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万万想不到，第三个月，麻烦就来了。　　听组织的就离婚　　是一天下午，黄依依突然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很久才接她的话，而说的只是一句废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就这意思，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我说：“你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她说：“不是。”　　我说：“那就怪了，你怎么突然有这想法？”　　她说：“我受不了他天天回去陪老婆。”　　我说：“就为这个？那我跟张国庆说说，让他少回家不就行了，何必结婚呢？”　　她说：“不，我要结婚。”说得很平静，又坚决，显然是经过深思的。　　我责怪她：“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她说：“现在是现在，当初是当初，反正我要跟他结婚，你叫他离婚吧。”　　说罢掉头就走，我喊都喊不住。　　她走后，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好像是被这突然的事吓傻了似的。事情说来是有点荒唐，她要结婚，不跟张国庆去说，却跑来跟我说，好像这是我下给她的任务似的。但荒唐归荒唐，我还不能不管，虽然这说起来不是什么工作，但归根到底，就是工作。因为，我知道她这人的脾气，你不顺着她来，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来个不吃不喝，压上三天床板，我急得要跳起来。她是天使，我是凡人，没办法的，只有顺着她来。就这样，我找到张国庆，把事情先问了，然后又说了，最后要他表个态。　　张国庆倒说得干脆：听组织的。　　听组织的就离。　　就这样离了。　　其实，不听组织的也得离，事情就这样的，没有回旋余地。余地都在天使那边。天使正在用不停地破译一部部密码这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她越发像个天使，我们只有越发地跟着她跑，而且坚信跟着她跑，不会吃亏的。　　那边才离，这边就结了，心情之急，做事之不讲究，不避讳，像是两个世事不谙的小年轻。婚礼很简单，他们处里的人，加上我，聚在一起，在单位食堂摆了两桌，完了又去新房坐了坐，吃了点儿糖果，道了点儿祝愿，算闹了洞房，天地作证了。就在闹洞房之际，黄依依几次啊啊的干呕不止，让所有过来人都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她已有身孕！　　至此，黄依依为什么这么急地要同张国庆结婚，不言而喻。但无人想得到，在这个表面的原因之下，其实还藏着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秘密。原来，黄依依虽然结过两次婚，而与她有过云雨之事的男人肯定更多，就我所知——那一沓告状信！我想，至少在两位数之上吧。但是，这么多男人，这么长时间，黄依依却从未有过喜——或者有过忧。这是她第一次怀孕！连黄依依自己都感到神秘，这么多男人，惟独张国庆才为她“开天辟地”，而且似乎还不是开始就灵验，而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磨合、等待，好像她的生育机制里上着一把神秘的锁，只有张国庆才能慢慢打开。　　这确实让人感到神秘，神秘得似乎只有用神秘的缘分来理解，来接受。既然这是缘分，是天地之约，是独一无二，是别无选择，还有什么好犹疑的？所以，她才这么坚决、霸道地要同张国庆结婚——张国庆仿佛天定是她的！　　找到了天定之郎，现在又有了身孕，好上加好，按理应该大庆大贺。可是，我却无心庆贺。我忧心忡忡着呢，因为这哪是她黄依依生儿育女的时间？什么事都是有时间地点之区别的，同样的事，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性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天壤之别。可是，我又怎么开得了这个口？这是天地之约的果实，而且黄依依的年龄——年近40，哪是可以随便折腾的？就这样，一边是国家利益，一边是天地之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把我夹在中间，如何是好？我犯难着呢。　　但是，最后我还是站在“国家利益”这边，对黄依依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遭拒绝是想得到的，结果却是想不到的。有一天，张国庆来跟我要车，说黄依依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看。医院在一号山谷，以前黄依依跟老王好时，经常一个人徒步来回，只是如今不但没了这份心情，似乎也没了这个身子，加上又遇身体不适。车子来回当然快，没有两个小时，黄依依从医院回来，径自来到我办公室，见面就莫名其妙地甩给我一句：　　“这下你高兴了。”　　原来，去医院看病，确诊是一般的感冒，医生明知什么药可以快速治她的病，却颗粒不给，理由是这药对孩子不好。黄依依掐指一算，自有身孕之后，她至少两次并多日服用过此药。医生把药拿来，把说明书上的“孕妇忌服”几个字指给她看，并加以口头说明，说得她心惊肉跳的。　　医生总是危言耸听的。　　母亲对孩子总是小心谨慎的，不论是对身体外的，还是身体内的。　　权衡再三，黄依依作出了“让我高兴”的决定。　　我确实感到高兴，却浑然不知，这份意外的高兴中，已可怕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黄依依死亡的阴影。几天后，我在医院看见黄依依硬冷的身体时，突然双膝一软，差点跪倒在她遗体前。当时，我心里直想骂那个危言耸听的医生。因为，是她首先敲响了黄依依死亡的丧钟！　　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厕所里　　不是死在手术中，是死在手术后。　　也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厕所里。　　我后来去看过那个厕所，有两个用木板隔开的厕位，门是弹簧门，里外都可以推拉。但是有个厕位已经停用，门上贴着“下水道堵塞，禁止使用”的字条。据说，这个厕位安有坐便器，是专为病人准备的，另一个我看到是一般的蹲便池。又据说，两个厕位的门上的弹簧其实早已不顶事，门能开不能关，却一直没人管，直到一个多月前，因为上级单位要下来检查，才终于有人来管，换了新的弹簧。现在的门开关没问题，就是因为弹簧是新的，劲道很足，拉开门，人进去后，不用用手带门，门自己会朝着你屁股直扑上来，啪地打你一下，有点吓人兮兮的。　　这说的不是701医院，是县人民医院。701医院是没有妇产科的，有关妇科病或大小生产的事，都是到县医院来看治的。也不只是701人，全县的妇女都这样，妇科上的事只有来这里，别无二处。为此，我们机关还跟这边妇产科建立了一定的联谊关系，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这里看个什么有个优待。黄依依来，机关还专门安排了一位跟这边有良好关系的同志陪同，所以，优待是不要说的，来了就有人接待，手术室是最雅静的，医生是最有经验的，手术也是很成功的。做完手术，还安排她到单人病房休息，还给她泡糖水喝。等等这些，都是无可挑剔，只有夸奖的。也许是上帝为了在她走之前，有意给她留下一点人间的美好吧。　　休息了约有一刻多钟，钻心的疼痛消散了，身上的力气随之回来了，这时在11点钟左右。黄依依看时候不早，要张国庆收拾东西，准备走，自己则去了厕所。这一去竟再也没回来，等人觉得蹊跷，进厕所去看她时，看到她半躺半坐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开始以为只是一般性的昏迷，但脉搏却越来越弱，可见不是一般的昏迷。事实上，这时的她已经没救了。　　是颅内出血！　　她在摔倒时，后脑勺刚好磕在墙角下水管的接口上，致使颅内出血。　　医生说，这种伤势，除非是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里，有医生及时给她做开颅手术，才可能有救。但这里没有这样的人力和设备，人们眼睁睁看着她脸色越来越苍白，脉搏越来越微弱，身体越来越安静又变冷……所有的人都企图阻止这种状态，临时采取一些可以想到的措施，手忙脚乱的，结果都以无济于事告终。这是大医院的病，这里的人连确诊的一点常识都没有，更不要说抢救了。事实上，包括颅内出血的伤势，也是事后才确诊的。说来也怪，说是把人都磕死了，但黄依依的后脑勺既没有磕破，也没有磕出什么包块，只是表皮有一点擦伤，还有一点泛红的血丝而已，加上又是埋在头发丛里的，不特别在意根本发现不了。它使人容易引起奇想，好像黄依依的头皮是铁打的，但颅内是豆腐做的。　　一个为701破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破译天使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黄依依的死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无比的悲痛，无比的惋惜。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她的死是由于某个人的错误造成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一定会把这个人撕成碎片，还要用脚在碎尸上发狠地踩踏，踩得它粉碎，血肉模糊。但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事实上，那天上午，所有与她见过面、打过交道的人，几乎无一不是有恩情于她的，她（他）们把她当大首长一样，客气地对待她，殷勤地关照她，小心翼翼地做手术，出事后又及时抢救她，至于抢救技术上的遗憾，那是怪不得人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怪罪的人，只能是院方领导，可以怪罪他们没有及时把坐便器修理好。想一想，黄依依为什么会昏迷在厕所里？因为她以前就有容易昏迷的毛病，加上刚做了手术，身体很虚弱，蹲着上厕所对她是种考验，站起来时一下天昏地暗，人就摔倒了。就是这样的，错不了。　　黄依依的死，无疑给我们的破译事业带来了难以想见的困难和压力。人们都叫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但是说真的，在破译密码的事情上，她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是真正的天使，是洞悉密码秘密的天使。在我看来，把701历史上的所有破译员都捆绑在一起，都抵不过她一个黄依依。我是说能力，破译密码的能力和才情，至于贡献，后来还是有超过她的，像陈二湖，她毕竟从事破译的时间太短，还不到一年。不过，换个角度讲，她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因为由于她的出现，她神奇的表现，她留下的闪光的足印，让701后来的破译者都不敢称雄，不敢怠慢，只有咬紧牙关地去搏杀。她有如一束神秘的剧烈的强光，闪了一下消失了，却永久留在了后人的脑海里、言谈中、记忆里，生生不息，广为流传，成了一枝参天的标杆，激励着后人往更高更远的黑暗深处发奋奔去。　　破译密码啊，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啊，就是在死人身上听心跳声啊。　　那个狗日的女人　　人死了不能复活。　　但黄依依的死让张国庆和他前妻的婚姻复活了。　　说到这里，我心里的仇恨也复活了。我不想多谈这两个人，尤其是张国庆老婆——这个泼妇！这个天杀的！这个我要把她撕成碎片的混账东西！　　告诉你吧，就是她，把黄依依害死的！　　关于她，我真的不想多说一个字，只想把事实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没人想到黄依依的死会有凶手，人们都以为这是起事故，所以没开展任何调查工作。于是，这个混账轻松地逃脱了罪名，并幸福地过上了破镜重圆的好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一年，到第三年的春天时候，不知怎么的，家属区里突然冒出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讲黄依依是被张国庆老婆弄死的，有说是她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地给黄依依打了一支毒针，有说是她躲在厕所用纱布把黄依依活活闷死的，也有说是用木棍打死的。总之，说法很多，行凶的方式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听起来有点混乱和可笑。我听到这些后，基本上断定这纯属乱说而已，因为黄依依和张国庆老婆的特殊关系是谁都知道的，她恨黄依依也是谁都想得到的，这些说法只不过是有人基于这种事实，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　　但是，有一天下午，张国庆在楼道里碰到我，神色慌张的样子，像见了鬼，一下似乎提醒我什么似的。回头，我喊办公室主任把张国庆叫来，叫来干什么，我心里其实没个准儿。哪想到，张国庆一进我办公室，就吓得哭哭啼啼起来，一边可怜兮兮地哭诉道：　　“局长，把她抓起来吧，是她把黄依依害死的……”　　后来，我们审问那狗日的女人，才知道，那天黄依依进厕所时，她正蹲在里面，听有人进来她还主动招呼了一声，外面也客气地回应了一声。两人虽然见过面，认识，但声音是不熟悉的，尤其就这么随便招呼一下，更不可能辨识对方。可以想，如果黄依依当时听出是她，一定会拔腿就走。走掉了，就躲过了劫难。但这只是假设，事实是黄依依没走，于是，两人狭路相逢。听她狗日的自己说，当时她一见到黄依依，心里头就冒出鬼火，嘴上就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黄依依没有骂她，只是叫她嘴巴放干净点，说着就往厕所里钻，显然是不想跟她过招。但她没有就此罢休，还是站在门口，用身体把门挡住，继续说一些难听话。两个人，客观地说，黄依依是肇事者，对方是受害者，心里窝着火，见面骂几句可以理解的。所以，黄依依还是比较克制，不回嘴，只是做出侧目不屑的神情，后来甚至闭了眼，任凭她胡说，只当没听见。骂她不听，骂着也没趣，所以她准备走。听狗日的自己说，她在决定走时，看黄依依紧闭双眼的样子，心里很想甩她两个巴掌，但还是不敢，怕激化事态。她本想就这样走掉的，但抽身时，弹簧门推她的力度让她想到，可以借门自动弹回去的力量打她一下，来解解心头之恨。于是，她特意把门拉开到底，让弹簧的回力处于最大，然后她突然把手一松，门跟着就劲头十足地弹回去。当时黄依依是闭着眼的，哪知道躲闪，一下被撞个正着。狗日的听黄依依被撞翻身，感觉是占了便宜，得意地走了，哪知道黄依依已经被她推落生死崖，生命正在飞速地往尽头冲去。同时，她自己也跌落了悬崖，只是在坠落的过程中，侥幸地被一棵树勾住，得以苟活了三个年头。为此，她又付出了死不瞑目的代价：孩子他爹张国庆坐了牢，幼小孩子从此变得无爹无娘，无依无靠。　　无疑，如果她不苟活这三年，张国庆肯定是不会被牵连进去的，那样她孩子起码还有个爹。但这仅是假设而已，事实是她苟活了三年，待事发后，张国庆的形象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虽可以排除他元凶的嫌疑，却不能排除他包庇凶手的嫌疑。　　这足以叫他去尝尝铁窗的滋味。　　张国庆是个可怜的人。　　客观地说，他老婆也是个可怜虫。只是我无法可怜她，她毁掉了黄依依，差点也毁掉了我的前程。好在后来陈二湖一下顶上来，把黄依依未竟的事更好地完成了，从而替我化险为夷，我也只是有惊无险。说来也奇怪，以前老陈在破译上并不拔尖，但自黄依依死后，他像得了死者的仙气，一下变得出类拔萃，频频干出惊人之举。　　老陈还健在吗？他的身子骨可没我硬……　·3·中部：看风者——陈二湖的影子　　老陈已不健在，他是1997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告别我们7个年头。一般的人，在去世这么多年后，肯定已经有缘登上701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单。但老陈不是一般人，他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的见证人，曾先后在几个处当过处长，有的处还几上几下，破译局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真真假假的内情和机密，都在他漫长而丰富的经历中、史料里。可以不夸张地说，他的解密，意味着大半破译局的秘密将被掏空。也许，正因如此，解密名单公布了一次又一次，他都“名落孙山”。因为没有解密，我有关他的“明访暗察”工作，只能陷入僵局。　　僵局却在701去年的解密日——2002年10月25日，不期而破。这一天，我有幸见证了解密日这个奇特的日子的“样子”：从上午8点半钟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到邮局提取包裹没什么不同，稍有不同的无非就是在这里的交接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要亲善、友好一些，但也仅此而已。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拐杖的人。他显得很年轻，四十来岁，按说正当是干事业的大好年纪。但是两年前，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夜间世界在他眼前变成漆黑一片，如今虽经多方治疗，依然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要拐杖帮助，更别说什么工作。他就这样离开了——白茫茫地离开——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12年间所有的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面。有的是永远留下了，有的也许是暂时的，比如那些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今天他就可以如数带走。因为，他上了解密名单。　　后来我知道，他曾经是陈二湖的徒弟，名叫施国光。更令我振奋的是，我在他那天领取的解密件中，发现了不少与陈二湖直接相关的书信和日记。由此，我们不难设想，老陈的解密日，也许已指日可待。不过，在指日可待的“这一天”尚未真实降临之前，我们只能凭借这些恰巧涉及陈二湖事情的解密文档，来间接地认识陈二湖。　　不用说，由此我们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和真实的陈二湖，也许只是他的一个飘忽的影子而已。本章标题——陈二湖的影子，指的也是这意思。这几乎是我“拣来”的一章，在此，我特别感谢陈二湖徒弟施国光的慷慨支持，并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下面就是施国光提供的解密文档，请看——　　几则日记　　3月25日①（注：①系 1997 年 3月 25 日。下同。）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得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想挂电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一号山谷）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划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的，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的，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同，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来说我对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阿兵。这自然是小名儿，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工作性质和他学的专业看，我想很可能是在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能当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以优雅素白的樱花居多，城市的几条主干道两侧几乎都排列着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像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缥缈的香气。　　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城市曾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50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葬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就将它们想到了一块。想就想吧，反正意识太多不算错误。意识太多是一种病，但决不是错误。既然不是错误，扯远一点也没关系吧，我想。事实上，我知道，我想这些都是想为了摆脱一点什么，因为我觉得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3月27日　　宿舍。夜。晴。　　今天终于收到阿兵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事，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傅去世的噩耗！师傅是3月2日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傅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在休假，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傅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书给我寄过来了。　　遗言是师傅亲笔写在一张16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得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是熟悉师傅的字体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的字中，我可以想像他当时有多么虚弱，手握不住笔，气喘不上来——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见了师傅奄奄一息的样子，心情陡然变得沉重，手忍不住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遗书，没想到它会如此震撼我的心灵。看着这遗书，我简直感到害怕，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就这样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　　遗书是这样写的：　　小施，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　　陈二湖　　1997年3月1日立言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这一定非常叫人寻思，一定也引起了阿兵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知道我已收到信，就问我这是什么事。他不停给我打电话，就是想问我这个。他说既然父亲这么重视这事，作为他的儿子，他本能地想知道，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没有人除外，所有的人都是我保密、缄口不语的对象。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　　其实，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涉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整个都是秘密的，秘密是它的形象，它的任务，它的生命，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所有的一切。而我师傅——陈思兵父亲——陈二湖，他的工作是我们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一个外边人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实上，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指的不是像阿兵这样的外人，而是指我们破译局的内部人。是的，是内部人，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破译局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傅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破译局、对701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师傅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的，即使死了701照样不会忘记他，照样会怀念他，崇敬他。我相信，师傅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立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惟一的知情人，师傅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他曾以各种形式多次这样嘱咐过我。这就是说，即使没这遗书，我照样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包括他儿子。老实说，陈思兵还没这资格——让我说的资格。　　当然我想得到，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一定会难受的，是硌一块异物似的难受。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傅的其他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的。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是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等等，等等，有疑问，有担忧，有期待，有恐惧，我几乎肯定他们一定会这样那样地想不开的。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了又咀嚼的，他们一边咀嚼一边琢磨着里头的名堂，猜想着可能有的事情。他们一定思想了很多，也很远；他们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徒劳时，他们不免会对我产生顾虑，防范我，揣度我，怀疑我，甚至敌视我。我忽然觉得自己没能和师傅作别真是天大的憾事。千不该万不该啊。我想，如果我跟师傅临终能见上个面，这遗书必将属于我个人，可是现在它左传右转的，到最后才落到我手上。虽然给了我，但他们心里是不情愿的，阿兵的请求是最说明这点的，父亲明明有言在先，不能外传，他居然还明知故犯，心存侥幸，这不是荒唐就是厚脸皮了。而且，我有种预感，这几天，我还会收到一封信或者电话，那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要求，荒唐的，或者是厚脸皮的。对阿兵，我可以没什么犹豫地拒绝，但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者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　　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3月28日　　宿舍。夜。有风。　　担心中的电话或信都没来。这不说明是没这事了，我知道，事情肯定是跑不脱的。从阿兵接连不断的电话，还有昨天电话里的口气看，他不会就这么死心的。他不死心，就一定会把姐姐搬出来的。他姐姐叫陈思思。　　陈思思人长得高高的，下巴上有颗黑痣，将她白白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在我家乡，对人长痣是有说法的，说“男要朗，女要藏”，意思是说男人的痣要长得醒目，越醒目越有福气，而女人则相反。这么说来，陈思思的痣是长错了地方，或者说这颗痣意味着她不是个有福之人。福气是个神秘的东西，很难说谁有谁没有的。对陈思思，我不能说不了解，总的来说，她像她父亲，是个生活在内心世界的人，不爱说话，沉默寡言的，脸上经常挂着谦逊得几近羞涩的笑容。说真的，那时候她默默无语又腼腆的样子非常打动我，以至她父亲都看出我对他女儿的喜欢。作为师傅，老陈对我的好是超乎寻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他的儿子，他军龄比我年龄还要长，他待我就像对自己儿女一样的亲。有一天，师傅问我谈女朋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介绍的就是陈思思。我们谈恋爱从时间上说有半年，但就内容而言只是看了两场电影，逛了一次公园而已。就是逛公园那次，她表示希望我们的关系还是回到过去那样。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我是说我们没有因为爱不成而就怎么的，没有，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围绕着她父亲运转着，直到我离开那里。　　我是1993年夏天离开总部，然后来到这里的。这里是破译局的一个分局，因为它重要——越来越重要，也有人说是破译局的第二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需要。所谓自己需要，是指当时我已经结婚，而这里离我爱人所在的城市要比总部近一半路程。所以，在很多人都不太情愿来这里的情况下，我是少有主动要求来的人之一，理由就是离家近。我记得，在我离开山谷的前天夜里，师傅送了我一本作纪念的笔记本，扉页有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　　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有些秘密需要我们极力去解破，有些秘密又需要我们极力去保守。我们的事业需要运气。衷心希望你事业有成！　　从那以后，师傅一直以笔记本的形式和我在一起。我相信师傅之所以送我笔记本并留下这些话，目的之一就是在提醒我要保守“那件事”的秘密。换句话说，这是师傅对我远走他方后而苦心作出的一种特殊告诫，和直白的遗言相比，这当然要婉转一些。不过直白也好，婉转也好，我都感到“那件事”对师傅的压力。那件事给师傅带来了巨大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沉重的顾虑，他总怕我有意无意地将它大白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以各种机会和形式告诫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留遗书这事，我认为师傅是失策的。首先他对我的告诫已足够多，无需再作强调；其次这种强调方式——遗书——实在是极不恰当的，有“此地无银”之嫌。说真的，本来完全是我们俩的事，无人知道，也无人问津的，这下好了，以后会涌出多少个陈思兵？遗书其实是把原来包在秘密之外的那层保护壳剥开了，这对我保守秘密显然不利。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过遗书，但我知道凡是看过的人，有多少人看过，就会有成倍的人像陈思兵一样来挖我深藏的秘密，来考验我对师傅的忠心。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思思，我相信她一定会做陈思兵第二，对我提出无理的要求。我在等她的电话或信，就像等一个难逃的劫一样。　　4月2日　　宿舍。夜。晴。　　陈思思的信没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里面也许堆满了用来深挖我秘密的铁镐、铁铲什么的。我捏着它，久久地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只是我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经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傅的照片和遗书一齐放在案头，让我在看信的同时随时可以看到师傅临死的嘱咐。　　我就是这样开始阅读我曾经的恋人陈思思的信的。等读完信，我才发现自己种种的担心是多余的，整封信，从头到尾，有关遗书上的事提都没提，好像是知道我怕她提，所以有意不提的。这使我怀疑师傅给我留遗书的事她可能并不知道，给阿兵打电话问，果然是这样。阿兵说，给我留遗书的事他父亲要求他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这也成了我彻底拒绝阿兵——他希望我告诉他“那件事”呢——的最好理由，我对他说，师傅这样做，就是因为考虑到我和你姐姐过去有的关系，担心我经不起她盘问，所以才特意对她隐瞒这事。阿兵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才有所领悟，感叹着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然后挂了电话。我相信，阿兵以后再不会来找我问这事了。这样很好。真的很好。　　我没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16开的信纸，总共写了18页，每一页的字都满当当的，长得简直不像一封信。从变化的字体和断断续续的格式看，这信起码是分几天时间才写完的，最后署的时间是3月25日——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到阿兵电话的时间。从信的内容看，与其说这是封信，倒不如说是份小说手稿，里面有感情，有故事，读起来扣人心弦，令人欲罢不能。　　一封来信　　第一天　　……红色的围墙，高高的，上面还拉着铁丝网，两扇黑色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开的只是一扇窗户一样的小铁门，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见了人就要看证件。小时候，我曾多次跟院里的孩子一道偷偷翻过山去，站在铁门外，看各自家的大人一个个跨进小铁门，便消失了。我们偷着想溜进院子去看看，但没有谁是进去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所以红墙里头也是秘密的，没有证件，任何人都是进不去的。　　因为保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父亲具体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但从组织上对父亲的重视程度看，我相信父亲的事业一定是很神圣崇高的，同时可能也是很艰巨的，需要他竭尽全力地投入进去。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唠叨，要父亲早点退休，因为她看父亲老呆在红墙里，身体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差下来，人一年比一年衰老了。所以，以前我常常想，什么时候父亲才可以不工作，从红墙里解脱出来，做个平常的人，过平常人的生活。你调走后第二年①，父亲终于有了这样一天。他已经65岁，早该退休了。　　想到父亲这下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一个正常老人的生活，享享清福，我们简直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也许不知道，父亲虽然一直忙于工作，很少顾念家庭，对我们的关心也少，但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依然是很深很真的，我们从不埋怨父亲给我们太少，相反我们理解他，支持他，敬重他。我们相信父亲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十分幸福的，因为我们都觉得父亲的生活太需要弥补了，他应该也必须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晚年。为了让父亲退下来后有事情做，我们专门在家里种了花草，养了鱼鸟，一到节假日，就带他去走亲戚，逛公园。那阵子，阿兵还没去读研究生，也没谈女朋友，我要他没事多陪陪父亲。他也这么做了，一有空闲就围转在父亲身边，和他说话，陪他散步。阿兵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后来又一直在外地上学，跟父亲的感情有些疏淡。起初，我还担心他们不能太好地交流，后来发现我担心是多余的，他们相处得很好，比我想像的还要好。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以前一直没有太好地交流，现在交流起来，常常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就像两个久违的好朋友，坐下来总有感兴趣的话题冒出来。就这样，父亲休息后的开头一段时间还是过得比较充实而快乐的，这让我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你简直想不到，没过多久，也许有一个月吧，父亲便对这些开始腻味不耐烦了，看花不顺心，看鸟不入眼，和阿兵的话似乎也说光了，脾气似乎也变了，变得粗暴了，常常没个缘故地发牢骚，怨这怪那的，好像家里的一切都使他困顿、烦躁、不安。这时候，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可能会叫他不高兴，甚至一见我们挨近他，他就会不高兴，挥着手喊我们走开。有那么一段时间，父亲简直活得太难受，每天都闷在房间里，像个影子似的，东转转，西转转，使我们感到心慌意乱。应该说，父亲不是那种喜怒无常、变化莫测的人，他对我们向来不挑剔，对生活也没什么过分要求，可这下子他似乎完全变了，变得挑剔、苛刻、专横、粗暴，不近人情。有一天，我不知说了句什么话，父亲竟然气愤地冲上阳台，把笼里的鸟放飞了，把几盆花一盆一盆地都打个粉碎。这些东西一个月前他还很喜欢的，现在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父亲对玩物是那么容易厌倦，像个孩子一样的，可他又哪像个孩子？每天老早起床，却是哪里也不去，什么事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说，从早到晚都在灰心、叹气、生气、发呆，好像受尽虐待似的。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阳台上呆呆地立了小半天，我几次过去请他出去散散步，都被他蛮横地拒绝。我问他在想什么，有什么不高兴，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也不吱声，光闷闷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冬天的阳光静静地照在他身上，照得他满头银发又白又亮地发着光。我透过窗玻璃看出去，几乎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出他此刻的神情，那是一种我最熟悉不过的神情：绷紧的脸上有深刻的额纹，两只眼睛痴痴的，是不会转动的，嵌在松弛的眼眶里，仿佛随时都会滚出来，无声地落地。但是注视这张面具一样的面孔，透过表面的那层死气，你又可以发现底下藏着的是迷乱，是不安，是期望，是绝望。父亲的这种神情，陌生又似曾相识，常常使我陷入困顿。起初，我们看父亲不愿去老人俱乐部，以为是那里的气氛不好，于是我们就专门去请了一些父亲的老战友上家来会他。可他仍旧爱理不理的，和他们亲热不起来，常常几句话，几个眼色，就把人家冷淡走了。真的，父亲是没什么朋友的，在他临终前，我注意到来看望他的人，除了红墙里头的几位首长和我们家个别亲戚外，就没有别的人，你是他临终前惟一想见的人，可能也是他惟一的朋友。父亲在单位里的人缘会这么差，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什么——荣誉？性格？还是工作？让他变得这么孤独，薄情寡义，缺朋少友，你能告诉我吗？算了，还是别告诉我的好，还是让我来告诉你，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安心又愉快地欢度晚年。　　有一天，天都黑了，父亲还没有回家来吃晚饭，我们几个人到处找，最后终于在红墙那边找到他，他寂寞地坐在大铁门前，身边落满了烟灰和烟蒂。听哨兵说，他已在这里呆了一个下午了，他已交出了证件，知道哨兵不会放他进去，所以就在门口坐着，似乎就这样坐坐、看看也叫他心安似的。他是丢不下红墙！丢不下那里面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他无法安心休息的答案。你知道，父亲从21岁跨进红墙大门，前后四十余年，一直专心致志于他神秘又秘密的工作，心无二用，毫无保留，其认真程度几近痴迷。他沉醉在红墙里面，心早已和外界隔离，加上特殊的职业需要他离群索居，封闭禁锢，年复一年的，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其实早已在他心目中模糊了，消失了。当他告别那世界，突然从红墙里走出来，看到听到和感到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与己无关，恍若隔世，所以就感到无聊，虚空，枯燥，不可容忍，无法亲近。这是一个职业狂人对生活的态度，在他们眼里，日常生活总是琐碎的，多余的，死气沉沉的。我记得巴顿将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被世上的最后一场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父亲的悲哀大概在于他没倒在红墙里，没有给那颗子弹击毙。　　哦，父亲，你哪有什么幸福的晚年，今天当我决定要把你晚年的生活情形告诉你惟一的朋友时，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现在我才说了个开头，可我已经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心痛欲泣。我真想把一切都忘了，我的感情经不起对你的回忆，可作为你的女儿，我又希望你的朋友了解你，认识你，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你。只有真正了解了你的晚年，才能真正认识你的一生。你的晚年真苦……　　第二天　　自腻味了养花弄草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父亲一直无所事事、郁郁寡欢的，时常一个人坐在沙发里，佝偻着腰，一边吸着烟，一边咳嗽着。不知怎么回事，那段时间里，父亲的健康状况特别不佳，老毛病高血压常常犯，而且越升越高，最高时竟达到280，平时都在200左右，真急死人。同时又新犯了气管炎，咳嗽咳得地动山摇的。这一定与他当时抽烟太多有关。父亲的烟瘾原本就凶，天天两包烟还不够的，那阵子因为无聊，抽烟就更多了，一条烟一眨眼便没了。我们劝他少抽点，他说他抽的是自己的钱，不是我们的，简直叫我们无话可说。听说他曾几次找到部队首长，要求重新回红墙里去工作，但都没有得到同意。我想父亲经常去要求一定是叫领导烦了，有一天老王局长还找到我，要我们多想想办法，尽量安顿好父亲的生活。我们又何尝不想呢？我们是想了又想，努力又努力，只是都无济于事而已。　　到了冬天，有一天晚上，父亲吃罢夜饭，照例坐在沙发上吸烟。烟雾从父亲的嘴巴和鼻孔里吐出来，像是父亲心中叹出的气流，弥漫在屋子里，成为一种沉重气氛，笼罩着我们，令我们心情紧张，惟恐稍有不是，惹了父亲一触即发的脾气。阿兵打开电视，希望有父亲爱看的节目，打开来一看，是围棋讲座，黑黑白白的棋子像甲壳虫一般错乱地散布在一方白墙上，一男一女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着，不懂的人看着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阿兵是有围棋瘾的，见了这东西就下意识地看起来，我虽然也爱看（是被阿兵熏陶出来的），可一想父亲怎么会喜欢这玩艺儿呢，就叫阿兵换频道。阿兵看看父亲，父亲眯着眼，百无聊赖地看着，问他看不看，他也不搭理。等阿兵换了频道，他却说要看刚才的，好像刚才他没听见阿兵问话似的。阿兵换过频道，父亲看一会儿问这是什么棋。阿兵告诉他，并简单介绍了围棋的一般知识。父亲听了也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看着讲座，一直看到完为止。　　第二天同一时间，父亲又看起了讲座，而且好像看出了什么滋味一样，神情专注，若有所思的。我问父亲看懂了没有，父亲却说我们下一盘吧，听得我很久才反应过来。我的水平很一般，但对付似懂非懂的父亲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我们下棋时，阿兵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准备随时指点他。开始，父亲还乐意让阿兵指点，不过听他指点了十几招棋后，父亲已经不听他的，说要自己下。下得虽然很慢，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的，但下来的棋似乎总是有点离谱，缺乏连贯性，感觉是溃不成军的。但到中盘时，我和阿兵都愣了，刚刚还是没气没势的棋面，转眼间变得灵活起来，变出很怪异的阵势，开始压制我，捣乱我，弄得我不得不也放慢节奏，子子计较起来。很快我又发现，我要想挽回主动已经很难，父亲步步为营，几乎毫无破绽，逼得我经常不知如何出棋。父亲一方面极力压制我的棋路，咬紧我，切割我，围堵我，我虽然吃力、被动，却坚定不移，顽强不屈；另一方面父亲似乎自身有一套预定的计划在展开、落实，意图隐蔽，设置巧妙，弄得我们危机四伏的。局势不断演化，黑白棋子互相交错着，棋面上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我们争抢优势的用心也越来越良苦，出手越来越顾虑重重。收关时，父亲的优势是明摆的，但也许求胜心切，父亲想吃我一目棋，结果白白让我吃掉几目子。后来，父亲虽然机关算尽，东敲西击，极力想扳回局面，力挽狂澜，到底没有回天之力。第一盘就这样告终，父亲输了三目子给我。　　但第二盘父亲就赢了我。　　接着，我们又下三盘，父亲连连赢我，而且愈赢愈轻松，到最后一盘，我甚至下不到中盘就败下阵来。然后阿兵上阵，两人连下七盘，结果跟我一样，阿兵只赢了第一盘，后面六盘又是连输。想想看，父亲几天前甚至连围棋是方是圆都还懵懂不清的，转眼间却杀得我们两人都稀里糊涂的，父亲在围棋桌上的表现使我和阿兵都感到十分惊讶。　　第二天，阿兵去他们单位请来了一位围棋手，棋下得比阿兵要高出一个水平，平时阿兵和他切磋一般他都让两个子，这样下起来才有个较量。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来得仓促去得也匆忙，而世界却突然被简化得只剩下温柔和洁白。应该说，这真是个居室对弈的好日子。首盘，父亲开局不佳，没投出二十手，就收子认输了。我不清楚你懂不懂围棋，要懂的话应该明白开局认输决不是平凡棋手的作风。古代有“九子定输赢”的典故，说的是一位名叫赵乔的棋圣跋山涉水，周游全国，为的是寻找对手，杀个高低分明，终于在渭河岸边，凤山脚下，遇到一个长发女子，丈夫从军在外，家里无米下锅，便日日以摆棋摊谋生。两人依山傍水，坐地对弈。赵才投出九子，女子便收子认输，称自己必输一子。赵不相信，女子徐徐道来，整盘棋讲得头头是道，高山流水，滔滔不绝的，但怎么说都是一子的输赢。赵听罢，甘拜下风，认女子为师。就是说，父亲能从十几目子中，看出输赢的结局，正说明他有深远的洞穿力，善于通盘考虑。由此我怀疑来人今天必定要输给父亲，因为棋术的高低，说到底也就是个看棋远近的能力。果然后来五盘棋，父亲盘盘皆赢，来人简直不相信我们说的——父亲昨天晚上才学会下棋！　　我可以说，父亲对围棋的敏感是神秘的，他也许从第一眼就被它吸引爱上了它，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围棋的出现救了父亲，也帮了我们大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迷醉在围棋中，看棋书，找人下棋，生活一下子得到了充实，精神也振作起来。人的事说不清，谁能想得到，我们费尽心思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却在一夜之间迎刃而解。　　起初父亲主要和院子里的围棋爱好者下，经常出入单位俱乐部，那里基本上集合了单位里的大部分围棋手。他们的水平有高的，也有低的，父亲挨个跟他们下，见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赢一个，下到最后——也就是个把月吧，跟他下过棋的人中，没有哪一个是不服输的。当然，俱乐部不是什么藏高手的地方，那些真正的棋手一般是不到俱乐部下棋的。他们到俱乐部来干什么呢？他们倦于俱乐部的应酬，因而更喜欢安居家中，深藏不露的。一个月下来，父亲就成了这样一位棋手——不爱去俱乐部下棋的棋手。俱乐部锻炼了他，使他的棋路更为宽泛、精到，但这里的棋手水平都一般化，父亲已经寻不见一个可以与他平等搏杀的对手。没有对手的对弈有什么意思？父亲感到了胜利的无趣，就断了去俱乐部的念头。这时候，父亲开始走出去，和驻地镇上的棋手们接触、比试。但是不到夏天，驻地县城一带的高手也全做了父亲的手下败将。就这样，短短半年时间，父亲竟然由当初的不懂围棋，迅速成了当地众所公认的围棋高手，独占鳌头！　　那以后，我和阿兵，还有我现在的爱人（你就喊他小吕吧），经常上市里去给父亲联系棋手，找到一个，邀请一个，安排他们来和父亲对弈，以解父亲的棋瘾。尽管这样找棋手是件劳力费神的麻烦事，但看父亲沉醉在棋盘上的痴迷模样，我们乐此不疲。起初，我们寻棋手寻得有些麻烦，主要是靠熟人介绍，找来的棋手水平常常良莠不齐的，有的虽然名声不小，却是井底之蛙，并无多少能耐，好不容易请来了，结果却是叫父亲生气。因为他们棋术太一般，根本无法跟父亲叫阵。后来，阿兵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人，他爸是体委主任，通过主任引荐，我们跟本市的围棋协会接上了头。从此，我们根据协会提供的棋手情况，按他们棋术的高低，由低到高，一个个去联络邀请。　　围棋协会掌握了三四十名棋手，他们基本上代表了本市围棋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位五段棋手，是本市的围棋冠军。这些人都身经百战的，下棋有招有式，身怀绝技，于无声处中暗藏着杀机，而父亲充其量是一个聪灵的新手而已。可想而知，开始父亲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一比试，父亲就同鸡蛋碰石头一样的。但是怪得很，简直不可思议！最好的棋手，只要和父亲一对上阵，他那截原本高出的优势，很快就会被父亲追上、吃掉，然后就是超过，远远超过。也就是说，面对一位高手，父亲起先也许会输几盘，但要不了多久父亲肯定会转败为胜，并成为他永远不可战胜的对手。父亲的棋艺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同样一位棋手，昨天你还连连赢他，而到第二天很可能就要连吃败仗。说真的，来了那么多位名人高手，几乎没有谁能与父亲对弈、相持一个礼拜以上的，他们来时盘盘皆赢，称王称霸的，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成了父亲的手下败将。父亲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杀手，任何对手最终都将败在他手下。这对父亲来说简直是像定理一样不能例外！后来父亲经常说，他每次跟一位新棋手下棋，担心的总不是输给对方，而是怕对方一下子输给他。父亲也知道我们寻一个棋手的不容易啊，好不容易请来一个如果上来就败，非但叫我们沮丧，父亲自己也会很懊恼的。父亲是渴望刺激的，他总喜欢有一个强敌立在面前，然后让他去冲杀，去征服，使出浑身解数的。他受不了那种没有搏杀、没有悬念的对弈，就像平常无奇的生活叫他厌倦一样。　　我记得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阳台上看书，客厅里父亲和市里那位五段冠军棋手在下棋，一盘接一盘的，从中午一直杀到下午的很晚时候。期间，我不时听到他们开始又结束、结束又开始的简单对话，从不多的话中，我听出父亲又是在连赢。偶尔我进去给他们添水，看父亲的神情，总是坦坦然然的，呷着盖碗茶，吸着香烟，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而那位冠军棋手则是烟不吸、茶不喝，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棋盘，显现出一种不屈、一种挣扎、一种咬紧牙关的劲道，偶尔举手落子，举起的手常常悬在空中，好像手里捏的不是一枚棋子，而是一枚炸弹，投不投或投向何处都是慎之又慎且犹豫不定的。他的沉思是一目了然的，脸上的肌肉绷紧、发硬，似乎思索是一种肉体的使劲。相比之下，父亲似乎更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平静、泰然、悠闲，好像思绪的一半已从棋盘上飞开，飞出了房间。后来，我又听见他们在收子的声音，接着是冠军棋手在说：“我们再下一盘吧？”我听到，父亲回答的声音很断然，说：　　“就这样吧，再下我就得让你子了，我是不下让子棋的。”　　父亲总是这样不客气地拒绝所有手下败将，这多少使人接受不了，何况是一位众星捧月的冠军棋手。冠军棋手走之前对我丢下一句话，说我父亲是个围棋天才，他会杀败所有对手的。　　听见了吧，他说，我父亲会杀败所有对手的。　　然而，你想想看，在这个城市里，谁还能做父亲的对手？　　没有了！　　一个也没有了！　　呵，说起这些，我总觉得父亲是那么陌生、神秘、深奥。也许你要问，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的，这是真的，全是真的。然而，我自己也忍不住要怀疑它的真实，因为它太离奇了。　　第三天　　下午都过去一半了，而我的三位同事还没来上班。他们也许不会来了。天在下雨，这是他们不来的理由。这个理由说得出口，也行得通，起码在我们这儿。然而，我想起父亲——对父亲来说，什么是他不上班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我找不到父亲因为什么而一天不进红墙的日子，一天也没有。哪天我们要是说，爸爸，今天你请个假吧，妈妈需要你，或者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他一天或者半天留在家里。这时候父亲会收住已经迈出的脚步，站住默默地想一下。你虔诚地望着他，希望用目光争取把他留下来。但父亲总是不看你，他有意避开你的目光，看看手表或者天空，犹豫不决的，为走还是留为难着。每次你总以为这次父亲也许要留下来了，于是你上前去，接过他手中要戴还没戴上的通行证，准备去挂在衣帽钩上。就这时，父亲似乎突然有了决定，重新从你手中夺回通行证，坚决地对你说：　　“不，我还是要去。”　　总是这样的。　　父亲要拒绝我们的理由总是简单，却十分有用，而我们要挽留他的理由虽然很多，却似乎没有一个有用的。就是母亲病得最严重，不久便要和他诀别的那几天，父亲也没有完整地陪过母亲一天。　　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你也许不知道，那是你来这里前一年①的事。母亲的病，现在想来其实很早就有了症状的。我记得是那年春节时候，母亲便开始偶尔地肚子疼。当时我们没有多想，母亲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以为是一般的胃病，疼起来就喝一碗糖开水，吞两片镇静剂什么的。疼过后就忘了，照常去上班。听说母亲开始是在省机关工作的，嫁给父亲后才调到这单位，却不在总部，在另外一个处，有十几里路远，一天骑自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衣，十几年如一日的。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的，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是不管不顾的。你知道，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路，走路也就是半个钟头，但父亲总是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父亲很久没回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几十米远呢，我们什么都没觉察到，母亲却灵敏地听见了，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回来了。说着放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了什么幻觉，但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时，果然听到了父亲走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言，冷脸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来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式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的，惟恐冒犯了父亲。只要我们惹了父亲，让他动气了，发火了，母亲就会跟着训斥我们。在我们与父亲之间，母亲从来都站在父亲一边，你说怪不怪？我可以说，作为丈夫，父亲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的多。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就像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母亲，她似乎天生是属于父亲的，然而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母亲说，以前父亲他们单位的人，找对象都是由组织出面找的，对方必须经过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审查①。母亲嫁给父亲就是组织安排的，当时母亲才22岁，父亲却已经30多了。母亲还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像父亲当时会多么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世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会如何尴尬和狼狈，我们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亲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是个孤儿，14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得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地好，她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了不起，她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母亲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不说。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5月份（1982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的。那时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呢刚好在乡下搞锻炼，虽然不远，就在邻县，来回不足100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对母亲的病情缺乏了解。父亲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有病他也不知道，何况母亲还要对他隐瞒呢。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是她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个，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她的心中装我们装得太重太满了，满得已经无法装下她自己。这个从小在老红军身边长大的人，从小把党和组织看得比亲生父母还要亲的人，我的母亲，她让我们饱尝父母之爱，人间之爱，却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呵，母亲，你是怎样地疲倦于我们这个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却硬是瞒着我们，跟我们撒谎；你生了病，内心就像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错事一样的歉疚。呵，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们也满意了。可是你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们内心的无穷的悔恨和愧疚！　　母亲的病最后还是我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从乡下回来，夜已很深，家里没有亮灯，黑乎乎的。我拉开灯，看见母亲的房门开着，却不见母亲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我。我喊了一声，没有回音，只是听见房间里有动静。我走进房间去，打开灯，看见母亲蹲在地上，头靠在床沿上，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上，流着两串长长的泪水，蓬乱的头发像一团乱麻。我冲上去，母亲一把抓住我，顿时像孩子似的哭起来。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呜咽着说她不行了，喊我送她去医院，泪水和汗水在灯光下明晃晃地耀眼。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痛哭流涕的样子，她佝偻的身体像遭霜打过的菜叶一样蔫巴巴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团揉皱的衣服。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母亲患的是肝癌，已经晚期，绝不可能救治了。　　说真的，写这些让我感到伤心，太伤心了！我本是不愿意讲的，但是讲了我又感到要轻松一些。我想，无论如何母亲是父亲的一部分，好像红墙这边的家属区是这整个大院的一部分一样。母亲是父亲的妻子，也是战友，以身相许的战友，让我在祭奠父亲的同时，也给母亲的亡灵点上一根香火，痛哭一声吧……　　第四天　　黑暗已经把整个院子笼罩了，可是还要把它的气息和声音从窗户的铁栅中塞进屋来。灯光柔和地照亮着稿纸，也照亮了我的思绪。凝视稿纸，不知不觉中它已变成一张围棋谱，父亲的手时隐时现，恍恍惚惚的——我又看见父亲在下棋。　　然而，谁还能同父亲下棋？　　到了第二年①秋天，父亲的围棋已经彻底走入绝境，我们再也找不出一名棋手来满足父亲下棋的欲望。因为名声在外，偶尔有不速之客慕名而来，但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他们的到来不但不能叫父亲高兴，而且常常叫父亲生气。不堪一击的生气。父亲是不愿意与那些棋艺平平的人下棋的，更讨厌下让子棋。然而，现在周围谁的棋艺又能被父亲视为不平常？没有。父亲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潜心钻研围棋技术，已经洞悉了围棋技术的奥秘，加上经常和四面八方找来的行家高手比试、切磋，久经沙场，已使他的棋艺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起码在这个城市里。　　找不到对手，没有棋下，父亲的生活再度落入无聊的怪圈，危机四伏。我们曾再次想在其他方面，诸如旅游、书法、绘画、气功、太极拳等方面培养父亲一些兴趣，但父亲对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冷淡和愚钝，简直令我们泄气。有一回，大院里来了一位气功师，组织大家学打太极拳，我硬拉着他去，天天拉、天天催，总算坚持了一个礼拜，结果三十几位老头老太都学会了，我偶尔去了几次，也都看在心上，打起来有模有样的。而父亲天天去，天天学，却连最基础的一套也打不好，打起来就别别扭扭的，记了前面忘了后头的，真正要气死人。他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愚笨，与在围棋运动中显露出来的深不可测的智商和聪敏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父亲似乎是个怪诞的人，一方面他是个超人，具有超常的天赋，而另一方面则冥顽不化，迟钝得不及一个常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容易囿于某种单一思想而不能自拔的人，他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可能愈接近无限。我疑虑的是，父亲凭什么能够在围棋运动中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他真的是个天生好棋手吗？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据我个人经验，我深感围棋是考验、挖掘人类智能的一门运动，它和象棋、军棋以及其他棋类都有着很大的区别。拿中国象棋和围棋比较，象棋游戏的成分更浓，而围棋则要复杂、深奥得多了。围棋的每一个子目杀伤力本身都没有高下大小之别，同样一个子，既可能当将军，也可以做士兵，只看你怎么投入、设置，一切都要看主人的机巧与否。而象棋则不同，车、马、炮，各有各的定式：车走一溜烟，炮打隔一位，马跳日，象走田，兵卒过河顶头牛。这种天生的差别、局限，导致象棋的棋术总的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而围棋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如果说象棋对棋手的智力存在着限制，那么围棋恰恰具有对智力无限的挑战性，围棋每个子目本身都是无能的，它的力量在于棋盘的位置上，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它的力量也是特定的。所以，围棋更需要你有组合、结构的能力，你必须给它们设置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努力连接它们，贯穿它们，连贯的过程也是壮大的过程，只有壮大了，才能生存下来。但围棋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没有定式的，或者说定式是无限的。这无限就是神秘，就是诱惑，就是想像，就是智能。围棋的胜负决不取决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是下棋双方心智厮杀与对搏的游戏，是坚硬人格的较量和比试，它的桂冠只属于那些心智聪颖、性情冷硬专一的天才们。在他们身上，想像力、悟性、耐心，以及技巧，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身上一样地发挥作用，只不过组合方式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父亲在围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怪异才能，莫名其妙的出奇制胜的本领，以及他明显不甘应酬、不愿与手下败将对弈的孤傲和怪僻，不但令我们迷惑不解，就是那些鱼贯而来的棋手们，也同样感到神奇而不可理喻。　　很显然，光用“偶然之说”来解释父亲的“围棋现象”是难以令人满意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父亲对围棋有如此非常的才智？我自然想到了神秘的红墙世界。我要说，这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神秘深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每天每夜她都在我的眼皮底下，然而她却从来不看我一眼，也不准我看她一眼。她外面高墙深筑，森严可怖；里面秘不示人，深不可测。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父亲在里面究竟干着什么样的秘密工作，但我感觉父亲的工作一定跟围棋有某种暗通之处。换句话说，围棋有可能是父亲从事的秘密职业的一部分，是父亲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宿命的东西，他不接触则罢，一旦接触了，必将陶醉进去，就像陶醉于他过去的职业一样的陶醉，想不陶醉也不行。因为是职业病，是身不由己的……　　第五天　　父亲是个神秘的棋手，他的棋艺比愿望还长得快，到了第二年（1995年）秋天，他已找不到一个对手，可他还是常常坐在铺好棋布的桌子前，等待他梦想中的对手来挑战。他认为，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里，总会有那么一些身怀绝技的黑道棋手，他们蛰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一天会嗅到这个角落里藏着他这位神秘棋手，然后便赶来和他厮杀。可时间一个月接连一个月地过去，慕名而来的棋手来了一拨又一拨，可就是没有一个称得上对手的棋手出现，甚至他们赶来本身就不是准备来搏杀的，而是来讨教的，见了父亲无一不是谦虚谨慎的。　　一般来了人，只要是不认识的，以前没交过手的，父亲总是喜滋滋的。但等下上一两盘后，父亲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并以他擅长的沉默表示不满。有时候对方水平实在太差，父亲还会训斥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很叫人难堪的。看着来的人都一个个不欢而散，我知道以后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少，父亲要找到真正能对阵搏杀的棋手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小，在这个城市里，简直就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我跟阿兵商量，建议他考研究生，考到省城里去。我是这样想的，等阿兵考上研究生，我们就把家搬到省城，这样小吕也会高兴的，他父母就在省城。但说真的，我这不是为小吕着想，主要是考虑这样父亲就找得到下棋的人了，毕竟省城围棋下得好的人要多得多。事实上，阿兵就是这样才着手去考研究生的，可等到第二年春天，阿兵的研究生已经考过试了，但父亲却似乎无需去省城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天下午，又有一人来找父亲下棋，连着下了五盘，父亲居然没有一盘赢的。这是父亲沾手围棋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的棋下得很好，没太在意，甚至还庆幸，想父亲这下可以过上一阵子棋瘾了。但随后一段时间里，父亲接二连三地输给了好多来找他下棋的人，而且一输就是连输，下几局输几局，节节败退，毫无往日的风光。这些人去外面说他们赢了父亲，过去跟父亲下过棋的人都不相信，纷纷打电话来问有没有这些事。我们说有，他们就觉得奇怪了，因为他们了解这些人的棋其实下得都很一般。于是一时间找父亲来下棋的人又多了，他们无一不是父亲以前的败将，而现在父亲无一例外都输给了他们，甚至连我和阿兵他都会输，简直像是不能下棋了，昔日他神秘的“见棋就长”的棋艺，如今似乎在一夜间都神秘地消逝了，变成了“见人就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慢慢地，我们发现父亲现在下棋有个毛病，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常常是明摆的好棋不下，非要下个莫名其妙的棋，弄得你哭笑不得的，以至我们有时想故意让他赢一局都做不到。还有一怪是，父亲现在对输赢几乎也是无所谓的，不像以前输了要生气怎么的，现在输了他照样乐滋滋的，感觉好像是他赢了一样的。我们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看他平时又好好的，甚至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要开心，人也爽朗得多，所以没往坏的方面去想。直到有天晚上，阿兵回来，父亲居然把他当作你又喊又抱的，像傻了似的。我们一个劲地跟他解释阿兵不是你，可他就是不信，真正像傻了似的。我们这才突然警觉起来，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有趣的是，等阿兵进房间去换了一套衣服出来后，父亲好像又醒过来了，不再把阿兵当你了。要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父亲发病。那种怪病，那种你简直不能想像的怪病。　　去医院看，医生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老年性糊涂，叫我们平时注意让父亲多休息，不要让他过分用脑费神什么的就是了。这样，我们基本上挡掉了来找父亲下棋的人，同时也给他配了一些缓解心力疲劳的药吃。没有棋下，我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呆着难受，想到阿兵读研究生的事基本已定，原单位对他也比较另眼相看，于是就让他请了一段时间假，专门在家里陪父亲。每天，我下班回家，总看见父子俩围着桌子在下棋。我问阿兵父亲赢了没有，每一次阿兵总是摇头说，父亲的棋现在下得越来越离谱了，你想输给他都不可能，就像以前你想赢他不可能一样。　　围棋下不好，我就怀疑父亲的糊涂病还要发。果然，有一天清早，天才蒙蒙亮，我和阿兵还在睡觉呢，突然听到父亲在外头走动的声音。我先起来看，父亲竟把我当作了我妈，问我这是在哪里。我说这是在家里，他硬是不相信，要走。后来阿兵从房间里出来，父亲居然吓得浑身哆嗦起来，跟阿兵连连道歉，那意思好像是我们——他和我妈——进错了家门，要阿兵这个“陌生人”原谅似的。就这样，我们又把他送去医院，要求给父亲作住院治疗。结果当天晚上，父亲就从医院跑出来，你怎么劝也不行，拉也拉不住。父亲认为自己没病，医生给父亲做了各种检查，也认定父亲没什么病，神志很清醒，不会有什么精神错乱。　　但我们知道，父亲的精神肯定是有了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表现得有些怪异而已，好像他犯病不是在犯病，而是周围的事情在跟他捉迷藏似的。有一天晚上，我陪他去散步，走到楼道口，见地上丢着一个小孩子玩的红皮球，回来的时候皮球还在老地方放着，父亲认真地盯着皮球看了一会，掉头走了。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家。我说我们家不就在这里嘛，他居然指着皮球跟我说了一大堆道理，意思是说：这个皮球并不是我们家门口固有的东西，既然不是固有的，它出现在这里就可能是用来迷惑人的，而迷惑人的东西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等等，等等，说得我简直云里雾里的。我看他这么在乎这个皮球，趁他不注意把皮球踢到黑暗里，然后父亲看皮球没了，就嘀嘀咕咕地回家了。那段时间他经常这么嘀嘀咕咕的，嘀咕的是什么，我和阿兵始终听不懂，感觉好像在背诵一首诗，又像在教训谁似的。但这天我终于听懂了这个嘀咕声，说的是这几句话：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桌子肯定不是桌子黑板肯定不是黑板白天肯定不是白天晚上肯定不是晚上……　　这算什么？诗不像诗，歌不像歌的，说民谣都算不上，父亲怎么就老是念念不忘呢？我很奇怪，到了家里，就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很茫然的样子，问我在说什么，我就把他刚才嘀咕的几句话复述了一遍，不料父亲顿时睁圆了眼睛，问我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好像这个是什么说不得的事一样。我如实说了，父亲更是大惊失色，再三要我把这事忘了，并一再申明他绝没有这样说过，好像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被他泄露了似的。看着父亲这么惶惶恐恐的样子，我马上敏感地想到，这一定是红墙里头的东西……　　第六天　　红墙！　　红墙！　　你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神秘？　　你怎么老是弄得人紧紧张张、奇奇怪怪的？　　我一直在想，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肯定跟他在红墙里头秘密的工作是有关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都是父亲的职业病，职业的后遗症。因为职业的神秘，以至职业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既然父亲的病可能是由他的职业引起的，那么红墙里的人也许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就这样，有一天我找到老王局长，他来过我家几次，给我印象好像对父亲挺关心的。王局长听我说完父亲的病情后，久久没有吱声，既没有惊异也没有同情，只是有一种似乎很茫然的表情。他问我父亲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家里，他就让秘书拿了两条烟，跟我回家来。来到家里，我看门开着，而父亲却不在家里，问守门的老大爷，老大爷说我父亲绝对不可能离开院子的，因为他半个小时前还看见过我父亲，就在院子里。但我们把整个院子都找遍了，也没见父亲的影子，好像父亲凌空飞走了似的。结果你想父亲在哪里？就在我家前面那栋楼的楼道里！我们找到他时，他正拿着我们家的钥匙，在反复开着人家的门，你说荒唐不荒唐？连自己家都认不得了！我们带他回家，可是一进家门，父亲又退出来，坚决说这不是我们家。我简直拿他没办法。可王局长似乎马上想到了办法，他让我带父亲先出去，过了一会，他又出门来喊我们回去。走进家时，我注意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沙发上的套子不见了，原来放在餐桌的鲜花被移到了茶几上，还有一些小摆设也被挪动了位置，而父亲恰恰看了这些变动后，相信这就是我们家。你说奇怪不奇怪？太奇怪了！　　这天，王局长在告别时，教了我一个对付父亲犯糊涂病的办法，说以后父亲要对什么一下犯了糊涂，我们不妨将父亲眼前的东西临时做一点改变，就像他刚才把房间里几件小东西挪了挪位置一样。说真的，开始我不相信，但试过几次后，发现这一招还真灵验，比如有时候他突然把我和阿兵当作另一个人时，我们只要换件衣服或者变换一下发型什么的，他也就跟梦醒似的又重新认识我们了。其他情形也是这样，反正只要我们“随机应变”，犯病的父亲就会“如梦初醒”。后来，我们还不经意发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后，我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他老是这样，红墙里的人也许能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到后来，院子里很多家属都说父亲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让他单独出门？不敢的，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所以，后来父亲出门时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不跟，我们就可能要到处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当然，阿兵在家的时候，这似乎还不成问题，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学了，读研究生了。我说过的，本来我们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为的是让父亲有下棋的对手，现在看一来不必要了，二来也不可能了。父亲这样子还能去哪里？只能呆在这个院子里！这里的人大家都熟悉，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人们能够谅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了父亲，顾了父亲又顾不了工作，怎么办？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到医院。　　我知道，父亲是不愿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只有愿意了。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地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这个结果我是满意的，把父亲送到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气氛，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头就更满意了。没想到，我满意还不到三天就又后悔了。深深地后悔了……　　这一天，疗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我和王局长赶去“解决事情”，一到疗养院，站在父亲住的楼下，我就听到父亲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冲上楼，看父亲的房间的门被一条临时找来的铁链锁着，父亲像个被冤枉的囚犯一样乱叫乱喊着。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已经关了他几个小时，快4点钟了，连中午饭都还没给他吃。王局长带我去找院领导，本来还想控诉他们的，可听疗养院领导一说起事情原委，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原来院里有个护士姓施，很年轻，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里人都喊我小思，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父亲的糊涂病，把小施当作了我，上午她来收拾房间，父亲突然对她有些过分的亲切，小施生了气就拂袖走了，结果父亲又追出来，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吓得惊惊乍乍的。就这样，这里的人把父亲当作“流氓”关了起来。我们解释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照样振振有词地指责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父亲送到他们这来，他们这是疗养院，不是精神病院。这话说得并不算错，因为确实是我们不对，让我气的是，当时有人居然提出要我们给那个小施道歉，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那么我想，我父亲的精神都已经“损失”成这样了，我们又去找谁赔偿呢？　　疗养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呆了三天，然后想呆也呆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家里。人是回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去，说幸福已经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不等于是把父亲丢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亲送去那里。这不是个道理问题，而是感情问题。我的感情不允许我做出这种选择。　　然后是有一天，是父亲从疗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见父亲笑嘻嘻的，不等我开口问什么，就兴奋难抑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又给他分配任务了，他又要工作了！　　那一整天，父亲都处在这样的兴奋不已中。　　说真的，我们以前盼啊望的，就希望父亲早一日走出红墙，想不到现在又要回去，我心里真觉得难过。真是不愿意啊。王局长征求我意见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不行，我不忍心。我说我情愿把工作辞掉，呆在家里侍候父亲，结果父亲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事后我想，这件事首先我是没有权力反对的，反对也是白反对，其次我就是辞了职，分分秒秒都守着父亲，那又能怎么的？父亲的病照样还是病，难受照样还是难受，我不可能给他带来快乐。父亲的快乐我们是给不了的，谁能给？事实就写在父亲那天的脸上。你无法想像，那天父亲是在怎样的一种兴奋中度过的，他跟阿兵打了两个小时长途电话，绕来绕去说的就是一句话：爸爸又有任务了，又要去工作了。　　第二天，父亲就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兵的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清楚记得，那是1996年冬天的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飕飕的，路上淌着夜里的雪水，我陪父亲走到院门口，把他送上去红墙那边的班车。班车开走了，望着它远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父亲义无反顾地钻进红墙大铁门上的小铁门的影像。　　呵，父亲！　　呵，红墙！　　就这样，父亲在他走出红墙827日后的一天，又重新回到了它怀抱里。　　开始，我还老担心父亲在里面又犯糊涂病，又没人照顾的，说不准会闹出什么事情。还有，我也担心他的身子骨，毕竟歇了这么长时间，重新工作还能不能受得了？受不了又怎么办？总之，父亲这次重进红墙，把我的魂儿也给带进去了，我白天黑夜都心慌意乱的，睡不好觉，记不住事，整天恍恍惚惚的，老有种要出事的不祥感觉。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也过去了，然后一个月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非但没事，而且还好得很，每次回来，我看父亲脸上总是透着饱满的精神，看起来是那么健爽，那么称心，那么惬意，那么充实又满足。呵，你简直不能相信，父亲重返红墙后不但精神越来越好，而且连身子骨也越来越硬朗，那个古怪的毛病也不犯了，好了，就像从来没有过地好了。红墙就像一道巨大的有魔力的屏障，把父亲以前罪孽的日子全然隔开，断开了，用王局长的话说：父亲回到红墙里，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　　是的，父亲又鲜活了！　　现在，我常常以忧郁的自负这样想，宇宙会变化，可父亲是不会的。父亲的命就是一个走不出红墙的命，他的心思早已深深扎在那里面，想拔也拔不出来，拔出来就会叫他枯，叫他死。神秘的红墙是父亲生命的土壤，也是他的葬身之地，他是终将要死在那里头的……呵，说起父亲的死，我的手就开始抖，我不相信父亲已经死了，我不要他死，不要！我要父亲！　　父亲！　　父亲！　　父亲！　　你在哪里？　　第七天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写下去，只有长话短说了。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是父亲回家来的日子。父亲进红墙后，一般都是到星期天才回家来看看，住一夜，第二天再走；如果不回来，他会打电话通知我的。那个星期天，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我认为他会回来，到下午3点钟，我照常去菜市场买菜，买了四条大鲫鱼。父亲说鸡是补脚的，鱼是补脑的。他爱吃鱼，一辈子都在吃，吃不厌的。回到家里是4点钟，到4点半时，我正准备动锅烧菜，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心脏病发作，正在医院急救，要我赶紧去医院。说是单位的医院，就在营院里面的，可等我赶到那里，医生说已经转去市里的医院了。这说明父亲的病情很严重，我听了几乎马上就流下了眼泪。害怕的眼泪。等我跌跌撞撞赶到市里的医院，医生说父亲已经死过去一会儿，但现在又救过来了。我不知悲喜地站在父亲面前，父亲对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五天后，晚上的9点零3分，父亲又对我笑了笑，就永远告别了我……　　两封去信　　致陈思思　　刚刚我去了屋顶上，对着遥远的西南方向，也是对着我想像中的你父亲——我师傅——的墓地，切切地默哀了足够多的时间。我相信，师傅要是在天有灵，他应该能听到我在山上对他说的那么多送别的话。我真的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不想说都不行。我像着魔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师傅，一遍又一遍地送去我的衷心，我的祝福，我的深情。因为送出得太多了，我感到自己因此变得轻飘飘的，要飞起来似的。那是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却没有痛苦，只有流出的通畅，粉碎的熨贴。现在，我坐在写字台前，准备给你回信。我预感，我同样会对你说很多很多，但说真的，我不知道你何时能看到这封信。肯定要等很久。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十几年。也许是几十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你父亲的身世未经解密前，你是不可能收到此信的，就是说，我正在写的是一封不知何日能发出的信。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写，写完了还要发。这不是我不理智，而是恰恰是因为理智。我是说，我相信你父亲的秘密总会有解开的一天，只是不知道这一天在何时。秘密都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半个世纪前，美国人决定干掉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犯山本五十六是个天大的秘密，但今天这秘密却已经被搬上银幕，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时间会叫所有秘密揭开秘密的天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上只有永远解不开的秘密，没有永远不能解的秘密。这样想着，我有理由为你高兴。我知道——比谁都知道，你希望我告诉你，你父亲晚年为什么会闹出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过得那么苦恼又辛酸。我这封信就会告诉你一切，只是见信时，请你不要怪我让你等得太久。这是一封需要等待才能发出的信，像一个古老的疙瘩，需要耐心才能解开。　　你说过，外界都传说我们701是个研制先进秘密武器的单位，其实不是。是什么？是个情报机构，主要负责国无线电窃听和破译任务的。要说这类情报机构任何国家都有，现在有，过去也有，大国家有，小国家也有。所以说，这类机构的秘密存在其实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不言而喻的。我们经常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其实所谓“知彼”，说的就是收集情报。情报在战争中的地位如同杠杆的支点，就像某个物理学家说的，给他一个合适的支点，他可以把地球撬动一样，只要有足够准确的情报，任何军队都可以打赢任何战争。而要获取情报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偷，就是窃，除此别无它途。派特工插入敌人内部，或是翻墙越货，是一种偷，一种窃；稳坐家中拦截对方通讯联络，也是一种偷窃。相比之下，后者获取情报的方式要更安全，也更有效。为了反窃听，密码技术应运而生了，同时破译技术也随之而起。而你父亲干的就是破译密码的工作。这是我们工作运转的心脏。心脏的心脏！　　破译是相对于造密来说的，形象地说，双方就是在捉迷藏，造密干的是藏的事情，破译干的是找的事情。藏有藏的奥秘，找有找的诀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双方都已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云集了众多世界顶尖级的数理科学家。有人说，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换言之，搞破译的人都是人类在数理方面的拔尖人才，那些著名的数理院校，每年到了夏天都会迎来个别神秘的人，他们似乎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一来就要走了成堆的学生档案，然后就在里面翻来覆去地找，最后总是把那一两个最优秀的学生神秘地带走了。40年前，S大学数学系就这样被带走了一个人，他就是你父亲。30年后，你父亲母校又这样被带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去干什么了，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几个月之后才明白自己是来干什么了：搞破译！　　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坦率说，我不会选择干破译的，因为这是一门孤独的科学，阴暗的科学，充满了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当我被“上面的人”从S大学带走后，先是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在一天夜里，火车在一个莫名的站台上停下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几乎就在荒郊野地里。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无牌照的吉普车，上车后带我的人十分关心地请我喝了一杯水。鬼知道这水里放了什么蒙人的东西，反正喝过水后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等醒来时我已在一个冷冷清清的营院里：这就是培训破译员的秘密基地。和我一道受训的共有五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女的。我们先是接受了一个月的强化“忘记”训练——目的就是要你忘记过去，然后是一个月的保密教育，再是三个月的业务培训。就这样神神秘秘、紧紧张张地过了半年后，我们又被蒙上眼睛离开了那里。我现在也不知那是在哪里，东西南北都不知道，只知是在某个森林里。原始森林。　　在最后三个月的业务培训期间，经常有一些破译专家来给我们授课，主要讲解一些破译方面的常识和经验教训。有一天，基地负责的同志告诉我们说，今天要来给我们授课的是一位顶尖级的破译高手，系统内都称他是天才破译家，但性情有些怪异，要我们好好听课，不要让他见了怪发脾气。这人来了以后，果然让我们觉得怪怪的，说是来授课传经的，但进教室后看也没看我们，长时间坐在讲台上，旁若无人地抽着烟，一言不发。我们屏声静气地望着他，时间一秒秒过去，烟雾缭绕了又缭绕，足足10分钟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开始有些坐不住，同学中有人忍不住地干咳了两声，似乎是把他惊醒了，他抬头看看我们，站起来，绕我们走了一圈，然后又回到讲台上，顺手抓起一支粉笔，问我们这是什么。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得到的回答都一样：这是粉笔。然后，他把粉笔握在手心里，像开始背诵似的，对我们这样说：“如果这确实是一支粉笔，就说明你们不是搞破译的，反之它就不该是粉笔。很多年前，我就坐在你们现在的位置上，聆听一位前辈破译大师的教诲，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在密码世界里，没有肉眼看得到的东西，眼睛看到是什么，结果往往肯定不是什么，（用手指点着）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桌子肯定不是桌子，黑板肯定不是黑板，今天肯定不是今天，阳光肯定不是阳光。’世上的东西就是这样，最复杂的往往就是最简单的。我觉得我要说的也就是这些，今天的课到此结束。”　　说完，他径自出了教室，弄得我们很是不知所措。然而，正是这种“怪”让我们无法忘记这堂课，忘不了他的每一个举动，他留下的每一句话。在后来的日子里，在我真正接触了密码后，我发现——越来越发现，他这堂课其实把密码和破译者的真实都一语道完、说尽了。有人说，破译密码是一门孤独而又阴暗的行当，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运气这东西是争不得求不来的，只能听天由命，所以你必须学会忍气吞声，学会耐心等待，等得心急火燎还要等，等得海枯石烂还要等。这些道理怎么说都比不得他一个不说、一个莫名的沉默更叫人刻骨铭心，而他说的又是那么简单又透彻，把最深奥的东西以一语道破，把举目不见的东西变成了眼前之物，叫你看得见、摸得着。　　这是一个深悉密码奥秘的人。　　这个人就是你父亲！　　半个月后，我被分到701破译局，跟随你父亲开始了我漫长的破译生涯。我说过，如果叫我选择，我不会选择这个职业的，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能认你父亲为师，与他朝夕相处，又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说真的，在破译界，我还从没见过像你父亲这样对密码有着超常敏感的人，他和密码似乎有种灵性的联系，就像儿子跟母亲一样，很多东西是自然相通、血气相连的。这是他接近密码的一个了不起。他还有个了不起，就是他具有一般人罕见的坚韧品质，越是绝望的事，总是越叫他不屈不挠。他的智慧和野性是同等的，匹配的，都在常人两倍以上。审视他壮阔又静谧的心灵，你既会受到鼓舞，又会感到虚弱无力。记得我刚入红墙第一天，我被临时安排在你父亲房间休息，看见四面墙上都打满了黑色的×，排列得跟诗句一样有讲究，是这样：　　××××××××××　　××××××××××　　××××××××××　　××××××××××　　从墨迹的鲜亮看似乎是才描摹过的。　　我问这是什么，你父亲说是密码，是有关破译密码的密码，并让我试着破解。他看我一时无语，又给我提醒，说上面的话我是听他说过的。这样，我想了想也就明白了，因为他在课堂上说的就是那么几句话，我只要简单地对应一下，就知道是属于哪几句。　　就是这几句：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桌子肯定不是桌子黑板肯定不是黑板今天肯定不是今天阳光肯定不是阳光这几句话自他在课堂上说过后，我们几个学员平时就经常当口头禅来念，想不到你父亲居然就跟它们默默地生活在一起。后来我知道，你父亲每天晚上睡觉前和早上起来，都要做祷告似的把这些话念上几遍。有时候闲来无事，他就重新描涂一遍，所以它的色泽总是新鲜的。受你父亲的启示，我也照样做了，在房间四处这样写了，每天睡觉、起床都反复念叨几遍，久而久之，我知道，这对一个搞破译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有人问，谁最适合去干制造密码的事？回答是疯子。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谁能照着疯子的思路——就是无思路——设计一部密码，那么这密码无疑是无人可破的。现在的密码为什么说可以破译，原因就在于造密者不是真正的疯子，是装的疯子，所以做不到彻底的无理性。只要有理性的东西存在，它就有规律可循，有门道可找，有机关可以打开。那么谁又最适合干破译？自然又是疯子，因为破译总是相对于造密来说的。其实，说到底，研制或者破译密码的事业就是一项接近疯子的事业，你愈接近疯子，就愈远离常人心理，造出的东西常人就越是难以捉摸、破解。破译同样如此，越是接近疯子，就越是接近造密者的心理，越是可能破解破译。所以，越是常态的人，往往越难以破译密码，因为他们容易受密码表面的东西迷惑。密码的真实都藏在表面之下，在表面的十万八千里之深，十万八千里之远。你摆脱不了表面，思路就不容易打得开，而这对解密是至关紧要的。打个比方说，像下面这两句话：“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现在我们不妨将它假设为两种密面。　　第一种是——××××××××××第二种是——天上有一颗星地上有一个人或者任意其他字面。　　试想一下，哪一种更好猜？　　自然是前一种，它好就好在表面空白一片，想像空间不受约束。而后一种，虽然你明知表面的意思是蒙人的，但你在扯揭幌子的过程中想像力或多或少、或这或那，总要受它已有的字面意向干扰和限制。而你父亲所做的努力，目的就是想达到前一种境界，做到面对五花八门的字面表意，能有意无意地摆脱它、甩掉它。这种无意识的程度越深，想像空间就越是能够自由拓宽，反之就要受限制。事实上，破译家优秀与否，首先是从这个无意和有意之间拉开距离的。诚然，要一个“有意”的正常人彻底做到“无意”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尽量接近它。而尽量接近又不是可以无穷尽的，因为接近到一定程度，你的“有意之弦”如游丝一般纤弱，随时都可能断裂，断裂了人也就完了，成了疯傻之人。所以说，破译家的职业是荒唐的，残酷的，它一边在要求你装疯卖傻，极力抵达疯傻人的境界；一边又要求你有科学家的精明，精确地把握好正常人与疯傻人之间的那条临界线，不能越过界线，过了界线一切都完蛋了，如同烧掉的钨丝。钨丝在烧掉之前总是最亮的。最好的破译家就是最亮的钨丝，随时都可能报销掉。　　你父亲是众所公认的最好的破译大师，他以常人少见的执着，数十年如一日，一刻不停地让自己处在最佳的破译状态——钨丝的最亮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疯子式的冒险。只有疯子才敢如此大胆无忌！这一方面使他赢得了最优秀破译家的荣誉，另一方面也使他落入了随时都可能“烧掉”的陷阱中，随时都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傻之人。说到这里，我想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你父亲晚年会犯那种病——你认为古怪的病，那是他命运中必然要出现的东西，不奇怪的。在我看来，值得奇怪的是，他居然没被这命运彻底击倒，就像钨丝烧了几下，在微暗中又慢慢闪亮了。　　这简直是个奇迹！　　不过，对你父亲来说，他一生都是在奇迹中过来的，多一个奇迹也不足为怪。　　至于你父亲的“围棋现象”，那就更没什么好奇怪的。从职业的角度说，从事破译工作的人，冥冥中和棋类游戏都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为说到底密码技术和棋术都是一种算术的游戏，两者是近亲，是一条藤上的两只瓜。当一个破译家脱离工作，需要他在享乐中打发余生时，他几乎自然而然地会迷恋上棋术。这是他职业的另一种形式，也是他从择业之初就设计好的归宿。当然，跟深奥的密码相比，棋谱上的那丁点儿奥秘，那丁点儿机关是显得太简单太简单了。所以，你父亲的棋艺可以神奇地见棋就长，见人就高，就好比我们工作上使用的大型的专业计算机，拿去当家庭电脑用，那叫杀鸡用牛刀，没有杀不死的一说。　　总之，正如你对我说的，你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都跟他在红墙里头秘密的破译工作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这些都是他从事这一特殊职业后而不可改变的命运的一部分。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职业，但破译这行当无疑是最神秘又荒唐的，也最叫人辛酸，它一方面使用的都是人类的精英，另一方面又要这些人类精英干疯傻人之事，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都沉浸在“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的荒诞中，而他们挖空心思寻求的东西仿佛总在黑暗里，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在遥远的别处，在生命的尽头……　　致陈思兵　　给思思的信同时也是给你的，因为我想，即使我不给你，思思收到信后也一定会给你看的。所以，给思思写信时，我特意用了两层复写纸，于是那封信出现了三份，其中一份是你的（另有一份是单位要存档的）。你可以先看我给你姐姐的信，那样你就明白——一开始就会明白，为什么你到今天（谁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月）才收到我的信。因为，我在信中说的是你父亲的事，尚未解密的事。等待解密的过程，就同等待我们的命运一样，我们深信“这一天”一定会在未来中，但“这一天”何时出现，只有天知道。　　也许，你看我给思思的信，已经发现，那封信我是在半年前就写好的，为什么给你的信要到今天才来写？其实，虽然我很知道，你是那么希望我告诉你“那件事”——你父亲在遗书中提到的“那件事”，但同时我也很知道，我是绝不可能满足你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不会给你写这封信的，想不到，事情现在出现了我始料不及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让你一下拥有了“那件事”的知情权。　　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总部王局长来我们这里视察工作，他会见了我，并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父亲的我不知道的事，其中就谈到“那件事”。当时我一下愣了，因为你知道，“那件事”完全是我和你父亲的秘密，老王局长他怎么会知道呢？原来你父亲头一天给我留了遗书，到第二天，就在他死之前，他又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把“那件事”如实向组织上“坦白”了。因为事情关系到破译局的秘密，说之前无一外人在场，所以这事你们是不知道的。当时在场的只有王局长一人，听他说你父亲说完“那件事”后，像是终于了了人世间的一切，说走就走了，以至你们都差点没时间跟他告别。　　啊，师傅啊师傅，千不该万不该啊，你何苦说它呢？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哦，师傅，听我说，你想的和说的都不是事实，说了只会叫我难过的。我现在真的很难过……现在我反倒很想跟你说说“那件事”，因为我想既然你父亲自己已经把事情说了，给我的遗书也成了废纸一张，何况他说的不是事实，我有必要对它进行更正。　　阿兵，看了我给你姐姐的信，想必你已经知道，你父亲是专门破译密码的，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的精英都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相比之下，你父亲是幸运了又幸运的，在他与密码之间，被折磨死掉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密码。他一生共破掉7部中级密码、3部高级或准高级密码，这在破译界是罕见的。我想，如果诺贝尔设有破译奖，你父亲将是当然的得主，甚至可以连得两届。　　我是1983年夏天到701的，当时你父亲已经破译了一部准高级密码，6部中级密码，因而身上披挂着等级荣誉，但破译“沙漠1号”密码的新任务又似乎把他压迫得像个囚徒，每天足不出户的。“沙漠1号”密码简称火密，是苏联70年代末在三军高层间启用的一部世界顶尖的高级密码，启用之初国际上众多军事观察家预言，20年之内世界上将无人能破译此密：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反倒是不正常的。从你父亲破解3年蛛迹未获的迹象看，这决非危言耸听。我至今记得，你父亲第一次跟我谈话，说他在破译一部魔鬼密码，我要是害怕跟魔鬼打交道就别跟他干。10年后，我有点后悔当时没有听信你父亲的话，因为在这10年里我们付出的努力是双倍的，我们甚至把做梦的时间都用来猜想火密深藏的秘密，但秘密总在秘密中，在山岭的那一边。有时候我想，毕竟我和你父亲是不一样的，他囊中已揣着足够他一辈子分享的光荣，即使这一搏输了他毕生还是赢的，而我一个无名小卒，刚上场就花十来年时间来搏一场豪赌，确实显得有点草率和狂妄。很显然，如若这一赌输了，我输的将是一辈子。但在10年之后再来思索这些问题无疑是迟了，以你父亲的话说，这不是聪明之举，而是愚蠢的把柄了。在你父亲鼓励下，我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变成了某种发狠和野心，有一天，我默默地把铺盖卷带到了破译室。你父亲看见了，丢给我他寝室的钥匙，要我把他的铺盖也卷过来。就是说，我们准备做垂死挣扎。以后我们就这样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你父亲一直迷信人在半夜里是半人半鬼的，既有人的神气又有鬼的精灵，是最容易出灵感的，所以长期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一般晚上8点钟就开始睡，到半夜一两点钟起床，先是散一会儿步，然后就开始工作。这样我们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是岔开的，因此我很快发现了你父亲一个秘密：睡觉时经常说梦话。　　梦话毕竟是梦话，叽叽咕咕的，像个婴儿在呀呀学语，很难听得懂意思。但偶尔也有听得懂的时候，只要能听懂的，我发现说的多半是跟火密有关的。这说明他在梦中依然在思索破译火密的事。有时候他梦话说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白天说的还要清楚，而道出的一些奇思异想则是极为珍贵的。比如有一天，我听他在梦中喊我，然后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一个关于火密的很怪诞的念头，说得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像给我做了一番演讲。讲完了，我感觉他说的这念头简直离奇透顶，却又有一种奇特的诱人之处。打个比方说，现在我们把火密的谜底假设是藏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某一件宝贝，我们去找这个地方首先要做出选择：是走陆路还是水路，或者其他途径。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眼前只有乱石一片，一望无际的，看不到任何水面，所以走水路完全给排除了。走陆路，我们试了几个方向走，结果都陷入绝境，不知出处在哪里。正是在这种水路看不见、陆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你父亲在梦中告诉我说：乱石的地表下隐藏着一条地下河流，我们应该走水路试试看。我觉得这说法非常奇特又有价值，尝试一下，哪怕是错误的，也会长我几分在你父亲心中的形象。所以，第二天，当我证实你父亲对夜里的梦话毫无印象时，我便把他的梦话占为己有，当作自己的观点提出来，一下子得到了你父亲的高度认可。　　请记住，这是以后一系列神奇和复杂的事情的开始，前提是我“剽窃”了你父亲的思想。　　然后，你想不到——谁也想不到，当我们这样去尝试时，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立足的乱石荒滩底下果然暗藏着一条河流，可以带我们上路去寻觅想像中的那个地方。于是，我们整装出发了。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一个我们用十多年辛劳都无法企及的东西，最后居然如此阴差阳错地降临！　　这是破译火密最关键的一步，有了这一步，事情等于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还有二道重要的关卡是不能避免的：一是选择哪里上岸的问题，二是上岸后是选择在室外找还是室内找的问题。当然，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打比方说的。所有的比方都是不真切的、蹩脚的，但除了这样说，我又能怎么说呢？老实说，如果不打比方，如实道来，不但你看来不知所云，而且你将永远无缘一睹。我是说，如果我把我们破译火密的具体过程如实说了，这封信恐怕难以在你的有生之年内解密。　　话说回来，如果上面说的“两个问题”一旦解决掉了，那么我们无疑可以极大地加快破译进程，也许转眼间就会破译。可如何来解决那两个问题呢？我又寄望于你父亲的梦话，很荒唐是不？荒唐也只有任其荒唐了，因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渠道。于是，从那以后我一直很注意收集你父亲的梦呓，凡是听得懂的，不管跟火密有关无关，都做了笔记，反复推敲，仔细琢磨其中可能有的灵感。但说真的，我从内心里已不相信还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事情太神奇，出现一次已经奢侈得令人匪夷所思，哪还敢再三求之？连幻想都不敢了，就是这样的。但事情似乎下定决心要对我神奇到底，每次到需要我们作关键抉择的时刻，你父亲总是适时以梦呓的形式恰到好处地指点我，给我思路，给我灵感，给我以出奇制胜的力量和法宝，让我神奇又神奇地逼近火密的终极。冥冥中，我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变成你父亲，话语少了，感情怪了，有时候一只从食堂里跟回来的苍蝇，在我面前飞舞着，忽然会让我觉得无比亲切，嗡嗡的声音似乎也在跟我诉说着天外的秘密。就这样，两年后的一天，我们终于如梦如幻地破开了火密，在人类破译史上创下了惊世骇俗的一页。我现在想，如果一开始就让我与你父亲同居一室，随时倾听他的梦话，那我们也许会更早地破译火密；如果能让我听懂你父亲的所有梦呓，那么破译的时间无疑还要提前。我甚至想，虽然破译火密是世上最难的事，但如果谁能破译你父亲的梦呓，这也许又会变得很容易。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世上的密码都不是在正常情况下破译的，而是在人们有心无意间，在冥冥的阴差阳错间，莫名其妙地破译的。破译家的悲哀在于此，破译家的神奇也在于此。但是，像我们这样鬼使神差破译火密的，恐怕在神秘的破译界又是创了神秘的纪录的。　　凯旋也是落难。刚刚摆脱火密的纠缠，一种新的纠缠又缠上了我和你父亲，这就是：美丽的皇冠该戴在谁的头上？这个事情说起来并不比火密简单，首先制造复杂的是我和你父亲的诚实和良心，我们彼此都向组织上强调是对方立了头功，真诚地替对方邀功请赏。这就是说在我和你父亲之间，我们谁也没有抢功劳，没有损人利己，没有做违心缺德的事。这我绝对相信你父亲，我也相信自己。我说过，当你父亲第一次托梦给我灵感时，我没有如实向他道明事实，是出于一种虚荣心，但后来几次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还有这样的忧虑：我怕如实一说，会影响你父亲一如既往地托梦给我。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本来是“无心插柳”，可一旦被我道破，“无心”就会变成“有心”，“无意”就会“刻意”。有些事情是不能苛求的，苛求了反而会变卦。正是这种担心，我一直不敢跟你父亲道破他梦呓的秘密。不过我早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破译了火密，我是一定要告诉他真相的。所以，火密被破译后，当你父亲热烈地向我祝贺时，我一五一十全都跟他如实说了。我这么说，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父亲幸福地来接受这一胜利果实，这也足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当初不说，不是我想抢功。　　然而，你父亲根本不相信我说的，包括我拿记录托梦的笔记给他看，他也不相信，说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总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总以为我这是在安慰他，是我对他尊敬的谦让。当然，这事情说来确实难以相信，它真得比假的还要假，若以常理看没人会相信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他的梦话录下音，有了录音，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录个音本是举手之劳的事，而你父亲恰恰就是这样想的，认为如果真有那种情况，我一定会做录音的。可我就是没有。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当时谁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要为荣誉你推我让的？不过你推我让，总比你抢我夺要好，你说是不？　　不，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事情到了机关，到了领导那里，到了上报的材料上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第一次审阅上报材料，你父亲看关键之处没我的名字，当即作了修改，把自己名字圈掉了，同时加上我的名字。然后轮到我看，我又划了你父亲画的圈圈，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第二次审稿，你父亲把材料上我俩名字的顺序做了个调整，把自己的大名挂在了我之后，我看了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也许上面的同志正是从我这个坚决的举动中，更加坚信你父亲所以这么抬举我，纯属是出于友情和对徒弟的关爱。换句话说，虽然我和你父亲同样在为对方请功，但上面的同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请”是真的，而你父亲是假的，是在设法施恩于我。可崇高而光辉的荣誉岂能徇私？徇了私，“上面的同志”岂不要怀疑有人在玩忽职守？所以，材料虽经几番改动，但最后又回到原样：关键之处没有我的名字。这是组织纪律的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确实，我一个无名小辈哪有能耐上天揽月？顶多是替师傅打了个不错的下手而已，即便有些功劳一并记在师傅荣誉薄上也属理所当然，岂能与师傅平分秋色？这大抵就是当时上面同志的心理，基本上也是我的态度。说真的，事情最后这么落场，我绝无不平不满之念，更无冤屈之言。我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心里由衷地替你父亲高兴。　　然而，你父亲却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是窃取了我的功劳，对我不起。开始，他还努力想改变局面，连找几位领导说，要求重新颁发嘉奖令，与我分享荣誉。但这又谈何容易？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使上面同志认定嘉奖令有错，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何况他们从不认为有错。我不出怨言，就是嘉奖令无错的最好证明。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就该执行，就该宣传，就该发扬光大。就这样，各种荣誉就像潮水一样，一浪盖过一浪地朝你父亲扑来，英雄的名声像狂风一样在上下席卷，并且远播到每一个可以播到的角落。殊不知，越是这样，你父亲心里越是惶惶不安。可以这样说，开始他的不安更多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所以他极力想为我鸣不平，但后来的不安似乎已有质的变化，变得沉重，变得有难言之隐，好像他有什么不光彩的把柄捏在我手上，惟恐我心里不平衡，把事情的原委捅出去。不用说，我真要向他发难，他和众多上面同志岂不要贻笑天下？事情到后来确实弄巧成拙，弄得你父亲两头做不成人，对我他总觉得亏欠了我，对上面他总担心有天事发，弄得大家狼狈不堪。尽管我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把记录着他托梦给我的笔记本都当他面烧了（这无疑是我要向他发难的最有力武器），但我的努力似乎很难彻底治愈他的不安。当然，从理论上讲，烧掉原件并不排除还有复印件秘密存在的可能，而我一口口声声的保证又能保证什么呢？这不是说你父亲有多么不信任我，而是你父亲认定这事情欺人太甚！既是欺人太甚，我的感情就可能发生裂变，甚至跟他反目成仇，来个鱼死网破什么的。所以，后来他一边用各种方式对我进行各种可能的补偿的同时，一边又念念不忘地宽慰我，提醒我，甚至恳求我咽下“那件事”，让它永远烂在我肚子里，包括在临死前还在这样忠告我。　　啊，还有什么好说的？是我们朴实的良心在起坏作用。在我们各自良心的作用下，一切都开始变得复杂，变得乱套了。我真后悔起初没把他的梦话录下音，再退一步说，如果早知这样，当初在荣誉面前我又何必推来让去的？但我说过，事情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当时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是出于对你父亲的敬和爱。我又何尝不想要荣誉？只因为我太敬爱他，觉得去抢他的荣誉，我于心不忍，谁想得到事情最后会弄成那样，那同样令我于心不忍！然而，这一切，所有的一切，我要说，不是我和你父亲自己制造的，而是上面的那些被世俗弄坏了心机的人造成的。有时候，我觉得对你父亲来说密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密码之外的东西，就如走出红墙他无法正常又健康地生活一样，让他走出破译室去破译外面的世界，破译外面人思的、想的、做的，那对他才是折磨，是困难，是不安，而至于真正的密码，我看没有哪部会叫他犯难而不安的。你知道，你父亲后来又返回红墙了，其实是又去破译密码了。这次他破的是一部叫“沙漠2号”的密码，又称炎密，是火密的备用密码。　　炎密作为火密的备用密码，在火密已经被使用快20年后，它基本上可以说是被彻底废弃了，哪怕对方知道我们已经破译火密也不会启用。这是因为，当时对方已经即将研制出“阳光111”密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知道我们已破译火密，决定更换新密码，也不会换用炎密，因为炎密和火密是同代密码，既然老大都已被破译，又怎能指望老二幸免于难？这就是说，当时对方启用炎密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所以破译它的价值几乎也等于零。可又为什么还叫你父亲去破呢？用王局长的话说，就是想给他找个事做。当时你父亲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长此下去，病情势必愈演愈烈，结果必将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时。老王局长告诉我，他正是担心你父亲出现这种病发不愈的情况，所以才出此下策，安排他去破译炎密，目的就是想让他沉浸在密码中而不被病魔击垮。换句话说，组织上是想用密码把他养着，把他病发的可能性掐掉，让他无恙地安度晚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谁想得到破译炎密的巨大喜悦居然引发了他的心脏病，可恶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从重新走进红墙，到破译炎密，你父亲仅用了一百多天时间，这一方面当然是得益于破译火密已有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你父亲确实是个破译高手！　　啊，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这对你父亲来说也许是最贴切不过的，贴切得近乎完美，美中不足的是，他至死也未能破译自己的密码：“那件事”的密码。这密码的密底其实就是我说的，可他总不相信。所以，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你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给你写的这封信，那样他也许就会相信我说的，那样，他在天之灵也许就不会再被无中生有的愧疚纠缠。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让思思看到这封信，因为那样的话，她就会看见你父亲的“又一个悲哀”，从而给她造成更多的悲伤……　·4·下部：捕风者——韦夫的灵魂说　　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西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训中心。走进西院，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单位，几栋零散的小屋，隐没于葱郁的树林间，人影了无，寂静无声。但寂静中透出的决不是闲适，而是森严。我初次涉足这里，看它寂静落寞的样，怎么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动局的办公地，以为是701接待上面首长的地方。　　没有人怎么行动？我问。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里又怎么叫行动局？　　可谓一语道破。　　答话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谍报工作的乡党，人称“老地瓜”的老吕。　　老吕不善言辞，也许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缘故。老吕不抽烟，据说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期间，他在越南“行动”，搞谍报，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厅里接了一支某女士递给他的烟抽，不久便昏迷过去，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再不沾烟酒。出门在外，老吕总是穿戴整齐，脖子上挂着相机，腕上箍着手表和手链，头上戴着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着两支钢笔，像一个偶尔出门的游客。这些玩艺是不是武器或谍报工具，我不得而知。问过老吕，说是没有，可我又怎能相信他说的？他是个老牌间谍，老地瓜，所有的真实都眼睛里，不在嘴巴上。　　老吕有本相册，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纺的粗布，相页是黄不拉几的土纸，装订是麻线，整个土得丢渣；其次是很古怪，说是相册，却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样的纸条和报纸剪贴。其中扉页就是半张香烟纸，上面有手迹，是这样写的：　　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吕告诉我，这是他刚做地下工作时，他的“上线”（是一位诗人）首次与他接头时，在人力车上顺便写下的，算是一个老地瓜对小地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纪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当时他是南京中央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从那以后，类似的纪念品时常“不约而至”。老吕说，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国内到国外，从大的到小的，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几乎他参与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证据”，相册里收藏的就是这类东西，具体有28张照片，11片纸条，7张报纸剪贴和5幅图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实物，诸如一枚穿孔的钢币、一只异国信封、几张票据和名片等。多数东西下方都有简单的文字注解。　　在众多东西中，有一张照片引发了我浓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个死人，一只看不见人形的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里，好像在收刮小伙子的遗物。老吕解释说，其实不是在“收刮”，而是在“给予”，是在给他“放一张银行的催款单”，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个死人催款，听起来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吕的亲笔，写的是：我的名字叫韦夫，请你们别再喊我叫胡海洋。　　老吕告诉我，这个现在老是被人喊作胡海洋的越南小伙子韦夫，生前与他素不相识，死后两人却一起“合作”，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居傲不已的“杰作”。八十年代末，一个叫R·克拉特的英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活着的死尸》，讲的就是他和韦夫“合作”的故事。至于相关的纪实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现在收集到手的起码也在十几万字之上。1998年，我随巴金文学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游，还专门到韦夫生活过的洛山小镇去走了一趟，听到看到的东西记了也有近万字。总之，要讲述这个故事，资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像时间、地点、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说“无不在我心中”。我疑虑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的方式讲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径，步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老实说，这还是老吕先生落在韦夫遗体下方的那句话，给我提供的灵感。　　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的名字叫韦夫。　　让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所以这么看重我的名字——叫韦夫，是因为你们总是喊我叫胡海洋。你们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别名，也不是我的绰号或昵称，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以前我听都没听说过（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交道），我从没想到，我和他之间会有什么瓜葛。但是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诉说这个错误，但听见我诉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模造一个梦想或用水去点燃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其实，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然常常让我们拿她“没办法”。　　没必要太多的谈论上帝，还是来说说我吧。　　我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不尽的蒸汽弥漫着，雾蒙蒙的，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哧哧声，那是熨斗熨贴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我10岁那年，我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闹热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红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我想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我们--我和姐姐韦娜--象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韦娜和我这样说：　　“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它的事。”　　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我上了河内大学。在我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我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　　“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歌唱。”　　这句话似乎注定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空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样，整整三年没过一天正常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可能忘掉疾病时，我已把河内大学和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再去读一学期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病似乎痊愈时，父亲曾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我已毫无兴趣。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汽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论，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劳作。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汽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时，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　　应征　　罗杰走了。　　林国宾走了。　　有一天，妈妈说32号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们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　　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我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　　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我们镇上征兵，我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我病史一栏中的记载后，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说：　　“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经的痛苦经历。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夺走我很多，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到我们镇上来召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接待我的军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七个府卧撑就累得气喘嘘嘘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那么多要求，只跟我谈了几分钟话，就爽快地发给我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我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汽熏润，我的脸色看起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我知道，要不是战争，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我能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1972年9月26日，我和镇上其他八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山镇。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我们的人群中，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这是去有可能让我永远回不来的前线。　　这是你的幸运　　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没什么好说的，另方面有些可以说的对我来说又都很没趣。我是说，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被当了个特等士兵。据我了解，当时一个河内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上副连长，甚至正连长，最不行的起码也是个排长。我虽说没获得文凭，但也仅仅没文凭而已，没这个形式上的证据，其它或者说学业上并无什么差异，所以我想起码应该任命个排长给我。但军方过分地强调了那张纸文凭的作用，没能如我的愿。一位河内郊区菜农——有人说他是某某军长的外孙——对我拿腔拿调地说：　　“是的，是的，但问题是你没有毕业证书，入伍前又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过职，按理只能当个一等兵，让你当特等兵已经是优待的啦。”　　这样的优待自然不可能令我感到荣幸。　　不过，我想，士兵就士兵吧，反正我又不是为当官才来部队的。我也不是因为听胡志明主席的广播演讲才来部队的。总的说，我来部队的想法要比其他许多人显得更为模糊或者复杂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因为受不了美国飞机整天在镇子上空窜来窜去，弄得人惊惊吓吓的，才决定到部队的。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是，起码不全是，至于其它还有些什么，我又说不太清楚，也许……或者……我是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明白，就是：从我决定入伍的一刻起，我从没想过，我会，或者可能会，上不了前线。说实话，有这种愿望在当时来说是荒唐的，这可能是我不想的一个原因。此外，我还固执地认为，穿军装就是为了去前线，只有上了前线，参加了某次具体的战斗，身上的军装才能心满意足，才能显出完美。所以，当跛脚的阿恩营长把我从新兵集训地接到距河内只有几公里远的陆军二○三被服仓库，并庄严告诉我今后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看守好这仓库的大门和小门时，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简直沮丧透啦！　　除了阿恩，我还有二位战友，一位是被炮弹片削掉了半只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条叫声尖利的杂毛土狗。难道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强壮的人，不配上前线，只能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有种被谁出卖或欺骗的羞辱，穿在身上的军装仿佛不是配发的，而是我偷来的，骗人的。　　坦率说，我这人虽然不强壮，但并不缺乏勇气，如果说不怕什么就算勇气的话。我这么说，决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勇气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队上的时间里确实从没有为什么胆怯过。在新兵集训营，教练我们射击的是一位从战场上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喊他叫“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在一次战争中被大炮震落在眉公河里，被眉公河里的刺头鱼——也许是大公公鱼——吃了。他从不向我们提起自己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在我要求下，他终于开口说，但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他唯一的眼睛，浑身哆嗦起来。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可我却一点也没觉得可怕。在我看来，他所经历的似乎没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少，这场病可以说使我心灵受到了创伤，也可以说使我心灵经受了锻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新兵中确有害怕去前线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几乎时刻想念去前线，去参加一场有名有姓的战争，以验证我的勇气和信念。我曾担心到了战场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会使我胆怯，让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上不了前线——让我痛苦。　　战争在一天天扩大，美国飞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河内上空，不时撂下成堆的炸弹，我们很容易就闻到了从城里飘来的越来越浓的霄烟味。阿恩担心这样下去，河内也会沦为前线，而我却暗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由于极度的失落和渴望，我知道我已变得十分苦闷，甚至邪恶。然而上帝知道，我不是诅咒河内，而是诅咒自己可怜的命运。从军需官接连不断到我手上来提取被服的忙碌中，我知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线。可以说，我侍侯的每一样东西：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条腰条，一双手套，甚至一根鞋带，都先后上了前线，暂时没有的，也随时可能上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手气和汗水已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但这又能为我证明什么？只证明我没有亲自上过前线。阿恩常常炫耀地对我说：　　“啊，韦夫，你不知道，这是你的幸运啊。”　　也许吧。　　不过，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幸运。这叫什么幸运，整天跟两个“废物”在一起，还有一条并不出色的狗。当然，阿恩说的有道理，前线不是什么好玩或有利可图的地方，我如果是为了名利想去前线那是愚蠢的。阿恩曾这样警告我说：　　“战场上飞来飞去的子弹随时可能把你什么都夺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　　这我当然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我不是因为追求名利才想上前线的。我也不是出于厌世想死才想上前线。不是的。我只是觉得跟我一起来的人都上前线了，独独把我撂在这个鬼地方，旁人还以为我是怕死才躲到这里来的呢。天哪，谁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么孤独，多么难受，多么想离开跛足的阿恩营长和可怜的唐老兵。　　死亡的丧钟　　我知道，你们人类是了不起的，起码你们为自己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那些还没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我在人间生活了27个春秋，我深知人类的伟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类由于伟大和过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或者说坏习惯，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往后推。我在人间时也是这样，甚至我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是我的婚姻大事　　二是我上前线的事　　你们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要知道我的生命并不是那么有限，也许我就会在有限的生命里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生命会那么短暂，准确的说是那么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着泪对我这样又哭又骂的：　　“狗日的，你还整天闹着要上前线，一身臭汗就把你命弄丢了，你……韦夫，你真他妈的没用，韦夫！”　　说真的，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会这么流泪。阿恩啊，你这个傻乎乎的跛脚佬，你为什么要对我流那么多泪，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愿看到别人流泪的，那样他会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现在在哪里，我很想你。　　阿恩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他有点自以为是，说话的腔调高大又严历，跟他的跛脚一点不相配。但他是时间的朋友。时间从不出卖他。时间总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上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点点驳落下来，到那时候你就无法不喜欢他了。我后来真的很喜欢他，现在也没有不喜欢，虽然他在我临死前不应该地流了那么多泪。但这没办法，谁叫我死在他身边的，我想如果让他死在我身边，我同样会流很多泪的。因为我喜欢他。也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人死前不愿意看到别人流泪的道理。这道理当然是我死了以后才知道的。　　阿恩说的一点没错，我确实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们应该知道，十年前我就是在冬天里染上肺病，差点死掉的，想不到过去了十年，这个季节还是杀气腾腾地向我敲响了死亡的丧钟。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一样，抱着收音机钻进了被窝。孤独叫我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收音机，我还睡不着觉呢。因为我总是找女播音员的电台听，所以阿恩常嘲笑我，说我抱的不是收音机，而是梦想中的女人。也许吧，不过……我不知道，我对女人不了解，也不了解我对女人的想法。有时候好像想得很，有时候又不太想，就是这样的。好了，还是别说女人吧，女人后面还要说的，现在赶紧说说我钻进被窝后怎么了？我觉得我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头，头昏昏的，心里觉得很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　　“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可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我说。　　阿恩过来摸了摸我额头，说：“嗯，好象是有点，不过没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机关了，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当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这之前我和阿恩，还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着替陆军第179师发放冬季被服，他们几乎把半个仓库都拉空了，也把我们三个人都累惨了。我后来想，如果就这样回去睡觉也许不会有事的，但当时身上实在是汗流夹背的难受，大伙都觉得应该洗个澡。按规矩，这回该轮到唐老兵烧热水，但唐说他太累了，干脆将就洗个冷水澡算了。当时我们刚干完活，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水有多么可怕，就说洗就洗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听广播，我觉得被窝不像以前一样越睡越热乎，而是越睡越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我说：“我觉得我好象在发烧。”　　阿恩说：“把收音机关了，快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后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我身上在着火，我很想这样告诉他，但似乎已经开不了口了。不一会，我听到阿恩大声惊叫起来：　　“操，你狗日怎么烫得跟火炭似的，韦夫！你醒醒，韦夫！你睁开眼看看我，我是阿恩！”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变化的只是一点点时空而已。我睁开眼，看到至少有三个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动，这感觉和十年前肺病袭击我时的感觉如出一辙。　　玉　　人在昏迷中是没有时间的。我终于醒来，不知过去了多久，也不知来到哪里。明亮的玻璃窗户和窗户外的几杆树枝让我想起，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对我的醒来表现出得很高兴，她的口音让我以为是回到了家乡。但她告诉我，这里是河内陆军总医院，我已经来这里快两天了。她一边摘下口罩，一边对我说：　　“我看了你的证件，知道你是洛山人，我是维浦人。”　　她说的地方离我家还不到十公里，那里有一家出名的动物园，洛山的孩子没有一个没去过那家动物园的。战争爆发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动物园工作，我告诉她我表哥的名字，她居然哭泣起来。不用说，她认识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战争中牺牲了。事实也是如此，就在两个月前，我表哥在及埃山地阵亡了，她们曾经是坐同一辆卡车到部队的，相识也在那趟卡车上。战争让很多本来不相识的人都成了朋友，我也成了她的朋友，她叫玉。　　玉使我有幸得到了医院郑重的治疗，英国人后裔布切斯大夫几乎每隔两天都来探望我，并不断给我作出新的治疗方案。布切斯大夫是这里的院长，每天都有成堆的生命等着他去救治，他们大多从前线下来，胸前挂着各种各样的奖章和战功，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优待，无疑是玉努力的结果。　　除了关心我的治疗外，玉还关心我的寂寞。因为我患的是肺病，没人敢跟我住在一起，我独自一个人被关在窝炉房隔壁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在寒冷的冬天，这里显得特别热乎，但热乎并不能驱散寂寞。唯一能驱散我寂寞的是玉，她经常来陪我聊天，一天接着一天，我们把有关洛山和维浦的话题说了又说。　　有一天下午，玉带着阿恩来看我，阿恩还给我带来了韦娜从塔福寄来的信。信上，韦娜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机枪手，正在塔福服役，所以她调到那里去了。她没有说起那里的炮火，只是这么提了一句：　　“和我以前呆的地方相比，这里才是真正的前线。”　　我是每天都在听广播的，我知道当时塔福吃紧的战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责韦娜的选择。战争期间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样的，何况韦娜去那里还有个个人的理由：和丈夫在一起。　　韦娜在信中还夹了一张她和机枪手的照片，两人站在雄壮的机枪架子上，很像回事地瞄准着照片外的美国飞机——肯定是美国飞机！当我把照片拿给玉看时，她哈哈笑起来，对我说：“我还以为是你妻子的来信。这人是谁？”　　我说是谁。　　“那你妻子呢？”玉有点迫不及待地问。　　阿恩在一旁替我回答了，他装腔作势地说：　　“他妻子？他有妻子吗？他应该有妻子，可事实上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韦夫，是这样的吧？”　　这是个令我难堪的话题。　　但阿恩不会因此闭上嘴巴的，他转过身去，对玉发出了令我讨厌的声音：　　“玉，你信不信，我们韦夫至今还是个处男呢。”　　我确实跟他这么说过，我说的也是实话。可我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说的，还是觉得这很好玩，经常拿它开我心。这个该死的阿恩，你绝对不能指望他守住什么秘密，他有一张比鹦鹉还烦人的嘴！　　玉对这话题显出了一定羞涩，但只是一会儿，很快她对阿恩这样沉吟道：“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阿恩，你是说……韦夫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所以更应该好好地活下去。”　　后来有一天，玉很在意地问我阿恩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这样反问她：　　“难道你觉得这不是真的？”　　最好的顾客　　说真的，我的性格和身体决定我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女人，曾经有一个姑娘对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我现在连她名字都忘记了。这不是说我无情寡义，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我是说，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但由于我的怯弱，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洛山的，反正她不是我们洛山人，用我父亲的话说，洛山的姑娘他没有不认得的。当然，他起码认得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那都是从他手上出去的。　　有一天，她戴着太阳镜出现在我家门市上，选中了一块布料，要我父亲替她做一件衬衫。父亲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事后我才知道，父亲从她一进门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她不是洛山人。大概就因为她不是洛摩人，父亲才放手让我做她的衬衫。这几乎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件衣服，它没有让我父亲和主人不满意，她高高兴兴地付了钱，走了，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有点得意。第二天，她抱着衣服来找我，笑吟吟地说这衣服有问题。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她把衣服穿在身上，让我看。我没有一下看出问题，她双手来回地指着衬衫的两只袖口，浅浅笑道：　　“这么说这是你别出心裁的设计哦，你看看，难道你的袖口是开在这边的吗？”　　这时我才发现，我把她两只袖子的左右上反了，这样的笑话实在令人羞愧。父亲似乎比我还羞愧，他把羞愧全变成了对我的指责。好在真正该指责我的人并没有责难我，她甚至对我父亲声色俱严的表现很不了然。她对我父亲说：　　“嗨，你干吗怒气冲冲的，难道这是不可以改过来的？我要的只是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并不想给谁制造不愉快。”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脾气，也许该说是性情，她是我见到的最好的顾客之一。我一边修改着她的衣服，一边在想怎么样来感谢她对我的谅解，后来我写了一张便条，放在她衣服口袋里交给她。过了几天，她给我还了一张纸条来，约我在南门的咖啡馆见面。　　我们在咖啡见面后，却找不到一处座位，于是到郊外去走了一圈。那天她穿的就是我做的那件衬衣，她说她很喜欢这件衬衣，并常常想起这是我做的。我感到了她对我的好意，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又见了两次面，第二次还一同去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她把我手拉过去一直握到电影散场。这是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盘问我，并警告我说：　　“不管她是谁，一切到此结束，因为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父亲说的没错，当时我身体还没痊愈，谈情说爱确实是早了一点。但问题是等身体好了我又去找谁呢？父亲能帮我把她找回来吗？说真的，在认识玉之前，这个未名的姑娘是唯一给我留下美好记忆和思念的女人，后来我确实不知她去哪里了，她在我身边消失了，就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中一样，虽然我可以想象她的存在，但再不可能找到她了。　　我在说这些时也许是流露了某种感伤，玉为了安慰我，第一次主动握住我手，认真地对我说：　　“迈克尔，我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你，我希望你能找到她，找到你的爱……”　　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美丽的同情心是我对人类最珍贵的记忆。　　死亡的宣告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但这并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时少一点。17日，是1973年1月17日，韦娜的战友（其中包括她丈夫）击落了一架美国轰炸机，飞机冒着浓烟向大地扑来，结果一头扑在韦娜的发报台上。我想，这时候韦娜即使变成一只蚂蚁也无法幸免于难。　　韦娜阵亡的消息对我治疗无疑产生了极坏影响，就在当天夜里，可怕的烧热向我卷土重来，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我。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布切夫大夫来看我，却什么也没说，只在我床前默默站了一会就走了。我知道，他这是对我死亡的宣告。　　当天夜里，玉也给我发出类似的宣告。不过，玉的宣告方式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天夜里，昏迷依然包抄着我，昏迷中，我突然感动一丝冰凉在我脸上游动，我睁开眼，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说出的话。我握住她手，对她说：　　“玉，你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布切斯大夫什么都跟我说了。”　　“嗯，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她使劲地握紧我说，“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会好的。”　　我闭上眼睛，因为我无言以对。黑暗中，我感动我的手被玉拉着放在了一团柔软的东西上，同时听到玉这样对我说：　　“迈克尔，这是你的，你喜欢吗？”　　我睁开眼，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经散开两边，露出一大片银亮的肉体，而我的手正放在她高耸的胸脯上——银亮的柔软中。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但玉告诉我这不是梦，她这样说道：　　“迈克尔，我相信等你病好了一定会娶我的，是吧？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我睁大眼望着她。她坦然地立起身，抖掉白大褂，静静地钻进了我被窝里。　　我敢说，除了白大褂，她什么也没穿。　　天呐！我简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惊人的方式来宣告我的死亡。　　这天夜里，也许只有很短的时间，可我却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死亡。三天后，我没有一点遗憾，只有无穷的幸福和感激地辞别了人世。　　谢谢你，玉，再见！　　我死以后的事　　现在要说的都是我死以后的事。　　据说不同的病人具有相对固定的死亡时辰，心脏病人一般都死在早晨，肺病患者多数死在午夜。我准确的死亡时间是1973年1月28日午夜2点38分（没有脱离一般规律），陪伴我死去的有玉、阿恩、布切斯大夫等人。和玉相比，阿恩对我的死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所以他受到的刺激和痛苦也相对强烈，我凝望人世的最后一眼几乎就是在他汹涌的泪水滴打下永远紧闭的。　　我曾经以为人死后就没什么可说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后。死亡就像一只开关，它在关掉我生命之灯的同时，也将我一向“多病怯弱”的形象彻底抛弃在黑暗中。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具尸体，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换句话说，自进太平间后，我对自己的整个感觉发生了良好变化，说真的，这里象我这样毛发未损的尸体并不多见。与其他尸体相比，我甚至发现我的尸体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的伤疤，也没有惨不忍睹的苍老。我想，当吕处长站在我尸体面前时，一定也显明感觉到了这点。　　吕处长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光临太平间的，与他一起来的有布切斯大夫。我并不认识吕处长，我只是从布切斯大夫的谈话中听到他叫吕处长，并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抗美援越的。他们进来后依次在每一具尸体面前停留、察看，时而含糊其辞地冒出一两句话，没头没脑的，我根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但我感觉他们象在找什么人。当两位站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吕处长似乎有种掩饰不住的高兴：　　“嗯，他是谁？”　　布切斯大夫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完了，吕处长说：　　“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不一会，进来个老头，把我从架子上抽出来，折腾上了一台手推平板车，拉到隔壁房间里，这里有点像是理发室。老头将我简单地梳洗一番之后，给我穿上一套干净的病房服。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将去火葬场化成灰烬。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穿军装，难道我仅仅是一个病人？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从太平间出来，我被塞进了吕处长的吉普车上，座位上已经堆了几箱药品，所以我只能“席地而坐”。他们不想想，我怎么能坐得住呢？车子几个颠簸后，我便胡乱倒在车板上，后来“嘭”的一声，一只药箱从座位上滚下来，压在我身上。吕处长闻声回头看看，像没看见似的，根本不管我怎么了。这就是人和尸体的不同，只要你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命数，也没人敢对你这样。但当你变成尸体后，哪怕是刚死一分钟，对你这样那样都是他们的随便了。这中间其实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世间所谓的人性都是专门为人本身保留的，当面对一具尸体时人就会自觉放弃所谓的人性，丢掉做人的种种，这时候的人其实也变成了尸体。　　车子开开停停，颠来簸去，车窗外，倾斜而晃动的天空正在一点点变得朦胧。我不知道吕处长打算带我去哪里，但我感觉要去的地方好象很远，甚至不在河内城里。因为车子穿过一条条吵杂的街道后，又似乎在一条空旷的大道上自由奔驰起来。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河内。　　偌大的河内难道没有一个火葬场？　　这个吕处长是个什么人？　　医院为什么将我交给他？　　他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一路上，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问题。　　车子终于停落下来，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和收音机的声音。还不等车子停稳，一位穿着中国海军制服的年轻人已迎上来，替吕处长打开车门，毕恭毕敬的样子，说明他可能不是个军官，要不就是个小军官。听说，他是个江苏人，我因为不知他名字，一直叫他“江苏人”，简称苏。　　这里显然不是什么火葬场，是哪里？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国海军向我国临时租用的201港口。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我变得越发糊涂了。　　吕处长下车后，打开后车门，指着我的脚说：　　“就是他，我给你最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在‘长江’号潜艇等你。”　　苏把我从车上弄下来，搬到一间明亮的屋子里。在这里，苏对我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服务，甚至连鼻孔毛和牙垢都作了不马虎的修理。这件工作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作为一具尸体，我想大概起码得将军一级或者名门人士才可能有这等待遇。　　事情真的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苏替我修理完毕后，开始给我着装：裤叉、护膝、内衣、内裤、袜子、外套，一样又一样，一层又一层，从里到外，穿的全是海军的制服，而且还是军官制服。当个海军倒一直是我的梦想，但谁想得到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梦想。更叫人奇怪的是，最后苏还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一条白金十字项链（大概是护身符吧），和一只名贵的手表（法国牌子的）。把我包装得这么贵重，哪像要送我去火葬场？如果我没死，这样子倒是很合适去参加某个高档宴会的。　　当然，宴会是不会参加的，整装完后的我被送上“长江”号潜艇。吕处长对苏的工作深表满意，他一边转前转后地看我，一边肯定地说道：　　“哼，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很好，像个大教授的儿子。”　　我想我父亲充其量不过是个成功的小商人，什么时候变成老教授了？事情发展到这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想拿我来顶替那个大教授的儿子。看来这个大教授的儿子生前可能就在这艘潜艇上服役（一定是做翻译工作），而且可能比我还不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回来。现在大教授想和儿子告个别，所以他们不得不找我来顶替一下。这么说，我可能和大教授的儿子还有点挂相。嘿嘿，世上什么奇事都有。　　我正在这么想时，吕处长和苏已悄然离去。我估计大教授可能马上就会到，也许他们这会儿正是去码头上迎接大教授了。这边离河内不近啊，大教授为看看儿子和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这么远，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他选择晚上来是对的，因为这时候美国飞机一般不会出动的。尊敬的大教授，虽然我不是你儿子，但此刻我和你儿子一样爱着你，一样希望你平安。　　和我想的不一样，吕处长走后不久，潜艇居然晃晃悠悠地沉入了水底，像条大鱼一样的游动起来。这使我想到，大教授并不在伦敦，在哪里呢？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谁都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潜艇一般不会贸然起航的。为了让大教授一睹儿子遗体（而且还是假的），竟然叫一艘潜艇来冒险，由此看大教授决不会是个寻常人，说不定还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呢。　　潜艇晃晃悠悠的，不知要带我去哪里。　　从来没坐过潜艇的我，想不到潜艇晃晃悠悠的感觉是那么美妙，我简直可以说，这感觉跟摇篮的感觉没有两样，我仿佛又回到襁褓中，迷迷糊糊地迎来了死后的第一次睡眠。对一个活人来说，没有谁会记得他的第一次，第一次看见的颜色，第一次听到的声音，第一次来临的睡眠。但对一个死人来说，所有的第一次似乎都在他的等待中发生，所以也都留在了记忆中。我不但记住了我第一次是怎么睡着的，还记住了第一次是怎么醒来的。告诉你吧，我是这样醒来的：有人闯进门来，不小心碰倒了立在门边的衣帽架，发出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样子像个水手，他进来后，二话不说将我拽下床，拖出去，拖到一扇半圆形的仓门前。不一会，我听到吕处长的声音：　　“把海图拿来。”　　这时我已看见吕处长，他刚从过道那头过来。　　苏（就是给我梳妆打扮的那个苏）将海图递给吕处长，也许是因为潜艇晃悠的缘故吧，两人索性蹲下来，将海图铺在我身上查看起来。　　“我们现在在哪里？”吕处长问苏。　　“在这，”苏指着海图说，“这里就是白家湾海滩，我们现在距离它大概有十海里。”　　“现在风浪情况？”吕处长又问。　　“很理想，按照现在的浪力和风向，天亮前肯定会冲上海滩。”　　吕处长看了看时间，对水手命令道：“行动吧！”　　水手打开仓门，奋力将我推出潜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