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不乘车的。不过，他对我的说法似乎有疑虑，却又不知怎么来责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的信任，我递给他证件，他认真地看着，不一会儿，笑逐颜开地上前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失敬失敬”的话。 彼此客气过后，我直截了当地指出：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钢笔）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页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了它一会儿，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幽默口吻地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他近看，远看，左看，右看，拿起来看，又放下来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责问我：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 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地，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他惊奇了，忍不住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看，仔细看。” 我说着，纸上就慢慢显出字迹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画先后顺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乌字一号密码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乌字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才。 乌字一号密码，是当时苏联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虽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形成证据，让人家抓住把柄后，有证有据地控告你。这感觉类似于一对偷情男女，他们隐秘的关系或许尽人皆知，但在没有确凿的把柄之前，谁都不能正当地奈何他们。所以，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格外怕留下人证物证，授人以柄。何况，当时我们跟该国的关系，虽然很紧张，甚至实际上已经敌对，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没有公开交恶。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破译他们密码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想法，一旦败露出去，对我们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权和声誉。说到底，这事情决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要败露也不能在我手上败露，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请有关技术人员做了高级隐形处理，在纸面上刷了一层白色的隐形粉。一般只有行动局才这么干，因为他们要出境，有必要。但我觉得我此行的处境比出境还要可怕，还要险恶。我说过，我是个过度谨慎的人，因为长期过度的谨慎，我甚至已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给人的感觉有点阴冷，吃不透。因此，下面人背后常叫我“地雷头头”。 隐形粉在消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所长大人，看得所长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说： “就一个。” “就一个？”他又问道，“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我说：“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学研究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我说：“那么，二是要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 他说：“要懂俄文……还有吗？” 我说：“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他说：“这是三，四呢？” 我说：“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他说：“这是四，五呢？” 我说：“没有了。”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晚上就去落实人员，通知到人头。明天上午8点半，我在这里恭候各位光临。”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了，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了，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干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至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道。 风骚女子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餐厅回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所长，另一个没见过。王所长给我们作介绍，我知道他就是候选人之一，便单独带他去了自己房间。 然后陆续有人出现在我房间，到第二天下午，已先后有12人（其中两名女性），或自己来，或被人带到我房间，来与我见面。这些人中，只有三位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是超过5分钟的。就是说，来人中多数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有几分钟而已。比如我刚才说到的那位，王所长亲自领来的那位，事后所长告诉我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选中的，所以他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我仅仅是明里暗里地多看了他几眼，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所有人都这么问我。 是这样的，当时我进房间后，有意摆出一言不发、傲慢的样子，我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他脸上始终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样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察言观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听到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人刻意装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也许我们只有像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惊不变，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合情合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偏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说真的，这次选人情况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他们的表现太让我失望，我真担心带不回一个我需要的人。不过，矮子里选高个，既然来了，我总是要带一个回去的。就这样，第二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给王所长送去了12名面试者中的3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无疑，我要的人就在这三人当中。 所长看我的工作已近尾声，晚上专门到招待所请我吃饭，有点要给我饯行的意思。席间，我一边跟所长聊着天，一边注意到，在我们斜对面的餐桌上，有个女人老是在看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 吃完饭，我送走所长，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的口气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说：“找你啊。”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我问：“找我干什么？” 她说：“你不是在招人嘛，我也想来试试看。”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便开门进了屋。 冯·诺伊曼的助手 说说这个女人的经历很有意思。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儿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就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成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3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速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外形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犹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101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般快，飞沙走石般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便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儿，她到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息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世界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人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到莫斯科呆过半年，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当时我打开门请她进屋，只想尽快打发她走人，因为我对她过分风情的举止有些反感（也许还有点害怕），而对她堂皇的自我介绍又半信半疑。我说过，我的房间是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室，我住进后，对外间的布置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把两张沙发分开了，一张移到了窗前，由我坐；另一张移到了对面，由来面试者坐；而在原来放沙发的位置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是我跟面试者交流用的。黄依依进房间后，便站在黑板前，停住不动。那黑板上，写着两道“数学迷宫题”。 看一会儿，她回头问我：“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说：“你不是想来应试嘛，这就是考试题。” 事实上，这是我下午专门为三名初选入围者出的考试题，说实话，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者。但是，时间已过去大半天，没有谁交来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交来答案。要真是如此，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来做裁定。 她问：“那我要是将题破了呢？” 我说：“那我就录取你。” 就这样录取了。 破题 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谁也想不到，我仅仅在沙发上抽了两支烟，就这么点功夫，她就把第一道题破了。她这么快地破题，弄得我反倒心里不舒服，怀疑她是不是事先已听说过答案。但仔细一想，这又怎么可能呢？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道题其实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密码做出来的，除了701少数几个破译人员知道答案外，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知道。黄依依轻易地破掉那两道题，等于是轻易地破掉了两部密码！当然不是太难的密码，属于准中级密码。 现在我把密码的基本情况做个简单介绍。密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简易密码，又称替位密码。这是一种最原始、初级的密码，主要玩的是数字和文字的游戏，比如将偶数当奇数用，把炮弹说成香蕉、进攻说成回家，诸如此类，玩的名堂比较简易，有点暗语性质的。这种密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不体现智慧，只有一点小聪明，作用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所以一般都是在小范围内使用，临时性很强，风险也很大。早在二战之前，这种密码就几乎已被淘汰，即使有些局部战役偶尔用一下，也是因为情况紧急，迫不得已。 第二类是专业密码，又称中级密码，或数学密码，主要奥妙在数学的运用上。这种密码一般都是由专业的数学人才参与设计，玩的是数学的游戏，不是数字的。二次大战中大部分国家和军队用的都是这种密码，因为设置的程序相当复杂，人已无法单纯用头脑记清它的转换方式和程序，所以出现了专业的密码机。这类密码是用数学造出来的陷阱，所以，每部密码几乎都可以演变出一道或者几道超难的数学题。 第三类是高级密码，又称语言密码。研制这样一部密码，相当于创造发明一门语言，也许该说是疯子的语言，破坏语言的语言，研制难度相当大，破译难度也很大。二战期间，有少许国家开始尝试性地用，保密性很好，但之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普及开来，原因是研制这样一部密码，耗资巨大，且使用难度极大，难以普及。这是一种密码中的密码，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一般只在高层联络中使用，很难全面铺开。 以前，我们701主要负责破译苏联军方的中级密码，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使用一部高级密码，但由于使用范围很小，加上破译难度很大，我们基本上没去管它。再说，想管也管不了。从战略意义上讲，反正我们不想主动去打他们，劳民伤财地去破译一部高级密码，价值并不大。当然，这样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破译他们的中级密码。只要破掉对方大部分中级密码，我方基本上可以得到应有的军事情报，从而掌握对方军队的大致动向，做到防备有序。 然而，我此行的目的，前面说过，却是为破译苏联乌字一号高级密码来的。这是上面给我们新下达的任务。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之前，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我们是从不破译他们的密码的。那么上面为什么突然要我们破译这部密码？原因是很显然的，因为当时两国外交关系很不正常，有点命悬一线的意味，随时都可能崩溃，当然也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我们该做何准备？是准备崩溃？还是准备重归于好？答案就藏在乌密中。 据我们所知，乌密并非军方密码，而是他们外交部的密码。把一部几乎是当时最高级的密码交给外交部使用，而不是军队，这本身说明他们在外交事务中藏着见不得人的鬼把戏。有时候，外交官手里的刀远比士兵手中的刀更险恶。杀人不见血的险恶。而上面那么想破译这部密码，一方面说明我们很在乎跟他们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外交上交恶，就当时形势看，双方的战争一时是不会发生的。 然而，要破译乌密又谈何容易。首先，作为一部高级密码，破译的难度本身就是昭然若揭的；其次，既然以前我们没有破过他们的密码，就意味我们毫无破译他们密码的经验或教训可谈，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感觉犹如要你在寸草不长的沙漠上一下培育出一棵参天大树，除非你有天大本事，否则就是天方夜谭。正是在这种进退无路的严峻情形下，我们向上面要求到中科院来选拔人才。 我就是这样来这里的。 说真的，虽然上面赋予我足够的权力——只要我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带走，但问题是有没有这个人，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有是无，只有天知道。天知地知，还有我自己知道。一路上，我都在为这个未知的人苦恼着，梦想着，担心着，害怕着，祝福着。现在，这个人似乎让我找到了，很容易地找到了。她就是黄依依！ 黄——依——依—— 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去找所长。 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上楼的时候，在楼梯上，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我为什么记得她，是因为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听到她在哭泣，于是我侧目偷看她，于是我看到她掩面而泣的样子——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捂着胸口，头低低垂着，是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样子。后来，从所长那里又知道，我看到的哭泣的女人正是从他办公室里刚出去的。她为什么哭，包括为什么来找所长，其实都跟黄依依有关。说真的，几天来所长对我一直是崇敬有加，好像上面的电话把我一下变成个很大的人物似的。其实，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有点神秘而已。所长大人对我已有的崇敬，使我一下子不大能接受他对黄依依的态度，当他听我说要黄依依时，所长脸上堆满了惊疑和不屑（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 “黄依依？你要她？你……”所长沉吟着，最后咬咬牙说，“你还是换个人吧。” “为什么？”我有种一脚踩空的感觉。 “她这人有问题。”所长回答得很干脆。 我问：“有什么问题？” 他说：“这是她个人的隐私，不便说的。” 我说：“在我们701面前，是没有任何隐私的。”我的声音露出一种霸道。 确实，跟我们这些人谈什么隐私是不聪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隐私。再说，对我们谁还有什么是隐私的？个人？还是国家？我们为探寻他人隐私而活，我们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隐私。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们要淡化这种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隐私这个词从我们面前消失掉。抠掉。像抠掉一粒恶心的粉刺一样抠掉。小伙子，你可别跟我们傻乎乎地谈什么隐私，你没有任何隐私——对我们来说。 所长看我态度有些硬，笑了笑说：“我可以跟你说，但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说：“就像你的事，仅限我知道一样。” 我没有答话，等着他往下说。 所长说：“其实，你要早来几分钟，就会看到她的问题，黄（依依）同志的问题。就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了。” “我在楼梯上碰见了，”我说，“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白衬衣的？” “是的，”所长说，“就是她。” “我看见她在哭。”我问，“她为什么哭？” “那你去问黄同志是最清楚的。”所长说，看了看我，接着说，“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我脑海里一下浮现黄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嘴上却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调查过吗？是谁勾引谁？” 所长说：“那还用调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说：“没有调查，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所长丧气地说：“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信件，乱糟糟的，一大堆。我一看，发现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有的还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一边看着，一边问所长这些是什么人。所长说，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我越看越怀疑，又问：“怎么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 所长说：“应该是不可能，可到了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希望从她嘴里听到一个否认、甚至是狡辩的声音，可就是听不到啊。”叹口气，又说：“说真的，影响很坏啊，反应很大啊，现在所里开领导会，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否则我说早有人把她拱走了。这个黄依依啊，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到了中国，还在唱西方那边的歌，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嘛，能这样乱来吗？” 我问：“她有家吗？” 所长笑道：“哪个男的能接受她？” 我说：“也许结婚就好了。” 所长说：“你以为她没结过婚？结过两次呢，都离了。” 我问：“这是以前还是现在的事？” 所长说：“有以前的，也有现在的。据说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丈夫是个化学家，老家是福建的，回国前两人离了。回来后不久，她跟电影厂一个摄影师好上了，不久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就因为她在外面有男人。” “她现在有多大年纪？” “三十七八吧。” “有没有小孩？” “没有。” “社会关系复杂吗？” “父母亲在浙江，以前是浙大的老师，现在好像都退休了。还有个哥哥，在上海市政府里工作，说是个什么处长。” “平时工作上敬业吗？” “工作上没问题。”所长说，“毕竟当过诺伊曼助手的，见多识广，科研精神和实力都是所里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也是数一数二。话说回来，要不是这样，谁还留得住她？能留下来，还不是因为她业务上拔尖，用得着。” 我笑了笑，说：“你劝我别要她，不会是个阴谋吧？” 他没有反应过来，问我：“什么阴谋？” 我说：“怕我挖走她啊。” 他苦笑着说：“我倒是希望你挖走她，这不是说我不爱才，而是她在这儿给我制造的麻烦太多，影响太坏！你知道人都在背后说我什么？说我是养了匹马，一匹洋马，整天在院子里溜达，谁想骑都可以；老同志骑了夫妻反目，年轻人骑了后患无穷，真正是一匹害群之马啊，只怕你不敢要。” 我说：“行，那你把她档案调给我看看。” 他问：“你真要她？你们不是特别单位吗？最讲纪律的，合适吗？” 我说：“我要看过档案才能决定。” 但其实，我心里已做了决定：没有比她更合适的！ 博士也要寻欢作乐 从所长那里回来，刚进房间，我就听有人敲门。开门看，门口立着黄依依，她换掉了连衣裙，穿的是一套衬衣裙子，裙子是藏青色的，衬衣是白色的，开口很低，露出胸前一大片白生生的肉，甚至还可以隐隐看到一线乳沟。我的目光无意中碰了一下她胸前的白肉，便触电似地闪开了。 我说：“我正找你呢。” 她说：“我都来第二次了。” 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她递上来一页纸，说：“给你交卷啊。” 说的是另一道数学迷宫题。昨天晚上，她现场解出了两题中的一题，第二题她一时没有思路，带回去做了。刚才，我回来时，看地板上有几页纸，是其他三位候选人中的两人交来的答案。但我看都是错误的，现在我看黄依依解答的程序和结果，完全正确无误，心里一下子生出满满的喜悦，嘴上便客气喊了她一声“黄博士”。 她打断我：“你别这么喊，现在我是你的学生，在被你考试呢。” 我说：“那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 她说：“错不了的。” 我说：“不愧是博士。” 她又打断我：“说过的，不准喊我博士，什么博士，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博士的？” “怎么看？” “白天是博士，晚上不是。” “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博士也是人，到了晚上，照样要寻欢作乐。” 说着，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身子都勾下了。在她勾下身子时，我无意中又看见她的胸脯，满满的，像要从衣服里膨胀出来，诱人得很。我想，看来所长说的没错，我带她走合适吗？这念头刚闪现，又被我掐了。我想，这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去哪里找像她这样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 笑完了，她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刚才不是说在找我嘛，什么事？” 我也是一本正经地说：“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别太难了。”她做出发嗲的样子。 “不难，”我说，“但你必须说真话。” “这没问题，”她爽快地答应道，“问吧，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以前有没有接触过破译密码的工作？” “没有。” “听说过吗？” “听说过。” “愿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不愿意。”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就喜欢呆在这里。” “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知道一点，好像是保密单位的，是吗？” “是的，你愿意去吗？” “不愿意。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了。” “为什么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 “那哪是我这种人呆的地方？” “你是什么人？” “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受纪律约束，最喜欢无拘无束。” 我想了想，责问她：“那你干嘛还来应试？” 她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来应试是真想去你们单位？你们是什么单位我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呢？”笑完了，正了正神色，又说：“说真的，我来应试是想来见识见识你，这几天同事们都在说你这个那个的，我很好奇，就来了。” “就这样？” “就这样的。” “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我说，“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我录取，我们马上将给你办理调动手续。”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她笑吟吟地问我。 “不是玩笑，”我说，“是真的，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材。” “不。”她提高了声音，“你们需要我，可我不需要你们，再说你们也不了解我。” “我们了解你。”我说，“我相信，你去我们单位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 “可我不想！”她大声叫起来，“你知道吗？我不想，希望你别折腾了，我不会跟你走的。” 我平静地说：“已经不行了。” 她呼地站起来：“那不是听你的！”说着要走。 我问：“你去哪里？” 她说：“我找所领导去，我要跟他们说，我不走！” 我说：“他们也要听我的。” 她盯着我好一会儿，突然咬牙切齿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讨厌你！” 我劝她坐下后，说：“看来你对我还真不了解，那么你想不想了解我？我想，反正我已决定要带走你，所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我是特别单位701的负责干部，我现在手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是我看中的人，谁都不能拒绝的，只能跟我走。” “我要不走呢？” “没有这种可能。” “我恳求你。” “我不同意。” 沉默一会，我开始做她工作。我说：“小黄同志，你自己说过，我也知道，你是爱国知识分子，如果国家的安全需要你，我想你总不会拒绝吧，而你将要去从事的工作就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很神圣的。我希望你不要有抵触情绪，调整一下心情，我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后天就跟我走。” 她问：“你们要我去做什么工作？” 我说：“破译乌字一号高级密码。” 尤物——魔女——多情——放浪 先别急着叫我说，先还是来看看这几张照片吧。 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你看，这一张，很清楚的。年轻时我就这个样，还是比较英俊的吧。有人说我鼻子长得很好，鼻梁坚挺，鼻翼收紧，是个可信赖的男人；有人说我嘴巴长得很好，嘴唇厚实，棱角分明，是个沉得住气的男人；有人说我额头长得很好，方正，印堂发亮，是个有出息的男人。再看这一张，我高大着呢，有人说我这身子板是个真正男子汉的身板。人们说，女人都喜欢我这样的男人，沉默，稳重，坚韧，英俊，有前途，有魄力。但说真的，年轻时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过我，我谈对象谈得很困难，谈了三个都不成功，最后还是组织出面解决的。当时，就是见到黄依依时，我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而且是有妇之夫，有子之父，对女人早已经没有概念，没有愿望，没有秘密，甚至连一闪而过的念头都没了。所以，当黄依依对我说出喜欢我的话时，我既没有激动，也没有慌乱，只是一笑了之。 事情出在火车上。 那时候火车车次不像现在这么多，而且，我们701驻地仅仅是个偏僻的小县城，弹丸之地，在我们单位入驻之前，那里甚至还没设火车站，火车每天从它身边喧嚣而过，却从来不肯停下来。火车不是汽车，火车傲慢着呢，不是见人就停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对我们701人来说，火车向来是跟着我们停的。没有铁路，铺过来；没有月台，造起来。就这样，那个弹丸之地，由于我们去了，就有火车乖乖地停下来。但从首都北京过去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车次停靠，而且时间很短，只停三分钟。这趟火车的发车时间是中午11点整。由于黄依依不愿意跟我走，走得有情绪，老是刁难我，一会儿要办这个事，一会儿又要见那个人的，把时间全耽误了，本来我预计是办完手续后第二天就回的，结果不得不拖了一天。拖了一天也不行，11点钟的火车，11点钟时我们才冲进站台。我还要说，火车不是汽车，可以叫得停的。火车傻得很，任凭我叫着，依然傻乎乎地开着，不停下来。我几乎眼看着一节一节装满黑压压人头的车箱，从我跟前缓缓驶过，然后驶出站台，把我气得恨不得把铁轨给掀了！ 错失了它，正常情况下，我们只有改天再走。就是说，我已经耽误了一天，现在还要再耽误一天。关键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我的安全是有一条线在为我负责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负责的，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负责，有时候在我身边，有时候离我远远的，有时候到处都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我的行踪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还没来，他们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来；我还没走，他们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将走。然后，我有理由相信，到这天的11点钟，看我搭乘的火车哐当着驶离站台，他们可能都大功告成地回家了，心里不再有我这个人了。这样想着，我心里禁不住起鸡皮疙瘩。人心里一慌，不免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我私自找到火车站治安大队，亮出我的证件，要求他们替我接通某个电话。我不完全知道这是个什么电话，只知道万一我有事需要紧急处理，可以打这个电话。我在电话上只说了几句话，还没把事情完全说清楚，电话那边的人就对我下了两条命令： 一、原地不动呆着； 二、有人会马上安排我走。 10分钟后，火车站站长出现在我面前。 半个小时后，站长又亲自把我们送上一辆特快列车的一个上等的软卧包厢里。站长告诉我：这趟火车将专门为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弹丸之地停靠半分钟。我受宠若惊，一下想到那个神秘的电话。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电话，甚至现在也不知。但我直觉，并且有理由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很有权威的电话，也许在中南海里面，也许在更秘密的地方。 不用说，这个电话不但免除了我可能有的担惊受怕的等待，而且还让我享尽了旅途的舒适和安静。我以前坐过软卧包间，但都是夹杂在生人中间的，像这样，包间里无一外人的，还是第一次。包间里只有我和黄依依，感觉像是从701切出来的一块空间，我们可以无忌讳地谈701的事情；如果要谈情，也是可以的，无需夹尾巴，无需躲躲闪闪。正是这种独特的条件，促使黄依依开始放肆地对我“吐露衷肠”。 黄依依说：“你这样强迫地调我去你们单位，总不会是因为看上我，想弄我去跟你培养感情的吧？” 老实说，几天来，我对她这种我行我素的谈话，包括行为方式已深有领教，不会再感到唐突和惊乱。所以，我平静地回敬道：“你以为我还是光棍汉，我儿子都十几岁了。” 她说：“有妻有子照样可以培养感情啊。” 我说：“那叫什么，不成了搞腐化？” 她说：“不叫腐化，叫浪漫，难道你从来没有浪漫过吗？” 我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我们就是靠革命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最终解放全中国，”她接过我的话头说，“让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 “对。”我说。 “可我至今还没有家。” “会有的。” “是安慰我吗？” “不。” “可我感到很绝望。”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的人并不喜欢我。” “你喜欢谁？” “你！” 接着她告诉我，她为什么来招待所找我，是因为那天下午，她从操场走过时，不经意抬头看见我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虽然隔得有点远，但她还是被我英俊和凝重的样子深深吸引。 “我相信你也在看我。”她说。 “不可能，”我说，“我第一次见你是在餐厅里。” “我对你笑？” “是的。” “是什么感觉？” “有点与众不同。” “没有暗生欲念吗？” “没有。” “你不喜欢我吗？” “是。” “你是不敢喜欢我。” “也许吧。” “你是个胆小鬼，枉有一副男子汉身材。” “也许吧。” “可我还是喜欢你，握住我的手好吗？” 我理所当然拒绝了她。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一件常人难以启齿的事，她竟可以如此轻松，这般堂皇，没有窘迫，没有顾虑，光明磊落，直截了当，如同一个平常问候，一个正当要求一样，随便吞吐于唇齿间，这是令我惊诧又惊诧的。她确实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很显然，她是个天生丽质的漂亮女人，同时她的知识和身份、地位与其漂亮的容貌一样过人，一样耀眼。这种女人是尤物，亦梦亦幻，可遇不可求。然而，我又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妖精的气质，热艳，妖冶，痴迷，大胆，辛辣，放浪，自私，无忌，无法无天，无羞无耻，像个多情的魔女。 尤物——魔女——漂亮——多情——智慧——放浪——哐当——哐当——火车越驶近701，我心里越发担心，我带回去不是一个破译乌密的数学家，而是一棵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害的大毒草！ 集训 我找来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成了我的一部分。她将来好，有我的一部分；她将来孬，也有我的一部分。出于我一贯的谨慎，加上对黄依依已有的出格言行的忧虑，我回单位后，没有在首长面前过分显摆她的神奇性，包括她对破译乌密所具有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当过冯·诺伊曼的助手，还在莫斯科呆过等，只是笼统地说她是个数学家，生性开放，甚至有点野性子，应该是比较适宜搞破译工作的。这是我的心计，开始不要让人产生过多过高的期望，保守一点，低调一点，这样等出成果时，就更有一份意外，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成果将被人放大地看，放大地说，放大地庆贺，从而放大地感激我慧眼识珠。 破译工作是701的核心，要求破译者政治思想要绝对过硬。为此，所有到701来从事破译工作的人，无一例外，都要去二号山谷的集训中心集训一段时间，期间要完成三项训教任务： 一、思想教育 二、保密教育 三、业务训练 思想教育和保密教育是基础课，通过教育，主要是要让你思想中可能有的杂念私心绝对封存起来，绝对树立起一种为国家利益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并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做到守口如瓶，即使在无意识中也不能泄露自己作为特别单位701破译员的特殊身份。业务训练是专业课，具体又分两大块：一块是熟悉密码情况，比如密码是怎么回事，破译有什么规则和特点，还有一些破译案例介绍和一些模拟破译；另一块是你将来要去破译的密码的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具体系统内部的详情，像黄依依，主要就是要熟悉苏联外交事务的现状、方针、策略等情况。集训时间一般为3个月，结束时组织上将对你进行考评，考评合格者方可转入破译局正式开展工作。 我把黄依依送进集训中心时，心里已经做好3个月后，中心可能对她做出的某种不利的评定，比如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我担心她很可能要露出马脚，让中心抓住辫子，在思想品质一栏里写下危言耸听的评语。对一般人来说，作为破译局局长，我有权因为中心的几句模棱两可的评语而取消此人转正的资格。不过，对黄依依，我已经想好，如果仅仅是男女关系上的问题，我将另眼相看。 但是，3个月结束时，中心对她各方面的评语都出奇地好，无片言微词和中性词，说的都是高度肯定的话，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已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业务训练刻苦（考核成绩全优），保密观念强，平时作风良好等，一堆可圈可点的褒奖之词，看得我倍感欣慰。就这样，黄依依顺顺利利地进了四号山谷：一个被朱红色围墙围得严严密密的幽秘之院，森严之院，绝密之地。 破译局下设五个业务处，黄依依被分到欧洲处。欧洲处是我的娘家，我从那里出来，很熟悉那里的业务和人员情况，当时处长是一个叫陈二湖的老同志。说是老同志，其实也才三十四五岁，但他到701的时间很早，差不多是破译局的元老级人物。他性格比较内向，不爱搭理人，平时除了工作几乎没任何其他爱好和特长。我与他共事四年多，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没有朋友，似乎也不需要。他属于那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人，虽然才情上弱了些，但通过悬梁刺股的苦心钻研，同样抵达了胜利彼岸。可以说，在701破译史上，那么多人，他是付出最多，也是得到最多的人，他破译的密码比谁都多，得到的荣誉和付出的心血也比任何人都多。他是701最宝贵的人，也是我最崇敬的人。不过，在当时，1960年，他的宝贵性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只单独破译过苏联的一部中级密码，另外与人合作破译过K国一部中级密码，算得上是不错的，但不是最优秀的。总的说，他有点大器晚成，到70年代中后期才大放光彩，成了701破译局最耀眼的明星。 那天，是我亲自带车把黄依依从集训中心接出来，然后又送到欧洲处去的。我们破译局在四号山谷，集训中心在二号，中间隔着一个机关大院和两座山。我先去中心接人，中途又在机关办了点事，回来时已经到吃午饭时间，人都陆续在往食堂走。但凭着我对老陈（陈二湖处长）的了解，我还是喊司机去欧洲处办公地。 欧洲处的办公地是一个坐落在山坡的独立四合院，四边都是用条石垒砌的平房，都是一个式样的，一排九间，除去一间作门洞用，总共有35间，围成四方形，中间的院落足有两亩地大，种了一些松树、杉树，树林间有路，可以散步，还有石凳石桌，可以休闲、看书、冥想。门口24小时有把门的。我车子的牌照门卫是认识的，所以车子一在门口停下，门卫就迎上来。我问陈处长在不在，答复说在的。 果不其然吧。 其实，我知道，老陈是向来不吃午饭的，不是因为有胃病的问题，而是因为要保持脑子清醒。人在饥饿中，大脑的思维能力比较活跃，饱了容易瞌睡，古人说弱食强脑，大概指的就是这意思。这就是老陈，陈二湖，把职业当作性命看的，为了破译一部密码，经常把自己弄得苦海无边的。对黄依依，我就希望她有这种精神。换句话说，我是担心她没有这种精神，破釜沉舟的精神。上帝在造人时似乎总是公平的，聪明的人往往缺勤奋，智慧的人往往爱出世，爆发力好的人往往没耐力。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是上帝开小差的结果，上帝让他什么都有了，却让自身的公平没有了。黄依依给我的感觉是天资极好，悟性极高，数学上又有非凡的能力。这种人天生是密码的克星，但她性情中有玩世不恭的东西，这又是人要做大事成大事的大毛病。 我们都疯了 和老陈见面，是在老陈的办公室里。老陈还有专门的破译室，在办公室的南边。我们先是去办公室，看没人才去的破译室的。听到敲门声，老陈出来，看见黄依依，跟见了鬼似地马上关闭了破译室的门，带我们去办公室。听说老陈这人很迷信，从不允许女人进他的破译室，至于为什么会有这迷信，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搞破译的人都有些莫名的禁忌，因为破译工作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智慧和才情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运气是个神乎其神的东西，要抓住它，似乎需要我们也变得神神秘秘的。 进办公室后，我把黄依依介绍给老陈，两人握了握手后，老陈说： “听说你是个数学家？” 黄依依说：“算是吧。” 我说：“不是算，是真格的。” “真也好，假也好，反正以后你不是当数学家，而是当破译员，任务是破译乌密。你的破译室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那边，南楼，左手起第三间，设施都是齐备的，等一会你可以去看看。如果还需要什么，”老陈指着墙上的一帧照片说，“可以找他，他是我们处里的行政参谋。”接着，老陈又指着后面很多人的照片说：“这些是我们处的破译员，总共有X人。既然首长们已经决定，要求把破译乌密作为本处的头号任务来抓，那么按照规定，你可以从这些人中任意挑选一至两名同志，做你的副手。”顿了顿，他又指着一个戴眼镜的老同志说：“但这个人除外。” 黄依依好奇地问：“为什么他要除外？” 老陈示意我来回答，我就告诉她，这位老同志现在身体不好，无法正常工作。其实，他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疯了。 不料，黄依依一语道破：“他是不是疯了？” 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说：“猜的，你看他的目光，多么神经质，这种人离疯狂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我说：“他曾经是这里最了不起的破译家。” 她说：“这种人离圣人也只有一步之遥。” 我说：“他是因为破译密码疯的，用脑过度，脑筋像琴弦一样绷断了。” 她说：“像纳什。” 我问：“谁？” 她说：“世界著名数学家，博弈论大师约翰·纳什，他也是被密码逼疯的。” “其实你也疯了。”老陈突然插话，顿了顿，又说，“我们都疯了。” 一句话把黄依依弄得稀里糊涂的。 其实，我知道老陈想说什么，在关于破译乌密的问题上，老陈始终保留着自己独立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决定破译乌密是武断的，毫无理智可言，荒唐透顶，是异想天开，是疯子的决定。至于理由，他曾在大会小会上都说过，现在他又准备对黄依依说一遍。 老陈说：“首先，谁都知道，乌字一号密码是一部目前欧洲少有的高级密码，保险期限至少在10年之上。这就是说，10年之内，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难以破译它，而我们决定破译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想在目前紧张的外交关系上取得主动权。那么，这种紧张关系究竟会延缓多久？一年？两年？还是10年？20年？我想顶多就是一两年，然后要么是完蛋了，要么就又好了。不管是完蛋，还是又重新好，到那时，我们破译这部密码的价值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变得毫无价值。这就是说，我们要使这部密码具有理想的破译价值，就要求我们在短时间内破译它，顶多就是一两年，而一两年时间我们也许连破译它的门儿都还摸不到。你们现在信誓旦旦的样子，老实说，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疯了，痴了。是痴人说梦，疯人做傻事，不信走着瞧……” 老陈这人就是这样，平时不说话，但一说都是实打实的，不会拐弯，不会躲藏，不会变通，经常把人和事逼入绝境，让人尴尬为难。其实，他说的道理我们不是不明白，但这是上面的决定，我们除了服从又能怎样？我这么一说，老陈又跟我顶上了。 他说：“是上面的决定不错，但既然我们明知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又何必认真，这么兴师动众地执行，还专门找一个数学家来呢。当然，数学家来，我们欢迎，但要我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们应该安排她去破其他密码，至于乌密，随便叫两个人破译，给上面做个样子看看就行了。” 这哪像处长说的话？上面首长要听了，还不撤他的职！不过，我知道，他也不稀罕这个职务。破译局作为一个业务单位，业务强就是最大的职务。无冕之王。 老陈的那套说法，我听过不止一遍，所以也懒得跟他去辩解，不料黄依依却跟他较真上了。黄依依说：“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我是肯定破译不了乌密似的。” 老陈说：“起码在短时间内吧。” “那也不一定，”黄依依简直是抢着往枪口扑，坚定又坚决地说，“所有的密码不就是几道深奥的数学题而已，有那么可怕吗？” 说得我和老陈一时都愣在那儿，许久老陈才回敬道：“行，那就看你的。” 黄依依毫不示弱：“你等着吧。” 狗胆包天 夸海口的事，我见得多，一般说来，我不欣赏这套，不就是嘴上说说而已，谁不会？但黄依依初来乍到就夸下海口，却让我窃喜。这里面有我的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什么？是集训中心王主任对黄依依的评价，那是他代表组织的名义对我说的，是公对公的，硬碰硬的，没有理由可以置疑的。王主任说，我在中心接触过那么多搞破译的，还没见过第二个像黄依依这样对密码有感觉的人，她对密码有种常人不能想像的敏感和直觉，可以见面就熟，可以无师自通。我们中心准备的几部教研密码，以前还没有哪个人在集训期间就把它们解破的，而她到这里后，没有一个月，把它们都解破掉了不说，而且她还能将每部密码的共异性，包括造密者在设计中留下的优劣性，都说得头头是道，好像她曾经参与这些密码的设计似的。 应该说，我也有过类似的体会，当初她不就这样让我一眼看中的吗？这女人身上确实有些叫人匪夷所思的东西，包括头次见面就跟顶头上司叫板，难道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她思想里明显地缺少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开关，不知是因为自恃强大，还是因为天生如此。但不管怎样，她肯定不是个一般人。对一个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容易对她生出幻想。 但容我幻想的时间太短！ 也就是半个多月吧，老陈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谈事，谈到黄依依，他露出一脸不屑：“你恐怕不知道吧。”我问什么事，他说跟集训中心王主任的事。我问他俩有什么事，他欲言又止。 我说：“什么事，你说啊。” 他说：“你真不知道？” 我说：“知道还问你。” 他说：“那你还是去问别人吧，我不便说的。” 我一下火了，骂他：“你放屁！你处里的事情，我不问你去问谁！” “还能有什么事，好着呢。”他顿了顿，又说，“听人说，她现在晚上经常去中心，到天亮才回来。” 从破译局到集训中心，要翻两座山岭，走公路得有七八公里，抄小路也有四五公里，得走上一个多小时。按规定，破译局的人可以出入集训中心，而集训中心的人是不能出入破译局的。就是说，如果他们俩真要干个什么，也真只有黄依依去找他。但我还是有点不相信，一来中心王主任是有妇之夫，量他也不敢；二来黄依依不是夸了海口要破译乌密，哪有精力这样折腾？ 口说无凭，猜想也作不了数，要获得真相，最好办法是把王主任喊来问一问。 王主任虽然是副局级的，可也是一方诸侯，我虽然挂着副院长的名，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诸侯而已，机关的事情管不了的。所以，要“审问”王主任，还必须请首长们出面。大首长当时不在家，在医院，最后我找的是党委书记，二号首长。书记一听我汇报，比我还吃惊，当即打电话把王主任叫到办公室。没想到，个狗日的王主任一听首长问这事，连狡辩都不狡辩一下，就一五一十地都招了！ 原来，两人从见面起没几天就好上了，现在都好几个月了，我们居然还皮毛不知。 事情一败露，当初中心给黄依依出的评语为什么都是好话，也就可想而知。个狗日的姓王的真是狗胆包天！敢玩女人（还不是一般的女人，是我们当宝贝挖来的，要给组织上干大事情的），还敢欺骗组织，书记同志简直火冒三丈，根本不同情他这个那个的讨饶，把事情跟院长和总部都汇报了，并建议作严肃处理。很快，总部发下来一个文件，发到处以上单位和部门，说的就是对王家伙的处理情况：撤消主任职务，开除党籍和公职，押送去灵山劳教所（属于系统内部）劳动教养。 我争取用一年时间把它破了 处分决定下发的当天晚上，黄依依找到我，见面就责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王主任。我正不知怎样来发泄对她的火气，不想她自己找上门来，还神气活现的，一下激起了我的火爆脾气，我大声地呵斥她： “你还有脸来见我！” 她说：“我怎么了？” 我骂：“你自己心里知道！” 她说：“我不知道！”声音有点要跟我一比高低似的，“文件上没说清你们为什么要处理他，只是说他‘道德品质恶劣，影响极坏’，这是指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指我跟他的事，那我告诉你，这跟他无关，是我要跟他好的，你们要处理就处理我，别处理他。” 我说：“你以为我们就听你的？” 她说：“不是听我，而是听事实，你处理人总要根据事实吧，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说：“事实是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招来，不是要你来给我们惹是生非的，而是希望你来挑起重担，建功立业！”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放低声音说：“如果你们还希望我来破译乌密，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处理他。” 我说：“你的意思是如果处理他，你就不破了？” 她说：“我破不了。” 我气得一下站起来，指着她鼻子，声厉色严地警告她：“黄依依，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现在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处理老王就是因为跟你的事。之所以不处理你，是考虑到你在破译乌密。”我拿起处理老王的文件，朝她晃了晃：“如果你因此不想破了，那好，我马上去找首长，再一模一样地签发一份文件，只要把名字改一下，改成黄依依，然后你就跟他一道去灵山劳教所吧。”我越说越气，把文件揉成一团，朝她脸上丢过去：“你是什么人，上班才几天，701的东南西北都还分不清，就想耍大爷脾气，这种人我没见过，也不想见，你走吧！” 她不走，也不跟我认错，只是沉默地坐着。我去外面转一圈回来，她还是没走，老地方坐着，甚至连姿势都没变一下。我心里气还没消，见了人，嘴里又是骂腔骂调的：“喊你走不走，是想跟我闹静坐？还要绝食吗？” 她突然流出两行泪，但说话的声音依然没有一点哭腔，还是字正腔圆的。她说：“确实是我的错，是我……主动的，你跟组织上说一说，不要处理他好不好，我求你啦。” 看着她缓缓滑下的两行泪，我的气开始消退，放低声音问她：“你真想救他？” 她认真地点点头：“他确实是无辜的。” 我说：“现在说无辜已经没有用，说救他还有办法。” 她一下来劲地问：“什么办法？” 我跟她卖关子：“就看你的。” 她很聪明，马上破了我的关子，说：“看我能不能破译乌密？” 我说：“对，只要你能在短时间内破掉乌密，你就是盖世英雄，然后你想把他怎么样都行，这我可以承诺的。” 她问：“这个短时间是指多少时间？” 我说：“在两国关系还是像现在这样紧张、这样微妙、这样前途未卜之前。” 她听了，自言自语道：“这个之前？半年？不大可能。两年？太长了……”接着咬了咬牙，抬起头，决然地对我说：“我争取用一年时间把它破了！” 说完，扬长而去。 她破掉了乌密 我真是个很容易冲动的人，冲动的人往往也是容易轻听轻信的。听着她丢下的话，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背影，我心里反倒是有种欣然，想如果这样把她逼一逼，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破译乌密中，遥远的运气也许就会降临到她头上。我说过，搞破译的人也都是知道的，破译密码，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外，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运气是神秘的东西，但对黄依依来说，也许就在她的勤奋中，她的天资肯定是过人的，她的技术、她的数学上的才能肯定也是无人可比的。这种人只要一门心思扎进乌密里，肯定要比谁都扎得深，扎得远。运气其实就在最深远处。对扎不到深远的人来说，运气天马行空地游荡在一片眩目的黑暗中，想抓住它当然需要靠运气，需要老辈子的坟地冒出缕缕青烟。但对可以扎到深远处的人来说，运气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在你身边游荡着，飞舞着，你不去抓它，说不定它还会自己撞上你。我们经常说，运气来了推不开，躲不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乌密是很高级，但黄依依也非等闲之辈，她曾经是冯·诺伊曼的助手，是掌握世界顶尖级数学奥秘的人。她还在莫斯科呆过，其间和那边的数学家有过非常广泛又深入的接触，说不定还与研制乌密的数学家一起跳过舞，一起罗曼蒂克过呢。 这一些，别人不知道，但我知道。 这也是我之所以在老陈等人对破译乌密不敢奢望的情况下，依然对黄依依寄予如此厚望的资本。应该说，是秘密的资本，因为我从没有把她这些诱人之处告诉过组织。我说过的，这是我的心计。不用说，我比701任何人都希望她破译乌密，我甚至想，只要她适时破译乌密，下一步我说不定就能当上701的最高首长。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我在总部机关工作的老乡私下告诉过我，我们现任院长已在医院里查出身体有大问题，据说是肺癌，需要留在北京做长期治疗。是癌啊，难道还可能再当院长？肯定当不了了。那么，为什么要封锁这消息？我分析是因为上面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在伺机物色人选呢。这种情况下，如果黄依依能顺利破译乌密，真是天助我也。 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命运。 我的命运并不完全在我手上，而是在黄依依手上呢。 但是，从欧洲处传来的有关黄依依的消息实在令我悲观，先是说她跟助手合不来，助手不愿跟她干，自己走掉了。确凿的原因不明确，但私底下有人又在说，是因为她想跟助手好，助手不愿意，两人便龃龉不断，最后只好分道扬镳。这种说法似乎印证了已有的有关她跟王主任的绯闻，从而使得其他同志都“谈她色变”，对她敬而远之，不愿当她助手。没有一个熟悉情况的老同志配合她，这怎么行？为此我亲自做人工作，给她安排了一个女同志当助手。这人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对我一直忠心耿耿的，有她在，我很容易了解到黄依依的情况——她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可说的都不是我想听的。从助手嘴里，我了解到，黄依依每天在破译室里呆的时间还没有人家一半多，即使呆在破译室里，也经常不说正事，老跟她说闲话，谈男人、谈是非、谈梦想，说东道西、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我问助手，她不在破译室里又在哪里？助手说满山谷跑，看闲书、捉小动物、摘野果子，反正跟个孩子似的，见了好玩的就玩、见了好吃的就摘、见了好看的就拣，带回来收藏起来。 这还是开始，似乎只是说明她工作上不用功的一个例证，后来她还沾染上了下棋的恶习。搞破译的人业余时间下下棋是无可厚非的，从理论上说，棋类游戏也是数学游戏，搞破译的人不免会喜欢这种游戏。但游戏终归游戏，不能当饭吃的，而助手告诉我，黄依依现在经常把大块大块的时间虚掷在棋盘上，见棋就要下，什么时间都下，有时候上班时间也在偷偷地下。她的棋术很好，什么棋都会下，什么棋都下得好，经常输得人心服口服的。随着她棋术的好名声不断传出去，必然地引来更多对手，他们经常悄悄找她对弈，而她总是有求必应。别人是用业余时间来跟她下的，但她却要把什么时间都拿出来，因为找她的人太多。她是个人，别人是大家，就是这样的。 年底，破译局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台上台下坐满了人，我当然是坐在台上的，所以看下面看得一清二楚。我注意到，黄依依和前座一个人，看起来都正襟危坐的，但两个人的嘴皮子老是像一唱一和地在动，可能还发出声音，引得旁人经常顾看他们。我不知她们在闹什么名堂，后来有人喊我出去接个电话，回来时我有意绕到她们背后站了一会，发现两个人原来是在下盲棋！ 会后，我找她谈话，狠狠地批评了她，当中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如果你这个样子能破译乌密，我就在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是的，我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能破译乌密，我就在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确实是气话，很难听。气话总是说得很难听，说过后又难免要后悔。但是我不后悔。为什么？因为我静下心来想想，觉得我这话说得并不过分，无需后悔。我前面说过，要想在短时间内破译乌密，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是痴心妄想，是痴人说梦。现在，看黄依依这种表现，给人的感觉，实在太不像干大事的样儿。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像她这样整天玩世不恭、不思进取、冥顽不化的样子，要在短时间内破译乌密，别说行不行，想一想都觉得可笑。所以，我这话气人是气人，但道出的是事实，是真言，是实话，而不是咒语，用不着后悔的。我真的一点也不后悔。 但是，结果我真的不得不后悔，因为——她破掉了乌密！ 想不到吧。 谁想得到？ 谁都想不到！ 我要吃你用手板心煎出来的鱼 事情说来跟假的似的。 那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事情，有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跟下面一位处长谈事，黄依依的助手，就是我安排的那位助手，突然冲进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黄依依心脏病突发，正在医院里，要我赶紧去看看。听她这话，再看她着急的样子，我以为病情已到了难以抢救的地步，要我去是告别的。但助手又说，抢救是已经抢救过来，听医生说目前不会有事的，只是需要好生休养一段时间。既然这样，我想，有必要这么急切地去看她，跟救火似的？完全可以改个时间嘛。我这样想了，也这么说了，喊助手先回去，我改日再去医院看她。可助手说黄依依有要紧事跟我谈，要求我现在就去。我问什么事，她说不知道。不过，助手强调道，她说事情很重要，你应该放下所有事情，马上去见她。 我心想，去见鬼！ 到医院一看，黄依依虽然躺在病房里，医生正在给她输液，但总的感觉还是不像重病在身，见了我笑得咯咯响。医生说，刚才以为是突发性心脏病，大家很紧张，其实只是一般性的昏厥，可能是太疲劳引起的，现在没事了，也不会有事的。我接着医生的话，对黄依依说： “听见了没有，只是一般性昏迷，用不着这么紧张的，把我跟救火似的喊来。” 她笑着说：“我当然要喊你来，我有事要跟你说嘛。” 我不客气地说：“你有事应该到我办公室去说。” 她说：“我不在输液嘛，怎么去？” 我说：“那就等输完液再去。” 她说：“不，我要现在说。” 我说：“说吧，我听着，什么事。” 她说：“你把耳朵给我。” 荒唐！当着医生护士助手的面，要跟我说悄悄话，这叫哪门子事？我很生气，指责她：“你有事就说，否则我走了。” 她说：“是工作上的事，我能这样跟你说吗？要不你请他们走开。” 医生护士听了这话，很知趣地出去了。我什么也不说，不开腔，只冷冷地看着她，等着看她要搞什么鬼名堂。确实是鬼名堂，她要我伸出手来。我当然不伸，我怎么可能被下属当猴耍？我沉下脸，厉声厉色地警告她：“有事快说，我没那么多闲心！” 她也沉下脸，回敬我：“我要吃你用手板心煎出来的鱼！” 事情真的跟假的一样。 但真的就是真的，哪怕跟假的一样。 据当时有关权威人士说，黄依依干的事无异于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瞅见了赫鲁晓夫的底牌。 破译乌密，等于是让黄依依由鸡变了凤凰。荣誉自然是不要说的，反正只要是我们701人沾得到的荣誉，都无不成了她的囊中物，胸前头上的挂戴满了，她不要也是她的。她要什么，只要开口就是她的；不便开口，有一定的暗示也行。人到这份儿上就成了人上人，也可以说不是人，而是神、是灵，呼风唤雨、遮天蔽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所以说，人要变起来也是说变就变的，从昨天那个玩世不恭、令人满腹疑虑的人，到今天这个璀璨夺目的模样，她似乎并没有经受什么特别考验和折磨，而只是短暂地昏迷了一会儿而已。现在的她，像明月一样当空挂着，人们无不仰望她、崇敬她——黄依依！ 张国庆 我等着她来找我“秋后算账”，那是我对她的承诺，就是关于集训中心王主任的“转世问题”。我料定她一定会来找我的，我私下也在有意做些铺垫和准备工作，以便她来向我开口之时，我即可豪爽地应允她。可她却一直不来找我，最后还是我主动找她的。 我说：“老王的事情，我是有言在先的，你看需要我怎么办理？” 她像陷入了沉思一样沉默着，很久才抬起头，告诉我说：“现在我有一件比老王的事情更需要组织上解决的事情。” 我问是什么事情，她说是通讯处张国庆的事情。 说起张国庆，也是个701人所皆知的人物，他以前是我们监听局机要处的机要员，负责译电工作，701内部所有的机密文件，都要从他手头过。他妻子是我们医院的内科护士，是个胶东人，长得人高马大的，脾气也很大。据说，张国庆很怕她，两人一旦吵嘴，女人经常大打出手，打起来，手里抓到什么，都敢往男人身上甩去。有一次甩过去的是一把医用手术剪子，闪着银光飞过去，一下插在了张国庆的肩膀上。张国庆怕老婆的事情，大概就是从此名声在外的。不过，又听说，女人是很爱丈夫的，张国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做，女人还给他洗脚，剪指甲。她在外面总是说张国庆怎么怎么的好，她是怎么怎么地爱他，离不开他，以至他不在家时她连觉都睡不着，等等。但是，张国庆总是要离开她的，因为他的工作决定他经常要去总部出差。3年前的一天，张国庆去总部出差回来，以往他总是先回单位，把随身带的文件放好后再回家。但是，那天的火车晚点好几个小时，到701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如果再去单位——在四号山谷，再返回一号山谷——回家，起码又要折腾个把小时。他不想折腾，于是直接回了家，根本没想到这会给他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退一步说，如果第二天他早点起床去单位，事情也是不会出的。但是，张国庆要起床时，老婆提醒他，今天是星期日，意思是你多睡一会儿吧。这一睡就是一个大懒觉。这个大懒觉可睡出了大问题！等他醒来，已是10点来钟，家里空荡荡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妻子不在家是想得到的，因为是星期天，院子里的家属一般都要跟单位的班车去镇上采购东西，一周仅此一回，是过了这村没这店的，错过了，下周的柴米油盐都可能要成问题。一般妻子是不带孩子走的，反正张国庆在家，有人带。但是，你知道，张国庆妻子平时对丈夫是很好的，她想让丈夫睡得安稳，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是男孩，只有7岁，刚上小学，以往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有点东西送他。这次，父亲深夜回来，他不知要送什么东西，当然要翻翻父亲的包。母亲去食堂买馒头了，父亲还在睡觉，屋子里等于没有人，于是他立刻拉开父亲的皮包，并且马上找到一份属于他的礼物：一小袋纸包糖，一盒小饼干。他先剥了粒糖吃，一边吃着，一边继续翻找。于是翻到一个文件袋，里面都是机要文件。对文件孩子是不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纸张，这么白花花的，光亮亮的，他见了手忍不住去摸，一摸，又硬又滑的，哪像是纸，简直是叠飞机的上好材料。到这时候，张国庆命运中的劫数开始作怪了，孩子看袋子里这样的纸有厚厚的一沓，装订成一份又一份的，有十几份呢，他想抽掉一份，谁知道呢？于是他“聪明地”抽出一份，转移到自己的书包里。吃过早饭，母亲喊他一起走，他想出去正好可以叠飞机玩，便把书包挎在了肩膀上。母亲说，这不是去上学，是去镇上买东西，你背书包干什么？他说，我要做作业——到时，你去买东西，我在车上做作业。母亲听了，简直对儿子的刻苦学习有点感动。两个小时后，张国庆起床，马上注意到包的拉链开着。他是个机要员，十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格外关心里面的文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少了一份！他几乎笃定是年仅7岁的儿子干的坏事，急忙出门去找儿子。院子都找了，左邻右舍都问了，不见孩子的影，估计是跟他妈去镇上了。这个可能的事实让他吓坏了，因为如果文件确实在他孩子手上，出不出院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要改变性质的。事后，也正是这一点，把张国庆全家都毁了！ 长话短讲，当张国庆见到孩子时（在半路上，一方赶出去，另一方正返回），看孩子手上正捏着用文件的半页纸叠的飞机。据孩子事后说，因为文件纸较大（16开），他是对开来用的，这样一页纸可以叠两架飞机。在母亲去街上买东西时，他没有跟去，而是以做作业的名义，留在停车站里，与院里同来的另一个孩子一道叠飞机玩。文件共有4页，按每页两架计，他们应该可以叠出8架飞机。事实也是如此。但现在他们每人手头只有一架，两人就是两架，其余几架，有的飞上屋顶，有的坠入人流，不知去向，有的当场被镇上其他孩子抢走。后来返回停车场去找，总算又找回来4架，应该说还算不错的。但是，丢失的两架，其造成的损失，似乎不亚于丢失了两架真飞机，整个701上下都在为之惊心，都在危言耸听地谈论。处分是免不了的，而且一定不会轻。最后，张国庆老婆被开除公职，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张国庆因为两个有利因素一定程度地保护了他，一个他是党员，有种说法，开除党籍可以抵3年罪。就是说，开除了他党籍，等于是判了他3年徒刑。另一个他是机要员，身上有高等级的保密度，不便流入社会，可以说他的公职不是想开除就能开除的。所以，最后他公职还是保住了，只是离开了机要处——他不配！行政级别由21级降到了最低：24级。国家干部制度上其实是没有24级这一说的，最低也是23级，所谓24级，其实是下面单位自己搞的名堂，一般是提干第一年，或者学校毕业第一年，都按24级来看待，有点预备党员的意思，一年内如果不犯错误，即可转正。 有人说，对张国庆妻子的处理有些过重，其实，正是因为不能正常地处理张国庆，才这么重地处理她的。她是替丈夫和孩子受过，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没什么可冤屈的。没有冤屈，组织上是不会来给她翻案的，谁想到黄依依不知怎么的要来行这个好。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得很含糊，只是说一个人7岁时犯下的错误，要让一家三口都付出一生的代价，挺冤枉，也挺可怜的。 我说：“老王在灵山劳教所里也挺可怜的。” 我其实是希望她把老王“赎”出来，一来老王的下场毕竟跟她有关，二来这也是我对她有过的承诺。可是，她巧妙地给了我一“将军”。 她说：“你的意思是把老王的事情和张国庆的事情一并解决了，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我说：“我的意思是先把老王的事情解决了。” 她说：“不，如果两个事情只能先解决一个，那么先解决张国庆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没有为什么。” 应该说，她为什么要搭救老王，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可为什么要施恩张国庆，这事情很叫我费解。既然费解，我不免要去底下打探打探，结果又探到一个“大地雷”——两人原来相好着呢。就是说，张国庆的情况，其实跟老王的情况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他俩相好的事外界所知不多。这得益于两人在一个单位，客观条件比较好，行动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像老王，在不同单位，做起事来动作大，跑来跑去的，容易被人觉察。再说，两人当时一个是孤男，一个是寡女，可能这种现状人们相对要容易给予一定的谅解，所以流言蜚语的辐射力也不是太强。 我没有像对待老王一样，把张国庆叫来“审一审”，而是择日又找到黄依依。我想让她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现在她与张国庆的关系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但如果组织上根据她的要求，把张国庆老婆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可能她与张国庆的事情全701都会知道，这是要破坏她目前已有的光辉形象的。总之，一句话：我认为，她不该管张国庆的问题，不是管不了，而是管不得；管了，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对她是很不利的。我觉得我说的没错，而且都是为她好，哪知她根本不领情，说的话很难听。 她说：“张国庆的事情我是管定了的，你不管可以，我去找其他人管就是。” 话说到这份儿上，我只有管。老实说，这个时候，她绝对是个神，可以呼风唤雨，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做到说一不二。就是说，即便我不当这个好人，自有人会来当。但如果让别人当了这个好人，等于是我得罪了她，进一步说，也等于是我在通往院长的路上自己替自己找了麻烦。那时候，上面首长来，哪一个不要见见她？都要见她！她借机奏你一本，或者美言你几句，对她那是顺手牵羊的事，而对你就是改变命运的事。什么叫一言九鼎？那时候她说的就是一言九鼎。我可没这么傻，好好地去得罪她，让别人来白拣一个便宜。所以，我看她执意要解决张国庆的事，同时又表示，如果能一起解决老王的事，是最好不过的，我就索性给她来了一个“最好不过的”，专程跑了一趟总部，把两个人的问题一并解决了。 说真的，当时组织上对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慎重考虑，尽量满足她。而像张国庆和老王这种问题，都是单位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她出面了，要求了，也就解决了，不会有什么难度的。 张国庆的老婆 我们701总的来说是个很封闭的单位，正因为封闭，与外界无关，内部有什么事，所以都传得飞快。像张国庆和老王，在701本来就是无人不晓的著名人物，黄依依保救他俩，等于是在新闻上面又制造新闻，转眼就在人们嘴里吐进吐出，风靡一时，无人不知。喊黄依依什么“天使”、“有问题的天使”，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想想看也真是，什么人能把他俩从地狱里搭救出来？没有人，只有天使！然后，再想想，什么人能这么神奇地破译乌密？也只有天使！天使的称谓对黄依依说，似乎是双重地贴切，所以一喊就喊开了。 随着天使之名传开的同时，有关她跟张国庆的私情也开始秘密传播开来。这在我意料之中，不奇怪的，好事者都会这样去猜想、去探听、去证实、去传说。这样，如果让张国庆老婆回来，重新安置在701医院里，隔墙有耳，总有一天要事发。所以，出于“保密”需要，我们特意将张国庆老婆安排到镇子上，还是在医院里，县人民医院，还是当护士。老王是他自己要求不回培训中心的，他大概是觉得回来面子上太过不去，所以选择了远走高飞，去了我们701在外地的一个分局，离这边很远。这也意味着今后他与黄依依难能有直接或深刻的交往。 但张国庆老婆不一样，虽然单位在镇上，家还在701这边，每天都回来。她叫什么？张国庆老婆，我一直在想，好像在嘴边，可就是说不出口。我为什么想要她的名字，是因为下面的故事跟她有关，没有名字不好说的。但确实想不起来，可能也只有这样说了。她，就是张国庆老婆，以前在701也好，现在去地方也好，我跟她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也不需要她，完全可以无视她的存在。但是，由于黄依依跟她男人的关系，她回来之后，我心里老是有她的影子，担心她知道真相，闹出事情来。我听医院的人说，她有点泼。俗话说，世间有两种人最烦人：泼的女人，谄的男人。这里的烦是指是非多，容易惹是生非。现在，是非已经明摆着呢，我确实担心她一旦得知实情会大肆撒泼，闹得鸡犬不宁，影响黄依依的名誉和破译工作。外人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乌密破译后，上级对我们欧洲处的破译任务已经有新的指示，要求我们今后重点要破译苏联军事密码。因为黄依依对苏联情况比较了解，此时的欧洲处处长一职，谁都没她称职，因而非她莫属。就这样，黄依依走马上任，成了该处历史上第五任处长。 一个人，如果情感和生活上生出是非，后院起火，肯定要影响工作。有些人的工作影响就影响了，不怕，起码用不着我怕，但黄依依的我怕，她现在是一处之长，整个破译局的核心人物，也是701的典型，出了事，就是全局的事，就是我当局长的事，所以我当然要重点保护。而说到保护，什么安全啊、身体啊、饮食啊，等等，都容易，难就难在张国庆老婆那边，就怕她知情闹事。这我是有心而无力，不知如何去着手防预，万一闹起来又不知如何收场。总之，这事情想起来很头痛，似乎只能听天由命。 张国庆老婆来了。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张国庆老婆那边安静得很，无任何不祥不妙的声响或迹象。就是说，我担心的事没有出现，而我盼望中的事倒是如期而来：黄依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牵头破掉三部苏联军事方面的中级密码。这真正叫报喜不报忧！而且，仔细想一想，这是最好不过的兆头，简直要叫人高兴死。因为，不管是张国庆老婆那边，还是破译密码这边，开头的一两个月是最重要的，说过去就过去了，说过不去就过不去。万事开头难，这话放在什么事上都合适！看看过去的两个月，我感觉自己仿佛有神灵保佑，事事如意，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