挲着金库光滑、平展的四壁，在经历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多年没有正常睡眠的生活后，这一处四壁光滑、晶亮如镜的大“房子”，于他们是太过惬意的享受，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地躺下，躺下就没再起来。　　直到氧气一点点耗尽，才知道这个一眼到底、无掖无藏的“房子”，充满不动声色的杀机。　　没人知道那几个在淮海战役中冲锋陷阵、随解放大军胜利进入上海的战士，在没有硝烟、绝对安全的金库里，如何在光滑的四壁上绝望地抓挠，也无人听到他们求救的呼声。那呼声该是带着何等华美的恐怖，被铜墙铁壁成倍地反射回他们的耳鼓？　　有人说他们是在缺氧情况下渐渐昏迷，并没有显出特别的痛苦；又有人说他们的军装在窒息中被自己撕扯为条絮，各个肤色黑紫，惨不忍睹……　　不知责任在谁，反正在放下金库闸门之前，没有人对金库进行最后的清场，也没有人对当日进出金库的人员进行必须的清点。　　占领了资产阶级金融阵地的战士们，没有看到贴在墙上的有关警告，即便看到，也未必懂得那警告意味着何等的危险。　　而懂得这些警告的银行旧人，都被赶出了钱两重地。　　这个风光无限的城市，对它的新主人掀起了蒙在身上的一角苫布，稍稍显露了内中深不可测的景物。也没有人告诉这些新主人，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　　胡秉宸此时已是肃反委员会的一名处长，当他接到这个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的报告时，并不知道大别山上用一杆枪杵着他后腰的赵大锤就在其中。　　胡秉宸经历的荒诞不能算少，包括到太行山送情报一节。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赵大锤一班人马死得如此荒诞不经，并认定果然是个反革命案件，为此抓了几个嫌疑人。胡秉宸绝对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能说由于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严酷环境，对事对人过于戒备。在不久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胡秉宸逮捕的嫌疑分子就有二百多人。　　不过他对待潘汉年一案的态度又说明了什么？　　当胡秉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得知，“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作为同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潘汉年不是全无了解的胡秉宸，却对这一决定既无疑惑也无不安，对在共产党秘密工作中屡建奇功的这位首脑人物也无同情。　　所谓奇功，就是在棘手、复杂、危难、紧急程度几为绝顶情况下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化绝望为可能……即便齐天大圣在如此逼仄的刀山剑岭之间周旋，怕也难免失误，何况凡胎肉身？不是说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失误算不算牺牲的一种？尽管胡秉宸听说逮捕潘汉年之前，他所崇敬的陈毅同志曾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呈递了潘汉年对有关疑点的说明，但胡秉宸更相信毛泽东在看了潘汉年的说明后，在说明上留下的御批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做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胡秉宸从这一决定之快速、决断，更判断出此案背景非同寻常。　　此后，政治运动如炼狱之火，一茬又一茬燃遍中国大地。无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他们的肉体，被这炼狱之火无情吞噬，成为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的陪葬。　　在一茬又一茬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中，胡秉宸因了过人的机敏、睿智、严谨，也许还有幸运，从未伤及皮毛，惟独“文化大革命”未能幸免。　　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胡秉宸，看准了什么时机，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将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作为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　　这“温习”就像一部乐曲的主旋律，在每个乐章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像《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　　或许因为他本人就是这疑惑中的一个部分，所以那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共产党内不乏英才、奇才，比胡秉宸更为杰出的人物如山如海，而能像他这样逃过多场政治厄运的却并不多。从这点来说，也不能说胡秉宸的“温习”毫无成效。　　虽然几十年后潘汉年一案终于得到平反，胡秉宸却仍然认为自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获二百多个嫌疑分子是正确的，颇不以为然地说：“……当然潘汉年非常精干，本事不小，唉，像这样的冤案不知有多少，仅胡风一案就牵连了上万人……但无论如何，潘汉年还是右得厉害。镇反运动中我抓了二百多个嫌疑分子，当然里面有‘反共救国军’、工潮中的‘敌工人员’，并不一定都是特务，但是他们拒不交代有过哪些活动，有些还继续活动，甚至拒绝交出枪支……结果这二百多人都让潘汉年放了，上海公安局归他管嘛。他太相信人、太讲感情，敌人给共产党做点儿事，为自己留个后路的情况是有的，但要正确对待。上海解放初期那些审讯特务的人，差不多都是他留用的特务，他觉得这样可以审讯到点子上，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些人是在包庇那些被审讯的特务。这些人可以用，但绝不能放手把全权交给他们，对他们既要使用也要监视。”　　即便到了二十世纪末，当胡秉宸准备把他多年的“温习”辑录成书的时候，也没有对这个传奇人物和他一生的遭遇稍作回顾……　　4　　比之赵大锤一枪撂倒的资深情报交通，胡秉宸可说是运气极佳。他在赵大锤那里遭遇的，不过是一杆杵在后腰上的卡宾枪。　　处分并没有打击挫伤赵大锤对审讯工作的热情，他认真仔细地搜查了胡秉宸，包括从胡秉宸身上扒下来的衣物。除去一盒香烟、几块银元和一些金圆券之外，什么也没有查到。一抹介乎于冷嬉之间的笑意在赵大锤的脸上泛出，他转过头来，像画家欣赏自己一幅不太认真的戏作那样，端详着被他剥个一丝不挂的胡秉宸。　　也不看看你在和谁玩儿！胡秉宸哈哈笑道：“小赵，你检查完了吧？你这家伙不中用啊。把我的香烟盒子拿来，让我告诉你。”赵大锤拿来香烟盒子，胡秉宸慢条斯理地从烟盒里找出一支香烟，将那支香烟剥开，抖净烟丝，里面竟还套着一个细纸卷；再将细纸卷小心翼翼展开，上面是用极细的铅笔密密麻麻写着的情报。胡秉宸仰起头对赵大锤说：“看见了吧，上面的情报共有六十条，写的是国民党部队的驻地和番号。为了和别的烟有所区别，我在这支烟上扎了一个很小的洞。此外，更大、更重要的情况，都在我脑子里装着。”　　赵大锤这才想到，“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说法，可能有些根据。　　“还有一样……你把刚才检查过的袜子拿过来。”胡秉宸放出一个具有表演性质的微笑，变魔术似的从袜子边上摸出一个金戒指。那双袜子赵大锤从上到下捋了几遍，偏偏就没摸到这个金戒指。　　赵大锤觉得被胡秉宸耍了个六够，他哑然转过身去，随之又眼睛一闪……胡秉宸的鞋子还没有搜查！他更加认真地将那鞋子左看右看，似乎在鞋底上发现了重要线索：“你说你走了两三天的路，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怎么鞋底一点不湿？”　　“这双鞋的底于是皮的，所以进屋一会儿就干了。”本可就此完了，但在赵大锤一而再地说不清是戏弄还是寻隙，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尊没长的激发下，深沉如胡秉宸者也难免轻狂起来，挖苦道：“你难道不知道皮子是不大吸水的吗？”原本不时杵一杵胡秉宸的枪杆子，此后也就难舍难分、硬硬地杵在了胡秉宸的后腰上。　　胡秉宸接着又说：“你还得拿张纸来，我得赶紧把脑子里的情报写下来。”这时，赵大锤就更觉得胡秉宸是在发号施令了。　　胡秉宸把存放在脑子里的情报写到纸上以后，就肃下脸子对赵大锤说：“这些军事情报时间性很强，过时就没意义了，你们得赶紧发送到上级机关去。”　　按照过去，所有情报只须记在脑子里就行了，胡秉宸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一九四三年他独自乘船送一支手枪到某个县去。那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线，全线都是国民党特务的地盘，没有一个自己的关系可以接应，除此又没有别的路线可走。　　刚上船就有个农民装扮、手里提只闹钟的人坐在了他的对面，胡秉宸一眼瞟去就觉得在哪儿见过。到底在哪儿？一时说不清。胡秉宸因为工作需要，出入过各色人等的聚会场所。　　国民党要员、名流、金融世家、商贾、骗子、公开或地下的共产党中坚分子、进步人士……此时全往重庆聚集。不过像对面这个人又能在什么场合相遇呢……很可能是在茶馆。胡秉宸想起来了，是在茶馆——茶馆是什么地方？五色杂陈之地。或自得其乐，或买卖生意，或说媒拉纤……茶馆是全体市民的起居室，当然也是地下工作收集大路情报的场所和接头地点。胡秉宸在那里等着和一个不太重要的关系接头。他不时挪动一下竹椅，改变一下椅子的方向，以便观察不同方向的情况。　　在龙门阵的嘈杂声中，一声“开水羼起呃！”突兀地冲进耳膜。他从报纸上抬眼一溜，一位肩上搭着毛巾、腰间系着围裙，约摸三十多岁的茶倌，一边吆喝一边游蛇似的穿过擦鞋的、按摩的、掏耳朵的以及茶桌茶椅来到他的面前，高提着铜壶往他的茶杯里续水，可那一线开水却没有当当正正射进他的茶杯，还没等茶水在杯口上微微隆起就赶紧收住。　　可能是个冒牌的茶倌。胡秉宸身上没有带着文件，联系人也不知他的来龙去脉，除了单线与他联系的上级领导，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　　他索性放下手里的报纸，往竹椅背上一靠，拿起一粒牛肉干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定定地打量那茶倌。　　看得出，那茶倌尚无明确目的，不过在那个地界撒大网而已。　　胡秉宸当机立断离开了茶馆，临走时，那茶倌还在他身后殷勤喊道：“二天再来坐噻！”　　他断定对面的人就是那茶馆，相信茶倌也认出了他。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犯在了对方的手里，可这里是茶倌的地盘。　　一下船那茶倌就跟上了他，胡秉宸脚下一滑钻进了玉米地，弯弯曲曲、拐来拐去，走了一段时间脚下又一滑钻出了玉米地，快速地将蓝外衣翻了一个个儿，再把衣领立起。因为外衣里子是白的，翻个儿之后远远看去就是另一件衣服、另一个人了。走出很远，回头一看，那茶倌还在东张西望地找那穿蓝外衣的人呢。　　他从没怀疑过，冒那么大危险仅仅为的是运送一支手枪，要是七支八支倒也好说。那支手枪又何以重要如此？在胡秉宸的地下工作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多少看起来如此不足道，可说不定就得为它掉脑袋的事情。　　好比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下达了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打开那份密件一看，原来是印发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在即，有多少急迫的事情等着解决，这也是其中之一吗？　　但他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地下工作的纪律就是这样，不让你知道的事你就不能知道，哪怕你为这个不知道的事情掉了脑袋，也还是一个不能知道。　　到了暮年，不知完成多少艰险、包括诸如此类任务的胡秉宸，很少提起自己的丰功伟绩，即便吴为问起也是一笔带过，双目索然，满心怅然，“有什么可说的？当时很要紧的事回头一看，也就那么回事。没有，一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这一次送往大别山的情报之多、之重要，连胡秉宸这样的老交通也颇感责任重大，超乎寻常，担心只用脑子记忆会有差错。　　除了细读强记那些情报之外，睿智如胡秉宸者，不过买了一包银行牌香烟，取出一支剥开，将卷烟纸摊平，用极细的铅笔将情报写在上面，再卷成极紧极紧的纸棍塞进另一支香烟，两头用烟丝填平补齐，然后在香烟上扎了一个小眼儿放回烟盒。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把这支香烟点燃吸掉。　　此外胡秉宸还带了一个金戒指，缝在棉线袜的边沿上，还有一些金圆券和几块“袁大头”。　　不知智者胡秉宸想过没，有，真遇到所谓“紧急情况”，来不及吸掉这支香烟怎么办？用吸烟的办法把情报销毁岂非空谈？　　在二十世纪的诸多战事中，这种极其原始的办法居然被各路特工屡试不爽。相信各路特工对这等老旧手法也了如指掌，可不知为什么不能彼此破获，一任对方将情报一一送达。又不知智商高于常人的特工为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于这套路数几十年如一日。　　不谈西方一个叫做巴登·鲍威尔的人。那种过于学者化的倾向，一八九O年以昆虫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在巴尔干半岛上获取敌方重要情报，并将情报绘制在对蝴蝶的素描上，以蝴蝶脉纹和脉纹上的色块，表示各种不同武器的配置、数量及位置等等；即便对以农业大国著称的中国农民的智慧也没有充分挖掘。比如请哪位老大妈绣双袜底，那五颜六色的花式和针脚就大有文章可做；或是在衣衫边缘地带，用针线隔三差五缝出数目不同的针脚；或内衣上补块补丁，补丁上做出不同的针法……总之彼时彼地还停留在手工业时代，手工业时代是浪漫的时代，是产生故事的时代，没有手工业也就没有人情故事了。如果没有赵大锤对革命的“惟我独忠”，没有他对“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怀疑，哪里还有资深交通情报人员被一枪撂倒的滑稽，或胡秉宸被剥得精光的尴尬以及两次情报的报废？　　对胡秉宸来说，大别山之行最主要的困难不是危险，而是没人知道情报送达的部队在何方，就连下达这一任务的上级机关也不知道。　　即便知道，战争期间部队流动得也非常厉害，今天还在这里，等他到达时或许已经开拔。　　每逢遇到难题，胡秉宸首先想到的是他那些四通八达的亲戚。　　在他投身革命之后，那些亲戚也捎带着一同为他，也就是为革命，做起了大大小小的贡献，包括上海那位节外生枝、胡秉宸为之沉迷一时的表姐。　　为配合这一次任务。泱泱胡家又为他准备了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亲戚，因为工作关系，对各个地域的情况有些了解。胡秉宸果然从他那里得知，共产党部队大致活动在安徽、湖北、河南交界之处，“但是没有固定地区。”亲戚强调说。　　胡秉宸将地图仔细研究，先从水路进入战区，下船之后将沿途所需证件全部销毁，只携带假身份证一个，取道当时的立煌县，直奔霍丘。　　党内风云人物王明的老家就在立煌。过立煌时，辗转于漫漫险途，不知最后能否顺利完成任务的胡秉宸，还有闲想起刘邓大军初到这个地区时的情景。那时战事十分紧迫，邓小平还特意抽时间探望了王明的母亲，并给她老人家留下一些钱。党内围绕王明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以及王明在延安时留给他的印象……这些念头一如水上涟漪，过而无痕，他还得往前赶路呢。直到二十多年后“大革文化命”的狂澜突起，邓小平在其中三落三起，胡秉宸才想起这逝水涟漪。　　霍丘县城内有国民党驻军，胡秉宸只得从县城东面的东湖插过，直往南奔。　　不巧淮河涨了大水，道路全被淹没，天地间灰茫茫的一片。胡秉宸穿一件长衫，走在水中时隐时现、羊肠般的田埂上，长衫下摆随风飘动，远远看过去，真像飘在水上的一缕孤魂。秋风在一片汪洋上推出一波又一波细浪，看久了，不但让人眼晕，脚下还会虚软。　　眼晕腿虚的胡秉宸，最后不得不进入霍丘县南国民党战区。只有通过这个地区，才能到达解放军可能出没的叶家集。胡秉宸心知肚明地钻进了国民党的火力网，成为天地间的惟一猎物，硬着头皮在火力网的笼罩下向南猛走。　　果然碰上一个老百姓叫做“小炮队”的国民党民团，后面只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吊儿郎当的军官，从叶家集方向北来。　　可能一天没有什么收获，好不容易碰上胡秉宸，马上把他当解放军侦察员抓了起来，根据就是胡秉宸身上那件长衫。那时的侦察员差不多都穿长衫，就像胡秉宸用香烟携带情报那样，长衫，也是一个老旧不思改进的道具。　　两百多民团将他团团围住，大呼小叫地问：“干什么的？上哪儿去？”胡秉宸掏出假证件，那些人也不认识字，这个拿去装模作样看一下，那个拿去装模作样看一下，因为他非常镇定，也就不知拿他怎么办。腰上别着一支手枪的军官看到前面队伍乱乱糟糟，走上前来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