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不爱叫，你干吗非让人家叫？我还当不起这个妈呢！”　　真是的，怎么一上来就让她当妈？昨天以前她自己还是个黄花闺女呢。而且她觉得这个孩子阴郁、畏瑟得谁看了都觉得自己亏心有错，不招人欢喜。一旦下了这样的结论，就马上把她从脑子里打发出去，“我得给老太太请安去。”父亲扭头瞅了瞅太阳，都快晌午了，“今天就免了吧，我跟老太太说了，你身上不舒服。”　　她想起自己确实不舒服。夜里炕烧得不好，冷一阵热一阵的。饭食更不好，清汤寡水的，不但让嘴里得不着什么，连肚子里也得不着什么。说得天花乱坠，嫁过来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小姑姐、妯娌叔叔、婆婆全像合计好了，一致对她千好万好，反倒让地觉得藏着什么阴谋。　　院子里东一堆粪、西一堆柴火，也寡薄得不成阵势。这草房呢，还漏顶，以后势必下雨漏雨，刮风漏风，指不定还得从房梁上往下掉老鼠、长虫。　　这时候她看见了小姑姐，就势往丈夫身上一斜，“哎哟哟——”　　“怎么了？”　　叶志清赶紧搀着她的腰。　　“胃不舒服，咱们还是进屋去吧。”叶志清把她扶进屋，搀上炕，她便娇娇滴滴伸出一双大脚。叶志清二把抓住一只，她尖声地颤笑起来，“哎哟，痒死啦……”眼前的女人丑是丑的，但叶志清很满足。秀春她妈从来就不这样笑，连笑也很少。　　他的手不同得顺着脚往上挪，又伸进了裤腿，再往上就游走不动了。他把手退了出来，从裤腰上往下摸。“大白天的……”女人说。　　他不理，没听见似的，闭着眼睛喘粗气。　　10　　秀春的眼睛到底“毒”还是不“毒”，如果到此尚存疑问，那么从另一件事也许可以了悟。　　两年之后，村里伤寒大流行。乡下人，又穷，哪里懂得找大夫吃药？即便有钱找大夫，伤寒在那个时代也是难以治愈的病症。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了，早上还在抬人的人，下午就让人给抬走了。有点钱的人家，请来跳大神的。可是跳大神的昨天还在给别人驱瘟，今天就横倒了。　　继母马上回了娘家，她当然不会带上秀春，连秀春自己的外祖母，也没说接秀春去躲一躲，怎能那样要求一个继母？　　继母从来没有打过、骂过秀春。秀春饿也好、冷也好、挨打也好，都是她自己叔叔婶子叶家人干的，和她有什么关系？　　这样一个继母，应该说是很好的继母了。　　秀春势必染上伤寒。一个先是喝着高梁米醭子，然后又是喝着稀汤往大里长的孩子，不染上伤。寒才叫怪。　　开始，奶奶每天还用小勺喂她点凉开水，——所幸还有凉开水。　　奶奶一边给她喂凉开水，一面对她，也是对自己说：“别怪奶奶不给你找大夫，奶奶哪儿有钱呢？撞吧，撞大运吧，秀春，全靠你自己了，撞吧……”　　奶奶心里也暗存侥幸，姐妹兄弟中惟独秀春活了下来，不是她的命大又是什么？或许命大的秀春也能闯过这一关。　　秀春躺在炕上，凉水喝了一碗又一碗。十几天过去，还是昏昏沉沉，高烧不退。　　到了最后一天，也像墨荷那样昏迷过去，奶奶怎么叫也叫不醒了。当然，也不可能指望奶奶叫她像她在墨荷昏迷时那样叫墨荷。　　叔叔摸了摸她的脉，说：“看样子她是熬不过去了。”　　奶奶摇摇头，叹着气说：“是啊，她命再大也闯不过去这一关了。我早就看出来，墨荷留。小孩子。也好，不如让这孩子找她妈去吧。”　　婶婶说：“到时候了，找件囫囵衣服给她换上吧。”然后也就把她忘了。　　她什么时候有过囫囵的衣服？奶奶把秀春的破棉裤、破棉袄翻出来，拆洗干净，给她准备装囊了。　　墨荷过世后。头一次有人绐秀春拆洗棉裤和棉袄。　　就在秀春昏迷的时候，空中有人对她说：“回来吧。”上哪儿？她没问就摇摇头，说：“不。”　　就好像不用问，她也知道“回来吧”是什么意思。　　那声音又说道：“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　　什么日子？　　她忽然看见浮沉于九霄之下的自己，不过是一挂形销骨立、血气失尽的皮肉，踽踽独行在愁云惨雾之中。她从不知自己是如此的绝望惨淡，便为自己那一挂皮肉哭了起来。　　“这就让你痛哭流涕了？你还没有苦到头儿呢。下面这些话，你可要一字一句听仔细了：再往前走，更是水深火热、枪林弹雨、战乱流离、贫困失所、寄人篱下、惨遭遗弃……”　　当她还愣怔地想像着凡此种种的惨烈时，有人拉起她就往前走。所到之处，无不一片明亮。最后来到一条河边，河水似乎蒸腾着烫人的热气，但那人还是拉着她继续往河里走。　　这时，秀春听到了乐声。不是她在村里听惯的那些乐声，而是来自老赵家那话匣子的乐声。从她第一次听到那话匣子里的乐声起，就觉得那乐声填补了她无望的生活，好像一个渺茫的依托。　　相比之下，这些只具修辞意义、不具物质形态的警戒，可不就太费一个孩子的心思？　　不，她不能随着那人下到那条河里去。她得留在岸上，岸上还有一个她舍不下的依托，——虽然渺茫，虽然无名。　　于是她蹲在地上死挣活挣，再不肯向前走一步。　　那抓在她衣领上的手，还是用力拽着她向前。她听见咝啦一声，她的小袄就从头顶上褪了出去，那小袄随着抓在衣领上的手继续往前、往前，她却留在了岸上。　　对于她那固执于“生”的愿望，这本是一个难得的警告，也是一个幡悟的机会，她本该像她那些兄弟姐妹们一样就此去了，可她就是不肯回头，不肯觉悟。秀春失去了这个最后的机会。　　然后她转身往回跑，直到跌了一跤，醒了过来。这回真是醒来了。偶尔，她也会模模糊糊地想起这些事，总觉得那不过是病中的幻觉。人们说地果然命大，村里凡是染上伤寒的人都死了，只有她是惟一的例外。靠的什么，一碗又一碗的凉开水？　　不！秀春也以为自己果真命大，却不知从，此以后，她得、一步一步，将那一字一句都得听仔细的话，一字一句、一个不落地实现。从炕上起来后，秀春连路都不会走了。　　她那亮丽的头发，掉得一根也不剩，后来虽又长出一些，但已不能和过去相比。　　奶奶把她放到南墙根，“晒晒太阳，暖和暖和吧。”　　她就晒着太阳，晒得昏昏沉沉，睡了一觉又一觉。　　人说“不死掉层皮”，在太阳底下睡醒以后，她就敞开小棉袄揭自己身上的皮，一揭一大张，一揭一大张。旧皮又黑又皴，新皮干干净净，白白嫩嫩。她觉得那些旧皮，就是拽着她的衣服领子，要她跟着下河的人从她头顶褪去的小袄。　　奶奶还给她做了一碗酸菜白面疙瘩汤。除了在外祖父的丧宴上，那是她自出生以来也没吃过的美食。她甚至想，就为这碗面疙瘩汤，宁愿再出生人死地病一场。　　11　　现在就可以明白，叶莲子后来一次又一次地错过那些可能改变她命运的机遇，可以说是对她那“生”的固执的惩罚。二十世纪已然翻过；女人的生存花样不断翻新，遗憾的是本质依旧。所谓流行的尚，不过是周而复始地抖搂箱子底。二十世纪初的女人与现时女人相比，这一个天地未必更窄，那一个天地未必更宽。　　秀春虽不能像有些女人那样幸运，参加选美、上大学、办女报……尽数时代风流，电不能做秘书、招待、工人、演员、二奶、作家等等地自谋生路，更没有可能尝试跳舞、唱歌、骑马、游泳、演讲、玩票等等，书写一段上层仕女人生享乐图。但机会总是有的。　　秀春听了奶奶的劝告，跟着父亲和继母到了锦州。　　临走前．她到小山冈上去了。站在山冈上，看着山脚下的家，不能相信装着她许多委屈的茅草房，转眼就要看不见了。　　她和小鸟说；了话，也跟枫树说了话，它们无…不用耐心的倾听抚慰过她，也跟蘑菇、野菜。山梨、山里红、野葡萄们说了话，它们无一不支撑过她饥饿难熬的日子。　　又来到猪圈鸡圈，对她的伙伴猪和鸡们说：“我走了，谁给你们割猪草，谁来喂你们、放你们呢？……”　　地也舍不得爷爷，过年时节，爷爷从没忘记过她那半块与别人同等待遇的豆腐乳。　　还有那片庄稼地和村东村北的小河。每当庄稼收割后，地都在那地里捡过庄稼和毛豆……这么小的一个人，一捡就是一大担，供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堂兄弟们吃了不少日子，叔叔也因此少打她好几顿……她还在村东村北的小河里抓过小鱼和青蛙，用火烧了吃，夏天和村里的姑娘媳妇们在河里洗过澡，冬天在冰冻的河面上打过冰出溜……　　最后来到西河沿，跪在妈妈的小坟头前，烧了纸又烧了香：“妈，我走了，以后，淮还能来给你烧把纸，上炷香呢？”　　什么事到了她这里，部变得得太容易。　　到锦州以后，地上了小学；并在一个女同学的启发下，开始列教堂做礼拜，那不也是逃避嫌弃的好去处？　　她十指交叉跪在主的面前，管风琴的声音，为她制造了许多记忆里并没有多少储存的母爱。那爱如和暖的风，从教堂的拱顶吹拂下来，于是她有了皈依宗教、发愿当修女的打算。如果她能如愿以偿，那真是她这一生最好的出路。　　就在她和那位闺中好友商定，第二天去教堂发愿当修女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她们甚至没有来得及重新五十万东北军一起，在蒋介石不得抵抗的命令下退驻关内，汇人中国人历时十多年的大逃亡苦旅。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多少中国人被拖出可能拥有的、一份安分守己的人生，被逐上往蹇来连的人生苦旅？这种祸害，可能比日本人烧杀掳掠的罪行还要深重得多。　　在日后诸多日本侵华战争的回忆录中，人们大多记录了日本在中国烧杀掳掠的罪行，却不曾有人清算他们在这方面的罪恶，怕是深重到罄竹难书的地步？　　离开锦州时，叶莲子曾回首眺望教堂那一处鹤立鸡群的高地。教堂的尖顶上有一抹黑云断续飘移，如一缕不祥的黑纱，又像在天空中画下的一串，尚未了结的删节号。　　从锦州逃到北平后，叶莲子继续读着小学，上学的路上，曾被一名“星探”看中。叶志清可以嫖窑子，但是绝对不能容忍女儿当戏子。　　从那以后，她知道了自己还有“美丽”这么一笔财富。当顾秋水将她和吴为置于无以为生的境地之后，她满可以用这笔财富，为她和吴为换取一个足以温饱的生活，但是她的价值观念过于落后，从未加以开发利用。　　所以她们陷落无以为生的境地，不能完全归罪于顾秋水的不仁不义。　　以后，叶莲子还将多次面临与机遇失之交臂的局面。第五章　　　1　　如果仅仅是叶莲子自己固执于“生”的愿望倒也罢了，她的命运或好或坏和吴为并无干系，可她偏偏又固执地生下吴为。根本忘记了在那场伤寒症里，那番一字一句都得听仔细的话，又是新婚燕尔，彻底放松了警惕，更没有想到那一番话的渗透力和辐射力。　　其实叶莲子在聆听那番警戒的时候，还未形成一丝气蕴的吴为就同时在场，不但心领神会地接受了那番警戒，也被那番警戒吓得魂飞魄散；这可能就是她后来胆小如鼠的渊源？　　所以当吴为作为一团橙黄色的——善于用颜色来解释人性某些方面的人，不知道能否回答为什么是橙黄而不是其他颜色——光晕，被驱人间的时候，实非所愿、可是她被一条隧道紧紧地裹挟着、推挤着，把她向那不管她愿意不愿意，不管她准备好或是没准备好，她都得没有退路地往那艰险、奸诈、想死也死不了、偏偏让她熬够该受的一切，才饶她一死的地界赶去。　　为此她把嗓子都喊破了，“不，不，我不愿意到那个世界上去！我不愿意到那个世界上去。　　所以吴为的嗓音生下来就很沙哑，——虽则人们现在说这种嗓音很性感。　　她的十个指甲，死死抠住那隧道之壁，生怕再往前去；就会一脚踏进深渊。　　她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出生以后，果然常有濒临悬崖之感。所以叶莲子后来动辄血流如注并始终医治不好，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连医生也说不清楚。　　在她们流落零孤村的日子里，叶莲子几乎为此丧命。　　她的心中，充满被胁迫舶悲愤和疑惑。　　这一条黑暗的隧道，就是过去通向未来的惟一渠道？　　过去从哪里开始？未来又从哪里算起？……　　何为未来？何又为过去？……　　她为什么非要从这里穿过？……　　她那时就悟到，人生的每一阶段、每一转折，不过就是面对抽签无法回避的踌躇和选择，而所谓人生，也不过就是按着签上的谶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她第一把偏偏就抽上这样一签，生命伊始，就被这种不可解的问题牢牢套住。吴为在“往生”之路上的胡思乱想，早早显示了她那不安分的天性。　　随着天崩地裂的轰鸣，那隧道越来越加窄小，将她凝聚、挤压、钳制，干缩得再也没有一毫多余，再也无缝可钻、可逃、可迂回……逼得她狠狠地想，一旦冲出这条隧道，她就得裂变；反抗、奔突，管它三七二十一地说干就干，就得浑不论，就永无反悔，或想反悔也反悔不得，或无从反悔……她害怕，她害怕呀！　　……叶莲子还是血淋淋地把她生了下来。所以她的第一声啼哭里，全是不得不到世上来走一遭韵无奈和穷于应付。　　和后来的禅月截然不同。禅月有生以来的第一嗓子就很有主意，理直气壮，就像对世界的宣告：谁也别想拿捏我！　　吴为的亮相也极其不雅、不吉，脑顶很尖，颅骨锥长，脸色乌青，很像某出京剧里的那个“无常”。后来又渐渐看出，还有一双见棱见角的大招风耳，一双愣怔的小对眼。这双愣怔不已的小对眼，出生伊始就对这繁杂的世界显出无力招架的败势。只有饱满的天庭，显出些许的飘逸、明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叶莲子日后将为固执地生下吴为付出的何止是操劳、操心，简直是丢人现眼，任人指着脊梁唾骂……如果她能预料结果竟是如此，还会那么固执己见吗？　　吴为在“往生”之路上的折腾，让叶莲子再次为她那“生”的固执，尝到了天罚的滋味。和吴为的搏斗之苦，也让她想起了因生育辞世的墨荷，她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生育。　　如果她能璜知这样孤注一掷地把全部母爱押在吴为一个人身上，将给她和吴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许就不会如此轻率。　　尔后，吴为也把她全部的爱押在了叶莲子身上，比叶莲子更甚的是，若不如此就是罪孽深重。　　这就使她们无法精通、掌握那爱的分寸——既不过分沉重成为压力，又能给人一份恰如其分的需要。　　特别在叶莲子晚年，已经不必为“活”费尽心力，她对这份爱的依赖就更为炽烈。　　要是她们的爱，能有更多的分流渠道，对她和吴为无疑都是幸事。吴为和叶莲子的那场较量与搏斗，整整进行了一天一夜，几乎使她们同归于尽。　　如果那时她们同归于尿，不论对她或是对叶莲子，肯定都是最佳选择。吴为非常、非常后悔没有坚持到底，关键时刻心一软改变了主意，让那一场胜利在望的折腾前功尽弃。　　在那场较量和搏斗中，有那么一会儿，顾秋水跪在叶莲子身边，把着她的手，流着眼泪对她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再也不娶了。”　　虽然一年之后，顾秋水便在延安与一位革命女青年投人了一场因上级领导干涉而不得不告终的恋爱，但也不应怀疑他这几滴眼泪的真实性。　　对于男人的信誓，叶家上两代女人的态度很不成熟，时而门户大开，时而戒备森严，总在两极之间摆动。其实在相当多的时候，男人的誓言真实可信，只是承诺的百分点不很理想，——又何止是男人，吴为把胡秉宸视为神明的崇拜又持续了多久？　　那时的以及后来的顾秋水，一直是个容易落泪的男人，不像胡秉宸，那才是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典范，吴为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眼泪。即便是鳄鱼，也还有“鳄鱼的眼泪”一说，而胡秉宸哪怕是“鳄鱼的眼泪”也不会有，更不要说不是“鳄鱼的眼泪”。虽然他在给吴为的情书里多次说到他的眼泪，可那不是情书？眼泪展现、拉开了顾秋水和胡秉宸不仅在文明的教化以及家庭背景方面的距离，让人很难在这个没有文化的木匠儿子和这个世家子弟之间做个定夺，顾秋水和胡秉宸行为处事的分野，绝不止于眼泪。　　一九三二年，一一二师从河北霸县开拔下花园之前，上尉顾秋水有个朋友在师部当军需，因为赌博欠了军饷。顾秋水认为，不管朋友犯了什么案，解救朋友于危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很江湖的毛病，日后不折不扣地传给了吴为。　　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有幸遇到一个更江湖的人，算是三生有幸。那更江湖的人，就得替不那么江湖的人担待什么。　　约上另一位朋友，于月黑风高之夜贸然潜入县城。这两个等级不算很低的军官，事前未作稍许调查，寻遍县城的深宅大产，决定不了从何人手。顾秋水的军用蓝色帆布雨衣下，还罩着一件深蓝格子的薄呢夹大衣，认为这样有利于掩蔽，这个说辞相当可疑，还不如说是对北平上海那些盛极一时、半生不热文明戏的一场模仿秀，其实顾秋水也就是文明戏水准，叶莲子是锗把杭州作汴州了。　　犹豫再三，他们进了一家中药铺，打算向老板”借”钱。　　掌柜的一眼看出，这两个“借”钱的人和土匪打劫不大相同，面孔白皙又不够凶狠，枪倒是瞄着的，就是不给钱也未必行凶杀人，决定采取苦肉计，一味倒苦水：“长官，您二位当我们赚钱哪？您就看到我们卖一棵参多少多少钱了，您知道为这一棵参我们得访多少年？深山老林，冰大雪地，吃没吃、住没住的，有人一辈子也不见其访得一棵，更有人掉在山涧里把命部赔上了？这访来的参，您算算得值多少钱？我们这点儿转手钱又有多少可赚？……您再看看这些药，哪味是咱们这个地界产的？还不都得从外头往这儿贩？您算算这路费、运费、店费……要是路上碰见个土匪什么的……”　　掌柜的说到“土匪”二字停了下来。　　顾秋水脸上就有些热，觉得那家药店铺面的确不够大、看着顾秋水握着的枪口渐渐下垂，掌柜的更加诚恳，“眼下小店只有现款九十多块……”　　“别的钱放哪儿了？”掌柜的两手一摊，“再投有了。”　　这两个手里拿着枪，不管打胜还是打败，到底算是打过仗的军官，面对那几个手无寸铁的掌柜和店员，却感到分身无术，无法到柜上搜检。　　偏偏这时顾秋水一脚踩进地板缝，他一拔脚，——脚是拔出米了，那双和夹大衣交相辉映的靴子却卡在了地板缝里。他想糟了，这一趟不但“借”不上钱，还可能脱不了身，不过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一到这种境地，不是后悔就是对朋友心生赚弃，只是筹划如何脱离险境。　　颐秋水到底算个男人，临危不惧地对店里人说：“看什么看，转过脸去，都给我转过脸去。讨着墙！”一面不着形迹地扭动靴子。一面和掌柜的继续谈判，直到把靴子从地板缝里拔出采，“照你这么说，是一钱不赚了。一钱不赚你还做这个买卖干什么？”　　掌柜的说：“不赚是假话。赚，赚。可……不过是凑合着把一家老小养活了。”接着豁出去了，“这样吧，我这里还备有几个给父亲买棺材的钱，老人嘛，上了年纪，没几年活头儿了，备个棺材，是晚辈最后孝敬老人的一个机会。您二位要是不嫌少，就拿大用？”晦气下晦气，自己掂量吧，仗义不仗义，就看道行了。　　在老江湖的光辉照耀下，顾秋水就成了小江湖，果然觉得不论从哪方向来说，这笔钱部实在“借”不得。便向同伴使了个眼色，说：“我们也是实在没法子才找你借钱，既然如此，也不能让你为难。我们就先带上这九十块，日后一定归还。咱们后拊有期。掌柜的点头哈腰送朋友似韵把他们送出门，他们的身影刚刚隐没在夜色里；便三脚两脚跑回楼上，又惊、又怕、又奸诈地笑着，想：这两个笨蛋，八成儿是头一回干这个买卖！　　他料定这两个人是东北军的，义知道东北军纪律很严。抢劫，强奸作枪毙不可，便差人连夜赶别师部报案。幸亏部队已经开拔，不然他们很可能被枪毙。　　循规蹈矩的叶莲子，不知是什么心理，对这一打劫事件不但没有微词，反倒常常向吴为提起。　　比起胡秉宸参加革命，顾秋水投身行伍，只能足一个小于无路可走，只好投奔梁山的老套子。　　读初中时因为学校离家较远，顾秋水就在学校住宿。有个星期大早上，他坐在炕上修脚，准备修完脚就回家。　　他要是不修脚，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事。　　两个同学打了起来，一个姓顾，家里在街上开小铺，一个姓崔，是个人高马大的乡下人。　　那形势，绝对是姓崔的打姓顾的。　　事后他一再回想他们打架的原因，因为这与他毫不相干的一架，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可以说是“一架定乾坤”。可是他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也就算了，好比他自己也常常打架，一个年轻轻的男人，特别是东北汉子，打架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那两个人先从屋子东头打到屋子西头，又从屋子西头打到屋子东头、顾秋水哼着小曲，井水不犯河水地修他的脚。可是偶一抬头，看到姓顾的招架不住了，突然犯了男人打架不兴劝的规矩，说：”别打了，别打了。”　　姓崔的说：“你也姓顾，就向着他是不是？”他说：“这叫什么活？甭管我姓什么，你不能打人。”　　姓崔的抡起右手就给了顾秋水一个耳光，又抡起左手打算左右开弓。这一巴掌还没抡下来，就让顾秋水一把逮住，他右手还拿着修脚的刀子，随手就在姓崔的左手上来了两刀，不知道那两刀拉在了什么地方，血就居然呼呼往外冒。照理说手上挨两刀真没什么大不了，况且是修脚刀，而不是宰牲口的刀。　　姓崔的如果拿点牙粉抹抹也就没事了，可是乡下人对血有一种特别的恐怖，骁勇善战的崔某鬼哭狼嚎地叫了起来，那一声声惨叫，惊动了老师。　　第二天姓崔的全家都来了，非要看看“凶手”。他们把身穿学生制服。腰上扎条皮带、头上戴顶小帽的顾秋水从座位上叫了起来，倒像很赏识他的样子，说：“这小子还挺神气。”又问姓崔的学生，“要不要把这小于送到警察局？”　　姓崔的学生还不错，说：“不用。”同学们也纷纷为顾秋水说情，责任不在顾秋水。　　顾秋水的爹，赔偿了他们几块钱医药费。当事人都以为事情已经了结，学校却把他开除了。　　被开除的那一天，顾姓同学刚好接到哥哥一封来信，哥哥在东北军教导队当排长，信中还附有照片一张。二十世纪初照相是个时尚的消费，顾秋水拿着那张照片左看右看，对那个穿军装的人兴趣不大，却被那套军装镇住。那套穿在别人身上威风凛凛的军装，好像替他出了一口窝囊气，马上决定到教导队当兵去。　　顾秋水既然为姓顾的同学开除了学籍，姓顾的同学也不能负义，两人一合计，偷偷雇了辆小驴车，一大早先把行李从校墙上扔出去，然后只身走出了校门。　　走了两天才到沈阳，同学的哥哥给了他们一点钱，找了个小店让他们住下。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姓顾的同学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我们家不能两个儿广部当兵。再说凭我的功课，报考第二工科学校不成问题；我不想去教导队了，你去吧，我哥哥一会关照你的。”　　顾秋水只好叫了辆马车，把行李拉上去了北大营，也没经过考试，就人教导队当了学员兵，学员兵只要个头够高就行。　　那一年他十六岁。一个躁动的十六岁青年，在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尚未受到限制批判时，本有多种选样的可能，可是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木匠父亲和那个“窝里横”的母亲，哪一个具备为他指点前程的远大目光？他只好在十六岁就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为军阀混战卖命，而不是为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刚刚人伍，就赶上平叛郭松龄一战。准星还对不准目标，一到打靶科目顶多擦个五环边的顾秋水，那一战中险些丧命。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倒戈反奉，张学良虽从秦皇岛得以脱身返回沈阳，但东北军最精锐的十万官兵，几乎全集中在郭部。他只好临阵收集队伍，讲武堂教导队自然是他的首选，选上的学员兵编成三个营，每营四个连，顾秋水在第一连充当上等兵。队伍拉到拒流河，堵截郭松龄。由于日本势力的参与以及举事者各怀心机，致使郭松龄功败垂成，败走拒流河。　　顾秋水跟在溃不成军的郭松龄部后面猛追，跑着跑着，脑袋突然一凉，就像哪里飞来一片横刀，齐刷刷沿着他的发际片去了他的天灵盖。伸手一摸，原来是一颗子弹打飞了帽子。　　他站在雪地里，再也跑不动了，后面跑来一个老兵，弯腰从一个死去的战士头上摘了一顶帽子给他。他说：“我不要。”　　老兵说：“要是没有那顶帽子，你的小命儿早就没啦！”　　他不是害怕那死去的战士，他是害怕从死人头上摘下的那顶帽子。　　拒流河一战；让顾秋水第一次尝到了寒心的滋味。虽然他也说不清寒心什么。作为一名士兵，血雨腥风算不了什么，可是距离不到十米，枪毙一名他曾经尊敬或是相熟的人，到底意绪难平。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枪毙人，与倒在战斗血泊中的死亡截然不同。何况郭松龄是讲武堂人见人敬的教官，而旅参谋长刚才还在发号施令。　　军队平叛胜利，从热河撤回沈阳，队伍里开始有人抢劫。当时还是旅长的包天剑，在旅部看到一双气度不凡的军靴，这双流落于乱兵之手的军靴，不肯流俗地矜持着昔日的光彩，让人不得不另跟看待。他问道：“这是谁的军靴？”　　有人回答说：“是……是旅参谋长的。”　　他用马鞭敲敲那双靴子，说：“旅参谋长不会有这种靴子，去把旅参谋长给我请来。”　　东北军一旦编为正式军队而不再是“胡子”后，就设立了宪兵队监督军纪，每天有一班人在城里巡逻，枪上上着刺刀，手里拿着令旗和一头黑一头红的“红黑军棍”，遇到军人违反纪律就抓起来，，小错当街打一顿，如是强奸、抢劫，马上就地枪决。和国民党、日本人专门用来抓共产党的宪兵队不大一样。　　曾经的东北军，实在想建成一支好军队。　　底下人看出情况不妙，劝说道：“旅参谋长跟随老师长多年，打一顿军棍算了。”老师长就是包天剑的父亲包老太爷。　　包天剑说：“跟随老师长多年也不行。”　　先让战士把旅参谋长拉出去打了五十军棍，最后还是没能免去那一颗要命的枪子儿。　　参谋长到底是绿林出身的汉子，二话不说站在挖好的坑前，一枪过去，黑影一闪，人就没了。刚才还在军棍底下，死去活来、皮开肉绽、乱弹乱颤的屁股，马上松弛地摊展开来，静享着一份有靴子帧、没靴子也好的宁静。　　与上将军张作霖及其他东北军的元老不同，对参加过拒流河一战的士兵来说，最为震惊的不是郭松龄倒戈或张家军平叛胜利，而是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　　喜欢读书的顾秋水，虽因无人指点读得非常杂乱，但基本上还能分辨是非。他景仰这位参加过同盟会和五四运动，投身辛亥革命又为振兴东北军出过大力，倡办讲武堂以提高东北军素质的郭松龄；不胜惋惜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军阀专政，主张消灭军阀混战，寻找民主政治途径的一场梦就这样破灭了。他依靠张家旧军队来实现这个梦想的路子，不是玩笑又是什么？　　早就怀有篡权野心的总参谋长杨宇霆，一直把郭松龄视为篡权阻力，在郭松龄夫妇被捕后生怕情况有变，不等将他们夫妇押送沈阳听候张学良处置，立即下令就地枪决。不管郭松龄夫妇信奉什么政治主张，与所有为理想献身的人一样，死得很是英勇。他们没有高呼什么口号，那无声的从容，是一个军人最为倾心的视死如归。　　行刑时，顾秋水与他们相距不过十米，他看见拿过燕京大学毕业文凭的郭夫人，中弹后拼却最后一点力气，爬到郭松龄身旁牵住他的手，咽下最后一口气，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他也以为，这一乎叛事件，随着郭夫人咽下的最后这口气落下了帷幕。　　没想到郭夫人在流尽最后一滴血，人人以为她的生命已然了结之后，突然又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　　在军阀队伍里当兵的顾秋水，难免不沾上兵痞的习性，面对此情此景，头一次思考一个兵痞不大会考的问题：是什么力量使一个生命已然了结的女人，又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顾秋水还得知，在乎叛的庆功宴上，张学良和所有赴宴的老将们一一碰杯，对他们在这一场兵戎相见的叛乱中对张家军的支持表示安抚和感谢，却越过在这次子叛中立了大功，正向他举杯的杨宇霆，既没有给杨宇霆敬酒，也没有喝杨宇霆的敬酒。郭松龄迫走滦州、起兵倒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这个得宠于张作霖，实行军阀专政、吞蚀军饷、贻误战机、图谋不轨、腐败军风的杨宇霆，可能是个关键。　　杨宇霆的那杯酒，无颜回旋地停滞在半空。沉醉在乎叛功绩中的杨宇霆，却没有嗅到那杯里的酒香顷刻之间发出了血腥。　　对叛将郭松龄，张学良一直难于以仇相向，反倒因失去这一员与他共创新式军队的爱将耿耿于怀。他保住了起兵倒戈的所余将土，正是这些人，在东北军进关后以及在西安事变中，成为他依靠的骨干。　　这小小的广杯酒，预示了差不多四年后，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杨字霆将被张学良处决的前景。处决这个上将军张作霖的重臣，文章做在“篡权”，此外没有透露更为详细的缘由。只有张学良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也可以说他是死在郭松龄的手中”，让人们想起四年前，郭松龄被“就地枪决”的往事。同样，这小小的一杯酒，性格即命运地预示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悲剧结局。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后，顾秋水独自来到冰天雪地的拒流河旁，举头向天，号啕一场，虽然他也说不清他号啕的是什么。　　健忘是人类一个令人伤感的弱点，到二十世纪，更发展到不堪言说的地步。而顾秋水直到晚年，还清晰记得这个生命已然了结的女人，突然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的情景。　　回想起一生见识过的三教九流，这个女人的死才真正让他钦佩。难怪戎马倥偬的他，对没经过流血洗礼、没见过人头落地的胡秉宸嗤之以鼻。　　他和胡秉宸曾有一面之缘。　　那一次会面很不投契。胡秉宸几乎没有平视一个男人或与人成为知心的记录，这并不完全与他长年的地下生涯有关。与历史关系久如胥德章者，二人之间也不过是“见面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不像吴为，因为轻信，无数次被人欺骗，但也正是如此，反倒落下几个无心不可交的朋友。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短短一天里，兜着圈子，回首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一些经历。毕竟他们都老了，人一老，就难逃怀旧的情结。　　即使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又有多少能像他们那样，记得，并参与过那个世纪的一些大事？　　特别胡秉宸，还有一部巨著正在撰写，他需要丰富，核对，验证。　　他们发现，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和地点，他们差不多总是擦肩而过。比如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延安，四十年代的重庆、天津等地，如两条交叉线，而不是平行线。　　只是在谈到东北军的覆灭和张学良将军的时候，才算有了一个契合点——　　“……西安事变时，我们在西安押着蒋介石的一百多架飞机，南京的政府大员也都在西安，如果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就可以用这些为条件进行谈判，不放张学良就杀掉这些人质。南京方面即使来轰炸也无法下手，它的政府等于全在西安……可是王以哲这些人却主张放了蒋介石。”　　“王以哲的主张也许和我们党当时的政策有关……不是我们不想杀蒋介石，可他那时还有那时的用处，至少可以镇住各方军阀，如果把他杀了就会天下大乱，对抗战、对我们党反而不利，那时我们只剩下三万多人……”胡秉宸如是说。　　“不过当时东北军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人在国民党西安党部地下室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个文件，从文件上看，国民党似乎用六十万块钱，收买了王以哲、何柱国，所以他们出卖了东北军，力主释放蒋介石，释放扣押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要员，还有那一…百多架飞机。反对释放蒋介石的应得田、孙铭九这才会杀王以哲。后来又说那个文件是国民党做的一个扣儿，假的，应得田和孙铭九上了当。有个叫刘多权的，是王以哲的人，王以哲被杀以后，他带兵进西安城抓应得田和孙铭九，他们两个人得知这个消息，跑了。只抓到他们丰下的一个连长，披刘多权在王以哲前开了膛，祭奠王以哲。不过东北军当时五六个军自相残杀，那个文件也可能是有人造出来作为内江的借口，可是共产党不相信应得田也是真的。他后来的下场也很惨……抗战胜利和解放以后，我和他都有过接触……”　　胡秉宸似乎事不关己地说：“你说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在一个动荡、多头政治势力争夺天下的局面下，什么事都会有人拿来做文章。再说相信不相信，现在看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想起在延安时，有个四方面军的干部和他关系不错，冬季长夜，又没有什么叮以消遣，两人常常围着火盆聊天，那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止一次对他说：“长征的时候，以一方面军为主的部队走的是右路，沿途有老百姓……以四方面军为主的部队走的是左路，那才真是艰苦呢。过草地的时候，我们走的也是草地中间，那是最不好走的地区……与右路军会师之前，我们每个人还织了一件毛衣送给他们，表示我们的欢迎，可是后来，四方面军太惨了……”　　据胡秉宸所知，即使毛泽东不吃掉张国焘，张国焘也要吃掉毛泽东；毛泽东的一方面军到达延安与四方面军会师时只剩下八干多人，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有两万多，他的确看不起穿得破破烂烂的一方面军，总在打听一方面军到底有多少人。　　毛泽东呢？就像老百姓说的，即便老虎打盹儿，也还睁着一只眼。　　那么张学良被各种政治势力“各取所需”，不是很正常吗？　　好比日后已经澄清，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没有和电影明星胡蝶跳舞，且有堵多当事人的证明资料见诸文字，可直到现在不是还有人这样说？在这种区区小事上，还要用张学良来开开心，更不要说到别的-有多少人会对事实较真并为他人的名誉负责？顾秋水说：“张学良真不如他爹，他干的这些事他爹绝一不会千。一定不会放蒋介石而是把他杀了，就是不杀也不会送他回南京，更不会听蒋介石那一套，‘九一八’让他不抵抗他就不抵抗，白白丢丁东北的地盘，落下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张作霖不过土匪出身，比没什么文化，可是很有手段，东北那么多土匪全让他搞过来了，其中三股土匪比他势力还强。　　“日本人在东北那么整他，他也没有屈服。是啊，你说得对，他是和日本人订了好多条约．修铁路什么的，但都是口头上的事，实际上什么也不做。在北平自封安国军人元帅，让孙传芳打败以后想回东北，可是日本人不让他回，让他在北平撑着，宁肯给他钱，绐他军队和武器，必要时候还答应出兵。他看出日本人想让他在北平搞南北分裂，因为南方是美国人支持的蒋介石……哪个军阀没有围际势力做后台？他不干，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才把他暗杀了。”　　胡秉宸说：“美国也不是不想把蒋介石搞下去，另外扶植一支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治势力，可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四大家族里也没有。”　　“李济深也有替代蒋介石的野心，当时很有实力，和东北军的关系相当密切，反正大家都反蒋介石嘛。一九四三年我们都在桂林，他曾委派我到北平、天津，联络北方的军阀势力，通过封锁线的时候，真是危险极了……还想拉拢阎锡山反蒋，可是阎锡山很狡猾，是个两面派，西巡事变前他表示支持张学良，事到临头就变了。”“这些王八蛋没有一个好东西！”胡秉宸突然不着边际地骂了一句。　　“想想真好笑。一九四四年，我跟随邹可仁从重庆辗转潜入北平、天津敌伪区活动，把吴为和她母亲也扔在了宝鸡……”胡秉宸剜了顾秋水一眼，几乎把他的骨头剜了出来。　　顾秋水怎能感觉不到这一剜之痛？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一个胜利者面前历数自己的火败。不管现在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胡秉宸只能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胜利者。　　许许多多的往事，没有，-件堪以自慰。　　要是知道几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何必离开宝鸡，何必折腾，又何必把叶莲子母女扔在陕西？他们这个家也许就会保留下来。虽然二十多年后他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时，叶莲子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她早巳原谅了他。但想起过往的一切，还是不能无动于衷，要是叶莲子日后荣华富贵倒也罢了。她怎么就不能再嫁……个富有的人？　　想到这里他又有点恨她，她这不是成心让他把十字架背到底吗？　　叶莲子不但原谅了他，还让吴为以独生子女为由，把劳改后留在外省的顾秋水弄回条件较好的北京，被吴为一句恶毒的“让他在那里慢慢受用吧！”顶撞回来。奇怪的是，当吴为把顾秋水用过的一个茶杯，放在叫‘莲子骨灰盒前的时候，那杯子却无缘无故自己从桌子上跌了下来，喀嚓一声，在地上摔得粉碎。　　不能说邹可仁抗日爱国之说全是空话。九一八事变后，如他这种家世的人．确为抗日献出厂极大的人力、财力，甚至为此冒过极大的风险，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们最后的目的，则是恢复在东北的家族势力。潜入内地，开展抗日地下活动云云，亦然如是。有点像是东北人常说的“舍不下孩子套不住狼”。　　不过这也不值得胡秉宸那样犀利地剜顾秋水一眼，试看当时天下各派政治势力举出的旗帜，哪一面不是光辉灿烂？而那么多光辉灿烂的旗帜下，又有多少不便写在旗帜上的目的……正在撰写一部大书的胡秉宸，对此本应了然于心。　　政治市场本就不易把握，与股票市场似有触类旁通之处。又加动荡时代的激活，景况更是扑朔迷离。连伟大长征都难免带有偶然的意味，更不要说这样一批旧式人物，如何能针对时局，制定出一套雄谋大略？　　“骑驴看唱本儿”，于他们是最贴切不过的说法。　　所以他们自重庆出发后，走一路也没详细研究过未来的目的和所谓开展抗日活动的计划。对于颐秋水的妻室，邹可仁说到了宝鸡之后是否可以安排还不知道，如果安排不了．只好跟着去天津。　　离开宝鸡之前，邹可仁为顾秋水引见了陆先生。　　陆先生是“工合”创始人之一，东北同乡，和张学良的关系也不错，陆家兄弟在西安事变中还起过一些作用，算是“同志”了吧。他答应帮忙，说是找到工作更好，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叶莲子和吴为的一口饭吃。　　其实陆先生还不如说他负不了这个责任，还是请叶莲子跟着丈夫走人。　　陆先生答应帮忙，也不过是口头上的一句话，靠得住吗？后来证明，这个应承是靠不住的。　　就是靠不住，顾秋水也不往深里想了，不往深里想就等于不存在。自欺欺人地安慰着自己的良心——陆先生答应帮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